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朱國

A. 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

學校隸屬關系：國家教育部

學校所在地：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電話：系辦公室020-84113619，84112390，84112171系主任：020-84111068

郵政編碼：510275傳真：020-84112390

網址：http：//gs.zsu.e/

一、地質類本科專業設置

地質學專業

地質學是研究地球的結構、物質成分、運動和演化歷史及相關科學技術問題的學科，與人類生存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承擔著支持、維護和改善人類生存系統的任務。

根據學科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需求，現在重點培養如下方向的人才：①基礎地質、地球化學方向，面向地質地球化學理論，為國內外碩士、博士點提供優質生源；②地球科學信息化技術方向，面向信息時代，培養地球科學與計算機應用結合的人才；③岩土工程方向，面向城市建設和各類基礎工程，培養從事岩土工程科學研究、工程設計、地基基礎處理和施工監督管理方面的人才；④礦物材料與寶玉石方向，面向建材、冶金、化工、寶玉石（含金銀貴金屬）等行業，培養礦物材料研究與開發利用、寶玉石資質鑒定與商貿方面的人才。此外，系裡鼓勵部分優秀學生輔修其他專業。畢業生主要去向有科研、教育、國土資源規劃與管理、路橋規劃設計、城市建築工程、地質資源調查與管理、環境保護、寶玉石貴重金屬質檢、經濟實業等部門。一部分繼續攻讀更高學位或出國留學。

主幹課程包括：高等數學、大學物理、普通化學、地球科學概論、環境科學概論、古生物與地史學、礦物學、岩石學、構造地質學、地球化學、土力學與地基基礎、岩體力學、水文地質學、城市地質與環境地質、寶玉石學、計算機應用基礎、計算機圖示化技術、資料庫、計算機網路技術等。

二、研究生學科專業設置

1.碩士研究生專業設置

（1）礦物、岩石、礦床學

方向1：寶玉石學（含礦物材料）

方向2：礦床地球化學

方向3：環境地球化學

方向4：旅遊地質資源學與生態地質

方向5：地球信息工程

方向6：珠寶市場評估與營銷

方向7：非金屬礦物材料

（2）構造地質學

方向1：大陸過程及其信息處理

方向2：活動構造與基礎工程

（3）第四紀地質學

方向1：地球表層與環境

方向2：海岸帶沉積與古環境

方向3：湖相沉積與環境演化

方向4：生態環境演化

方向5：環境考古

（4）岩土工程

方向1：岩土力學及工程應用

方向2：軟土工程

方向3：地基處理

方向4：環境岩土工程

方向5：現代岩土工程檢測與分析

方向6：建築地基基礎優化設計

2.博士研究生專業設置

礦物、岩石、礦床學

研究方向有：成礦流體地球化學；環境地球化學；特殊地質環境與巨量成礦物；環境地質、生態地質與區域；構造與花崗岩成因學。

三、教師隊伍現狀

中大地球科學系是中國綜合性大學中最早創辦的地質學教學和研究機構之一。許多院士和知名學者曾在我系執掌教鞭，為社會各界輸送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現有教職工37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9人，講師6人，助教2人，實驗室人員中，高工1人，工程師4人，技術工人1人，黨政人員5人。其中，45歲以下的教授5人，具博士學位的中青年教師16人，許多中青年教師是由法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留學回國的博士。

本系下設5個學科組：地球信息工程學科組；地球化學學科組；寶玉石與礦物材料學科組；陸地與海岸帶環境變化學科組；岩土工程學科組。一個實驗室中心：地球科學實驗教學與測試中心。

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創建於1924年。朱家驊院士、謝家榮院士、馮景蘭院士、斯行健院士、樂森院士、孫雲濤院士、楊遵儀院士、陳國達院士以及O.Jackel，A.Heim，P.Misch等許多國內外知名學者都曾在此執掌教鞭或學習，為我國地球科學事業輸送了大批人才。

系內現設有寶石礦物材料研究所、寶玉石研究鑒定中心、岩土工程研究所、地球環境與地球資源研究中心、大地構造與花崗岩成因學研究所、第四紀古環境研究中心、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及地質陳列館等機構。擁有岩礦綜合實驗室、成礦流體實驗室、高溫高壓實驗室、岩土工程實驗室、考古和地質年代實驗室、微體古生物實驗室、第四紀環境實驗室、工程防震實驗室、放射性環境測試等教學和研究實驗室。本系非常注重學生學習環境的改善，注重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除專業實驗室外，建設有現代化水平的計算機工作室，供學生使用，並正在建設地球信息系統實驗室。在國內同行中較早建立了獨立的地球科學系網站（網址：http：／／gs.zsu.e／）。本系學生除了可以享受學校的各類獎學金外，本系內還設有Diffendal獎學金、謝家榮獎學金、陳其瑞獎研金和高盛獎學金。

四、「九五」以來科學研究簡況

近十年來，承擔和完成了國家級、省部級和地方委託科研項目100多項，科研經費1000多萬元。項目包括國家重點科技攻關、科技部973項目、國家攀登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46項。涉及礦床成因、資源與環境評價、礦產資源規劃、花崗岩成因、礦物物理、礦物材料、寶石學、環境與災害地質、水文地質、新構造分析、大型工程地殼穩定性和地基穩定性評價研究等一大批科研項目，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獲省部級以上科技成果獎十餘項。

五、國際交流與合作

本系國際科研合作與交往頻繁，與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芬蘭等國家以及港、澳、台地區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與合作。與美國地球科學信息中心聯合創辦的中國第一個電子學術刊物《Journal of Geoscience of China》（計算機網路版，http：/／www.geosciences.net），並建立了相應的專業網站《中國地學信息網》，促進了我國地球科學領域科研成果與國際間的交流。

（撰稿：鄭卓）

B.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有哪些博士生導師

在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官方網站就有說明：
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名單
區
鉷、黃國文、王東風、常晨光、曾
蕾、丁建新、Peter
Swirski
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名單
黃國文、王東風、蒲志鴻、周小兵、Wendy
Bowcher、邱雅芬

C. 數學家名字

中國部分著名數學家介紹（包括古代）

劉 徽
劉徽（生於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國數學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數學家，在世界數學史上，也佔有傑出的地位．他的傑作《九章算術注》和《海島算經》，是我國最寶貴的數學遺產．

賈 憲
賈憲，中國古代北宋時期傑出的數學家。曾撰寫的《黃帝九章演算法細草》（九卷）和《演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數導）均已失傳。

他的主要貢獻是創造了"賈憲三角"和增乘開方法，增乘開方法即求高次冪的正根法。目前中學數學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與此相仿，增乘開方法比傳統的方法整齊簡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開高次方時，尤其顯出它的優越性，這個方法的提出要比歐洲數學家霍納的結論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約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後在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貶至梅州，（今廣東梅縣），不久死於任所。他與李冶，楊輝，朱世傑並稱宋元數學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訪習於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1247年寫成著名的《數書九章》。《數書九章》全書凡18卷，81題，分為九大類。其最重要的數學成就----「大衍總數術」（一次同餘組解法）與「正負開方術"(高次方程數值解法），使這部宋代算經在中世紀世界數學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號敬齋，金代真定欒城人，曾任鈞州（今河南禹縣）知事，1232年鈞州被蒙古軍所破，遂隱居治學，被元世祖忽必烈聘為翰林學士，僅一年，便辭官回鄉。1248年撰成《測圓海鏡》，其主要目的是說明用天元術列方程的方法。「天元術」與現代代數中的列方程法相類似，「立天元一為某某」，相當於「設x為某某「，可以說是符號代數的嘗試。李冶還有另一步數學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講解天元術的。

朱世傑
朱世傑（1300前後），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數學名家周遊湖海二十餘年」，「踵門而學者雲集」(莫若、祖頤：《四元玉鑒》後序）。朱世傑數學代表作有《算學啟蒙》（1299）和《四元玉鑒》（1303）。《算術啟蒙》是一部通俗數學名著，曾流傳海外，影響了朝鮮、日本數學的發展。《四元玉鑒》則是中國宋元數學高峰的又一個標志，其中最傑出的數學創造有「四元術」（多元高次方程列式與消元解法）、「垛積術」（高階等差數列求和）與「招差術」（高次內插法）．

祖沖之
祖沖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現今河北省淶源縣，他是南北朝時代的一位傑出科學家。他不僅是一位數學家，同時還通曉天文歷法、機械製造、音樂等領域，並且是一位天文學家。

祖沖之在數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關於圓周率的計算，他算出的圓周率為3.1415926<π<3.1415927，這一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指出誤差的范圍，是當時世界最傑出的成就。祖沖之確定了兩個形式的π值，約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這兩個數都是π的漸近分數。

祖 暅
祖暅，祖沖之之子，同其父祖沖之一起圓滿解決了球面積的計算問題，得到正確的體積公式。現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紀可謂祖暅對世界傑出的貢獻。

楊輝
楊輝，中國南宋時期傑出的數學家和數學教育家。在13世紀中葉活動於蘇杭一帶，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數學書共五種二十一卷。著有《詳解九章演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演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變本末》三卷（1274年）、《田畝比類乘除演算法》二卷（1275年）、《續古摘奇演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續古摘奇演算法》中介紹了各種形式的"縱橫圖"及有關的構造方法，同時"垛積術"是楊輝繼沈括"隙積術"後，關於高階等差級數的研究。楊輝在"纂類"中，將《九章算術》246個題目按解題方法由淺入深的順序，重新分為乘除、分率、合率、互換、二衰分、疊積、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類。

趙 爽
趙爽，三國時期東吳的數學家。曾注《周髀算經》，他所作的《周髀算經注》中有一篇《勾股圓方圖注》全文五百餘字，並附有雲幅插圖（已失傳），這篇注文簡練地總結了東漢時期勾股算術的重要成果，最早給出並證明了有關勾股弦三邊及其和、差關系的二十多個命題，他的證明主要是依據幾何圖形面積的換算關系。

趙爽還在《勾股圓方圖注》中推導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圖注》中利用幾何圖形面積關系，給出了"重差術"的證明。（漢代天文學家測量太陽高、遠的方法稱為重差術）。

華羅庚
華羅庚，中國現代數學家。1910年11月12日生於江蘇省金壇縣。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東京逝世。華羅庚1924年初中畢業之後，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學習不到一年，因家貧輟學，他刻苦自修數學，1930年在《科學》上發表了關於代數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專家重視，被邀到清華大學工作，開始了數論的研究，1934年成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研究員。1936年作為訪問學者去英國劍橋大學工作。1938年回國，受聘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6年應蘇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邀請任研究員，並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1948年始，他為伊利諾伊大學教授。
1924年金壇中學初中畢業，後刻苦自學。1930年後在清華大學任教。
1936年赴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習。1938年回國後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6年赴美國，任普林斯頓數學研究所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和伊利諾斯大學教授，1950年回國。 40年代，解決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計這
一歷史難題，得到了最佳誤差階估計（此結果在數論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對G.H.哈
代與J.E.李特爾伍德關於華林問題及E.賴特關於塔里問題的結果作了重大的改進，至 今仍是最佳紀錄。
代數方面，證明了歷史長久遺留的一維射影幾何的基本定理；給出
了體的正規子體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這個結果的一個簡單而直接的證明，被稱為嘉 當-布饒爾-華定理。其專著《堆壘素數論》系統地總結、發展與改進了哈代與李特爾伍德圓法、維諾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計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發表40餘年來其主要結果仍居
世界領先地位，先後被譯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為20世紀經典數論著作之 一。其專著《多個復變典型域上的調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陣技巧，結合群表示論，具體給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從而給出了柯西與泊松核的表達式。這項工作在 調和分析、復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著廣泛深入的影響，曾獲中國自然科學獎一等 獎。倡導應用數學與計算機的研製，曾出版《統籌方法平話》、《優選學》等多部著作 並在中國推廣應用。與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數論方法應用研究方面獲重要成果，被稱為 「華-王方法」。在發展數學教育和科學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發表研究論文200多 篇，並有專著和科普性著作數十種。

陳景潤
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3 年5月22日生於福建福州。195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
數學系。1957年進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並在華羅庚教授指導下從事數論方面的研究。歷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兼貴陽民族學院、河南大學、青島大學、華中工學院、福建師范大學等校教授，國家科委數學學科組成員，《數 學季刊》主編等職。主要從事解析數論方面的研究，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國 際領先的成果。這一成果國際上譽為「陳氏定理」，受到廣泛引用。這項工作，使之與王 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獲得1978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其後對上述定理又作了改 進，並於1979年初完成論文《算術級數中的最小素數》，將最小素數從原有的80推進到 16
，受到國際數學界好評。對組合數學與現代經濟管理、科學實驗、尖端技術、人類 生活密切關系等問題也作了研究。發表研究論文70餘篇，並有《數學趣味談》、《組合數學》等著作 ！

蘇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陽人。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後入該校研究院，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受聘於浙江大學數學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到復旦大學任教，任教務長、副校長、校長等職，1983年起任復旦大學名譽校長。1985年起任溫州大學名譽校長。歷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兼任學術委員會常委，專長微分幾何，創立了國內外公認的微分幾何學派。撰有《射影曲線概論》、《射影曲面概論》等專著10部。研究成果「船體放樣項目」、「曲面法船體線型生產程序」分別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蘇老雖然家境清貧，可他父母省吃儉用，拚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學。他在讀初中時，對數學並不感興趣，覺得數學太簡單，一學就懂。可量，後來的一堂數學課影響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蘇步青上初三時，他就讀浙江省六十中來了一位剛從東京留學歸來的教數學課的楊老師。第一堂課楊老師沒有講數學，而是講故事。他說：「當今世界，弱肉強食，世界列強依仗船堅炮利，都想蠶食瓜分中國。中華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振興科學，發展實業，救亡圖存，在此一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座的每一位同學都有責任。」他旁徵博引，講述了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巨大作用。這堂課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了救亡圖存，必須振興科學。數學是科學的開路先鋒，為了發展科學，必須學好數學。」蘇步青一生不知聽過多少堂課，但這一堂課使他終身難忘。
楊老師的課深深地打動了他，給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興奮劑。讀書，不僅為了擺脫個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國廣大的苦難民眾；讀書，不僅是為了個人找出路，而是為中華民族求新生。當天晚上，蘇步青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在楊老師的影響下，蘇步青的興趣從文學轉向了數學，並從此立下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座右銘。一迷上數學，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蘇步青只知道讀書、思考、解題、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萬道數學習題。現在溫州一中（即當時省立十中）還珍藏著蘇步青一本幾何練習薄，用毛筆書寫，工工整整。中學畢業時，蘇步青門門功課都在90分以上。
17歲時，蘇步青赴日留學，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在那裡他如飢似渴地學習著。為國爭光的信念驅使蘇步青較早地進入了數學的研究領域，在完成學業的同時，寫了30多篇論文，在微分幾何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並於1931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獲得博士之前，蘇步青已在日本帝國大學數學系當講師，正當日本一個大學准備聘他去任待遇優厚的副教授時，蘇步青卻決定回國，回到撫育他成長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蘇步青，生活十分艱苦。面對困境，蘇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麼，我甘心情願，因為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是一條愛國的光明之路啊！」
這就是老一輩數學家那顆愛國的赤子之心。
蘇步青先生逝世的消息傳開後，平陽人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為他與家鄉人民的感情極深，他的名字早已與家鄉的許多方面連在一起。
當我重新捧讀「卧牛山下農家子，牛背謳歌帶溪水。欲砍青階竹作鞭，牽牛去耕天下田」的詩句，更是別有一番思緒。蘇步青不僅是中外聞名的數學家，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他一生與詩結緣，詩中不僅反映了他熱愛祖國的精神，還滲透了濃郁鄉情。僅以《蘇步青業余詩詞鈔》幾百首詩來說，贊美家鄉的就有幾十首：甌江雁盪、卧牛帶溪、農家風情、兒歌俚語，都在詩詞中盡展風姿，其創作時間長達60餘年。詩是蘇步青的人格投影、情感物化和生命結晶。讀他的詩，為我們了解現代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藝術參照。
早在抗戰時期，蘇步青居於西北的一個小鎮上，身處「流亡大學」的困難境地，仍不忘家鄉父老，以詩寄情：「畫角聲聲催鐵血，烽煙處處缺金甌。」「萬里家鄉隔戰塵，江南煙雨夢歸頻。」「遙憐兒女牽衣小，無奈家山歸夢長。」抗戰勝利後，他到台灣負責接收台北大學，很多朋友勸他留在台灣，但他依然決定回浙大。1946年3月，蘇步青在從台灣歸來的飛機上作《憶秦娥》，充滿思鄉之情：「台灣峽，深藍一片波聲歇。波聲歇，孤機遙指，浙東甌北。白雲開處山重疊，晴空萬里歸時節。歸時節，紅樓幽樓，菱花新雪。」後來，蔣介石發動內戰，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蘇步青的詩詞重又流露出感時傷世、心憂天下的情愫：「極目東西無凈土」、「愁聞鼙鼓動余哀」。在舊中國的災難歲月里，他的詩詞多憂患之音，沉鬱之作，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蘇步青的家鄉詩情在南雁這個主題上表現最豐富。他出生於1902年，1919年就離開家鄉去日本留學，此後一直生活在他鄉，可心中最牽掛的是家鄉的南雁盪山，描寫南雁風情的詩就有幾十首：會文書院的古風、仙姑洞的香火、碧溪渡的竹筏、順溪的香魚、騰蛟的古橋……1940年他回鄉時，寫下了《南雁愛山亭晚眺》：「愛山亭上少淹留，煙繞村耕欲漸休。牛背只應橫笛晚，羊腸從此入山幽。雲飛千嶂風和雨，灘響一溪夏亦秋。長憶春來芳草遍，夕陽渡口系歸舟。」由於詩人對環境十分熟悉，順手拈來，把碧溪渡、東南屏嶂、雲關等景點描繪得呼之欲出。1945年抗戰剛勝利，他多想回家鄉看看，可苦於沒有機會，於是在《夢遊仙姑洞》中寫道：「夢里仙姑畫里行，居然一水竹排輕。不知窗際寒燈影，竟化山頭皓月明。」窗前的寒燈竟成了家鄉的明月，可見其情深意切。他的《憶游南雁》、《南雁佳景吟》、《思鄉》、《南雁寄懷》無不在回憶和思念中寫就。1942年，友人在送他的詩中寫道：「子規聲里情難遣，心逐飛鴻雁盪邊。」他和道：「雲關千級迂仙道，月牖孤懸印雁行。」家鄉的老同學施鏘帶來了南雁特產香魚干，他又深情地寫下：「聞道家園秋已晚，西風不用憶鱸魚。」
家鄉的故居前有座山叫牛山卧，是南雁景觀之一。蘇步青的詩中屢次出現此山，並自稱是「卧牛山下看牛郎」、「 卧牛山下舊耕農」、「卧牛山下農家子」。他與著名文史學家蘇淵雷教授是同鄉，兩人同在上海工作，對南雁都深懷感情。1983年蘇步青給蘇淵雷寫了《南雁盪寄懷似仲翔》：「一別名山四十春，有時歸思寄南雲。仙姑何幸馨香火，孫老無端榜會文（孫衣言題會文書院一聯：『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輩讀書多』）。牛背笛橫斜日渡，羊腸徑逐故園門。秋來處處堪留戀，朱橘黃柑又幾村。」接到詩稿，激起蘇淵雷無限懷想，寫下了《步老寄示南雁盪長句兒時就讀會文書院有同感焉次和卻寄》：「南雁迴翔六十春，輔仁會友氣凌雲。木樨淡放知無隱，華表斜看有逸文。野渡半篙真罨畫，青燈一味足玄門。珂鄉未覺靈山遠，起鳳騰蛟別有村。」兩位名人的詩如今成了家鄉的珍品。1985年，蘇步青為《平陽地名志》題詞，寫下了「地靈人傑我平陽，鰲水雁山魚米香」，詩句後來成為贊譽平陽的名句。
讀蘇步青的詩詞，不難感覺到他是性情中人。其實，他無心做詩人，但經久不衰的生活熱情，豐富多彩的人生閱歷，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文學功底，加上熾熱的懷鄉情感，卻使他每有所作皆臻佳境，成就為真正的詩人

多了去了 你在網路就能搜到

D. 金融界網站裡面讀書頻道在哪裡找到

原名鍾茂森，鍾茂森博士1973年生於中國廣州，現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兼任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客座教授。澳大利亞凈宗學院副院長、方東美研究所副所長。他1995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畢業，獲經濟學學士；1997年獲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1999年獲該校金融博士。先後在美國德州大學及肯薩斯州州立大學任教四年，2003年遷居澳大利亞，在昆士蘭大學商學院任教。\r\n鍾茂森博士曾在世界知名的金融商業學術刊物上發表過20篇論文著作，在國際學術會議（包括美國金融年會（AFA），金融管理年會（FMA））上發表了近40次論文演講。在美國任教期間，曾兩次獲美國專業學術會議最佳論文獎。在澳大利亞任教後，曾獲昆士蘭大學商學院優秀研究獎及昆士蘭大學優秀研究獎。2005年7月獲亞州金融會議最佳論文獎。在校主要擔任研究生的課程，是博士生導師。在教學方面，一向獲得學生好評。除教學外，目前承擔澳大利亞國家項目的研究工作；並擔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中國財務金融與企業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及擔任世界金融學術期刊的審稿工作。 2003年移居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著名的昆士蘭大學商學院任教四年，擔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並獲得該校終身聘用。昆士蘭大學原定於2007年提拔他為教授，而且多家大學曾高薪聘請他擔任首席教授，但是，他淡泊名利，立志走向聖賢教學之路，所以均婉言謝絕。現兼任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客座教授，安徽大學客座教授，台灣成功大學客座教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研究員。 鍾茂森博士業余跟隨推行佛陀教育與中華傳統聖賢教育的高僧凈空教授學習多年，擔任凈空長老在國際和平與教育活動中的英語翻譯。曾應邀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4年12月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舉行的\「共同價值觀教育\」的國際會議，並在大會上介紹中華倫理道德。2005年8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本市格里菲斯大學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培養智慧、獲得和平\」的國際會議上發言，呼籲在商業金融界推行孔孟倫理道德。2006年4月應邀參加在中國舉行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大會（杭州——普陀山）並在大會上發表《和諧世界必需因果教育》的講演。他曾應邀在世界各國介紹中華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及從科學證實佛法的報告，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演講題目有《因果輪回的科學證明》、《幸福人生的根基》、《淺談青年應有的美德孝與戒淫》、《太空物理學新發現的啟示》等。 2011年7月15日（農歷六月十五）鍾茂森博士在香港圓明寺暢懷老法師座下剃度，法名\「定弘\」。\r\n個人作品\r\n鍾茂森博士的《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講記已經整理成圖書出版。 目前已經出版的有： 中華文化的三個根本之一：《修德立業的根基：弟子規研習報告》 中華文化的三個根本之二：《吉凶禍福的原理：太上感應篇研習報告》 中華文化的三個根本之三：《回歸本性本善：十善業道經研習報告》 群言出版社 出版 全套定價：54.00元 《朱子治家格言》研習報告 中國華僑出版社 《孝經》研習報告中國華僑出版社 《找尋中國精神——鍾茂森博士講演錄》 中國華僑出版社 《大學》研習報告 中國華僑出版社 《論語》研習報告 中國華僑出版社 《了凡四訓》研習報告 中國華僑出版社 《母慈子孝——趙良玉女士鍾茂森教授母子對談錄》 九州出版社其他信息

E. 中國最有名的心理專家是誰

中國有名的心理專家有很多，一個好的心理專家應該是：

1、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見識的：有些老師認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見識甚至比心理學知識或技能還要關鍵。這個我想辯證來看吧，有固然是好，但是缺少心理學訓練而只靠人生經驗是不足取的，最好是既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又經過專業的訓練，這樣的咨詢師是專業而飽滿的。

2、眼緣，直覺對的：心理咨詢是一項助人自助的工作，所以咨詢師和來訪者的關系尤為重要，甚至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有一個標准也可以加入其中，就是作為來訪者我們自己要感覺一下，是不是和對方一起工作會比較舒服，因為有可能你們要一起工作很長的時間，因此這個方面也很關鍵。

中歐國際的所有入駐醫生都有國家資格認證，並經過嚴格挑選，「高標准要求自己」這是橋恩人的格言，中歐堅守專業精神，專注精神心理，將涵蓋精神科的失眠、抑鬱、焦慮、神經衰弱等精神問題，心理方面的心理咨詢、心理治療、心理課程輔導、婚姻感情、親自教育、企業EAP項目、互聯網心理咨詢所等業務。

F. 中山大學的介紹太不準了吧 沒有一個院士

歷史上有多少名院士就不講了，中大現任院士如下：
中國科學院院士：
計亮年專 許寧生 蘇鏘 陳小屬明 曾益新 孔祥復 石鍾慈 陳新滋 鄭度 徐至展 黃榮輝
中國工程院院士：
林浩然 孫玉

G.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2021博士申請考核制通過初審名單

1.直接博士生不計入碩士生的最終錄取名額。圖2。直接博士研究生人數占當年博士研究內生入學人數的比例。因容此，《外國留學生免考建議》規定: 凡同意接受外國留學生直接博士生的，不需要參加國家碩士研究生網上注冊。

H. 如何以開放的心態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

以開放的心態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
康保成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2006年2期第28～33頁

【內容提要】 開放的時代需要開放的心態。首先，學術史上不存在壁壘森嚴、固定不變的學科界限，中國戲劇史更毋須畫地為牢，學者本人亟須掙脫學科歸屬的羈絆，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洶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依然相當封閉，學者們外語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結在於學者太以自己為中心，未能把中國戲劇史當成一門不分國界的學問。

【關 鍵 詞】中國戲劇史/學科歸屬/開放/面向世界

【作者簡介】康保成，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廣東廣州510275

康保成，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關於中國戲劇史的學科歸屬

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中國戲劇史作為一門學科、一門學問已臻成熟，其標志之一就是研究領域的自覺延伸。當前，無論從事劇本文學抑或是表演藝術的研究，都不會也不應當受到非議或是冷遇。

不過，依然有不少人心存疑惑：這門學問，究竟屬於文學還是藝術？當我們從事民俗、宗教與戲劇關系的研究時，會不會造成文學或藝術自身的迷失？怎樣防止僅僅把劇本資料、戲劇史料當成社會學研究的材料？等等。其實，文學和藝術本來就是一回事，而對於中國戲劇史來說，更不宜強作劃分。何謂「文學」？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但是僅僅把文學當成「書面著作」之一種[1] (P1，第1條)，卻無疑是一種偏見，因為它排斥了文字產生前和產生後的口傳文學。事實上，文學的產生和存在要遠在文字產生之前。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把漢語詞彙中「文學」的「文」和「文字」、「文獻」中的「文」字劃等號。在英文中，文字為language，文學為literature，文獻為document，三者界限分明，不容易混淆。《文心雕龍》開宗明義地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2] (P1)在劉勰看來，「文」者「紋」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色彩斑斕、美不勝收的裝飾。顯然，這種對「文」和「文學」的解釋，要比後人對文學意義的狹隘理解寬泛得多，也准確得多。

我國大陸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般把「中國文學」和「藝術」分成兩個一級學科。中國戲劇史作為三級學科，可以橫跨兩個一級學科，同時歸屬於「中國文學」門類下的中國古代文學和「藝術」門類下的戲劇戲曲學這兩個二級學科之下。但從功能上看文學應是藝術的一種。《晉書》把左思等文學家和顧愷之等畫家一同列入《文苑傳》，可見這一觀念由來已久。過去常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而今在大學「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下有一個「文藝學」的二級學科，其研究對象就包括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學」和「藝術」兩個領域。國內外的著名美學和文藝理論著作，例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黑格爾的《美學》、丹納的《藝術哲學》、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等，都沒有把「文學」和「藝術」分開。此外，目前在國內很有影響的《新華文摘》的「報刊文章輯覽」中，就只有一個「文藝」欄目，其下收輯的文章篇目包含了「文學」和「藝術」兩大類。

可以這樣說，學術史上不存在壁壘森嚴、固定不變的學科界限。對於「文學」和「藝術」這兩大學科來說，分有分的依據，不分有不分的理由。然而，對於中國戲劇史來說，無論勉強地把它劃歸於「文學」還是「藝術」，都有畫地為牢、人為擠壓研究空間之嫌，弊大於利，所以最好是不分。我和黃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曾經以《徜徉於文學與藝術之間》為題，對這門學科的研究狀況予以回顧和展望[3]。周華斌先生提出「大戲劇」概念，認為廣義的戲劇不僅包括話劇、戲曲、歌劇、舞劇、木偶劇、皮影戲等傳統戲劇品種，也應包括電影故事片、動畫片、廣播劇、電視劇[4]。我對此極為認同，當然在具體表述中存在差異，此處不詳述。總之，我認為，在當前這種學科分類體系下，對中國戲劇史不宜強作學科劃分。

當我們不把中國戲劇史做某種學科歸屬時，寫出來的著作，當然帶有「跨學科」、「交叉學科」的特點。這與其說是趕時髦，還不如說是依據戲劇的本質特點使之水到渠成的結果。然而這卻遇上了另一種尷尬：我們可能會喪失自己的發表陣地。以「文學」為標題的學術刊物，一般都不大歡迎這類稿件。在當前的評估體制下，屬於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大學中文系的研究隊伍(尤其是後者)，不能在冠以「文學」標題的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意味著什麼，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應當怎麼辦？

我認為，這既是開放的戲劇史觀與滯後的學科分類之間的矛盾，也是活躍的研究實踐與凝固的評估體制之間的矛盾。這種尷尬，其實隨處可見。一方面，「跨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研究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自國務院而下的各級學科評議組、學術委員會的組成依舊沿用了傳統的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學等等學科分類。「跨學科」究竟怎麼個「跨」法？誰是「跨學科」、「交叉學科」的評委、專家？不知道。哪家刊物發表「跨學科」的文章？似乎也不甚了了。

其實，傳統的學科分類早就有改進的必要。以民俗學為例。中國大陸最早的民俗學學科博士點設在以鍾敬文先生為學術帶頭人的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但按照學科分類，民俗學屬於社會學下的二級學科，授予法學學位。在中山大學，民俗學博士點為中文系、人類學系所共有，且不說招生、培養、答辯等等操作起來如何不便，而如我等對法學、社會學一竅不通之人，所帶出來的學生竟然被授予「法學博士」頭銜，豈不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改進學科分類，使之更加科學，更加符合實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同時，改變當前學術成果評估中重刊物輕文章質量的傾向，也十分必要。而對於學者本人來說，保持自信、開放的心態則更為重要。

許多學者慨嘆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至今難以超越，那麼，它屬於文學(史)還是藝術(史)？馮沅君的《古優解》、任半塘的《唐戲弄》、胡忌的《宋金雜劇考》、錢南揚的《戲文概論》以及董每戡、周貽白、張庚、廖奔的戲劇史著作，皆可屬於文學(史)，也皆可屬於藝術(史)。當今青年學子的成果更凸顯出突破傳統學科分類的傾向。例如，同屬中文系文學學科的車文明的博士論文《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宋俊華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戲劇服飾研究》，先後入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而這兩篇論文都不是傳統文學學科所能包容的。實際上，《中國社會科學》、《文藝研究》、《文史》、《國學研究》、《文學遺產》等權威刊物，都發表了一定數量的戲劇史研究論文。尤其是後者，雖冠以「文學」之名，卻能打破「文學」與「藝術」的學科界限，更為學界稱道。可以這么說，在當今，只要是有真知灼見的文章，無論屬不屬於文學，屬於哪個學科，都不愁沒有問世的機會，至於專著出版，就更不受學科限制了。

「大戲劇」之下的子學科及其相互關系問題也應給予關注。「大戲劇」觀指導下的中國戲劇史研究，涵蓋了自「家為巫史」、「絕地天通」的上古蒙昧時期至1949年兩岸分治這一廣闊的歷史空間；地域上包括中原漢族和東西南北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港澳台和海外華人居住區域；戲劇品種既有古代的優戲、角抵戲、參軍戲、雜劇、南戲傳奇，也有流傳至今的京昆傳統戲曲劇種和各種地方戲、農村祭祀戲劇、民間小戲、儺戲、目連戲、傀儡戲、皮影戲等；其研究領域有機地包容了戲劇理論、戲劇文獻、劇本文學、作家演員生平、比較戲劇、戲劇文物、劇場戲台、聲腔音樂、舞台表演、服飾化妝、布景道具、戲班劇社、演出習俗等方方面面。這些領域，可稱作子學科或研究方向，它們既相對獨立又互相交叉，組成了一幅全息的網路化圖景。可以說，只有具備開放的心態、寬廣的視野，廣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使用文獻、文物和田野考察相互參證的方法，全方位地、立體地研究中國戲劇史，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幢屹立於學術之林的宏偉大廈。毫無疑問，以任何人之力，都難以完成如此重任。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吳梅、齊如山、盧前、王季烈、馮沅君、周貽白、任中敏、吳曉玲、鄭振鐸、趙景深、王季思、鄭騫、孫楷第、董每戡、錢南揚、黃芝岡、嚴敦易、杜穎陶、葉德均、歐陽予倩、李家瑞、李嘯倉、傅惜華、徐慕雲、張庚、華粹深、徐扶明、庄一拂、陸萼庭、胡忌等人，均以各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積累，從不同的方面，對這一事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空白。因為每個人的知識結構都是有限的，而且學術研究一直在向前發展，誰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在當前，全面地研究中國戲劇史，不僅需要文學、語言學、史學、哲學、美學、文獻學、戲劇學知識，而且需要音樂學、舞蹈學、美術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知識。然而學海無涯，人生有限，每個學者都可以而且應該根據自己的研究傳統和知識結構、研究條件，選擇某一個或數個子學科作為主攻方向。這種宏觀視野下的自覺分工，與人為地畫地為牢本質不同，就在於「大戲劇」視野下的各個子學科之間，完全是平等、互補、呼應、交融的關系。因此，各子學科之間不應該厚此薄彼、相互封閉。雖然就戲劇的本質而言，角色扮演占據核心的地位，雖然各個時期的研究熱點會有變化，但某一具體成果的價值，主要是依據該成果的創新程度與科學性而決定的。當然，一般來說，舊的研究領域和課題不大容易出新，所以，緊跟學術潮流(即陳寅恪所說的「預流」)，選擇前沿課題就十分必要。

我看到過一篇綜述性質的文章，在列舉以往相關的研究論文時，有意無意地漏掉了不少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嚴重削弱了其文獻價值。不能不說，這是由於視野狹窄、惟我獨尊的心態或者門戶之見造成的。即如上文所列舉的自王國維而下的「前輩已死名公」，他們的研究領域不盡相同，成就大小也不同，但都是公認的戲劇史家，只有站在他們的肩上才能突破他們、超越他們。對他們沒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自己今後的研究成就也必然受到限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有多大的胸懷，做多大的學問。

然而，由於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機械「反映論」造成文學藝術失去自身的品格，所以有人擔心把戲劇與民俗、宗教結合起來研究，會不會掉入新的陷阱，走入另一個誤區，把劇本資料、戲劇史料當成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研究的材料？我認為，從根本上說，這種擔心依然是對古代戲劇與祭祀儀式的關系了解不夠造成的。在古代，民俗事項、祭祀儀式與演出活動有時結合在一起，因而研究儀式也就是研究戲劇本身。當然，獨立於儀式之外進行劇本創作和演出的情況也很多，這時候，就沒有必要勉強「跨學科」。跨與不跨，要視研究對象而定，很難一概而論。

此外，古代戲劇作品中保存了許多民俗學、宗教學資料，對這些不了解，就不能正確地、透徹地解讀作品。元雜劇《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就是一個典型。此外，元雜劇中已婚男性往往稱呼自己的妻子為「大嫂」，這種奇特的稱謂是怎樣造成的？對一種事物，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通過研究，我們知道這是一妻多夫、兄終弟及婚俗在稱謂中的遺存[5]。這就通過對社會史、風俗史的研究，解決了元雜劇中的這一特殊稱謂的來源問題。以往給劇本做注釋，要求對作品的歷史背景、語言典故、方言俗語、切口黑話、典章制度等等都要熟悉，似乎沒有人擔心，這種研究會偏離戲劇本身。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研究沒有把劇本當成風俗史料、社會史料的可能。但只要清醒地把握研究目的——通過研究風俗去了解戲劇，而不是相反，就會盡可能不偏離或少偏離戲劇本身的研究。

進一步說，中國文學史、中國戲劇史應當是中國文化史、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哪一部《中國通史》沒有李白、杜甫、關漢卿？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總緒論」「第一節」的小標題為「文學本位、史學思維與文化學視角」，這也可以挪用到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中來。強調「戲劇本位」就不會迷失自我。不過，萬一真的偏離了，也不可怕。比如，建築學家和戲劇史家都可以研究劇場和戲台，要是一不留神，某位戲劇史家成了古建築學家，我想這未嘗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二、面向世界的中國戲劇史研究

最近有人撰文，批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外國人(包括外籍華人學者)怎麼做的我們就該怎麼做，外國人怎麼說的我們就該怎麼說，一切惟外國人馬首是瞻」的錯誤傾向，提出：「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雖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東西，但無疑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中心就是我們中國。」文章還批評「海外某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提出與會者的論文至少引證若干條材料的「荒唐要求」[6]。

這種看法並不錯，問題在於心態。實際上，「一切惟外國人馬首是瞻」的傾向，在大陸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並不突出，香港某大學個別人搞的繁瑣規范也並不流行。至於「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雖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東西，但無疑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中心就是我們中國」這句話，也完全可以反過來說，即變成——雖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中心就是我們中國，但無疑地，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東西。

《新華文摘》2005年第6期在「國外社會科學」欄目下摘引了兩篇「國外中國學研究」的訪談文章，其中德國漢學家凡埃斯說：「中國的漢學太以中國自己為中心了，人們的外語水平不高，不過這種情況也在慢慢改變。西方漢學家們不認為漢學只是需要我們到中國去學習的一門學科，這種學習應該是雙向性的，我們從外面可以看到很多從裡面看不到的東西。」瓦格納也說：「中國的學者們，他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會對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帶來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學者也很難搞學術工作，因為得不到很多外國的學術著作，來自日本、美國的書太少了。所以中國學者們一般都是你看我寫的，我看你寫的，范圍很有限。」[7]

國內學者批評的傾向和外國漢學家指出的傾向，究竟哪一種是主要的呢？在當前，我們應該強調什麼？糾正什麼？中國學術是否「早已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從封閉向開放的轉型」[6]？我想主要以中國戲劇史研究為例，談談自己的認識。

眾所周知，我國的戲劇史研究一直是在外來文化、外來觀念的推動下逐步走向現代的，被同行們一致推崇為中國戲劇史開山之作的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就是汲取外來觀念的代表作。陳寅恪先生總結王國維治學的3種方法之一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舉出的成果就有《宋元戲曲考》[8] (P247)。其後馮沅君、董每戡、歐陽予倩、周貽白、張庚等人，無一不是在借鑒外國戲劇理論的基礎上完成各自的民族戲劇理論、戲劇史建構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普遍開始重視農村戲劇、祭祀戲劇，開始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現存的活態戲劇品種如儺戲、目連戲等。可以說，國外的觀念、方法、成果，對大陸形成這一學術潮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居功至偉。

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2001年，我國的崑曲藝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4年，我國正式加入國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表明，我國已經以法律文書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作為文化遺產的戲曲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人類的。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依然相當封閉。

總的說來，在中國戲劇史研究領域，我們對日本、韓國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吸收情況要好一些，而對西方的研究則相當隔膜。如果說我們對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波多野太郎、田中謙二、岩城秀夫、田仲一成、金學主等人還相對熟悉的話，那麼對美國學者柯潤璞(J. I. Crump)、韓南(Patric Hanan)、白芝(Cyril Birch)、奚如谷(Stephen H. West)，英國學者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杜為廉(William Dolby)，荷蘭學者伊維德(Wilt. L. Idema)，波蘭學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澳大利亞學者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等，就要陌生得多了。他們對中國戲劇史的全面研究和對雜劇、南戲及部分作家作品如關漢卿、李漁、朱有燉、《西廂記》、《琵琶記》、《荊釵記》、《長生殿》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新鮮見解值得參考。而國內尤其是大陸的一般研究者，不要說借鑒汲取，就連見也難以見到。毋庸諱言，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學者們外語水平不高。在因此而造成的自說自話、「自給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難以使大陸的中國戲劇史研究界與海外、國外學術界進行雙向交流，也難以擺脫低水平重復而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大陸敦煌學界是借鑒國外成就而超越之的典範。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原因，曾經出現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令人「傷心」(陳寅恪語)的局面。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得以陸續復制回國或影印出版，與此同時，我國學者充分借鑒歐亞各國的成果，使大陸的研究水平總體上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從而出現「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令人振奮的局面。可以這么說，在敦煌學研究中，不能直接閱讀外文文獻，其成果就很難入流。

2002年，中山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王承文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充修改的《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本60餘萬言的大著不僅旁徵博引了我國古代典籍、大陸與港台的中文成果，而且廣泛引用日文、英文、法文的研究成果。作者在該書《後記》中說：「道教是屬於世界的，歐、美、日道教史研究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尤其近半個世紀以來，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現了一批比較優秀的道教史專家。作為天下公器的學術研究，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沒有理由對此視而不見。在本書中，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力所能及的吸收借鑒和討論。」該書出版後在國際漢學界產生了強烈反響。中國著名學者湯一介、項楚、孫昌武、張澤咸、葛兆光，台灣學者陳鼓應，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級教授、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漢學與道教講座教授勞格文(John Lagerwey)、法國遠東學院院長道教講座教授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日本京都大學小南一郎教授、麥谷邦夫教授均給予高度評價。孫昌武教授稱此書「考證精闢，新意迭出。國內道教研究長期沉滯，整體水平難望西方和日本學人項背，終於有大著可與爭衡了」。傅飛嵐教授認為「國際道教學界的靈寶經研究以這本書做得最好」。顯然，不了解境外的研究狀況，不吸收人家的成果，也就談不到「爭衡」與超越。當然，超越應當是一種自然的結果，其根本目的應是把學術研究推向更高的水準。

台灣同行的中國戲劇史研究，可作為大陸學者的另一個參照。1949年以來，兩岸的學術研究沿著不同的路徑前行。在大陸，有兩支研究隊伍，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戲曲，即以大學中文系和社科院文研所為代表的學者，主要研究劇本文學；以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和各省的藝研所為代表的學者，則主要研究當代舞台實踐。相比之下，台灣只有一支隊伍。所以台灣的學者，往往既研究古代戲劇、劇本文學，同時也從事京昆與地方戲研究，甚至兼任編劇、導演、藝術總監的工作。曾永義教授、王安祈教授等可算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說兩岸的研究體制各有利弊的話，那麼在對國外成果的翻譯、介紹與汲取方面，大陸則遠遠比不上台灣。牛津大學教授龍彼得的重要著作《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式考》首先在台灣被翻譯成漢語。台灣《民俗曲藝》第145期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世界各地的皮影戲及其相互關系》的論文，其中引用英文文獻86種，中文文獻45種。這種文章，很難在大陸的文學、藝術專業期刊上看到。台灣中研院從事戲曲研究的兩位女士，都有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她們外語好，理論功底深厚。王秋桂教授在世界范圍內搜集、影印大量古代戲曲文獻的同時，又致力於推進戲劇人類學的中國化進程。台灣學者的具體研究成果已經使大陸學者受益匪淺。而更值得學習的，則是他們從事學術研究時的開放心態——把中國戲劇史當成一門不分國界的學問。

有人指出參加國內(大陸)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的外國學者往往水平不高。這可能是事實。毫無疑問，中國擁有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戲劇研究的最龐大的研究隊伍和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這種絕對優勢，便造成國外中國學的一流學者或可以和大陸的一流學者對話，而一般學者則難以達到國內二三流學者水準的局面。問題是我們的眼睛盯著人家的哪個部位？是取其所長，還是譏其所短？更何況就算是一般學者，也往往在某一課題的研究上有一得之見。要是與會的外國學者真的水平不高，那首先要怪會議承辦方：誰讓你不請(或請不來)水平高的？

另有一種傾向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有意無意地曲解外國學者的成果。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國內重場上研究的學者，往往將田中一成的演劇研究視為先導；然而，田中先生本人對國內日益熱鬧的『場上』呼籲卻始終保持一種淡然的態度。」[9] 其實，田仲先生所關注是祭祀與戲劇的關系，而不是「案頭研究」與「場上研究」之爭。是誰把他的研究當成重視場上研究的「先導」？我們不知道。毫無疑問，在田仲先生看來，祭祀與戲劇文本、場上演出都有關聯，而顯然與後者關系更為密切、更為直接。

最近有兩本書值得關注。一本是民俗學家董曉萍和美國歷史學家歐達偉(David Arkush)合著的《鄉村戲曲表演與中國現代觀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另一本是《韓國演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這本書的作者是韓國戲劇史家李杜鉉，審定者是韓國的中國戲劇史家吳秀卿。兩本書提供的合作模式都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對於研究中國戲劇史的學者來說，應當不無啟迪。

總之，開放的時代需要開放的心態。當前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既要掙脫學科歸屬的羈絆，又要克服惟我獨尊的心理障礙。這可能是在這個領域中出大師、出精品的必要前提。

【參考文獻】

[1]辭海·文學分冊[M]. 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2]黃叔琳，等. 增訂文心雕龍校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00.

[3]康保成，黃仕忠，董上德. 徜徉於文學與藝術之間[J]. 文學遺產，1999，(1).

[4]周華斌. 戲劇戲曲學書系總序[A]. 朱聯群，等編. 戲劇戲曲學書系[C]. 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5]康保成. 元雜劇呼妻為「大嫂」與兄弟共妻古俗[J]. 揚州大學學報，1997，(6).

[6]劉揚忠. 也談古典文學研究「與國際接軌」[J]. 文學遺產，2005(1).

[7]凡埃斯，等. 漢學家談漢學[J]. 新華文摘，2005，(6).

[8]陳寅恪. 王靜安先生遺書序[A]. 陳寅恪. 金明館叢稿二編[C]. 北京：三聯書店，2001.

[9]李舜華. 從祭祀到演劇、從鄉村到城鎮——田中一成的中國演劇史研究

I. 六年級上冊語文第11課作者資料

本名：鄭振鐸 筆 名： 西諦、鄭源新、落雪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898年-1958年 民 族： 漢族 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聽眾》入選小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