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能源教授

Ⅰ 中國鋰電池研究領域領軍人物其魯博士，為什麼有人質疑其學術造假

有人認為遮掩的學術不合理，存在危險的發生。其魯他在短短8年的自主創新過程中，榮獲了兩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3項北京市科學技術一等獎及1項教育部科學技術一等獎，獲得數十項國內和國際專利授權，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體系，完成了「鈷酸鋰」國家標准和「錳酸鋰」行業標準的制定任務，成為中國鋰電池研究第一人。

其魯一邊從事化學與新材料科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一邊主持一個由國家有關部門投資上億元的鋰離子二次電池研究開發項目。其魯博士在回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在北京大學建起了一個高水平的基礎材料研究室，在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起了一個現代化的生產與應用研究開發基地，由他主持研製開發的鋰離子二次電池材料取得了世界領先的水平，創新合成了「鈷酸鋰」材料。

Ⅱ 節能減排意識的增強給當今企業帶來怎樣的挑戰與機遇

如果說現在還有什麼話題，能引發全球的集體關注，恐怕氣候變化一定算得上一個。從年初就開始的氣候變化談判大會，到上個月紐約的氣候變化峰會，再到兩個多月後確定發達國家2012年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哥本哈根會議。氣候變化這一主題，貫穿了整個2009年，而且每次都能匯聚全球的視線。而在全年大大小小的氣候會議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也從未停止過，甚至有人將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稱為鴻門宴。究竟在氣候相關的背後，包含了什麼樣的國家利益和政治博弈，讓各國為之爭奪如此激烈。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中國又應該有著怎樣的應對策略呢？

一、氣候「戰爭」

9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美國紐約召開，這是聯合國歷史上就氣候變化問題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國際會議，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足以證明這次峰會的重要程度。

氣候變化被全球關注的背後是一組讓人不安的數字，如今，全球每年要排放250多億噸二氧化碳，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化以來，已經增長了36%。人類製造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由此帶來的災難正不斷威脅人類自身，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全球發生的重大氣象災害比50年代多了5倍。有人預測，如果情況不加遏制，全球平均氣溫將在未來50年內升高2到3攝氏度；由氣候變暖引起的乾旱和洪災將使2億人流離失所。一系列連鎖反應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把人類推到難以發展的尷尬境地。

好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意識到了這點，都開始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來解決這一問題。而聯合國不定期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其中一個主要議題也是要制定各國的減排任務，同時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進行減排。然而，在每一次會議上，一旦提及減排目標與資金技術轉讓的問題，馬上就會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爭議的焦點。

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在日本京都通過了旨在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議——《京都議定書》。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發達國家，首先要做出政治的承諾，要有一個減排的目標，這個是絕對減排的，當然發展中國家，也要做出相應的，適當的國家減排的方案，所以這兩個減排目標是不一樣的，我們是自願的，而且是相對的減排，他們就是強制要求的，而是要絕對的減排，當然這裡面斗爭很大。

但2001年，布希總統在上任時以「對美國經濟發展帶來過重負擔」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由，宣布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也就表示美國不再承擔減排責任。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說：「當然美國它是想說，它不管承諾，它也很想把中國和印度，還是拉進來，他認為印度、中國將來會排放那麼多，我們辛辛苦苦搞了排放，結果他們將來排放更多。」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作為全球經濟第一大國的美國，人口僅佔全球人口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卻佔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當時給美國制定的減排任務為，到2012年必須讓溫室氣體排放削減7%。而在減排這一問題上，中國長期以來堅持實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同樣承擔責任，但受經濟發展階段和實力所限，不應和發達國家承擔同等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責任。而在責任大小的問題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堅持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目前在碳排放的總量上迅速增加，其中，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所以應承擔重要責任。而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早在工業革命時期就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他們是當前氣候變暖的始作俑者。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表示，發達國家，要承擔歷史責任，歷史上他們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才造成了我們今天氣侯變化，對我們農業、對我們的水、對我們各種資源、對我們公眾健康的影響。在歷史上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發達國家，一定要做出他們的承諾，來拿出資金和技術來支持發展中國家。

2007年12月15日下午，經過持續十多天的馬拉松式談判，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終於通過名為「巴厘路線圖」的決議。決議強調了在以前國際談判中受到忽視的「技術開發和轉讓問題以及資金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應將其GDP 0.5%～1%用於提供資金支持，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但在落實到實際的行動上時，發達國家卻遲遲沒有動靜。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說，從目前看來，美國和其它的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的承諾都是太低了，給的資金現在目前還沒有著落，我們估算了一下，每年應該是1650億美元，那麼目前連1美元的這個影子還看不到。而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潘家華也說：「實際上現在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核能開發，在這個能源效益的提高這些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做得都好，我們做了，有目共睹事實擺在那兒了。第二，我們想做得更好，但是我們的資金技術，像這個風能發電機和電子控制水平設備，我們沒有，給我們吧，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拿來吧，我們可以做。」

作為研究環境經濟的學者，潘家華認為，要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氣候問題上發揮作用，美國等發達國家必須率先起榜樣作用，否則很難得到共鳴。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潘家華說：「我們想做得更好，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做，你們做給我看一看，對不對？現在美國、歐洲、日本沒有一個敢說我做的，就像我這樣做就行。拍著胸脯，像我這樣做，拿不出來呀。」

雖然在技術和資金的支持上，遲遲未做出實質性的舉動，但奧巴馬和鳩山由紀夫的相繼上台，讓美國和日本在減排問題上已經表現出比前任更為積極的態度。這也讓中國感受到了越來越強的減排壓力。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強調：「沒有哪一個議題，像氣侯變化議題一樣，具有殺傷力，這就是我個人認為是美國的它一個戰略轉變的一個重大考量。」

為此，在紐約的氣候峰會上，中國已經做出的回應：中國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有顯著下降。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僅通過降低能耗這一項，中國5年內可以節省能源6. 2億噸標准煤，相當於少排放15億噸二氧化碳。這些承諾都顯示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姿態。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表示，中國目前，所做出來的減排，比如說20%的節能目標，是15億噸二氧化碳，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減排力量最大的這么一個國家目標。

今年12月，聯合國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氣候變化大會，這是繼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後，又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性意義的全球氣候會議。屆時，與會各國將就2012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安排達成一致。然而就在各國的政治家們准備預訂去哥本哈根的機票時，最先抵達哥本哈根的是一團團烏雲。《經濟學人》雜志撰文稱「哥本哈根會議的前景目前還不明朗。在紐約舉行的氣候會議，除了闡述氣候變化帶來的危害外，美國總統奧巴馬幾乎未提出具體的措施，他所說的內容極為空洞。」 而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政府受醫改問題牽制，不僅沒有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更積極的態度，反而發出了倒退的聲音，使得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的多輪會談都停滯不前。這些跡象都使得即將到來的氣候談判迷霧重重。

說到發達國家的減排問題就不能不提到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它的態度和作為將對全球減排問題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奧巴馬上台後一改布希政府的消極態度，推出了龐大的新能源發展計劃，那麼這一計劃對全球的能源格局、乃至經濟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二、新霸主計劃

2009年2月，奧巴馬上任第一周，簽署了兩項總統行政法令，要求美國提高燃油使用效率，並允許州政府制定高於國家標準的汽車尾氣二氧化碳含量標准。他在白宮當天舉行的發布會上說：「美國准備在新能源上重新領導世界。」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共同訪華。兩位部長此行提及最多的一個關鍵詞也是新能源。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告訴我們，作為世界上兩個最有生產力和創新力的經濟體，美國和中國都有著獨特的地位，來發展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各種全球急需可再生能源技術。

還是新能源，今年2月11號，美國通過的《2009年恢復與再投資法》中，有約500億美元用來提高能效和擴大對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在涉及新能源計劃中，其中100億用於智能電網的建設，為新能源並入(火)電網創造物質條件，其餘400億全部用於扶持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新能源。種種跡象表明，這個世界經濟的第一大國已經將發展新能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表示，其實最早的推動新能源的進程，不是美國，日本，歐盟，其實走在前面。但是並沒有形成一波很強烈的潮流，美國奧巴馬政府他一推動以後，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從歷史看，美國一直不曾放鬆對能源的控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的小布希曾被戲稱為「Oil guy」——石油人。早在他就職初期，2001年4月的白宮內閣會議上就做出過這樣的決議：「由於伊拉克對石油市場可能有不安定的影響，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風險，因而軍事干預是必須的。」曾為美國政府效力多年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布希政府發動伊戰的根本原因——石油。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如果你說美國出兵伊拉克就是為了有更多的石油， 那有人就該問了，『那我們為什麼油價還80美元那麼高呢』? 」於是記者問到：「如果我們不出兵伊拉克，那麼我們現在的油價就該到每桶130美元、140美元一桶了，是這樣嗎？」他回答：「對，沒錯」。記者懷疑的問到：「您確定嗎？」格林斯潘回答說：「 當然，這就是打擊薩達姆的目的。」

可以說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能源的控制，手段也從軍事打擊到金融控制，不斷出新。然而在小布希第二個任期時，對於能源的認知開始悄然發生著變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說，美國前期階段的時候，重點為了維護國土安全，防範恐怖襲擊。後來，也隨著國際這個經濟環境格局，競爭秩序的這一個變化，再加上國際利益集團搏弈的這種變化，那麼布希政府，也在修整他的能源政策。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說：「小布希政府時期，雖然在京都議定書的問題，在全球氣候制度建構方面，它作用很小，甚至是採取了單邊主義的做法；但是有一點請大家要注意，小布希政府時期，每年都投入50到60億美元用於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

布希政府當年在新能源方面提出的最為有力的舉措，就是2007年，開始大力推行的玉米乙醇加工技術。美國計劃要在2017年前將玉米乙醇等生物燃料生產量提高為當時產量的5倍。江涌表示，當年玉米乙醇的興起讓嗅覺靈敏的美國金融資本在對玉米期貨的控制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但生物乙醇技術也因為加劇了全球糧食價格的上漲而廣受批評，有人用汽車輪子碾碎窮人飯碗來形容這項舉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說：「上一輪，就是07、08年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那麼人們普遍指責美國和歐洲，然後搞生物能源，因為搞玉米來加工乙醇，包括聯合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在指責歐美這種行為，是違反人類的，反人類的這種行為，是極其不人道的。

現在看來，很多人認為美國當時力推玉米乙醇並非只是想發展清潔能源這么簡單，玉米的短缺也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農業問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國家；而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人類。基辛格這番話的背景來自1974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報告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膨脹，那麼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會很快因之增強。這對美國來說自然是一個威脅。所以，可以通過控制糧食出口，逼迫那些國家實施控制生育的政策，限制國力的增長。這份報告也被當做後來美國引發的這場的糧食危機的政策源頭。

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來，美國各個時期的能源政策都不如在氣候這個議題下的新能源策略具有威懾力。那麼，奧巴馬的新能源政策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呢？他說：「新能源，它都被泛政治化了。現在很明顯的泛政治化，如果你不做，你就是影響國家形象，你的國家形象的問題，/在發展國家，未來解決基本生存的問題的時候，那麼他們引領這樣一個大旗，所以這個方面，我們覺得它設置話題 議題的能力太強了，這就是他們的話語權。」

今年4月初，美國能源部長的朱棣文在美國《新聞周刊》上，呼籲美國「放棄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笑著說到：「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你可以看到，2003年，美國打了伊拉克，確實國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和削弱，另外一個方面，可以看到在美國對外政策當中，看到拉美的委內瑞拉，俄羅斯，這些實際上經常打的牌就是能源，就是石油牌。另外還有就是伊朗問題，他經常說要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美國也是難以承受世界之重。奧巴馬政府要考慮能源安全，就是石油、天然氣，傳統化石燃料，可靠的供應是個很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國外的依賴越大，國家越脆弱，你就越難隨行你國家的利益和政策。」

「一個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國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來。」奧巴馬在自傳《無畏的希望》一書中，以犀利筆觸表達了自己對美國能源政策新的看法：我們一方面通過戰爭和金融手段繼續加大對國外石油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的研發，佔領技術的制高點，未來10年要投入1500億美元資助替代能源的研究。這兩方面共同作用，才能盡快擺脫對石油輸出國的高度依賴。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美國之所以要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因為第一，美國發現它當時沒有應對氣侯變化，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後，它在可再生能源的技術發展上落後了。所以奧巴馬提出能源新政，當然還有國內的原因，他想要利用可再生能源，然後代替大量的石油進口。因為美國喊了幾十年，說要減少石油供應安全的，這種威脅，但是這種威脅，仍然時時刻刻存在，所以美國表示最後試一試可再生能源。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也表示如果說美國佔領了新能源技術的制高點，這無疑對美國它的霸權的地位的鞏固和維護，那都是至關重要的。

可見，奧巴馬揮舞綠色大旗，大步前進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讓那些以石油為戰略資源、在政治上敢於向美國叫板的國家逐漸失去話語權。接下來，美國還將通過制定新能源的游戲規則再次牢牢握住世界經濟的主導權。

說到新能源，不得不提到一個詞：碳交易，它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個通行的叫法CDM，CDM是清潔發展機制的簡稱。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的《京都議定書》規定了未來幾年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任務，為完成這一任務，發達國家需要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像在日本境內，減排1噸二氧化碳的要花費234美元的成本，美國也需要153美元，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減排成本僅僅是十幾美元，在中國，每減少一噸碳排放也只需要20美元，正是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讓發達國家熱衷於在發展中國家尋找減排項目，CDM就是這樣一種用資金換碳排放的機制。從廣泛的意義來講，任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都可以作為CDM項目來開展，比如新能源。目前在中國，有不少的風電企業已經開始從中受益。

Ⅲ 北大有哪些教授

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教授

Ⅳ 北京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的師資

學院目前有專兼職教授11名（含中科院院士1名）， 副教授（特聘研究員）15名 ，講師2名。教師隊伍學科結構包括水資源、環境科學、環境工程、大氣科學、化學生物學、信息科學、法學、生物能源、環境管理及政策、能源經濟、城市規劃與設計等學科。
我們還准備繼續招聘，招聘的老師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全職的、固定的教師，另一種是在專業領域已經很有成就的，世界聞名的先進研究人員，他們沒法常駐深圳，但可以幫我們做一些項目，帶一些學生。我們的目標是在短期內把這兩類老師的招聘都做到位。我們還與其他學院合作，開設一些新課程。比如這學期開的「環境經濟學」，就是請匯豐商學院的兩位老師給我們的學生講課。

Ⅳ 北大能源研究院楊雷副院長是正廳級嗎

摘要 楊雷曾任國際能源署署長高級顧問、國家能源局副司長。他致力於推動能源轉型、能源改革和全球能源治理，並曾參與多項能源政策的研究制定。最近他在國家能源局的支持下，調入北京大學參與籌建北大能源研究院。

Ⅵ 能源經濟學的知名教材有哪些

張五常(StevenN.S.Cheung)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張五常教授1935年生於香港，1959年到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系跟從現代產權經濟學創始人阿爾奇安學習，1963年―1967年攻讀博士學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學跟從科斯做博士後研究，1969年為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1982年起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張五常教授的理論主張往往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議。主要著作有《佃農理論》（英文1969）、《社會成本的神話》（英文1978）、《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英文1982）、《賣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張五常教授在理論上下過苦功，「由淺入深、由深轉復雜，再由復雜轉深、再轉淺，來來回回好幾次」，已把價格理論咀嚼透爛。另一方面，張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時間用於現實問題的實踐調查，多年礪煉，使他的學術素養和對現實問題的把握渾然一體。錢穎一(YingyiQian)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錢穎一教授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4篇論文，僅僅2006年，錢教授就有3篇學術文章發表，說明錢教授始終站在學術研究的前沿。錢穎一教授在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1981年)，先後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1982年)、耶魯大學運籌和管理科學碩士(1984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年)。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副院長,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任教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馬里蘭大學。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組織和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對於中國未來所面臨的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重多機遇與挑戰，錢教授反對單一漸近式說法,堅持漸進與激進並行的觀點。郎咸平（HPLang,Larry）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郎咸平在國內的知名度極高，堪稱林毅夫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林毅夫教授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是中國大陸第一位運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林教授是197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W?舒爾茨教授的關門弟子。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權威的經濟學雜志《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也是到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認為只有實行市場經濟，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形成比較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和信息指標體系，才能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鄒恆甫（ZouHengfu）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鄒恆甫教授說過喜歡做兩件事：一是教書，和學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讀書，主要是歷史和哲學。1962年，鄒恆甫出生於湖南。1977年進武漢大學。1983年到哈佛經濟學系攻讀博士，堪稱中國新一代經濟學人中的元老。1992年，鄒恆甫博士一手創了武漢大學高級經濟研究中心，開了國際數理金融和數理經濟系兩個班，開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試驗。這兩個班採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學與國際慣例接軌。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學經濟系輸出很多中國經濟學博士生，鄒教授的行動贏得了經濟學同行之間的佩服和尊重。鄒恆甫對於教育所做的貢獻，首先不愧於他作為一個學者的本職。他創了我國第一本經濟學英文期刊《經濟學與金融年刊》，該刊成為國際經濟學主流刊物之一。他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近六十篇學術論文。他是華人中最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他基本上不為社會所知，所以，他的社會影響力為一星，真可謂最低調的經濟學大師。吳敬璉（WuJingLian）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吳敬璉教授給人感覺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學、為民請命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的主要歡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讓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是一個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貴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幾年中國股市的不景氣部分歸罪於他。由於歷史等多種原因，吳敬璉教授並沒有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但是他仍然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規劃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張維迎(ZhangWeiYing)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張維迎教授可能是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什麼「資本家的乏走狗」，什麼「屁股決定腦袋」，一時間學術爭論和人身攻擊的界限被徹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罵張維迎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沒有完整地讀過張維迎的一篇文章。從1984年至今的20多年裡，張教授張從事產權和企業理論的研究是一貫的，長期的。張教授還應該算作是將「博弈論」（GameTheory）引入中國的開山之人，做了大量有關博弈論「傳道授業」的工作。隨著海龜進入中國學術界，他的學術影響力越來越小。李稻葵(Li,DavidD)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除了經濟學業內人士,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很少。「一個經濟學者在公眾空間，要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要用理性的話語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經濟學者的風范。」李教授發表評論的同時也定義了自己。李教授198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信息系統專業，獲學士學位，199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先後擔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志武（ChenZhiWu）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陳志武教授是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華爾街對沖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資經理，金融學和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具有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獲得過美國默頓.米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究獎、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等多項重大獎勵。陳教授是金融經濟學、財務學理論、證券定價、新興資本市場方面的專家。最近幾年，陳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什麼制度機制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必要的」？「金融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都是陳博士研究關注的問題。田國強（TianGuoQiang）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田國強教授無論是在國際經濟學界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均名聲遠揚。然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早期赴美留學的孜孜學子，田國強的求學道路異常坎坷。田教授1980年畢業於原華中理工大學數學系，1982年獲得該校數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獲得全美斯隆博士論文獎。他提出了一個在「非規范性」的經濟環境中，即有限經濟自由和不完全市場體系環境下的企業產權理論。該理論認為，只有經濟制度環境得到適當的改變，社會才能有效地變換產權的所有制安排形式。田教授為德州A&M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fr=ala0

Ⅶ 北京大學能源與資源工程系的詳細情況如何

中國水資源現狀不容樂觀

中國是一個乾旱缺水嚴重的國家。淡水資源總量為28000億立方米，佔全球水資源的6％，僅次於巴西、俄羅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國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

扣除難以利用的洪水涇流和散布在偏遠地區的地下水資源後，中國現實可利用的淡水資源量則更少，僅為11000億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約為900立方米，並且其分布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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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不均衡。到20世紀末，全國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個城市存在供水不足問題，其中比較嚴重的缺水城市達110個，全國城市缺水總量為60億立方米。

據監測，目前全國多數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點狀和面狀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趨勢。日趨嚴重的水污染不僅降低了水體的使用功能，進一步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的矛盾，對中國正在實施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帶來了嚴重影響，而且還嚴重威脅到城市居民的飲水安全和人民群眾的健康。

中國水資源現狀

1、中國水資源流域劃分

中國按河流水系劃分成十大流域：

Ⅰ黑龍江流域 Ⅱ遼河流域 Ⅲ海河流域 Ⅳ黃河流域 Ⅴ淮河流域 Ⅵ長江流域 Ⅶ珠江流域 Ⅷ東南諸河流域 Ⅸ海南諸河流域 Ⅹ內陸河流域。

2、中國水資源量評估

20世紀80年代初，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全國開展了第一次水資源評估工作，並根據1956-1979年的水文氣象資料，對全國水資源量進行了評價，其成果見表5、表6。

（1）降水總量。1956-1979年間的平均年降水總量為6.2萬億立方米,摺合降水深為648mm，比全球陸地平均值低約20%。受氣候和地形影響，降水的地區分布極不均勻，從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台灣省多年平均年降水為2535mm，而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的多年平均年降水深則不足25mm。

（2）河川徑流量。在我國，降水量中約有56%通過陸面蒸發返回空中，其餘44%形成徑流。全國河川徑流量為2.7萬億立方米，摺合徑流量深為284mm。其中地下水排泄量為6780億立方米, 約佔27%；冰川融水補給量為560億立方米, 約佔2%；從國境外流入的水量約為172億立方米。

（3）土壤水通量。根據陸面蒸散發量和地下水排泄量估算，全國土壤水通量約為4.2萬億立方米(約占降水總量的67%)，其中約有16%通過重力作用補給地下含水層，最後由河道排泄形成河川基流量，其餘3.5萬億立方米消耗於土壤和植被的蒸散發。

（4）地下水資源量。地下水資源量系指與降水、地表水有直接補排關系的地下水總補給量。根據水資源開發利用現狀，全國多年平均地下水資源量約為8288億立方米，其中有6762億立方米分布於山丘區，1874億立方米分布於平原區，山區與平原區的重復交換量約為348億立方米。

（5）水資源總量。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轉化的重復量，我國水資源總量為2.8萬億立方米；其比河川徑流量多的1009億立方米水量，是平原、山間河谷與盆地中降水和地表水補給地下水的部分水量。在不開采地下水的情況下，這部分水量以潛水蒸發的形式消耗，通過地下水開采，可以從蒸發中奪取部分水量加以利用。經過計算，平均年潛水蒸發量在北方平原地區為844億立方米，在南方平原地區為119億立方米。

中國水資源現狀

中國的水貧窮到什麼地步呢？聯合國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現有12億人面臨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壓力，80個國家水源不足，20億人的飲水得不到保證。預計到2025年，形勢將會進一步惡化，缺水人口將達到28億～33億。世界銀行的官員預測，在未來的5年內「水將像石油一樣在全世界運轉」。
我國屬於缺水國之列，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中國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資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資源只有南方水資源的1／4。據統計，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一半以上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沿海城市也不例外，甚至更為嚴重。目前我國城市供水以地表水或地下水為主，或者兩種水源混合使用，有些城市因地下水過度開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有的城市形成了幾百平方公里的大漏斗，使海水倒灌數十公里。由於工業廢水的肆意排放，導致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
專家們警告：「20年後中國將找不到可飲用的水資源」。美國民間有影響的智囊機構———世界觀察研究所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稱：「由於中國城市地區和工業地區對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國將長期陷入缺水狀況。」中國的黃河在過去的10多年年年斷流，其中1997年斷流226天。流經中國一些人口稠密集地區的淮河去年也斷流了90天。根據衛星拍攝的照片，數百個湖泊正在乾涸，一些地方性的河流也在消失。目前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嚴重缺水的有108個。其中北京市的人均佔有水量為全世界人均佔有水量的1／13，連一些乾旱的阿拉伯國家都不如。
但是廣大老百姓能感受到我們如此的窘境嗎？沒有。
就生產用水來說，在寧夏的一些地方，每畝水稻一年大約需要澆2000多立方米水，一畝小麥得1200多立方米水。中國農村普遍的水資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在寧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過兩噸。大水漫灌如果真的對莊稼有好處，倒也罷了，但事實上這種做法是引起土地鹽鹼化的最根本原因。
工業用水方面，我國煉鋼等生產過程的單位耗水量比國外先進水平高幾倍甚至幾十倍。水的重復利用率不到發達國家的1／3。
如此缺水又如此揮霍，那麼我們靠什麼維持這種虛假的富有呢？
以河北省為例，據《望》周刊的報道，這個人均水資源比以色列還少的地區，靠大量超采地下水，掩蓋著極度缺水這一重要事實。全省累計超采地下水600億立方米，其中深層地下水300億立方已無法補充。再有15年，石家莊的地下水就能采完。現在，華北平原已擁有全世界面積最大的地下復合漏斗區，達四五萬平方公里。西部的許多地區，因地下水超采嚴重，大片已成活多年的樹木枯死。
專家說：我們是用慘重的代價維持苟安，虛假的綠色使我們依然悠然自得。內情與外觀的反差使人不由想起《水滸》中常用的一句話———好個不知死的！
以色列的自然條件比我國西部的許多地方更為惡劣，但以色列不但居家過日子極重節水———馬桶上都有兩個按鈕，小便用小水、大便用大水。在生產中，享譽世界的節水農業不但使世界上最缺水國家之一的以色列成為世界農產品出口大國，同時，它出口節水農業技術與設備的收入更超過出口農產品的收入。我國近年來安排大量的西部省區領導人去以色列訪問，但除了進口一些以色列的節水設備以外並無大的收益。據說主要原因在於我國水價過低，使節水技術和設備的使用無利可圖。
我國目前城市自來水水價偏低，成本和水價偏離，政府實行虧損補貼。在農村，一噸水電力提灌價4至9分，自流灌溉價每噸4厘至6厘，300噸黃河水的價格頂不上一瓶礦泉水。低水價實際上鼓勵了水資源的高消費。
水費漲價，刻不容緩，這是利國利民利後代的大事。另一方面，太有必要通過各種方式，給全國人民上一堂扎扎實實的節水課。

Ⅷ 電動汽車的「自燃」事故，與811電池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一輛廣汽新能源Aion S車型自燃引發業內關注。

據媒體報道，5月18日，廣州楊桃公園南門東側停車場內一輛廣汽新能源Aion S突發自燃。從社交媒體上發布的現場照片來看，該款Aion S車身側面印有「ON TIME」字樣的拉花，為如祺出行平台車輛。而從網路上流傳的視頻來看，這輛Aion S當時是停在車位上，不在充電狀態，車內也沒有司機，在靜止狀態下發生了自燃。

據了解，811電池正極材料中的鎳鈷鋁採用8:1:1的比例進行搭配。在動力電池中，高活性的鎳元素比重越大，正極材料的熱穩定性就越差。具體表現為，當電池遇到高溫、外力等沖擊，更容易引發熱失控。充電時，產生氣體使電池出現鼓包。所以，811電池被認為是在更高鎳含量電池上市之前，穩定性和安全性有待提升的動力電池。

中國汽車動力電池產業創新聯盟副秘書長王子冬曾表示：「我們以前就知道811三元電池的能量密度高，但是在安全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誰敢用？」

據王子冬透露，國內對安全性要求較高的車型，如大型客車等，很少採用三元鋰電池，原因在於這些車輛需要進行強檢，必須做的測試項目包含熱失控測試，而三元鋰電池無法通過這一檢測。相比之下，乘用車的電池組則不需要做這項熱失控試驗，原因是通不過測試。正是基於此，有分析認為，乘用車使用的三元鋰電池在安全性方面令人擔憂。

事實上，車企也在積極通過一些技術途徑來提升811電池使用過程中的安全性。如，寶馬X1 PHEV就通過在主導傳熱的路徑上加隔熱材料，對熱蔓延進行阻隔，形成「防火牆」的效果；合眾U則通過電池恆溫系統來保證電池安全。

Ⅸ 國家發改委易昌良簡歷

易昌良是湖南省邵陽縣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經濟學博士後，法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博士後導師。先後在地方黨委政府擔任主要領導職務。二零零六年開始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從事電子政務、新聞宣傳、能源規劃、體制改革、石油儲備管理工作。

現任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發展網專家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發展改革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能源50人論壇秘書處秘書長。

兼任菲律賓萊西姆大學終身教授、武漢理工大學、浙江財經大學、菲律賓太歷國立大學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實踐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與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副秘書長、北京大學中國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財政學會理事、北京市博士愛心基金會理事長、國是智庫秘書長兼首席專家。

(9)北京大學能源教授擴展閱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發展改革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堅持和加強黨對發展改革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主要職責是：

（一）擬訂並組織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牽頭組織統一規劃體系建設。負責國家級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空間規劃與國家發展規劃的統籌銜接。起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部門規章。

（二）提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總體目標、重大任務以及相關政策。組織開展重大戰略規劃、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評估督導，提出相關調整建議。

（三）統籌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監測預測預警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態勢趨勢，提出宏觀調控政策建議。綜合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牽頭研究宏觀經濟應對措施。調節經濟運行，協調解決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問題。擬訂並組織實施有關價格政策，組織制定少數由國家管理的重要商品、服務價格和重要收費標准。參與擬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土地政策。

（四）指導推進和綜合協調經濟體制改革有關工作，提出相關改革建議。牽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調推進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推動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現代市場體系建設，會同相關部門組織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牽頭推進優化營商環境工作。

（五）提出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的戰略、規劃、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政策。牽頭推進實施「一帶一路」建設。承擔統籌協調走出去有關工作。會同有關部門提出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負責全口徑外債的總量控制、結構優化和監測工作。

Ⅹ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師簡介

陳 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物理學學士(1968)，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物理學博士(1987)。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金融工程學，宏觀經濟。
宮玉振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軍事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大國國家發展戰略，不確定環境下的領導力與競爭戰略，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中國文化中的領導力海 聞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1982)，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經濟系博士(1991)。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胡大源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1983)，河北農業大學農學碩士(1988)，美國肯塔基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1995)。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應用計量經濟學。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擔任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大中華首席經濟學家、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農村發展
黃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助教授，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其論文曾榮獲2012-2013年度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頒發的「Richard Stone最佳論文獎」
研究領域：應用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學，實證金融學，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場
霍德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台灣政治大學教授，中華金融學會秘書長，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貨幣金融，宏觀經濟，經濟增長。
雷曉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勞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應用計量學。
李力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制度與發展，人力資本，公共財政，城市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李玲
經濟學教授，美國Towson大學經濟系終生教授。武漢大學物理學學士（1982）, 美國匹斯堡大學經濟學碩士（1990），美國匹斯堡大學經濟學博士（1994）。
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衛生經濟學，衛生管理，老年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
林毅夫
經濟學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工商管理碩士(1978)，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2），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1986）。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盧 鋒
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198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1985），英國利茲大學經濟學博士（1994）。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中國經濟史。
馬 浩
管理學教授。北京工業學院管理工程學學士 (1987)，黃河大學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班畢業（1989），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戰略管理學博士學位（1994）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競爭優勢的實質和起因，企業領導決策模式等。
平新喬
經濟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政治教育學學士（1973），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5），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財政學。
沈明高
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士（1985），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碩士（1988），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發展政策碩士(1995)，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博士(2001)。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公司金融，發展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中國轉型經濟。
沈艷
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學士（1997），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2003）。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計量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板塊資料分析。
施建淮
經濟學副教授。南京大學數學學士（1982），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1987），日本大阪大學經濟學博士（1999）。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宏觀經濟學, 國際金融學，貨幣銀行學。
宋國青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地質學學士（1982），1991－1995就讀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博士候選人。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宏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
汪丁丁
經濟學教授。北京師范學院學士（1982），中國科學院碩士（1984），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數理經濟學。
汪 浩
南開大學數學學士（1992），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系經濟學碩士（1995），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博士（2002）。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產業組織，企業戰略，反壟斷。
楊 壯
管理學副教授。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學士（1974），普林斯頓大學公共關系碩士（1984），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1986）及工商管理博士（1991）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管理學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行為學。
姚 洋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地理學學士（1986），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9），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1996）。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學，宏觀經濟學。
易 綱
經濟學教授。美國哈姆林大學管理學學士（1982），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碩士（1984）和博士（1986）。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宏觀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計量經濟學。
曾毅
經濟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理學學士（1986），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人口學博士（1986），1986－1987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人口經濟學，老齡健康與經濟發展，家庭人口預測分析方法及其在市場經濟與社會規劃中的應用，人口政策分析。
趙耀輝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1985）和碩士（1987），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勞動力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農業經濟學。
周其仁
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1982），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碩士(1993)和博士(2000)。
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朱家祥
經濟學教授。台灣東吳大學經濟學學士（1980年），台灣大學經濟學碩士（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經濟學博士（1990年）。。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計量經濟學理論；時間序列分析；財務金融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