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文學院德高望重老教授

㈠ 讓45歲的易中天黯然離開，武漢大學是成就了易中天，還是埋沒了易中天

在某種程度來說，武漢大學既埋沒了易中天，又成就了易中天。

易中天在武漢大學從師數十載，將自己的文化知識傳播給學生，將美學講得生動有趣，得到學生們的青睞。易中天在武大開的課程，教室都是爆滿。相對於其它老師來講，能夠受到這樣的喜歡，內心也會滿足。易中天在武大的教學生涯，使他能夠在武大佔有很大的聲望，並且使他聲明遠揚。

總的來講，可以說，武漢大學之於易中天，就像蕭何之於韓信。但是易中天最後是成功的，無論怎樣，武漢大學都是易中天人生中寶貴的經歷和財富。其實沒有必要糾結於此，只要易中天能夠對學術，對社會文化做出一定的貢獻，能夠最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都是好的。

㈡ 如何做新詩研究

今天是一場比較有爭議的講座，題目就是。很多同學會感嘆說：新詩本身就沒有意義，做研究有什麼意義呢？相信這句話是很多文學院本科同學共同的心聲。我想不僅我們本科同學會發出這樣的疑問，一些學者也會發出這種聲音，認為新詩沒有存在的意義，新詩更沒有研究價值。今天我告訴大家有這樣一句話：「新詩是『百年之騙』」。有人下了這樣一種結論，說新詩騙中國人已經騙了一百年了，求求你們了，你們不要再騙下去了。怎樣理解新詩是「百年之騙」？今天王珂老師來了，王珂老師又來騙大家了，我騙大家不是一百年，我是騙大家一百分鍾，請大家給我這一百分鍾，讓我這位新詩教授來騙一騙你們。有的同學想，我看王老師今天如何騙我們，好，現在就讓我開始。，今天一開始老師放了一些音響作品，是中央電視台2007年「新年新詩會」的錄像。每年一屆的「新年新詩會」為什麼會出現？至少它可以證明一點，新詩還是有存在價值的。今天我們的主要任務不是為新詩是否有價值辯護，不是反駁新詩是「百年之騙」這個非常可笑的結論。今天的主要任務是從學術的角度來探討新詩研究到底有沒有價值。其實，王老師還有一個任務，是來招兵買馬的，看王老師這樣一個人單打獨斗，瘦小的身軀要承擔起振興中國詩歌的大任。今天靠王老師一個人是不行的，還需要在座的朋友們。今天在座的有兩類聽眾：一類是我們的新詩研究生，前面一排都是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的詩歌研究生和文藝學的研究生，來了十多位。從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新詩研究還是有點價值，如果沒有價值就不可能在這么小的一個場所裡面坐了十多位搞詩歌研究，甚至是專門搞詩歌研究的研究生；還有一類聽眾是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本科三年級的學生。（學生語：我們是四年級的學生）。四年級的學生！對不起，把你們看小了，我總覺得我們現在女生非常多。把大家看小一個年級好，大家回到一年級，freshman，我馬上要給一年級上課，freshman可能更好。在座的我好像沒有給你們上過詩歌課，是吧？非常遺憾我沒給你們上課。今天是第一次見面，所以把你們看小點還是有必要的，也是想讓你們知道新詩研究是有意義的，目的是想你們都來考王珂老師的研究生，都去考我們國內一些優秀的新詩教授的研究生。但實際上老師一方面說新詩研究非常有意義非常有價值，你們都來考我的研究生吧，我擁抱你們，歡迎你們。但是，我還想加一句話，新詩研究是非常具有風險性的。今天我們的講座實際上就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新詩研究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我們願意「為詩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但是我還要再提醒說，做新詩研究是有風險的。我們面對這樣一個研究對象，又有價值又有風險，我們該如何去研究呢？那可就要看我們的技法。就像一開始王老師講，我今天是來「騙」你們的，但是要讓你們在這個地方坐一百分鍾聽我的「騙」，我肯定是要施展出我一身的才華來「騙」你們，否則你們早就跑光了。我們先講詩歌研究的意義。剛才講到現在的大學，尤其是現在大學的文學院，女同學非常多。前天我上研究生的課，我們有一個專業的研究生同學來聽我的課，我猛然發現居然這個專業的所有的研究生沒有一個帥哥，全是漂亮妹妹，我覺得很奇怪。實際上我們文藝學研究生也是這樣的，女生很多，在座的女生也很多，所以，今天我們投其所好，用了清代的一位學者，叫張潮，說的一段話，這段話大家可以記下來。這段話既是為在座的女同胞女生鼓足勇氣的，也是為我們詩歌辯護的。它講的不是詩歌研究的意義，它講的是讀詩歌的意義，讀詩詞的意義。它原話是這樣的：「所謂美人者：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柳為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詩詞為心。吾無間然矣。」其中提到了「以詩詞為心」，也就是說你要想成為美人，有個很重要的方法――你要去學詩詞，要去讀詩詞，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美人。一個美人應該分為兩個方面，王老師在這兒開始講美學了。第一個方面是外貌的美，形式的美；第二個方面是內容的美。我們講到這個美人有沒有風度，有沒有修養，其實她的風度取決於什麼？既取決於她的花容月貌，也取決於她內心的這種修養，這種涵養。古人認為一個真正的美人除了需要「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柳為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外，還需要「以詩詞為心」。在座的女同學可能馬上就會說：「王老師，這和你想講的或今天的講座，你想騙我們的內容不一樣。這里張潮是清代人，清代時候肯定沒有新詩，沒有你現在的那種現代漢語詩歌。另外，張潮這里講的是『以詩詞為心』，他這里的詩詞指的是古代的漢語詩歌，准確點說，他很可能指的是唐詩宋詞，也就是說，如果我想成為王老師你說的那種美人，我讀唐詩、學宋詞，或者我寫律詩填詞、寫詩填詞，我就能成為美人，沒有必要做你的新詩。」這個疑問是對的，但是這個疑問可能又是錯的。我想告訴你的是，沒有夫妻就沒有兒子，沒有老爸就沒有女兒，如果沒有古代漢詩絕對沒有我們現在的新詩。古代漢詩應該是現代漢詩的父親，按我們福建人的說法是它的「老爸」，或者是它的爺爺、老祖宗，新詩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們的詩歌不管是在哪一個時代，除了它有一種特殊性外，也有很多共性。比如說語言的優雅，語言的雅緻或者語言的智慧，在內容上的抒情或者是浪漫情調，甚至以詩言志，以詩伸張正義，這些都可能是我們詩詞共有的東西，也是歷代詩人共同關注的東西。現在先把作品放開不談，我再送大家一句話，如果要做詩歌研究請大家記住這樣一句話，是一位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劉勰講的：「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劉勰最重要的文論作品叫《文心雕龍》，在座的同學都知道《文心雕龍》，《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論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有人把它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媲美。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做詩歌研究必須要讀的古代文論的很重要的書。怎樣來理解這句話？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要去研究什麼，如果我們要對什麼東西比較熟悉，採用怎麼的一種方式？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博觀」，經常去看，看多了，我們有個詞語叫「見多識廣」。我舉一個例子，舉一個學術上的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造假很厲害，有很多東西都能造出來，造得假的比真的還像，尤其是在文物界、考古學界，會造各種假的東西出來，最近大家看網上有很多的爭議，某某某的墓發掘出來了，到底是真還是假的？這種造假的現象真的非常厲害。鑒別文物的真偽是需要真功夫的，我們國內有很多有名的鑒別文物真偽的大家。這種真功夫靠的是什麼？除了靠技術、靠知識以外，最重要的靠的是「見多識廣」。因此，我們的文物鑒定中有最優秀的大家，是誰？就是當年我在北師大做博士的時候，我見過的啟功先生。啟功，他也是著名的書法家。啟功先生為什麼能成為鑒別古代字畫最厲害的高手，應該說是超一流的，為什麼？就是因為啟功先生出身於貴族世家，他小的時候在故宮裡面見過很多字畫，他見過的或者說他在五歲時見過的，甚至他在三歲時見過的，當他八十歲時候又見過一個相同的字畫，他馬上知道，嗯，我當時看起來感覺就不對，這就是憑經驗做事情。因此，我們在做詩歌研究的時候，要考慮，要學習啟功先生這種靠人生的經驗來做鑒別真偽，靠我們博觀，讀的很多，見的很多，見多識廣，來衡量眼前詩歌作品的價值。現在我們的詩寫得越來越沒有標准了，一首詩有的說很好，有的說不好，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除了現階段詮釋缺乏標准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們的研究者對詩歌作品了解的比較少。因此作為一個詩歌研究者，尤其作為新詩研究者，你必須要讀得多、看得多、見得多，「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你才能夠形成自己的比較好的鑒賞標准，才能夠對詩歌作品做出比較准確的藝術價值評判，這是做詩歌研究的最基本功。我還送大家一句話，是清代一位著名的理論家、詩人葉燮說的。葉燮有個很重要的作品，文論作品，詩論，叫《原詩》，平原的「原」，詩歌的「詩」，大家找來讀一下。葉燮的這一段話可以用四個字來總結，叫「才、膽、識、力」。實際上他說的不僅僅是做詩歌研究，作為一個學者，包括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才、膽、識、力，我們看他是怎樣來論述這四個要素的。「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生畏縮，無識則不能取捨，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成為一個詩歌研究者，尤其你要成為詩歌研究的大家，你必須具備才、膽、識、力，你要有才氣，要有膽量，要有知識，另外要有那種力量，筆力、實力。我總結一下新詩研究者的知識結構，要才、膽、識、力，要博觀，要訓練。實際我們可以把詩歌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總結成四個字，就是葉燮所講的「才、膽、識、力」四個字。詩歌研究可以分為三部分的內容。第一，研究詩歌史，我們把他稱為詩史家；第二是研究詩歌的基礎理論，我們把他稱為詩論家；第三是研究詩歌作品，尤其是研究當前的當下的詩歌作品，比如說有一位詩人寫了一首詩給你看，王教授請你看看我的詩寫得怎麼樣，你能不能對我這首詩發表一些看法？如果我就此寫篇文章，就叫詩評，詩歌評論文章，我的身份就是詩評家。優秀的詩歌研究者、新詩研究者，應該具備詩歌史的研究能力，具備做詩歌基礎理論的研究能力，具備面對詩歌作品，面對當前的詩歌現象發表看法的能力。也就是說，一個優秀的詩歌研究者、新詩研究者，他既是詩歌史家又是詩歌理論家又是詩歌評論家，我們也可以用一些詞語來形容這三種研究、三種角色的特點。實際突出了一點，就是叫做「術業有專攻」。我們講到「術業有專攻」，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專業的東西。我們甚至可以分得很細，比如我們現在的文學院，文學院過去叫中文系，中文系是怎麼回事？中文系就是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又分了很多專業，比如最主要的專業有二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系我們現在稱為一級學科，一級學科下面有幾個分支就叫二級學科，王老師負責的碩士點文藝學就是二級學科之一。一級學科中文系的文學方面的二級學科有：文藝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比較文學——過去叫外國文學。二級學科下面又有可能分為三級學科，即研究方向，比如說文藝學，大家看福建師范大學碩士生的招生簡章最近兩天出來了，文藝學招收七個方向研究生：文藝美學、中國現代文論、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詩歌理論與創作研究、現代小說理論與創作研究，旅遊美學。這些招生方向的專業之間是有差異的，比如說，同樣是美學，文藝美學研究的方向與旅遊美學的研究方向是有巨大差異的。同樣是文體研究，現代詩歌研究和現代小說研究實際上是有差異的。具體到現代詩歌研究，又可以分為三大類：詩歌史研究、詩論研究和詩評研究。詩歌史家需要具備兩方面的能力，我用了兩個詞語，第一是「竭澤而漁」。「竭澤而漁」什麼意思？就是把水全部放幹了，最後把魚抓出來，這兒我想到了我非常美麗的童年，在座的都沒享受過這種童年，我童年時候最喜歡乾的一件事情是什麼？最喜歡乾的一件事情就是到水田裡去抓魚，或者在小溪裡面去抓魚，我們叫摸魚，就是在水裡面摸到一條後，抓到手上突然拿起來，高興得大叫：「哇，我抓到了！」實際上在水田裡去抓魚最好的手段是什麼？就是估計這個田裡面有魚，但是，你下去胡亂去摸是摸不到的，你沒有孫悟空那種本事，那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小孩子最喜歡的就是聯合起來把這個田分割開，用泥把一團水域圍起來，比如說這個田有我們教室這么大，有數十平方米，我們挑出幾平方米，把它用泥築個堤阻斷水，然後用器具，一般是用水盆，用勁地把裡面水全部弄出去，把這邊的水調到那邊去，水沒了，一個魚都跑不掉。這個方式就像「竭澤而漁」。做詩歌史研究就需要有這種能力，你如果要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詩歌史研究，你就要把二十年代出現的詩歌、詩人都要去找出來，要在全面佔有資料基礎上做研究，所以有人說做詩歌史研究的學者是「靠屁股做學問」。今天王老師是站著講課，沒有坐著講課，如果要做詩歌史研究，王老師必須坐著，因為不可能這么站下去的。做詩歌史研究如果站著是會累死的，所以必須「靠屁股做學問」。這是一種形象的說法，也就是說做詩歌史研究，一定要沉下心、坐得住，耐得住寂寞。我們有兩位著名的詩歌史研究學者，第一位是武漢大學的陸耀東教授；第二位是北京大學的孫玉石教授。這兩位學者是新詩研究公認的做新詩史研究最扎實的學者，尤其是陸耀東教授。2006年陸耀東教授曾給我講，說為了收集詩歌史的資料，他在中青年的時候，每到假期他就到北京去找資料，甚至住地下室，那時候不能復印就手抄資料，因此陸耀東教授現在手上掌握的詩歌史資料是最多的，誰也沒有他多。陸老師也培養出很多優秀的詩歌研究者，我們學院的陳衛教授，你們喜歡的陳衛教授就是陸耀東老師的博士。做詩歌史研究要學習陸老師的這種精神，「竭澤而漁」的精神。但是，做詩歌史研究僅僅靠「竭澤而漁」是不夠的，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想把所有的魚、所有的蝦都抓住，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把這些魚和蝦抓住了，大魚小魚都抓回來了，要把它做成美味佳餚還需要你的廚藝，需要你的另外的水平，不僅僅只是抓魚的這樣的水平。因為研究詩歌史的目的是把材料找出來，找出來干嗎？找出來最後寫成詩歌史或者寫成研究文章，再輸送給社會的，給其他的學者或者給下一代的學者。在作品的選擇方面我們就需要一種眼光，文學史家是需要有眼光的，這兒王老師就用一個成語來形容，叫「高屋建瓴」。「高屋建瓴」就是你要站得高你才看得遠，否則你拿那麼多東西上來，最後事無巨細地都把它寫進你的詩歌史裡面，第一，條件上是不允許的，是不可能的；第二，寫出來的東西也是「大雜燴」，我們叫做「撿進籃里都是菜」。我們把它撿進來以後需要篩選，去粗取精，做出評判，寫出具有學術價值的詩歌史著作。因此，除了「竭澤而漁」以外還需要「高屋建瓴」，還有一個詞叫「高瞻遠矚」，也可以用來形容詩歌史家。在「高屋建瓴」這方面，給大家推薦一位我認為是最優秀的詩歌史家，叫洪子誠。洪子誠老師是北大的教授，他和我們福建著名的學者劉登翰老師寫了《中國當代詩歌史》。洪老師就是一個既能夠掌握材料又能夠很好地運用材料、篩選材料的具有獨特眼光的詩歌史家。總之，詩史家需要這兩種能力：「竭澤而漁」的能力和「高屋建瓴」的能力。詩論家需要怎樣的能力呢？詩論家需要「博覽群書」和「與時俱進」的能力。這兩個詞語一點都不漂亮，昨天我准備講座做PPT時，用「與時俱進」這個詞。我妻子嘲笑我說：「你做學術講座，把這個政治術語放進來幹嘛呀？」大家知道「與時俱進」近年成了一個流行詞語，成為中國人既喜歡，又耐用的一個詞語。作為一個詩歌理論家首先要「博覽群書」，我覺得做個詩歌理論家的難度恐怕要比做個詩歌史家的難度更大，當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千萬不要把這句話告訴現當代文學的老師，他們就會過來罵我說：「王珂老師啊，王珂教授，你在文藝學當教授你就認為你那個理論比我們文學史重要。」現當代文學主要偏重於文學史，文藝學主要偏重於理論，因此，在現在學術界文藝學的學者和現當代的學者，嚴格地說是做理論的學者和做文學史的學者有時互相是看不起的。就像我們今天教室里的座位，我看大家坐的特別形象，左邊坐的人最多，可能就是做文學史的，中間坐的第二多，是做文藝理論的，右邊最少，只有幾位，就是做評論的。這邊是詩歌史，現在國內做詩歌史研究的是最多的，被視為最有學問的；這邊做詩歌理論的詩論家是比較多的，但是好像學問不是太夠的；那邊做詩歌評論的，做評論家的，是最少的，是最費力不討好的，有人甚至結論說：「不會做學問，就去當詩評家。」我最近寫了一篇很尖銳的文章，題目是《詩人壞，詩評家更壞》。今天坐在左邊的都是壞人（笑聲）。為什麼做文學史的看不起做文學理論的？原因就是做文學史的認為做文學理論的都是「拍著腦袋做學問」，靠腦袋做學問，也就是說，頭腦一拍，一個靈感出來了，一個觀點就出來了。這些東西是靠不住的，尤其是現在，是強調學術規范，推崇科學精神的時代。拍腦袋做學問的時代，扔「炸彈」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可以扔一個「炸彈」，在八十年代如果寫篇文章《新詩是「百年之騙」》，全國都要轟動，全世界都要轟動，如同扔了一顆原子彈。所有的人都會關心為什麼王珂會提出新詩是「百年之騙」，我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但是在九十年代後期，當有人提出新詩是「百年之騙」的時候，有人就覺得這個觀點是荒誕的是可笑的。當然，有人也會覺得這個觀點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絕對沒有像八十年代大家都去關心這種新思想新觀念，那麼去追求新潮。九十年代和現在是越來越強調學術規范的時代，因此在八十年代詩歌理論家是很有名的，直接參與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的詩歌理論家實際上是跟中國的思想家相提並論的。那個時候，人們知道的是詩歌理論家而不是詩歌史家，但是在九十年代尤其是在現在，人們可能知道的更多的是詩歌史家而不是詩歌理論家。比如說，我可以肯定你們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洪子誠，因為你們在學他的教材，有的學校是把他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作為教材的。但是你們有可能就不太知道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氣的，甚至可以說是詩歌界最有名氣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我們福建人的驕傲，我們福州人，甚至就是我們老校區的，倉山人，謝冕老師，謝冕先生，為什麼呢？我們談到謝冕老師時候，我們下面很多人問謝冕是誰呀？我告訴你，不管是過去和現在，在詩歌界謝冕先生的名氣都比洪子誠的名氣大。因為謝冕老師他既是詩歌理論家又是一個詩歌評論家，但是謝老師不太做詩歌史的研究。實際上我們現在的詩歌研究者，尤其是老一輩新詩學者，都具備這樣的三種能力，他們有三種身份：詩歌史家的身份、詩歌理論家的身份、詩歌評論家的身份，但是他們各自是有側重的，有的側重於詩歌史，有點側重於詩論，有的側重於詩評。因此，做詩歌史的人，做文學史的人認為做文學理論的人是拍著腦袋做學問。做文藝理論的人呢，又諷刺做文學史的人是靠屁股做學問，就是說只有學問沒有思想，而做詩歌理論的則只有思想沒有學問。做詩歌評論的既沒思想又沒學問。我這兒的詩歌評論講的是通常意義下的詩歌評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歌評論家。如果我們要想成為優秀的詩歌理論家，就要改變「拍腦袋做學問」的陋習，要靠扎扎實實的功底做學問。這種功底最基本的需要是「博覽群書」，需要「靠屁股做學問」。這兒我用到一個詞語「博覽群書」，這里的「群書」是指兩個方面，作為詩歌理論家，第一，你一定要多讀理論方面的書籍。如剛才我們講到的劉勰的《文心雕龍》、葉燮的《原詩》、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古今中外的詩歌理論你都要找來讀。第二，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你都要找來讀。第三，古今中外的與文學相關的學科的理論書，如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這些東西你都要找來讀。大家一聽這話就嚇住了：「王老師，我絕不考你的文藝學的現代詩歌理論及創作的研究生，事情太多了，這么多的書要讀。」剛才講的是理論這方面的書，也就是我的「博覽群書」的「書」第一是指理論書。第二是指什麼？指的是作品。也就是說，你要像一位詩歌史家那樣把古今中外能夠找到的詩歌作品找來讀，你的工作量就非常大了。我們想一想，如果一個詩歌理論家把古今中外的詩歌理論、文學理論，相關的學科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的理論都拿來讀了，甚至說都掌握了，另外，他對古今中外的詩歌作品尤其是現代詩歌作品都讀了，這樣的知識儲量就足以讓他成為「大家」。但是，這樣的大家嚴格地說還是不夠的，還是不成熟的，不是一個超一流的，甚至說不夠標準的，還需要一個詞語叫做「與時俱進」。怎樣來理解「與時俱進」？就是說我們的詩歌理論家的詩論不能夠死守在歷史的某一個點上，我們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去修正自己的詩歌理論，因為詩歌在社會的發展中功能是會發生變化的。就像在座的同學，為什麼剛才我把你們認為是三年級的學生你們不高興，你們異口同聲地講：「不對，王老師，我們是四年級的學生！」盡管我再三解釋當三年級的學生好，當三年級的學生你又小了一歲，你更年輕、更漂亮、更帥氣。另外，當三年級的學生你不會為找工作，考研這樣迫在眉睫的事情所擔憂，但是你還是不願意。大學每一個年級每一個階段都有自己要乾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標准，甚至都有自己關注的一個重心，關注的一個重點。時代也是這樣的，在不同時代社會思潮會發生變化，詩歌的功能、詩歌的作用也可能發生變化，這時需要隨著社會的變化適當去修正自己的觀點，詩論家的「與時俱進」即要求詩論家隨著時代的變化適當地修正自己的詩歌理論觀點。新詩研究的第三種職業是干什麼的？就是剛才我講的坐在右邊的少部分人，你們也不要灰心啊！有句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盡管你們那邊人少，但實際上真理可能掌握在你們手上。詩評家實際上是很重要的角色，他在我們的詩歌生態中間居於很重要的地位。有時候我甚至認為詩評家的地位不能像王老師在PPT里所示的放在第三位，詩評家恐怕是最重要的，他應該放在第一位。首先是詩評家，然後是詩論家，然後是詩歌史家，或者先是詩評家，然後是詩史家，然後是詩論家。為什麼詩評那麼重要？因為作為詩評家，他也需要兩種素質，這兒我仍然用了兩個詞語來描述，分別是「見多識廣」和「仗義執言」。「見多識廣」就是剛才老師用的劉勰那句話：「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如果說詩歌史家要「竭澤而漁」，詩論家要「博覽群書」，詩評家則需要具有這兩種能力，這樣的知識結構，「竭澤而漁」地掌握詩歌史和詩歌材料，「博覽群書」地掌握詩歌理論這樣一種知識結構。「見多識廣」既要有理論又要有詩歌史，既有理論又有作品，只有理論和作品支撐起來，這個詩評家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說他發出的聲音才是比較正確的，能夠得到詩人贊同的聲音。剛才我說詩評家發出的聲音應該得到詩人的贊同，這是一個方面，但實際上是不準確的，作為詩評家還需要一個詞語叫做「仗義執言」。你不能因為詩人高興你就說他的好話，說了他不能進步，因此你還必須要站在學術的角度，用學術的標准，詩歌標准去要求你面對的詩歌作品和面對的詩人。就需要你敢說話，或者說，作為詩評家他需要的是會說話和敢說話。比如說，王珂老師做詩歌評論的時候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作為詩人的朋友我就叫王珂。就是你們見到的這個「珂」，斜玉旁的「珂」。以前學生上了我的課，贊揚我說：「珂質人生」。因為珂字的右邊「玉」字， 「珂」字通常是女孩子用的，是個很溫柔的名字，叫王珂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是女的，包括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員叫王珂。但是，一旦作為詩歌評論家，我角色就變了，「珂」字變成了苛刻的「苛」，我就變成了「王苛」了。為什麼？因為我要「仗義執言」，我覺得應該說出我自己想說的話，不能夠人雲亦雲地去發表讓別人高興的話。因此，王老師在詩歌界被人嘲笑為「新詩城管」。大家知道「城管」這個詞語不是好聽的，我就是「新詩城管」，另外還有人認為我就是「學術警察」，老是喜歡自以為是地覺得自己應該這樣做應該那樣做，好為人師。詩評家研究什麼呢？主要是做詩人的研究，就是詩歌作品的研究和詩人的研究，有「詩作論」、「詩人論」和「詩潮論」。詩論家主要是做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比如基礎理論研究，現在王老師做的詩體研究，專門研究詩的意象、詩的節奏、詩的格律甚至詩的書寫方式，這些都是基礎理論研究，放到我們的寫作課里叫基礎寫作。實際上還有一種應用理論研究，應用的理論主要針對當下的詩歌創作，詩歌理論家應當及時地提出詩歌創作的一些觀念和方法，甚至對當下的一些詩歌創作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這種應用研究和詩評家的工作有些相似。比如說，九十年代有很多人反對「個人化寫作」，這個時候我就要寫文章來支持「個人化寫作」，我不能直接說「個人化寫作」好就是好，這是不行的，你要從理論的角度來研究、來論證。「個人化寫作」在九十年代那樣一個特定的年代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剛才我們講到理論家、詩論家要「與時俱進」，今兒我就舉一個例子，我是「與時俱進」的，到了現在，我就開始糾正我九十年代的這個觀點。九十年代是個人得不到社會肯定的年代，學術規范也沒有現在這么嚴格，但是在有些方面又做得特別的偏激可笑，所以我在那個時候非常推崇「個人化寫作」。但是現在呢，「個人化寫作」已經發展的有些可怕了，「個人化寫作」已經進入到「私人化寫作」的狀態了。所以我現在就開始強調用適度的「社會化寫作」來糾正「個人化寫作」的極端，我就要寫這方面的文章來論證現在不能倡導極端的「個人化寫作」。詩評家實際上也是要做兩種研究。第一就是詩歌作品的研究，第二就是詩人的研究。剛才老師舉了例子說作為詩歌研究者要有詩史家、詩論家、詩評家三者的素質，這是從知識結構角度來考慮的，現在我們從基本功角度來考慮。因為我們知道每個行業都需要基本功，如果沒有這種基本功，我們是沒辦法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有這種意識。我們有句俗話是這樣說的：「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我們必須要去練習，只有通過練習才能獲得基本的功夫。練武不練功，等於一場空。基本功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讀得快，首先是要讀得快，剛才講到那麼

㈢ 李方華到底是誰

李方華，女，73歲，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電子衍射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晶體學會理事，日本大版大學超高壓電子顯微鏡中心海外顧問委員會委員，《物理學報》、《物理學報》（海外版）、《物理快報》、《電子顯微學報》、J.Electron Micros（國際電子顯微學報）編委等職務。

李方華是凝聚態物理學、電子顯微學家。中國電子衍射及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的先驅者之一。主要從事衍射物理，高分辨電子顯微學和晶體學研究。在高分辨電子顯微像的襯度理論和圖像處理理論與方法研究，微小晶體結構測定，原子解析度晶體缺陷測定，以及准晶體學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方華1932年生於香港，1952年被保送到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學習，195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五十年來，她堅定執著，為科學事業的發展奮斗不息，科研成就卓著。

李方華從1960年起，開始獨立從事科研工作。她用自己改裝的設備開展了電子衍射單晶體結構的分析與研究，在我國最早開展單晶體衍射結構分析和測定晶體中氫原子位置的工作。在填補空白的同時，她還提出一種校正電子衍射動力學效應的方法。

上世紀70年代動盪的社會環境下，李方華一直沒有停止過學習和科研活動。文化大革命後期，她與同事合作，研究釓鈷非晶磁膜的結構與磁性的關系，負責測定非晶體的徑向分布函數。這一工作填補了國內非晶體電子衍射結構分析的空白，並發展了重量懸殊原子對的簡便測定方法。

1973年，李方華敏銳地注意到高分辨電子顯微學作為電子顯微學的一個新分支學科，正在國外萌芽發展，便開始跟蹤這一新學科的進展。文革結束後，她積極推動國內在此領域中的研究工作，成為最早向國內同行介紹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發展動態的人,還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建立了我國最早的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研究組，開展了高溫超導體、半導體、合金、氧化物和礦物等材料的點陣像研究，發現許多新的結構現象。

1982年，李方華到日本大阪大學應用物理系做訪問學者，在較短時間內拍攝出合格的顯微像。隨後，她發現並改正了該實驗室顯微像計算程序的錯誤，完成了計算工作，測定了該礦物中輕原子的位置。她的一系列出色工作，在婦女地位甚低的日本引起了震動。

主要成果和貢獻

近二十年來，李方華的主要貢獻是建立測定微小晶體結構的新方法、建立研究原子解析度晶體缺陷的新技術、發展高分辨電子顯微像的襯度理論、准晶體和晶體之間關系的實驗和理論研究等。她所建立的電子晶體學圖像處理技術，已成功地用來測定了多個未知晶體結構。她所建立的場發射高分辨電子顯微像圖像處理技術，已應用於半導體晶體中不同類型位錯核心的研究。在高溫超導體的早期工作中，她利用目前電子衍射和高分辨電子顯微學方法，進行新材料的結構研究，特別是在認定鉍系超導體有無公度調制結構方面起了關鍵作用。李方華的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同行的廣泛認同，專家們給予高度評價。

作為數理學部為數不多的女院士之一，李方華十分關注女性從事科技工作的問題，她鼓勵女學生、年輕的女科技工作者要有信心自強自立，發揮自身優勢；在研究所里，李方華以高水平的學術成就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享有很高威信。

2003年2月27日，李方華以其對科學事業的卓越貢獻在巴黎受獎，成為中國首次獲得「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For Women in Science）」的科學家。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中國女性的驕傲。擔任該獎本次評委的教育部副部長韋珏博士對李方華這樣評價:她是該領域亞洲最好的科學家。李方華的獲獎，不僅填補了中國在這一獎項上的空白，同時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在物理學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獲獎情況

1. 科技成就獎
1979年獲中科院科技成果三等獎，第二完成人；
1984年獲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獎；第一完成人，項目為「晶體結構和缺陷的直接觀測」；
1989年獲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獎；第一完成人，項目為「高分辨電子顯微學贗弱相位物理近似像襯理論及晶體結構新現象」
1989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第九完成人（前8名均不從事電子顯微學），項目為「液氮溫區氧化物超導體的發現」；
1991年獲中科院自然科學二等獎，第一完成人，項目為「准晶體結構和相位子缺陷研究」；
1991年獲中國物理學會葉企孫物理獎，第一完成人，項目為「高分辨電子顯微學中的圖像處理理論和方法研究」；
1992年獲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第一完成人；
1992年獲中國電子顯微學會橋本初次郎獎（個人獎）；
1993年獲中國電子顯微學會錢臨照獎（個人獎）；
2003年獲「歐來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2. 榮譽稱號
1992年被國家機關黨工委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1994年被國家機關婦工委評為「巾幗建功立業標兵」；
2001年被評為「中科院十大傑出婦女」.
李方華是誰？

李方華的名字從今年2月27日開始才廣為流傳。

這一天，這位71歲的中國女科學家在巴黎獲得了2003年「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自此，這項被譽為「女性諾貝爾科學獎」的獎項下第一次寫上了中國人的名字。中國科協副主席韋鈺後來這樣贊揚李方華：許多人不知道這個獎得來是多麼不容易，它是為全世界女科學家設立的最高獎項。她獲得這個獎是為中國爭了光，是為中國女性爭了光。

然而，聽到這個消息，許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李方華是誰？

記者曾試圖從互聯網上尋找答案，但是關於她的資料並不多，而且95％以上都是關於她獲獎的簡單消息，似乎李方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但是，打開中科院網站上關於她的簡歷，簡單的幾句話里卻透出不尋常的信息：1950年考入武漢大學物理系，1956年從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畢業後一直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從事基礎物理學研究工作，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8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直到現在，她仍然在物理所一線主持研究工作。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基礎科研的歷程中，李方華是平和而寂寞的，沒有喧囂熱鬧的生活，沒有大江南北的關注，沒有官場職務的起伏。在基層科研的崗位上，一個中國女性一干就是50年。

回顧自己的科研歷程，李方華十分平靜：「對有些人來說，從事基礎物理研究的確比較艱苦，需要耐得住寂寞，但我認為它其實對女性很適合。我上學的時候不知道物理學艱難，搞科研的時候又不在乎什麼困難，不考慮提職拿獎的雜事，一心一意做就是了。」

「一心一意」的李方華創造性地發展了高分辨電子顯微學和電子晶體學的理論及分析方法，她是建立並發展我國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國開展電子衍射測定物質單晶體結構的第一人，並在國內首次測定出了晶體中氫原子的位置，至今仍被國外同行引用。她與他人合作，開創性地把衍射方法與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相結合進行研究，創建了高分辨電子顯微學中新的圖像處理理論和技術。她建立了基於最大熵原理的解卷處理技術，為測定微小晶體結構提供了重要途徑，這一成果被成功地應用於測定高溫超導體等材料的晶體結構。

偶然和必然

李方華的研究方向，一般人開始都聽不懂。她走上這條基礎物理研究之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很小的時候，她就對一些自然界的物理現象很入迷，總想搞清楚為什麼下雨以後會出現霓虹，為什麼一個石頭子扔到水裡會起漣漪，為什麼汽車剎車時人的身體會向前傾等等。上中學之後，她才知道居然有一門學科能把這些現象解釋清楚，簡直太吸引人了，所以上大學時就毫不猶豫選擇了物理系。

留蘇回國，開始十幾年李方華從事的研究比較雜，與電子顯微鏡並沒有關系。1973年，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李方華的一生，當時的物理所所長施汝為先生安排李方華調研晶體學的發展動態，這使她有機會看到關於高分辨電子顯微像的報道，了解到顯微像上能直接看見晶體中的原子團，敏銳的李方華對此非常興奮。但她很快意識到，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的分析方法有局限性，要用高分辨電子顯微像測定晶體中的原子位置，事先必須對被測結構有所了解。就是從這時起，她開始認真考慮把電子衍射與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相結合的辦法。但是，她只能在業余時間看資料，在業余時間思考，更重要的是「我光看光想還是不明白，而國內又沒有條件做這方面的實驗」。

1977年，又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方華聽說北京器材公司要進口一台電子顯微鏡，她就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聯系去參加電子顯微鏡的安裝。那家公司在燈市口，而李方華家住中關村。她每天早上6點鍾出發，8點鍾到那裡，天天「混」進去參加安裝，掌握了如何操作。那裡的工程師們為之感動，安裝驗收後將儀器每星期給她用一天。「本來說好是從早8點用到下班，但沒人趕我走，我就不睡覺，經常24小時在那裡用。第二天早8點他們來人上班我再走。這樣我做了一些實驗，拍下了一些照片。」這種狀態的研究生活，李方華持續了3年多。

到了1980年，大阪大學教授、國際知名電子顯微學家橋本初次郎到中國參加中國電子顯微鏡學會成立大會，李方華回憶：「橋本初次郎先生看了我的牆展論文，感到很有意思。但那時我做的水平畢竟不高啊，他就邀我去他們那裡，希望我在那裡工作上兩年。」然而當時李方華是副研究員，按國家規定不能在國外工作兩年，此事便擱下了。但第二年，中科院物理所的領導出訪日本，橋本初次郎對他們說：「我正在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加拿大、英國、瑞典和中國的4位科學家來我們這里共同研究，李方華是排第一位的。」1982年，李方華終於作為訪問學者來到大阪大學。從那時起，李方華才有了機會進行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的實驗和像模擬計算工作。李方華說：「如果我沒有用北京市器材公司的設備拍下照片，人家不會邀我去。而在大阪大學的半年，對我後來的研究至關重要。」

在日本，李方華觀察到許多顯微像襯度的現象和規律，雖然其他專家對此不感興趣，但是李方華卻留了心。回國後，她推導出顯微像強度的新方程式，建立了新的顯微像襯度理論，為電子衍射和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相結合建立了理論基礎。李方華對此總結道：「機會不是一抓就能抓到的，許多機會都是環環相扣的，抓不住上一個機會，也就沒有下一個機會。」

在李方華眼中，「偶然」其實就是「機會」，把「偶然」事件轉化為「必然」成功的秘訣其實就是不把偶然當偶然。

「除了吃飯睡覺，我都在思考」

「除了吃飯睡覺，我都在思考。」李方花把一切零碎的時間都抓了起來，「不定什麼時候就想出來了」。

這種習慣是李方華在北平輔仁女中讀初中時養成的。她有一位數學老師叫張立蓉，每隔幾星期就將四五個學生叫到家中，布置一些數學題，讓她們圍在大圓桌上做。布置完題後，老師便忙自己的事去了，並不和大家討論。李方華對此感觸頗深：「每個人腦袋裡都是要裝東西的，裝一些正經八百的問題和裝一些亂七八糟的問題是大不一樣的，張老師讓我們集中思考數學問題，鍛煉了思維能力，也養成了隨時隨地思考的習慣。」

為了使成果得到國外承認，必須能用英語寫文章、作報告。李方華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開始學習英語口語和書寫。平常炒菜做飯洗衣服時，她都將生詞本擱在身旁。走在路上也不停地練習英語句型。她的丈夫經常很擔心地提醒她：「小心別撞車啊！」

思考是實驗現象和理論之間的橋梁，當觀察到實驗像和模擬像的襯度隨晶體厚度而變化時，她不停地思考如何能證明這些現象有普遍性，最終推導出一個像強度公式，解釋了這些被觀察到的現象。在研究准晶體結構時，她的學生拍攝到一系列電子衍射照片，這是第一次得到反映從准晶體到晶體之間的連續轉變過程的照片。李方華最終用相位子缺陷解釋了這個轉變過程，然後推導了准晶體與晶體之間關系的表達式。

在長期艱苦的科研工作中，李方華患上了心跳過緩的病症，今年安裝心臟起搏器，她在醫院里住了很長時間。在醫院期間，她依然沒有停止工作，停止思考，她還在主持著電子晶體學圖像處理和高技術新材料原子解析度晶體缺陷研究兩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我一個人能做的事很有限」

在對科學孜孜以求的探索中，李方華的人生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正如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在賀信中所說，「幾十年來，您一直從事衍射物理、電子顯微學、晶體學方面的研究，辛勤耕耘，勇於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為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現在她擔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中國晶體學會理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電子衍射專業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並曾擔任中國電子顯微學會理事長。她先後指導培養碩士生、博士生各10餘名，發表論文200餘篇，共獲國家級、中科院、中國物理學會等獎勵9次。她受到各種國際學術會議邀請作特邀報告近40次，多次擔任國際性學習班教員，應邀赴美、英、日等國十幾所大學和研究單位講學，獲得高度評價。電子顯微學方面最高級別的國際期刊《Ultramicros》正在為她的70歲生日出版一個專集，這對一個科學家是一種巨大的榮耀。

面對過去的榮譽和成績，李方華十分冷靜：「沒有和我先後合作共事過的合作者們、同事們和學生們的努力工作，我一個人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總之，這些榮譽屬於許多人，許多方面。」

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李方華始終堅持以一個普通黨員、普通科技人員的身份和大家相處，在工作、生活、經濟上，有許多同志曾得到過她的熱情幫助和關懷。曾與她在同一個研究所工作過的同事、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沈寶根這樣評價她：「她能在國際上獲獎，說明了她研究方面的高水平。另一方面，她在科學道德、科學作風上也為世人樹立了榜樣。她一貫謙虛、熱心幫助別人，指導學生也從無保留。」

李方華說，科學研究需要大量的後備人才。為了多培養一些專業人才，她在去年年底辦了一個學習班，今後還計劃陸續再辦，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高分辨電子顯微學和電子晶體學圖像處理理論及分析方法的實際應用。

今年2月27日，站在巴黎的領獎台上，李方華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我希望越來越多的女科學家可以像男性一樣登上科學的頂峰。現在許多年輕的中國人在美國、歐洲或其他國家學習和工作。我希望他們都盡快回到中國，為自己的國家出力。」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趙亞輝

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李方華院士：智慧與美麗同行

央視國際 2003年04月10日 16:10

在人們約定俗成的觀念中，自古至今，女性在社會中似乎永遠也改變不了「弱者的形象」。當李方華院士捧著獎杯和鮮花從法國載譽而歸之後，國內眾多媒體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女性科學家如何處理科研與家庭生活，也許幾個小細節可以給我們一個有啟發性的回答。

書桌、買菜與化妝

作為一名女性，李方華深深懂得自己在家庭中的責任。她用智慧避開了可能發生的家庭矛盾。在3月20日中科院物理所為她舉行的報告會上，她回憶說，「過去房子很小，家裡只有一張書桌，不可能讓兩人同時用。我常常在床上和箱子上推算公式。那個時代，像我這樣工作的人很多。」

作為一名職業女性，李方華在家也要工作，她也有自己的事業追求，也需要用僅有的一張桌子。顯然，她認為先生比她更需要，自己就「在床上推算公式」了。

物理所了解她家庭狀況的人告訴記者，李方華的先生范海福院士是我國乃至國際物理學界的知名科學家，很受國內外同行尊重，但身體比較虛弱，一直是李方華照顧他。如果研究所有福利品需要拿回家，往往是李方華的事情，後勤人員一般情況下都不打擾范海福先生。

在時間安排上，李方華說：「我除了上街買菜，一般不逛商場，把可以利用的時間盡量利用起來。」但物理所有人告訴記者，在日常生活中，李方華非常注重衣著整齊，她是怎樣花時間裝扮自己的呢？她說：「我不反對女同志化妝，但可以簡單點兒，少花點兒時間。走進研究所，就不想家務事。但出了實驗室，依然要惦記實驗中的事。」

心胸、韌性和智慧

李方華何以獲得「聯合國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她坦言自己也不清楚。她說：「我申報的材料中，主要介紹了4項研究工作及其特色。至於是哪一項打動了評委，我也不知道。」

她介紹的4項主要研究工作是外行聽不懂的4個物理學方面的科學問題：「准晶體與晶體之間的關系」、「測定微小結構的高分辨電子顯微像圖像處理研究」、「測定原子解析度進體缺陷的場發射電子顯微像圖像處理研究」和「一個新的顯微像襯度理論」。她的成果在國際同行中得到廣泛認同。

曾經在她實驗室工作過的一位研究員說，「李方華的研究一直保持著特色。她不追蹤熱點，不趕時髦。她所從事的高解析度顯微電子學物質結構研究，在上世紀70～80年代，非常容易與物質超導研究結合，甚至很容易出成果。但她從來不提超導。她抓住自己能力所及並可能解決的科學問題進行追蹤研究。」

李方華在一份報告中介紹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科研工作秩序被打亂，有兩年時間我在幹校和工廠勞動。幸運的是，1973年所長施汝為先生安排我調研晶體學的發展動態，使我能有機會在圖書館看到關於高分辨電子顯微像的報道，了解從顯微像上能直接看見晶體中的原子團，這是振奮人心的消息。」從她所談到的4項研究成果看，李方華似乎從那次調研開始，再也沒離開過電子顯微像。

幾十年的追蹤和努力，平穩的心態和情緒，使李方華不僅成為了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而且成為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的第一位中國人。無疑，這一切緣於她的心胸、努力和智慧。

㈣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有哪些不錯的教授

作為馬院同學，來回答一下我接觸過的地大優秀的文科教授。（地大各個門類的文科老師基本集中在馬院哦~）

嚴世雄老師，曾經教過我們倫理學，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造詣令我映像深刻。

但是老師非常的和善，對同學總是很友好。

要是有什麼問題或者說疑惑，嚴老師總是鼓勵學生勇於和他交流。他還提倡學生要敢於質疑、勤於思辨，要在自我探索中進步。可以說，他手下的學生總是能從他那兒獲益良多。

㈤ 中國近代為中國作出重大貢獻的人

中國近代化學工業，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於福建閩侯（今福州），科學家，化學家，赴美留學，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學習，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21年獲博士學位。被選入美國最高榮譽sigmaxi科學會會員。譽滿國際化學工業界，英國皇家學會聘他為名譽會員，美國化學工程師學會和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也先後聘他為榮譽會員。中國重化學工業的開拓者。近代化學工業的中國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中國近代化學，細菌和病毒學的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鰲峰坊人，改名高士其，棄仕途和金錢不要，立志不做官，不愛錢，以科學家造福中國。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1930年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中國為記念他的貢獻，把國際的一顆行星命名為高士其星。科學家，化學家。細菌和病毒學家的中國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中國普及科學的先驅，統一化學名詞的奠基人。

鄭貞文（1891年—1969年)字幼坡，號心南，福州長樂縣人。1891年3月2日出生於福州一個沒落的封建家庭。12歲時考取秀才，15歲赴日本留學。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1915入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攻讀理論化學，1918年畢業，獲理學士學位。鄭貞文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的發起人。翻譯和編著了多種自然科學著作，積極將近代科學知識向國內廣為傳播，內容涉及數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氣象學等多種學科。普及科學的先驅。將錯綜復雜的外國有機化學名詞，譯成統一的中文用語。統一化學名詞的奠基人。

中國近代天文學奠基人之一。中國天文學會創始人。

高魯（1877～1947）中國天文學家。字曙青，號叔欽。福建福州長樂人。1905年去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後來獲該校工科博士學位。1909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1911年回國報效中國。中國近代天文學奠基人之一。中國天文學會創始人。創造發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機，曾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展示並獲獎。天文學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魯的文章中曾建議，我國第一座假天館(即天文館)應命名為「高魯假天館」，以紀念這位我國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偉大人物。中國天文學一代宗師。

中國近代和現代天文學雙奠基人

張鈺哲（1902.2.16-1986.7.21），福州閩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天文系。留在該校葉凱士天文台做緯度測定工作。 [隨後在葉凱士天文台 觀測研究工作。1929年，以論文《關於雙星軌道極軸指向在空間的分布》獲芝加哥大學天文學博士學位。 同年，張鈺哲歸回報效祖國。譽滿國際天文學界，國際天文學界為了紀念他，將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發現的一顆新星命名為「張鈺哲星」。

中國近代和現代經濟學一代宗師

陳岱孫（1900.10.20-1997.7.27），原名陳總，1900年10月20日生於福州閩侯縣。經濟學家、教育家。1922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並獲最高榮譽金鑰匙獎；1922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192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他在北大致詞， 「學無止境、自強不息」，「學以致用、用在奉獻」。這是他一生的寫照。陳岱孫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歷史學說等方面，是中國近代和現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師。

中國法醫學創始人，法醫科學奠基人。
林幾（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於福建福州一書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國維爾茨堡大學醫學院學習兩年，專攻法醫學，後又在柏林大學醫學院法醫研究所深造兩年。1928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創建了法醫學科和法醫研究所。創辦《法醫月刊》；建立「法醫學研究會。中國近代和現代法醫學創始人，法醫科學奠基人。

近代和現代中國森林病理學的創始人，中國高等真菌的奠基人。

鄧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森林碩士學位和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先後榮獲「斐陶斐」獎和選為Sigma－Xi最高榮譽會員。為報效中國，謝絕校方和導師的挽留，毅然回國。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中國森林病理學的創始人，中國高等真菌的奠基人，在國際上享有極高聲譽。載入具有世界權威性辭典的唯一的中國人。

中國鳥類地理學的開拓者，近代和現代鳥類學的奠基人。

鄭作新（1906.11.18-1998.6.27），出生於福建福州，生物學家，鳥類學家。1927年和1930年分別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碩士和科學博士學位。獲最高榮譽SigmaXi金鑰匙獎。這是美國大學研究院獎勵學生的最高榮譽。鄭作新先生是享譽世界的鳥類學家、動物分類學家、教育家、科普作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國鳥類地理學的開拓者，近代和現代鳥類學的奠基人、中國乃至於全世界鳥類學和動物學界的一代宗師。

福州是中國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驅，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中國昆蟲科學奠基人。
劉崇樂（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出生於上海，父母福州人，原籍福建省福州市。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昆蟲學，獲博士學位（1926年）。昆蟲學家，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中國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驅。他為中國科昆蟲系統分類研究奠定了科學基礎。中國昆蟲科學奠基人。
中國物理學家一代宗師，開拓物理電子學新領域的奠基人，物理學開拓者和奠基人。

薩本棟（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亞棟，福州閩侯縣人，物理學家、電機工程專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24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獲得工學士學位，之後進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薩本棟是中國物理學最早成就者，於1937年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薩本棟比任何一位物理學家都旱被中國中央研究院承認的物理學家，他用英文撰寫成專著，被譽為物理學巨著。開創了中國科學家編寫的自然科學專著被外國人採用為教材的先例。

近代和現代中國航天技術重要開拓者之一，導彈與航天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技術重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3年（17歲），受當時「科學救國」、「工程救國」熱潮影響，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繫航空組，從此走上「航空救國」之路。1938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1939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學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學航空系系主任。中國導彈之初，梁守槃被任命為總體設計師，於1960年11月5日，中國仿製的第一枚液體近程彈道導彈發射成功，從而揭開了中國導彈事業的序幕。
中國最早生物化學家先軀，開拓者，奠基人，中國近代和現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吳憲（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造船工程，後改習化學，1916年獲理學士學位後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錄取為研究生；1919 年獲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院長兼營養研究所所長。吳憲一生發表研究論文l63篇，專著3種。他開拓的領域主要包括：臨床生物化學、氣體與電解質的平衡、蛋白質化學、免疫化學、營養學以及氨基酸代謝等方面，此外，還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他開拓的《一種血液分析系統》引發了一場血液化學方面的革命。吳憲對於國際生物化學和中國科學事業的貢獻卓著，並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崇高聲望和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

近代和現代中國電信網路開拓者，數字電信奠基者

因劉宜倫，1913年5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長樂縣譚頭鎮一個小商家庭。電信網路理論家、教育家。我國電信網路教學的開拓者，數字電信奠基者。1933年 到美國入普度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習。1936年，獲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1937年又在該校獲得電機工程碩士學位，此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獎學金，轉入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學習。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碩士學位。 於1977年研製出我國第一套各項指標均達到國際技術標準的30／32路脈碼調制系統設備及配套專用儀表，為我國通信向數字化方向發展開辟了新時代的道路。
中國近代和現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化學家、宗教學家、中外思想學家。

朱謙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牽，福建福州市人。我國近代和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東方學家，中外思想文化學家。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文學研究院院長。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我國中外，通史方面最傑出的學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對於歐洲之影響》。九·一八事變發生，使他深感到「以為欲救中國，須根本上從文化著手。深感於民族之不能復興，乃由於文化之不能復興。」

中國地震、地磁研究開創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氣象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蔣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聰，字右滄，福建閩侯人。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的開創者、中國氣象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天文學家，氣象學家，中國近代和現代氣象事業奠基人，中國氣象學會創建人之一。為我國近代和現代天文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1913年7月氣象科正式開展工作，從此中國的氣象事業正式起步，正如蔣丙然所說：「氣象一名詞，亦於此時在中國開一新紀元」。並為我國海洋科學的研究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國際天文聯合會會員，義大利氣象學會名譽副會長。

中國近代和現代石油石化的創造者，石油煉油技術的奠基人

陳俊武，1927年3月出生於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長樂區，194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工系。石油煉制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石化，石油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技術委員會名譽主任。1949年，先後擔任石油工程裝置設計師、工廠設計師、總工程師，石油工業部煉油技術攻關組專業組長等職。1982年，擔任中國石化總公司催化裂化技術攻關組組長，組織科研、設計、煉油等單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關，開發了國家「六五」攻關重點項目「大慶常壓渣油催化裂化」技術。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開創地球物理教育事業，地球物理科學奠基人和開拓者，國際地震波傳播先驅者。

傅承義（1909年10月7日—2000年1月8日），福建福州閩侯人，地球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名譽所長。 1940年進入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物理系進修；1941年獲得麥吉爾大學碩士學位；1944年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 1946年被聘為加州理工學院地球物理學助理教授；1947年回國到中央氣象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並兼任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傅承義主要從事固體地球物理學、地震學和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包括地震體波、面波、首波、地震射線及地震成因的理論等研究 。

近代和現代中國石油化學領域開拓者和奠基人。

蕭光琰（1920—1968），中國物理化學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坡蒙那大學化學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曾專攻物理化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學冶金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他在美國時，連得過四枚金質獎章。回國後，從事的「頁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機理研究」和「電子酸性催化劑研究」填補了中國的空白。中國石油化學領域開拓者，石油化學領域奠基人。

創建中國人體科學者，核彈和導彈結合技術開拓，奠基者，國防超級電腦開拓，奠基者。

張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祖籍福建福州閩侯縣，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1961年晉升少將。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88年7月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紅星功勛榮譽章（一級）。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製「銀河」億次計算機，填補了中國計算機的空白，為國家計算機事業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組織並指揮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和首次原子彈空爆試驗，組織指揮了「兩彈」結合試驗，為發展我國核武器技術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中國近代和現代小麥育種與遺傳開創者，倡導三交和雜交育種科學家之一，小麥肓種奠基者。
庄巧生（1916.8.5-）福建福州閩侯縣人，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1939 被選為美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被授予「最高榮譽金鑰匙」獎， 1946年10月到北平農業試驗場任技正兼麥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畢生從事小麥育種與遺傳研究，主持育成10 多個冬小麥優良品種；積極探索改進育種方法，是國內倡導使用三交和雜交的少數育種學家之一，在推動數量遺傳學和計算機在中國作物育種中的應用研究及倡導改良小麥加工品質等方面作出了貢獻；主持「六五」和「七五」全國小麥育種攻關，參加主編《中國小麥學》《中國農業網路全書農作物卷》和《中國小麥品種改良及系譜分析》等專著，為發展中國小麥生產與育種事業和繁榮作物科學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河海大學創始人，水利事業的開拓者，中國海岸工程奠基者。

嚴愷(1912.8.10--2006.5.7)，祖籍福建褔州閩侯，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墨西哥科學院三冕院士，世界著名的水利海岸工程學家。河海大學創始人、校長、名譽校長，水利部交通部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海洋學會名譽理事長。 他致力於我國大江大河治理和海岸帶綜合開發利用，開創了我國淤泥質海岸研究事業，為建立海岸動力學、海岸動力地貌學打下了堅實基礎，在長江葛洲壩和三峽樞紐工程建設、長江口和太湖流域綜合治理、全國海岸帶和海塗資源綜合利用等領域取得了一大批影響深遠的學術成就，為江蘇和全國水利建設及水利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黃河下游的治理計劃》， 站洪水流量計算方法之研究《河槽過渡曲線之規劃》，《潮汐問題》，《華東水利》。1957年《天津新港回淤問題的研究》。1963年《關於珠江三角洲整治規劃問題的報告》，《三峽工程——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宏偉工程》，《中國海岸帶的開發利用》，《中國的水利建設》，《中國海岸工程》，《海港工程》， 《中國南水北調》，《海岸工程》科研成果獎勵，1992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996年獲中國工程科學技術獎1997年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

近代和現代中國中南礦冶學院創始人，粉末冶金科學創建人，中國粉末冶金科學奠基者。

黃培雲（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出生於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金屬材料及粉末冶金專家，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中南礦冶學院創始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學術顧問 。中國金屬學會理事。1941年抵達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1945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後繼續在該院從事博士後工作；為了報效祖國，謝絕導師挽留，於1946年底偕夫人回到中國；1947年在武漢大學工學院礦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命赴長沙參加中南礦冶學院籌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礦冶學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務長、副院長。黃培雲在中南礦冶學院相繼創建了中國國內第一個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個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國第一座粉末冶金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國家計委先後批准以該所為依託建設「粉末冶金國家重點實驗室」和「粉末冶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黃培雲創立了粉末壓制理論和燒結理論，研製成功多種用於核子、航天、航空、電子等領域的粉末冶金材料，進入了當代國際材料科學和高技術發展的前沿領域，引起了國際粉末冶金界的重視和高度評價。黃培雲是國際上最早採用粉末流變理論來研究粉末壓制的學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體應變推遲、應力鬆弛、粉末體變形充分馳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論，不僅對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貢獻，而且對力學、流變學也具有重要的實用意義。這一理論因而被稱為「黃氏壓制理論 。為我國第一枚人造衛星、第一枚洲際導彈、第一艘核潛艇的研發作出了重大貢獻。這種高超粉末冶金是一門製取金屬、非金屬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技術，能滿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電子、電氣等高新技術領域各種特殊環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他的理論水平領先國際。科研成果獎勵截至2012年，在黃培雲的主持和領導下，共完成國家重點科研項目300餘項，多次獲得國家及省部級獎勵。其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國家發明一等獎1項、其他國家獎共7項，省部級獎47項。

中國近代和現代射電天文學開創者，射電天文學奠基者，中國光纖光譜望遠鏡建立者。

王綬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於福建福州，天文學家、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名譽台長 。王綬琯是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開創了中國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對提高中國授時訊號精度、推動天體測量學發展作出了貢獻。負責成功地研製出多種射電天文設備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王綬琯奉命接受了國家急需的「提高時號精確度」的緊急任務，在二年時間里完成了這一任務，同時也為打下時間、緯度等基本天體測量研究的基礎創造了條件。當時引進的光電中星儀及超人差棱鏡等高儀技術還為爾後中國發展的光電等高儀起了先導作用 。1966年以來，王綬琯負責成功地研製出了米波16面天線射電干涉儀、分米波復合射電干涉儀、米波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系統等重要射電天文觀測設備，並在相應的觀測研究中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20世紀90年代，王綬琯與蘇定強等一道提出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為國家「九五」期間大型科學工程項目 。中國為了記念他，於1993年10月11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綬琯頒布小行星命名書：謹以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171號的小行星，命名為王綬琯星 。

近代和現代中國化學會創立者之一，開創了化學研究實驗，中國最偉大的自然科學譯名編審者，執掌國立編譯了中國80個學科領域的統一譯名首要奠基者。

陳可忠先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臚雷村）人，生於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曾任國立編譯館館長、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立台灣師范大學理學院院長。1932年8月4日，中國化學會宣告正式成立，陳可忠當選為理事之一，又被推為會刊《中國化學會會志》的編輯之一。中國化學會是我國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一，中國化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化學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1926年9月，陳可忠由美國完成學業回國，在理學院化學系講授有機化學。陳可忠在校內極力倡導樹立研究風氣，最早申請開辟了教授專用實驗室，長日留校從事教學實驗。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陳可忠任自然組主任兼專任編審。從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至1948年，陳可忠長期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其間執掌國立編譯館達十二年之久。國立編譯館各項工作中最可稱道的是其對科學術語譯名統一的領導與推動。隨著各學科文獻翻譯量的增多，許多有識之士很早就認識到譯名統一的重要性：「譯述之事，定名為難。而在科學，新名尤多。名詞不定，則科學無所依倚而立。」（《科學》發刊詞，1915年）早期的譯名統一工作主要由個別學者或學術團體進行，國立編譯館成立後，在編訂、統一、推廣譯名上具有了性，編譯館制定了詳盡的編訂譯名計劃，成立譯名委員會各學科組，與各民間學會、協會密切合作，先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80個學科領域的譯名審定統一工作。統一公布的名詞，由編譯館正式出版付印為圖書的有《化學命名原則》、《葯學名詞》、《天文學名詞》、《物理學名詞》、《礦物學名詞》、《細菌學免疫學名詞》、《數學名詞》及《社會學名詞》、《經濟學名詞》等20餘種。這些工作在翻譯傳播外國先進科學知識和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時審定公布的許多科學譯名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科學領域統一譯名的巨人，中國最偉大的自然科學譯名編審者。中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發展必不可缺的倚靠。

㈥ 晏氏近代名人有那些

晏陽初
中國平民教育家。又名興復（1890-1990）、遇春、雲霖。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香港大學前身），後轉美耶魯大學，主修政治經濟，1918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19年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攻歷史學，獲碩士學位。1944-1945年，美國錫拉丘茲等三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晏陽初大學畢業後，立志獻身平民教育。1923-1949年長期擔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總幹事。1926年在河北定縣（今定州市）開始鄉村平民教育實驗。1940年創辦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後名鄉村建設學院）任院長。1950年離台灣赴美國。50年代以後，協助菲律賓、泰國、瓜地馬拉、哥倫比亞及迦納等國建立鄉村改造促進會。60年代在菲律賓創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任院長及該院理事會主席。晏陽初還曾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擔任顧問。晏陽初早期開展平民教育運動時，認為中國的大患是民眾的貧、愚、弱、私「四大病」，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對民眾首先是農民，先教識字，再實施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以造就「新民」（見鄉村建設），並主張在農村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六大整體建設」，從而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概論》、《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等。後期為紀念他特上映同名電影《晏陽初》。

晏福生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國金。湖南省醴陵縣人。1923年參加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曾任安源煤礦工人糾察隊隊長。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醴陵暴動，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84年4月7日因病在廣州逝世，終年80歲。

晏慶明
晏慶明（1900-1933.9），湖北省大悟縣人。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時代，靠替地主放牛和賣長工度日。1930年2月在大悟縣河口參加赤衛隊。
1930年2月後，歷任大悟縣赤衛隊排長、隊長等職，率領部隊經常活動在紅安、河口、劉集一帶，打擊地方民團的反動勢力。1931年編入中國工農紅軍，任紅4軍團長。在攻打七里坪戰斗中，親自率領突擊排，插入敵人的陣地直搗敵軍老巢，給敵軍以重創，並活捉了敵團長，為奪取整個戰斗的勝利創造了條件。紅四方面軍西征後，留在鄂豫皖蘇區堅持游擊斗爭。1933年9月，在紅安大山寨戰斗中，胯部受傷，寄住革命群眾家中療養。不久因國民黨進攻，轉移到劉集新屋咀養傷。由於醫葯缺乏致傷口惡化而去世，時年33歲。

晏維貴
晏維貴（1912-1936），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革命。
1928年參加黃安縣赤衛隊，積極發展地方武裝，參加懲治土豪劣紳等農民運動。1931年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紅4軍。1932年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入川後，根據中共黨組織安排，留根據地繼續堅持斗爭。同年轉入紅25軍，任紅25軍游擊師師長。1936年率部轉戰麻城，在一次與敵激戰中不幸中彈犧牲，時年24歲。

晏八風
晏八風（1905-1932），安徽省金寨縣人。幼入私塾讀書10餘年，輟學後在家鄉教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時期，1925年隨周維炯、李升武等到武漢入東湖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以教書為名進行革命活動。1927年春在家鄉創辦共進第五小學，和毛紹成等組織農民協會。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秘密組織有志青年結拜「三十六弟兄」，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立夏節，率領三十六弟兄在包畈宣布武裝起義，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第32師。同年冬奉調中共赤南縣委任秘書。1931年夏調中共六安中心縣委任組織委員兼軍事委員。1932年春調中共固始縣任組織部部長。同年秋升任中共固始縣委書記兼獨立團政治委員。率部與敵作戰時犧牲，時年27歲。

晏春山
晏春山（1893-1933.5），女，湖北省黃陂縣人。出生在貧寒家庭。十幾歲時被父母送到武漢紗廠做工，結識了忠厚淳樸的碼頭工人潘家年，在患難中結為夫妻。1927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

㈦ 韓德培的人物簡介

韓德培（1911-2009） ，男，江蘇如皋人。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於1940年8月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留學，1942年畢業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同年，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轉往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繼續從事研究工作。1946年，應我國著名國際法學家、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先生之邀，到武漢大學擔任法律系教授。1947年出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並被推舉為武漢大學教授會主席。新中國成立後，韓德培教授擔任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常任委員、副秘書長，協助管理全校的日常工作。1951年實行校長制後，擔任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主管學校教務工作。
1957年，韓德培教授被錯劃為"右派"，在沙洋農場勞動。1978年回到武漢大學。1979年7月，武漢大學決定恢復重建法律系。他先後擔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1979-1983），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1980-1991），環境法研究所所長（1980-1991），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第一屆和第二屆成員，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顧問、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首任會長（1987-2003）、名譽會長，中國環境與資源法學研究會首任會長（1999-2004）、名譽會長等職，並在國外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國際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職。
韓老被公認為是我國當代的一位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德高望重的法學家、教育家，特別是國際私法領域的一代宗師，在國內外法學界久負盛名。
韓德培教授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際私法學理論體系，被公認為是新中國國際私法的一代宗師。韓德培有個形象比喻，國際私法就好比一架飛機，其內涵是飛機的機身，其外延則是飛機的機翼——內涵既包括沖突法，也包括統一實體法，甚至還包括國家直接適用於涉外民商事關系的法律；而兩翼之一則是國籍及外國人的法律地位問題，這是處理涉外民事關系的前提，另一翼則是發生糾紛時，解決糾紛的國際民事訴訟及仲裁程序，這包括管轄權、司法協助、外國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承認執行。

㈧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

㈨ 查謙的教研生涯

當倫琴射線和γ射線通過物質薄片時，有人發現會在該片的兩面產生不同的電離效應，可觀察到薄片兩面射出的光電子的數目和速度的不對稱現象。1912年和1913年J．羅賓森（Robin－son）對此現象進行了研究。他發現當鉑片的厚度小於10－7厘米時，由出射光所產生的電子的最大速度比入射光產生的大；當鉑片較厚時，所產生的現象剛好相反。但他兩次給出的出射速度和入射速度之比的最大值不同。1912年發表的值為1．24，1913年發表的值變為1．12。1914年O．斯托爾曼（Stuhlmann）的研究得到的值則比羅賓森給出的比值小。O．W．理查孫（Richardson）和W．F．G．斯萬（Swann）各自獨立地從量子論進行研究，斯萬 還從經典電磁理論加以研究，得到的不對稱性預期值的數量級遠小於上述實驗值，理論與實驗不符。
這種「不對稱效應」的重要意義：由於實驗結果不足以作出這種判斷，必須重新進行實驗。查謙認為羅賓森和斯托爾曼在實驗中使用的薄片都是用陰極射線濺射方法製造的，所用光源是石英汞燈發出的未分解的紫外光，這些可能對實驗結果產生了影響。為了得到更精確的數據，不但應該用未分解光、濺射型薄片，還應該用單色光、蒸發型薄片重新進行研究。
查謙的實驗結果為：
當用蒸發片時，不論光源是單色光或是未分解光，速度的不對稱性均不存在，且與片的厚度、入射光的波長無關。
當用濺射光時，不論光源是單光或是復色光，速度的不對稱性均存在，且不隨實驗中所使用的波長改變。這種不對稱性隨鉑片厚度變化的曲線與羅賓森和斯托爾曼給出的結果相一致。
查謙的實驗結果表明，速度的不對稱性只有在採用濺射片時才存在，且和光源的單色性無關。這就清楚地界定了不對稱性發生的條件。
為了證實實驗結果的正確可靠性，查謙又用蒸發片實驗數據反過來計算了普朗克常數。其計算結果為：h=6．415×10－27爾格·秒，這比1916年R．A．密立根（Millikan）用光電效應方法測定的h=6．547×10－27爾格·秒的值僅低2%，完全在允許的實驗誤差范圍內。
查謙的實驗澄清了當時光電現象研究中所觀察到的不對稱現象，消除了因不對稱現象而引起的與量子論的矛盾。 查謙在教育戰線上耕耘一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把在我國高等學校辦好物理系作為終生奮斗目標，為我國培養了大批物理學人才和不少有名望的物理學教授。
他注重基礎課教學，曾開設普通物理學、熱力學等課程。在教學中，認真備課，一絲不苟。講稿年年重寫，不斷增補新的內容。
他重視學生在學習階段能站在科學研究的前沿。除開設基礎課外，他還開設統計物理、量子現象、近代物理、理論物理等課程，使學生畢業後便可投入前沿研究。
他大力提倡動手實驗，竭力主張改變中國知識分子不願動手的積習。他曾在全校作報告，分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一中國傳統所帶來的極壞影響，並反復宣傳科學實驗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還身體力行，開設出多門實驗課，購買了許多實驗儀器，組建了無線電實驗室、近代物理實驗室等。物理系注重實驗的舉措也影響了武漢大學其他系，如生物系注重聘請有動手能力的人才來武漢大學任教等。
他積極推動舉辦專題講座。據不完全統計，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除其他教授的報告外，查謙本人曾作過題為「近代科學的一個貢獻」、「國防與科學」、「物質科學之今昔」、「無線電傳播」等專題報告。這些報告不僅使學生拓寬了知識結構、增加了對科學的興趣、了解了科學的價值，而且使教師們也互受啟發，加強了他們更新教學內容和形式的意識，推動了全校的教學改革，促進了科學研究。 查謙具有廣泛而淵博的知識。他注重科技發展史研究，並有相當造詣。他曾著重探討過有關科學技術史的兩個問題：其一是1600年以來世界科學加速發展的原因，其二是中國近代何以對科學無重要貢獻。這兩個問題至今仍是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對於後者，查謙認為主要原因是：1．盲目崇古。2．國人尚清淡，不重實行，不易通過經歷與實踐，道人之所未道，發人之所未發。3．歷代科舉取士的結果。4．學者徒知用腦而不知用手。
查謙認為，將科學技術發展史的內容穿插於理科教學或科學知識普及的講演中，是學校進行文理知識滲透的好形式，並在教學中貫徹執行。這不僅使他的講課內容豐富、生動，引人入勝，而且也為文理滲透倡導了一種教育模式。

㈩ 為中國做出巨大貢獻的人

毛澤東，周恩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