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暉副教授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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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會有顧慮。「如果一個基金會公開某個項目的差錯率是3%，這個結果是好還是壞呢？很多人很可能因為『3%』而認為這家基金會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給它捐款。不少基金會有這個顧慮，才不敢透明。」

村子確定了，接下來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錢人」排除在資助范圍外。規定極細，工作量也極大。「凡是在村裡當官的，開小賣部的，家裡有孩子出國讀書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會和村民小組提名符合條件的農戶名單，再經民主討論決定，而後進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監督舉報電話，接受投訴和舉報。最後組織志願者前往項目村，對受助農戶信息進行復核。多虧大學生志願者，他們的入戶核查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訴，最後淘汰了約2%的農戶。」陳紅濤說。

他表示，當前我國《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過捐款的10%。現實中，很多基金會都是按10%這一最高標准來執行的。他認為，這個標準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會規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會規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億元的資金，並且有政府的財政扶持，運營成本相對較低。對於這樣的基金會，10%的管理費比例就偏高了。

因為年輕時吃過苦，曹德旺對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用他的話說：「該花一萬花一萬，該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來，要確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錢都發到應該收到錢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過拔毛，層層攔截」。

哪些因素影響透明？

首要的困難是交通條件險惡。各項目縣的大多數項目村距鄉鎮有1個多小時的山路，距村委會最遠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嶺徒步12個小時才能到達。

一般情況下，一個鄉的受助農戶信息，需要一名扶貧專乾花2~3天的時間才能完成錄入。項目規模最大的貴州省望謨縣石屯鎮，更是需要錄入4700戶的51000多條數據，信息錄入工作人員卻只是扶貧專干一人，工作量驚人。

陳紅濤也擔憂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額較大，因而具有規模效應；其他捐贈項目未必能按照這么低的管理費比例來操作。

「該省一分省一分」

曹德旺的父親曾是上海永安百貨的股東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時局動盪，舉家遷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貧困中長大，家裡一天只吃兩餐湯湯水水，他只念了5年書便輟學了。從16歲開始，他倒過煙絲，賣過水果，種過木耳，當過炊事員、修理員、農技員……直至上世紀80年代創辦企業。

較真的慈善家：

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摳門」的條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億元 開國內捐款問責先河

從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計捐款人民幣近16億元。

「最苛刻捐款」給基金會的執行力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和時間賽跑：

管理費有無下調空間？

他的「苛刻」遠不止此。從一開始，他就對幫他發錢的基金會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監督。作為資深捐贈人，曹德旺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並請新聞媒體全程監督；基金會每10天就要向他遞交一份有關項目進展的詳細報告。

「接下這個項目，就是想讓大家知道，中國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賴的，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膽地捐款。」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表示。

被稱為「中國比爾·蓋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與慈善事業結緣。1998年長江水災，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筆善款——300萬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龐大的工作量也讓一些基層幹部叫苦不迭。僅以《受助農戶匯總表》為例，每戶信息11項，受助人數1000人的鄉鎮需要錄入11000條數據，還不能有錯誤。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經濟的典範，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也觸動了公益捐款體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範效應？今後能否成為其他公益捐贈的範例？1%的差錯率和3%的管理費能否成為一個行業標桿？

「以前我們接手的項目，管理費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實在太低，我們從來沒有試驗過，這是對基金會基本功的一次考驗。」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陳紅濤說，當初對要不要接這個項目，領導心裡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近日，獨立第三方披露了該項目的評估報告，確認92150戶受助農戶收到了2000元善款，誤差率為0.85，達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中國人民大學非盈利組織研究所所長康曉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標准比較低，業內標準是8%~10%。公益機構也要可持續發展，不能執行完項目就『餓死成英雄』。」中國扶貧基金會隸屬於扶貧辦，扶貧機構在該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分攤了很大一部分執行費用。「如果沒有扶貧系統，光靠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百來名工作人員，執行成本就得擴大2~3倍。」康曉光說。

1946年出生於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團的創始人、董事長，該集團目前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車玻璃製造商。

真實成本不止3%？

另一個挑戰是1%的差錯率。陳紅濤說，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錯率控制在1%以內並不難，甚至能夠做到100%准確。但此番要把善款發放到分布在5個省區的近10萬農戶手中，操作難度極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幫助？怎樣才能確保錢安全到達他們手中？需要大量專業人員和渠道。」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諸如「捐款管理費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積極性」的言論不絕於耳。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國勝昨天表示，曹德旺2億元捐款項目以3%的管理費用運作成功，這對當前公益捐款管理費佔10%的「行規」是一次挑戰。這表明，一些規模較大的公益基金會管理費用確有下調的空間。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曹暉父子以個人名義，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雲南、貴州等五省區市的貧困家庭捐贈善款2億元，這是國內迄今為止最大的單筆個人公益捐款。

各省、市扶貧辦項目專乾的日子同樣「不好過」。「我們給省扶貧辦和項目縣分別按受助農戶數量提供2元/戶和5元/戶的執行經費支持，這是遠遠不夠的。有時候光列印、復印存摺就要『虧錢』，更別說基層扶貧辦開展工作的路費和餐費了。」

因經費緊張，每個志願者的包干費用總額才1800元。對於路途較遠，工作時間較長(15天以上)的志願者來說，除去往返路費、保險費，食宿費用就顯得非常緊張了，需要省吃儉用。多數志願者工作期間基本都住鄉鎮上15元/天的小旅館，下村就搭班車。

這次捐款被稱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還聘請、組建了專業的監督委員會，對善款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這也開創了中國捐贈者對公益捐款問責的先河。

帶干糧爬山路只為省錢

應改變「一刀切」的規定

陳紅濤則表示，雖然《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了「最高不超過10%」的管理費比例，但實際上未必都達到了這個上限比例。去年，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管理費比例是6%~7%，「總體原則是『能省則省』」。

據統計，為了曹德旺這個捐款項目，中國扶貧基金會派出了50餘名員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學生志願者、20多名社會志願者和五省區扶貧辦的幹部，執行人員的總數超過1萬人。手頭緊，任務量大，基金會和志願者們吃盡了苦頭。

「我這里有錢，就看你有沒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說。

根據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的合同約定：基金會必須在半年內將2億元捐款發放到西南五省區的近10萬戶困難群眾手中；善款下發之後，將由評估機構隨機抽檢10%的受助家庭，如發現不合格率超過1%，中國扶貧基金會將對超過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賠償(最高賠償額不超過項目管理費)。

曹德旺說，他希望自己開了一個好頭。

他說：「我們曾在一個村做過調查。我們問一個村幹部：『捐款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如果有3個人分不到錢，你該怎麼辦？』他的答復是：『我自己不要，再動員幾個老黨員不要，這樣就解決了。』我們又問：『如果村裡只有一半農戶能得到捐款，該分給哪些人？』村幹部猶豫了一陣子說：『這筆錢我寧願不要了，會得罪人。』光一個村就已經如此復雜了，我們的錢需要分給5個省份的9萬多戶，難度可想而知。」

而對於一些規模較小的基金會，10%的管理費比例可能並不夠。「我覺得，規模較大的公益基金會，其管理費比例可以調整到5%，這樣更有利於調動捐款者的積極性。」他表示。

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何道峰說，曹德旺開了個好頭，開啟了中國公益捐款的問責機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陳紅濤也表示，對於企業的這種捐款問責，中國扶貧基金會持歡迎態度。他認為，當前中國公益捐款的透明度還遠遠不夠，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2億捐款，6個月，9萬農戶

10個月前，這筆捐款似乎充滿了「夭折」的危機，因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內將2億元善款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且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善款的3%——遠低於「行規」的10%。

他表示，國外多數基金會的管理費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費比例其實並不高。管理費太低，會降低項目的質量。「這也是一份職業，我們的工作人員也要發工資、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運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時會有一部分結余，這也是正常的。畢竟，整個基金會還要運轉，我們也需要錢留住人才。」

從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熱衷慈善事業，給災區捐款，捐資助學修路，扶助貧困老人……慈善覆蓋面極廣。2008年汶川地震後，曹德旺親赴災區先後捐贈2000萬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億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樹1億元，西南五省區2億元，福州市圖書館4億元，福清市公益事業3億元。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麼發錢的問題了。曾出現過的捐款被「截流」或「縮水」的教訓，讓基金會多長了個心眼。為了確保2000元「救命錢」不在發放過程中被截流，基金會決定：直接將錢打入農戶的個人賬戶，去除任何中間環節。為此，他們給受助農戶統一辦理了接收資助款的專用存摺。由志願者復核農戶信息時確認存摺在農戶手中，還要求受助農戶簽字確認資金已到賬。

按理說，17個項目縣均在邊遠山區，路況差、道路險，出於安全考慮，項目組應使用越野車出行，但越野車的日租要400~500元，為了壓縮費用支出，基金會工作人員和大學生志願者大多租用微型麵包車。

「史上最苛刻」：

二是住宿和飲食條件艱苦。志願者多半時間住在鄉鎮的簡易招待所里，沒有空調、沒有淋浴間。而該項目實施時正值炎熱的夏季。參與信息復核工作的志願者更是早出晚歸，自帶干糧解決午飯。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說，要請獨立的第三方來證明，還要請人去調查，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三是山區安全隱患多。雖然基金會多次強調「寧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於部分項目村過於偏遠和工作時間緊，搭手扶拖拉機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體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斷路進而被困山中的事屢見不鮮，甚至出現交通意外。

曹德旺才不管這些，他有自己的邏輯。「做事情就要定下條條框框。」他說，「不是我對扶貧基金會不信任，協議也不單單是約束扶貧基金會的。他們可以拿著我這個合同跟各地的領導說，『我跟曹德旺合作，後門走不了，弄錯了我要賠償』。我的目的是讓扶貧基金會有個擋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後門從這筆錢里分流一點——做不到！」

工作過程中，基層幹部有些郁悶。例如，個別鄉鎮、村組幹部的親屬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們對項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厭倦；覺得復雜的條件是對他們的不信任。

該項目的管理費是600萬元，這筆錢是按3%的佔比計算出來的。曹德旺說，他知道「行規」規定的管理費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並非刻意「為難」基金會。他請專業機構測算過，覺得600萬元足矣。經過媒體的廣泛報道，他成了所謂「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對此不以為然：「3%的比例並不低，後來他們不就做成了嗎？」

超低管理費：

曹德旺「有言在先」，將由評估機構隨機抽檢10%的家庭，如果差錯率超過1%，曹德旺將索賠30倍。而曹德旺給出的管理費用只有「摳門」的3%、600萬元。怎麼辦？基金會只能千方百計地精打細算。

基金會違約就賠30倍

在從福建回北京的飛機上，段應碧心裡有些忐忑。他對同事說，這個項目不是簡單的「發錢」，操作起來比其他項目難度大，因為對方提的要求很高。

陳紅濤動情地說，面對巨大的壓力，基金會分別與各項目省、項目縣簽訂了協議，協議規定了嚴格的問責條款。各省、市扶貧辦動用數以千計的鄉村幹部參與項目的執行工作，如此一來，捐贈人、公益組織、政府部門都綁在了一塊。

一方面要「和時間賽跑」，同時還要保證不出錯，不浪費錢。有人笑稱，曹德旺這個要求是「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

全程參與項目執行的陳紅濤說，確定受助對象是項目實施過程中最基礎的一環，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直接關繫到合同約定的差錯率能否實現，「搞不好會吃力不討好，發錢還讓農戶不滿意」。

錢發給誰？基金會絞盡了腦汁。陳紅濤說，項目最後能成功，主要是有體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種資源。基金會首先圈定了17個項目縣，項目縣相關部門共同確定受災貧困村獲捐資格的優先排序，鎖定受助村。

要拿到曹德旺的這2億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開出的條件是：捐款發放過程中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3%——而目前我國《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的管理費最高比例是10%。

在近日舉行的西部五省2億元捐款項目總結表彰大會上，來自雲南、貴州等五省區的農戶代表把親手製作的民族服裝送給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個「彝族老鄉」。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們不知道，在這筆善款到他們手中的過程中，眼前這位和藹可親的富豪大多數時間都是板著臉的，對捐款的每一個環節都保持著高度警戒。

有專家認為，曹德旺2億元捐款項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錯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費取得成功，關鍵在於未計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會形成示範效應」。北京大學非盈利法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個過程中，動用了大量志願者和當地扶貧系統的工作人員，而支付給他們的報酬都是比較低的。」

曹德旺簡歷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啟示錄：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如此苛刻的條件，無疑是對現行捐款體制的一次挑戰。輿論好奇：它會成為今後公益捐款的標桿嗎？管理費比例及不夠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機制，會因此而有所松動嗎？

談起這筆捐款，曹德旺動情地說：「西南地區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輕的時候吃過很多苦，知道那種滋味。對於一些偏遠山區的農民來說，2000元錢可以說是他們的希望。」

為了降低運作成本，扶貧基金會在西南6所大學裡面挑選了500多名志願者，兩人一個小組，入村核查，確定受益人名單。由於交通條件惡劣，大學生志願者們在大山裡徒步、搭摩托，甚至騎馬，每個小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戶的核查工作。

2. 重慶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如果不去深挖，你絕對不會想到重大的名人堂里竟然還有許多大佬，像最近被捲入中美貿易摩擦的華為公司的總裁任正非，曾經上過央視紀錄片的中國石油科學家沈忠厚和嫦娥一號發射系統總指揮李尚富等等，甚至你還可能在畢業典禮上偶遇張國立老師，也是我們的美視電影學院的院長，這些都是比較知名的公眾人物，相比大家都有所了解，但是接下來我想介紹一下可能不為大眾所知的一些人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江澤佳和周守昌老先生，其中江澤佳是重慶大學電氣工程學院教授，原任重慶大學校長，著名的電工理論專家和教育家。他作為主編編纂的《電路原理》教材，間接促成《電路原理》成為我校第一批重點課程和國家級精品課程，後來在江教授的帶領下出版了第二版，榮獲了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周守昌老生先也是重慶大學教授，參與編寫《電路原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修訂第三版，主編第四版上下兩冊，第四版也就是我校電氣學院學生現在上課使用的教科書

重大秉承「耐勞苦，尚簡朴，勤學業，愛國家」的辦學宗旨，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了新中國的社會社會建設而奮斗。對於江澤佳和周守昌老生先，以及像他們那樣無私為學校，為社會，為國家做出奉獻的千千萬萬的人，我們都帶著崇高的敬意去對待他們。最後，希望重大能夠越辦越好，永遠輝煌，我也以身為重大的一份子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