美國東方大學教授段建華
⑴ 湖南漣源
基本概況漣源市位於湖南省中部，漣水源頭。地理坐標為東經111°33′-112°2′，緯27°27′-28°2′。東毗婁底、雙峰，南接邵東、新邵，西鄰新化、冷水江，北連安化、寧鄉。東西最大寬度40千米，南北最大長度65千米。總面積1895平方千米。總人口109萬人（2003年）。
市人民政府駐藍田街道，郵編：417100。代碼：431382。區號：0738。拼音：Lianyuan Shi。 [編輯本段]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漣源地處湖南的幾何中心，具有獨特的交通區位優勢，湘黔線和國道207線交匯處,正在修建的二廣高速和婁新高速在漣源東交匯,漣源將成為湖南的交通樞紐,還有正在改擴建二級標準的國道207,省道210及正在規劃中的滬昆高鐵漣源段將為漣源經濟發展帶來巨大人氣和才氣,漣源礦產資源煤鎂石膏等和旅遊資源龍山國家森林公園,眉江省級地質公園,楊市古鎮等。這一切將為漣源今後的發展奠定更好的基礎.經過多年的發展，漣源在工業上已形成了採掘、機械、建材、冶金、制葯、化工、食品加工、日用產品生產八大體系。通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造提升，一批以現代企業管理和高新技術為特徵的外向型企業迅速崛起。農業通過大力優化結構，發展「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逐步構建了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經營、社會化服務的農業產業化體系。第三產業不斷壯大，物流配送、連鎖經營、品牌專賣、特許加盟、貨運倉儲和電子商務等新型商業已成為漣源商業的主流。工業、農業、旅遊業等三次產業三駕馬車齊馳並進，將漣源經濟帶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 [編輯本段]歷史沿革漣源一帶原為少數民族雜居之地，相傳先民們是盤古的後裔，屬三苗、九黎集團，出自五帝中的顓頊。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先民們與黃河流域的華夏和東夷進行了激烈的爭奪，但最後失敗了，大部分被迫向南遷徙，現今貴州、雲南一帶的少數民族很多是這一帶移民的後裔，剩下的部分被西漢以來不斷大量南移的中原漢人(特別是江西人)融合、同化，從而形成今天漣源市漢族人佔99.9％的民族格局。漣源城區藍田是一座擁有600多年歷史的古鎮。早在明清時期，就是連結湘中、湘西的重要商埠。制鍋、造紙、印染等手工業聞名遐邇。抗戰時期，國立師范大學等十多所大中學校遷入藍田，一時文化教育、商業貿易之盛，使這座古鎮贏得了「小南京」的美譽，藍田成了當時中國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就是在此執教時以藍田為背景創作的。正是由於這樣深厚文化基因的孕育，漣源文化教育長盛不衰，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漣源先後榮獲「全國先進文化市」、「全國先進體育市」稱號，並連續三次被評為「全國雙擁模範城」。 [編輯本段]行政區劃原分屬邵陽、安化、新化、湘鄉地，1952年析上述四縣置藍田縣。同年，因與陝西藍田縣重名，而更名為漣源縣，以地處漣水源頭而得名。1961年析置出婁底市。1987年漣源撤縣設市，目前隸屬於地級婁底市。
漣源市轄1個街道、15個鎮、4個鄉：藍田街道、六畝塘鎮、石馬山鎮、安平鎮、湄江鎮、伏口鎮、橋頭河鎮、七星街鎮、楊市鎮、楓坪鎮、斗笠山鎮、水洞底鎮、白馬鎮、茅塘鎮、荷塘鎮、金石鎮、三甲鄉、龍塘鄉、古塘鄉、渡頭塘鄉。 [編輯本段]自然資源漣源境內礦產資源和旅遊資源十分豐富。素有「煤礦之鄉」、「建材之鄉」和「有色金屬之鄉」之美稱。已探明儲量的礦產資源有煤、鐵、錳、銻、銅、鉛鋅、硅石等40餘種，其中煤炭儲量4.36億噸，是全國100個重點產煤縣市之一。漣源旅遊資源得天獨厚，全省十五個重點景區之一的湄江風景區以其神奇的地質地貌、奇山、秀水、妙洞組合的自然風光成為三湘一秀，目前正申報國家地質公園。南部的龍山森林公園既是一個大自然的博物館，又是一座天然氧吧，山頂昂然獨立著一座明代建築「葯王殿」吸引著許許多多海內外遊人前來祈福求葯。 [編輯本段]地理氣候漣源地處雪峰山東南麓，全市地形多為丘陵和山地，年平均氣溫16℃，降水量1328毫米。農業主產水稻、甘薯、柑橘、茶葉和豬、牛、羊畜養等。
境內最高峰龍山嶽坪峰上有建於唐代的葯王廟，是湖南省的重要古跡。另外還有七星寨、湄江、紅水嶺等風景名勝。北部湄江風景秀麗，堪稱三湘一秀；南部龍山被稱為「天下葯山」、「植物王國」、「天然氧吧」；白馬湖風光秀麗，被譽為「湘中明珠」。 [編輯本段]漣源名人漣源，各行人才輩出，各業英雄聚集，各職精英眾多！
從王魯湘，顏長珂到梁穩根，從顏家龍到蔣牧良，
從余彭年到李普，從李忠熙到譚談，
從張信威到李聚奎，從劉克詳到曾益新，
從李燮和到劉海藩，從梁一鳴到蕭育軒．
一、軍界
李聚奎，上將，軍事家，革命家，開國上將，中顧委委員
毛炳文，中將，國民黨軍長
陳浴新，中將，國民革命軍中將，省人民政府委員,
羅 雲，少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
謝玉久，少將，山西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李紹庄，少將，廣西軍區副司令員，漣源市安平鎮人
毛國斌，少將，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曾求騰，少將，湖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2002年晉升少將軍銜
梁祗六，少將，抗日戰爭，中國軍第15師師長
曾震五，國民黨第八補給區司令
李 渾，湘西剿匪第一縱隊副司令員
彭漢祥，廣西貴港軍分區政委
梁巨祥，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正師職研究員，畢業於湖南大學
二、政界
劉海藩，原中央黨校副校長（正部級），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
李 普，新華社副社長，曾任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劉公泰，湖南省政法委書記
梁一鳴，內蒙自治區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吳奇修，湖南省糧食局局長，原湖南團省委書記，冷水江市市長，高級經濟師
傅國良，湖南省體育局局長
譚顯棟，原婁底市委政法委書記
易春陽，婁底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書記
易煉紅，湖南省岳陽市委書記
鄧鴻章，原零陵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
吳伯勛，湖南省邵陽市委常委，市軍分區政委
周若鵬，現任婁底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高超群，婁底市人大副主任
王多全，婁底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黨組成員、機關黨委書記
陽花萼，原婁底地區行署副專員
王信卿，婁底市委巡視員
周世輝，婁底市委副巡視員
胡衛平，婁底市委副巡視員
吳建平，湖南省新化縣委書記
謝克球，廣東省中山市經貿局局長
毛建華，婁底市政協副主席
梁克和，婁底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周興和，婁底市領導
張怡中，漣源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李周書，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原黨委書記
廖美南，珠海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副總站長，珠海市政協常委
三、科學界
張信威，中國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導師
曾益新，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
梁正漢，主任醫師，現任湖南省結核病學會副主委
朱 菱， 電機設計專家
劉靜安，教授級高工，西南鋁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工程師
梁甸農，教授，國防科技大學電子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電子學會會士
梁從新，博士，美國資深葯物研究科學家
譚顯裕，研究員，畢業於電子科技大學，華中精密儀器廠高級工程師,
蔣繼穆，北京有色冶金設計總院原副院長
李鼎權，教授級高級工程，歷任長沙冶金設計研究總院副總工程師,
梅文華，空氣級專家，空軍第一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空軍工程大學碩士生導師
李忠熙，電腦專家，美籍華人，100名華人科學家之一，加州大學終身教授。
梁希傑，地理學家
毛建華，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長沙礦山研究院高級工程師
四、教育界
王魯湘，教授，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鳳凰衛視中文台《縱橫中國》的總策劃
王篤初，教授，主任醫師。湘雅醫院輸血科第二任科主任．
彭補拙，教授，南京大學博導
陳初生，教授，暨南大學藝術中心主任、書法碩士研究生導師
譚載喜，教授，留英碩士、博士，碩導、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生導師。
吳次銓，教授，湖南農業大學關工委主任
劉新祥，教授，湖南中醫附屬第二醫院主任醫師
羅爾純，教授，中央美術學院、被譽為「東方梵谷」的油畫家、國畫家
鄧樂群，教授，江蘇南通大學歷史系
李冬林，教授，女,湘潭大學黨委組織部部長、
劉楚魁，教授，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副校長和副廳級督導員，湖南省社會學會副會長．
顏日初，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導
石冰心，教授，華中科技大學電子與信息工程系博士生導師
邱均平，教授，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
劉克詳，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導
顏家壬，教授，湖南師范大學物理系教授
楊竹林，教授，博士，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博士生導師
易克初，教授，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博士導師
戴培根，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地學與環境工程學院院長
蕭鐵肩，教授，中南大學鐵道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顏達予，教授，中科大研究生院
曾肯成，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
謝求成，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家
郭建勛，教授，湖南大學教授，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
周雄文，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湖南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
五、商界
余彭年，中國第一慈善家, 深圳彭年集團董事長
梁穩根，湖南首富，三一集團董事長，
肖自江，湖南五江輕化集團董事長，"全國創業之星"
劉曉劍，長沙聖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朱汝安，湖南三星投資集團董事長，漣源荷塘鎮人，廣東湖南商會副會長
譚柱中，貴州大龍錳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全國電解金屬錳廠長(經理)聯誼會會長
毛友儉，婁底鵬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漣源荷塘鎮人
毛炳儉，婁底鵬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
曾儉華，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行長，管理學博士，高級經濟師
石海澄，漣源市田心衛生院院長，主任醫師，省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
賀迪輝，珠海國麗裝飾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新華，廣東經促會會長，七星街鎮人
肖 軍，省科協科技園董事長
曾赳雄，湖南天雄企業集團總經理
姚德超，中國總會計師協會副秘書長，原一汽集團副總經理
六、歷史名人
李燮和，中國同盟會會員，光復軍總司令，辛亥革命元勛
李續賓，湘軍主將
譚醉秋，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的老師，解放後毛澤東特約譚老北上
羅宗翰，革命先烈
劉若文，革命先烈
謝振定，清代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不畏權勢、敢斗和珅的「燒車御史」
七、其它
譚 談，中國作協副主席，前湖南省文聯主席
梁山鳴，湖南漣源人，現為漣鋼書法家協會主席，婁底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湖南省書法家協會理事。
易元和，中國版畫家協會會員，湖南美術家協會會員，香港工筆畫家協會藝術顧問，《天涯無處不奇觀》入選法國盧浮宮國際美術沙龍展並獲特等獎殊榮，獲此殊榮中國第二人
顏家龍，書法家，畫家
梁新春，香港《大公報》原副社長、第一副總編，《湖南日報》原社長、總編輯，
李野光，原名李光鑒，著名翻譯家和作家
李梅彬，英文中國體育雜志社原副總編、編審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梁世德，台灣著名書畫家，漣源市三甲鄉人
顏長珂，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研究員
蕭育軒，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著名作家
毛用和，著名畫家
吳鳳之，吳鳳緣,吳鳳翔兄妹，著名書畫家
羅和秋，組織人事專家
梁紹輝，歷史學家
蔣牧良，原名希仲，湖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湖南分會主席
陳野平，捨己救人的優秀共青團員，優秀大學生
梁綸才，漣源人，著名翻譯家，社會學家
蕭有愷，著名畫家
廖遇平，放療專家
廖志理，著名作家
吳干呈，全國優秀人民警察，湘中名捕 [編輯本段]相關鏈接中國·漣源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lianyuan.gov.cn
⑵ 楊振寧為祖國作了什麼奉獻
楊振寧50年騙術的最後結局！
1. 楊振寧自稱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第二個。在瑞典諾貝爾獎記錄中，獲獎人是李政道，楊振寧，國籍：中國(R.O.C.);獲獎論文的作者是李政道，楊振寧。
2. 楊振寧到1997年被紐約大學石溪分校退休。楊振寧不得不在1997年之後到香港來混混，現在在清華大學，由全國納稅人給他享受部長級待遇，住1000萬元的別墅（二層樓，有電梯），每年消耗全國納稅人大約幾百萬元。再看再李政道將其畢生積蓄30萬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義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獎勵中國5所大學的本科生從事科研輔助工作。
3. 楊振寧的謊言成了習慣，居然在全中國人們的面前出世了天大的謊言：「中國人即將獲得諾貝爾數學獎」，但是諾貝爾獎中並沒有數學獎。
4. 楊振寧講清華大學的學生質量比美國哈佛大學（世界排名在一二之間）好。獲得√√
5. 「知子莫若父」
楊振寧父親談楊振寧：中國科學院外事部門的負責人朱永行先生的回憶：「由於當時周總理和我們大家都十分關心您和楊振寧先生，所以對您和夫人去探望楊武之先生以及楊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緊緊握您手說的，是振寧不好，振寧對不起朋友。我們大家都十分感動，印象很深。」 朱永行 2005年3月16日
6. 楊振寧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後，居然又出來說謊，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講話。幸而當時在場的還有中國科學院的人。
7. 科學院
周總理也知道楊振寧父親講的話：「是振寧不好，振寧對不起朋友。」
8. 李政道在1959年就是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是一個很高的榮譽，這不僅要講學術水平，還要講人品的！ 楊振寧至今還不是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可見在美國科學界對楊振寧的人品評價不好。
9. 李政道在1963年就升任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教授，而楊振寧恰沒有著名大學聘請他為講座教授，這是客觀事實。楊振寧只有1966年到剛組建的紐約大學石溪分校這樣的新學校才當上了講座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創辦之時，原本是為了培訓能教授中學數理知識的師資而成立的一所學府。初建校時學生僅有一百人。紐約大學石溪分校學校就比哥倫比亞大學差很多, 2010年哥倫比亞大學在美國大學排名第8，世界排名第10。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和教授中一共有87人獲得過諾貝爾獎，包括奧巴馬總統在內的三位美國總統是該校的畢業生。是世界最具聲望的高等學府之一。在哥大的校友中還有中國的名人顧維鈞、蔣廷黻（原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馬寅初（原北京大學校長）、宋子文、馮友蘭、吳健雄（前美國物理學會主席）、徐光憲（著名物理化學家，2008年榮獲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等。
石溪分校在美國大學排名原來排名大約在200名左右。1966年引進了還沒有當上講座教授的楊振寧，算是有了一個獲得過諾貝爾獎的人（中國很多人不知道，紐約大學石溪分校就像中國一所地方大學的某一分校一樣。清華大學到這樣的大學去引進人才，又是被紐約大學石溪分校退休的人才，又是高價收購，實在是在清華大學自己在貶低清華大學。現在中國前10位的大學引進人才也要求是世界100強的大學的教授。清華大學自己的排名也遠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之前，何苦為之）。楊振寧1997年被退休以來10多年，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發展很大，在美國排名上升很快，2010年紐約大學石溪分校在美國排名100位左右。世界大學排名在100位之內與中國有關的有：香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國台灣台灣大學等。這些大學的世界排名都遠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之前。
10. 即使這樣，楊振寧到1997年也被紐約大學石溪分校退休，而李政道至今仍然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教授。
（）其實之前很久，我早就對楊博士的人品很不以為然了。我對楊博士的人品不以為然倒不是因為楊博士只是把「愛國」的空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在退休之後回國來撿便宜養老也拒不放棄美國國籍；甚至也不是楊博士對中國的建設寸功未立而恬著臉退休以後到中國來撈厚票子、大房子、高帽子、神位子的「四子登科」（；而是因為楊博士在他的看家本錢───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上採取的卑劣手段。
「宇稱不守恆定律」的獲獎，外界一般認為這是楊博士和李博士出於共同的合作的成果。其實根據曾任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女性會長的美國物理學界泰斗級老前輩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和美國物理學家史瓦茲（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等許多科學家的回憶錄和實驗報告記述，第一個革命性地提出「宇稱不守恆定律」證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楊振寧，對此激烈反對的楊振寧被李政道博士說服之後，就懷著摘果子的心理馬上勸說李博士不要立即公開發表，而表示願意和李博士合作進行完善後再發表，李博士對此表示贊同，並大度地以李楊兩人的名義共同發表研究成果，楊振寧在這個問題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個星期的時間，由李政道寫出論文，楊振寧為第二作者。次年遂以李楊兩人的名義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楊振寧在李政道指導下工作二個星期而獲得諾貝爾獎。這是楊振寧個人投入產出比最高的論文，應該也是世界上個人投入產出比最高的論文。而同時的李政道和吳健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的投入比楊振寧至少多了100倍。
美國物理學界對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頗有微詞的原因。
美國物理學界相互交流是非常頻繁和清晰的。相互之間十分了解和尊重。李政道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思想在此之前與很多美國物理學家交流過，大家都認為這是Good Idea. Idea是科學創新最重要的。楊振寧在獲得諾貝爾獎的論文研究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個星期的時間作了一點分析，就得了諾貝爾獎。實在是太容易。實際上，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與李政道一起做，我們中國很多物理學家也能夠做出楊振寧的工作。這是因為有了李政道創造性的Idea和已經開始了的基礎。
另一方面，李政道與自己的校友和系友吳健雄（浙江大學物理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間就比楊振寧參加早得多，吳健雄作出實驗結果花的時間也比楊振寧多得多，實驗的難度也大得多。在美國的物理學家對李政道的研究過程都是十分清楚的。也為吳健雄沒有獲獎而不平。對楊振寧獲獎太容易也頗有微詞。楊振寧撈了一個大便宜，這本來就是事實。楊振寧得到了這么大的好處，居然還不滿足，楊振寧為人之卑鄙可想而知。美國的物理學界對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確頗有微詞，但是楊振寧也不應該去攻擊給楊振寧帶來這么多好處的李政道啊！
楊振寧有本領就去同這些對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頗有微詞的美國人較勁，不要與那時同是中國人李政道較勁啊！（註：楊振寧首次對李政道發難是1962年，那時李、楊都是中國國籍的中國人，楊振寧只會窩里斗。那時楊振寧對美國教授的文章不滿意，就將不滿發泄到李政道，並且一定要李政道出面對美國人講，這是什麼道理？例如，美國人的論文談到李政道-楊振寧，楊非要李政道去改為楊振寧-李政道，這不是為難李政道嗎！在美國李政道是沒有這個權利去改動他人的論文的）。
對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頗有微詞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教授的打抱不平。美國物理學會在1957年12月的《今日物理》雜志將李政道1956年關於「宇稱不守恆」的一張手稿紙作為封面發表出來。這是因為美國教授看到楊振寧在諾貝爾獎頒獎大典上搶先上台領獎十分奇怪、也十分不滿。1956年，李政道應美國布魯克海文實驗室邀請，在那裡做為期兩個月的訪問學者。在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辦公桌上，都放了一本「拍紙簿」（打草稿用的紙本），白紙大約有4張A4紙那麼大，供科學家隨手寫用。有什麼靈感或想法隨手記錄下來，在與同行討論時也會隨手演示。李政道每天工作結束的時候會隨手將它們撕下扔在廢紙簍里。有趣的是，李政道辦公室隔壁有一位Church教授，每晚都將李政道塗寫的那些草稿紙從紙簍中收集起來並加以保存。第二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傳來後，Church教授看到楊振寧在諾貝爾獎頒獎大典上的不正常表現後，就把他保存的李政道在1956年塗寫的那些手稿贈送給了美國物理學會。1957年12月，《今日物理》雜志將其中的一張手稿紙作為封面發表出來。這是楊振寧50年來最害怕的事實。但是不敢講。這是一個鐵證。
楊振寧不高興的事實還有：李政道1957年獲得愛因斯坦科學獎，楊振寧沒有；1953年，李政道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主要從事粒子物理和場論領域的研究。三年後，29歲的李政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李政道1959年被選為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楊振寧沒有；1958年吳健雄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楊振寧不是。這些都是很正常和合理的事。楊振寧直到1980年才獨立得了拉姆福德獎（Rumford Prize）。楊振寧水平低一些不要緊，去攻擊給楊振寧帶來這么多好處的李政道實在不應該，也帶來的是負面的影響。
這也就是為什麼楊振寧一直沒有被任何一所美國著名大學聘請為講座教授的原因。直到1966年楊振寧只是到那時剛剛成立的美國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是一個地方大學的分校才聘為講座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創辦之時，原本是為了培訓能教授中學數理知識的師資而成立的一所學府。初建校時學生僅有一百人。多年來這所地方大學在美國的排名都比哥倫比亞大學差得太多。就是如此，楊振寧於1997年也被石溪分校退休了；而李政道1984年任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大學教授這一最高職稱，至今仍是哥倫比亞大學在科學研究上最活躍的教授之一。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仍奮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線，不斷發表新的科學論文。
善良的李博士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楊博士竟親自找來了記者江才健面授機宜，顛倒黑白地說是自己「在一個節骨眼上，想到了證明『宇稱不守恆定律』的思路，而李博士先是反對這種觀點，經過我的說服後才同意的」雲雲。嗚乎！一個人在關繫到人格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竟能如此顛倒黑白、恩將仇報，真讓人嘆為觀止！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才算領教了楊博士的人品───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極端自私自利的虛偽的小人。
但是，楊博士還嫌對中國的建設寸功未立而恬著臉退休以後到中國來撈人民幣票子、上千萬元的「歸根居」別墅樓的大房子、「為人師表」的高帽子、「愛國學者」的神位子的「四子登科」不夠過癮，還要在「四子登科」之後以82歲高齡娶28歲女郎」而搞「五子登科」的時候，這種極端自私自利、不顧及最起碼的倫理道德的祖孫配醜行才將那僅存的垂垂老矣的長者的形象擊得粉碎。盡管楊博士還在那裡油嘴滑舌、自欺欺人地胡說什麼他搞的這個祖孫配是什麼「上帝恩賜的最後禮物，給我的老靈魂一個重回青春的歡喜」，我們每一個有起碼良知的人除了讓他閉嘴不要再褻瀆上帝之外，還要他聽聽一個義憤填膺的父親和一個膽戰心驚的母親發自肺腑的心聲。
這位父親會質問楊博士：「二十八歲的女孩子如果因為天真、浪漫，被『諾貝爾獎獲得者』、『精神交流』、『陪伴晚年』、『甘作犧牲』這樣一些東西沖昏了頭腦，那麼你作為有過八十二年人生閱歷的老人看到的是對自己生命即逝的恐懼、對塵世虛名的貪婪、對他人生命的漠視和不負責任。你憑什麼接受這樣一個你所說的『沒有心機而又體貼人意，勇敢好奇而又輕盈靈巧』的孫女輩的二十八歲女孩子的犧牲？
」這位母親會質問楊博士：「哪一個母親捨得自己花樣年華、疼入心坎、辛苦栽培的女兒成為行將就木的垂垂老者生命尾聲的『禮物』？哪一個母親不希望和自己女兒相知相惜相親相愛的是和女兒同樣年輕的靈魂？哪一個母親不衷心祝福女兒和她的另一半白首偕老？你這樣的祖孫配是所有天下母親的噩夢！」 （）。
楊博士的德行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在我們面前轟然倒下！這也許才是楊振寧祖孫配對我們的社會道德造成的最大的、影響最深遠的損害！
楊振寧憑著無數的謊言和自我吹噓，享盡最高榮譽和無數人的特別關照，而這樣的謊言，並不難揭穿。就像我這樣，花費幾天時間，仔細去推敲一些事實，就可以徹底揭穿他無數的謊言和騙局。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國家有13億多億人，為什麼就沒有一個人努力去戳穿這些謊言呢？
一個毫無廉恥的人，僅僅是由於沾了別人的光才獲得了諾貝爾獎。僅僅由於擁有諾貝爾獎的光芒，就全國通吃，暢通無阻。（）
一個完全只顧自己的私利的人，卻享盡如此多的養老優待，而真正的為國家的發展和貢獻奉獻了無數時間和精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為代價的兩彈一星元勛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卻長期以來只能過著極其清貧的生活！世間不公平、不合理之事，有甚於此嗎？（）
楊振寧與李政道同時獲諾貝爾獎，為什麼李政道先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呢？如果楊振寧水平和總體貢獻大即使不是比他前當選，也至少該同時當選，可是楊振寧次年才當選。我認為，這說明，李政道當時的學術成就比楊振寧大，是美國學術界承認的。楊振寧吹虛自己的水平比李政道大，毫無根據，純屬吹牛。（）
為什麼楊振寧到了當選美國國家學院院士開始的當選時間就不寫了呢？純粹是隨意的嗎？並不是那麼簡單。這主要是這些信息會暴露出他為什麼加入美國國籍的真正的原因，而且，也許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他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是1965年，比李政道遲了一年。不僅如此，李政道在1959年就是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這不僅要講學術水平，還要講人品！ 楊振寧至今還不是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可見在美國科學界對楊振寧的人品評價不好）。（）
楊振寧告訴全球華人公眾的，都是經過部分隱瞞、篩選，部分過分誇大的、言過其辭的吹噓，其目的始終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但是，楊振寧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如此不擇手段，世所罕見，鮮有其匹。
從我努力尋找真相過程中的發現來看，李政道的人品是無可指責的，在很多時候，其人格之高尚，堪稱全社會的楷模。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卻被廣大的媒體工作者、知識分子以及老百姓所不了解。為什麼從來沒有一個媒體工作者或是學者，花費短短的10來天時間，去努力揭穿楊振寧的騙局呢？（）
我們的媒體工作者，不僅不去仔細思索並尋找語言假相背後的真實，從而揭穿楊振寧的騙局，還輕易相信楊振寧的謊言，讓楊振寧在中央電視台這樣的中國最大的媒體上大發厥詞，放肆地攻擊李政道，結果無形中充當了吹捧楊振寧的吹鼓手，這不僅是媒體的悲哀，也是全社會的悲哀。（）
這確實是楊振寧的悲劇，一旦撒謊，必然要撒的慌越來越多。而在大家真正了解事實真相之後，都會發現楊振寧這個人完全是謊話連篇，人品極差，完全不配為人師表，連做人的最基本的品行也欠缺，因此，必然因此而身敗名裂，而這件事情，必然發生，而且很快就會發生。
腦博士研究結論美物理界精英聚會哥倫比亞大學慶祝李政道80壽辰日期：2006-10-14 15:16:04 作者： 來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新聞網
來自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等著名學府的物理學精英，日前聚會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演講會，慶祝哥倫比亞大學物理教授李政道博士80壽辰暨發現宇稱不守恆定律50周年。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於中國上海，1946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1950年獲博士學位。1956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合作發表論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質疑》，兩人因此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李政道目前是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
當日，可容納近300人的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梯形大教室內高朋滿座，座無虛席。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的安迪。米立斯（Andy Millis）教授首先致歡迎詞，揭開了演講會的序幕，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諾曼.拉姆西、里昂.雷德曼和弗蘭克.維爾切克等8位物理學家做學術報告。
在美國沒有聽說有什麼慶祝楊振寧80壽辰的活動。
2006年11月10日晚，北京大學為李政道教授慶祝八十壽辰。
許智宏校長、林建華副校長等都對李政道先生的壽辰表示祝賀，並對他在科學研究、推進中國科學技術進步、對國內高等教育的支持和對學生的培養以及促進中日科學技術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表示贊賞。
北大學子才藝表演、贈送壽聯及北大贈送禮品等一系列慶祝活動使會場氣氛變得極為融洽、和諧。正如許校長在發言中提到：「雖然正值初冬時節，但李先生的壽辰卻為我們帶來了春天般暖的氣息」。
李政道教授關於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以及其一 些對稱性不守恆的發現，是極為重要的劃時代貢獻，為此，李政道教授和楊振寧教授共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 獎。
從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李政道教授在弱相互作用研究 領域做出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性質的工作：除去宇稱不守恆定律，還有二分量中微子理論、兩種中微子理、弱相互作用的普適性、中間玻色子理論以及中性K介子衰變中的CP破壞等重要研究成果 。
70和80年代，李政道教授創立了非拓撲性孤子理論及強子模型方面的研究，具有經典意義。量子場論中的「李模型」對以後的場論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影響。「KLN 定理」的提出，為分析誇克—膠子相互作用奠定了理論基礎。「反常核態」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人們對真空的認識，推動了相對論重離子碰撞的理論和實驗研究工作。用隨機格點的方法研究量子場論的非微擾效應，並建立離散時空上的力學，理論上受到廣泛重視。
從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和科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議和安排下，建立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北京譜儀。1982他幫助我國選擇了一個既先進又符合國情的BEPC方案，並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BEPC工程在選擇方案、進行設計和建設中都得到了美國高能物理界的幫助和支持，對撞機之能如期建成，並成為當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區唯一的高亮度電子對撞機，並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結果，這與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為年輕人的盡快成才，李政道教授除在國內開設長期座外，還倡議並創立了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計劃(CUSPEA)，北京大學組織，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內，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並得到美方資助。
1985年，他又倡導成立了中國博士後流動站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並擔任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顧問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名譽理事長。 1986年，他爭取到義大利的經費，在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創立了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CCAST)並擔任主任，每年回國親自主持國際學術會議，並指導CCAST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活動，對提高科技人員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時, 在北京大學建立了北京現代物理中心(BIMP)。
腦博士：楊振寧50年騙術的最後結局！
2007年12月初，中央電視台以及上海東方衛視都轉播了2007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盛況。瑞典王室主要成員、政府領導人以及各界人士2000餘人出席了頒獎儀式。人們看到了熟悉的李政道先生坐在嘉賓席中。1957年，也是在這里，李政道與楊振寧一起接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首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那時，李政道只有31歲。2007年，李政道受邀參加諾獎的頒獎儀式，是為了紀念他獲獎50周年。這是國際學術界最高殿堂對李政道在1957年獲獎的貢獻的肯定。也是關於楊振寧的不斷製造謊言的表態，是大力度的對李政道的支持。這個會場上沒有楊振寧，一切事實盡在不言中。這是楊振寧50年來不良居心地對李政道的攻擊和楊振寧騙術的徹底破產。
其實根據曾任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女性會長的美國物理學界泰斗級老前輩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和美國物理學家史瓦茲（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等許多科學家的回憶錄和實驗報告記述，第一個革命性地提出「宇稱不守恆定律」證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楊振寧。這是二個鐵證。
美國實驗物理學家史瓦茨（1988年的諾獎得主）的文章表述很清楚，因為在史瓦茨的文章中回憶了有關哥倫比亞大學的事情，其中重點談到了李政道，說李在科學上給了他很多幫助，其中包括在「宇稱」實驗上的建設性意見，說李在與斯坦伯格（1988年的諾獎得主）討論有關二面角的分布（即贗標量的問題）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並通過斯坦伯格告訴了他史瓦茨本人，之後他們正是在李的建議下做的相關實驗分析，得出了在奇異粒子上「宇稱」不守恆的跡象。證實了李關於「宇稱」問題上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這是最為關鍵也最為重要的旁證，同為諾獎得主的史瓦茨作為第三證人，分量是非常充足的。
1957年12月，美國物理學會《今日物理》雜志將李政道在1956年塗寫的關於「宇稱不守恆定律」手稿中的一張手稿紙作為封面發表出來。這是證明李政道的主要貢獻的又一個鐵證。楊振寧50年來最怕的也是這個公開的鐵證。
又一鐵證。「知子莫若父」，楊振寧父親談楊振寧：「很清楚，你和振寧62年破裂當然是是振寧不好，振寧對不起朋友，請你原諒他。」
中國科學院外事部門的負責人朱永行先生的回憶：「由於當時周總理和我們大家都十分關心您和楊振寧先生，所以對您和夫人去探望楊武之先生以及楊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緊緊握您手說的，是振寧不好，振寧對不起朋友。我們大家都十分感動，印象很深。」 朱永行 2005年3月16日
⑶ 說說自己對某個歷史問題的看法！
解答一：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編輯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經濟基礎不同，導致社會發展進程不同，進而導致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
[編輯本段]解答三：
中國自南宋以來的專制集權制度，特別是封建專制者對中國人愈來愈加強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現代中國科學技術水平落後的根本原因。
我國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有至今仍使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中華民族早在西方科學昌盛之前就有極其卓越的科學成就，15世紀之前，我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李約瑟在數十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對此，李約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觀點，但李約瑟這些觀點還不足以說明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原因在近現代都被解除了以後，中國人仍然沒能在中國土地上某方面獲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度的科學成就。比如說在中國科舉制度廢除已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大規模普及並為眾人所接受、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沒發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的狀況也沒有做到。特別是諾貝爾獎截止如今已經有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但卻沒有一人為中國本土華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國未獲諾貝爾獎的原因也談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差距大的是他所處的科學環境。移居美國的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獲諾貝爾獎就是證明。由此可見，之所以「境內為枳，過海為橘」，使得這塊大陸迄今與諾貝爾獎無緣，主要原因是國內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
那我們現在不禁要問：現代中國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在那裡？！中國在13－15世紀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怎麼就造成本土中國人在智力上顯得如此愚笨？！在創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與挫傷呢？！
中國13世紀初是處於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時期，中國在北宋和特別是南宋時期已經佔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別是南宋時期朝廷偏安一偶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經濟貿易發展來維持國家的稅收收入，這樣也就使得國家工商業空前發展。工商業的發展致使南宋社會分工更加細致，貧富差別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現為民眾為追求工商業發展特別是相關技術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自由開放的、更加寬松倡明的社會環境，要求封建統治者在保護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時也能夠保護工商業者的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社會關系愈來愈向商貿化金錢化方向發展，私慾膨脹、只認利益而輕視道德規范，特別是缺乏對封建道德意識和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從而造成社會混亂，特別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眾、軍隊的愛國熱情嚴重低下。當時的狀況使社會發展走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國家政治通過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專制而使社會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為了鞏固封建專制更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政治思想統治。
遺憾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治終究還是走向了反動的一面，自南宋統治朝廷稍微穩固以後，宋高宗就開始大肆迫害功臣，通過秦檜等一幫人殺害了岳飛、去除剝奪了戍邊大將的軍事政治權力，不但使國家統一大業功敗垂成，更使得封建統治專制制度得以進一步加強。封建專權的形成使得民眾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更加低下，社會思想道德意識更加趨於混亂，對社會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壞性。在這種狀況下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根據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讓人們回歸所謂「善的本性」，也就是回歸人們愚昧混沌的幼兒時狀態為目標，以消除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各種企望、願望為理論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論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這一「中庸之道」在集權制度下的實際社會效果卻只是導致了只認「天」不認「人」，道理邏輯歸於權位，只認君父不認平等權益的「三綱五常」制度。自此以後，儒家學說一反前朝歷代只限於道德說教的范疇，在禮儀甚至從法律規范上對上至士紳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為，實施強行的灌輸與限止，從而嚴重地禁錮了人們的思維思想，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動力。
而在與南宋至明朝幾乎同時期，西歐自1215年英國《大憲章》以來，文藝復興運動啟蒙了民眾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別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帶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得西歐成為近代文明的發源地，造成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個國家要發展科學技術，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學的基石，沒有說那個國家民主不如別的國家但科學技術卻比別的國家強的。即使是說中國自戰國建立中國式的封建制度以來由漢至唐宋一直執世界科學技術之牛耳，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就當時世界來說還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歐洲當時所謂的希臘民主制度、羅馬共和國其民主也只是對奴隸主階層、對平民階層的民主，對占相當多數人口希臘、羅馬的奴隸何嘗有民主可言？自中國洋務運動提倡「中體西用」到戊戌的變法維新、自中國「土地改革」到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歷史早已證明沒有民主開放的制度，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的發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謂民主無非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三點，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慾」，及其自明清以後實施的愈來愈嚴酷的「連帶保甲制度」，從思想行為上限止了人們的自由，使中國人不敢動、不敢說、甚至不敢想，更別說由此使中國人有發明創造的動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雖然也有所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星點民主思想，但做為儒家提倡社會等級制度的根本仍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行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飛、於謙、袁崇煥等歷史悲劇，更造成「棒打鴛鴦兩離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約」等等不講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後，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愛」並不是無私的「博愛」，而是一種由愛已而愛家人，由愛家人而愛親戚、朋友，從而直至愛民族、國家的一種由已推人的思想，這種以自私為起源而企圖使國人愛國的企圖與封建家閥等級制度，實際上造成的是中國人自己乃至親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識，從而瘋狂地編織自己的關系網、拉幫結派，而當大多數中國人在高喊愛國的時候，實際上內心所想的只不過是愛自己最多愛自己的親友罷了，所以中國才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許多中國人出了家門才想到親人、出了家鄉才想到老鄉、出了國才想到自己是中國人，以及各朝各代總是漢奸、賣國賊輩出的怪現象，這也是中國人「一人是條龍、兩人是條蟲、三人是頭豬」，一盤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於中國在13世紀之前社會制度的民主程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還算是最高的；而中國自13世紀以後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水平越來越落後，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愈來愈完善，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愈來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總而言之，宋明以來儒家違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綱五常」，實際上是變相地提倡懶惰思維和奴化意識，這一社會意識對宋明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約束，特別是嚴重毒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使中國知識階層留戀於自身歷史上業已形成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不但不能成為推動民主的主力，反倒以傳統捍衛者的身份成為反對「民主、自由、博愛」思想的急先鋒。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拋棄孔孟之道、特別是自宋朱熹以來儒家思想中的糟粕，進行一場如西方式「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復興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大道無為」、提倡行為上的「兼愛」，從思想上建立起還權於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來作好思想上的基礎與准備。
實際上，中國的儒家思想意識導致近現代中國社會和科學技術水平的落後， 這並不是我的發現發明，中國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運動前後就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憤而棄醫學文，為什麼？就在於中國人面對自己同胞被外國人處死時所表現出的驚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還熱情地去圍觀，所以魯迅在其《狂人日記》中說到「狂人」總是能在那些所謂的儒家經典的字里縫間總是能看到「殺人」二字的緣故。五四運動中稱民主與科學為「德先生」與「賽先生」，那時中國人就意識到民主與科學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說只有科學的產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國人要想求得科學社會的發展不能說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學社會發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舊思想、舊觀點。清洋務運動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是叫徹底從里至外學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個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憲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結果還是沒教會抱殘守缺的中國人學會民主，導致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科學進步的遲滯與破壞。現在又說什麼「儒學文化就是和諧文化」，我看這些所謂新儒家們是嫌中國人思想意識還落後得不夠，嫌老實的、耽於安逸的、散漫的、特別惰於思考的中國人想得太多，再「和諧」一下才好，這豈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滅人慾」的本意？也許某些人要使中國人都成了一大群不會思想的豬才會滿意吧？！
就現代中國以擴展工商貿易為主而缺乏科學技術根基的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應當清醒的是：GDP的總量雖然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基礎，但這還不是國家昌盛的根本。國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於民眾的凝聚力、二在於技術的進步。
首先就民眾凝聚力來講，中國北宋南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那麼高，但朝廷專制、腐敗，貧富差別劇大，導致民不聊生，半亡於遼金，最後亡於元。宋朝雖然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盤散沙的狀況下，仍然不免被嚴酷自然環境下鍛煉出來的少數民族的鐵騎所踏破。所以，國民的凝聚力是國家存在的根本。那麼怎麼樣建立國民的凝聚力呢？從政治上來說經濟地位上的平等是國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個國家那個時代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別，那麼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民眾凝聚力肯定是成問題的，因此也就很難有效抵禦內部的抗爭和外來的侵略，就中國來說西漢、東漢、東晉、北宋、南宋、明等等的滅亡，從經濟上來說無不是封建土地兼並造成的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中國抗日戰爭前後，中國國民乃至政府的軍隊在戰爭中士氣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怎麼就能在朝鮮戰爭中打敗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強大的美國軍隊呢？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經濟平等確實是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凝聚力。但馬上得天下，可馬上治天下嗎？毛澤東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積極推行平均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國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嚴重低下，造成國民經濟整體的倒退。可見平均主義政策雖然可以提高國民凝聚力，但卻是不能當飯吃的，所以中國社會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須尋求另一條發展的道路。
其次再說說技術進步，鴉片戰爭前後中國清代GDP雖然居於當時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風潮的影響下頑冥不化，拒絕進行社會變革。結果怎麼樣？還不是在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接著又被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甲午之戰中打得一敗塗地。所以，技術進步可說是國家存在的另一個根本或者說是另一條發展的道路。那麼，如何求得國家技術的進步呢？國家技術的進步，最重要是在於國民思想的開放，而國民思想的開放最重要的是在於政治制度的民主開放程度。比如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天文學、醫學、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相關的物理等科學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種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是得益於當時的「百家爭鳴」的政治言論環境，而這種「百家爭鳴」的言論環境又是瓦解打破舊的「井田」等奴隸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時代需求。
我們中國現在人民生活水平較西方發達國家還較低，GDP確實需要進一步地推進發展，但我們知道現代人類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過是來源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頭的一天，所以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確實是一個真理。但要實現科學技術進步這一真理，推進國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進國家的民主程度，靠現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裡的中國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國應從中國人的幼少時期就向他們灌輸民主思想和文化習慣，特別是破除權威意識，但願我們中國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來民族民主的復興昌盛。
------goujun1994
lz.xg回 goujun1994您強調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說明的是：
1.科學技術的產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關系，但不是由於民主文化而產生了科學技術，恰恰相反，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所謂西方的民主傳統不過是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共和國時期的民主，而這種民主在其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已經被拋棄了。因為它不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正像民主不適應中國的的封建皇權社會一樣。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重新提出來的，而這時也正是新航路開辟，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時期。
2.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若要產生民主文化只有改變那個社會的環境，即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3.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一種新的文化提前出現，那麼就必然要求經濟基礎的變革，否則這種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觀點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結論，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而李約瑟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了中國在南宋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於西方的，若照您的說法您所說的「民主文化」應該是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可見您這一結論是很荒謬的，特別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時特別顯得如此。
2、您的第二個觀點是「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認為經濟基礎只是決定文化發展的一項因素，且不是決定性的。那麼我們先來看看中國人的文化是怎麼形成的。什麼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群體、一個單位乃至一類人的體能、性格、氣質、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等，那我們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什麼文化？中國人是黃皮膚、性格謙遜、氣質內向、行為方式更重於情感交流、地方方言眾多、各地風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詩、書、棋、畫、戲劇格式等等。實際上，經濟發展是可以推動相應文化的多樣化繁榮發展的，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則經濟對文化帶來的整體效應愈大愈多，否則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時期專權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連孟子所謂「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的言論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從天下廟堂中趕出去，在這種專權制度下經濟雖然還在緩慢發展，但建築、瓷器、傢具格式樣式愈來愈仿皇室化，中國上至衙門下至社會、家庭，對人們思想行為控制的手段愈來愈花樣翻新，社會黑暗，而所謂「女人的小腳」等等封建惡習大都產生於這一時代。所以說，文化雖說是受經濟發展影響的，但更是人類與社會環境斗爭的結果，更是千百年來思想行為教育與統治的結果，不承認這一點就等於不承認孔孟之道對中國人的影響，就等於不承認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差別。
[編輯本段]解答四：
中國特有的學術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科學發展的桎梏。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其實，無數的學者也提出過相同的質疑。很多研究已經表明我們中國人的IQ是居世界第一級的。然而，看看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汽車、飛機、計算機…..幾乎被美國人包攬。為什麼聰明的人搞不出驚世駭俗的重大發明、科研成果？當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個公認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環境。這里更多指的就是你所提到的人文環境。據了解，在美國，科研人員有相對寬松而自由的科研環境，沒有中國這樣復雜的人際關系與明爭暗鬥，專家們往往能夠發揮能動性與創造力。
其次，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問題就是你所提到的所謂「權威」的意見！本人曾經研讀過多國文化溝通。用文化的尺度來說叫power distance，即社會等級的森嚴程度。中國的文化教會人們學會「順從」：要尊重長者、專家的意見；然而美國的文化培養你「創造力與挑戰力」。
在中國，我們可以簡單想像一下，我們中有多少人曾在學生時代對老師的傳授、教科書的觀點提出過異議、質疑？學校、單位從XX機構請來了所謂的專家，我們是不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聆聽「專家」們的諄諄教導？當然，向他們學習是應該的，然而我們有沒有多問幾個為什麼，多從不同的側面去考慮問題？經常能聽到學生這么說：「我們老師XXX說，書上XXX說。。。。。。
然而，約五年前在2002年的時候，當我第一次接觸一本美國編著的心理學入門教材時，我就感受到了頗為不同的口吻。清楚記得有那麼幾句話，大意如此：「科學家從來對媒體的報道持質疑的態度，他們只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因此他們去實驗。。。；「我們探索世界靠什麼？現成的理論？觀察的結果？權威的觀點？，你要知道的一點是這些可能都會有偏差。。。。。。怎麼辦？用實驗的方法去論證科學的假設。」
或許在這么一種思想的指導下，老外更多利用現有知識不斷提出並論證科學假設；而我們不斷努力學習「權威」們的科學理論。。。。。。中、美科學類教科書讀起來感覺布局非常之不同！說通俗點，國內教科書試圖傳授你真理；老美的書不斷給你擺現象，不厭其煩的爭論！有點也很煩，似乎遵循著這樣的模式：A說了XXX理論，B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最近C又反駁他們的理論，A、B又急了說出了C的問題。。。, 最後針對於此現象標準的科學解釋是：沒有！自己想吧！當然這只是一些有爭議的論題。
有一點說得很對，科學是不斷發展的，權威、專家的話並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就比如當年的哥白尼！
也許只有當我們摒棄了權威、專家意見=永恆的真理，這個沉重的包袱時，才可能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進！兩年前，當我說出達爾文竟化論的存在著一些過時的觀點時，受到多少網友的抨擊！他們告訴我，教科書都是這么寫的，怎會有錯？？然而，對達的競化論的修改在很多國家數年前就已經完成！還有，在與國內很多熱愛心理學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學進行交流時，他們總是愛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師、榮格大師。。。。談著一百年前他們的理論與見解！說來慚愧，接觸心理學五個春秋，學習過瀏覽過的專業書籍保守估計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師的大名還是以前女朋友告訴我的，後來在一本心理學史中終於找到了他老人家，當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點名，不過一帶而過！
------mypsychology
[編輯本段]解答五：
關於如何解答李約瑟難題，山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張建華先生在其所著《經濟學——入門與創新》（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一些獨特的個人看法，內容摘要如下：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這一問題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筆者認為，其實很簡單，關鍵就在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中國古代曾長期將一些民間創造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就是這種觀念的一個典型例證。分析其原因，可以設想一個封建小農家庭，其產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費，首先，自己是不會欺騙自己的，因此無需對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驗；其次，投入與產出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因此無需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沒有市場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無需費心巴力地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於日常生產外，根本無力顧及其它；第五，小農家庭經營規模過小，一項新技術即使能夠使產量成倍增加，對農戶來講，也沒有什麼吸引力。歸納起來，當這種封建小農家庭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多數的時候，即使少數人有興趣進行科學研究，也成不了氣候。反之，市場經濟就不同了：第一，產品要通過市場銷售，這就需要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測；第二，生產要素是通過市場方式配置的，這就要求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在市場需求的拉動下，整個社會都有強烈的動機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經濟的主角是廠商，廠商有足夠的資金與實力來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並在生產實踐中廣泛應用各種科學研究成果；第五，由於廠商經營規模很大，一項新技術的採納，即使產量僅僅增加1%，也會帶來相當豐厚的利潤。總之，科學化是市場化的伴隨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科學化。
——霎起林野間註：張建華先生所述不無道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這的確是對李約瑟問題的一個正確的解釋。但是對於為什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的疑問，張先生似乎並未作詮釋，而只是說，「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西方也曾經有過小農經濟，那麼中國的小農經濟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呢？我謹認為，因為中國是農耕文明社會，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所以小農經濟傳統上比西方的發達，以此導致了其後的一系列結果，張先生所述已全。
⑷ 段建華的人物評價
被中國書協命名的「中國書法之鄉」鎮原活躍著一批中青年書法家。段建華隸屬中青年書法隊伍中的佼佼者，他為人厚道，說話做事，痛快爽氣，熱衷於書法事業，長者或同齡人都樂於與他往來，人品書品具佳，執著於書道。
我與學生建華相識結緣於金城蘭州，他與許多青年書法家一樣，從人生處世初始偶遇書法的那一刻起，就一見鍾情，一發而不可收拾，他說：「要做這件事就必須做好，要麼就選擇別的行業去干。」從這句話中能領悟出他的深沉和對書法的執著。我們師生深情交往已有十餘載，我了解他的為人、為藝、為道，走帖學一路，碑帖相融，源自魏晉，取法高古，攀攻宋元明清諸家，活學活用，善於融入時代氣息，日積月累，傳統經典功底深厚，究其原因：勤奮、聰明、悟性高。在中國書協展會上頻頻入展，在甘肅書協展事中頻頻獲獎，在當地成為頗具影響力的青年書法家，其實他取得這些成績確實不易，在自己生活拮據的情況下，花錢去北京、下西安、到鄭州、上蘭州參加中國書協培訓班，請專家點評作品，耗資不小，書室中宣紙成堆，資料成山，禿筆成捆，生活低調，不愛張揚，靜坐書屋。平心靜氣地與古人對話，學習古人經典碑帖，取法乎上，耐得住寂寞，踏實讀書，潛心書道，在這物慾橫流、金錢至上的時代，實屬不易。
作為老師，我由衷的感到高興，並祝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誠實做人、勤於書藝、志存高遠、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提升文化底蘊，取法多師，為己所用，存乎易心，把寫帖作為一生之勤事、人書兼修，則藝不求艷而自奇，書不求妙而自高，使自己的路越走越寬。有理由相信，有他這種執著一心之精神，在書法歷程上定會走得更高、更遠，他在將來一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來！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協評委、中國書協培訓中心教授、甘肅書協駐會副主席翟萬益2011年國度前夕於蘭州冰室 「我自幼酷愛書畫，醉心書法，多年來雖為生計而長期奔波，但研習翰墨痴心未改。」
段建華的藝術啟蒙，起自於鎮原著名書法大家蔣玉書先生家的八仙桌。從五六歲開始，每逢年節，段建華就去舅舅蔣玉書先生家裡做客，年飯過後，舅舅就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鋪上宣紙，潑墨揮毫，瀟灑勁逸盡在筆尖。對於書法的痴愛，從那個時候在段建華的心裡扎了根。初一的時候，他就捨得花五塊錢去買一小幅字。在那個年代，對於一個小孩子來說，這是一筆大投資。從那時，他真正走上了練習書法的漫漫征途。
早在高一時，他就在慶陽區中學生書畫大賽中獲得過書法類一等獎，後以繪畫特長生的身份順利的考入了西北師范大學，主修美術專業，但他最愛的，仍是書法，只是那時沒有書法專業課程，他只能在課余時間獨自臨帖研習。那時，他是全校學生中書法最好的。
1996年，段建華大學畢業，進入蘭州的工廠工作，在工會任宣傳幹事，工會的月宣傳欄、牆報都是他一個人完成，這是他擅長並喜歡的工作。業余的時間，都是在練字中度過的。那時企業里的藝術氛圍特別好，每年廠里都舉辦一次書畫比賽，身邊還有一幫愛好寫字畫畫的朋友，一起談詩論道，詩畫怡情。那時的生活是 「一杯清酒聚知音」。但那也是最艱辛的一段時光，為了生計，每逢周末，他都去城隍廟擺小攤寫字、給別人做室外招牌賺錢。2005年，企業不景氣，他下崗了。鎮原這片熱土，也從此迎來了一個有為藝術青年的回歸。
「任何一種藝術修為，沒有天分不行，有天分而沒有科班訓練萬萬不行。」
迷惘，是段建華在最初獨自練習書法的路上最真實的心情。他走過很多彎路，直到2000年，懷揣微薄的積蓄，段建華走上了科班訓練的尋師之路。先是參加了甘肅省書法培訓班，後進入中央書法培訓中心進修。回到鎮原後，深感自己的書法水平雖有長進而未能逮古，因此而遠至北京、西安、河南、蘭州等地求師，其間花費不菲，生活自是艱辛，但段建華從未起放棄之念。後來在中國書協培訓中心的研究班，他師從翟萬益教授，受教於眾多藝術造詣深厚的前輩，潛心習學，方漸悟八分書法真諦。他的書法天分和勤奮，甚至讓中國書協的老師們也感佩不已。2007年，中國書協在鎮原辦了一期培訓班，出發點正是有感於段建華這樣的藝術赤子和鎮原深厚的文化沃土。
鎮原藝術圈裡的人都記得，段建華是真正意識到科班培訓重要性並踐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後來很多同行，開始走出去接受專業培訓。
「任何藝術，最後的歸屬不是高難的技法，而是文化。」
他每天清晨起來，泡一杯茶，研墨潤筆，專心寫字，放下筆就讀書。常常在清雲起落間，心靜如水，十年一日。他讀黑格爾，讀詩書，讀法律……生活如他的鎮紙上一首小詩：「書能怡我不須花，茶亦醉人何用酒」。於他而言，文化的世界內容博大,底蘊深厚,藝術亦無終點，當隨時代有所創新。蔣玉書先生著名的《十八鵝》，是從先輩傳承下來的地方文化瑰寶，但段建華從未臨習過，他只願銘記關乎此的種種故事，但他不希望自己是站在先輩的肩膀上，他追求的，不僅僅是純熟的技法，更是書法創新後清新的風骨。
技法非道，他數年堅毅追求的主題，是書道。道即文化，他痴心不改潛心研習，書品和德品共融，終有一天道法自來。
「感恩那些扶我一路走來、把著一盞明燈的良師益友。」
在段建華人生藝術的十字路口，他碰到了他的恩師----時任甘肅省書協主席的翟萬益先生。是恩師引導段建華逐漸走上專業的藝術之路，也是恩師，在他進修期間生活最拮據的時候給了他經濟上的真誠幫助。他感念老師厚重的恩情，每年不管有多忙，他都要抽出專門的時間去蘭州看望老師。他還銘記著原縣委書記趙寶璽、現宣傳部常務部長兼文明辦主任王佐東等眾位領導對他的提攜和幫助。他內心深處的感恩，晨夕難止。
生活中也許多平凡而濃烈的感動。就在幾天前的文化下鄉活動中，段建華遇到了一位朴實的農民。那是在新城鄉集市上，他和許多同行朋友們在鄉政府門口設展位給群眾寫字，中午11點時來了一位農民，抱著一隻打算在集上賣掉的雞，由於痴迷於看他寫字，寸步未離一直站到下午六點，集散了的時候才驚覺自己懷里的雞還沒有賣掉……段建華很震撼，他感謝自己的家鄉有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感激這些朴實的人們對於藝術的熱愛和對藝術工作者的尊重。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那些可以掛在牆上供人仰望的榮耀，而是真真實實產生於生活的情深意切的真善和藝術共鳴。
在深夜的醉墨草堂南窗燈下，段建華鋪上宣紙，飽蘸書墨寫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他的字，總能表現出一種特別的真誠，秀逸而剛健，蘊含著一種特別的力量和飽滿向上的風骨。一如往常，他補上枯筆，一位藝術家豐富美好的內心世界淋漓紙上……——鎮 原縣外宣辦記者 法承古規形飄然
無關因果方為善，不計功名只喜書
段建華的藝術啟蒙，起自於慶陽著名書法家蔣玉書先生家的八仙桌。孩童時代的段建華，每逢年節，就要去舅舅蔣玉書先生家裡做客。年飯過後，舅舅便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鋪上宣紙，潑墨揮毫，瀟灑勁逸盡在筆尖。對書法的痴愛，在段建華的心裡就紮下了根，從那時起他開始走上了練習書法的漫漫征途。高一時，他在慶陽中學生書畫大賽中獲得書法類一等獎，之後考入了西北師范大學，主修美術專業。但他最愛的仍是書法，只是那時沒有書法專業課程，他只能在課余時間獨自臨帖研習。1996年，段建華大學畢業，進入蘭州亞盛集團公司任宣傳幹事，一起論道修性，詩畫怡情。
龍蛇走處旭驚電，墨池砥礪勤為專
迷惘是段建華在最初獨自練習書法的路上最真實的心情。他先是參加了甘肅省書法培訓班，後進入中國書協培訓中心高研班導師工作室進修。回到鎮原後，他深感自己的書法水平雖有長進而未能逮古，因此又遠走北京、西安、河南、蘭州等地求師，其間花費不菲，生活自是艱辛，但從未有放棄之念。原藝術圈裡的人都記得，段建華是真正意識到科班培訓重要性並踐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他的啟發下，後來很多同行，開始走出去接受專業培訓。自此，鎮原書法界與外界的交流也逐漸開啟。
醉心翰墨何求技，無常有道法自然
他每天清晨起來，泡一杯茶，研墨潤筆，專心寫字，放下筆就讀書。常常在清雲起落間，心靜如水，十年如一日。他讀黑格爾，讀蘇東坡……生活正如他的宣紙上一首小詩：「書能怡我不須花，茶亦醉人何用酒」。於他而言，文化的世界內容博大，底蘊深厚，亦無終點，藝術當與時俱進並有所創新。玉書先生著名的《十八鵝》，是從先輩傳承下來的地方文化瑰寶，但段建華從未臨習過，他只願銘記關乎它的種種故事。因為他追求的，不僅是純熟的技法，更是從源遠流長的傳統經典中沉澱的精神內涵。技法非道，他數年追求的主題是書道。他痴心不改，潛心研習，書品和德品共融，終有一天道法自來。
回首翰墨來時路，良師益友恩常念
在段建華藝術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碰到了恩師——時任甘肅省書協駐會副主席的翟萬益先生。是恩師引導段建華逐漸走上專業的藝術之路，也是恩師，在他進修期間，生活最拮據的時候給了他經濟上的幫助。他感念老師厚重的恩情，每年不管有多忙，他都要抽出時間去蘭州看望老師。他還銘記著原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趙寶璽、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佐東以及其他諸多領導對他的提攜和幫助。他內心深處的感恩，晨夕難止。生活中也有許多平凡而濃烈的感動。一次，在新城鄉集市上的文化下鄉活動中，段建華遇到了這樣一件事。那天中午11時左右，來了一位農民，抱著一隻公雞，痴迷地看他寫字，寸步未離，一直站到下午6點，散集的時候才驚覺自己懷里的雞還沒有賣掉……段建華很震撼。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那些可以掛在牆上供人仰望的榮耀，而是真真實實產生於生活的真善和藝術共鳴。在深夜的醉墨草堂南窗燈下，段建華鋪上宣紙，飽蘸濃墨，寫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作為座右銘。他的字遒媚勁健，總能蘊含著一種特別的力量和飽滿向上的風骨。一如往常，他補上枯筆，一位藝術家豐富美好的內心世界淋漓盡致的揮灑在紙上……——張偉 徜徉在山陰道上的苦行僧
一一段建華書法解析
文/苗培紅
帖學是中國書法藝術的一個核心體系，自晉唐以來始終作為主流在延續和發展。竊以為，段建華書法最具魅力的地方是他對魏晉書法的深層挖掘所展現出來的，是他心無旁鶩地在山陰道上漫步的一種安閑心態和自信。應該說段建華對於魏晉書法的繼承與挖掘達到了一個高度，如果對段建華書法的取法范圍做一番系統的梳理，應該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坐標。縱向，是指一系列純粹的「二王」法帖。從較早期的作品看來，他是以《聖教序》 作為主要基調的，而後過度到「二王」手札，《書譜》和刻帖。橫向，是指一個由「二王」體系演化出來的歷代書家體系，諸如蘇東坡、米南宮、趙子昂、董其昌，乃至日本的「三筆三跡」。此一體系的筆墨情趣也每每滲透在他各個時期的作品中。
對段建華的書法，我覺得應該側重這樣幾個方面來解析：
一、對古典的深度挖掘。以往，書法家們對於「二王」乃至魏晉帖學書法的研究學習往往停留在幾個著名法帖如《蘭亭序》 、《聖教序》的臨摹上，片面地進行字形的取捨或者借鑒，並沒有從技法、氣息到文字的演變、書法風格的變遷等方面去做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段建華對於「二王」體系應該是從書法史學的發展角度進行學習和研究的。他把這個體系看作為一個龐大的礦藏，由表及裡一層一層的挖掘，不斷的梳理和提煉．非常虔誠而專一。就是這種十數年的挖掘，使得他最終對「二王」帖學體系能夠融會貫通，形成了以點帶面的統籌。
二、技法的純正與豐富。作為受到學院書法專業訓練的段建華，他從歷代書家身上，更多的是研究它們是如何繼承、拆解、衍化了「二王」技法的。段建華從縱向上拓寬了自己對這個體系的研究，從歷代書法家身上尋找「二王」筆法的蛛絲馬跡，通過梳理、提煉乃至揭密，完成了他對於「二王」技法的繼承。在這種繼承的同時，他也窺測到了歷史上不同書家對於「二王」技法的不同且合理的理解與運用，這對於段建華技法的純正和豐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相信，段建華在做這項日積月累的工作時，一定是建立在對這個龐大體系的科學梳理、合理取捨包括對書法史學的深入分析、推理才完成的。
三、氣息把握的精準。當代書法因為展覽催生了急功近利情緒，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浮躁氣氛，通過幾次和段建華的接觸以及他平時的低調做人做事，都能感覺得到他的平和與與世無爭的心緒，除了學養和心緒，長年面對「二王」，用筆墨、用心與古人對話，使他深刻的體會到了魏晉時期先人們的精神氣質，那種氣息彷彿附體一樣，自然從容地流露於筆下，字里行間充斥著古穆安靜的氣韻，沒有一絲煙火氣。這也是段建華的過人之處一一他精準的把握了魏晉的氣息。
四、絕妙的集古能力。學習古典，需要一種火候的准確掌控。如果我們細心的審視段建華的書法作品，會發現他的作品中很多字或者很多字的局部看起來特別熟悉，它的原形可能就來自於「二王」體系中某個法帖。在似與不似之間，具有一種極耐看的陌生化審美效應。這是段建華在創作中一個非常高明的手法——「集古字」，但是這種「集」是他對「二王」通化之際的合理運用，而不是機械的照樣搬弄。他有很強的形象記憶能力，對這個體系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部位、每一個筆畫都會逐一消化。單憑這一點，已經足夠說明段建華對於「二王」體系經典的深刻理解和靈活運用。只有如此，才能夠將「集古字」做到隨心所欲的程度，且沒有刻意的痕跡。
五、獨到的開拓能力。一個有個性的書法家必然有其獨到的一面，在段建華的作品中，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開拓能力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二王」體系的拓展如前所述，他有能力把書法史中的經典片斷有機組合到了「二王」體系中，從中提煉出了可以彌補技法單一的元素，充實了藝術語言；二是對於楷書的拓展，當行草書成為當代書法的主流書體的時候，人們開始尋覓「激活唐楷」的路徑。段建華卻在近兩年突然拿出了自己的楷書，他的楷書迴避了唐楷中規中矩的法度造成對性情的約束，不僅氣息高古，而且溫潤通暢，格調流露著魏晉風骨。
以上所論，僅為筆者一家之言，同時也會受到自身角度的局限。段建華已經引起了書壇廣泛的注目，同時他也身體力行地帶動了一大批書法同道參與對「二王」的追求和探索。段建華身上還有很多值得分析和解說的元素，這需要對他做一個長期的動態跟蹤才能夠更好的解讀他。
⑸ 世界首富張建華簡歷是怎樣的
世界首富張建華簡歷：
張建華，男，1954年7月生，漢族，山東煙台人，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學歷，1970年12月參加工作，1973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共山東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山東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個人經歷：
1970.12——1973.12，山東省煙台粉沫冶金廠工人、文書；
1973.12——1976.08，山東省煙台二鎖廠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
1976.08——1976.12，山東省煙台市（縣級）二輕局政工科幹事；
1976.12——1983.09，山東省煙台市（縣級）委宣傳部幹事；
1983.09——1985.08，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幹部專修科學習；
1985.08——1987.06，中共山東省煙台市委組織部幹事；
1987.06——1990.03，中共山東省煙台市芝罘區委辦公室副主任、正科級秘書；
1990.03——1992.11，中共山東省煙台市芝罘區委常委、辦公室主任；
1992.11——1993.04，中共山東省煙台市芝罘區委副書記；
1993.04——1997.12，中共山東省煙台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其間:1995.09—1997.12在省委黨校業余本科班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1997.12——2001.01，中共山東省煙台市委常委、秘書長；
2001.01——2003.02，中共山東省煙台市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
2003.02——2006.09，中共山東省煙台市委副書記、副市長(2001.03—2004.01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學習)；
2006.09——2007.01，中共山東省東營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副市長、代市長、黨組書記；
2007.01——2011.1，中共山東省東營市委副書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
2011.2，中共山東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
中共山東省委委員；
2013年2月1日，山東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出山東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張建華當選為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⑹ 張建華的境外學術出訪
2013年3月21日至24日出席美國亞洲學會年會（San Diego）
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受邀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2011年希臘羅德島世界公共論壇「文明對話」（World Public Forum: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Rhodes,Greece,October 6-10,2011）
2011年澳門大學與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國際研討會 2011年3月至4月台灣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2010年韓國（首爾）斯拉夫研究協會：「第二屆東亞斯拉夫學國際研討會」
2009年澳門大學歷史學系：「第二屆東方外交史：東方外交與台灣」國際研討會
2009年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學研究中心：「首屆東亞斯拉夫學國際研討會」
2009年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第五屆文化交流史：「『中心』與『邊緣』的互動」學術研討會
2008年聖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在俄羅斯」國際研討會
2007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承傳與創新：新世代的歷史學」國際研討會
2006年5月至10月為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歷史學系訪問學者。
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為德國埃爾蘭根大學漢學系訪問教授。
1998年9月至1999年9月為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歷史學系訪問學者。
⑺ 早期中國彩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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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國紀錄電影的開端（1905—1921）
電影在發明不久就傳到了中國。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路易·盧米埃爾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沙龍內放映了《工廠大門》、《火車到站》等影片，這一天是世人公認的電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開始，盧米埃爾陸續派遣了近百名攝影師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這些攝影師涉足過南極洲之外的各個大陸，拍攝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國拍攝的影片，電影正是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國的。
根據記載，1896年8月11日是中國最早放映電影的日子。這一天，上海徐園的「又一村」茶樓放映了多部外國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現了電影放映活動，一個美國電影放映商在前門打磨廠福壽堂放映電影。1904年，電影放映活動由民間進入宮廷。在慈禧太後70壽辰之際，英國駐北京公使向宮廷進獻放映機一架和影片數套祝壽，放映過程中由於摩電機突然炸裂，慈禧認為此物不吉祥，清宮內從此不準放電影。然而，此事並未阻止電影在中國的傳播。
最早在中國放電影的是外國人，最早在中國拍電影的也是外國人。自電影傳入中國到辛亥革命，外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期間，不少外國攝影記者來到北京拍攝紀錄片。1904年，在發生於中國滿洲旅順口的日俄戰爭期間，也有外國攝影記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國長期從事拍片活動的是義大利人阿歷克·勞羅，他於1907年來到中國經營電影放映，後來從事拍片活動，拍過《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西太後光緒帝大出喪》、《強行剪辮》、《上海風景》等短片。
盡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確鑿的證據，但大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國人拍攝電影的活動開始於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開設在北京琉璃廠土地祠的豐泰照相館拍攝了記錄京劇名角譚鑫培表演京劇《定軍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軍山》。稍後，譚鑫培表演《長板坡》等劇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據說，直到1909年遭到火災之前，豐泰照相館的拍片活動一直沒有中斷，而且為了適應無聲電影的特點，這些影片選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動作較多或富於表情的場面。
中國人較早攝制的新聞片是《武漢戰爭》（1911）和《上海戰爭》（1913）。前者記錄了辛亥革命時期武昌起義的幾次重大戰役，而且不久即再現於銀幕，深受歡迎；後者記錄了上海各界為聲討竊國大盜袁世凱而進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場面，於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與故事片《難夫難妻》（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時映出，被稱為「空前絕後的活動影戲」，連映數天。這兩部影片是中國人藉助外國影片公司的設備拍攝的，中國電紀錄電影的發展有還待於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資產階級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務印書館開始關注電影，於1918年設立活動影戲部，攝制的影片分為5類：風景片、時事片、教育片、古劇片、新劇片，其中前4類均可歸入新聞紀錄片的范疇。風景片如《上海龍華》、《浙江潮》、《普陀風景》、《北京名勝》介紹了祖國的風景名勝，新聞片如《歐戰祝勝遊行》、《東方六大學運動會》、《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報道了新聞事件，教育片如《女子體育觀》、《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嚴肅的內容，古劇片《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琵琶記》記錄了梅蘭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劇片段。1926年，商務印書館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動持續到1927年。
1919年，幾位民族資本家集資興辦了專營電影的公司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飯桶》，該公司拍攝的均為紀錄片，包括戲曲片、新聞片、風景片。戲曲片《四傑村》是該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後不僅在國內放映而且運往美國放映。此後，它還拍攝了新聞片《周扶九大出喪》、《張季直先生的風采》、《聖約翰與南洋球賽》、《南京的警政》，風景片《矮子墳》（南通古跡）、《南京風景》。這些影片均攝於1921年，總體來說沒有引起很大關注，但它拍攝於1923年的新聞片《國民外交遊行大會》受到廣泛歡迎，該公司在拍完此片後宣告停業。
電影與資本密切相關，沒有資本就沒有電影，資本的狀況決定著電影的狀況。20世紀初，中國電影的製作主體是民族資本家，由於當時的中國民族資本薄弱，攝制影片的數量有限，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國在1905年到1921年攝制的新聞紀錄片僅30多部。「紀錄片」這個用語是後世對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籠統稱謂，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都被稱為「影戲」，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現「新聞影片」的說法，「紀錄影片」的說法大約出現於30年代初期（較早見於1931年出版的梁實秋主編的《實用英漢詞典》）。電影在誕生之後的很長時間內被當作「新奇的玩意」對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統人士和統治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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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1921—1931）
20年代，隨著民族資本紛紛投資電影業，中國電影獲得了較大發展。盡管這種發展是混亂、艱難甚至畸形的，但對30年代民族電影的繁榮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這個時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進了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新聞紀錄片的數量比過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現了大型文獻紀錄片，蘇聯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來華拍片改變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格局，對國外新聞紀錄電影發展狀況的介紹和討論促使中國電影工作者開始關注新聞紀錄電影，人類學紀錄片初現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資本投資的影片公司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而且這些公司往往是從拍攝新聞紀錄片開始的。20年代，約有20多家公司拍過100多部新聞紀錄片。與以前相比，不僅影片數量有所增加，而且許多影片已不只是對旅途風光或新奇景觀的掃描，還將鏡頭對准重大社會事件，使新聞紀錄電影擺脫了卑微地位，獲得了上層人士的關注。這個時期，拍攝新聞紀錄片最多的幾家影片公司分別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對20年代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貢獻最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創始人黎民偉可謂中國紀錄電影史上第一個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創建和主持人我鏡劇社期間拍攝了故事片《莊子試妻》，由於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與當時大多數把電影當作娛樂或賺錢工具的電影商人不同，黎民偉認為電影不僅能供人娛樂，而且能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明確提出了「電影救國」的口號，並在當時中國電影業遠離中國革命的情況下，拍攝了大量表現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新聞紀錄片。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黎民偉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就任大總統》。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親自擔任攝影師拍攝了有關的新聞片。此後，他又相繼拍攝了《孫中山為滇軍幹部學校舉行開幕禮》、《孫中山先生北上》、《孫大元帥檢閱廣東全省警衛軍武裝警察及商團》、《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等。孫中山去世之後，他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先生出殯及追悼之典禮》（1925）和《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記》（1926）。後來，他將以往拍攝的影片匯編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記》（1927），並於1941年重新編輯了此片的有聲版，名為《勛業千秋》。黎民偉在20年代拍攝的其他新聞紀錄片還有：《世界婦女節》（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國葬禮》（1924）、《廣東全省運動會》（1925）。
由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北伐戰爭在當時產生的重要影響，還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攝了相關的新聞紀錄片，如長城畫片公司的《孫中山陵墓奠基記》（1926），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記》（1927）、《總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戰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軍北伐記》（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軍戰史》（1927），上海影戲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總理奉安紀念》（1929）。
與從前相比，20年代新聞紀錄片的內容豐富了許多。除了北伐戰爭，還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新聞片《五卅滬潮》、《上海五卅市民大會》、《滿天紅時事展》，以及反映當時其他重大社會事件的新聞紀錄片，如復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濟南慘案》（1928）、《張作霖慘案》（1928）。有些影片記錄了知名人士的活動，如《孫傳芳》、《盧香亭》、《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當年拍攝了多部新聞紀錄片，如《滬太長途汽車遊行大會》、《愛國東亞兩校運動會》、《徐國梁出殯》、《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萬國商團會操》。
早期來華拍電影的外國人幾乎全部來自資本主義國家，20年代中期兩位蘇聯電影工作者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先後來到中國拍攝了兩部新聞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內戰爭》（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編導）反映了蘇聯自製飛機考察隊首次從莫斯科途經蒙古到中國的飛行，《上海紀事》（1927，雅科夫·布里奧赫編導）表現了第一次國內戰爭後期上海的生活和斗爭。
20年代，人類學紀錄片在中國初現端倪。據說，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是首次來到中國拍攝人類學紀錄片的外國人，他從1927年開始率領一個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聯合考察隊對中國西北部進行了8年的考察活動，拍攝了大量活動影像資料。瑞典考古學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來到中國，利用電影記錄了自己在中國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見所聞，對塞外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飾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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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戰紀錄電影的繁榮（1931—1945）
經過20多年的實踐，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獲得了初步發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聲電影的問世使新聞紀錄電影的表現手段趨於完善。國民黨政府越來越重視新聞紀錄電影的作用，不僅加強對民營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營影片公司。進入30年代，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新聞紀錄片的重大影響，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立了自己的電影機構，開始拍攝新聞紀錄片。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侵略中國，由派人到中國拍攝新聞紀錄片發展到在中國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圖控制中國的電影業。這個時期，其他一些國家的電影機構也派人來到中國拍片，這些影片向世界報道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活動。
1931年到1937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體是民營影片公司。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許多影片公司都認識到了拍攝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意義，紛紛派出攝制組奔赴戰場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戰》、《十九路軍血戰抗日》、《上海之戰》，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暴日禍滬記》、《凇滬抗日將士追悼會》，天一的《上海浩劫記》。中小公司也拍攝了抗日新聞紀錄片，如《十九路軍光榮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敵血戰史》（亞細亞影片公司）、《淞滬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戰史》（慧沖影片公司）、《中國鐵血軍戰史》（錫藩影片公司）。這些影片均拍攝於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戰》和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是兩部內容豐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滬戰爭結束後，一些影片公司和個人趕赴北方戰場，繼續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反映東北戰場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戰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血戰史》（1932）和遼吉黑後援會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記》（1933）；反映熱河戰場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戰史》（1934）、慧沖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淚史》（1934）以及張漢忱的《榆關大血戰》（1934）和《長城血戰史》（1934）；反映綏遠戰場的有西北影業公司的《綏蒙前線》（1937）、新華影業公司的《綏遠前線新聞》（1937）。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方面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要機構是兩個官營電影機構：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和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制」），以及一家半官營性質的影片公司，即國民黨的地方行政長官閻錫山設在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1938年拍攝了《風雪太行》和《華北是我們的》兩部抗戰紀錄片）。
「中電」從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變之前，總共出品了53期雜志片《中國新聞》和幾本軍事教育片。這些影片主要報道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活動，其中不少是以反共為內容的宣傳片，如《「青年」與紅軍作戰經過》、《中央剿匪宣傳大隊》。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戰，「中電」暫時改變拍攝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攝《中國新聞》的同時也開始拍攝以抗戰為內容的雜志片《抗戰實錄》，前者主要報道後方動態及國民黨政要的活動，後者主要記錄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前線作戰的情況。八一三事變後，「中電」從南京遷往蕪湖，1938年初又遷往重慶，主要拍攝新聞片，如表現我國軍隊在正面戰場抵抗日寇的《東戰場》、《克復台兒庄》、《抗戰第九月》、《活躍的西線》。1939年，「中電」拍攝了《勝利的前奏》和兩部記錄「重慶大轟炸」的影片。
「中制」於1938年在武漢成立，前身是1935年國民黨設在江西的「剿共」軍事機構「南昌行營政訓處」下轄的電影股，主要拍攝反共新聞紀錄片，編輯在《電影新聞》中，抗戰前已出品30多號。電影股移至武漢後改稱「漢口攝影場」，經過改組擴充之後改稱中國電影製片廠。武漢時期的「中制」，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成了製作抗戰新聞紀錄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編輯成《抗戰特輯》。在1938年9月武漢失守之前，「中制」從武漢遷至重慶，自1939年起增設新聞影片部，由鄭君里負責。他在主持新聞影片部期間，拍攝了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報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區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事跡以及他們的風俗人情、宗教活動，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為前方將士捐獻糧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嶺中開山修路的場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後，由於蔣介石多次發動反共高潮，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攝制遭到種種阻撓，「中制」和「中電」的進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戰勝利前夕，羅靜予將「中制」抗戰以來拍攝的新聞紀錄片素材帶到美國，與美國導演費蘭克·卡普拉合作編輯了紀錄片《中國之戰》（卡普拉編導的七部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一部）。
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電影界也開始攝制抗戰新聞紀錄片。在香港拍攝的近百部抗戰電影中，新聞紀錄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長超過8000尺。香港拍攝的第一部大型抗戰新聞紀錄片是大觀影片公司的《廣州抗戰記》（1937），記述了廣州各階層人民動員起來共同抗戰的情形。後來，又出現了大中華影片公司的《保衛華南》，愛群影業公司的《西北江血戰》，中國新聞社的《華南烽火》，建華影業公司的《廈門血戰記》，華北新聞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戰史》，國際影片公司編輯上映的《抗日戰績》、《八路軍攻打平型關》，以及香港「青年攝影團」在延安拍攝的《延安內貌》（又名《西北線上》）。
從1931年至1945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是多數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共識，成為新聞紀錄片的主流，許多機構或個人都拍過以此為主題的影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這個時期表現其他內容的新聞紀錄片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如風光片（《萬里長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體育片（《中外足球比賽》，1931；《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1935），戲曲紀錄片（《四郎探母》，1933；《斬經堂》，1937），社會新聞片（《楊虎城閱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聞》，1935；《魯迅先生逝世》，1936），企業紀錄片（《中華之絲綢》，1932；《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1935；《膠濟路客貨運輸設備及沿線風景》，1935），家庭紀錄片（《持攝影機的人》，1934，劉吶鷗編導）。以上所列僅為30年代拍攝的部分影片，進入40年代之後這幾類影片的數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務印書館影戲部的五大片種之一，在三四十年代獲得了很大的發展。30年代，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南京金陵大學、上海教育電影推廣處等機構熱心於教育電影的製作，內容多為地理風光、國防常識、自然科學、工業生產、農事活動，其中的大多數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孫明經教授拍攝。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經江蘇、山東、河北到達北平，又隨西北考察團赴山西、察哈爾、綏遠，沿途拍攝了數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攝的《農人之春》，此片參加了1937年的布魯塞爾萬國博覽會，並且獲得國際農村影片競賽三等獎，這是中國紀錄片首次參加國際影賽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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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紀錄電影的興起（1938—1949）
在中國當代史上，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內涵。抗日戰爭時期，一切主張抗日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解放戰爭時期，一切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人民電影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立和成長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密切配合了黨的中心任務。人民電影開始於新聞紀錄電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製作的影片絕大多數是新聞紀錄片。
人民紀錄電影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為世人矚目之地，大批滿懷抗日救亡熱情的文藝工作者來到這里。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電影的宣傳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紅軍長征途中，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電影機構，直到1938年才創辦延安電影團。起初，袁牧之主持了電影團的創作活動，他在人力不足和設備簡陋的情況下開始了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雖然此片未能完成，但從當時的拍攝情況和編導的總體構思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氣勢恢弘的影片。
在吳印咸主持工作期間，延安電影團拍攝了新聞素材《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精神總動員大會》、《聶榮臻司令員檢閱自衛隊》、《晉察冀軍區歡送參軍》、《敵後報紙〈新長城報〉》、《敵後織布廠》、《唐縣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電影團拍攝了另一部長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即《南泥灣》），反映了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荒和生產的情況。此後，電影團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拍攝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1942）、《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等新聞素材。這些新聞片和素材雖然數量不多，但發揮了新聞片的宣傳鼓動作用。
在延安電影團進行拍攝活動的前後，多位外國記者來到陝北，拍攝了表現延安生活的新聞紀錄片和素材，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訪問延安時拍過一些新聞電影素材，美國攝影師哈利·鄧漢姆在這里拍攝了紀錄片《中國要給予還擊》（1938），蘇聯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錄片《中國在戰斗》和《在中國》（1938）也拍攝了延安的場面。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國拍攝《四萬萬人民》（1938）期間，由於未能實現去延安拍攝的願望，便將一台攝影機和數千英尺膠片通過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贈送給延安電影團。
1945年，拍攝新聞紀錄電影的活動也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起來。新四軍拍攝了新聞片《彭雪楓師長追悼會》，紀錄片《新四軍騎兵團》、《新四軍的部隊生活》。新四軍在拍片活動的同時還開展了電影放映活動，為戰士和群眾服務。新四軍的電影活動，再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電影工作的重視和關懷。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這些活動的規模還很小，但取得的成績是極其寶貴的。
人民紀錄電影成長於解放戰爭的洗禮中。解放戰爭開始之後，人民紀錄電影事業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標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電影製片廠和東北電影製片廠。由於延安電影團的所有人員已前往東北接收敵偽電影機構，延安電影製片廠的全部人員是重新配備的，他們在嘗試製作故事片《邊區勞動英雄》（未完成）之後，很快轉入新聞紀錄片的製作，拍攝了新聞素材《保衛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1947年10月，延安電影製片廠結束之後成立的西北電影工學隊，繼續為人民電影事業輸送新鮮血。
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時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發展到983人。建國前後，由於全國各地陸續建立電影廠時都從東影抽調幹部，故東影有「新中國電影的搖籃」之稱。東影在成立之初確定了以生產新聞紀錄片為主的方針，從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東北各地派出32支攝影隊，拍攝了30多萬英尺關於東北解放戰爭的新聞紀錄電影素材，這些素材被編入17輯雜志片《民主東北》（其中的13輯全部為新聞紀錄片），第17輯《東北三年解放戰爭》全面記錄了東北解放的過程。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以及建國初期收復國土的戰役中，東影和北影向全國派出的攝影隊有70多個（另一說法為101個），記錄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的各大戰役。有些攝影師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攝錦州外圍的義縣戰斗和攻克錦州的巷戰中以及11月拍攝沈陽西區李普屯的戰斗中，優秀攝影師張紹柯、楊蔭萱和王靜安先後壯烈犧牲。
1949年春，錢筱璋帶領東影新聞片組的40餘人於4月初進關，參加了建立北平電影製片廠的工作。此後，東影和華北電影隊的新聞紀錄片攝制工作轉移到了北影。華北電影隊是1946年成立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電影隊的簡稱，被譽為馳騁在冀中平原的「大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1號。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華北電影隊在石家莊有了固定廠址，成立了石家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3號。隨著北影的成立，石家莊電影製片廠完成了歷史任務，多數人員參加了北影的建設。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先拍新聞紀錄片，以後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攝新聞紀錄片的熱潮，從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製作完成了5部短紀錄片（《毛主席朱總司令蒞平閱兵》、《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戰報》），1部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以及《簡報》1至4號。其中，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戰、解放寧滬杭、國民黨海軍起義、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南方進軍等內容，受到了觀眾的極大歡迎和輿論的高度贊揚。1949年8月，隨著「新聞電影工作總結會」召開，人民新聞紀錄電影即將進入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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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林建華的人物評價
林建華說：「我最大的快樂就是筆耕墨耘。筆耕墨耘已經成為我心隨所願的最大慰藉。」
作為一名年輕的學者，他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博覽群書，筆耕不輟，以智力報國。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政黨政治。他有著特殊的學術敏感和判斷力，並提出了許多富有創新性的學術觀點。他先後在《理論前沿》、《世界知識》、《歐洲》、《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教育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120餘篇，30餘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新論》、《世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關系論綱》、《科學社會主義通論》、《比較與借鑒：東西方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問題研究》、《當代西歐社會民主黨論綱》、《社會黨國際論綱》、《冷戰後新「第三條道路」的興衰研究》、《冷戰後歐盟諸國社會民主黨政壇沉浮研究》等。先後主持並完成10餘項國家和省部級基金項目，獲10餘項省部級科研、教學成果獎。目前，他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歷史進程、基本態勢及未來走勢」（立項批准號11BKS018）。
作為一名省級重點學科帶頭人和省級研究基地負責人，他既注重傳承，更注重拓新，且始終負重奮進。在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學科點、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研究基地的建設中，他始終與同志們一起致力於兩件事情：其一，進行理論建設，發揮特色優勢，學有所長，研有所長，凸顯和張揚學科的生命力；其二，進行隊伍建設，發揮群體優勢，各展所長，形成合力，鑄造優秀的科研團隊，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他常說，學科點和研究基地是一塊整鋼，他和同志們互相砥礪，與時共進。「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這是一種境界。
正是由於林建華深厚的學術積淀和驕人的學術成就，他先後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同行評議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鑒定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雜志副主編、中央編譯局《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副主編和專家委員會委員、山東省國際政治與國際共運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理事等。但是，他堅定地認為，他的起點和根基在山東，這是濡潤他的豐厚沃土。他曾於2000年、2003年兩度入選山東省理論人才「百人工程」，並於2010年被選拔為山東省首批齊魯文化英才。受齊魯文化英才工程資助，他於2011年6月主持完成了「歐洲社會模式的基本態勢與未來走勢」研究項目。對此，他引以為傲。
學無止境，甘苦自知。對於他在學術領域的造詣，他不願多談及個人。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即使已過不惑之年，他從不敢妄談知人。但是，在榮譽和事業面前，他保持著異常的冷靜與清醒。他說：「我的事業只不過是剛剛起步，今後的任務更艱巨，道路更漫長，而永遠不變的，則是我獻身於高等教育事業的一腔激情，懸系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的一顆赤心。」錢鍾書先生引用過《典故紀聞》卷四里的一段文字：「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林建華則認為：「我們是日入而不休，夜以繼日，年年如此，兢兢業業，不以為苦，反以為榮。日積月累，才有今天的一點點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