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聘書

A. 北大數學天才，回國任教6年後選擇辭職，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一個國度開展最重要的就是科學技術，但是科學技術的開展和研討則是樹立在人才的根底上的，所以一個國度的開展歸根結底還是人才的開展，因而各個國度關於人才則是非常注重的。能夠毫不誇大的說，美國之所以可以有往常的國際位置，離不開在二戰完畢之後，從德國以及其他國度挖到的一大批優秀的人才，當然我國也是如此。我國可以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稱為世界前三的國度，和國度關於人才的注重和引進有著十分大的關系，當然還有很多我國的優秀學子在國外進修之後，選擇回國為國度的開展做出本人的一份奉獻。許晨陽就是其中一員，不過他和很多在海外進修歸國的人才，又有著不一樣的中央，作為北大數學天才的他，在回國任教6年後卻選擇辭職再次前往國外，而分開前說出了3個緣由值得我們深思

關於許晨陽所提出的這三個問題，我們不承認是真的存在這種現象的，但是這只是少局部存在的一種狀況，並不是普遍存在的。由於我國還是有十分多優秀的人才做出了十分優秀的研討項目，並且將其真實的運用到了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所以說，一個人的研討結果固然會受四周環境的影響，但是假如本人真的可以沉下心來，就不會由於環境而收到影響的。都說水至清則無魚，沒有任何一個國度的學術環境是一干二凈的，當然關於許晨陽的選擇我們也是尊重的，只需他可以最終在本人的研討中做出成果，無論是屬於哪個國度的都是有意義的。

B. 魯迅在哪所大學教過書﹖

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
1910年,紹興府中專學屬堂任教員。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
1920年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師。
1923年10月，魯迅開始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生講授《中國小說史》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師。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1925年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1926年8月，魯迅赴廈門大學任教.設計了當時北京大學的校徽.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
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十月抵上海。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
1931年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為：《流氓與文學》。
1932年十一月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范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

C. 最近北大教授閻步克躺著中槍的兩件事，是指哪二件

閻步克教授被牽涉的兩起公共事件分別為：

1、人大歷史系教授孫家洲與新招碩士生郝相赫斷絕師生關系，起因是郝相赫在朋友圈「無端嘲諷」閻步克與韓樹峰。

2015年9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孫家洲發布公開信，申明要斷絕與新招碩士生的師生關系，該學生隨後做出回應。

公開信是通過微信公號「點墨軒藝術空間」發布的，題為《中國人民大學孫家洲教授為斷絕本人與新招碩士生郝相赫的師生關系告學界朋友與弟子的公開信》，隨後散布於微博等社交傳媒。

2、復旦出軌門的男主角徐沖畢業於北大歷史系，正是師從閻步克。

2015年9月，復旦大學歷史系「小三門」事件引起輿論熱議，而隨著當事人之一、歷史系副教授徐某一份長達13頁、與其妻此前控訴書針鋒相對的《情況說明》熱傳網路，使事件變得撲朔迷離。

復旦大學知情人士透露，校方已對當事雙方進行調解；針對控訴書中反映的徐某訪學非為學術而是出於私人目的等問題，校方已展開調查。

復旦大學小三門事件事件經過

2015年教師節當天，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徐某，得到了一份別樣的「禮物」，他的妻子盛女士把一份近8000字的控訴書，發到了網路上。

盛女士控訴自己的老公徐某厭棄相處10年的妻子，婚內出軌，與同系的單身女教師錢某搞婚外情；並採取分居、要求妻兒搬離校方提供的宿舍等方式，試圖達到離婚的目的。

文中，盛女士還抖出老公在淘寶上為錢女士訂購鮮花、兩人成雙成對在一些場合出入以及二人同時通過復旦校方申請了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公費2015-2016年度日本東京市的訪學項目，「並非為了學術，實際是為了達到二人避開輿論，在國外同居同處的私人目的，計劃在已婚的情況下，與第三者在國外同居，嚴重損害了國家基金評選的初衷！」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復旦大學小三門事件

以上內容參考：閩南網-揭秘復旦歷史系"小三門"事件始末：三人皆為留洋高知

以上內容參考：鳳凰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發公開信與弟子斷絕師生關系

D. 有關李四光的資料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學家、地層學家、大地構造學家、第四紀冰川學家、地質學家。蒙古族。湖北黃岡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別獲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曾留學日本和英國。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國外之時，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歸國後，他長期擔任著政府地質部部長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李四光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他是中國地質學的先驅之一，創立了地質力學，並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年對蜓科化石及其地層分層意義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用力學觀點研究地殼運動及其與礦產分布的規律，建立了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和「構造體系」概念。畢生倡導以力學觀點研究地質構造的發生、發展及組合的規律，認為各種構造形跡是地應力活動的結果，建立了「構造體系」的概念，創建了地質力學學派。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三個沉降帶有廣闊找油遠景的認識並為大慶、勝利等油田的發現所證實。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晚年發表的「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對我國學科大交叉的倡導產生深刻影響。對中國地質教育、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著有《地球表面形象變遷的主因》、《中國北訓之 科》、《中國地質學》、《冰期之廬山》、《地質力學概論》及文集《天文、地質、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李四光，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童年隨父親入村塾讀「四書」、「五經」，學寫詩文。他勤奮好學，愛好勞動。由於常聽父親講甲午中日海戰，中國慘敗，清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的故事，他從小就萌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他暗下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為中國爭氣，學會造船，打敗帝國主義的侵略。1902年，兩湖開辦新學堂，李四光離開家園，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學堂。由於他每次考試成績都名列前茅，因此學習未滿兩年，沒有畢業就被湖北省選派官費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達東京，入宏文書院習日語。

1905年8月，由孫中山先生親自主盟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的會員。孫中山見其年輕，勉勵他要「努力向學，蔚為國用」。從此李四光更加堅定了刻苦學習，報效中華的決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舶用機關科，學習造船機械。初步實現了他為祖國學習造船的心願。1910年7月，畢業歸國，任武昌湖北中等工業學堂教師兼工場場長。第二年秋夏之交，參加清廷舉行的留學生回國第六次廷試，成績優等，獲「工科進士」稱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軍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財部參事，後被選為湖北省實業部部長，1912年改為實業司司長。不久，袁世凱竊權，篡奪了革命果實，辛亥革命失敗。李四光懷著郁悶的心情，憤然辭去了實業司司長的職務。計算自己年齡還不太大，不如再讀書10年，准備一份力量。1913年7月，獲臨時稽勛局通知，官費保送留英學習，入伯明翰大學。考慮到為祖國造船，不能沒有鋼鐵，要鋼鐵就得先搞冶煉，因此先學了采礦一年，又感到采礦離不開地質，再又決定轉到理科地質系，開始專攻地質學。走上了「科學救國」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學習期間，在導師W.S.包爾頓（Boulton）教授的指導下，他一面博覽群書，一面實地調查，不僅在學術上造詣日深，而且在文字語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國文字，均可運用。他視野遼闊，信息敏捷，基礎知識深廣。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學通過了畢業論文《中國之地質》的答辯，獲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畢業後，他婉謝了國外的高薪聘請，1919年考察歐陸地質後，接受了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聘書，於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他一面為祖國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積極參與北京大學一些重要的校務活動。在不少重要的科學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創造性的成就。他聲譽日著，很快成為當時北京大學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應蔡元培邀請，南下到上海，參加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長，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為止。抗日戰爭爆發前，仍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據中英兩國交換教授講學的協議，應邀赴英講學，在倫敦、劍橋、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學，講授中國地質學。講稿整理後在倫敦正式出版《中國地質學》，此書除英文版外，還有俄文譯本和摘要漢譯本。學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英國李約瑟（Joseph Neebham）博士稱作者為「最卓越的地質學家之一」。1936年回國途中過美國，在他的學生朱森協助下，對美國地質做了一次由東到西的實地考察。回國後住在廬山做第四紀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變，全國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領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同仁，輾轉內遷。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豐為基地，依靠廣西地方當局的支持，開展了廣西地質的調查研究，填制了廣西地質圖。並多次長途跋涉考察南嶺東段地質，考察川東、鄂西、湘西、桂北和貴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紀冰川遺跡。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其間還創辦了桂林科學實驗館，親任館長，為戰時研製必要的科研實驗器材和儀器。1944年11月，日軍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再度搬遷重慶。由於旅途過度疲勞，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壩，幸醫療及時，愈後健康顯著減弱。1945年4、5月間，應重慶大學、中央大學聯合邀請，向兩校地質系師生作《地質力學之基礎與方法》的學術報告。這是他20多年來研究地質力學的第一次總結。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投降，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現了內戰陰霾，李四光為此憂心忡仲，焦慮不安。

1946年秋，離開重慶東下直抵上海養病，未去南京，此時他有祖國雖大，似乎難覓容身之地的感觸。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倫敦召開的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偕夫人許淑彬乘船再度赴英，並經挪威接受奧斯陸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倫海峽之濱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訊，特別興奮。立即准備起程回國，為了擺脫國民黨駐英大使館的阻撓，獨自化名先行，經巴黎至巴塞爾，等候夫人一道至義大利登輪，在海上漂泊數月，1950年4月6日經葉劍英派人接應，由香港到達廣州，終於回到了祖國。5月6日到北京，及時地會見了中央領導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長時間的交談。

李四光回到新中國後，除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外，還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9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員。1952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長，直到1970年地質部改為計委地質局時才離職。1958年9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成立，李四光被選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9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0年8月，任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和國務院科教組組長。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歲。

李四光一生，經歷了祖國幾次偉大的社會變革。他由一個樸素的愛國主義者，參加了民主主義革命，走上了「科學救國」的道路，最終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畢生為繁榮中國近代科學事業，提高地質科學水平，發展地質工作，做出了光輝的業績。他留下了數百萬言的科學論著和豐碩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創造性的治學精神、治學方法和奉獻精神，都是祖國科學文化寶庫中的重要財富，後人應當繼續發揚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為悼念一個好學生曾寫過此詩，亦為其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研究的光輝寫照。

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游。

峰巒隱復見，環繞湘水頭。

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

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

附李四光簡歷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

1904—1907 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宏文學院普通科學習。

1905年8月 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舶用機關科學習造船機械。畢業歸國後任湖北中等工業學堂教師。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後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事，湖北軍政府實業司司長，湖北省同盟會支部書記。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先學采礦，後學地質學。畢業時獲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20年 歸國，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

1931年 英國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講學，接受挪威奧斯陸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遷廣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倫敦召開的第18屆國際地質學大會。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員會主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

1951年4月 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

1956年2月 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長。

1958年6月 被蘇聯科學院授予國外院士。8月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9年4月 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0年8月 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1971年4月29日 逝世於北京。

E. 有沒有關於魯迅在北大執教的情況 啊!!

從魯迅在北大當講師說起

吳中傑

魯迅是北京大學文化營壘中的健將，是蔡元培校長所器重的人物，
而且被反對者指為「北大派」。他自己也覺得被派進這派里去，並沒有
什麼不好，說是：「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
居了。」但是，他在北大教學多年，卻始終只是一名講師。這使後人感
到困惑，於是議論紛紛。
前幾年有文章說，魯迅在別的學校能當教授，在北大隻能當講師，
這是因為北大的要求高，言下之意是說魯迅的學術水平不夠。近來「百
年北大」紀念活動中，又有文章說，北大隻給魯迅講師職稱，是因為任
期短的緣故。其實，這些看法，都是犯了以今例古的錯誤，很經不起推
敲的。
以學術水平而論，魯迅並不比別的教授差。而且許多教授，特別是
那些新派人物，進校擔任教授之初，似乎都沒有什麼學術著作。他們的
學術著作，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冊）、《中國哲學史大綱》（
卷上），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都是
在教學過程中產生的，用現在的標准來衡量，都是屬於教材一類。魯迅
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是根據講義整理而成，但其學術水平之高是公認
的，連後來因道不同而明顯對立的胡適，也始終不否認其獨創性。當時
在學術水平上受到非議的，倒是陳獨秀，——當然大半還是出於政治上
的原因。因為陳獨秀非常激進，要拖出四十二尊大炮來轟擊舊物，難免
遭恨，別人就攻他在學術上沒有專長，不配當教授和學長。於是有幾位
語言學教授站出來為他辯護，說是陳獨秀一向研究小學，且寫有專著，
只是還沒有出版而已。這場風波也就平息下去了。陳獨秀對文字學素有
研究是不假，但直到他離開北大，專著都還沒有出版。陳獨秀的去職，
並非由於學術上的原因，而是被人抓到了別的把柄。這位先生文化思想
雖然激進，但在生活上卻不檢細行，是八大胡同中常客，別人抓住這一
點，說不配為人師表。這使蔡元培很感為難，無法為之辯護。因為其時
他正組織了進德會，其中就有不蓄妾、不嫖妓的約定。但蔡元培還是保
了陳獨秀，只要他辭去了文科學長的職務，仍保留其教授職銜。後來陳
獨秀因為要搞政治活動，就連教授也不做了，此乃後話。
可見魯迅在北大沒有當上教授，並非因為學術水平的關系。那麼任
職期限呢？魯迅在1920年8月從北大中文系主任馬裕藻手裡接了聘書，
到1926年8月離京，整整在北大任教了6年，開設了「中國小說史」及「
文藝理論」課程，並擔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等職，還為北大
設計過校徽，指導過學生的文藝社團和刊物，參加過種種活動，總之，
任期不能算短，關系不能算淺。但他始終只是個講師。而別的許多人呢
，一進北大，就是教授頭銜，其中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當初更無名氣
，還是魯迅介紹給蔡元培的。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大找蔡元培時，
因為是在學期中途，無法排課，蔡曾要他到預科教國文，周作人不就，
再安排到國史編纂處，到9月4日，新的學期開始時，周作人也就接到文
科教授的聘書了。可見任教期限亦非定職的根據。
魯迅在北大隻能當講師，顯然另有原因。這原因，就在於蔡元培的
教育改革和辦學方針。
北京大學是由前清京師大學堂延續下來的，保留有京師大學堂的許
多陋習。蔡元培受教育部電召回國，准備出任北大校長之際，就有許多
朋友勸阻，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
。蔡元培是抱著整頓北大的決心去上任的。京師大學堂是培養官員的學
校，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幹部培訓學校，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
，所以學生被稱為「老爺」，常有帶著聽差去讀書的，而監督及教員都
被稱為中堂和大人，可見整個學堂官氣十足。北京大學的學生從這些京
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的風氣是，平日對於學問沒有什麼興
會，卻很注重畢業後的出路，所以對於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不見得歡迎
，而對於前來兼課的政府要員，盡管他們時時請假，而仍舊歡迎得很，
——目的是尋找闊老師做靠山。蔡元培認為這是科舉時代留下來的劣根
性，必須革除，他到校後的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
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要打破舊有觀念，首先
要整頓師資隊伍。他解聘了那些不學無術的教員，包括一些兼職的官員
和濫竽充數的外國教員。這自然會引起風波。據他自己在《我在北京大
學的經歷》里說，當時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他，有一英國教習竟要英國
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他談判，他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
不要再做校長的了。」他也不予理睬。可見當時矛盾之尖銳，也可見蔡
元培改革決心之大。但對於有真才實學的教師，則無論屬於哪一個派別
，無論有什麼樣的政治傾向，他都表示歡迎。於是一方面聘請了提倡新
文化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人，另一方
面則留任了張揚舊學的辜鴻銘、黃侃、陳漢章、林損等人。劉師培雖然
政治大節有虧，但因為舊學有根底，還是聘用了；梁漱溟資歷甚淺，沒
有上過大學，但因為學有專長，破格聘為講師。一時間，在北大校園內
，西裝與馬褂紛呈，各派學人並存，人才極一時之盛。至於魯迅，蔡元
培一向很佩服他的學問和識見，還在民國元年出任教育總長時，就把他
招至教育部任職，但也正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官員，他在北大是兼職而
非專任，所以只能當講師，而沒有教授的名義。這就是原因所在。但這
並不妨礙魯迅的學術地位和他在北大所發揮的作用。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時，曾發表過一篇《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
文章開頭就說：「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政治者」。他
認為前者是專制時代所派生，而後者則為共和時代之產物。他是主張學
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所以他去北大之後，就推行兼容並包主義，只要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各種見解都可發表。於是新舊派在學校里就斗得
很厲害，據說黃侃每次上課，總要先罵一通胡適，這才正式講學；新派
也不示弱，我們只要看看魯迅和錢玄同等人在文章中大罵國粹派，就可
以想見一斑。北大的學術空氣也空前地活躍起來，它之成為全國的學術
中心，並非由於前清皇上的欽定，而是由於蔡元培推行新的教育方針的
結果。
但是，到得蔣夢麟、胡適主持校政時，情況就起了變化。他們雖然
也接受了不少西方民主教育，但襟懷遠不及蔡元培開闊，排斥異己、培
植私人勢力之風漸起，干出了許多與蔡元培辦學方針背道而馳之事。如
：解除了馬裕藻中文系主任之職，要由文學院院長胡適兼任；把黃侃、
林損等對立派陸續排擠出北大。這實際上是削弱了北大的力量，磨損了
北大精神。
但蔡元培所開創的北大精神，在中國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造就
了一代獨立的知識階層，培養了一種自由的學風，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現
代進程。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五四時期的北大，只成為歷史的勝景，供
人景仰而已。但仍有許多知識分子為這個理想境界而斗爭。比如，192
5年魯迅等人支持女師大學生運動，1938年朱光潛等人在四川大學反對
教育部委派CC系特務頭子來校，就都是為「教育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這些斗爭雖然取得局部的勝利，但在當時中國的大背景下，最終還是失
敗了。女師大後來還是合並了；而朱光潛也終於擋不住政治壓力，在國
民黨政府有關學校「長」字輩都要入黨的規定下，加入了國民黨。而這
一切，留給人們的卻是無窮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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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北大講課的情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從一般的課堂里，並沒有得到多少有益的東西，作為精神的食糧、靈魂的葯餌，則是魯迅與封建復古派、帝國主義洋奴們戰斗的小說和雜文。魯迅的文章，在《語絲》、《莽原》等刊物上幾乎每星期都有新的發表，我們爭購、傳誦、討論，有時也和外地的朋友通信談讀後的感想。

可是我們都還年輕，閱歷浮淺，對魯迅深刻的思想和寫作時的心情，體會是很不夠的。此外，則是魯迅每周一次的講課，與其他枯燥沉悶的課堂形成對照，這里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這本是國文系的課程，而坐在課堂里聽講的，不只是國文系的學生，別系的學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還有從外地特地來的。那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有人聽了一年課以後，第二年仍繼續去聽，一點也不覺得重復。一九二四年暑假後，我第二次聽這門課時，魯迅一開始就向聽眾交代：「《中國小說史略》已印製成書，你們可去看那本書，用不著我在這里講了。」這時，魯迅正在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他邊譯邊印，把印成的清樣發給我們，作為輔助的教材。但是魯迅講的，也並不按照《苦悶的象徵》的內容，談論涉及的范圍比講「中國小說史」時更為廣泛。我們聽他的講，和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闢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很中肯和剴切的，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譬如談到秦始皇，他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志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當時聽講的人，若是有人能夠把魯迅講課時重要的講話記錄下來，會成為很可寶貴的一部資料，可惜沒有人這樣做過。

F. 李敖為何捐錢為胡適立銅像

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講，說：「我捐了35萬塊人民幣是為胡適在北京立銅像，就是告訴大家，其實胡適思想是最溫和的，對我們有利的，現在我們開始知道立個銅像給他，當時胡適在我窮困的時候送了1000元台幣給我，今天我相當於1500倍的人情來還」，李敖此舉僅僅是知恩圖報嗎？北大該為胡適立銅像嗎？

1910年胡適順利通過了庚款留美考試，並於年底赴美修學。在美國期間，他先在康奈爾大學攻讀文學學士，後又投入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哲學家杜威門下完成博士學業。1916年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出了「文學革命八條件」，不久後寫成《文化改良芻議》一文，發表在《新青年》上。隨後，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正式揭起「文學革命」大旗，胡適也因此而聞名國內。

1917年胡適完成博士論文後回國，9月4日，蔡元培校長簽發了聘請胡適為北大教授的聘書，9月10日，胡適到達北京，開啟了他在北大的十年教學生活。胡適一到北大即教授中國古代哲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三門課程。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課，拋開堯舜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這種「截斷眾流」的講法，在當時震動很大，經補充後成為《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時洛陽紙貴。

胡適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長的賞識，1917年胡適被任命為北大新成立的哲學門研究所主任，1918年他當選為英文部教授會主任，同年10月，又被推舉為北大評議會評議員，1920年他出任北大出版委員會委員長，兩年後即當選為北大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除此之外，胡適於1922年先後兩次到濟南參加全國教育會議，參與推行國語教育、英國日本賠款用途等問題的討論，提出調和學制會議原案與廣州議案的主張，倡導新學制的改革

1922年，胡適致力於北大研究院國學門和北大學術刊物、學術著作的謀劃工作。2月28日，胡適被推舉為國學門《獎學金章程》起草人及國學門雜志主任編輯。不久，胡適出任《國學季刊》主編。1923年1月，胡適在《發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三個要點。（1924年9月，胡適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賓、陳垣、朱希祖、蔣夢麟、黃文弼；二排左起：孫伏園、顧頡剛、馬衡、沈兼士、胡鳴盛）

胡適回國後，繼續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等相關文章，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1919年1月，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創辦《新潮》雜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支生力軍，胡適被聘為顧問。1920年3月，胡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出版，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個人白話新詩集，「適之體」風靡一時。同時，他亦開始對古典白話小說的考證研究，其中尤以《紅樓夢》考證影響最大，成為「新紅學」的開山之作。

1926年，胡適從北京啟程赴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議，回國後留在上海執掌中國公學，直到1930年11月30日，胡適再次回到北平。1931年初，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胡適和傅斯年是蔣夢麟最為倚重的左膀右臂。胡適積極網羅人才，經他聯系引進北大的學者有孟森、錢穆、湯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實秋、葉公超、丁文江、饒毓泰等。在他出任文學院長期間，他改革了新生考試制度，主張文、理科入學考試應有所偏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內形勢嚴峻。9月26日，胡適與錢端升等人到達美國舊金山，試圖通過民間外交的方式得到國際聲援。此後直到1938年7月，整整十個月間，胡適馬不停蹄地奔走於美國、加拿大等各地發表演講，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10月，胡適被正式任命為駐美大使，除正式外交工作之外，他還在美國各地發表演講，力圖使美方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抗戰。

胡適卸任之後，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利用難得的清閑完成《中國思想史》的寫作。1943年11月8日，胡適在收到王重民書信中所附《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戴趙全趙兩公案》一文後，決定重審「《水經注》案」，以至於他此後在美國以及後半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此案的重審上，寫出的校勘考證文字有二百多萬。

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未回國前由傅斯年暫時代理。胡適在美期間也一直牽掛著北大，他曾給楊聯?、鄧嗣禹等人寫信，希望他們到北大任教，此外他還曾約請錢學森到北大創辦工學院。1946年6月5日，胡適乘船離開紐約，結束了8年零8個月的在美生活，開始歸國旅程。

1946年7月29日，胡適抵達北平，傅斯年、鄭天挺、湯用彤等北大同仁到機場迎接。8月16日，胡適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師聘任問題。9月20日，他正式接任北大校長，聘任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湯用彤為文學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馬文昭為醫學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長，並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戰後北大走入正軌。

1946年10月10日，胡適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對新北大提出希望，「希望教授、同學都能在學術思想、文化上盡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貢獻，把北大做成一個像樣的大學；更希望同學都能獨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為思想，他人的信仰為信仰。」

1948年11月，解放軍包圍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將北大南遷。11月22日，胡適在蔡孑民紀念堂主持校務會議，最終決定不遷校。12月14日，南京派飛機將胡適與陳寅恪接走，臨行前他留下便箋給湯用彤、鄭天挺：「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准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這句話竟成了他與北大的訣別之言。

G. 殷宏章的人物生平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出生於山東省兗州。祖父殷謙在清朝道光年間考中舉人、進士，曾在廣西、河北任「知府」、「知縣」。父殷有濟為前清舉人，曾在山東幾個地方任過縣長，擅長書法。生有子女9人，殷宏章是長子。讀書是殷家的傳統，殷宏章從小就受熏陶。8歲時入天津直指庵小學，1922年考入南開中學，正值中學改為6年制，因考試成績優秀，被直接編入初二年級，讀了1年，改在家中與弟妹一起聘請老師受教。1年後，即1924年，考取了天津南開大學預科。他用不到3年的時間學完了6年的中學課程。
1925年，他入南開大學理科，先攻數學、化學，後對植物學發生興趣，於1929年在生物系畢業，得學士學位，被留校任助教。任教期間除照顧學生普通生物學實驗外，經常翻閱圖書期刊，了解近代生物學進展及生命科學哲學問題，常去清華大學研究院參加學術討論。1933年在北平清華大學當研究生，以後回到南開大學任講師。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隨Went教授選題研究。Went是荷蘭人，植物生長素的發現者，殷宏章用兩年時間取得了博士學位，其後在該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遺傳研究室做些光合作用和遺傳方面的研究。
完成博士工作後，清華大學留學公費時限尚有一年多，他利用這段時間，在美國瀏覽了20幾個州，參觀了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此時加州理工學院邀請他留下工作，但國內抗日戰爭已開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內遷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他無心留下，1938年趕回昆明，受聘出任西南聯大教授，講授植物生理學課程。同時又在湯佩松創設的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組兼任研究員，開展一些生長素應用、生化合成、植物生長測定等工作。1944年他被約為第一批「交換教授」到英國劍橋大學工作1年，開展磷酸化酶的研究。1945年回國。1946年學校從昆明遷回北平，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繼續做些澱粉形成方面的工作。1948年應羅宗洛教授之約，赴台灣大學講課幾個月。同年，他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國民黨統治腐敗不堪，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殷宏章夫婦及子女5人一家生活甚是艱難，為了擺脫困境，應英國J.李約瑟博士的邀請，於1948年12 月赴印度新德里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南亞科學合作館科學官員，協助該地區國家開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務，工作了3年。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殷宏章深為興奮。這期間他一直密切注視著國內植物生理學的發展，常與中國駐印使館康茅召聯系，談及國內建設情況。與此同時，他接到北京大學聘書及羅宗洛教授的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1951年秋，他攜家眷回國休假，經香港、廣州、上海到北京，目睹國家新生，人民工作、生活愉快，社會安定，與出國前迥然不同，恍如隔世，更感到國家發展科技需要人才，便向聯合國辭職，不再去印度，留下為祖國服務。
回國後，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研究員，同時協助羅宗洛教授進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設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從實驗生物所劃出單獨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長，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長，1983年3月後任名譽所長。在回國後的長時間里，他主要從事研究工作和研究所的學術領導及業務管理。他曾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第二、三屆理事長；《植物生理學報》和《植物生理學通訊》主編；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第三、四、五屆人大代表。1977年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88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傑出校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