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㈠ 何光滬的介紹
何光滬（1950- ），1989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學位，1997-1998年在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教授。1主要從事宗教學、宗教哲學、基督教神學等領域的研究。2著有《百川歸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學》、《天人之際》等。
㈡ 張志偉是哪國人
你說的應該是編寫《西方哲學史》的那個張志偉吧！他當然是中國人。
網路理由，對於他的簡介是：
張志偉：北京人，1956年生，哲學博士。任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系宗教學系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任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為近代西方哲學、德國哲學。曾榮獲中國人民大學十大教學標兵稱號。主要著作有《康德的道德世界觀》《生與死》，主編《西方哲學智慧》《西方哲學問題研究》《西方哲學史》等。
㈢ 溫金玉的介紹
溫金玉，山西嵐縣人，哲學碩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專職教授，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宗教學會理事等。研究方向：為中國佛教倫理、中國佛教制度。
㈣ 方立天的人物評價
浙江永康人，1933年3月3日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馮友蘭、任繼愈等學界泰斗。1961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任教，是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與中國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在海內外佛教學術界享有盛譽。7月7日，因病去世。
在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印象里，他是每天端著水杯，背著書包，等候圖書館開門的一位師長。
在學界的評價中，他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被譽為中國佛教哲學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
坐守書齋治學數十載，談起自己的成就他曾謙遜地說：「天地人和，因緣際會，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構成了我的幸運人生。」
「雙耕」中國哲學與中國佛教
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對中外哲學史產生了濃烈興趣，與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任繼愈等學界泰斗的接觸使他獲益匪淺，「當時我與馮先生的接觸較多，我對先生對待學術問題的態度、治學方法，乃至精神氣象，也更多了一層了解。」
從北大畢業後，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工作，這被他視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轉折點，「我在學術生涯的漫長道路上開始了艱難跋涉。」
在討論研究方向時，方立天選擇了儒、釋、道三教互動融合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作為重點，將長達700年歷史的佛教哲學和世俗哲學結合起來研究，在中國哲學和中國佛教這兩塊園地進行「雙耕」。
「決定研究佛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備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等多學科的知識，還要對佛教的宗教生活實踐有一定的體察和了解。
對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思想體系之一，涉及諸多方面；佛教在和中國固有文化的沖突、融合中，對中國文化的各種形態都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從哲學層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學的研究成果豐富哲學史，兩者相得益彰。
著述50年，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宗教不是社會上的孤立現象，也不是文化領域中的絕緣形態，對於宗教必須與影響它的相關因素聯系起來進行研究，才能顯現其獨特的本質與價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方立天把學術視野拓展到了中華文化精神和中國宗教理論。
在1995年全國首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選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學》獲一等獎。這本問世於1986年的書還獲得第一屆中國圖書獎榮譽獎，是當時國內影響最大的佛教普及讀物之一。
「我著重探求中華文化的傳統和核心問題，提出對中華文化三大傳統（人本主義、自然主義和解脫主義）的看法，並認為，人生價值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國國學之魂，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精神。」方立天說，「在中國宗教理論領域，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正確研究和總結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傳統宗教觀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認為，方立天教授不僅闡發了宗教學知識，而且在中國宗教認識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許多創新見解，為後學的中國當代宗教研究起到引領作用。他在宗教與文化關繫上的真知灼見，對當今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縱覽方立天50年著述，其間一條主線就是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說：「為構建當代世界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是今日我們宗教學者的重要責任。」
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為人准繩
躬耕於佛教、哲學領域，為方立天陸續贏得「全國先進工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等諸多榮譽，也陶冶固化了他靜心專一、不畏困難的治學態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為人准繩。
「他沒有大學者的派頭，不尚空談，他總是那樣謙遜，有了新觀點還特別要聽一聽我們的意見。從方先生的身上，讓我感受到什麼叫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的可貴精神，什麼叫立身有道、溫潤無華的人格魅力。」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對方立天的治學態度與為人之道十分欽佩。
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觀的研究者，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方立天表示，中國傳統文化對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價值取向的影響很大，「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則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順其自然，淡然處之。」
曾有評價說，方立天是「新中國培育的能夠矗立在學術史上的學者」，他用實際行動為這句話作出了最好的註解。
㈤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世界著名哲學家方立天應用最新科學宇宙全息統一論原理研究傳統文化成就卓著碩果累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世界著名哲學家方立天應用最新科學宇宙全息統一論原理研究傳統文化成就卓著碩果累累。
詳見世界中央文明網「世界名人錄」中的方立天詞條。用網路或Google 搜索。
㈥ 中國佛教簡史的作者簡介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雜志》主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主要專著有《魏晉南北朝佛教叢書》、《佛教哲學》、《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冊）等，發表學術論文約200篇。華方田，1965年生，山東即墨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專著、合著有《吉藏評傳》、《現代東方哲學》、《佛教三百題》等多部，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㈦ 中國人民大學何光滬教授:我們為什麼需要信仰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文/何光滬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其結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信仰是超越對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中央電視台講過一段經歷：他在美國時，有一次要橫穿馬路，紅燈亮了，但左右兩邊並沒有汽車，他身邊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靜靜地等候綠燈。他問了老太太一句：現在沒有汽車，為什麼不走過去？老人回答說：也許，我們身後那棟房子里，會有一個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見我們走過去，以後照我們的樣子橫穿馬路，也許就會出事。 這個回答，聽起來有點出乎意外。在我們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違反規則？首先，是看看對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見自己既無危險，又可以搶時間，就忘了規則；其次，是看看自己會不會被發現，如果看見了紅燈卻看不見警察，又相信此處沒有隱藏的監視器，於是就大膽地往前走了。 當這種心理狀態成為正常之後，連基本的是非也會被顛倒過來。例如，梁曉聲講的經歷還有後話：他回國後，有一次在路口紅燈面前停車，但是左右兩邊都無來車。他後面的車一輛接一輛勇往直前闖紅燈，繞過他身邊時還沖著他大罵：(你神經有)毛病！ 交通的狀況是中國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前幾天《檢察日報》報道，一位清潔工人拾到幾千元錢上交之後，因為付不起孩子的學費而向親戚朋友借錢，那些本來真心答應過幫忙的親友，卻都翻了臉，認為拾金不昧再來借錢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個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堅持不扔垃圾是很難的，在好行為被視為不正常的環境下，要堅持與常人不同的好行為也很難。 要把全國變成一個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凈化全民的道德環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應與法律連接(如在一些西方國家，見死不救屬於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則與信仰相關(傳統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現代，宗教修行只屬自願)。 前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凈化，需要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而這類法治原則的確立，又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說，中國精神的重構，關鍵在政治改革，基礎在人心提升。 後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提升，不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撐，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種信仰(對法律原則的內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人心的自我約束常常軟弱無力，在傳統禮俗衰亡而法治觀念薄弱的條件下，人心惟危的狀況必然出現。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這種被國人視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點：一，只從感觀或直接的經驗出發所以不考慮看不見的東西(身後房子里也許有一個小孩、看不見的警察或監視器之類當然不予考慮)；二，只從眼前或短期的算計出發所以不考慮長遠的事情(將來那個小孩有可能出事、闖紅燈會增加交通混亂，最終使自己的車速和安全也受影響之類當然也不予考慮)；三，只從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發所以不考慮他人或整體的利益，更不考慮自己與社會、自然、世界整體的關系(因此那個小孩與我無關、交通混亂我管不著之類心態，才是思考的真實基礎)。 這正是無數的人隨時在抱怨、又隨時在捲入的道德腐敗在人心深處的根源偏向於狹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而就那個清潔工人來說，我想，她不會缺少那些親友視為正常之惟一標準的理智，但她沒有忽略正常人還不能缺少的良心，因為她相信一個很實在的道理：不應該拿別人的東西；就梁曉聲或他開車的朋友來說，我想，他當然知道這一次闖紅燈有利無弊，但他雖招致辱罵而安然不動，因為他相信遵守這項規則，有利於大家長遠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義；就那位美國老太太來說，後面樓房裡有沒有一個小孩，小孩會不會看見她闖紅燈，將來會不會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則(佛教稱之為因緣)要求我們避免種下任何可能的惡因，博愛原則(基督教稱之為愛鄰人)要求我們關愛每一個人的生存。 這些人類本性不可或缺的、當今社會迫切需要的良知、正義和愛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經驗、短期算計和小我利益，它們涉及與他人、社會、自然和世界整體的關系，涉及大我、超驗和永恆，因此它們最強大的保障，乃是超越於狹隘理智的信仰！ 中國人自古信天。作為信仰對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稱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稱的天帝或天、歷代所稱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稱。 對這個概念，我們可以進行歷史的梳理、批判的討論、自由的選擇。但是，如果考慮到先賢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則已經涉及人與他人、社會、世界及其本源的關系，考慮到古人所謂天理對良心的指引，考慮到今人所見無法與無天的關聯，結論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對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見一個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雲南邊遠鄉村的兒童沒有小學，毅然離開居住了十幾年的美國，孤身一人前往辦學。在那個沒有電話、沒有自來水、沒有郵遞員的地方，他克服種種艱難險阻，用自己微薄的積蓄自建校舍，給學生買鞋子，為村民修水渠……這一切，除了在那個不通公路的邊遠鄉間，無人知曉，因為他自己不要傳揚。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計，都不可能給予他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㈧ 謝韜的人物簡介
謝韜（1921年—2010年），四川自貢人，原名謝道爐。194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社會學系。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馬列主義哲學課教員。
1949年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遷往北京，改名中國人民大學，謝韜任該校教授、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謝韜因提議胡風上書並為其鳴不平，被欽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身陷文字獄。他本已經由毛澤東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的保護，先後被圈禁在吳宅和人大宿舍隔離審查，1960年才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富於戲劇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黨籍一直未被開除，而獄中分派工作，是給過去的敵人——國民黨「戰犯」講馬列主義。1965年出獄時，謝韜已從一名照本宣科的馬列教員，變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有素的學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貢市工作，一年後「文革」爆發，他再度經歷磨難。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熬過十年牢獄和十年浩劫的謝韜，終於等來了平反。
自1978年起，他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他曾撰有《論墨子哲學思想》、《西藏宗教問題史略》等論著。
2010年8月25日上午9時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㈨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轉帖]人大博導余虹自殺背後——曾在課堂稱自殺是勇者行為
沉重的翅膀
在中國人大教授、博士生導師余虹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本刊記者趕赴人大校園，試圖解開這個悲劇背後的謎底。
撰稿／陳統奎(記者)
一時間，一篇題為「一個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傳誦，成為對生命禮贊的經典，因為它的作者以一種「非正常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跳樓自殺，更因為這位作者——余虹——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博導。時間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時，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橋世紀城小區10樓一躍而下，「在正午，一個尼采式的時間，他從高空墜落」。隨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發布公告：「經公安部門現場勘察認定：排除他殺，高墜身亡。」
並非沒有徵兆
12月8日，當記者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資料樓(文科樓)，這里已經布置起紀念堂，121室，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會議室如今菊花燦放，黃的、白的，弟子親友、他供職過的院校敬獻的花籃、花圈擺滿四周。一台筆記本電腦藏在一個花籃背後，放出緩緩的哀樂。牆上懸掛的是一張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對大海、閑適而堅決地站立在天地之間，天很藍，海很藍。「天和海之間是我的余老師，這份現實和堅毅背後，今天我讀出的是老師為人的態度，生的態度，死的態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幾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陸續從全國各地趕來，站在這張大照片前憑吊，送花籃的人多得數不勝數，組織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籃。這時，紀念堂里只有文輝從(化名)一個人，他哭得很傷心，不停地用手擦淚。「我是余老師在上海時帶的第一個碩士生，後來又考進人大跟他讀博士，非常震驚，不敢相信這個事實。」文輝從停頓片刻，繼續說，「但又不是沒有徵兆，之前他兩次叫我上博客讀那篇《一個人的百年》。」文輝從現在認為，這是為師向得意弟子發送的信號，而他竟沒有覺察出來。
9月13日，余虹親自將這篇文章貼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話被後來的紀念文章廣為引用：「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裡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
「假如我能及早覺察，余老師就不會……」30來歲的文輝從無比懊悔，無比悲痛。
無法公開的遺書
12月9日晚10點，記者在人大校園內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個人。她是一名對余虹充滿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聽過余虹的課，所以被同學推薦給記者采訪。余虹的「非正常選擇」打了俗世上的人們一個猝不及防，面對洶涌而來的媒體記者，人大文學院上下大都選擇了沉默。她一開始也並不樂意接受采訪，但後來主動約見記者，「可能我講述的是別人無法提供的視角」，「讓人不要執迷於一位『博導自殺』的聳動的干癟的新聞標題中，去胡亂臆測這裡面的八卦故事」。她不願意透露姓名。
她帶著一個暖水瓶走進咖啡屋，這是一個個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說自己消息閉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聽說，當時和同學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學跟我說余虹老師自殺了，我還沒反應過來，就不知所雲地重復了一句，余虹老師自殺了？他自殺了……你開玩笑吧」，她說自己實在沒有時間和准備來消化這個「驚天」的大消息，思維一度短路，直到吃飯時，在同學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懼地意識到老師不在了」。而且同學還告訴她，余虹老師還留下了一封遺書，裡面說他的死與任何人無關，是他自己的選擇。
這封遺書是警察在逝者身上發現的。遺書是留給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教授的。在遺書中，余虹將人大的經歷稱為「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如果有來世，願一起工作」。楊慧林在發給余虹教授親友們的信函中寫道：「我院師生聽到余虹教授離去的消息，都深感震驚和悲痛……讀信至此，無不潸然。」楊慧林委婉地拒絕了記者的采訪，並告知遺書不能對外公開，因為裡面涉及個人隱私，比如存款、汽車和房產怎麼處理。楊說，信是留給他本人交待如何處理後事的。院方對余虹的評價突出兩點，「深厚的學術造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課邏輯性很強。」這個學期，余虹在課堂上拋出的一個問題一直銘刻在女研究生的心裡，而且她一直想找機會請為師解答清楚，「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況且尼采又宣布說上帝已死，人生沒有信仰，只好寄託在藝術上，但藝術又是錯誤荒謬的，知識分子沒事幹了，怎麼辦？」這堂課後，余虹就因病缺課了幾個星期，她也就一直沒有機會向老師討教這個問題。11月的一天上午，在資料樓遇見余虹，「看到一個背影，已經有一點弓，但還挺精神的」。她叫了一聲，余虹轉過身來，她於是追問：「您怎麼沒來給我們上課？」余答說，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機會請老師回答那個終極歸宿問題：「您說現在人生沒有信仰，『上帝已死』，藝術又很脆弱，那麼，哪裡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不過，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復：「以後我們再探討吧。」
請尊重逝者的選擇
再後來，余虹還給他們班上過2次課，最後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過，當時余虹已經不能站在講台上授課了，他出了幾個問題，然後坐在下面，請學生上去講，最後再進行點評，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結束「最後一堂課」。「看起來精神狀態還好，老師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說，老師這樣授課同學們蠻理解的。一周之後，學生們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課上不了了。再一周，課依然沒上，緊接著2天後，自殺消息傳來，文學院上下震驚。「難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嗎？您用自己的生命踐履又一次給了我們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嗎，又證明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幾天以來，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悶、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來回答了那個終極歸宿問題，她不能接受這個答案，「您學識淵博，歷經憂患，看透世事，應該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的啊？！」
在院方發給余虹教授親友的函件里，抬頭便寫道：2007年9月以來，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漸難以進食，雖盡全力而未見改善。接著引述逝者的話說：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為堅強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堅強，有時正在於它可以主動放棄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會各界尊重逝者的選擇」。
事實上，消息傳出，人們便紛紛猜測逝者做出這個選擇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其實就連其最親近的弟子和親友都只能猜測，媒體報道出各種版本，有的說死於抑鬱症，有的說死於對終極歸宿的哲學思考。余虹的不少學生更相信為師是「選擇死亡來對人生終極意義做出回答」，「又一次證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當代知識分子對極致人格的追求過程價值空虛的危險。
生死轉念須臾之間
「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人們必須經歷並承受世界之深淵。但為此就必須有入於深淵的人們。」這是余虹生前最喜歡的一句話，由海德格爾寫在《詩人何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回憶，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課，談到了生與死的思考，「他給我們談到人大那些碩士、博士的自殺，談到馬加爵，趙承熙，談到中西不同的愛和寬容，談到宗教。他說，自殺是勇者的行為，是作為『人』的自己的行為，你的生命屬於你，你可以獨立自決，而不要盲目地將自己委託給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於動物的，自殺讓他們回到『自己』並守護自己的自由，成為『真正的自己』」。聽得這位研究生一時震驚，他當時還給朋友發簡訊說：「人大的余虹老師正在給我們談自殺。」豈料半年之後，傳來的消息更令他震驚。
余虹學生回憶說，周一，即事發2天前，幾位弟子去看望老師，「他的精神還很好」，於是感慨「生死的轉念只是天地上須臾之間的事情」。不過，這位學生也透露，事後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曾對學生表示：余老師既不喝酒，又不罵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積緒出不來，長期的深度抑鬱。對此，楊告訴學生，他並不感到意外，「只是覺得來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兩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時他的前妻割腕自殺，他於是趕回四川在搶救過來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個月。這段個人生活在當時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揚揚，余虹的「有情有義」還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視。其後，余虹再婚，然後又離異，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學教書，兒子又留學美國，而余虹的父親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屆70歲，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個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學生們感嘆說，老師的心靈台階幾乎沒有人打掃，它太需要呵護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對記者說：「他是死於絕望，對自己的絕望，心靈的絕望。」
完美主義者的悲劇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展現在學生和親友面前的總是微笑和熱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裡？」記者詢問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師范大學文藝學教授陶東風。陶答：「開朗、樂意幫助朋友，是一個非常純凈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東風的話來說，余虹沒有按照完美主義的原則來要求他人，但是他卻用完美主義原則要求自己。對於余虹的死因，陶這樣分析：這個世界、這個俗世以及 沉重的翅膀
在中國人大教授、博士生導師余虹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本刊記者趕赴人大校園，試圖解開這個悲劇背後的謎底。
撰稿／陳統奎(記者)
一時間，一篇題為「一個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傳誦，成為對生命禮贊的經典，因為它的作者以一種「非正常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跳樓自殺，更因為這位作者——余虹——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博導。時間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時，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橋世紀城小區10樓一躍而下，「在正午，一個尼采式的時間，他從高空墜落」。隨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發布公告：「經公安部門現場勘察認定：排除他殺，高墜身亡。」
並非沒有徵兆
12月8日，當記者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資料樓(文科樓)，這里已經布置起紀念堂，121室，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會議室如今菊花燦放，黃的、白的，弟子親友、他供職過的院校敬獻的花籃、花圈擺滿四周。一台筆記本電腦藏在一個花籃背後，放出緩緩的哀樂。牆上懸掛的是一張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對大海、閑適而堅決地站立在天地之間，天很藍，海很藍。「天和海之間是我的余老師，這份現實和堅毅背後，今天我讀出的是老師為人的態度，生的態度，死的態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幾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陸續從全國各地趕來，站在這張大照片前憑吊，送花籃的人多得數不勝數，組織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籃。這時，紀念堂里只有文輝從(化名)一個人，他哭得很傷心，不停地用手擦淚。「我是余老師在上海時帶的第一個碩士生，後來又考進人大跟他讀博士，非常震驚，不敢相信這個事實。」文輝從停頓片刻，繼續說，「但又不是沒有徵兆，之前他兩次叫我上博客讀那篇《一個人的百年》。」文輝從現在認為，這是為師向得意弟子發送的信號，而他竟沒有覺察出來。
9月13日，余虹親自將這篇文章貼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話被後來的紀念文章廣為引用：「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裡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
「假如我能及早覺察，余老師就不會……」30來歲的文輝從無比懊悔，無比悲痛。
無法公開的遺書
12月9日晚10點，記者在人大校園內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個人。她是一名對余虹充滿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聽過余虹的課，所以被同學推薦給記者采訪。余虹的「非正常選擇」打了俗世上的人們一個猝不及防，面對洶涌而來的媒體記者，人大文學院上下大都選擇了沉默。她一開始也並不樂意接受采訪，但後來主動約見記者，「可能我講述的是別人無法提供的視角」，「讓人不要執迷於一位『博導自殺』的聳動的干癟的新聞標題中，去胡亂臆測這裡面的八卦故事」。她不願意透露姓名。
她帶著一個暖水瓶走進咖啡屋，這是一個個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說自己消息閉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聽說，當時和同學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學跟我說余虹老師自殺了，我還沒反應過來，就不知所雲地重復了一句，余虹老師自殺了？他自殺了……你開玩笑吧」，她說自己實在沒有時間和准備來消化這個「驚天」的大消息，思維一度短路，直到吃飯時，在同學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懼地意識到老師不在了」。而且同學還告訴她，余虹老師還留下了一封遺書，裡面說他的死與任何人無關，是他自己的選擇。
這封遺書是警察在逝者身上發現的。遺書是留給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教授的。在遺書中，余虹將人大的經歷稱為「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如果有來世，願一起工作」。楊慧林在發給余虹教授親友們的信函中寫道：「我院師生聽到余虹教授離去的消息，都深感震驚和悲痛……讀信至此，無不潸然。」楊慧林委婉地拒絕了記者的采訪，並告知遺書不能對外公開，因為裡面涉及個人隱私，比如存款、汽車和房產怎麼處理。楊說，信是留給他本人交待如何處理後事的。院方對余虹的評價突出兩點，「深厚的學術造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課邏輯性很強。」這個學期，余虹在課堂上拋出的一個問題一直銘刻在女研究生的心裡，而且她一直想找機會請為師解答清楚，「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況且尼采又宣布說上帝已死，人生沒有信仰，只好寄託在藝術上，但藝術又是錯誤荒謬的，知識分子沒事幹了，怎麼辦？」這堂課後，余虹就因病缺課了幾個星期，她也就一直沒有機會向老師討教這個問題。11月的一天上午，在資料樓遇見余虹，「看到一個背影，已經有一點弓，但還挺精神的」。她叫了一聲，余虹轉過身來，她於是追問：「您怎麼沒來給我們上課？」余答說，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機會請老師回答那個終極歸宿問題：「您說現在人生沒有信仰，『上帝已死』，藝術又很脆弱，那麼，哪裡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不過，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復：「以後我們再探討吧。」
請尊重逝者的選擇
再後來，余虹還給他們班上過2次課，最後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過，當時余虹已經不能站在講台上授課了，他出了幾個問題，然後坐在下面，請學生上去講，最後再進行點評，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結束「最後一堂課」。「看起來精神狀態還好，老師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說，老師這樣授課同學們蠻理解的。一周之後，學生們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課上不了了。再一周，課依然沒上，緊接著2天後，自殺消息傳來，文學院上下震驚。「難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嗎？您用自己的生命踐履又一次給了我們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嗎，又證明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幾天以來，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悶、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來回答了那個終極歸宿問題，她不能接受這個答案，「您學識淵博，歷經憂患，看透世事，應該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的啊？！」
在院方發給余虹教授親友的函件里，抬頭便寫道：2007年9月以來，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漸難以進食，雖盡全力而未見改善。接著引述逝者的話說：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為堅強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堅強，有時正在於它可以主動放棄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會各界尊重逝者的選擇」。
事實上，消息傳出，人們便紛紛猜測逝者做出這個選擇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其實就連其最親近的弟子和親友都只能猜測，媒體報道出各種版本，有的說死於抑鬱症，有的說死於對終極歸宿的哲學思考。余虹的不少學生更相信為師是「選擇死亡來對人生終極意義做出回答」，「又一次證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當代知識分子對極致人格的追求過程價值空虛的危險。
生死轉念須臾之間
「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人們必須經歷並承受世界之深淵。但為此就必須有入於深淵的人們。」這是余虹生前最喜歡的一句話，由海德格爾寫在《詩人何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回憶，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課，談到了生與死的思考，「他給我們談到人大那些碩士、博士的自殺，談到馬加爵，趙承熙，談到中西不同的愛和寬容，談到宗教。他說，自殺是勇者的行為，是作為『人』的自己的行為，你的生命屬於你，你可以獨立自決，而不要盲目地將自己委託給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於動物的，自殺讓他們回到『自己』並守護自己的自由，成為『真正的自己』」。聽得這位研究生一時震驚，他當時還給朋友發簡訊說：「人大的余虹老師正在給我們談自殺。」豈料半年之後，傳來的消息更令他震驚。
余虹學生回憶說，周一，即事發2天前，幾位弟子去看望老師，「他的精神還很好」，於是感慨「生死的轉念只是天地上須臾之間的事情」。不過，這位學生也透露，事後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曾對學生表示：余老師既不喝酒，又不罵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積緒出不來，長期的深度抑鬱。對此，楊告訴學生，他並不感到意外，「只是覺得來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兩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時他的前妻割腕自殺，他於是趕回四川在搶救過來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個月。這段個人生活在當時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揚揚，余虹的「有情有義」還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視。其後，余虹再婚，然後又離異，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學教書，兒子又留學美國，而余虹的父親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屆70歲，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個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學生們感嘆說，老師的心靈台階幾乎沒有人打掃，它太需要呵護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對記者說：「他是死於絕望，對自己的絕望，心靈的絕望。」
完美主義者的悲劇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展現在學生和親友面前的總是微笑和熱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裡？」記者詢問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師范大學文藝學教授陶東風。陶答：「開朗、樂意幫助朋友，是一個非常純凈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東風的話來說，余虹沒有按照完美主義的原則來要求他人，但是他卻用完美主義原則要求自己。對於余虹的死因，陶這樣分析：這個世界、這個俗世以及我們自己，本質上不可能完美。徹底「戰勝」(實際上是迴避)這種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離開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想這或許是余虹選擇離開世界、拋棄生命(因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隸於有瑕疵的物質世界和身體)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種選擇絕非他的初衷。他曾經苦苦掙扎，但最後絕望了，只好離開這個世界，去天國實現他的唯美主義理想。
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陶東風表示余虹的離世對他打擊很大，很多細節都來不及回憶，不過有一件事不需經回憶就跳躍出來。幾年前，陶東風買房子搞裝修，搞美學的余虹盡其力參與設計，結果「他對於細節的這種苛求常常讓我這個房主不勝其煩」。當然，陶東風也還記得今年3月間，余虹在參加自己的學生的博士論文開題時，大談「唯美主義」是一種「致命的美」，「難以抵抗的美」，「他說得那麼激動、那麼投入、那麼專注，令在場的所有人傾倒。我想，也許余虹就是為了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許多學者自殺是因為那個動盪與壓抑的時代，許多詩人自殺與思想的無法表達與現實物質生活的不盡如人意多少有著關聯。但是一個學者、一個國內多所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重點學科文藝學帶頭人，有著我們這樣世俗社會所夢寐以求的光環與文化資本符號的學者，在今天意外的個體事件，不得不使我們對我們所生活的校園語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寧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為與整個時代無關，與我們的命運無關，與我們所在的大學體制無關。」
正如陶東風所言，唯美主義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飛向了大地。
我們自己，本質上不可能完美。徹底「戰勝」(實際上是迴避)這種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離開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想這或許是余虹選擇離開世界、拋棄生命(因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隸於有瑕疵的物質世界和身體)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種選擇絕非他的初衷。他曾經苦苦掙扎，但最後絕望了，只好離開這個世界，去天國實現他的唯美主義理想。
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陶東風表示余虹的離世對他打擊很大，很多細節都來不及回憶，不過有一件事不需經回憶就跳躍出來。幾年前，陶東風買房子搞裝修，搞美學的余虹盡其力參與設計，結果「他對於細節的這種苛求常常讓我這個房主不勝其煩」。當然，陶東風也還記得今年3月間，余虹在參加自己的學生的博士論文開題時，大談「唯美主義」是一種「致命的美」，「難以抵抗的美」，「他說得那麼激動、那麼投入、那麼專注，令在場的所有人傾倒。我想，也許余虹就是為了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許多學者自殺是因為那個動盪與壓抑的時代，許多詩人自殺與思想的無法表達與現實物質生活的不盡如人意多少有著關聯。但是一個學者、一個國內多所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重點學科文藝學帶頭人，有著我們這樣世俗社會所夢寐以求的光環與文化資本符號的學者，在今天意外的個體事件，不得不使我們對我們所生活的校園語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寧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為與整個時代無關，與我們的命運無關，與我們所在的大學體制無關。」
正如陶東風所言，唯美主義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飛向了大地。
㈩ 楊慧林的介紹
楊慧林，男，1954年2月生，漢族，北京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1969年參加工作，199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93年晉升為副教授，1999年晉升為教授，2005年任文學院院長，2009年5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2014年6月因年齡原因被免去副校長職務。1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專家評審組成員等。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宗教學領域的研究，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課題以及國際合作項目。多部學術著作被收入《中國學術年鑒》、《中國宗教學研究年鑒》等，國外學術刊物也有專文介紹其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