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為水滸傳作序
⑴ 誰知道《水滸傳》書名的典故急！！！
《水滸傳》以它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水滸傳》的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開頭寫了一個一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後來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而這位皇帝也不過是個專會串瓦走舍的浮浪紈絝兒。他的親信大臣還有蔡京、童貫和楊戩等，他們構成了一個最高統治集團，蔡、高等人以他們的親屬門客為黨羽心腹，如梁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之流，在他們的下面，則是一些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從上到下，狼狽為奸，殘害忠良，欺壓良善，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形成了一個統治網。《水滸傳》在揭露這些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何欺壓人民的罪行時，首先敘述了高俅迫害王進的故事，因為王進的父親早年比武時，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帥府太尉後,到任的第一天就官報私仇,無端責罰王進，害得王進連夜奉母逃走。作者還寫了高俅為了讓兒子霸佔林沖的妻子，千方百計謀害林沖。高俅作為那個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體現了兇殘、陰險的權□特點，也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和腐朽的本質。此外，《水滸傳》中還寫了地主惡霸的種種作惡行為，如鄭屠霸佔金翠蓮，西門慶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結官府構陷獵戶解珍、解寶。
宋哲宗時，東京有一個浮浪破落子弟名叫高俅，他踢得一腳好球，被哲宗弟弟端王看中，成了端王的親信。後來端王當了皇帝，這就是徽宗，不到半年，就把高俅提升為殿帥府太尉。高俅上任的第一天，就整治因病未到的教頭王進，逼得王進帶著母親逃離東京。王進來到華陰史家村，被史進收留，拜為師父。後因高俅追捕得緊，王進只好告別史進投奔延安府。王進去後，史進與少華山的頭領結交為友，華陰知縣知道此事後，誣陷史進私通草寇，派兵燒了史家莊。 史進只得離開華陰，去尋王進。途經渭州，結識了渭州經略府提轄魯達，二人來到酒樓飲酒。飲酒正酣，忽然隔壁傳來啼哭聲。魯達頓生性魯莽而又素好行俠仗義，叫酒保將啼哭之人帶來。金氏父女被帶到，女兒哭著說：因到渭州投親無著，狀元橋肉鋪的鄭屠乘人之危，要強娶小女為妾，今被趕出，那鄭屠反要我父女給他銀錢。魯達聽後大怒，決心懲治鄭屠。次日早上，魯達送走金氏父女，來到狀元橋肉鋪，先叫鄭屠親自操刀切肉，戲弄這惡棍一番之後，三拳結果了他的性命。隨即離了渭州。半月後由趙員外出面，把魯達送往五台山當了和尚，法名智深。 後魯智深離了五台山，在東京大相國寺管理菜園。一日，魯智深在菜園習武，當眾連根拔起垂楊樹，被陪同夫人到岳廟進香的林沖瞧見，兩人一見如故，結拜為兄弟。正在高興之際，丫環來報，說有人調戲夫人。林沖趕往岳廟，見是高太尉的干兒子高衙內，只好忍氣將他放了，告別魯智深回家。 高衙內見林沖妻子美麗，一心要謀占林沖妻子。爪牙富安向高俅獻計，騙林沖帶寶刀入白虎堂，林沖被捉，以行刺罪發配滄州。高俅又派人買通公人，要他們在野豬林殺死林沖。幸有魯智深暗中保護，林沖才得以倖免。到了滄州，高俅又派爪牙火燒草料場，欲置林沖於死地。忍無可忍的林沖，殺死了爪牙，要夜投奔梁山泊。 山寨首領王倫嫉妒林沖，要他下山打劫。林沖下山等了三天，才見有一人經地。此人乃青面獸楊志，林沖同他拼殺多時，未見勝負。王倫勸住二人，邀楊志上山。林沖入伙坐了第四把交椅，楊志不願入伙，下山去了東京。 楊志在東京投靠無門，只好賣祖傳寶刀，湊一點盤纏。潑皮牛二無理取鬧，欲奪寶刀，被楊志殺死。楊志充軍大名府留守司。留守蔡京女婿梁中書看中了楊志的武藝，要楊志護送價值10萬貫錢的生辰岡到東京為蔡京祝壽。此事被赤發鬼劉唐打聽到後，勸晁蓋劫下這批不義之財，晁蓋請智多星吳用想辦法。吳用請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公孫勝等7人，決定在黃泥崗劫取這批生辰岡。 楊志一行人來到黃泥崗，晁蓋等扮作販棗商人，趁楊志手下買酒喝的當口，投下了蒙汗葯，將他們葯昏，劫走了生辰岡。楊志醒來，發現生辰岡被劫，知道大禍臨頭，便去青州龍山做了強盜。 梁中書告知蔡京生辰岡被劫，蔡京下令濟州府捉拿賊人。濟州府尹派何濤負責此案，經查知是晁蓋等人所為，何濤帶人到鄆城縣捉拿晁蓋。縣中押司宋江是晁蓋好友，聞訊後立即給晁蓋報信。晁蓋燒了自己的庄園。大敗何濤，率領眾人投奔梁山泊。 王倫存心刁難，不肯收留。林沖大怒，殺了王倫，推舉晁蓋為梁山泊首領。晁蓋在挫敗官軍，穩住梁山泊之後，派劉唐帶上書信、金銀去答謝宋江。宋江退了金銀，怍了書信。返回住處中途被閻婆攔住，將宋江強拉至家中，欲將女兒許配給宋江，以答謝他多年接濟之恩。宋江不重女色，勉強在她家中留宿一夜，誰知書信被閻婆惜發現，她一口咬定宋江暗通梁山泊，要報官。宋江苦苦哀求無效，一氣之下，殺了閻婆惜，逃回宋家村。知縣差朱仝、雷橫捉拿宋江，他們卻有意將宋江放走，讓宋江躲進了柴進莊上。宋江在那遇見了逃難到此的武松，二人拜為兄弟。 武松病癒，告別宋江去尋找哥哥武大郎。武松路過景陽崗時打死了猛虎，被陽谷知縣任命為步兵都頭。一日，武松在陽谷縣城碰到了哥哥。武大郎非常高興，將武松引回家中。嫂子潘金蓮見武松相貌魁梧，頓生邪念，存心勾引，遭武松申斥。 不久，武松為知縣押運財物去了東京。武松走後，潘金蓮同開生葯鋪的本地一霸西門慶勾搭成奸，用葯毒死了武大朗。武松回縣得知此事，向知縣告狀不準，盛怒之下，去酒樓殺了西門慶，又殺了潘金蓮，被判罪發配孟州。孟州小管營施恩厚待武松，求武松幫助奪回被蔣門神搶佔去的快活林的店鋪。武松酒醉後痛打蔣門神，奪回了快活林。這蔣門神通過張團練買通張都臨，誣陷武松偷盜寶物，判武松充軍。武松被押上路，在飛雲浦折斷枷鎖，殺死了想害他的4 個公人，折回孟州城，殺死了正在設宴慶賀除掉武松的蔣門神、張團練和張都臨，逃出孟州。在十字坡孫二娘將他扮為行者，讓他去二龍山投奔魯智深。 武松又在白虎山孫家莊遇見了宋江，宋江是去投奔花榮的，二人結伴而行，在瑞龍鎮分手，宋江去往清風寨。清風寨有兩個知寨，正知寨劉高是個文官，他嫉恨副知寨花榮。宋江一到就被劉高捉住，說宋江私通清風山草寇，花榮也因此受牽連。清風山頭領燕順、王英等人聞訊後下山救了宋江、花榮，大家決定去投奔晁蓋。快到梁山泊，石勇捎來宋江父親假託病故要他回家的家書，宋江趕回，被官府捉住，刺配江州。在江州，宋江得到戴宗和李逵的照。但因酒醉在潯陽樓牆壁上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蔡京的兒子蔡九判處死刑。正准備行刑時，梁山泊英雄前來劫走了宋江。事後，29位英雄在江州白龍廟聚會，浩浩盪盪返回梁山泊，宋江在山寨中坐了第二把交椅。 上山不久，宋江接來老父，李逵也回家接母親上山，行至途中，遇一李逵打劫，捉住之後，才知此人名叫李鬼，說他有90歲老母無人奉養，李逵送他10兩銀子，勸他改惡從善。後來李逵發覺上當，殺了李鬼，而李鬼的妻子卻溜掉了。回到家中，母親已雙目失明，李逵哄母親說：我做了官，接娘去享福。背著母親上了路。一日，行至沂嶺，李逵為母取水，回來後發現母親被虎吃掉。李逵大怒，連殺了4 只老虎，被獵戶迎進曹太公莊上。這時，逃來此處的李鬼妻子認出了李逵，曹太公等人正准備暗算李逵，幸虧梁山泊派來朱貴等人幫助，李逵才脫險回了山寨。 前來投梁山泊的楊雄、石秀、時遷被祝家莊酒店欺侮，雙方打了起來，時遷被捉。為救時遷，晁蓋、宋江發兵3 次攻打祝家莊，盪平了祝家莊，附近與祝家莊結盟的李家莊、扈家莊都投降了梁山泊。梁山泊威名遠揚，四處好漢紛紛投奔。 不久，李逵下山來到柴進莊上，正遇上柴進收到叔父寄來的信，說高俅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殷天錫要奪占柴家的花園。於是柴進同李逵火速趕往高唐州，見花園已被奪去，李逵大鬧高唐州，打死殷天錫。知府高廉點兵捉拿，柴進被擒，柴進叔父被抄家。李逵逃回山寨報信，晁蓋令宋江率領22名頭領攻打高唐州，殺了高廉，救了柴進。 朝廷派太尉高俅前往剿捕，高俅令呼延灼攻打梁山泊。呼延灼被宋江軍隊打得大敗，逃往青州，又去為慕容知府攻打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的起義軍效力。魯智深聚合三山人馬，往梁山泊求援。宋江率軍與三山義軍共同攻打青州，呼延灼投降，慕容知府被殺，三山頭領一起投奔了梁山泊。 此後，少華山史進被官府捉住，宋江又帶兵大鬧華山，殺了太守。沒過幾天，凌州曾頭市普家五虎攔截投奔梁山泊的好漢，並惡言中傷梁山泊。晁蓋大怒，親點5000人馬攻打曾頭市。在戰斗中，晁蓋被毒箭射中，回山寨身亡。宋江被推為山寨之主，改聚義廳為忠義堂。為報晁蓋遇難之仇，宋江記起了北京大名府玉麒麟盧俊義，知他武藝超群，棍棒天下無雙，想請他上山入伙，共報大仇。於是宋江派軍師吳用去京都，扮作算命先生給盧俊義算命，說盧俊義百日之內必有身首異處之災，將戶俊義騙至梁山泊，被張順擒拿上山。宋江勸盧俊義入伙，盧俊義不肯，兩個月後，宋江送盧俊義下了山。 盧俊義離家後，管家李固與盧妻勾搭成奸，當盧華僑義回到家時，他們竟設下埋伏，將盧俊義捆送到梁中書處，梁中書判了盧俊義死刑。在行刑那天，梁山泊好漢石秀劫法場，救出盧俊義，但因單槍匹馬，寡不敵眾，二人被擒。為救盧俊義和石秀，宋江發兵攻打北京。梁中書向太師蔡京告急，蔡京採納了關勝所獻圍魏救趙之墳，率領1500人馬直攻梁山泊。宋江聞訊，退後回山，以計俘獲關勝，擊潰了官軍。隨即宋江任命關勝為先鋒再次攻打北京城，戰斗相持數月，直到次年元宵方攻破北京。梁中書從南門奪路而逃，盧俊義、石秀被救出。 不久，蔡京又派單廷桂、魏定國攻打梁山泊，皆被擊潰。宋江與盧俊義一道領兵攻打曾頭市，殺了曾家五虎，回山祭奠晁蓋之靈。接著又乘勝攻破了東平、東昌二府，大軍凱旋而歸。此時，梁山泊大小頭領正好108 位，合了當年洪太尉所放走的魔王之數。眾人會聚忠義堂，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黃旗。 山寨興旺之後，宋江有了「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打算，武松、李逵、魯智深都堅決反對。到了年底，宋江要往東京去觀賞明年元宵的燈火，柴進、李逵陪宋江到了東京。很偶然宋江進了李師師的府邸，徽宗皇帝也在場，正當宋江要向徽宗討招安詔書的時候，李逵在外邊打人放火，城內頓時大亂。宋江三人逃出，李逵單獨行至荊門鎮投宿時，聽莊主劉太公說宋江搶了她女兒上山，李逵萬分憤怒，跑回梁山泊，砍倒了杏黃旗，要拿宋江問罪。後來經過對證，乃是牛頭山賊人冒名乾的壞事。李逵負刑請罪，去牛頭山殺了賊人，救回了劉太公的女兒。 梁山泊的壯大，震驚了朝野上下。徽宗派殿前太尉陳善保前往招安，李逵接過招安詔書，一把撕得粉碎。朝廷又派童貫攻打梁山泊。山寨十面埋伏，挫敗了童貫的兩次進攻。童貫逃回東京，高俅又調遣十節度兵力來攻梁山泊。宋江三敗高俅，並將他活捉上山，以禮相待，要高俅轉達渴望朝廷招安之意。高俅去後，宋江又派燕青去東京，燕青通過李師師求得徽宗下詔，沒過幾天，殿前太尉宿元景上山來宣讀詔書，宋江領著眾山好漢接受了招安，打著「順天」「護國」旗幟，到東京接受徽宗檢閱。 梁山泊義軍接受招安後，正遇遼兵侵犯，宋江受詔破遼。於是大軍北進，攻下檀州，奪回薊州，智取霸州，佔領幽州，兵圍燕京，遼主請罪投降。宋江班師回國，遵照徽宗旨意，將所奪州縣仍退還給了遼邦。 回到京師，徽宗下詔，令宋江去平定淮西王慶，隨後又調去平定河北田虎和江南方臘。在平定方臘軍的過程中，義軍損失慘重，雖然最後擒獲了方臘，大功告成，但卻陣亡72條好漢。回軍途中，魯智深在杭州六和寺坐化（和尚盤膝打坐安然而死），殘廢的武松不願回京，就在這里出了家。離開杭州後，林沖癱瘓，楊雄、時遷、楊志病死，燕青又悄然離去。到了蘇州，李俊、童威、童猛又離去。等到大軍回京駐扎陳橋驛時，只剩下20餘名頭領。蔡京、童貫、高俅、楊戩4 大奸臣待宋江等封官之後，他們設計用水銀害了盧俊義，用毒葯摻入御酒葯死了宋江和李逵。就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在悲劇中結束了。
看過,但簡介的話太長了.無奈就摘了一部分
⑵ 周汝昌的研究
其實劉心武在研究紅樓夢時是受到了周汝昌先生的指導的，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
周汝昌簡歷
周汝昌，1918年生，天津人。當代著名紅學家。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畢業。曾歷任燕京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外文系講師、教授；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兼研究員；美國魯斯(Luce)學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客座教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國曹雪芹研究會榮譽會長。政府首批特殊津貼領受者。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
一、紅學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
在紅學史上，周汝昌先生是一位最具爭議的學者。其實，周氏的性格和思想並不復雜。他的性格與思想，借用周一良先生的一句話，叫「畢竟一書生」——單一、平易、清澈，而且往往為時代風潮、環境所左右、掣肘。其產生爭議之處在於他的學術觀點和治學方法。他的學術觀點與方法同樣並不復雜，只不過他把兩種性質相反的學術理念統一為一個整體，既展示了學問的高境界，又彰顯了學問的工具化的可能性；既令人敬佩，又讓人拒斥。如果作一個統計的話，人們將會發現，周氏所受到的批評要大大超過他所得到的贊許。他的缺點與錯誤是如此之淺顯易懂，以致很多BBS上的「紅謎」可以居高臨下地對其評頭品足。他又是如此不具備法律上的還擊意識，以致人們可以隨意用最刻薄、最不屑、最不負責任的語言對他進行攻擊。但是，周氏所受到的贊許、欽佩卻往往來自對他批評最為激烈之人——還有什麼樣的肯定能比得上對手的由衷贊美與欽佩！只有懂得治學之艱難者，才會真正懂得周氏的實證境界之難以企及。
周汝昌是紅壇的獨行俠。他的才氣，他在紅學上的超前性，他的詩人氣質和學者素質，使他的《紅樓夢》研究順著以下圖式而展開：以文獻研究為基礎，然後把文獻研究所得升華為人文價值闡釋。在文獻研究方面，他廣泛搜羅材料，辨析材料，考鏡源流，其《紅樓夢新證》所搜集的資料之豐富在紅學史上堪稱一流，他發揮了詩人的豐富想像力和學者的博學強記，運用詩化的語言，在一般人所無法過渡的地方，他藉助想像的翅膀而飛渡。詩人的才氣，使他習慣於在想像中翱翔，這想像有時藉助於他的學力而創造奇跡（如對曹宣的考證），有時則因其在材料與觀點之間強行飛越而令人瞠目結舌（如關於史湘雲的考證）。
在《紅樓夢》考證上，胡適畢竟是一位側重《紅樓夢》的文獻研究和史學價值的研究者，因而他在方法論上的表述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周汝昌則是一位更具才子風華的學者，因而他對於考證工作中的想像、假設等心理過程、對於形式邏輯中的演繹推理方法的表述更為文人化、文學化、詩化，他拈出了一個詞：悟性。他在談到他對「自傳說」「脂硯即湘雲」等命題的考證的時候說：「這種考證，與其說是靠學識，不如說憑悟性。」
（P185）這是對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論的詩化表述，而且對其中的「大膽的假設」一點作了智力層次的定位：這不是一般的假設，這是悟性。悟性代表人類智力的高級形式。依據這種表述，其不言而喻的推理則是：反對悟性顯然就是反對智力，也即是呆與蠢。
1954年，他開始耳朵失聰，1974年，他的視力急劇下降，他已經無法大量閱讀紅學界的新成果，起碼在80年代後期開始，他便對紅學界的實際狀況和主要進展不甚了了。他在近十幾年的時間里對紅學界的了解主要來自他的幾位論敵和幾位崇拜者。這種對紅學界研究狀況的不了解，更強化了他的獨行俠意向。
獨行俠的氣質使他不憚與紅學主流為敵，甘願為紅學界的無冕之王。他是如此之痛恨紅學主流，以致於在為他人學術專著作序時也不放過「不點名的批評」。非主流的無冕之王角色又使他熱衷於發動群眾戰爭，他更願意鼓動文化下層的莽夫去沖擊紅學主流。甚至，他可以續作曹詩冒充真品讓一些成就卓著、恃才傲物的考證專家出盡洋相、盛名毀於一旦。他徹底擊碎了「考證」、「辨偽」這些半個世紀以來鼓舞著無數研究者的光輝字眼，他使人們對「紅樓夢考證」現象投去虛無的眼光。
在紅學史上，周汝昌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早在70年代，趙岡在談到紅學的學風時說：「目前的風尚是別人的貢獻很少有人願意提，但缺失則被人永誌不忘。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就是絕好的例子。他的貢獻，很早就開始溶入他人的見解中，但他的誤失，則繼續不斷有人提出檢討。」
王利器曾指出了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包括舊本和增訂本）的十類四十幾處硬傷。
指出這樣的硬傷，這不是一般的《紅樓夢》研究者所能夠做得到，只有象王利器這樣的文獻研究專家才能做得到。王利器的行文也許有刺耳乃至近乎殘酷之處，但他的引經據典，抖開文獻，的確足以令人發一身冷汗。然而，這「十大罪狀」卻並未擊中周氏紅學的要害，宛如隔靴搔癢。
對於周汝昌的研紅成就，他的老師顧隨寫了一首詞《木蘭花慢》，下半闋是：「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書成。等慧地論文，龍門作史，高密箋經。分明去天尺五，聽哲人褒語夏雷鳴！下士從教大笑，笑聲一似蠅聲。」
（P234）周氏之所以自引其師之褒獎，是因為他覺得顧隨的褒獎切中了學術之極境：「蓋學術詞章，訓詁義理，是中華大文化中的綜合性精神命脈，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難。」
（P235）這也是周氏對《新證》的自許。
周汝昌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1947年他關於曹雪芹卒年的考證，表現出新一代學者的虎虎生氣。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
，主要是一部「曹學」專著，兼及一點脂硯齋研究、探佚研究和版本研究的。其「紅學」體系的雛形已經出現。1976年出增訂本時基本保持這個構架，並進一步把《紅樓夢》實證研究體系化、專門化，體現了這一時期實證紅學的最高成就。
批俞運動中他被作為可以對胡適發出有力一擊的人物，寫下了一篇後來深感言不由衷的大批判文章。80年代以後，他關於「紅學」之界定、對紅學史的回顧、對豐潤說、曹雪芹畫像的考證，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紅海巨瀾。周汝昌的名字，與1947年以來的紅學史緊緊聯系在一起，成了這段紅學史的晴雨表。可以說，追蹤著周氏的紅學足跡，也就可以了解到「新紅學」在現當代紅學史上的命運。
二、周汝昌的紅學框架
周汝昌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西語系，1952年以後任教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外文系。按理，他對西方文化的接觸當更加直接與內滲。但是，西方的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更不用說後現代主義）並未在他的紅學研究中留下實質性的影響。他的體系建構的源泉不是來自西學，而是來自胡適所建立的「新紅學」基本構架——實證與實錄合一。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1921年）一文中確立了「新紅學」的兩大支柱：實證與實錄。實證與作者、版本等研究相關，實錄則成為實證研究的基本信念。胡適在《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二文中確定了「新紅學」的基本對象：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與版本研究相關的則有佚稿研究和脂硯齋研究。然而，胡適卻在實證的基礎上引出了「自敘傳」說，這個「自敘傳」說是傳統史學實錄意義上的，其目的是為「以賈證曹」確立依據，反過來成為實證的原則。「實證」與「實錄」兩種觀念，這在現代科學思想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傳統注經學中，它們卻是統一的，實證的目的是為實現注經學目的服務的。胡適的這個紅學構架與學術理念（實證與實錄合一）還處於一種初創狀態。周汝昌把這一構架充實完善為一個龐大的體系，把「實證」與「實錄」更加全面地合一起來。他本著實錄信念，把研究對象學理化、把作者、版本、脂批、佚稿等方面的研究連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充實為一個血肉飽滿的龐大體系。1998年，華藝出版社將周氏的六部舊著重印出版，是為《周汝昌紅學精品集》
。周氏為該叢書寫了「總序」，對這六部舊著（也是對他一生的紅學）的體系性進行一番概括，指出《紅樓夢新證》一書的首創性與價值在於：一是建立了「曹學」；二是將「曹學」與「紅學」緊密綰合，體現出一個根本認知：「曹學」方是「紅學」的根本基礎；三是從文、史、哲三大方面來綜合闡釋《紅樓夢》的高層次文化意義。《曹雪芹小傳》是對《紅樓夢新證》中關於雪芹家世的補充，它標志著「曹學」的正式成型。《紅樓夢真貌》是「版本學」與「脂學」綰合同步的創例論述。《紅樓訪真》本著《紅樓夢》為實錄的基本認識，考索曹雪芹筆下的「西府」「東府」的歷史地點。《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著意於自傳說與結構論。《紅樓夢的真故事》則以周汝昌所理解的結構論對《紅樓夢》進行探佚。總序認為，這六大方面就是紅學的要害與精髓。這是周氏對自己的紅學的體系性的概括，其核心便是實證與實錄合一。周汝昌把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的「曹、賈互證」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發揮出來。由於崇尚實證，他的每一個論點的提出都是以充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基礎。又因為崇奉實錄，因而他把全部實證工作都作為論證實錄的手段。在初版的《紅樓夢新證》中，周氏旗幟鮮明地展開「曹、賈互證」，在《人物考》中，周氏說：「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這是「曹、賈互證」觀念的隨意發揮。他說：「忠靖侯史鼎就是曹寅內兄李煦的兒子李以鼎」，「東平郡王就是平郡王福彭」，「北靜王水溶就是慎靖郡王允禧的過繼孫『皇六子』後為質親王的永瑢」。第八章《脂硯齋》中說：「後來作者是曹雪芹，一部小說即是他家寫實自傳這個說法抬頭，大致成立，但有的接受了，有的接受一部分，有的還大不以為然，因為小說究竟是小說，不是歷史。現在這一部考證，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學的方法運用歷史材料證明寫實自傳說之不誤。」也即是說，這部書就是「實證與實錄的合一」，而合一的目的是以「實證」證明「實錄」。盡管1976年增訂版把這些鮮明的「曹、賈互證」表述刪除，但是作為一種觀念，「新紅學」的基本精神依然成為增訂版的支柱。
從文學的歷史考證角度，以曹證賈，可以幫助讀者理解《紅樓夢》故事的歷史背景；從史學的以文證史的角度，以賈證曹，可以為歷史學研究者增加一份同時代見證人的證詞。無論哪一個角度，都是單向度的。當其採用單向度的時候，這兩種做法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乃至整個「曹學」，其基本的方法論則是歷史上的曹家與小說中的賈府互證，雙向互證，在以歷史材料推證小說本事的同時，又以小說情節反推歷史，這時，史學與文學就合而為一了。這可以視為「曹學」的「一手二牘方法論」。
三、為「實錄」觀念尋找合法性依據
然而，周氏自有他的獨特之處，與其他「新紅學」派的成員不同，周氏不僅致力於「實證與實錄合一」的研究，而且致力於對這種研究作理論上的闡發。幾乎就在他涉足紅學的那一天，他就把傳統經學旨趣作為他的紅學支柱，並貫穿他的一生，從此開始他的為時近60年的為「實錄」觀念尋找學理依據的歷程。
在《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一文中，周氏說：「曹雪芹的小說雖非流水賬式的日記年表，卻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這話並無語病。」
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是對實證與實錄合一的一次重要實踐。在他還來不及在學理上進行陳述，批俞、批胡運動對繁瑣考證進行猛烈批判，李希凡、藍翎從現實主義典型論出發，對「實錄」觀念提出尖銳而深刻的批評。從此，周氏無法從傳統理論中為「實錄」觀念尋找合理性依據，於是，他把目光轉向了「紅色」文化權威，通過把魯迅等人的文學性立場改造成經學立場，以論證「實錄」觀念的合法性。然而，魯迅的文學性立場並不隱晦深奧，而是鮮明清晰，一目瞭然。這使得周氏在此後數十年中無法停止尋找合法性依據的腳步。
70年代末以至八九十年代，周汝昌的全部「紅學」界定工作便圍繞著「實證與實錄合一」的「新紅學」精神而展開。從《什麼是紅學》（1982年），到《紅樓夢與中華文化》（1989年），《紅樓藝術》（1995年），到《還紅學以「學」》（1995年）和《紅學應定位於「新國學」》（1999年），周汝昌的思考向縱深發展，其定位越來越明確，也越來越高。70年代末，周氏開始致力於為史學實錄觀念（自傳說）的合法性尋找理論上的依據。他的具體策略是藉助名人語錄以達到「不證自明」的效果。他借重的名人有魯迅、巴金、孫犁等。但是，魯迅、巴金、孫犁等人卻並不從史學實錄上看待自傳文學和《紅樓夢》，於是周氏便採用陳倉暗渡的方法，把魯迅等人的話改造成史學實錄意義上的表述。1979年，周汝昌在河北大學作了一次題為《紅學的幾個側面觀》
的講話。他說：「紅學一是評論，二是解釋，三是考證，四是什麼……總之，有各種不同的紅學……紅學的表現有很多方式，編劇、演劇、導演，也未嘗不是紅學。」此時的周汝昌才剛剛從「文革」驚魂中走出，對於紅學考證還能做出實事求是的反省。這時他關注的是「新紅學」的實錄觀念。在這次講話中，他對「自傳說」進行巧妙的移花接木。他把魯迅的話進行斷章取義，把魯迅對「自傳」的文學性立場轉換成「寫實」的立場；在典型化的意義上講了文學的生活素材問題，然後說：「胡適主張，也就是他看出了，寶玉這個人物就是運用了作者自己為素材，因此創出一個『自敘傳』的提法來，不管這提法本身是否完美無疵，其要點是不錯的。魯迅先生就接受、肯定了這個要點……」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80年代前後「自傳說」復興的一個重要信號。
至1982年，周氏發表了《什麼是紅學》
一文，在把人們呼籲的文學批評方法描述為「十六字真言」之後，乾脆把文學性研究剔出「紅學」的范圍，他說：「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范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范圍。」把「紅學」界定為四學：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從此，周汝昌開始了把「紅學」進行「宏大敘事化」的歷程。這篇《什麼是紅學》的文章直接回應著余英時的紅學史觀點。余氏說「考證紅學面臨危機」，周氏則說考證紅學正是紅學的生機所在，甚至，考證紅學才是紅學。言下之意，你們要回歸的那個文學性研究才不是真正的紅學。這樣的「紅學」界定立刻引起了一批研究者的反對，他們紛紛撰文，形成了一次場面熱烈的學術討論。遺憾的是，這些爭論文章回應著周氏的偏激觀點，卻不去回應引發周氏偏激觀點的余英時的同樣偏激的紅學觀點。從理論上說，周氏對文學性批評的態度就如余英時對待「考證紅學」的態度一樣，不堪一駁。把注意力與討論的焦點放在他們的偏激上，顯然是捨本逐末。在余英時和周汝昌的偏激背後，他們的建設性意圖和他們用以論證的學術方法等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
周汝昌的對話者們所關心的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問題，即「紅學」該不該包括小說學。周汝昌探討「紅學如何可能」的內在依據的問題在他的對話者那裡轉變成了「紅學是誰的紅學」的問題，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探討被轉變為一次關於紅學的外延的辯論。周汝昌只有喟然長嘆：「這距離我的本意有多麼遠？」
在探討「什麼是紅學」上，周汝昌與其他人可謂同床異夢、南轅北轍。周汝昌所思考的是，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使「紅學」無愧於「學」字（而這個「學」不是一般的「學問」的「學」，而是「甲骨學」、「敦煌學」意義上的「學」）？
表面看來，周的對話者的問題似乎解決了，「紅學」的殿堂誰都可以進了（這實際上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一個充其量是對「學術自由」表表態的問題），但是，實質上，周汝昌的「紅學如何可能」的問題並沒有解決，甚至是沒有任何進展。在紅學考證之外再把「小說學」研究、「敘事學」研究、「神話學」研究、「文化學」研究等塞進紅學的殿堂，都不足以為「紅學如何可能」多增加一份內在的依據。
周氏此次的「紅學」定位旨在為實證研究疾呼。盡管周氏故意以偏激的形式表達，但是，他對實證研究的大聲疾呼，具有合理性，正好擊中了余英時「紅學革命」論的要害。同時，他對「紅學何以為學」的追問也值得學界深長思之，紅學究竟是一種什麼「學」？究竟是「文學」之學、「小說學」之學，抑或是「學術」之學、「國學」之學、「文化」之學、甚至「顯學」之學？「紅學」的「學」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如果「《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因而「『紅學』畢竟是小說學」，那麼，「紅學」一詞還有存在的必要嗎？相反，如果「紅學」不是一般的小說學，那麼「紅學」之所以為「紅學」，其內在依據是什麼？
然而，對於周汝昌來說，紅學「四學」的界定只不過是為了對余英時等的回歸文學性觀念以迎頭痛擊而已。周汝昌更重要的使命則是弘揚實錄觀念，建構實證與實錄合一的大體系。
1984年，周汝昌在為段啟明《〈紅樓夢〉藝術論》（修訂版）
一書所作序言里說：「實錄，指記載的真實性，見《漢書?司馬遷傳贊》：『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就是指良史的忠實於史的真實。因此事跡的真實，文筆的真實，藝術的真實，是可以統一的。從文學角度講，誰也不認為太史公是『自然主義』。我曾經說過一句話：『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即用此義。精剪細裁雲雲，就指今日常言之『藝術加工』者是。至於『實錄』一語見於唐宋以來文字中者，為例至夥，意義咸同，並無誤解。魯迅說曹雪芹敢於如實描寫，就是說他的創作精神是求真實，亦即古所謂實錄。至於『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現實主義』這些詞語的含義和用法，在『五四』時期，大家的運用實例可以充分證明：那時和今天（人們習常所理解所稱說的）並不一樣，也是有其歷史情況的。」繼續著他在1979年河北大學講話中的移花接木工作，用文學理論的基本原理去論證史學實錄觀念與原則的合理性。
從1986年至1987年，周汝昌應邀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講學，這期間他開始建立《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的聯系。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自序中，周汝昌說，這部書要探討的是「三大基點」：「《紅樓夢》的性質何屬的問題；《紅樓夢》的核心何在的問題；《紅樓夢》的整體何似的問題。」具體說來，「性質何屬」指的是：「芹書到底是寫誰（寫人？還是寫己？）的問題」。也就是說，周氏的第一個基點是要解決《紅樓夢》的本事問題，即這個本事究竟是曹雪芹自己的還是別人的，也即是「新紅學」與舊索隱（還不關新索隱的事）之間的老糾紛，是「自傳說」與「他傳說」的紛爭問題。
周氏又說，這個老爭執中如今又有了新爭執：「全書主人公寶玉，是有原型或模特兒？還是所謂用『集中概括』法而虛構出來的一個『典型形象』？」從文藝理論的角度看，周氏的這一表述是有語病的，「有原型或模特兒」與「集中概括」是指同一種創作現象，不存在「是……還是……」的選擇。但是，周氏真正要探討的問題是：賈寶玉是一個實錄的人物，還是一個文學人物。由於「實錄」觀念不僅違背文學創作的實際，而且違背閱讀、解釋行為的本質。在當代文化意識中，「實錄」觀念已無立錐之地。所以這一時期的周氏致力於從各種方面、用各種方式以表達「實錄」觀念，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這部書里，他又通過改造巴金等人的文學觀念以論證「實錄」觀念的合法性。他以大量篇幅論證「文史合一」——准確地說，是論證「文歸於史」——的觀念，以此證明史學實錄觀念之正宗。但最終他又不得不稱《紅樓夢》為「自傳性小說」，這表明他對於實錄觀念的學理論證始終缺乏信心。
「核心何在」要探討的是賈寶玉「是何等人物」？即「主張婚姻自由」和「反封建」不能概括《紅樓夢》的意義，應該從文化精神的角度進行闡釋。他分析了賈寶玉與中華文化精神的聯系，與鄴下文人、狂狷人格的聯系，這種分析是有價值的。但周氏的目的仍在於論證實錄觀念，他認為，寶玉身上的文化精神正是曹雪芹的文化精神的實錄。他探討了「痴」的文化命題，然後又探討了「雪芹『痴』意」。
「整體何似」探討的是《紅樓夢》的結構，但周氏的「結構」概念與人不同，該書全力論證《紅樓夢》具有「大對稱」結構，他把此前關於《紅樓夢》結構的前後對比和「中點」等觀點改造成為「大對稱」，目的是設立映射機制。這個映射機制不僅使探佚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層面，而且可以由小說以映射作家生平，也就是可以實現「以賈證曹」的目的。其目的仍在於「實錄」觀念的論證。
可以說，貫串該書的正是一種頑強的「實錄」信念。
在《「曹學」與「紅學」》
一文中，他以「中華文化」在「曹學」與「紅學」之間架起了橋梁，同時也表明了他的曹學研究始終有一個「文化意識」在支配著，這一「文化意識」既使他的文獻研究生氣靈動、高瞻遠矚，也使他的文獻研究陷入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功利主義之中。這一「文化意識」有其特定的內涵，它多少含有家族血統論的味道。他由曹彬一直描述至曹寅，指出：「這幾條是最關鍵的幾大環節——由此方能勾勒出一門自古詩禮簪纓世家的歷史變遷，竟至淪為滿洲旗主的『奴才』，而又身不由己地捲入政爭的巨案之中。這是一種歷史的悲劇，也是中華文化史上屈枉、殘害優異人材的冤案。沒有這個大背景，雪芹的一切都將成為不可解釋。」
這就是周汝昌所理解的「文化」，他直覺到曹雪芹與魏朝之三曹，魏晉之氏族文化觀念的關系，如果不打通、不能確證曹錫遠祖先與豐潤曹的關系，乃至於宋代曹彬的關系，那麼，這種氏族文化闡釋就會成為空中樓閣。2003年，周汝昌在《紅樓家世》
一書的內容提要中說：
《紅樓夢》出現於清代乾隆早期，是文化小說的空前偉著，其文化內涵所涉甚廣，而且還包括著過去不為研究者注意的氏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內涵實質是一種中華氏族文化的歷史積累，內容十分豐富深厚。
中華文化的組構，氏族文化的地位作用也十分重要。魏晉南北朝重「門風」，詠「祖德」，都是這一文化意義的文學表相。它是歷史長期的積累和儲存，而現代心理學、遺傳學、基因科學也闡述了這一要義。曹雪芹的《紅樓夢》開卷即特標「氏族簪纓之族」亦由於此。
如果曹雪芹繼承的是這樣一些文化意識的話，那麼《紅樓夢》的文化價值也就值得懷疑了。
總之，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精神是一種科學與反科學相合一的學術觀念，周汝昌則把這種「新紅學」精神推向極致。這使他的研究的價值向著正、反兩極伸張。實證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實錄觀念則必然使實證研究走入死胡同。這就是胡適、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個「新紅學派」的令人遺憾之處。
（陳維昭：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
[本文由拙著《紅學通史》（即出）第三編第一章第二節、第四編第十章第二節刪節而成。]
該文原刊於《紅樓》2004年第3期
⑶ 鄭振澤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曾一條弧線表示水滸傳的結構，這條弧線以（）為起點
在《中國文學研究》以一條弧線表示《水滸傳》的結構.它以《誤走妖魔》為起點……至《魂聚蓼兒》降至終點
⑷ 水滸傳的作者簡介
《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原名彥端，字肇瑞，號子安，別號耐庵。泰州興化人，祖籍蘇州，舟人之子，生於興化白駒鎮（今鹽城市大豐區），13歲入私塾，19歲中秀才，29歲中舉人，36歲中進士。36歲至40歲之間官錢塘二載，後與當道不合，復歸蘇州。
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歲，張士誠據蘇，徵聘不應；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相友善，後流寓江陰，在祝塘鎮教書。71歲或72歲遷興化，旋遷白駒場、施家橋。朱元璋屢征不應；最後居淮安卒，終年74歲。
(4)復旦大學教授為水滸傳作序擴展閱讀：
張士誠起義抗元時，施耐庵參加了他的軍事活動。張據蘇以後，施又在他幕下參與策劃，和他的部將卞元亨相交甚密。後因張貪享逸樂，不納忠言，施耐庵與魯淵、劉亮、陳基等大為失望，相繼離去。
施與魯、劉相別施時，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別》套曲，抒發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張士誠身亡國滅。施浪跡天涯，漫遊山東、河南等地，曾與山東鄆城縣教諭劉善本友善，後寓居江陰徐氏初，為其塾師。
隨後還舊白駒，隱居不出，感時政衰敗，作《水滸傳》寄託心意，又與徒弟羅貫中撰《三國志演義》《三遂平妖傳》等說部。他還精於詩曲，但流傳極少。除套曲《秋江送別》以外，還有如顧逖詩、贈劉亮詩傳世。
施耐庵為避明朝徵召，潛居淮安，染病而歿，就地高葬，享年75歲。耐庵歿後數十年，其孫文昱（述元）家道熾盛。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100卷。錢塘施耐庵的本。
羅貫中編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此書為『錢塘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寫完《水滸傳》後沒過幾年就病逝了。水滸傳至今還代代流傳！
⑸ 封神榜 的作者是誰呢 大改成書於什麼時期啊 怎麼沒有進入古典四大小說呢 根西遊記有的拼嘛
《封神演義》作者的問題，目前大約有三種說法：
一為魯迅等之許仲琳說
二為孫楷第、柳存仁等之陸西星說I
三為章培恆等之許仲琳與李雲翔之合作說
《封神榜》取材於《武王伐紂評話》、《列國志傳》以及各種民間傳說等寫成《封神演義》。明朝。
《西遊記》成書於16世紀明朝中葉，自問世以來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廣為流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中國，乃至亞洲部分地區西遊記家喻戶曉，其中孫悟空、唐僧、豬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為人熟悉。幾百年以來，西遊記被改編成了各種地方戲曲，及電影、電視劇、動畫片、漫畫，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亞洲國家也出現了以孫悟空為主角的文藝作品，樣式眾多，數量驚人。關於西遊記的作者，一般認為是明朝的吳承恩。
《西遊記》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在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想像面前驚嘆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作為神魔小說傑出代表的《西遊記》亦不例外。
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遊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又說：「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確如此。 通過《西遊記》中虛幻的神魔世界，我們處處可以看到現實社會的投影。如在孫悟空的形象創造上，就寄託了作者的理想。 孫悟空那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奮起金箍棒，橫掃一切妖魔鬼怪的大無畏氣概，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種正義的力量，表現出人民戰勝一切困難的必勝信念。又如取經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災難的幻化，或是邪惡勢力的象徵。他們的貪婪、兇殘、陰險和狡詐，也正是封建社會里的黑暗勢力的特點。不僅如此，玉皇大帝統治的天宮、如來佛祖管轄的西方極樂世界，也都濃濃地塗上了人間社會的色彩。而作者對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也頗可玩味，在《西遊記》中，簡直找不出一個稱職的皇帝；至於昏聵無能的玉皇大帝、寵信妖怪的車遲國國王、要將小兒心肝當葯引子的比丘國國王，則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對這些形象的刻畫，即使是信手拈來，也無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西遊記》不僅有較深刻的思想內容，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豐富奇特的藝術想像、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詼諧的語言，構築了一座獨具特色的《西遊記》藝術宮殿。《西遊記》在藝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創造了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 孫悟空是《西遊記》中第一主人公，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無窮的本領，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著大英雄的不凡氣度，也有愛聽恭維話的缺點。他機智勇敢又詼諧好鬧。而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斗。與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響了「齊天大聖」的美名；與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決不放過一個妖魔，如意金箍棒下決不對妖魔留情；與一切困難敢斗，決不退卻低頭。這就是孫悟空，一個光彩奪目的神話英雄。說到豬八戒，他的本事比孫悟空可差遠了，更談不上什麼光輝高大，但這個形象同樣刻畫得非常好。 豬八戒是一個喜劇形象，他憨厚老實，有力氣，也敢與妖魔作斗爭，是孫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滿身毛病，如好吃，好佔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難，常常要打退堂鼓，心裡老想著高老莊的媳婦；他有時愛撒個謊，可笨嘴拙腮的又說不圓；他還時不時地挑撥唐僧念緊箍咒，讓孫悟空吃點苦頭；他甚至還藏了點私房錢，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實在多，這正是小私有者的惡習。作者對豬八戒缺點的批評是很嚴厲的，但又是善意的。他並不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們並不厭惡豬八戒，相反卻感到十分真實可愛。唐僧的形象寫得也不錯，但比起孫悟空、豬八戒來，則要遜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鮮明的性格特點，這不能不說是《西遊記》的缺憾。盡管如此，《西遊記》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驚人的，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形象，以其鮮明的個性特徵，在中國文學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藝術豐碑。 而且，這里的人物也給現代管理學帶來很多值得參考的價值。
《封神演義》成書年代考實——兼及《西遊記》成書的一個側面
《封神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不僅關繫到對其文學史價值的准確認定，也關繫到對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發展脈絡的認識。本文通過幾方面的考證，比較圓滿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 ＊ ＊ 《封神演義》是我國明代產生的一部長篇小說，在它問世後一段時間內，曾對當時小說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由於目前的文學史著述缺少對該書成書年代的准確認定，致使該書文學史地位無形受到貶低。概略地說，國內文學史一般認定《封神》產生於百回本《西遊記》問世（1592年）之後，而復旦新版《中國文學史》則認定其產生在天啟年間(1621)，即《金瓶梅詞話》亦已問世之後。這樣，論者無意中自然要用《封神》與「先出」的兩部小說名著比較，著重的只是該書本身的文學價值乃至缺點。於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貶抑。因此，要客觀地評論《封神演義》的成敗得失，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必須准確地認定它產生的年代。然後才能論及它的文學史價值。 一、《封神》可能成書於天啟年間嗎？ 在中國小說史研究中，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了關於《封神》成書年代的判斷：「日本藏明刻本，乃題許仲琳編，今未見其序，無以確定為何時作。但張無咎作《平妖傳序》，已及《封神》，是殆成於隆慶萬曆間（十六世紀後半期）矣。」（《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這個論斷審慎清晰，所以現行文學史一般均採納沿用。 但是，近年復旦大學章培恆教授發現了魯迅先生引用資料上的一點失誤，即張無咎在泰昌元年為《平妖傳》作序時實未提及《封神》，提及《封神》是在崇禎年間重修此序時補加進去的。章先生據此提出逆推斷，認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幾年之後補加進去，說明《封神》應成書或出版於此期間，即天啟年內。從此基點出發，章先生進一步探討《封神演義》卷首李雲翔序，根據序中「余友舒沖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尚未竟其業，乃托余終其事」一語，斷定該書在天啟年前僅有許仲琳編寫的一冊十回左右，系未完成稿，後經李雲翔修改補寫，而且補寫的是主要部分，爾後方才出版。章先生不僅把自己觀點寫進《封神演義》前言《江蘇古藉版》，而且經過壓縮鄭重寫進自己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產生了廣泛影響。 章先生的論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魯迅先生誤引資料可以糾正，但其推論卻是不能逆推的。某些人在某年提及一本書，可證書必出版於某年前，這是必然判斷；但某人至某年尚未提及某書，則既有該書尚未問世的可能，也有已問世而該人沒有看到，甚或已看到而有意不提的可能，不顧及並徹底排除二、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就是孤立片面站不住腳的，以此為基礎去考慮問題就缺乏推斷應有的必然性。今日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我們還會遇到出版已久而自己竟無所聞的小說、書籍，四百年前的明代怎麼可能每一小說出版後都是盡人皆知呢？何況章先生涉及的張無咎余家斗等人都是在寫序做評論，不是搞類編目錄，了解不到的也就無意去追尋提及，這不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嗎？ 由這種不充分推斷出發，章先生引出的推論頗為驚人：「李雲翔序中明說『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而《封神演義》這樣的大書，在當時絕不是『一冊』的篇幅所能容納的，這一冊顯然並非《封神演義》全書，既然不全也就必須續寫。因此，所謂『尚未竟其業，乃托余終其事』這一段文字，是說舒沖甫購來的《封神演義》並未寫完，托李雲翔續成。」（《封神演義的性質·時代與作者》，《獻疑集》311頁）細一琢磨，章先生此論頗近囈語：因為《封神》不同於《三國》、《水滸》那種先在民間形成全部故事的小說，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來稱之為《三國》、《水滸》；《封神演義》書名已經直接指明了小說的內容所有，今本是三十五回方始出現封神榜，九十九回才完成了「封神」工作，如果沒有這一部分內容那它只能稱為「商周演義」（《封神演義》第一回回首古風），絕不能稱為《封神演義》，而李雲翔筆下所透露的卻恰恰是「封神」二字，工作已經完成了他又由何補起呢？再加上舒沖甫購買的顯系印本而非手稿，那麼請問「一冊」未完成稿在流入舒氏手中之前是如何出版的？打著「封神」招牌卻只有一冊非封神的內容，讀者會答應嗎？僅只一冊，批者鍾伯敬（不管是否託名）怎麼批閱，難道也刪頭略肚僅僅抓住書「脖子」（10～20回僅十回左右）就來批侃嗎？只要思索，相信人們會得出結論，章先生的解釋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那麼，為什麼會出現「一冊」二字呢？合理的解釋是，舒沖甫重資購買的《封神演義》一部，內中有鍾伯敬已經批閱的一冊，尚未完成全部工作，餘下的批閱由李雲翔續成。只要不膠柱鼓瑟吹毛求疵，相信人們會接受，而且幾百年來人們也正是如此看待這段文字的。退一步講，冊部形近，筆誤或訛刻也並非沒有可能。總之，僅僅抓住「一冊」二字，就硬要再為《封神》添上一位「續寫者」，實在牽強，再把這種猜測寫進一部整體水平很高很嚴肅的文學史著作，給人感覺至少是不夠慎重，為此白璧之瑕而惋惜。 二、《封神》成書早於萬曆的鐵證 其實，當年魯迅先生斷定《封神》「殆成於隆慶萬曆間」，除了前述推斷外還有潛在理由，可惜章先生忽略了魯迅先生的整體論斷，思考只及一隅反造成自己推論的偏頗失誤。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明代另一長篇神魔小說《西洋記》時說到：其「所述戰事，雜竊《西遊記》、《封神傳》而文詞不工，更增支蔓」，言外之意即二書產生在《西洋記》前，為其抄襲。《西洋記》有明確出版年月，作者羅懋登自敘署期為「萬曆丁酉歲菊秋之吉」，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秋天；敘中提及該書寫作目的是因「今日東事倥傯」，即日本豐臣秀吉於萬曆二十年(1592)發動的侵略朝鮮威脅中國的戰爭，則其寫作開始可能即在此時。產生於萬曆二十至二十五年間的作品已經雜竊到《封神傳》（封神演義），則其出版一定遠在此前，這道理簡單明確。所以魯迅先生將《封神》定在隆慶萬曆之間，並在評述中把《封神》安排在《西洋記》前。可惜章先生並未領略魯迅先生全部意圖，以至造成失誤。 至於《西洋記》雜竊《封神傳》的證據，我們來看兩書中一些對應抄傳的詩歌。這是非常簡單明了而又無可辯駁的事實論據。《封神演義》十三回有一首太乙真人勸阻石磯娘娘追趕哪吒時自我分剖身份的詩歌，詩曰：
交光日月煉金英，一顆靈珠透室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避移生死見功成。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三清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鶴自來迎。
此詩詩意符合元始弟子太乙真人的身份，特別是「一顆靈珠透室明」，關繫到哪吒是「靈珠子化身」，一出生即「滿地紅光」、「金光射目」，是「金光洞里有奇珍，降落塵寰輔至仁」，和書中人物情節配合無間，絕對是《封神演義》特定情節中的原裝詩歌，不可能在另種情況下寫成。許仲琳因為是自己寫的詩，所以在四十五回將其抄充為同等身份的懼留孫「作歌」時，下意識將「一顆」改為「二粒」，這說明他充分了解自己詩意。但在《西洋記》十二回回首，我們也看到這首詩，僅僅改動了幾個無關緊要的字：
交光日月煉金英，一顆靈珠透室明。擺動乾坤知道合，逃移生死見功神。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去三清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鳳自來迎。
兩相對照，羅懋登連「一顆靈珠」的含意都沒有捉摸到，只順手改了莫明其妙的幾個字，就把一首有針對性的詩變成「這都是說道家的詩兒」，其強抄硬挪的手法實在無可避諱，由此即充分證明了魯迅先生的《西洋記》「雜竊」《封神傳》，言之有據不可移易，換言之即要《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洋記》前。 考慮到章先生的「一冊」說，此詩正在「一冊」數內，為避口舌之爭，我們再看一個對應傳抄例證。《封神》四十七回趙公明追趕燃燈道人，路遇蕭升曹寶搭救，趙詢問「爾是何人」，二人笑答：
堪笑公明問我家，我家原住在煙霞。眉藏火電非閑說，手種金蓮豈自誇。三尺焦桐為活計，一壺美酒是生涯。騎龍遠出遊蒼海，夜久無人玩物華。
此詩結合答問，流暢完整地表達了兩位道者的生活風貌，詩意雅馴，在《封神》中不失為好詩。但在《西洋記》十三回回首，它以另一種面貌出現，詩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道家丹鼎煮煙霞。眉藏火電非閑說，手種金蓮不自誇。三尺太阿為活計，半肩符水是生涯。幾回遠出遊三島，獨自歸來只月華。
後詩抄襲套用至為明顯，由於不敢改動韻腳，竟然讓道家的丹鼎去「煮煙霞」，煙霞若能煮成金丹，道家豈不真成了喝風吃煙的人物？而羅懋登自注此詩為「這一首詩也是說道家要勝僧家之意」，可是除了抄襲者強行改造的第一句外，哪裡有一點僧道相爭的意思？聯系羅懋登的其他抄改手段，如「西洋那識綺羅香，未擬良媒自主張」（四十八回回首詩，全篡唐秦韜玉《貧女》詩），他的雜竊抄襲者身份定在那裡，是誰也無法為之辯解的。 由於這兩首詩明顯的抄襲行為，「雜竊」說論據至為有力鐵定不移，還有一些瑣碎論據我們就不一一交代：如《西洋記》十二回張天師自誇道法的詩句是從《封神》中很零碎地「倒」過來的；二十三回「響冬冬陳皮鼓打」照抄《封神》六十回詩贊；《西遊記》的許多人物身份面貌法寶乃至故事明顯留有《封神》獨有的痕跡等等。這里我們就不贅述了。 三、《西洋記》與《西遊記》關系試探 證明《封神演義》一定早於《西洋記》即早於萬曆二十五年。實際上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魯迅先生說《西洋》雜竊《西遊記》（此指百回本）、《封神傳》，後者可以證實，前者卻是初刻於萬曆二十年，這幾年工夫它可能影響到《西洋記》嗎？筆者對比了這兩本可說先後出現的小說，發現它們事實上是兩部平行著作，互相之間並沒有因襲關系。證據是：凡《西洋記》中與百回本《西遊記》有所重合的地方，羅懋登採用的都是絕難想像的與百回本大異的說法，現將主要例證列舉如下： (1)《西洋記》提到唐僧四眾的名字叫朱八戒（這是很早的寫法）、淌來僧（把唐僧小名加在沙和尚身上），這絕對不會是從百回本中吸收來的； (2)《西洋記》寫到取經原因時，涇河作金河；鬼魂要求唐太宗親自取經，後因「國不可一日無君」才選了「替身」唐三藏，這明顯是傳說異變造成； (3)《西洋記》五十六回與《西遊記》二十一回有一首立意相同、詞句大意也相近的「風贊」，開頭結尾句子甚至都相同（「冷冷颼颼天地變」），但前面的《西遊記》句子較為雅馴：「這風吹倒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西洋記》卻作「一刮颳倒了補陀岩，直見觀音菩薩在磨面」，其粗俗戲謔明顯來自民間，如果羅懋登讀過百回本，相信不會再堅持這些「土」不可耐的詞句； (4)《西洋記》中稱「匹毛枝草俱是載不起的『軟水洋』」被齊天大聖換了硬水，唐三藏方得過去，其實這是《西遊記》「鵝毛飄不起」的流沙河變種，但羅懋登竟然不知沙和尚，足見他並未研究過《西遊記》； (5)《西遊記》六十九回曾論及「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西洋記》十三回卻偏說：「那長流的活水通著江海，這就叫做是沒根」，堅持的正是《西遊記》批判的「俗論」； (6)《西遊記》同一回還搞過孫悟空「懸絲診脈」，《西洋記》卻說是張三峰用百丈紅絲把永樂帝的靈魂傳回去， 「號脈只是衍文，故此流傳至今」； (7)《西遊記》里無底洞是洞穴名稱，《西洋記》卻變人名；鷹愁澗的名稱來源據《西洋記》講的是因為龍虎雜交生下的「妖神」連天上飛的鷂鷹，身上沒有肉，也要攏他幾根毛，才叫做鷹愁澗。 總之，在兩部書可以重和相交的十餘處故事、名物中，我們找不到完全結合的地方，《西洋記》總是異端突起出人意料，如用無底洞做人名，按讀過《西遊》的正常思維來說，簡直無法想像。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羅懋登在寫《西洋記》時並未讀過百回本《西遊記》。他在小說中涉及到《西遊記》的地方，一是可能來源於一種較早較簡單的《西遊》傳說；二是來源於一些與百回本同源，後來被百回本吸收改造的傳說，但羅懋登還保存了這些傳說、賦贊較為原始的面貌。由此，我們倒可以窺見到百回本《西遊記》成書的另一個側面，即吳承恩除了從古籍（如唐傳奇）、小說（《釋厄傳》、《封神傳》）中吸收養料之外，亦從當時的民間傳聞中吸收了不少養份，踵事生華，巧妙安插，使它們成為百回本很合理的組成部分。 比較一下兩書情節或細節元素相同而立境卻差異極大的部分，我們即可知道作家與作家之間藝術思維的差異，也真是不可道里計算。 (1)《西洋記》中有一個作者很自負的幻想，就是燃燈古佛用一顆鳳凰蛋，把撒發國江山人民都裝了進去，避難三年；大約就是這類傳聞成了《西遊記》中孫悟空要有葫蘆裝天的幻想，因這幻想實在不現實，小說改成哪吒與玉帝合謀，用閉天術瞞過了小妖，充滿了灰諧趣味。同一故事元素，在不同作者手中實虛各異效果卻大不相同，從中正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 (2)《西遊記》中紅孩兒曾假扮觀音，前提是豬八戒正要到南海去找觀音來降妖；《西洋記》中是兩位戰將到妖仙洞口探聽軍情，妖仙出洞後他們一男一女匆忙扮成觀音，妖仙就祈禱並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行動計劃，可見羅懋登連起碼的聯貫情節所需的邏輯思維都沒有。 (3)《西洋記》中僧道鬥法祈雨，張天師用49張桌子迭起來，站在上面連燒了48張飛符，卻被燃燈古佛用一缽盂水淹了南天門，神將未曾接到不能下雨；《西遊記》中孫悟空是每當道士令牌響後就迎頭堵住下雨的神靈，告以情況阻止下雨，49張桌子轉變成「雲梯顯聖」高台坐禪。總之《西洋記》中活動的是「法術」，《西遊記》中活動的卻是人物，《西遊》顯然更多了一番情味。 (4)《西洋記》寫女兒國時，故意讓從不見戰陣的鄭和到國中「倒換通關牒文」，就此展開太監耍弄女王的惡作劇。文字已經走入下流。《西遊記》的同一內容卻寫得唐僧等人既有堅定信念又不傷害女人，一點不沾邪念，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吳承恩與羅懋登思想品質的差異。 (5)《西遊記》中孫悟空被小雷音寺假佛祖用「金鐃」扣住，好不容易逃脫後立即將其打碎；《西洋記》中是燃燈用金缽盂蓋住火母，驚動玉皇大帝觀音菩薩同時來講和。前者活動的是性格，情節細節都是為性格服務的，後者卻只是宗教神話的無聊改寫，兩者應同出於《鬼子母揭缽記》，應用上卻有天淵之別，《西遊》就好像妖怪應有之寶悟空必經之難，絲毫不見牽強，《西洋》卻只是為湊數而硬性搬用改寫。 諸如此類的事例還多，本文不再比較。有比較才能鑒定優劣，同時代平行的兩本神魔小說，告訴我們的絕不僅是考證問題，而是兩個思想差異，藝術思維差異，語言文字功力差異的作家，如何在差不多的基礎材料上，一個創造出一流的世界名著，另一個卻做出除了考證之外，大體上只能博人一哂的的三流作品來。此中道理是值得探討深究的。本文暫不及此，還是回到考證正傳—— 四、《封神演義》成書年代考實 1995年，筆者曾作《兩部神魔小說成書先後考》一文（《載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95年第1期），以《西遊記》曾大批抄襲沿用《封神演義》的賦贊事例，證明了《封神》出版一定在《西遊》之前。現在，我們再通過《西洋記》襲用《封神演義》詩贊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了《封神演義》不僅早於《西洋記》，而且也早於《西遊記》，因為以古代的印刷條件，不可能在五年（萬曆二十～二十五年）間完成三本書的疊相抄襲沿用，這就為我們判斷《封神演義》的出版年代提供了必要條件。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想像，如果《封神》沒有正式出版的話，後兩部神魔小說的作者，如何能都從它那裡抄用詩文。 那麼《封神》出版在哪年呢？《西遊記》百回本在萬曆二十年出版。寫作時間卻在隆慶至萬曆初年(1567～1580)間。（參見筆者《再論西遊記的作者與性質》一文）根據古代小說出版、傳播至被消化襲用的一般規律，這中間至少應有十五～二十年的間隔。比如百回本《西遊記》，它獨有的詩歌被襲用。據筆者了解，第一次是《金瓶梅詞話》中續補的53～57回部分，該書57回回首詩直接襲用了《西遊記》三十五回回首歌頌「孫大聖的道妙」的詩，這時約為萬曆三十五年，此時百回本出版已十五年了；第二次即已到了《隋史遺文》，（萬曆四十二年）其中有關蹴＠①的賦贊描寫完全連抄《西遊記》七十二回「盤絲洞七情迷本」。如果這個推斷有道理，從隆慶元年(1567)上推15年，則《封神演義》的出版至遲應在嘉靖三十年(1552)年完成，其時正當明皇帝迷信道教寵信道士的高峰，出現這么一部宣揚道教法力法統的作品，完全是正常應當的。至天啟年間，此書出版已歷半個多世紀，不僅小說文種本身面貌已大變，小說出版的面貌如「出相」、「評點」等等也已出現，此時有人認為此書「未有繕本」，乃至出重資購得這么「一冊」塵封已久的「古」本小說來重刊營利，就是沒有什麼可怪的事了。至此，我們已將《封神》成書出版的有關材料考察完畢，結論與章培恆先生的文學史迥然不同。正確與否，晚輩不敢自專，祈請章先生等學界長者賜教為幸。 如果筆者的論點論據能夠成立，那麼相應地必然會引起文學史真正應該關心的問題：《封神演義》有哪些文學史價值？在它之前我們可以考清的長篇小說只有《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即使出現也只能是簡本，比起這些書來，《封神》的情節組織、結構安排直至語言文字功力，絕不會稍遜一籌，這兩部書是又經過幾代人的磨礪改作才成為名著的，《封神》則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它始終是許仲琳「編輯」出來的原汁原味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第一部群眾創作與文人創作相結合，而文人創作的比例遠遠超過群眾創作基礎的作品，應該是非《封神演義》莫屬了。僅僅為此，我們在文學史上也應該為《封神》書上一筆，何況《封神》在寫法上有許多比《三國》、《水滸》新鮮的地方呢？比如對聞仲愚忠的刻劃描寫；姜子牙雖屬傳統的仁義方代表，《封神》也寫出他的奸詐無能乃至與「夫人」馬氏間的一段趣事，這些都是小說新變中的現象；再如妲己，這是長篇小說第一次出現貫穿全書的女主角，她的出現不正預示著《金瓶梅詞話》中潘金蓮的行將登場嗎？從某種意義上說，《封神》的藝術價值雖比不上四大奇書，但它處於前兩種奇書向後兩種奇書轉變的關口，沒有它，至少《西遊記》的出現是不好想像的。換言之，《封神演義》究竟是明代嘉靖中葉以後社會文藝思潮變化的迎春第一枝，還是一部後起的無關大局而有著眾多疵病的宗教宣傳小說？這是我們新文學史必須考慮的問題。
⑹ 鄭振澤以一條弧線表示《水滸傳》結構。以什麼為起點，又至什麼降為起點
鄭振鐸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中曾以一條弧線表示《水滸傳》的結構，這條弧線以《誤走妖魔》為起點,步步上升,至梁山英雄排座次到達頂點,此後便逐漸下降,至《魂聚蓼兒》
降至終點
⑺ 鄭振擇先生在他《中國文學研究》中曾以一條弧線表示《水滸傳》的結構。這條弧線以_______為起點，步步高升
鄭振擇先生在他《中國文學研究》中曾以一條弧線表示《水滸傳》的結構。這條弧線以____《誤走妖魔》___為起點，步步高升，至梁山英雄排座次到達頂點，此後便逐漸下降，至___《魂聚蓼兒》____降至終點。
⑻ 水滸傳點評本的作者簡介
譚帆，1959年10月出生，江蘇常熟人。文學博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攻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戲曲史和中國小說史。現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主要作品包括：《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金聖嘆與中國戲劇批評》、《傳統文藝思想的現代闡釋》、《優伶史》、《中國小說評點研究》、「優伶——舞台前後的悲歡》、《中國古典文學評注文庫元散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