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劉澤華教授去世了
『壹』 女作家李冬君情況簡介
摘要 李冬君，女，1959年11月生。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貳』 為什麼孔孟思想在中國有那麼高的地位與影響呢
在一種重視元典研究、呼籲回到「軸心時代」理解中國文化的思想氛圍中，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但是，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整體上說來尚未突破；日的研究範式。傳統的以人物帶思想、以思想系歷史的方法，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影響。以對早期儒家思想的類型歸屬、背景觀照、精神凸顯的研究新需求而言，走出舊格局，建構新思路，有其客觀的必要性。而沿循這一大思路產出的研究成果，正是本文的研究起點和堅實基礎。這類成果，集中體現為一種以文化精神解讀早期儒家思想的學術取向。這種取向，既保證了「人物一思想一歷史」相關聯的研究優勢繼續存在，又推動人們在宏觀大歷史的背景下，去整體地把握早期儒家思想的類型特徵、精神意向，從中凸顯其現代性，以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提供足敷應用的精神資源。
本文以孔孟荀董四人的思想為基點，對早期儒家思想的類型特徵。精神意向，進行分析。選取四人分析旱期儒家思想，一是因為歷史選擇四人分別從四個不同、而又邏輯地相連的角度，分詮儒家思想精神。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位，對理解早期儒家思想，都會構成障礙；二是因為早期儒學的構成較為復雜，作為經典依據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早期儒家的精神憑借。作為周代政治的實踐型態，到戰國、再到西漢的分裂走向一統的歷史變遷，是早期儒家理論致思的社會背景。作為「道術將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的諸子「百家爭鳴」，是早期儒家為自已學派進行精神定位的思想史格局。這種多重背景交相影響，促使我們選定上述四人作為審視儒家思想的主體代表。因為四人的儒家立場鮮明，又頗能與諸家駁難，同時又汲納與儒家理論建構有重要價值的思想資源，並且思想脈絡清晰，絕不滯於胰隴概觀。因此，四人不僅在當時與歷史互動，完善了儒家理論；而且影響深遠，以迄於今。以致對其現代性的省察，構成現代學術界一大景觀。
為了使本文的論述更易直觀把握，下面對上述論旨做一簡單的分析。
一、早期儒家思想類型的定
以現代式的學術語言，即西方學術楔入中國（西學東漸）後形成的分析性、構成式學術話語，研究早期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一種近代以來學界的新傳統。換言之，近現代式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相沿已久。
對早期儒家思想的現代式學木研究，所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儒家思想的類型歸屬問題。這個問題在傳統學術的范圍內來講是不存在的。因為傳統學術按經、史、子、集分類，而不按某一思想家、思想流派致力解決的問題、問題的類型一致性、解決問題的理論傾向性分類。但自西學傳入，哲學、歷史、文學、科學等一類的學科專門化方法，對傳統學術研究，發生了根本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依現代學術門類對經、史、子、集的傳統學術分類進行重新分解與研究，成為學術發展的新趨向。而西學分類影響尤為深入的，就是一門學科的內部分化，也非常細密。像傳統學術中經、子一類文獻，本無哲學這樣的學科可言。現下在西學的沖擊下，傳統學術中致力省思「形而上」之「道」的學問，因大致與哲學相類，便被劃歸哲學學科中重新評估、解釋。但傳統學術中形而上之道一類學問，大致是將天地人熔冶於一爐，抽象為「玄之又玄」的問題。並不像西方哲學的分為形而上學（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人生哲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等各有其研究對象的專門學問。
這樣，便帶給以現代學術話語解讀經典文獻、詮釋早期儒家思想一個難題。一方面，這個難題表現為，西方學術語言已成為學術省思的普遍認同話語，傳統學術話語已處於被閱讀、被理解的「客位」位置之上。傳統學術不被現代學術話語譯讀，已難以為人理解，且難以獲得現代活力。另一方面，這一難題又表現為，大的學科因循西學而劃定，小的分類卻難以被框定在西學框架之中，這使學術闡釋常常陷於一種定位不準的困局之中。
相比而言，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易獲得現代學科定位。將「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之學劃入形而上學，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歧異。但是，早期儒家思想，除了其經典依據的《易傳》對形而上學發言之外，是相當疏於形上學的。這樣，勢必以哲學的次級學科來分析釋讀早期儒家思想。但在此卻發生了重大分歧。
早期儒家思想關注的問題可分解為三，一是倫理，即人倫關系的省思，如仁義禮智信一類人倫規范，但它對道德、即倫理基本價值或終極關懷，又相對忽略，因為它不語神，而專言人。二是政治，即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之道，如君臣之義，聖、壬之道，德刑取捨，但它對政治制度的設計相對輕視，而只當是倫理下貫到政治，如不忍人之心外推為不忍人之政（仁政）。三是做人，即如何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之道，如義利抉擇、君子人格、聖賢榜樣、個我修養，但它對人生的現實條件又比較無視，多言境界，少言境遇，人生成一務虛的架式。
面對早期儒學的這種構成狀態，以現代學術語言釋讀它，便把它劃分成為二種學科類型。從倫理學上去看儒學，將之判定為道德哲學。這種判定，從本世紀早期蔡元培寫作《中國倫理學史》，到近期出版的中國倫理學史著作，都如此看待儒學。甚至認力儒家的內聖外王主題，也是化解外王以入內聖，化解政治以顯倫理。（參見陳少峰：《中國倫理學史》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很顯然，這一斷定是以忽略或降低儒家政治致思價值為前提的。而從政治學上去看儒家，則將之判定為政治哲學。而且，由於儒家在漢代以後取得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即儒學成為官方學術，發揮其強有力的政治功能，這一定位更獲得廣泛認同。在這一論定中，倫理退居其次，政治升位為主詞，儒學成為政治倫理學說，即政治活動中的倫理規范學說。（參見龐朴：儒家辯證法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4頁）但這一論斷又相對忽略了早期儒學中倫理是處於與政治等量齊觀的位置這一事實。而從人學上去看儒學，又將其視為解決成人之道的人生哲學。（參見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頁）這一判定將早期儒家的倫理致思歸結為對人際問題的檢討，對人的定位的審查；又將「務為治者也」的政治關懷歸結為由內聖到外王的人生歷程或目標陳述。這一歸結明顯也有忽視儒學是在政治與倫理的雙維度審視人生的特質的不足。
可以說，上述三種學科定位均有道理，卻又都有不足。嚴格地說，早期儒家思想是上述三門學問所容納不下的。因此，近現代一些學者在學科邊緣上為早期儒學的理論類型確定形態特質。本世紀早期，梁啟超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指出了古典政治思想具有的倫理與政治相結合的特質（參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36頁），為審視早期儒家思想奠定了精神方向。而當代一些政治學者和倫理學者，更明確指出早期儒家的思想是「倫理原則與政治原則混然為一體的，可稱之為倫理政治」（劉澤華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頁），早期儒家思想表現出一種「倫理政治精神」（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八頁）。並且，有的學者以對儒家與古典社會政治文化的互動史的考察，將中國文化歸之於一種倫理一政治型文化。（參見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頁）
這些斷定，具有早期儒學學科歸屬、類型特質較准確定位的積極意義。一方面，此一定位避免了對早期儒家倫理一政治雙線思考的割裂，或因此將儒學肢解為零散的觀念的危險；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考察儒家學說的可靠途徑，既非剛性的專一學科，則為邊緣性的相關分析。從而在倫理政治的學科劃定基礎上，更准確地凸顯儒學特質。
倫理政治學，是對早期儒家思想的准確定位。因為，第一，就早期儒學思想致思的方式而言，是在倫理與政治的相關性L審視問題的。以前者收拾人心，以後者維護秩序。以二者的同構同化解決人生與社會政治難題。單獨把其中一方面抽象出來對待，都等於是肢解了它。第二，就早期儒家思想省思的內容取捨來看，儒學是就成賢成聖的君子理想人格裁取倫理中合人心、合人生亟需的內容，也是就成為聖王的政治理想人格裁取政治中合仁政、合德治祈求的意涵的。早期儒家並無純粹的形上致思。在倫理政治這樣的現代意義上的二級學科邊緣上，去理解早期儒家比較妥當。第三，早期儒學是與中國歷史結構渾然相容的。中國歷史源
頭的社會型態，正是倫理與政治的同化結果。這決定了早期儒家的致思，只能在一種倫理政治的氛圍中進行，只能成就一種對倫理政治實踐型態進行理論提煉的倫理政治學說。
但是，以往對倫理政治學說之作為早期儒家思想型態的分析，還只是原則性的，即停留在對它的基本理論祈求——「倫理政治化，政治倫理化」的直接表達上，停留在對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各自思想的分別分析上。並且一些重要的理論預設，譬如何謂倫理政治，能否將之稱作政治倫理，或稱作德治、人治、專制思想，也還有待清理。本文認同以倫理政治學說界定早期儒家思想類型，但強調早期儒家思想作為倫理政治理論型態的文化意義，既不將之降低為一種具體的政治治理方式（不論稱作德治、入治還是專制主義），也不將之與政治過程中的倫理規則即政治倫理混同，而是在倫理與政治同構同化的基礎上去確定類型特徵，在歷史進程中去做發生學探討，從而認定倫理政治乃是一種中國歷史文化促成、祈求穩定、訴諸德性、適於農業社會、培養樸素臣民的社會文化類型。它既包含道德哲學成份，又呈現出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的特徵，但絕不能歸於這三種具體的哲學中的某一種。
二、在多重背景下的觀照
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理論建構，並不是四位思想家冥思苦想的產物，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去理解早期儒家較為妥當。歷史既成關系，制約著早期儒家的哲理思索：一是古代中國歷史早期的物質生產方式；二是這一時期形成的相應社會一政治關系結構；三是建立於其上的思維趨向、價值觀念、思想學說。
先看第一方面。古代中國文明的主流，處在黃河流域。河流文化具有的因循自然、全力治水，高度組織、內部強控，農業主導、產出有限等等特點，為中華民族的早歲爭取生存的活動，打上了鮮明的社會印記：以氏族、部落為基礎的適應客觀情勢所需的血緣性組織，構成為文明國家產生的組織原理。因此，將問題落實到第二方面。夏商周三代政治史的演進，對早期儒家倫理政治致思，有著十分緊要的歷史關聯性。這是因為，早期儒家都是以取法歷史為思維路向的。不論是「法先王」還是「法後王」，都將理想政治的目光，投向三代，甚至傳說時代的聖君賢相身上。
因此，三代政治運作，尤其是周代的首次倫理政治全面推行，成為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的歷史前提。而在歷史追溯中可以發現，三代歷史對早期儒家思想發生根本影響的，正是作為三代歷史軸心的禮制。 夏禮尚不能做全面的歷史陳述，因為夏史仍然屬於考古學搜羅歷史材料的時代。但是，從考古發掘和歷史文獻分析，夏代政治型態已大致可以認識。一方面，夏朝「實行『家天下』的姓族統治」（陳剩勇：《中國第一王朝的崛起——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之謎破譯》，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頁）。另一方面，維持「家天下」的統治工具——夏禮，發揮著社會調整功能。夏禮分吉禮、封禮、賓河禮、祭禮等等。而且，禮制的作用已明顯區分成兩個方面，一是用以顯示尊卑高下的器物享用等級制，二是禮已大致成為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規范、行為准則等多重社會功能的復雜體系。（參見上書，第411—412頁）
但是，以目前資料看，夏朝的社會分化程度不是很高。混同於社會運作的倫理與政治及其結合，還在初級型態。只有殷克夏的歷史變化才使倫理的政治功能大大地發揮出來。一方面，這是因為殷克夏的辯護理由是，在道德卜夏樊的行為舉措應受譴責；另一方面，是因為殷商已懂得「戚言干民」，以倫理與政治相結合的方式治理天下。殷商的這一舉措，為周代統治者所大大利用，並鋪陳出一套倫理政治統治系統。
周代走向倫理政治系統化之路，有兩方面的推動力量。一是因為周代商而起，要為自已的統治合法性辯護。因此，必須把統治的天命授予，改變成「以德配天」。干是，倫理理由與統治權力結合得更為緊密。二是因為夏商禮制的發展，已提供給周統治者可以加工完善的政倫合一統治方式的藍本，使周統治者可以更加周全地設計倫理政治的運作方式。周禮的幾大特徵，如等級森嚴、宗法制度、繁褥禮儀、禮器規制、先祖崇敬、宗廟制度、典禮程式、禮官設置等，表明周禮已相當完備和系統。從周禮的結構特徵上看，宗法制是其社會基礎，等級制是其構成方式，遠天近人是其基本取向，制度化（程式化）是其形式特徵，強控的政治要求與弱控的倫理整合是其基本精神。正是由於周代禮制的完備性，才使周代思想家在設計倫理政治的禮制基礎上，對倫理政治的基本精神進行大致的說明。制禮作樂的周公，便以其對禮制精神的兩點闡發，對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致思產生深刻影響。一是「敬德保民」，這一觀念奠立了早期儒家以倫理道德為統治合法性基礎、以民本主義為統治政策導向的大思路；二是孔子所贊賞的「修己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這一觀念奠定了早期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政治大思路。
當然，夏商周的禮制衍生，還只是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想建構的純粹歷吏背景：它使早期儒家思想家孔孟荀董四人，對倫理政治產生景從（「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它使他們的理論思考有了一個大致的歷史范型。但是，從思想史來看，三代，尤其是周代的倫理政治實踐，對早期儒家思想的影響，遠不如作為儒家思想直接根源的經典根據，來得深入。「六經」作為中國歷史早期思想的文獻，從各個維度對早期儒家思想產生了制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孔孟荀董四人，對這六種思想史文獻，均表重視，而且，也是因為這六種文獻，是先秦至漢初思考倫理政治問題的必然思想依託。這是由於，《禮》提供了將倫理與政治熔鑄於一爐的規范模式，《書》、《春秋》提供了寓倫理於歷史人物與事件褒貶之中的思路，《詩》提供了興觀群怨的民情觀察與志願表達的基本方式，《樂》提供了寓教化於規制了的音樂之中的情感控制策略，《易》提供了「易」與「不易」的倫理與政治辯證致思的思維框架。
但是，比較而言，六經對早期儒家思想建構的意義，則以蘊含豐富的歷史資源的《禮》與《春秋》、以飽藏著倫理政治實踐法則的《禮》和周時民眾志願的《詩》為重要。《易》雖為儒家看重，但對思想建構的直接作用不是太大。《樂》到孔子所處時代，已不得詳觀，僅有為孔子抒發樂教觀的《樂記》。五經均為孔子所整理過，故早期儒家從五經中劃分主次地接納與使用其中的思想資源，是不存在疑問的。孔子之後，孟子言心性，故重《詩》、《書》中主體性的內容；荀子言性惡，故重《禮》規范性的成份。至董仲舒依據西漢一統的政治需要，建構天人合一的系統思想，則對《春秋》的歷史智慧大加挖掘。這是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所直接利用的思想史材料。
自然，對倫理政治理論建構最具有意義的，還是《禮記》中的《大學》、 《中庸》、《禮運》三篇。這三篇的作者是誰，頗有爭議。三篇撰作的時代，亦未確定。本文認為，這三篇作品反映了周代倫理政治的實踐原則，而三篇作品又對之作了極好的概括與提煉。因此，將之視為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的思想背景，應無問題。《大學》全篇，圍繞「三綱」、「八目」闡述了倫理政治的理論綱領。「三綱」為「明明德、親民，止干至善」，「八目」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可以視為倫理政治的理論要領，「八目」可被確認為倫理政治的行動模式。前者以闡發光明的德性奠基，以改造民德為中介，以達到完善境界為目標，從而將倫理追求與政治治理有機結合起來；後者以雙向的推導過程，將倫理與政治加以貫通。一方面，以明明德於天下必要求先治國、先齊家、先修身、先正心、先誠意、先致知、先格物的目的性逆證，表達了進入倫理政治理想境界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從格物必然帶來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的因果性順推，表達了迸入倫理政治最高境界的進路。從而，將倫理與政治看作是可以同構同化的形二實一的東西。
《中庸》之論，可以與《大學》互相發明。《中庸》精神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但這一精神投射於倫理政治操作上，則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最具正面作用，它使規范倫理學與政治統治方式合目的地統一幹人的活動之中。《中庸》則以其「大同」觀，為倫理政治提供了良好的理想模型。「天下為公」既顯示為理想政治境界，又顯示為人人情操高尚的理想倫理境界，這正是早期儒家所傾心的倫理與政治同化的最佳狀態。
三、解釋：在歷史與邏輯之間
作為歷史背景，夏商周三代歷史對早期儒家倫理政治建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三代禮制為之提供了倫理政治的原初樣式；三代的德一政之思，尤其是周的「敬德保民」思想，為之提供了倫理政治的大致思路。但是，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建構，並不是對夏商周三代歷史的機械重復，而且，到早期儒家思考倫理政治時，「所損益可知也」的歷史變遷，也使早期儒家的理論致思，成為他們當時歷史的產物。這構成為早期儒家歷史背景的雙重框架，即在春秋一戰國一西漢的歷史運轉中，審視夏商周與傳說時代的歷史，以之為倫理政治的歷史支撐。
同時，到孔子時代，「學在王官」的情況已完全改變，民間講學興盛。而這種格局在政治大變動的推動下，造成了「道術將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莊子·天下》）的思想局面。因此，早期儒家也不可能以重復周公、或重復堯舜禹湯文武一系聖君賢相的政治話語，來樹立自己的思想體系。這使早期儒家必須在「百家爭鳴」的思想交鋒中，去吸納有益於自己理論建構的早期歷史已有的思想養料，這又是早期儒家思想建構面臨的一種雙重框架。
因此，今天的學人，去看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建構，就必須首先走進早期儒家面臨的雙重歷史一思想框架，力求進入儒家思想之中，把握其精神，領會其實質。這樣，一方面，我們要透入早期儒家四位思想家的思想，弄清其邏輯遞進關系，從而凸顯它的倫理政治理論體系；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從歷史背景中去發現早期儒家從孔子到董仲舒，其思想據以體系化的原因。於是，在理解與闡釋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觀時，為闡釋方法的哲學家一再強調的邏輯的方法與歷史的方法一致的原則，就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首先強調的是歷史對邏輯的決定性影響。換言之，邏輯不是社會活動主體的主觀建構，而是由歷史所決定的。這對闡釋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理論建構來講，意味著闡釋者必須首先對早期儒家的歷史處境，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前述這種歷史處境是雙重的，作為距離較遠而制約早期儒家思維的傳說時代及夏商周三代史的一重，上節已做陳述。而有更直接意義的由春秋到西漢一段的歷史另一重背景，在此就必須予以勾勒。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周天子的倫理感召力與政權控制力喪失之後，諸侯蜂起，列國紛立，競相爭地奪城，加強實力。在此情形下，重建秩序成為一切恩想家致思的前提性觀念。正是如此，孔子以仁收拾人心，以禮重建秩序，試圖以人心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共同治理，恢復社會的有序狀態。混亂時局，推動孔子形成了倫理與政治內在關涉的思想，奠定了倫理政治的理論雛形。到戰國中期，大國兼並小國的戰爭日趨頻繁，逐漸形成霸道的政治占上風的格局。各國競相變法以圖強，割據的諸侯逐漸據地以設機構、授官職、建都縣，分裂的政治局面表面上看去已無法逆轉。在此情形下，人心秩序與政治秩序兼治，已不可能。故孟子思維轉向內在心性用功，將倫理政治之思完全依託幹人心的去取抉擇上，企圖以主體自我的善性抉擇，來校正已難以收拾的政治困局。但畢竟此一想法「迂遠而闊於事情」。戰國的歷史依然按照自己的邏輯在延伸。戰爭仍然以強有力的手在書寫戰國後期史。此時，七雄分據天下的局面已大致形成，霸道政治的威勢也由秦國的強盛表現出來。一種因變法而走向治世的社會圖景，啟發思想家修正向內用功的政治省思思路，轉而向政治規范索求重建秩序的法寶。故而，苟況得以在保有早期儒家創始人孔予的思想的前提下，對禮制及其功能予以更有現實意義的關注。但是，歷史迄於荀子時代，既未走完統一之路，即重建政治權威、恢復社會秩序之路，又未走完思想之路，即倫理政治理論建構的理論完型之路。一方面，戰國的爭戰仍在進行，而秦最終才以贏得戰爭坐擁天下的方式完成了一統。但「暴秦」的統治方式，明顯表現出政治秩序尚未有效恢復。如何長期有效地維持社會秩序，還是一個有待政治運作中凸顯的迫切問題。另一方面，孟子、荀子盡管以排拒和接納先秦其他諸家思想的方式，強化著儒家的思想領先地位，但是，儒家倫理政治的理論尚未完全成型，與社會政治的有效對接還在磨合之中。尤其是韓非子作為荀子的學生，在觀念上言法不言禮；李斯作為荀子的學生，任刑不任德。從而將儒家倫理與政治的內在關涉關系完全割裂，致使儒家理論陷入自我消解的危機之中。在此情勢中，董仲舒才在漢初「馬上得之，安能馬上治之」的「更化」討論氛圍中，創造性地使倫理政治理論既獲得理論上的全面詮釋，又獲得政治上可敷應用的功能。
由上可見．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的完型，首先是來自歷史運作的動力，使其得以成功地塑造一個全面而系統的理論結構。但是，另一方面，反映著歷史狀況的思想體系之間的各思想元素，具有相對歷史的客觀進程而具有的獨立性。麓清思想遞進的邏輯關系，對於更准確地理解歷史進程，有很大的幫助。在早期儒家，由歷史註定的孔孟荀董四人思想的遞進關系，是一個明顯的歷史事實。但是，四人之問的思想關聯性如何？是否構成了一個相互聯系、彼此支撐的思想體系？這一體系如果存在，它的主題是什麼？他們是如何闡發這些主題的？顯然不是歷史運作淺顯地表露出來了的。這需要以邏輯的判斷與推理，對歷史分散呈現的思想加以綴連，使之隱含的思想一致性、邏輯關連性能夠凸顯出來。
邏輯地看，從春秋到西漢變遷甚大的歷史中產生的孔孟荀董四人思想，是有一個共同主題的，是形成了一個相互聯系和相互支撐的理論型態的。這一理論型態，以四人共同以倫理與政治的同構同化為思考中心，可以被稱作是倫理政治理論。在此，倫理與政治既相互修飾，又對等作用，從而融匯為一。這一思考，反映在理論的結構上，就體現為對四個層次深淺不同的思維主題的共同闡述上。一是天人關系問題，這涉及倫理政治的價值淵源問題；二是人性善惡問題，這涉及倫理政治的主體力量與客觀控制的問題；三是內聖外王理想，這涉及倫理政治的創生與推展邏輯；四是德主刑輔的安排，這涉及倫理政治的制度精神與制度配置問題。可以說，只有到孔孟荀董四人沿歷史進程提供的思想觀念中去爬梳、貫穿，倫理政治的理論體系，才會呈顯於我們的眼前。
當然，歷史不曾中斷，邏輯亦隨之衍生。以今天的目光去看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建構，免不了仍然要在歷史與邏輯、客觀性與主觀性之間抉擇。在不扭曲先秦歷史和思想史的前提下，去組合早期儒家的思想關聯，自然是最令入嚮往的。但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此，一切去理解歷史而產生的理解，也只能是當代人的理解。這就不能不使人選擇一種解釋學的讀史態度。勢雖如此，但也要強調的是，歷史文本，即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的「原貌」應盡量維護，應盡量減弱解釋歷史文本的「先見」的影響力。
『叄』 與中國古代思想史有關的書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本書是由作者李澤厚所編著，2008年6月1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本書貫穿論說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種主要思潮、派別和人物。其中著重論證了中國的辯證法是「行動的」，而非「思辯的」，論說了秦漢時期所形成具有機反饋機制的「天人感應」宇宙觀流傳至今，莊子、禪宗的哲學是對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學，宋明理學作為道德形而上學仍具有重要價值，以及在明清時期思想中「內聖」與「治法」已出現分離，標志著中國式的政教合一將逐動搖，認為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趨向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著作：
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至六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沈善洪：《中國倫理學說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朱貽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華東師大出版社1992年版。
陳少峰：《中國倫理學史》(上、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楊幻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書店1984年版。
劉澤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桑咸之：《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白綱：《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1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林代昭：《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上、下)，上海書店1990年版。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中國書店1988年版。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下)，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
陰法魯：《中國古代文化史》(1-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版。
陳嘉穀：《中國德育思想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馮友蘭：《貞元六書》(上、下)，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台灣)學生書店1984年版。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李申：《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先秦—南北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李申：《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隋唐至清代之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牟宗三：《中國哲學匯通十四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牟宗三：《歷史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楊東蒓：《中國學術史講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中國哲學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上、中、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李約瑟著陳立夫譯：《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
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9本
清華大學出版社《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
『肆』 紅樓夢舊中國
自七十年代以來，我國有些研究、評論文章把《紅樓夢》說成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比如李希凡同志說：《紅樓夢》是我國古代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部。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書?二百多年來，無論是贊揚它的也好，咒罵它的也好，都離不開一個「情」字。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紅樓夢》主要寫的是談情說愛的內容。這個看法當然是完全錯誤的。《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是描寫階級斗爭的書。
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第一版北京大學陳熙中等三同志說：《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性很強，藝術性很高的政治歷史小說。北京大學陳熙中、胡經之、侯忠義：《〈紅樓夢〉——形象的封建社會沒落史》1973年9月22日《北京日報》｜孫文光同志說：《紅樓夢》是不是一部寫「男女戀愛主題」的書呢?不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分析，《紅樓夢》所表現的是以社會階級斗爭為內容的政治主題，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孫文光：《堅持用階級觀點研究〈紅樓夢〉》《紅旗》1973年第11期劉夢溪同志說：《紅樓夢》是一部用特殊的藝術表現手法反映社會重大主題的政治歷史小說。劉夢溪：《論〈紅樓夢〉的書名及其演變》《文藝論叢》1978年第四期《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似乎成了定論，似乎是《紅樓夢》研究中的一項重大成果，它被當作現成的結論廣泛地引用著。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簡編》(南開大學中文系編)在評價《紅樓夢》時說：「它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是一部形象的封建社會衰亡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的《中國古代史》(下)(劉澤華等九同志編編著)在介紹清代文學藝術時的一個小標題就是：「政治歷史小說《紅樓夢》。」
說《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這是一個小說分類的問題，是研究、評論者根據其對《紅樓夢》的取材特點的看法對它所作的一種劃分。魯迅在他的學術論著《中國小說史略》中，主要根據作品取材的不同，將我國古代小說分為「講史」(即今之所謂歷史小說)、「神魔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狎邪小說」、「俠義小說」、「譴責小說」等類，這是很有道理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作為歷史小說，它選取的材料，應該是歷史上的事件；它所描寫的人物，應該是歷史上的人物。當然，無論何種小說，作為人類生活反映的一種藝術形式，它在人物形象的創造和故事情節的安排上，是容許虛構的，否則，作家就不可能寫出動人的小說來，更不可能創作出作為偉大藝術珍品的小說來。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問題，歷史小說也不例外。但是，既是歷史小說，它描寫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一定是真實的，有歷史根據的，人物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人，中心事件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否則，就不成其為歷史小說。如果是政治歷史上說，那就要求它寫的主要人物，不僅是歷史上的真人，而且是歷史上重大政治斗爭的參加者，是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或起過重大作用的人物；它所寫的事件，不僅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而且是重大的政治斗爭——或者是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或者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
元末明初作家羅貫中創作的《三國演義》，這是人們公認的歷史小說。它是以距作者羅貫中一千多年前的魏蜀吳三國的歷史為題材的書中的主要人物，如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關羽、張飛、周瑜等，都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人物，曹操等，還是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或起過重大作用的人物《?《三國演義》既寫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斗爭，也寫了他們之間的軍事斗爭，但以後者為主。雖然當中所反映的這些斗爭的細節描寫，其中不免虛構成分，甚至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就其基本事實而言，歷史上是確有其事的，如袁曹官渡之戰、曹吳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等等，都是實例。正因為如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它劃歸「講史」一類。根據同樣的理由，魯迅認為《水滸傳》也是「講史」。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打到北京，崇禎皇帝弔死煤山，李自成在北京稱帝，國號大順。後來，明朝駐守在山海關一帶抵禦清兵的總司令吳三桂投降清廷，並率部攻打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最後李自成兵敗九宮山，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運動被鎮壓下去了。作家姚雪垠廣泛搜集、閱讀了大量有關李自成起義的史料，對這一歷史事件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運用他的藝術才能將這一事件化成了小說《李自成》。作家寫的是距今三百多年前的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運動，書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都是歷史上的真人真事，有歷史根據，所以人們稱《李自成》為歷史小說。《紅樓夢》呢?自《紅樓夢》問世以來的二百多年中，無論人們對它的看法怎樣分歧，評價如何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認為賈寶玉、林黛玉是書中的主要人物，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是書中的一個中心情節，一條主要線索。既然如此，那麼，如果要論定《紅樓夢》是歷史小說，那就必須證明賈寶玉和林黛玉是歷史上那個朝代確實存在過的人；如果要論定《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那就還得證明賈寶玉、林黛玉是歷史上那個朝代某次重大政治斗爭的參加者，在歷史上發生過何種影響或起過何種重大作用。此外，還要指明書中描寫的主要事件，是歷史上那個朝代發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過，這樣的事情老早就有人干過了，那就是舊「紅學家」中的索隱派!他們當中，有些人說，《紅樓夢》寫的是康熙的大臣明珠家裡的事，賈寶玉就是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有些人說，《紅樓夢》寫的是福臨和董小宛的故事，賈寶玉和林黛玉就是福臨和董小宛；有些人說，《紅樓夢》暗中有反滿思想，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並且說林黛玉薛寶釵等就是朱彝尊高士奇等人。但所有這些，不是早就為有見地的評論家指斥為荒唐無稽嗎?退一萬步講，即使上述說法可以成立，那也不能證明《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而只能是社會政治小說，正如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失敗不久，如果當時有個作家以此為題材，也寫了一部名為《李自成》的長篇小說，我們不能稱之為歷史小說一樣。因為歷史這個概念是相對的。今天對明天來說是歷史，猶昨天之對今天然。曹雪芹所處的清朝庸熙、雍正、乾隆三代，這三代所活動的重要人物，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歷史，是歷史人物，是歷史事件；但對曹雪芹本人來說，則是當代，是當代人物，是當代事件。可是，我們有些研究者、評論者比這些老「索隱派」走得還遠，硬說《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這真是從何說起!
《紅樓夢》到底取材於歷史還是取材於現實，作者在第一回借空空道人和石頭的一段對話作了明確的交代：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聞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纊?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藉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也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這些話，說得多麼清楚、明確啊!曹雪芹寫的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情，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是他認識、體會、惑受最深的事情，一句話，作者取材於現實而不是歷史。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在說明《紅樓夢》的取材和寫法時，據根戚本引過上述那段話後說：「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魯迅全集》第八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九六頁)，肯定了曹雪芹說他取材於現實的說法。
也許有同志會說，按你這樣說，那《紅樓夢》寫的全是真人真事，甚至是作者的自傳了。這是一種誤解。曹雪芹作為一個偉大的、傑出的文學家，他的思想是很細密的，他大概估計到了後人會作這樣的猜測，所以就在《紅樓夢》這部巨著的開頭，作了一個重要說明：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雲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雲雲。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所以蓬@①茅椽，繩床瓦灶，並不足妨我襟懷；況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得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亦宜乎?故曰『賈雨村』雲雲。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
「故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這些話，又是說得多麼清楚、明確啊!「真事隱去」了，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讀者，書中刻劃的人物形象和描寫的故事情節，不是真人真事嗎?既不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不是歷史上的真人真事，而是作者根據現實生活，經過高度的藝術概括和加工提煉所創造出來的。前面引用的一段，主要談的是取材現實生活的問題；上面引用的一段，主要談的是藝術方法的問題。兩段文章，各有側重，二者結合起來，就是一個是整的意思：《紅樓夢》是作家曹雪芹根據地他所經歷、所了解、所熟悉的生活，運用概括、集中、誇張等藝術方法所創造出來的、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要內容的一部反映現實生活的小說。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將它歸入「人情小說」一類，是很有道理的。也許又有同志會說：這兩段話不足為據，因為這是作者故弄玄虛，是作者的狡獪之筆。那麼，好吧，就讓我們看看書中所描的事件吧!《紅樓夢》全書所寫的，主要是榮寧二府的家庭生活以及其它有關的社會生活，諸如男女戀愛，主僕生活，晨昏定省，賀吊往還，祝壽做生，送往迎來，爭風吃醋，勾心鬥角，飲酒賦詩，品笛賞月，等等，這是什麼歷史事件，又是什麼政治斗爭呢?寫主要人物賈寶玉、林黛玉的幾回，象「試才題對額」，主要寫賈寶玉的才華和賈政的專制；「林黛玉俏語嬌音」，「埋香冢飛燕泣殘紅」、「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慧紫鵑情辭試莽玉」等，是寫寶玉與黛玉之間堅貞、純潔的愛情，這哪裡是什麼歷史事件，又哪裡是什麼政治斗爭呢?鳳姐是書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著重寫她的幾回，如「毒沒相思局」、「協理寧國府」、「弄權鐵檻寺」、「變生不測鳳姐潑醋」，「酸鳳姐大鬧寧國府」等等，是寫她的狠毒、才幹、貪婪和放潑，這哪裡是什麼歷史事件，又哪裡是什麼政治斗爭呢?第四回，寫賈雨村依靠賈王二府之力起復到應天府做官，徇情枉法，包庇打死了馮淵的薛蟠，這該算是書中政治色彩最強的地方之一了。政治歷史小說論者，也往往引此回作為他們立論的根據。但是，只要我們仔細閱讀這回，實事求是地分析這回，就會發現這回寫的，只是貪贓的官吏投靠「最有權勢的極富貴的大鄉紳」，「胡亂斷了此案」；作者描寫的，是當時的殘酷的現實，揭露的是當時封建政治的黑暗，根本不能牽強附會認為是什麼歷史事件，是什麼政治斗爭。
從《紅樓夢》所刻劃的人物形象和所描寫的生活事件出發，是找不到證明它是「政治歷史小說」的根據的，所以有的同志就創造了一種「政治背景說」，企圖用曹雪芹取材的政治背景來證明《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比如劉夢溪同志是這樣說的：《紅樓夢》是一部用特殊的藝術表現手法反映封建社會重大主題的政治歷史小說。它所選取的題材的直接政治背景，是清中葉圍繞康熙、雍正的政權交替過程統治階級內部開展的尖銳斗爭。(《文藝論叢》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清康熙、雍正政權交替過程中，統治階級內部是否有尖銳的斗爭?有。曹雪芹是否生活在康熙、雍正政交替過程中的尖銳斗爭里?是的。曹雪芹生於康熙晚年，中經雍正，在乾隆時代去世，是處在風雲變幻、錯綜復雜的清朝統治集團內部斗爭的漩渦里。但是，這和《紅樓夢》的取材有什麼必然聯系?又怎麼能進一步推斷出《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呢?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麼不僅《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而且很多以至所有在舊中國創作出來的、思想內容地比較、好藝術水平比較高、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小說，就都是政治歷史小說了。因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無時無刻、無處無地不存在矛盾。在剝削階級統治的時代，統治集團內部哪一天停止過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激烈或平緩、或公開或隱蔽的斗爭呢?如果有誰說產生於尖銳、激烈政治斗爭環境中的《子夜》、《家》、《春》、《秋》是政治歷史小說，恐怕茅盾同志和巴金同志要瞠目結舌了。曹雪芹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出發，塑造了賈寶玉、林黛玉這兩個感人的叛逆形象。賈寶玉、林黛玉是當時的先進�2�3?物，具有新思想的萌芽。他們鄙薄功名利祿，反對封建禮教，熱愛平等自由，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他們的存在，就是對封建社會的否定。他們為社會所不容。他們同以賈政、賈母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但由於勢孤力單，最後一個被迫出家，一個含恨而死。作者以他生動的藝術描寫令人信服地表明，封建統治者作為一個階級來說，是那樣的虛偽反動，那樣的腐朽、衰敗，它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這就是《紅樓夢》的社會歷史意義，是它所提供的認識價值，而這是任何一部歷史書也不能提供的。曹雪芹能做到這點，已經是他很了不起的貢獻。
『伍』 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作者簡介
劉澤華是目前國內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專家，1935年2月生，河北石家莊人。1958年南開大學歷史系肄業。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選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會等10餘個研究會理事。多年來著力於中國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知識分子史、政治史的研究。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中國的王權主義》；主編並與他人合著有：《中國傳統政治思維》、《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士人與社會》(第一卷、第二卷)、《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中國古代史》(上、下冊)。
『陸』 歷史上錦衣衛朱七是誰
歷史上沒有這個人，朱七是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里的一個角色。
歷史上嘉靖年間姓朱的錦衣衛大概指的是成國公朱希忠的弟弟朱希孝，不過嘉靖年間的錦衣衛各種吊打宦官，並不會出現電視劇里錦衣衛聽太監調遣的情況。
《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是由張黎執導，陳寶國、黃志忠、王慶祥、倪大紅等主演的歷史題材電視劇。
本劇講述的是嘉靖與海瑞的故事。
嘉靖三十九年，貪墨橫行、民不聊生。奸臣嚴嵩黨羽密布、權傾朝野，清官海瑞不懼強權，敢於向腐朽封建的皇權發起挑戰。
皇帝朱厚熜剛愎自用、練道修玄二十載，以一己之私始終把控著大明朝的軍政、經濟大權。
該劇於2007年1月8日在湖南衛視首播，2017年2月13日於優酷視頻網路獨播。
(6)南開大學劉澤華教授去世了擴展閱讀
《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是由小說《大明王朝1566》改編成電視劇而來。
《大明王朝1566》是2007年01月01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劉和平。該書用一出出可歌可泣的好戲，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中儒道互補的運作規律。
一、作者介紹
劉和平，祖籍湖南邵東，長於湖南衡陽，五十年代生，自認是最後一代漢人。
幼輟學，從父讀書。編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滄海百年》等劇作。好從字里行間讀史，蒙聘為南開大學兼職歷史教授。
二、《大明王朝1566》內容簡介
該作品以「扳倒嚴嵩」為主要線索。
全面展現了這一時期空前尖銳的矛盾斗爭——從朝廷到各級官府驚心動魄的政治搏殺；從官場到商場波譎雲詭的爾虞我詐；國與家的休戚與共；敵和友關系的錯綜變化……
嘉靖、海瑞、嚴嵩、嚴世蕃、徐階、高拱、張居正、胡宗憲、戚繼光、李時珍等諸多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從如煙的歷史迷霧中清晰而現。
三、對《大明王朝1566》的評價
1、《大明王朝1566》是高品位文化之作，故事新穎，扣人心弦，引人入勝。在許多情節、多種場景的往復切換中，表現出作者的大器局，胸有丘壑。
——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馮爾康
2、本書作者對歷史的詮釋已達到歷史學界研究的前沿。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天有
3、歷史感，有新鮮感，有力度，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大作。
——《求是》雜志原總編輯刑賁思
4、本書對宦官的描寫真絕！將「王權主義」寫到他們骨頭里去了。
書中有兩個最具命運感的人物，一個是海瑞，一個是嘉靖帝，他們在命運的催化下復活。
作品用一出出可歌可泣的好戲，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中儒道互補的運作規律。
——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劉澤華
『柒』 劉澤華的主要論著目錄
1．《先秦政治思想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
2．《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 三聯書店 1987年
3.《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年 主編並主要作者
4.《中國傳統政治思維》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11年 主編並主要作者
5.《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6，《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與汪茂和、王蘭仲合著
7．《士人與社會》（先秦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 與劉洪濤合著
8、《士人與社會》（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 與孫立群、馬亮寬合著
9、《中國的王權主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10、《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中國古代史》（上、下冊）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共著 本人為主持人與撰稿人之一
12．《競爭、改革、進步》——戰國變法史 求實出版社 1988年 與李瑞蘭合作
13.《風雲篇》(《中華文化集粹》叢書之一)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14.《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主編
15.《天津文化概況》 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主編 1.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導論 《天津社會科學》 1989.2期 與葛荃 劉剛合作
2. 清官問題評議 《紅旗》 1980.20期 與王連升合作
3. 論先秦人性說與君主專制主義 《中國文化集刊》1984年第一輯
4. 論莊子人性自然說與自然主義政治思想 《中國哲學》 1984.11輯
5. 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對象與方法 《天津社會科學》 1985.5期
6. 論儒家文化的人 《社會科學戰線》1988.1期 與葛荃合作
7. 道、王與孔子和儒生 《天津社會科學》 1987.6期 與葛荃合作
8. 先秦理論初探 《中國文化集刊》 1986第四輯
9. 戰國百家爭鳴與專制主義理論的發展 《學術月刊》1986.12期
10.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文史知識》 1982.2期
11. 先秦法家立法原則初探 《天津社會科學》 1983.1期
12. 先秦法家關於君主專制主義理論 《南開學報》1984.5期
13. 論先秦民的反抗斗爭和統治者對民的理論 《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 第四期
14. 戰國傳統的人文思想與王權主義 《南開學報》 1986.4期
15. 戰國傳統人文思想中的王權主義 《光明日報》 1986.8.4.
16. 由」學在官府」到」私家之學」 《文史知識》1982.6期
17. 論慎到的勢法術思想 《文史哲》 1983.1期
18. 論《商君書》的耕戰與法治思想 《山東師大學報》 1983.4期
19. 先秦時代的諫議理論與君主專制主義 《南開學報》 1982.1期 與王連升合作
20. 王權主義的剛柔結構與政治意識 《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7年 與葛荃合作
21. 知識分子與政治__與劉澤華教授一席談 《南開研究生論壇》 1988.1期
22. 政治文化化與文化政治化 《天津日報》 1988.6.29.
23. 論處於政治與思想文化復雜關系中的士人 《南開學報》 1989.2期
24. 思想自由與爭鳴__戰國百家爭鳴的啟示 《開發時代》 1989.4期
25. 不宜從儒學中刻意追求現代意識 《文匯報》 1990年2月13日
26. 論理學的聖人無我及其向聖王專制的轉化 《復旦學報》 1990 3期 與李冬君合作
27. 論儒家的理想國 《天津社會科學》 1990 4期
28. 儒家的重民非民主 《書林》 1991 2期
29. 政治文化化與文化政治化 《天津社會科學》 1991 3期
30. 孔潁達的道論與治道 《孔子研究》 1991 3期 與張分田合作
31. 論貞觀時期君臣的民本思想 《南開學報》 1991 3期 與張分田作
32. 論從臣民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變 《天津社會科學》 1991 4期
33. 崇聖、忠君與屈原政治人格的悲劇性 《學術信息》19991年9月試第35期
34. 漢代《五經》崇解與思維方式 《社會科學戰線》1993.1期
35. 《緯書》天人合一的政治觀念 《文史哲》1993.1期
36. 論王弼的政治哲學 《南開學報》 1993.1期
37. 論漢代炎黃觀念與帝統和道統 《學術研究》1993.2期 與侯東陽合作
38. 論由崇聖觀念向自由、平等觀念的轉變 《天津社會科學》 1993.4期
39. 知識要在市場中實現自己的價值—關於知識貶值問題的思考 《理論與現代化》 1993.4期 與史繼平合作
40. 聖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 《東方文化》 1994年第二期
41. 秦始皇神聖至上的皇帝觀念:先秦政治文化的集成 《天津社會科學》 1994.6期
42. 由傳統政治觀念向近代政治觀念的轉變 《中國史論集》 1994年
43. 學會作公民 《中國研究》 1995.1.(4月號)
44. 近代社團政黨與中國公民意識的培養 《中國研究》 1995.5期(8月號) 與劉健清合作
45. 論漢代獨尊儒術與思想多元的變態發展 《秦漢文化和華夏傳統》 1993年
46. 天人合一與王權主義 《天津社會科學》 1996.4期
47.士大夫的混合性格與學理的非一貫性 《中國研究》 1996年6期(7月號)
48.王權主義:中國文化的歷史定位 《天津社會科學》1998第3期
49.王、聖相當二分與合而為—中國傳統社會與思想特點的考察之一 《天津社會科學》 1998.5期
50.傳統士人的二重品性與思想文化特點 《炎黃文化研究》(增刊)第6期 1998年
51.王道相對二分與合二為一 《東方文化》 1998年第二期
52.君尊臣卑：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大框架
——析韓愈、柳宗元的表奏 《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999年。
53．論中國古代的亦主義奴社會人格 《南開學報》 1999年第五期。
54、分層研究社會形態——兼論王權支配社會 《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5．禮學與等級人學 《河北學刊》2001年第4期。與劉豐合作。
56、中國近代史要再認識，《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 1. 論戰國時期」授田」制下的公民 《南開大學學報》 1978.2期
2. 戰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及其的歷史上的作用 《中國史研究》 1981.4期 與王連升合作
3. 戰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 《北京師院學報》 1982.3期
4. 關於專制主義經濟基礎與君主集權形成問題 《南開史學》 1984.1期
5. 論中國封建地主產生與再生道路及其生態特點 《學術月刊》 1984.2期
6. 從春秋戰國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決定作用 《歷史研究》 1986.6期
7. 戰國大夫辨析 《史學集刊》 1987.1期
8. 戰國時期的」士」 《歷史研究》 1987.4期
9. 先秦時期的士 《文史知識》 1987.12期
10. 論古代中國社會的貪污 《天津社會科學》 1988.3期 與王蘭仲合作
11. 論秦始皇的是非功過 《歷史研究》 1979.2期 與王連升合作
12. 論劉邦—兼論歷史的必然性與 然性 《南開大學學報》 1979.2期 與王連升合作 1．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 《教學與研究》 1979.2期 與王連升合作
2．歷史認識論綱 《文史哲》 1986.5期 與張國剛合作
3．歷史研究中的價值認識 《世界歷史》 1986.12期 與張國剛合作
4．歷史研究中的考實認識 《文史哲》 1989.1期 與葉振華合作
5．歷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命運 《求是》 1989.2期
6．論歷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認識 《紅旗》 1988.11期 與喬治忠合作
7．砸碎枷鎖 解放史學 《歷史研究》 1978.8期
8．史學危機與歷史的再認識 《書林》 1986.2期
9．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 《書林》 1986.8期
10．史家面前無定論 《書林》 1989.2期
11．我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園地 《書林》 1988.2期
12．史學發展蠡測 《光明日報》 1988.4.20.
13．繁榮學術必須發揚文化民主 《光明日報》 1979.1.21.
『捌』 劉澤華還在南開大學嗎
在啊！不過我是文博專業的沒有他的課，不知道他還帶不帶本科生
『玖』 中國通史教程第2卷
第一卷05年底已經出了，第三卷隨後也出了，可第二卷呢
一部新的中國通史教材
南方周末 2006-01-19 15:47:00
編者按
《中國通史教程》
姜義華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牞38元
教育部組織編寫的高等學校歷史教材《中國通史教程》，最近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先秦兩漢時期」。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問題上，這套教材沒有套用所謂的「五種社會形態」論，而是根據中國歷史的固有特徵，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劃分。這成為這套歷史教材的諸多「特色」之一。徵得教材主編姜義華教授的同意，我們節選了由他撰寫的教材前言的一部分，以饗讀者。
□姜義華
●姜義華
1939年2月生，江蘇揚州人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現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上海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與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鑒於我國高等學校所使用的中國通史教材，大多編撰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推進高等學校中國通史教學內容的改革，提高中國歷史教學質量，1994年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司決定組織編撰中國通史新教材。當年11月10日，高等教育司發出通知，確定了本書主編及各分卷主編人選，並商定由復旦大學出版社（第一、二、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五卷）出版。稍後，該司又確定由張豈之教授負責，另編一部中國通史教材，希望兩部教材各有特色，供高等學校選擇使用。現在，十年已過去，張豈之教授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歷史》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們這部卻遲遲未能問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著手編撰後，我們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要寫成一部真正具有新義的中國通史，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的問題仍待深入研究。
通貫本書的「一貫之道」
眾多前賢一再說得很清楚，通史的靈魂就在於「通」，除去貫通古今的「縱通」之外，還有匯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眾多領域、眾多層面的「橫通」。先前廣泛使用的中國通史著作，將「縱通」與「橫通」提綱挈領地融而為一者，多用所謂「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或「歷史進化發展內在法則」。然而，究竟何者為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以及這些規律如何在中國歷史演進中體現出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在考慮如何貫通與匯通時，不敢以為已把握或能夠准確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只希望扼要而簡潔地說明，中國歷史的創造者中國人、中華民族如何歷史地形成，他們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歷史形成的各種主客觀條件，一邊承繼先前世代已形成的傳統，一邊通過自己的實踐改變舊的環境，從而使歷史的中國一步步發展演變為現今的中國，使歷史的中華文明一步步發展演變為現今的中華文明。
基於此，本書的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生活在現今中國大地上的中國人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國大地上的各個部族、民族結合而成中華民族的歷史過程。今天的中國人經由漫長歲月的種族混合、人口遷徙、社會變遷演進而成，不同歷史時代，人們具有不盡相同的體態特徵、社會文化秉性。除去精英人物外，特別是名不見經傳的芸芸眾生，默默無聞地創造了先前各世代物質財富、精神財富。他們的歷史主動性與創造精神，在歷史變遷中經常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他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尤其值得注意。中國人不是由單一民族構成。漢族是現今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族群，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可以輕視與貶低蒙、藏、維、回、滿、壯等其他眾多民族的地位與貢獻。就漢族而言，也曾在歷史進程中融合了眾多部族、民族。自遠古時代以來，生息在東亞大陸的各個族群彼此間建立了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乃至血緣的廣泛聯系，發生過多次大規模的民族沖突、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共同開發了從黃河到長江，從黑龍江到珠江的廣大河山，共同締造了中華文明。因此，本書努力將構成現今中華民族的56個民族共同作為中國發展的主體，考察悠久輝煌的中國歷史如何由他們共同創造。
其二，作為國家形態的中國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現今中國，在歷史上本是若干分別以自我為中心的地域性、區域性聯系的政治實體，它們由於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而一步步發展為統一的國家政權，建立起密切的全國性聯系。「天下大勢」雖然被說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其後，縱使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分裂割據，卻未能改變追求與維護國家統一這一強固傳統。近代以來，中國雖屢遭列強侵凌宰割，經歷一次又一次瓜分風潮與國土淪喪，但經過全民族不屈不撓的抗爭，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又不可動搖地重新屹立於世界東方。為此，本書將中國的國家聯系、國家認同、國家制度及政治秩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作為考察的一個重點。
其三，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華文明包含中華物質文明、中華精神文明、中華制度文明，包含中華各民族、各地域各具特色、各有其獨特貢獻的文化，包含早先的農耕文明、游牧—草原文明與山林文明，以及近代工業文明，包含按時間發展順序依次形成的早期華夏文明、漢唐文明、蒙元文明、明清文明以及近現代中華文明等。考察中華文明，不僅要考察人們物質的及精神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考察人們各層面的社會聯系、社會結構、社會變遷，而且要考察人們在文明發展進程中創立的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成文及非成文的制度，還有各種習俗、秩序，以及人們日常的思維方式、審美方式、抒情方式、行為方式。先前，人們很少關注生產的目的是消費，由此，也很少關注現實生活的生產。本書力求據此全過程、立體化地展現中華文明的全貌。
其四，中國的世界性聯系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國人與世界其他民族、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互相摩擦、互相滲透，從而共生共存的歷史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雙向乃至多向的長時段的曲折運動。就全球而言，真正的世界聯系是隨著以西方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創建而開始的牷但是，此前具有始發性與原創性的幾大古代文明早就互相接觸，互相影響，而在這幾大古代文明中，中華文明是惟一一個經歷了漫長歲月而從未中斷的文明，也是面對由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所創建的世界聯系，既勇於開放又堅持自強不息地實現著自身創造性轉化的文明，它有力地推動著既朝著全球化方向前進，又保持各不同文明廣闊的多元發展空間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成為本書又一重點。我們深知，一部通史教材，無論篇幅多大，所能說明的問題總是非常有限的。它代替不了各種斷代史、專門史、專題史、各種各樣的地方史志和人物傳記。我們希望通過上述基本線索或稱「一貫之道」，為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提供一種思路，一種思考框架，一種認識方法。
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
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傳統的劃分方法，大體以中央王朝的盛衰興替為標志，形成所謂「王朝體系」。19世紀末「進化論」傳入中國以後，出現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等階段的劃分，或分成傳疑、化成、極盛、中衰、復盛、退化、更化等階段。20世紀20年代第一次國內戰爭失敗後，爆發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與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歷史分期在不少學者那裡轉變成以社會經濟形態更迭為依據。然而，在人類發展史上，究竟存在過哪些社會經濟形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其社會經濟形態及更迭的程序是否相同，更具體一些，通常所說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的推進，是不是毫無例外地適用於所有民族、所有國家、所有地域。對於中國來說，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社會是不是東方式的奴隸社會，由地主—佃農經濟與自耕農經濟構成的社會經濟形態是不是封建社會經濟形態，即使對這些問題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那麼，後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取代前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如此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一直眾說紛紜，從未取得令人普遍信服的共同結論。關於基本前提的意見已極難統一，歷史分期便很自然地各執一說。僅以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的時間而論，就有西周封建說、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說、東漢封建說、新莽封建說、秦漢封建說、魏晉封建說、南北朝封建說等不同的主張，時間先後相差一千六七百年，每一說都振振有詞。而所有這些主張，其實幾乎都是據中央王朝情況立論，忽視了今日中國版圖內中央王朝以外地區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對於中央王朝內部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形態的多樣性也缺乏足夠的估計。分歧如此之大，固然有資料發掘及資料詮釋問題，但更為根本的原因，當是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推進的理論本身還很不完善，有待作出新的概括與總結。基於上述考慮，本書沒有採用根據王朝興替劃分歷史時期的方法，沒有採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時間概念來劃分歷史時期的方法，也沒有徑直按照社會經濟形態的更迭來劃分歷史時期。由於本書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國和中國人的形成與發展歷史過程上，特別是作為族類形態的中國、作為地理與國家形態的中國、作為文明形態的中國、作為世界聯系中的中國形成與發展過程上，便以由這四個方面所發生的幾次重大的質的飛躍與轉變作為劃分歷史時期的根據。
以此，本書將中國歷史發展演變過程，大致分為以下七個階段。
第一，中華族群、中華酋邦、中華古代文明與文化孕育與萌芽階段。時間從遠古時代到公元前20世紀左右。在今日中國版圖內廣袤大地上，由血緣性原始群團、氏族、部落逐步組合成一批較大的族群，相當於古史傳說中的華夏集團、東夷集團、西戎集團、三苗集團、南蠻集團等，開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質的酋邦。由於石制工具的進步，他們由採集與漁獵經濟發展到開始農耕與游牧，創造了豐富的原始文化。
第二，中華族群、中華早期國家、中華古代文明基本架構形成階段。時間從公元前20世紀前後到公元前3世紀中期。夏族、商族、周族相繼崛起，同西戎、北狄、東夷、南蠻各族聯系擴大而頻繁，使中華族群趨同性、內聚力增強牷出現了一大批區域性初期國家，它們在相互交往、沖突、兼並、同化過程中，逐步形成春秋、戰國時代的領土相當廣大的諸侯國，它們名義上擁戴一個共主，相互建成各類不同的政治聯盟，開始趨向建成統一國家。農耕經濟范圍擴大，北方游牧經濟、西南山林農業經濟都有了一定發展，在它們相互之間廣泛的碰撞、互補與融合過程中，中華古代文明的基本架構和中華文化的核心觀念逐步確立。
第三，中央集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與大一統的中華古代文明確立階段，也是今日中國版圖內尚未納入上述統一國家治內的各民族所建立的區域性邦國獲得顯著發展時期。時間從公元前3世紀晚期至公元3世紀初。秦漢王朝的疆域西部已達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部達朝鮮半島中部，西南達到雲貴高原及緬甸，南部達到了越南中部，以後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主體此時已大體確定，也就是說，地域的中國的主體這時已經形成。就族類的中國而言，這時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質的漢族已經形成，原戎、蠻、狄、夷諸族這時也發展為西域、匈奴、西南夷諸族，與漢族的聯系更為廣泛而密切。就國家形態、文明形態的中國而言，由於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國家控制與協調體制的建立，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大一統格局也逐步確立。
以上三個歷史時期，為本書撰述的第一卷。（編者註：本卷由南開大學劉澤華教授主編）
第四，在新的民族混合與重組基礎上，大一統的中華族群、中華國家、中華文明輝煌發展階段。時間從3世紀初至13世紀中。這一階段開始時，東漢王朝分裂為魏、蜀、吳三國，經過西晉短暫的統一，進入南北朝時期，匈奴、氐、羌、鮮卑等族入居內地，在激烈沖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這一基礎上重建了大一統國家，毗鄰的南詔、吐蕃、突厥等族也進一步強大。稍後又出現了一段五代十國分裂局面，終於逐步形成宋、遼、金、夏、於闐、大理、吐蕃並峙的局面。農業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農業文明經過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亞西亞文明的相互交流，中華文明以及中華國家體制都獲得了創造性的重大發展，中華文明光芒四射，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
這一階段為本書第二卷。（編者註：本卷由武漢大學凍國棟教授主編）
第五，大一統的中華族群、中華國家和中華古代文明普遍發展與局部更化階段。時間從13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葉。推動歷史進入本階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與強大，它引發了歐亞大陸空前廣大范圍內的民族流動與人口遷徙，促成族類的新的組合牷由於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農耕文明而占據支配地位，給原先中原大地的農耕文明造成巨大損害，但是，商業、手工業經濟的發達，開始在原先農耕經濟體制內形成一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經濟力量。其後，經過明王朝、蒙古及烏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包含現今全部版圖在內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已經穩定地確立。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農業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勢，農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業化和商業文明已經有了不可忽視的長足發展。中國與歐陸文明的關系，在起伏曲折的發展中已產生多方面聯系。
這一階段為本書第三卷。（編者註：本卷由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主編）
第六，中華民族、中華國家、中華文明面臨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而開始向現代民族、現代國家和現代文明轉型階段。時間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這一階段，中國一方面面臨著內部社會矛盾激化的沖擊，另一方面又面對著先前從未遇到過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殖民擴張的沖擊。中華民族在空前危機與共同奮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基礎上，開始向現代民族轉變。國家形態終於結束了已持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制體制，開始向現代國家體制轉變。由於新型工業文明的誕生與成長，傳統的中華文明、中華文化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但是，所有這些轉變都仍在進行之中，無論在時間范圍內還是在空間范圍內，距離轉變的完成還很遙遠。
這一階段為本書第四卷。（編者註：本卷由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主編）
第七，在空前廣泛而直接的世界聯系中，中華民族、中華國家、中華文明重新確立了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經由眾多曲折和全國范圍的反復試驗，尋得符合中國實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推進中國向現代民族、現代國家和現代文明全方位轉型。時間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中華文明憑借質的升華而重振雄風，生機蓬勃地躋身於世界現代文明之林。
這一階段為本書第五卷。（編者註：本卷由姜義華教授主編）
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過程表明，歷史上不同部族、民族每一次大規模的遷徙、沖突、混合、同化、重構，都非常有力地打破了中國今日版圖內原先居民血緣的、地域的乃至部族、民族的封閉性，推動了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促進了新的社會共同體的形成。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是歷史的必然結果，中華各族人民是中國歷史的共同創造者。各族人民為締造中華國家與中華文明作出了他們各自獨特的貢獻，盡管這一進程並不都是和平，其中不乏許多戰爭、征服與屠戮，仍無損於他們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過程還表明，國家既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同時又是進行社會控制與社會協調的有效體系，是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正因為如此，作為國家形態的中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表明，歷史的中國盡管經常為剝削階級所控制，但是除去維護剝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礎，還在於它在社會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以及人們生活實際中，對紛繁復雜的經常相互沖突的各方有效地進行了社會控制和社會協調，有力地提供了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於制度上的、體制上的、機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貢獻。文明的創造，包含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創造，包含人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構建。自從階級產生以後，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經常都是在階級對立的關系中進行。物質生產如此，精神生產如此，制度生產也是如此。人們的日常生活，也經常不免要烙上階級沖突的烙印。但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表明，任何一種生產過程得以有效地進行，在階級存在的歷史階段，不僅與階級對立、階級斗爭相聯系，而且，離不開對立階級之間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協，乃至一定條件下的互相合作。在一種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穩定發展時期，階級對立、階級斗爭最終是以不使生產方式破裂為限度，這時，實際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爭性則是次要的。只有當一種舊的生產方式已經瀕臨崩潰，將不可避免地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時，斗爭性方是絕對的，同一性才轉為相對的。中國歷史發展諸階段又表明，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開始建立以後，人類歷史方才開始全面超越先前的區域史而真正成為世界史。中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和外部世界發生過多種多樣的聯系，包含和平的交往與非和平的沖突，中國從世界其他文明的發展中吸取了養料，也對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自己的創造性貢獻。近代以來，中國先是被動地，後來則是主動地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中國牷同樣，要深入地了解中國，又不能不了解世界。以上就是我們綜合族類形態的中國、國家形態的中國、文明形態的中國、世界聯系中的中國這四個方面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全過程所作出的階段劃分。
（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1.3萬字，限於篇幅，本報發表時刪去了最後一節「中國歷史中的社會經濟形態問題」，其他地方也有刪節，引用時務請核對原文）
『拾』 劉澤華的介紹
劉澤華，男，1935年2月生，河北石家莊人。1958年南開大學歷史系肄業。現任職中國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會等10餘個研究會理事，多年來著力於中國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知識分子史、政治史的研究。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主編並與他人合著有：《中國傳統政治思維》、《中國古政治思想史》、《士人與社會》（第一卷，第二卷）、《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中國古代史》（上、下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