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演講死亡
① 美國1972年的「水門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啊
水門事件指美國共和黨政府在1972年總統競選運動中的非法活動暴露後的政治丑聞。
水門是華盛頓的一座綜合大廈。1972年6月17日有5個人因闖入大廈內的民主黨全國總部被捕。隨後的調察表明，尼克松政府為破壞選舉的進程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闖入水門只是其中之一。結果導致政府的幾個官員鋃鐺入獄以及美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現的總統辭職。
在5個人被捕後幾天，前白宮助理小亨特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顧問利迪即被指控犯有盜竊罪和竊聽罪。1973年1月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首席法官賽里卡主持審訊7名被告。在7名被告中有5人認罪，另外2人由陪審團定罪。1973年3月23日宣判時賽里卡法官宣讀了被告之一麥科德的來信。信中指控白宮至今仍在掩蓋它與闖入水門的關系。麥科德還說白宮曾對7名被告施加壓力，要他們認罪並保持緘默。在白宮顯然有牽連的情況下，尼克松總統於1973年4月17日宣布他已開始一次新的調察。4月30日尼克松公開聲明他對捲入此案的白宮工作人員的行動負有責任。他接受了顧問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的辭職，並宣布解除迪安的職務。然而尼克公一口咬定他對政治諜報活動以及掩蓋錯誤的努力毫不知情。他選擇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考克斯為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後來調察中心轉向參議院，開始由該院總統競選活動特別委員會（由參議員小歐文領導）舉行由電視播放的公眾聽證會。歐文委員會根據證詞判定白宮和競選委員會成員有罪。然而只有迪安一個人證明尼克松總統有直接捲入掩蓋活動。1973年7月16日前白宮工作人員巴特菲爾德揭露：在總統辦公室的談話都錄了音。考克斯和歐文委員會立即（7月23日）票傳錄音帶。尼克松以行政特權和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交出。當賽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交出錄音帶的時候，尼克松表示可以提供有問題的錄音帶的文字提要，但以不再索取總統文件的協定作為交換條件。考克斯拒不接受這個建議。10月20日總統命令司法部長理察森解除特別檢察官的職務。理察森和副部長拉克爾肖斯寧肯辭職也不執行這個命令。最後考克斯的職務是由副總檢察長解除的。群眾抗議的怒濤迫使尼克松於10月24日交出了錄音帶。但賽里卡要的是9盤，他只交出了7盤。白宮聲稱另外兩盤根本就不存在。5月20日賽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向特別檢察官賈瓦斯基提交其他的錄音帶。7月27日—30日期間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彈劾案。8月5日總統提交三盤錄音帶的文字本，這些文字本清楚表明總統與掩蓋活動有關。因此尼克松在國會里失去了最後的支持者。他於8月8日宣布辭職，次日上午11時35分離開白宮。1974年9月8日繼任總統福特給予尼克松以無條件的赦免，不受進一步懲處。
1972年6月18日，星期日。 溫暖的陽光，清新的海風，茂密的樹林，松軟的沙灘，構成了一幅美妙的初夏海 濱風景畫。畫里還有錯落有致的幾幅別墅，那是美國總統在佛羅里達的比斯凱恩灣的 寓所。正在這里度假的尼克松總統，心情和這天氣、景色一樣的好。 4個月前的2月21日至27日，尼克松總統在他的對外政策首席顧問基辛格博士的陪 同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從而結束了兩國之間20多年的敵對狀 態。此舉贏得了世界輿論的廣泛贊揚和美國人民的普遍歡迎，尼克松的聲望大振。 1個月前的5月22日至28日，尼克松又赴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談，達成了關於限 定美蘇雙方各自擁有 2個反彈道導彈發射場的協議，讓世界在日益升級的軍備競賽中 看到了一絲有所克制的曙光。 有一系列令人矚目政績的尼克松總統，今年任期已滿，他正躊躇滿志地開始了競 選連任的准備工作。這次度假，他的公文包里還放著一份競選備忘錄。在他的案頭， 放著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回憶二次大戰的書著《勝利與悲劇》，這本書他已讀了幾遍， 他想進一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尼克松並沒有意識到，正當他向勝利的高峰攀登時，悲劇也在悄悄地向他襲來。 此刻，尼克松正端坐在沙發上，漫不經心地瀏覽當天的報紙。他有早讀的習慣， 看報就像吃早餐一樣必不可少。 《邁阿密先驅報》第一版左側的一段小新聞引起了他的注意，其標題是：「企圖 在民主黨總部裝竊聽器的邁阿密人在華盛頓被拘留」。 到自己的競爭對手民主黨總部去實施竊聽，真有意思，尼克松不由自主地看了下 去。報道說，昨天(6月17日)夜裡有5個人在華盛頓的水門大廈被捕，民主黨全國委員 會總部就設在該處。這5個人中，有4個是從邁阿密去的，其中一個自稱是中央情報局 的職員，另 3個是古巴人。他們隨身攜有照相機和電子偵察設備，是戴著橡膠手套安 裝竊聽裝置時被發現，當場被捕的。 據尼克松自己在回憶錄中說，他的第一個感覺是這段新聞荒謬得很，古巴人到美 國民主黨總部來裝竊聽器，真會開玩笑。所以，他把報紙放一旁，便自由自在地投入 大海暢遊了好久。後來他甚至覺得，這是有利於他競選連任的消息，因為它可以聲明， 由於有「左派」之稱的競選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戈文一向對古巴卡斯特羅政權 採取謙讓政策，在美國國內的古巴僑民都害怕這一點，故在民主黨總部實施盜竊。這 樣的消息傳播開來，可以狠狠打擊民主黨。 然而，事情並非像尼克松想像的那麼簡單，那麼如意。被捕的 5個人中，那個自 稱是中央情報局職員的麥科德，實際上是尼克松的「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安全顧 問，其餘 4人也不是什麼古巴人，很可能是受雇於「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特工人 員。 一石激起千層浪。有如此前景的麥科德等人的被捕，使水門事件很快變成了新聞 界熱炒、全國關注的爆炸性新聞。 專門辭去司法部長職務、充任尼克松的競選連任委員會主席的米切爾，不得不向 新聞界聲明，在水門大廈被捕的那 5個人的行為，純屬他們的個人行為，與本委員會 毫無關系。 民主黨展開了攻勢。它們對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和這伙竊賊提出民事訴訟，要求 賠償100萬美元，後來又增至640萬美元。當時它們並沒有想到，它們本來可以得到的 更多——當然，並非是指金錢的數額。 兩天後，即 6月20日上午，《華盛頓郵報》的一則消息使尼克松不安起來。報道 說，從被捕的人員隨身攜帶的通訊錄中，發現了曾在白宮任職的前中央情報局特工人 員，他叫霍華德·亨特，在尼克松的高級顧問科爾森手下任職。聞此消息的白宮，像 挨了地震。 昨天剛從度假地返回華盛頓的尼克松，見報後馬上召來其心腹、白宮辦公廳主任 霍爾德曼商談此事。一個多小時很快過去了，似乎還沒有找到萬全的對策。下午繼續 探討同一個問題。情況不明而又怕牽連的尼克松，首先要求霍爾德曼如實告訴他，在 我們「自己人」中，不管屬於哪一層次的官員，是否已經使我們捲入這個尷尬的局面。 然後一起研究，目前的一切調察與口供，如果進行深察細究，會不會讓民主黨抓住把 柄，對我們競選不利。據尼克松日記記載，米切爾曾在電話里神秘地告訴霍爾德曼別 捲入此案。但此時霍爾德曼很肯定地向尼克松保證，白宮的官員不會被牽涉到此案中， 米切爾也與此事無關，盡可以放心。聽到這一保證，尼克松擔心被信心所取代，他決 定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 然而，霍爾德曼還告訴他，察究水門行動的主使人已經察到競選連任委員會財政 組的法律顧問戈登·利迪身上，聯邦調察局正在追察因水門事件被捕的麥科德身上攜 帶的款項，該款項很可能出自競選連任委員會。「必須阻止聯邦調察局追察那筆錢的 來源！」尼克松不容置疑地說。後來，中央情報局的一位高級官員授權向聯邦調察局 代理局長打電話，請他「別管這件事」，因為在這兩個局之間，早有互不幹涉對方秘 密行動的協議。 盡管白宮利用其執政的權力進行掩蓋和阻撓，檢察機關對水門事件的調察仍在進 行。9月15日，在取得必要的證據之後，在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捕的麥科德等5人被依法 起訴，同時被起訴的還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霍華德·亨特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 的法律顧問戈登·利迪。 盡管有水門事件的陰影纏繞，尼克松爭取連任的競選依然搞得有聲有色。大選前 夕的10月26日，從巴黎回國的基辛格特使，向美國人民公布他與北越代表黎德壽進行 一系列秘密會談的成果，宣稱：「和平即將到來。」這給尼克松政府的政績本上又增 添了濃重的一筆。尼克松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競爭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戈文之流， 是「嘲笑我們國家的過去和將會妨礙它的未來的激進集團」。他針對麥戈文借口水門 事件攻擊他的政府是「最腐敗的政府」一說進行抨擊道：「這些年來批評美國的制度 已變得很時髦。批評者們堅持認為，它是如此偏頗，如此腐敗，如此不義，以致我們 應該摧毀它，用別的什麼東西取代它。我完全不同意，我相信美國的制度。」 麥戈文顯然不是尼克松的對手。在中學時代就以擅長演講和辯論著稱的尼克松， 巧妙地將對手指責他和他的政府的腐敗，變成了攻擊美國制度的腐敗。盡管水門事件 的許多事實已經揭露，但美國選民們似乎對此並不太在意，他們更看重尼克松政府的 政績，所以，11月7日公布的大選結果，尼克松就得了61%的選民票和520張選舉人票， 而麥戈文只獲得 34%的選民票和17張選舉人票。這是在美國總統選舉的歷史上少有的 以如此懸殊的票數決出勝負的一次。 以米切爾為首的總統連任競選委員會成員個個喜形於色，他們似乎忘記了還有 7 個「難兄難弟」因水門事件正在失去自由的監獄里接受審訊。 尼克松滿面春風，走馬上任，開始了新的一屆總統任期。在1973年 1月20日的連 任就職演說中，他還沒有忘記抨擊他的對手：「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我們總是受到那 些認為美國一無是處、絕少正確的人們的困擾。但是，我深信，這不是歷史對我們有 幸經歷這些非凡的年代的評判。」他在演說中自豪地用了一連串「讓我們感到自豪的 是……」的字句，宣稱「本世紀美國的經歷在世界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然而，水門事件的陰影並不因為尼克松滿面春風而消散，相反卻一步步向他逼來。 當尼克松在台上發表連任就職演說時，對水門事件被告的審訊也在抓緊進行。這場審 訊從1月8日開始，被告在巨大的壓力下開始交代其犯罪事實，有的公開表示對各種指 控服罪。他們究竟做了哪些交代，會不會將白宮里更大的人物牽扯進去？還有，為掩 飾真相而做出的種種努力，會不會弄巧成拙，欲蓋彌彰，反而增添新的罪證？這一切， 都使白宮彌漫著一種焦慮的氣氛，尼克松及其心腹官員更是坐立不安，失眠頻頻。 本來應該沉浸在競選連任勝利的喜悅之中，如今卻被水門事件的陰影所籠罩，尼 克松未免感到沮喪。他這時似乎已經意識到，從一開始阻止調察就是個錯誤，而且是 比到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裝置本身更大的錯誤。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身份 和形象，這條路哪怕是錯了也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風雨飄搖的白宮，彷彿在經受地震後日益增強的餘震的煎熬，誰能保證這不是又 一次更大的「地震」到來的前兆呢?
丟卒保車，大總統揮淚斬馬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想以攻為守的尼克松總統，漸漸地處於防不勝防的境地。 尼克松在1973年 2月14日的日記中，憂心忡忡地寫道：「我可以料想得到，假如 法官把亨特叫到面前，拿35年的刑期來恫嚇他，他很可能為了免受刑罰而就把自己所 知道的一切，全盤吐露。」 亨特，這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不僅與潛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的 5名案犯 有牽連，而且他曾和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利迪一起，在白宮的縱容下，私 闖心理治療專家埃爾斯伯格的辦公室，企圖竊取加害埃爾斯伯格的材料。這個埃爾斯 伯格曾經把五角大樓關於越南戰爭的秘密材料交報社發表，對尼克松政府不利，政府 起訴他盜用文件罪，正在受審。白宮顯然想置他於死地。一旦這一事件抖露出來，豈 不是又一次「地震」。 如何使亨特保持沉默，或者絕不供出幕後的縱容者，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3月21 日上午，在尼克松的橢圓形辦公室，總統和他的法律顧問約翰·迪安商談著。 「亨特給競選連任委員會的一名律師寫信，索取12.2萬美元，作為個人和請律師 的費用。他甚至規定了交款期限。」迪安向尼克鬆通報了這一情況。 「他們到底想要多少錢？」尼克松知道，有第一筆，就會有第二、第三筆錢；有 第一人，就會有第二、第三人要。 「在整個訴訟期間，至少要付 100萬給各個被告。」迪安報出了一個不少的數目， 雖說這一數目對美國總統來說是不難辦到的，但在風聲很緊的情況下，畢竟要冒不少 風險。 從迪安的口氣中，似乎不想再去冒險。騎虎難下的尼克松總統，卻只有按照既定 方針走下去這一條路。他曾兩次向公眾信誓旦旦地保證，他和他領導的白宮在水門事 件一案中是清白的，經得起調察的。如果退縮的話，他和他的政府豈不成了信譽掃地 的說謊者和騙子。 「也許我們這樣做是錯的」，尼克松緩緩而又堅定地說，「但此時此刻，你難道 不同意最好的出路是把亨特的問題妥為應付嗎?我想，此時此刻，這是值得一為的。」 他顯然把賭注押在了讓被告守口如瓶上。他是在位的總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 樣押寶也許有他的道理。因為，如果這些被告拿了錢，還想獲得自由，即使法院判他 重刑，作為總統還有特赦罪犯的權力。有總統作強大的後盾，聰明的被告是不會吐露 對總統及其領導下的白宮不利的事實的，尼克松相信這一點。 迪安嘴上答應了總統的要求，心裡卻像掛了15個吊桶，七上八下，惶惶不安。 尼克松在回憶錄中承認：「從事後看，這一天是我任期內一個悲慘的轉折點。」 事實正是這樣。不久便「反戈一擊」的迪安，使尼克松和白宮狼狽不堪。 迪安不僅說出了白宮幾名重要人物與5名竊賊潛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一案有關， 而且坦白了案發後的一系列掩飾真相的企圖。他公開表示，白宮的辦公廳主任霍爾德 曼、總統的內務顧問埃利希曼以及他自己，都卷進了此案，有「阻撓司法的舉動」。 他還透露，總統的私人律師坎姆巴克曾受命籌款給水門事件一案的被告。 而關在獄中受審的麥科德，也指控爭取總統連行委員會主席，前司法部長米切爾 應對他們潛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行竊一案負責，並且供出在受審期間，有人表示可 予以寬赦，交換條件是他緘口不語。 負責審理水門事件一案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也似乎打定主意要與白宮過不去。在 3 月底進行的宣判中，對第一位將政界要人牽進這一事件的被告麥科德從寬處理，予 以保釋，而對其餘 4名潛入水門大廈行竊的被告則予以重判，暫定為40年徒刑；與此 案有關、又犯有私闖埃爾斯伯格醫生辦公室行竊之罪的亨特和利迪，前者被暫判為入 獄35年，後者曾因不肯開口而犯了蔑視法庭罪，就此暫判為6年零8個月徒刑，另處罰 款4萬元。 輕重懸殊的宣判，給至今抱有僥幸心理、不願吐露全部事實的被告形成了巨大的 威懾力。尼克松明知這樣的判決過重，甚至實屬蠻橫，因為對一些殺人犯的判決也不 至於如此；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地方法院法官所採取的一種文明的策略，就是要促 使被告說真話，因為他們的宣判並非最後的判決，如果坦白交代，檢舉揭發有功，麥 科德就是他們的榜樣。 隨著水門事件真相的不斷抖露，群情激憤，輿論大嘩。尼克松的防線是如此脆弱， 已經到了不找幾個替罪羊就難以過關的程度。 4 月中旬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接替米切爾擔任司法部長的理察德·克蘭丁斯特， 急匆匆地求見總統尼克松，說有要事相告。無心度假、正在白宮舉行午後宗教禮拜儀 式的尼克松，在儀式結束後馬上同他進辦公室密談。克蘭丁斯特省去了拐彎抹角的客 套話，直截了當地告訴總統：「迪安把我們告了。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被認為是授權 闖入水門大廈行竊的主謀人。」「不，這不可能。」尼克松驚訝得差點叫了起來，緊 接著又半信半疑地問他的司法部長：「真有其事？」克蘭丁斯特沒有正面回答，說： 「讓刑事廳長來談，您看如何?」尼克松點了點頭。 不一會兒，身穿一件贓兮兮的 T恤衫和一條濕漉漉的牛仔褲，腳蹬一雙網球鞋的 司法部刑事廳廳長亨利·派德遜，在克蘭丁斯特的帶領下，走進了尼克松的辦公室。 他是在洗刷遊艇時被召來的，連衣服也沒來得及換。下屬官員如此打扮到白宮來，實 屬不敬，要是在平時非被轟出去不可，但這次尼克松只是皺了一下眉頭，便讓他將掌 握的迪安指控的情況一一道來。這位廳長遲疑了一會，瞥了身旁的部長一眼，在得到 「照實說」的眼神暗示後，便將迪安如何指控總統的辦公室主任霍爾德曼、內務顧問 埃利希曼捲入水門刑事案的情況做了匯報，末了還斗膽建議：「應該讓他們兩個辭職， 不然會有麻煩的，會使您和您的總統職位處境難堪。」 尼克松默默地聽著，思索著，眼睛直愣愣地望著天花板，半晌沒說一句話。克蘭 丁斯特部長和派德遜廳長面面相覷，不知所措。「你們走吧。」尼克松有氣無力地說。 寬大的辦公室只剩下沉思的尼克松一人。「好一個吃裡扒外的迪安！」尼克松想 對他施加壓力，讓他明白作為總統可以阻止他獲得行政豁免權，到頭來一樣受刑，可 是又擔心把他逼急了眼，說不定會把指控的矛頭直接轉向他。 「我沒有什麼把柄掌握在迪安手裡。」尼克松的心裡暗暗地為自己打氣。雖說他 事先確實沒有授權任何人去干闖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裝置這樣的蠢事，但 事後的掩蓋行動他能逃脫罪責嗎？一想到這里，他的心又有點發虛。雖說他和年輕的 法律顧問迪安商談掩蓋對策時，沒有第三者可以出來證明，但誰又能保證沒有留下任 何可以作為證據的話柄呢? 苦思冥想，絞盡腦汁，還是沒有找到自己滿意的對策。想找幾個心腹顧問來集思 廣益，可是不少人已經涉嫌水門一案，要是再冒出一個像迪安那樣「反戈一擊」的顧 問，那不就更慘了。看來，只有變以攻為守為以退為進了，「丟卒保車」不失為一種 明智的選擇，尼克松終於拿定了主意。 幾天後，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被召到總統辦公室。尼克松把上次司法部長及該部 刑事廳廳長談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給他們聽，然後，婉轉地請他們拿個主意。這兩個 人是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和多年的忠實朋友，為他謀取總統職位立下過汗馬功勞，如今， 要尼克松開口讓他們辭職，實際上是把他們開除出白宮，尼克松真是有點開不出口。 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顯然被總統介紹的不利於他們的事實驚呆了。雖說這些事實 都是他們經歷過的，但一旦作為罪證指控則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非常敏感而又特 別能領會總統意圖的辦公廳主任和內務顧問，此刻，只有吞下辭職這杯苦酒，以便保 全總統和白宮的面子。「我們會現實地面對這一切的。」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說這話 時，眼睛有點發紅，鼻子開始發酸。 三人相對無語。誰也沒有說出「辭職」這兩個令人難堪的字眼，但誰的心裡都非 常明白。還是彼此心照不宣吧，各自的心情當然有所不同。 尼克松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心境： 「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們離職，真是自私得可以了；不過我還不至於狠心到 能夠心安理得地傷害自己所深切關懷的人。我憂慮他們被迫辭職時所受的打擊，但我 更憂慮他們留任不去會使我遭受的打擊。」 「我現在的問題，是必須把做過一些我亦有份之事的幾個朋友開除。」 4月 30日晚上，尼克松向全國發表講話。他重申自己與水門事件沒有牽連，但接 著又說，他將為那些「在一件他們原來深信是正確的事情中可能犯了錯誤」的下屬承 擔應負的責任。尼克松藉此機會宣布：「今天，我做出了任期內最難的一項決定，我 接受了白宮兩位最親信僚屬的辭呈。他們是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稱得上是我有幸遇 到的最優秀公務人員中的兩位。」他用如此贊美的語句，送給被迫辭職的朋友，與其 說是對朋友的撫慰，倒不如說是為了使自己的心裡也好受些。同時宣布已經辭職的還 有那個「反戈一擊」的顧問迪安，以及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前者如果不從白宮清除 出去，怎解尼克松的心頭之恨，後者辭職是因為他的一些親密同事可能「與違反美國 法律的某些行為有牽連」。 尼克松演出了一幕現代「揮淚斬馬謖」的話劇。然而，就像馬謖被斬並不能奪回 失去的街亭一樣，丟了「卒」的尼克松能保住自己這個「車」嗎?
美國《名利場》雜志2005年6月31日報道，前聯邦調察局官員馬克·費爾特自稱是「水門事件」中的神秘線人「深喉」。
1972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依據內線「深喉」的消息，捅開「水門事件」的內幕，導致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辭職下台。兩名記者一直拒絕透露當時線人的身份，但是總編輯西蒙斯引用了當時一部知名色情電影《深喉》的片名，作為告密者的化名。
「深喉」到底是誰？30多年來猜測紛紛，從未有定論。接觸過「深喉」的《華盛頓郵報》記者曾發誓，除非獲得「深喉」同意或者「深喉」死亡，否則他絕不會說出這個天大的秘密。
費爾特的律師康納日前在《名利場》撰文，70年代初曾任聯邦調察局「二把手」的費爾特於2002年親口告訴他，「我就是《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的線人－－人們常說的『深喉』」。
此前，費爾特對於對「深喉」的身份一直是保守秘密，家人也不例外。費爾特認為，公開自己過去的所為有損名譽。有些媒體，如《華盛頓人》，曾刊文稱有人懷疑過費爾特就是「深喉」。1999年，費爾特否認自己是「深喉」。
康納的文章寫道，費爾特有一次曾暗示過他的兒子，「我認為，（作為『深喉』）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你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
退休後的費爾特住在加州的聖羅莎。在如何看待「深喉」一事上，家人的立場與他不同，他們認為，費爾特在有生之年應該受到獎勵，以表彰他在「水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
法新社報道稱，費爾特的孫子31日代表家人就費爾特「深喉」身份一事發表一份聲明，「家人認為我的祖父是一個英雄，我們真誠地希望國家也這樣認為。」
② 梁文慧的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
梁文慧教授，女，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 ，大學校董會成員，兼任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院長。
梁文慧教授現職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大學校董會成員，兼任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院長。曾任澳門科技大學旅遊管理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旅遊學院院長兼持續教育學院總監以及澳門大學校外課程中心主任等職務。她分別在澳大利亞中央昆士蘭大學取得教育博士學位、英國伯明罕大學取得酒店管理碩士學位、美國鮑爾州立大學取得成人教育碩士學位以及澳大利亞伊迪雲斯大學取得旅遊管理學士學位。留學美國期間，獲該屆畢業生最高學術優異獎和完美 「GPA」（學業成績總平均）嘉獎。梁教授獲美國酒店業協會授與認證酒店業導師的專業資格(CHE)、獲加拿大專業協會授與問題賭徒輔導員專業資格 (CGC)，美國國際會展協會授與專業會展經理資格(CEM)及全球展覽業協會（UFI）和德國合作教育大學會展管理(EMD)專業資格。在工作期間，曾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和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進修，分別獲得全球跨文化談判代表證書和款待業管理碩士文憑。更獲義大利博可尼商學院與復旦大學商學院合發奢侈品和時尚管理進階證書等國際享譽的資格。 梁教授創辦的國際旅遊管理學士課程在2007年三月榮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頒發 「TEDQUAL」優質旅遊教育認證。她創辦的國際旅遊學院連續三年獲得 「中國旅遊飯店十佳教育培訓基地」殊榮。自2008年以來，梁教授更連膺三年 「中國旅遊飯店教育培訓界最具影響的十大名師」 和 「全國旅遊院校最具影響力十大名師」 殊榮。其創辦的另一學院持續教育學院在去年首獲得2010年中國酒店十佳院校特殊貢獻獎，表彰其對酒店管理專業培訓的貢獻。足見其在學術國際認證和教學品質保證的工作卓有成效。 梁教授長期從事旅遊管理及教育相關的研究。曾經帶領研究團隊成功優質地完成了澳門政府委託十多項大型研究專案。榮獲多項優秀學術研究成果獎、國際研討會最佳/優秀論文獎。 曾在國際和國內期刊發表關於教育及旅遊會展領域論文八十多篇、出版專著五本，主編專論三本。梁教授曾創辦和成功申辦多個國際/區域品牌研討會。例如會展旅遊教育與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成人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研討會、現代服務業發展論壇和中國繼續教育年會等；還多次應邀出訪歐洲、美國、澳大利亞、東南亞和港澳台等國家及地區參加國際旅遊規劃與會展管理專業會議演講及交流，與海內外眾多的旅遊、管理、科研教學機構及企業的專家學者建立了廣泛的交流管道和聯系 。
③ 桑德爾：什麼是正義（What is Justice）
）」。桑德爾教授系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他的學術論著包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Justice: A Reader，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等等。本次講座由高研院和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聯合主辦。本期講壇由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長鄧正來教授主持；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哲學研究所所長童世駿教授和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哲學系主任萬俊人教授擔任評論嘉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劉建軍教授，以及高研院專職研究人員劉清平、顧肅、林曦、納日碧力戈、吳冠軍、陳潤華、孫國東、沈映涵等參加了此次講壇。在正式演講開始前，鄧正來教授做了開場講話。他歡迎各位同學和老師的到來，並簡要地介紹了桑德爾教授。接著，現場播放了桑德爾教授的一段精彩的講座視頻，過後，桑德爾教授正式登上演講台為復旦的同學們作了一場期盼已久的演講。桑德爾教授首先感謝同學們的到來，期待今晚能夠了解同學們的所思所想，與同學們相互學習。由於同學們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相信大家對正義問題會有非常豐富的見解。桑德爾教授描述了理解正義的三種進路。第一種進路認為，正義意味著為最多的人謀取最多的快樂，也就是哲學家傑里米00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式的功利主義所持的觀點。第二種進路認為，正義不單單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寧是一個關乎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尊重和安全的問題。這即是約翰00羅爾斯（John Rawls，1920-2002）式的自由主義所支持的觀點。第三種進路認為，正義不是最大化人們的福祉或GDP，也不是尊重個人選擇的權利。正義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在一個「追尋美德」的社會中，這樣將促使人們追求更有價值的目標。阿拉斯代爾·查莫斯·麥金泰爾（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1929－）便是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接著，桑德爾教授對三種正義觀的優劣進行了分析。考慮到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過於抽象，桑德爾教授引入了現實中的一個救生船的故事作為例證。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險，船上的四名船員由於缺乏食物和水，急切地盼望著救援的到來。然而許多天過去了，救援一直沒有來。其中的一名船員，他是一名孤兒，在船上做侍者，因為喝了海水已經病倒了。為了能夠維持生命，另外的三名船員最後把這位生病的侍者殺死並吃掉，最後成功地獲救，回到了英國。因為殺害了那位男侍者，他們回國後被逮捕，面臨法庭的宣判。講完這則故事，桑德爾教授給同學們提了一個問題，即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給這三個人判刑，他們是否有罪？現場聽眾踴躍地舉手發表觀點，圍繞著集體的快樂是否高於個人的快樂，以及是否能把人作為工具來利用的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之後，為了進一步探討功利主義的觀點，桑德爾教授又講述了另外一個關於「幸福之城」的故事。這是一座超乎想像的美好的城市，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只有一個人例外。在一座最漂亮的大樓的地下室里，一位孤兒孤零零地住在那裡，遭受著痛苦。但是沒有人來拯救他，因為大家知道，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為這位孤兒遭受著痛苦。他們不願意犧牲幸福而去拯救他。針對這則故事，桑德爾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幸福之城以一位孩子生活在痛苦中換取了城市的幸福，你認為這樣可行嗎？現場同學積極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隨後桑德爾教授對同學們的討論做了梳理和總結。他認為同學們提到的兩個觀點，即正義是對個人自由的尊重以及正義是以道德為基礎的觀點，是對邊沁功利主義正義觀的否定。他還以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獨白和美國動畫片《辛普森一家》為例，討論了高層次享受和低層次享受哪個更值得追求的問題，認為要對享受做高級或低級的定性判斷，我們不能單純地以功利主義的觀點來衡量，而正義與「哪些享受是值得的」這一問題具有相關性。桑德爾教授指出：把道德轉換為功利主義的表達存在一定的困難。他以一個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真實故事詮釋了他的這種說法，並結束了他的演講。桑德爾教授講述的故事幽默風趣、深入淺出，現場不時傳來熱烈的掌聲和歡樂的笑聲。評論嘉賓童世駿教授對桑德爾教授的演講發表了五點評論。首先，桑德爾教授講的三類正義觀的解釋大致對應於哲學上關於「有什麼」、「做什麼」、「是誰」等問題的回答，分別對應於功利主義、義務論和德性論。第二，道德兩難可以用不同角度加以解決。從桑德爾的講演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功利主義也可以提出很有力的反對殺人、酷刑的論據。另外，桑德爾講稿中提到的道德分工可以用來證明特殊義務，而特殊義務可以證明社群主義道德理論，但承認特殊義務的那種道德分工體制本身可以用康德主義或功利主義進行辯護。第三，道德判斷的正當性取決於判斷的主體，這使得老師在課堂上運用道德例子與學生進行討論，有一定局限。他認為，桑德爾讓學生選擇的火車例子與救生船例子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在前者，火車司機的選擇是在他之外的5個人死還是1個人死之間，而在後者，船員的選擇是在他們自己3個人死還是那個可憐的小孩死之間的選擇。第四，道德判斷的正當性取決於一些理所當然的經驗前提，特別是特定時空的條件。有些經驗條件是永恆的，比方說人會死亡等等，但有些並不是。桑德爾例子中那艘船的四個人，如果是全球剩下的最後4個人，我們怎麼看？人類這個物種生存是使道德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在全球安全成為緊迫問題的條件下，道德考量應該觀照這一維度。第五，道德兩難可能並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的解決。關鍵的問題在於：道德兩難的解答可能並不在道德理論當中，而在道德直覺當中——甚至不在道德領域之內，而在於道德領域之外。問題的解決不是依靠特定的道德主體的苦思冥想，而是對這種兩難經常發生的那個環境的革命性改造。如馬克思所說：「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對於社會改造和人格教育來說，功利主義倒有特殊的作用。評論嘉賓萬俊人教授首先感謝了桑德爾教授的演講，然後從學理上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他說在西方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人們對道德哲學主要採取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功利主義的方式，也就是價值目的論的方式，強調要均衡和計算利弊得失。第二種是康德的道義論方式，強調道德行為的正當理由。這兩種方式的終極根源都是自由主義，桑德爾教授作為自由主義的批判者，顯然不滿足於這兩種方式。桑德爾教授意圖以他的理論作為第三種方式來說明什麼是正義，但是問題在於他並沒有告訴大家什麼是正義。他建議桑德爾或許可以重新考慮柏拉圖的說法，即正義關注更多的不是人的德性，而是人的身份、角色、品格以及人在整個社會秩序中的地位。其次，萬俊人教授對把案例分析運用在正義問題探討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因為當案例本身具有極端性的時候，它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例外情形，而不是正常情形。而正義恰恰不是一種例外的情形，它關乎我們的生活、社會秩序、利益關系，是每時每地每個時代都遇到的永恆的主題。用這種例外情形的極端推理，恐怕不能解決問題。隨後，桑德爾教授對嘉賓的點評進行了簡短的回應。他認為第三種方式不光是個人道德問題，還是評價美好生活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對美好生活的思考和界定，我們便無法理解正義。然而道德如果只是代表個人道德，就太狹隘了。他同意萬教授的說法，認為功利主義和道義論這兩種方式是不足以分析正義問題的。用第三種方式論證正義，我們就無法避免去論證人類的好處即，是什麼使得人類的生命有意義。他也同意童教授的道德兩難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解決的說法，但是他認為是否存在正確的做法，或者哪種做法更好或更壞是無法推測的。現場的聽眾向桑德爾教授提出了許多問題，主要包括 「正義與合理相沖突時，我們應該怎麼處理？哪種處理方式對社會更有利？」 「如果我們是那個船上被殺的男孩，我們該怎麼辦？」「您認為政府現在的正義狀況如何？您在擔任小布希總統顧問時對伊拉克行動是否有建言，您提了什麼建議？」等等。桑德爾教授一一進行了解答。講座最後，鄧正來教授再次感謝了桑德爾教授的精彩演講和同學們的熱情參與。他希望同學們能夠認真思考講座中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消費。本次講壇中，桑德爾將其哈佛校史上聽眾最多的課堂搬到了復旦大學，吸引了復旦大學各院系師生以及外地、外校的眾多聽眾前來參加。為了便於更多的人參與，還特在經濟學院大堂進行了現場視頻直播。整個會場不僅座無虛席，而且異常火爆，被很多人認為是復旦校史上聽眾最多、最火爆的一次講座。大部分聽眾站著或是坐在地上聆聽了整場講座，並積極思考和回答桑德爾教授提出的問題。整場講座氣氛熱烈，聽眾們對知識的渴求和探索精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④ 美國那個在哈佛大學演講時勸大學生退學，最後被警察拉下台的企業家是誰啊！
有一句話我等了三十年，現在終於可以說了：「老爸，我總是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我的學位的！」
我要感謝哈佛大學在這個時候給我這個榮譽。明年，我就要換工作了（註：指從微軟公司退休）……我終於可以在簡歷上寫我有一個本科學位，這真是不錯啊。
我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感到高興，你們拿到學位可比我簡單多了。哈佛的校報稱我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成功的輟學生」。我想這大概使我有資格代表我這一類學生發言……在所有的失敗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還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註：微軟總經理）也從哈佛商學院退學了。因此，我是個有著惡劣影響力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我被邀請來在你們的畢業典禮上演講。如果我在你們入學歡迎儀式上演講，那麼能夠堅持到今天在這里畢業的人也許會少得多吧。
對我來說，哈佛的求學經歷是一段非凡的經歷。校園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我沒選修的課。哈佛的課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寢室里總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討論著各種事情。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從不考慮第二天早起。這使得我變成了校園里那些不安分學生的頭頭，我們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種拒絕所有正常學生的姿態。
Radcliffe是個過日子的好地方。那裡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數男生都是理工科的。這種狀況為我創造了最好的機會，如果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這里學到了人生中悲傷的一課：機會大，並不等於你就會成功。
我在哈佛最難忘的回憶之一，發生在1975年1月。那時，我從宿舍樓里給位於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個電話，那家公司已經在著手製造世界上第一台個人電腦。我提出想向他們出售軟體。
我很擔心，他們會發覺我是一個住在宿舍的學生，從而掛斷電話。但是他們卻說：「我們還沒准備好，一個月後你再來找我們吧。」這是個好消息，因為那時軟體還根本沒有寫出來呢。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日以繼夜地在這個小小的課外項目上工作，這導致了我學生生活的結束，以及通往微軟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開始。
不管怎樣，我對哈佛的回憶主要都與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動有關。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壓力，有時甚至會感到泄氣，但永遠充滿了挑戰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種吸引人的特殊待遇……雖然我離開得比較早，但是我在這里的經歷、在這里結識的朋友、在這里發展起來的一些想法，永遠地改變了我。
但是，如果現在嚴肅地回憶起來，我確實有一個真正的遺憾。
我離開哈佛的時候，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不平等。人類在健康、財富和機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們使得無數的人們被迫生活在絕望之中。
我在哈佛學到了很多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學上的新進展。
但是，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來自於這些發現，而是來自於那些有助於減少人類不平等的發現。不管通過何種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體系、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還是廣泛的經濟機會——減少不平等始終是人類最大的成就。
我離開校園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在這個國家裡，有幾百萬的年輕人無法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我也不知道，發展中國家裡有無數的人們生活在無法形容的貧窮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幾十年才明白了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是在與我不同的時代來到哈佛的。你們比以前的學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樣的不平等。在你們的哈佛求學過程中，我希望你們已經思考過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個新技術加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怎樣最終應對這種不平等，以及我們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討論的方便，請想像一下，假如你每個星期可以捐獻一些時間、每個月可以捐獻一些錢——你希望這些時間和金錢，可以用到對拯救生命和改善人類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會選擇什麼地方？
對Melinda（註：蓋茨的妻子）和我來說，這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在討論過程中，Melinda和我讀到了一篇文章，裡面說在那些貧窮的國家，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死於那些在美國早已不成問題的疾病。麻疹、瘧疾、肺炎、乙型肝炎、黃熱病、還有一種以前我從未聽說過的輪狀病毒，這些疾病每年導致50萬兒童死亡，但是在美國一例死亡病例也沒有。
我們被震驚了。我們想，如果幾百萬兒童正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且他們是可以被挽救的，那麼世界理應將用葯物拯救他們作為頭等大事。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那些價格還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葯劑，並沒有送到他們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那麼當你發現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棄了，你會感到無法接受。我們對自己說：「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它理應是我們努力的頭等大事。」
所以，我們用任何人都會想到的方式開始工作。我們問：「這個世界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簡單，也很令人難堪。在市場經濟中，拯救兒童是一項沒有利潤的工作，政府也不會提供補助。這些兒童之所以會死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經濟上沒有實力，在政治上沒有能力發出聲音。
但是，你們和我在經濟上有實力，在政治上能夠發出聲音。
我們可以讓市場更好地為窮人服務，如果我們能夠設計出一種更有創新性的制度——如果我們可以改變市場，讓更多的人可以獲得利潤，或者至少可以維持生活——那麼，這就可以幫到那些正在極端不平等的狀況中受苦的人們。我們還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壓，要求他們將納稅人的錢，花到更符合納稅人價值觀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一種方法，既可以幫到窮人，又可以為商人帶來利潤，為政治家帶來選票，那麼我們就找到了一種減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個任務是無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覺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將會改變這個世界。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樂觀的。但是，我也遇到過那些感到絕望的懷疑主義者。他們說：「不平等從人類誕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類滅亡的最後一天也將存在。——因為人類對這個問題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觀點。
我相信，問題不是我們不在乎，而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此刻在這個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時刻，目睹人類的悲劇，感到萬分傷心。但是我們什麼也沒做，並非我們無動於衷，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麼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改變世界的阻礙，並非人類的冷漠，而是世界實在太復雜。
為了將關心轉變為行動，我們需要找到問題，發現解決辦法的方法，評估後果。但是世界的復雜性使得所有這些步驟都難於做到。
即使有了互聯網和24小時直播的新聞台，讓人們真正發現問題所在，仍然十分困難。當一架飛機墜毀了，官員們會立刻召開新聞發布會，他們承諾進行調查、找到原因、防止將來再次發生類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員敢說真話，他們就會說：「在今天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來自於這次空難。我們決心盡一切努力，調查這個0.5%的死亡原因。」
顯然，更重要的問題不是這次空難，而是其他幾百萬可以預防的死亡事件。
我們並沒有很多機會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體總是報告新聞，幾百萬人將要死去並非新聞。如果沒有人報道，那麼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即使我們確實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關報道，我們也很難持續關注這些事件。看著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況問題又如此復雜，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幫助他人。所以我們會將臉轉過去。
就算我們真正發現了問題所在，也不過是邁出了第一步，接著還有第二步：那就是從復雜的事件中找到解決辦法。
如果我們要讓關心落到實處，我們就必須找到解決辦法。如果我們有一個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麼當任何組織和個人發出疑問「如何我能提供幫助」的時候，我們就能採取行動。我們就能夠保證不浪費一丁點全世界人類對他人的關心。但是，世界的復雜性使得很難找到對全世界每一個有愛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動方法，因此人類對他人的關心往往很難產生實際效果。
從這個復雜的世界中找到解決辦法，可以分為四個步驟：確定目標，找到最高效的方法，發現適用於這個方法的新技術，同時最聰明地利用現有的技術，不管它是復雜的葯物，還是最簡單的蚊帳。
艾滋病就是一個例子。總的目標，毫無疑問是消滅這種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預防。最理想的技術是發明一種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終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葯公司、基金會應該資助疫苗研究。但是，這樣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內都無法完成。因此，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使用現有的技術，目前最有效的預防方法就是設法讓人們避免那些危險的行為。
要實現這個新的目標，又可以採用新的四步循環。這是一種模式。關鍵的東西是永遠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動。我們千萬不能再犯上個世紀在瘧疾和肺結核上犯過的錯誤，那時我們因為它們太復雜，而放棄了採取行動。
在發現問題和找到解決方法之後，就是最後一步——評估工作結果，將你的成功經驗或者失敗經驗傳播出去，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從你的努力中有所收獲。
當然，你必須有一些統計數字。你必須讓他人知道，你的項目為幾百萬兒童新接種了疫苗。你也必須讓他人知道，兒童死亡人數下降了多少。這些都是很關鍵的，不僅有利於改善項目效果，也有利於從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幫助。
但是，這些還不夠，如果你想激勵其他人參加你的項目，你就必須拿出更多的統計數字；你必須展示你的項目的人性因素，這樣其他人就會感到拯救一個生命，對那些處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著什麼。
幾年前，我去瑞士達沃斯旁聽一個全球健康問題論壇，會議的內容有關於如何拯救幾百萬條生命。天哪，是幾百萬！想一想吧，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已經讓人何等激動，現在你要把這種激動再乘上幾百萬倍……但是，不幸的是，這是我參加過的最最乏味的論壇，乏味到我無法強迫自己聽下去。
那次經歷之所以讓我難忘，是因為之前我們剛剛發布了一個軟體的第13個版本，我們讓觀眾激動得跳了起來，喊出了聲。我喜歡人們因為軟體而感到激動，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讓人們因為能夠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動呢？
除非你能夠讓人們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動的影響力，否則你無法讓人們激動。如何做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同前面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我依然是樂觀的。不錯，人類的不平等有史以來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夠化繁為簡的新工具，卻是最近才出現的。這些新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將人類的同情心發揮最大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將來同過去是不一樣的。
這個時代無時無刻不在涌現出新的革新——生物技術，計算機，互聯網——它們給了我們一個從未有過的機會，去終結那些極端的貧窮和非惡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喬治·馬歇爾也是在這個地方的畢業典禮上，宣布了一個計劃，幫助那些歐洲國家的戰後建設。他說：「我認為，困難的一點是這個問題太復雜，報紙和電台向公眾源源不斷地提供各種事實，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極端難於清晰地判斷形勢。事實上，經過層層傳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勢，是根本不可能的。」
馬歇爾發表這個演講之後的三十年，我那一屆學生畢業，當然我不在其中。那時，新技術剛剛開始萌芽，它們將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小、更開放、更容易看到、距離更近。
低成本的個人電腦的出現，使得一個強大的互聯網有機會誕生，它為學習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網路的神奇之處，不僅僅是它縮短了物理距離，使得天涯若比鄰。它還極大地增加了懷有共同想法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機會，我們可以為了解決同一個問題，一起共同工作。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進程，發展速度簡直快得讓人震驚。
與此同時，世界上有條件上網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這意味著，還有許多具有創造性的人們，沒有加入到我們的討論中來。那些有著實際的操作經驗和相關經歷的聰明人，卻沒有技術來幫助他們，將他們的天賦或者想法與全世界分享。
我們需要盡可能地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使用新技術，因為這些新技術正在引發一場革命，人類將因此可以互相幫助。新技術正在創造一種可能，不僅是政府，還包括大學、公司、小機構、甚至個人，能夠發現問題所在、能夠找到解決辦法、能夠評估他們努力的效果，去改變那些馬歇爾六十年前就說到過的問題——飢餓、貧窮和絕望。
哈佛是一個大家庭。這個院子里在場的人們，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類群體之一。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毫無疑問，哈佛的老師、校友、學生和資助者，已經用他們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但是，我們還能夠再做什麼呢？有沒有可能，哈佛的人們可以將他們的智慧，用來幫助那些甚至從來沒有聽到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
請允許我向各位院長和教授，提出一個請求——你們是哈佛的智力領袖，當你們僱用新的老師、授予終身教職、評估課程、決定學位頒發標準的時候，請問你們自己如下的問題：
我們最優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於解決我們最大的問題？
哈佛是否鼓勵她的老師去研究解決世界上最嚴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學生是否從全球那些極端的貧窮中學到了什麼……世界性的飢荒……清潔的水資源的缺乏……無法上學的女童……死於非惡性疾病的兒童……哈佛的學生有沒有從中學到東西？
那些世界上過著最優越生活的人們，有沒有從那些最困難的人們身上學到東西？
這些問題並非語言上的修辭。你必須用自己的行動來回答它們。
我的母親在我被哈佛大學錄取的那一天，曾經感到非常驕傲。她從沒有停止督促我，去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結婚的前幾天，她主持了一個新娘進我家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上，她高聲朗讀了一封關於婚姻的信，這是她寫給Melinda的。那時，我的母親已經因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還是認為這是又一個傳播她的信念的機會。在那封信的結尾，她寫道：「你的能力越大，人們對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我們在這個院子里的這些人，被給予過什麼——天賦、特權、機遇——那麼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人們幾乎有無限的權力，期待我們做出貢獻。
同這個時代的期望一樣，我也要向今天各位畢業的同學提出一個忠告：你們要選擇一個問題，一個復雜的問題，一個有關於人類深刻的不平等的問題，然後你們要變成這個問題的專家。如果你們能夠使得這個問題成為你們職業的核心，那麼你們就會非常傑出。但是，你們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個星期只用幾個小時，你就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發現困難所在，找到解決它們的途徑。
不要讓這個世界的復雜性阻礙你前進。要成為一個行動主義者。將解決人類的不平等視為己任。它將成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
在座的各位畢業的同學，你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神奇的時代。當你們離開哈佛的時候，你們擁有的技術，是我們那一屆學生所沒有的。你們已經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們那時還不知道這些。有了這樣的了解之後，要是你再棄那些你可以幫助的人們於不顧，就將受到良心的譴責，只需一點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變那些人們的生活。你們比我們擁有更大的能力；你們必須盡早開始，盡可能長時期堅持下去。
知道了你們所知道的一切，你們怎麼可能不採取行動呢？
我希望，30年後你們還會再回到哈佛，想起你們用自己的天賦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個時候，你們用來評價自己的標准，不僅僅是你們的專業成就，而包括你們為改變這個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們如何善待那些遠隔千山萬水、與你們毫不涉及的人們，你們與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同為人類。
最後，祝各位同學好運。
⑤ 金一南：災難不由我們選擇，道路卻由我們開辟
【易境思·2020中國汽車營銷沙龍】9月4日，以「來者可追 安且吉兮」為主題的易境思·2020中國汽車營銷沙龍在浙江安吉舉行。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博導金一南少將在主題演講《困境與機遇》中講到，我們正處於歷史轉折點：今天全球化進程嚴重倒退，多國經濟大幅度滑坡，供應鏈體系遭受重創，種族主義四處蔓延，世界遭受嚴重震盪。今天全球面臨的這些問題，沒有任何人能夠跑脫。
金一南認為，在這樣的非常時刻，堅持全球化的進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開門就是前進。無論是經濟脫鉤還是科技脫鉤，都無法抑制中國市場，「技術壓抑市場是暫時的勝利，而市場自創技術是最終的勝利。」
金一南說，產業鏈的集群化是這次疫情中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重要特徵；疫情正在促使下一階段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雲服務、物聯網、遠程連接等等；未來第一步看誰扛得住，誰才能生存；第二步能生存下來才能變革。生存不是目的，生存下來是為了變革，變革是為了勝利。我們把握生存之機，把握變革之機，就是把握勝利之機。
以下是演講實錄：
今天給我的題目是《困境中尋找機遇》，我把題目改了一下《困境與機遇》。
今天講困境與機遇的時候，第一句話就是有些年代註定要在歷史中留下深刻的印痕。2020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不僅個人，包括大家生活的社區，包括大家所處的國家，包括國家之間的關系，都留下了深刻印痕。
我們正處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猝不及防
2020年初，最初大家談論的是美伊戰爭，然後是中美貿易協議。結果年初料定的戰爭沒有發生，和平也沒有到來，來的是一個不速之客——新冠病毒，誰請它來？不請自到。今天確診病例2600萬，死亡接近90萬，2019年底到2020年初，全世界那麼多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誰料到這種形勢？
還有一句話「重大危機往往成為歷史轉折點。」這句話里還有一句話：「歷史轉折點往往是不經意的」，我們正處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猝不及防，大家都也沒有想到。
今天全球化進程嚴重倒退，多國經濟大幅度滑坡，供應鏈體系遭受重創，種族主義四處蔓延，世界遭受嚴重震盪。今天全球面臨的這些問題，沒有任何人能夠跑脫。
誰能想到美國感染新冠病毒人數、死亡人數全球最多，股市十天熔斷四次。美國醫療條件最好，醫學設備最發達，結果今天確診人數630萬，死亡超過19萬，特朗普說「能把死亡人數控在10萬以下是重大勝利」，我們聽了大吃一驚。
同時，美國失業人數超過4千萬，意味著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失去工作，特朗普氣急敗壞，對他來說三年多的經濟成果，6天時間全被摧毀，他最輝煌的成果就是經濟、股市和就業，今年3月底到4月初，道指從29000點下降到18000多點，下跌將近11000點。
我們為抗疫做出最好的示範，我們是閉卷考試，答得很好，卻被若干國家要求索賠。為什麼他們特別熱衷向中國索賠？一方面中國有多次賠償的歷史傳統，另一方面「隱忍為上，花錢消災」的現實思維。我們有一句話：只要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算問題。這些思維方式被國外掌握，對我們絕不是福音，而是災難。他們把中國人當作最好的打劫對象。
所以在今年推遲召開的兩會上，王毅外長講的非常清楚，針對中國的這些濫訴沒有事實基礎、沒有法律依據、沒有國際先例，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這些話的意思十分清楚，想讓中國賠償，一個錢都不要想。我們沒有這種堅決態度，絕對不行。從今天的現象可以看出來，新冠病毒大流行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裡程碑式事件，所有的猙面——國家的真面、個人的真面、企業的真面，大難臨頭都暴露出來。面目有多麼猙獰，想掩蓋也掩蓋不了。新冠病毒流行不是重置秩序的革命性力量，而將以罕見的螺旋方式加速歷史倒退、封閉、保守、阻斷、全球化大幅度退坡，大國關系惡化，全球供應鏈和市場規則遭受深度懷疑，民粹主義、反精英、反融合日漸成為趨勢，不同人種之間的對立與區隔，各種政治的、社會的、種族的偏見死灰復燃。歷史不總是前進的，歷史是會倒退的。今天大家所處的時刻，就是一個歷史倒退的時刻。
「站立不動，也是前進」
在這樣的非常時期我講一句話：「站立不動，也是前進」。
我們即使沒有什麼新政策、沒有什麼新方略，我們只要堅持原有的全球化進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開門，我們就是前進。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講的「可以確定，2020年全球經濟將急劇下滑，比大蕭條時期更加嚴重，全球將有170個國家出現人均收入負增長。」最近調整到了190個國家，就是說幾乎所有國家都是負增長。今天我們在這里講困難，但誰不困難?我們這里講問題，但誰不是問題成堆? 中國的問題相較之下是最輕最緩的，人家比我們困難的多。我們在今天率先走出了疫情，人家還身陷在裡面。
中國的經濟規模和教育規模正在逐漸顯現
我們不但走出來了，再看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我們今天講困境與機遇，機遇寄託在中國首先走出疫情，第二中國經濟規模，這種經濟規模再想動搖是非常難的。你看世界四大製造國，黑線是美國，長期雄居世界製造業20%，後來跌落了；灰色線是日本，90年代中期日本曾經達到過20%，後來跌落了；虛線是德國，長期在世界10%以下；你看中國這條線，1980年世界製造業2.5-3%，2008年中國上升的紅線與美國下降的黑線相交，各佔世界製造業18%。2018年中國製造業佔世界比重29.4%，世界第一，2025年這一比重將上到40-45%。這是我們的基礎，我們的經濟規模。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統計，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的工業門類的國家，包括39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形成門類期權，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是我們今天重要的從困境走向機遇的基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做的世界主要工業國家高端製造門類比較，美國、德國、中國、日本，這四國，14項高端製造的產業比較，看日本，日本沒有航發，沒有民航客機，沒有互聯網、沒有通訊設備、沒有航天工業、沒有衛星當行等等，這是日本的缺項。然後德國，也沒有航空發動機，沒有晶元，沒有智能手機，沒有筆記本電腦、沒有互聯網、沒有航天工業、衛星導航等等。然後是美國，美國沒有液晶電板、沒有高鐵、沒有民用船舶、沒有鋰電池。最後是中國，14樣全部齊全。我們的問題是什麼都能造出來，就是質量不太好，這是我們必須改變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中國經濟規模今天達到這個程度，就像總書記講的一樣，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不是小池塘，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是不能掀翻大海。
規模太大了，你通過什麼經濟切割，科技切割把中國切割的所勝無幾，都不可能。所以講不管貿易戰，疫情也好，對我們的沖擊，心理沖擊大於實際沖擊，國人很振盪，心理振盪，實際上沒那麼可怕，中國經濟的規模導致美國人很難辦，特朗普經濟顧問要求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出去，政府將支付一切搬遷費用，特朗普讓庫克搬，庫克說，在美國，如果把模具工程師開會，可能一個房間都裝不滿，但是在中國，可能許多足球場才能容納下那麼多人。
支撐中國經濟規模的，是中國的教育規模。2016年我們學理工的本科生已經達到了500-600萬，現在600萬以上，美國56.8萬，而且大部分還亞裔，美國人學金融，學法律，學醫學，而橋梁、船舶、汽車、鋼鐵、煤炭他們不學了，這是美國今天存在的大問題，它沒有足夠的工程師熟練工人。《華盛頓郵報》報道，「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理工畢業人才。2001-2014，中國新開設1800多個大學，培養出的科學、技術工程畢業生是美國的10倍」；《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報道：「44%中國大學生主修自然科學工程學，美國只有16%，考慮到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這一趨勢未來十分可怕。」美國不是怕你現在，是怕你未來。再這樣下去，中國的工程師源源不斷大量涌現，美國該怎麼辦？國際經合組織預測，2025年，中國擁有的工程師和熟練工程師數量，將超過經合組織所有成員國的總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濟規模和教育規模，而教育規模正在逐步展現。
這是2018年全球專利申請，從這里大家可以看到，歐洲專利局包括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丹麥、瑞典加上東歐全部加起來2018年才申報了17萬項，不如韓國21萬項；而韓國是日本的三分之二；日本31萬項，是美國的一半；美國將近60萬項，美國是中國的三分之一強。當然我們的專利申請質量還沒上去，美國、日本專利質量高，我們專利申請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正在積累，有了量變才有質變。我們的汽車產量現在將近三千萬輛，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量變，汽車界應該已經到了質變時刻了。
現在美國人炒得最厲害的就是經濟脫鉤，怎麼脫鉤？提出「休西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說：「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脊樑，美國無法讓其他國家和中國經濟脫鉤，中國經濟的主導部分實際上是國內消費，他們不需要去向西方求援。西方去中國投資是因為這里成熟的供應鏈，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巨大的市場，誰會傻到放棄這個市場。」「生產當然可以轉移到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問題是他們有多大市場消費的那些生產出來的眾多產品？」這就是問題所在，你把汽車企業轉到越南，越南有那麼大汽車銷量嗎？它銷不出去，我還得到中國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還得過來，還得經過一道關稅。這是市場的抉擇，不是政治誘惑，是市場誘惑。
美國說好，那就科技脫鉤，高科技脫鉤。谷歌的前CEO，退休後出任五角大樓「國防創新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堅決反對科技脫鉤，他說：「一旦拆散了全球平台，就再也無法收回。中國受益一個通用的交流平台，每個技術平台都有西方價值觀，這才符合西方的利益。」你逼著中國人搞沒有西方價值觀的中國平台，好不好？讓中國人永遠用西方的二流、三流的晶元，永遠用高價購買美國晶元、支撐美國晶元研發，這樣最好。現在中國人自己干晶元，不但導致美國晶元嚴重庫存堆積，而且導致後續研發能力下滑。所以施密特的結論是「最好讓中國人使用西方的晶元，而不是自己製造晶元。」
這裡面我們看到了市場的力量。就像郎咸平講的一樣「技術是美國的最大優勢，市場是中國的最大優勢，技術必須賣給市場，才能獲得高利潤，失去市場技術必定衰退。」「晶元是人類目前最高級最復雜的技術，美國以此為傲慢，中國是全球最大晶元市場，有了市場沒有技術可以發展技術，若失去技術，技術之花再艷麗也必然枯萎。」「技術壓抑市場是暫時的勝利，而市場自創技術是最終的勝利。」
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外雙循環相同促進的大格局
這就是總書記講的，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我們充分看見了美國的技術優勢，卻沒有充分領略自己的市場優勢，美國現在充分感受到了中國的市場優勢，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就是總書記講我們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外雙循環相同促進的大格局，這就是我們未來的格局。
產業鏈的集群化是這次疫情中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重要特徵。這次疫情中，從今年初到現在，我們兩個區域，——蘇州、重慶都在增長，而且增長幅度比較大，關鍵得益於產業鏈的集群化。所以黃奇帆市長說：「中國要抓住歐美部分產業停擺，經濟衰退的機會，在珠三角、京津冀、長三角、成渝雙城經濟圈等地區重點打造一批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幾千億甚至上萬億的新興產業鏈集群」，作為國內大循環的核心，國際大循環的起點。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雙城經濟圈，加上未來的鄭州、武漢、長沙、合肥中部地帶，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核心，國際大循環的起點。
疫情正在促使下一階段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雲服務、物聯網、遠程連接等等。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基礎設施好，中國恰好在5G研發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基建進一步加速。我們可以設想下一步這種基礎設施將更加優於其他國家。美國五角大樓評估：「5G有可能將中國從資本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經濟，轉變為創新型經濟體。」5G我們走在全世界最前面。我們講困境與機遇，講機遇是無形的資源，講把握機遇要把握不確定性。大多數人不喜歡不確定性，其實真正的領導者喜歡不確定性，真正高超的領導藝術，恰恰是充分發揮不確定性的結果，如何有效的利用不確定性，正因為不確定，才真正有機會在裡面。
當然我們說未來就是這樣，第一步誰扛得住，誰才能生存。2020大沖擊，一大批企業垮掉，對服務業打擊太沉重了，餐飲業、旅遊業、賓館業包括交通業打擊及其沉重。我說第一步誰扛得住誰就生存，第二步能生存下來才能變革，生存不是目的，生存下來是為了變革，你死了，你所有雄才大論都結束了，你得活下來，你才能變革，你成為變革者，變革的目的是為了勝利，一定要做勝利者。
這是CNN統計2020世界經濟增量，橘色是2020，全部都是負增長，大家看美國-8%，英國-10%，法國-12%，西班牙、義大利-13%、-14%、-15%，唯有中國冒出個小紅頭這個冒小紅頭非常珍貴，人家都在負數，你只要在正數就是重大勝利。2020的疫情促使中國和美國的距離大大的拉近了，我們覺得發展受阻了，其他國家更後退，距離反而靠近了。國際經濟界有個「倖存者通吃」理論，就是看誰能活到最後。我們把握生存之機，就是把握變革之機，把握勝利之機，在災難中完成這種把握。
最後以恩格斯的話結束：「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進步作為補償」。能不能享受到這個補償，取決於你的生命力，你的發展力，你的創造力。災難不由我們選擇，道路卻由我們開辟。
最後兩句話：第一句：「問題是帶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導。」
第二句：「危機是教人進行創造的最好老師。」
我就講到這兒，謝謝。
⑥ 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去世，他曾為中西方作出了什麼貢獻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於當地時間20日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傅高義出生於1930年7月，生前曾是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社會學家、漢學研究學者，他精通的外國語言是中文和日文，在美國，他是唯一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十分精通的學者。傅高義教授生前為中西方交流以及中國與美國關系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曾多次參加相關學術會議交流，對兩國關系的改善積極獻言獻策。
希望傅高義教授一路走好。
⑦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去世，生前在業界的口碑如何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生前在業界的口碑非常好，是西方最權威的教授之一。美國著名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修教授傅高義於20日去世，享年90歲。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在社交網站上發布消息稱：“我們懷著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義去世。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期間，傅高義教授擔任中心主任。他是我們中心真正的守護者，一位博學的學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們將深刻懷念他。”今年，傅高義就在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描述，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給中美關系帶來新的機會，中美之間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進行推進。與會的中俄專家也持同樣觀點。傅高義還表示，美國應該承認我們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我們。
⑧ 高分求《比爾蓋茨哈佛演講》讀後感。
讀後感
從哈佛大學退學三十年後，比爾•蓋茨作為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嘉賓重回他的母校。作為哈佛大學所有失敗者中最成功的一人，比爾•蓋茨並沒有向大家講述他的成功之路（這種老套的勵志故事已經十分濫俗），而是提出一個大家都面臨的問題：在新技術加速發展的時代，如何應對世界的不平等，並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作為當時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想必比大多數人能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世界是多麼的不平等。我很贊成比爾•蓋茨所說的：「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是來自科學或思想的新發明和新發現，而是來自於那些有助於減少人類不平等的發現，不管通過何種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體系、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還是廣泛的經濟機會——減少不平等始終是人類最大的成就」。同樣地，就個人而言，一個人最大的進步不是看他擁有多少財產、獲得多少榮譽、享有多少頭銜，而是看他對於消除人類的不平等做出了多大的貢獻。比爾•蓋茨的人生便生動地詮釋了這一點。
對於消除人類的不平等，我想美國人最享有發言權。美國的獨立實現了「圖生存、求自由、謀幸福」的啟蒙運動理想。早期的美國人有一個政治信條——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其意為美國憑借天命，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消除不平等的制度。時至今日，美國仍然是擁有普世理想的國家，而這正是美國文化精神的傳統，可上溯自《獨立宣言》和更早的清教徒傳統。因此，比爾•蓋茨希望哈佛年輕的畢業生們去消除人類的不平等，正是美國這一傳統的體現。
不單是美國或西方文明世界，在歷史久遠的中國，同樣也有濟世精神的傳統。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曾經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這與西方的普世精神是相通的。在今天，「兼濟天下」不妨可以理解成為去消除人類的不平等。因此，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中國人，是「達」還是「窮」，每個人都是能為消除不平等做出貢獻的，比爾•蓋茨正是「兼濟天下」的典範。
在我們已經意識到世界的不平等，並且希望加以改變時，如何去應用這些新技術，如何最終解決不平等問題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就像比爾•蓋茨所說的，確定目標，找到最高效的方法，發現適用於這個方法的新技術，同時最聰明地利用現有的技術，即以理性的思維作為指導，科學地認識事物，保證效率，並且不斷創新的解決問題的准則。因此，在這個新技術不斷更新的時代，許多舊的、傳統的方法應當不斷改進，吸收結合當今最先進的技術，始終保持高效率，以適應當今社會。
從比爾•蓋茨的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消除消除人類苦難不平等的崇高理想，和一個能實現這個理想的切實有效的方法。每個人，無非男女老幼、能力多寡，都可以盡其所能，去為實現這一理想貢獻自己的力量。因為致力於消除人類的不平等，既是個人最大的進步，也是人類最大的進步。
⑨ 麻煩各位"求一篇自立自強演講稿"
時光如流水在我的心靈里流淌，世事的變遷給我留下了許多抹不掉的記憶。回憶則如同沙礫一般沉積在我思想的長河裡，像陽光般燦爛，像大海般蔚藍……而我卻突然感受到這一切的一切，有一天在記憶里漸漸的模糊，模糊，直到讓我陷入恐懼，讓我帶上面具來面對這個世界。
記得孩提時，門前盛開著美麗的花朵。我一個人常抱個小板凳，坐在花前痴望。怡人的清香溢滿了整個童年。童年是快樂的，然而它就像一架紙飛機一樣，從起飛到落地，是那樣的短暫。冬去春來，轉瞬即逝。如今的我已走過了花季，來到了雨季。一次次的經歷，一年年留下的足印，讓我領悟了許多許多。有時，坐在窗前，透過玻璃，感受這美麗的世界。突然覺得做人其實很難，幼時的幻想中，一切是那樣動人。或許是輕看了人生，認為它不過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游戲，而游戲無非是想為了有個完美的結局。可是，幼稚的我又何曾想過為了這個結局，一生要走得多麼艱難，這一歷程又有多少競爭、危險、困惑、辛酸與痛苦呢！
孩提時的天真與無邪悄然而逝,伴著成長中從未遇過的挫折與困難，我對生活的感觸也一天天的變化著。於是靜下心來,向著自己的目標不斷的努力。終於走進了這所重點中學,讓我覺得人生更加美麗了。總認為學習不過是努一把力就上來了,曾經那樣普通的我,不也在別人面前那樣出色過?只要努力,我一定會做的很好。
可是，越來越差的成績，讓我越來越感到恐懼，也就越來越害怕去面對。或許是自卑，或許是頹廢，我學會了沉默，學會了默默的感受一切。封閉自己，讓我擁有了叛逆，所有的東西在我的心中匯成了一股傷感。或許這無法控制的叛逆，一直悄悄地纏著我，甚至迷惑著我，左右著我，使我冷眼看待這個世界，人生游戲，游戲人生……放棄，逃避，一直喜歡這種放肆的自由。在我的生活里，一切都是淡淡的，麻木溶入了我的靈魄，沒有了激情，沒有了……
白天給了我明亮的眼晴，我看到的卻總是黑夜。
也曾鼓勵著自己，換一種方式來面對人生，而做出的一切，卻讓我繼續迷失，我找不到前進的方向。我忽然有種想哭的沖動——為了一種莫名的憂傷，一種莫名的惆悵。似乎應該讓陽光走進我的心靈，一次又一次鼓起了勇氣，對自己說釋放自己，但或許有了某種感覺，心情就再也輕松不起來了。
嘴上說不愛成績是因為成績不盡人意，其實我知道自己是虛偽的。哭吧哭吧哭吧，流淚不是罪。這不是後悔的淚，我的心告訴自己我的生活沒有後悔。為人生而傷感很虛偽，為什麼不做一個真實的我。只要有一縷陽光在，就有前進的道路。苦過、痛過、累過，最終等待我的會是欣慰。
撕開虛偽的面具，再做一次真正的我，從今開始，我同樣是一個出色的我！
我鍾愛那努力的過程，而非結果。我不再寂寞，不再等待，讓自己努力去尋找那充實的過程吧！
心若在 夢就在
天地之間還有真愛
看成敗人生豪邁
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談 自 信
————盧鵬
何為自信?有人形容"自信是諸葛亮空城之上，面對百萬之眾時鎮定的笑容；是毛澤東籌幃屋，指揮三大戰役時堅定的目光；是朱總理當後，當記者問時激昂的語調。"說穿了，所謂自信，就是相信自己，信任自己，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自信十分重要，她是取得事業成功的前提條件。奧運健兒之所以敢在強手如林的運動場上顯身手，敢於去摘金奪銀，是什麼支撐著他們？是自信，是自信鼓舞著他們。反之，一個人如果總對自己沒信心，總覺得自己不如別人，妄自尊菲薄，走路老愛低著頭，遇到自己解不開的難題就覺得自己笨，那麼，他便不敢去創新，不敢去進取，不敢去與別人競爭，久而久之，他便沒有自己的主見，甚至連自我都失去了，更談不上對目標的追求，未來的企盼，更談不上事業的成功了。
當然，有了自信，事業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對自己沒有信心，就一定會慘遭失敗。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當自己陷入困境時，就會對自己說："相信自己，我能行，我越來越接近成功了。"當自己遇到挫折時，會昂起頭，挺起胸，對自己說："我一定能擊垮他，下一次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的。"因此，自信是一個人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自信與"自大、自滿"是不同的。如果自己未真正付出過努力，從未為自己的目標奮斗過，就閉著眼睛信誓旦旦地說"我自信我是強者。我自信我是絕對優秀的"，那麼，這種"自信"已成了自以為是，不自量力。所以，"自信"也要有資本，你沒有資本，自信就成了驕傲，成了自滿。換言之，自信與努力是相輔相行的，自信是事業拼搏過程中的一種精神，一種表現，努力是自信的基礎和載體，離開了對生活、對事業的追求，自信也就失去了意義。
自信，是煩躁中的音樂，是空白中的色彩，是理想跑道上的潤滑劑。一個人，有了自信心，才會去有動力有資本為理想奮斗，與困難拼搏，走向成功與輝煌。沒有自信心，那麼哪怕再努力也只能面對失敗。一條河源頭已乾枯，怎能可匯入理想的浩瀚海洋？
自信的海倫凱勒說過：「對於凌駕命運之上的人，自信是命運的主宰。」正因為自信，她沒有灰心，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只有自信，才會有樂觀、勇敢等品質並肩而來。古往今來，居里夫人，茅以升，王軍霞，自信心築就了多少英雄豪傑！
有這樣一則材料；哈佛大學的某位教授從學校里選了三位教師，一百名學生，讓他們組成三個班，並對他們說：「你們是全校選出的最好的老師和學生，你們可以成為全校最棒的組合，你們一定能幹出好成績的。」果然，一年後，他們的考試成績是全校最好的。這時教授告訴他們：「其實你們只是我隨即抽樣的。但你們正好驗證了我的一個推論：人只要有自信力，就會創造出人間『奇跡』。」
從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自信力——自我的力量是具有相當大的潛能的。一個人無論是天資聰穎，還是後天努力，要想干出一番成績，都少不了自信力。如果沒有自信力，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能聞名於世嗎？如果沒有自信力，愛迪生能成為世界偉大的發明家嗎？自信力，是成就事業的可靠保證，前提條件。
材料中的老師和學生是普通的，他們都干出了最好的成績。這是什麼原因呢？是自信力，是自我力量的最好挖掘。因為他們都深信：自己是最好的，最好就要做得最好。就像居里夫人說的：我們要有信心，首先要有自信力。假如居里夫人沒有自信力，她能從多種放射性元素中提取出鐳這種稀有元素嗎？所以說自信力是我們取得成功的必備條件，它會在我們的前進路上燃起希望之火。
日常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自信力。下崗工人中，有一部分人缺少自信心，自暴自棄，生活得一團糟。而另一部分人卻充滿自信力，抖擻精神迎接挑戰，開創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當他們下崗時，他們也憤怒過，怨恨過，沮喪過。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闖過難關，他們成功了。這就是自信力的作用。
作為學生，我們也應當具有自信力。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理想的成績，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自信力在我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中都必不可少，它是我們取得成功的基石，它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五彩斑斕。
總之，自信是我們的諍友，只要有自信，那麼，即使你遇到艱難險阻，也會勇敢面對，直至取得成功。同學們，讓我們找回自我，充滿信心吧！
跨過十五歲的門檻——如何擁有自信
————李天龍
當你與一個人四目相對時，你會有什麼反應？心動？惡心？亦或是逃避？
我坐在書桌前，咬著下嘴唇，思緒如藤蔓般零亂的纏繞在心頭，彷彿自己的心裡裝滿了東西，卻被一抹水草緊緊裹住，無法掏出般難受……
此時的我依然坐在書桌前，依然咬著下嘴唇，只是當我抬頭與鏡中的自己四目相對時，心中凌亂的思緒隨著藤蔓的松解頓時煙消雲散，整個空盪盪的心房彷彿長期以來便被寞剝蝕般，顯得陳舊和陰暗。面對著鏡中的我，那個浸了一頭冷水的頹廢小生，我……無語。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內涵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是不是好文章就必須有內涵？我不知道身處這樣一個花花社會，自己能活多久？也不知道死亡預示著什麼？是否人們在潛意識里對死亡有種與生俱來的渴望？我甚至不知道以後的路我該如何將它踩完？
15年了！在人生的漫漫長路上，我好歹也走進15年了！我知道，15年在16歲以上的人看來是何等的短暫，可在我的眼中它卻那麼漫長，漫長的好像從寒冷的月亮上墜下的銀梯。每爬一步就得將兩旁彩雲上的負荷往肩上扛。盡管我知道自己遠承受不了如此重的負荷，可既然我已經上了天梯，也就沒有任何退路可言了！望望腳下那屍骨惡臭熏天的深淵，你敢鬆手嗎？敢嗎？我……不敢……於是，我只好艱難爬，一面爬，一面將那些標著「人際」、「學習」、「生活」的負荷往擔子里裝。是呀，我在這看似短短的15年間，經歷了太多的風吹雨打，承受了比同齡人重得多的壓力！這也使我那份不該覺醒的成熟思想，可悲地悄然蘇醒，所以我便懂了我的30歲，還需再等15年，還需再經歷15年的日曬雨淋！那漫漫15年，是多麼深遠的數字啊！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充滿神秘感的危險數字前，我叛逆了，我將自己的全身乃至思想塗滿了反叛的色彩，一個狗都懶得理的頹廢的男孩取代了昔日的乖乖仔，他那份潛在的自由如火山噴發般燒掉了一切諸如「聽話！懂事！有禮貌！」等等虛偽的外表！我不知道這預示著什麼？不知道、也不願知道這樣的變化是好是壞。所以，當我與自己四目相對時，我選擇了逃避！只因為我怕，我怕自己往後走錯一步，便留下滿腔的悔恨不和一袖怨艾的干風。在15歲的門坎兒邊我駐足了，讓那靜靜靠在黃昏的窗口，被金色的陽光模糊了輪廓的不羈少年永遠留在15歲的盡頭吧！因為這才是真正的我啊！
說實話，我不想改變自己。不想改變大大咧咧、喜好沖動、一腔熱血、直言快語這些15歲應有的性格。在15歲的眼裡，在我的眼裡，「小齡青年」的輕浮是應該的！是必須的！是沒有也得裝出來的！於是我嘻嘻哈哈、瘋瘋顛顛、瀟瀟灑灑。對一切抱混世的態度！懶得去理別人異樣的眼光，懶得回應別人膚淺的評價，整天無所事事。的確，從表面看，我似乎真的很自我，可內心卻依舊寂寞如初！心房中苔蘚的霉絲早已布滿整個角落！在經歷了人際淡漠，學習重壓，生活困擾的一番狂轟濫炸後，我那自認必須隨著攜帶的輕浮使我在母親面前淌下了不爭氣的淚水，母親拍拍我的肩對我說：「這些小事，沒什麼大不了的，人本來就是哭著來到這世上，哭著離開這世上的！關鍵是在生與死之間，你成長了沒有？你看清世間虛虛實實的幻像了沒有？受傷了，人才會成熟！」
母親說的很平靜，平靜的就像冬日結冰湖水般，那一字一句如風般的喘息絲毫不能激起湖水的一波一紋。這簡直令我不敢相信！母親平淡到了極點的一句話也使我震撼到了極點！在15歲看來，這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想法啊！而在我看來，這句話卻像一顆小型炸彈似的，動搖了15歲在我腦海中根深蒂固的思想。
人總要學著自己長大。我已不再是小孩了，學會穩健的走自己的人生路，是我必經的一個環節！我想，我那年齡與思想不調和的場面應該不會再出現了吧。忽然間明白了那張不羈少年的照片並不真正的自己，也不是15歲的盡頭，30歲、45歲、60歲……15歲是沒有盡頭的。而只有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自己不同成長經歷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位靜靜靠在黃昏的窗前，被金色的陽光模糊了輪廓的不羈少年，只不過是我第一個成長經歷的旅程碑罷了。
我還是坐在書桌前，還是咬著下嘴唇，只不過當我與鏡中的自己四目相對時，我不再逃避，而是提腳跨過15歲這道坎兒……
談 自 信
————劉德慧
所謂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理想願望一定能夠實現的一種精神。自信是對想成事者至關重要的。
首先，自信使人勇於嘗試，對於以往沒有過的新事情因為有了自信，才敢於去嘗試。成功與否暫且不談，事情總是先需要去做，做了才會有所謂成功或失敗，不是嗎？沒有自信，怕失敗，不敢面對新事物，又何談成功？又怎麼樣進步呢？
其次，自信使人敢於克服困難，勇往直前，做了事情，總不可能會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怎麼辦？「我不行」「我解決不了」缺乏自信，知難而退，豈不前功盡棄？正所謂「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計，無志者只感千難萬難」只有自信你才會勇於克服困難，想盡各種辦法去解決它，繼續向目標前進。
最後，自信可以在失敗後給你以動力，使你重新站起，自信者說：「失敗了，沒有什麼，它只能說明這種方法不適合，我可以再試試其它方法，」而自卑者則一蹶不振，死死陷入內心陰暗之中。
讓我們看看自信者是怎樣做的：
「鐳」的發現者——居里夫人，在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尋覓鐳的蹤跡時，卻信心百倍，毫不動搖，成功後她對朋友們說：「無論做什麼事情，我們都應有信心，尤其是自信心。
「毛遂自薦」亦是自信心的體現，沒有自信，毛遂怎會勇於自薦不自薦，又怎會被予以重用去說服楚國出兵相救，使自己的國家轉危為安呢？
可見，自信是一個人成大事的必備條件。
但自信絕不等於狂妄，自信心是指對自己的充分認識，對自己所具有的氣質和才能的正確估計，只有自信才可能發揮自己的才能，才可能成就偉大的事業，而狂妄則是盲目的自信，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不可能實現的，它違背了以物質為基礎的客觀規律，其後果必是失敗，二者不可混淆。
此外，沒有行為的自信是毫無意義的。從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到體力極限仍拼搏的王義夫到蔣丞稷在游泳賽中奮力拚搏，2個事例無疑讓我們感到：要有拼搏精神。拼搏精神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質，有了它，才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才可能戰勝困難，才可能創造輝煌。有拼搏精神的人，才可能在人生路上少留下些遺憾，多一些理想境界中的東西；反之，如果過分隨遇而安的話，我們的世界就不會是今天這樣――黑暗中不可能有燈光，許許多多東西都不復存在。拼搏，就似乎一把鑰匙，一把現實與理想與成功的鑰匙。沒有它，你將永遠與理想和成功相隔一扇沉重的門。
當然，拼搏並不一定真正走向成功，但你做了總比不做的好。與命運拼搏的強者海倫.凱勒正說過一句話：「當一個人感到有一種力量推動他去翱翔時，他是決不應該去爬行的。」不管結果怎樣，拼搏總會給你帶來一份希望一次經驗一次贏的機會。輸了，也是偉大的失敗者。何樂而不為？
有目標，有自信，但不去實際行動起來，不去努力工作，也不會獲得成功，我這里所談的自信當然是指有行為的。
總之，如果你確認自己是正確的，那就該堅信地走自己的路切記莎翁的一句話罷：「人要活著很容易，但是要成功地活著必須要有自信。」朋友們，讓我們跳起來奮力採摘理想的果實！
談 自 信
————金美艷
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夠實現的一種精神。自信是成功者的秘決。
首先，自信使人勇於嘗試。對於以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為有了自信才敢於去嘗試，才有可能成功。總之，事情總是要先去做，做了才會有所謂成功或失敗，不是嗎？沒有自信，怕失敗，不敢面對新事物，又怎樣談成功呢？又怎樣進步呢？
其次，自信使人敢於克服困難、勇往直前。人的一生，做任何事情不會總是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怎麼辦呢？如果總說：「我不行」。「我解決不了。」此類話，缺乏自信，知難而退，豈不前功盡棄？如此就會讓我們一事無成！正所謂「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計，無志者千難萬難！」只有自信，你才會勇於克服困難，想盡各種辦法解決它，繼續向目標邁進。
最後，自信可以在失敗後給你以動力，使你重新站起。自信者：失敗了，沒有什麼，它只能說明這種方法不適當，我可以再試試其他方法。而自卑者則從此一蹶不振，死死陷入內心的陰暗之中。
就如鐳的發現者——居里夫人，在十分惡劣的艱苦條件下尋覓鐳元素，卻信心百倍，毫不動搖，成功後她對朋友說：「無論做什麼事情，我們都應有恆
心，尤其是自信心。」
說到張海迪。大家都會豎起大拇指，而在痛苦中支撐她的是顆充滿自信的心：「我的身體雖殘疾，但我的思想並不殘廢！」她努力拚搏，與命運抗衡，終於成為了一個大寫的人。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自信是一個人成就大事最不可少的品質。
人的一切幻想都是一場夢，夢醒以後就什麼都沒有了，還是要面對現實。
人是沒有必要自卑的。至少，我這樣認為。因為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可能沒有一丁點兒優點。人世畢竟是公平的。你的這方面不如其他人，你的另一面卻可能是最棒的。
當你獨自一人沉浸在失敗、痛苦與自卑當中，不妨把眼光投向遠方。也許，遠方優美的風景，心靈的天空會給你一絲走出失敗的力量，會給你一絲溫馨的慰藉。這個時候，你會豁然開朗，發現自己缺少的也許只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或一點努力，一絲勇氣！
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必須樹立自信。通用電子氣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被稱作世界第一經理人。他發動大刀闊斧的企業變革，在全世界范圍內開拓疆土，顯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創造了20世紀的商業奇跡。而傑克到了成年還略帶口吃。但是，他並未為這個缺陷感到自卑，卻把這變成一種激勵。他竟能克服這個障礙，在商界出類拔萃。傑克領導的通用電氣在日後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就是「自信」。
正因如此，許多偉人都強調自信的重要。因為如果一個人總處在自卑的陰影下，誰都無法做一個最好的自己。
人生這段旅程，說長也長，說短也短。何不擁有一份平靜、輕松與自信，讓自己身上那些亮點，散發更美麗的光芒
⑩ 問個問題
哈佛大學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了題為「匯率體制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中國的表現及含義」的演講。演講由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現在對Rogoff教授演講是很好時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匯率制度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不久前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升值2%，並開始由釘住美元轉為釘住一籃子主要貨幣，同時允許匯率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即實行所謂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Rogoff教授講演將對理解我國匯率制度問題具有借鑒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對最新的匯率方面的研究文獻做了綜述，從這些文獻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採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並具有可持續性。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於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從歷史上看，十多年前國際上很多國家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使用了浮動匯率制，但所謂中間浮動匯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約三分之二的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現在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使用了中間匯率制度。並且這個趨勢會不斷持續，到2020年可能會繼續上升。Rogoff教授強調，在劃分國家匯率制度分類時，不是聽政府宣稱他們使用了某種匯率政策，而是要看他們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很多宣稱浮動匯率的國家實際上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宣稱固定匯率制實際是浮動匯率制的，這樣的國家很多是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雙重匯率。
Rogoff教授接著討論未來匯率制度會如何變化。對於「2050年世界匯率體系應該如何」？在中國影響較大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觀點是，未來只有一種世界貨幣。Rogoff教授的觀點則與此不同，他認為在未來50年後，世界貨幣系統應該由至少三種到四種主要貨幣組成，比如人民幣、美元、歐元，再加上一個主要石油輸出國或是商品輸出國的「與大宗商品相聯系的」貨幣。當然對於外圍貨幣而言，還會存在很多問題。
另議一個問題是，現今中國應該做什麼？Rogoff教授指出，現在中國政府將匯率制度變得更加彈性化這一舉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適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自身的快速發展以及貿易的擴張，固定匯率制已不再是中國可行的匯率制度，特別是如果中國想要對自己的貨幣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會迫使中國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保持固定匯率制也非常困難。當然中國有能力永遠保持固定匯率制，但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既然中國政府明確應該改革匯率制度，但應如何考慮時機選擇問題？Rogoff教授認為，早調整比晚調整要好，否則國家會因此遭受損害。也有意見認為，中國不會受損，原因是中國有約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歐洲經驗為例說明外匯儲備並不能使國家免受傷害。由於不願放棄固定匯率制，瑞典損失了100億美金的儲備，整個銀行系統也在短短一個月內崩塌，花費了近7年的時間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國7000億的外匯儲備相比於全球每天20000億美金的交易市場規模而言微乎其微。外匯儲備並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麥金農、蒙代爾教授都曾指出，中國不應放棄原先的固定匯率政策。從蒙代爾80、90年代的著作看來，維持固定匯率制的一個中心論據在於，沒有一個政府不會通貨膨脹。這也幾乎是蒙代爾教授唯一重要的論據。但現在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穩定的浮動匯率制會比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好。貨幣政策上的改進，例如獨立的央行、設定通脹目標，都使國家在沒有匯率工具的條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貨膨脹。而且現今國際社會的通脹問題已經遠遠沒有過去那麼嚴重。1992年，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的通脹率達40%，其中辛巴威是20000%，剛果人民共和國是10000%。現在，辛巴威的問題依然嚴峻，但其他的國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脹程度。剛果人民共和國現在的通脹率也只有個位數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認為中國不會因為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即使遇到問題，也可以加以控制。這需要中國對自身的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同時加強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和管理。
反對放棄固定匯率制的第二個理由在於金融危機。西方學術界很多文章認為，如果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則會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Rogoff教授認為出現金融危機多半是由於國家是被迫放棄原先的匯率制度。更重要的是，發生金融危機一般是由於貨幣價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為例，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原因在於墨西哥政府將比索對美元的匯率降低30%而造成匯率危機。比索實際價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間墨西哥全國GDP的30%也由於比索貶值而消失殆盡。損失嚴重的還有墨西哥的很多銀行，他們多為借入美元、貸出本國貨幣。同樣的情況還曾出現在韓國和印尼。但中國目前情況是存在匯率升值壓力。當然會有銀行和企業在此次匯率變動中受損，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體變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會出現大規模全球性的宏觀經濟危機、或者說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極小。
蒙代爾教授等人認為，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達到10%、而會和日本一樣降為0。1985年日本曾與美國在歐洲訂下廣場協議，約定日本匯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贊同此種觀點。他認為，日本經濟問題不是在匯率政策調整之後就出現的，導致經濟萎靡的主要原因並不能確定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觀政策嚴重失誤。
匯率制度彈性化和匯率升值是兩碼事。現在對於人民幣的壓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後的某一天壓力會是使人民幣貶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僅來自於貿易順差，也來自於資本的凈流入。而資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難。如果資本控制力平衡，那麼現在人民幣的壓力則可能貶值。
接著Rogoff教授列舉了人民幣被低估的論據。首先，從貨幣的購買力看，舉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為例，在各國此產品的銷售價格各不相同，中國價格最低，僅合1.27美元。再者，從中國的貿易增長來看，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化後發展起來的經濟體。以中國、日本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為例做比較。中國以1979年為基點，日本以1955年為基點，而新興工業化國家以1966年為基點，作圖比較發現，中國與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同，貿易規模逐年上升，並且這個趨勢還會繼續維持。
但從真實匯率(經過用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匯率)來看，中國情況則並不典型。1979年後中國真實匯率發展趨勢與自由化後日本背道而馳。日本保持上升趨勢，而中國則不斷下降。通常來說，從整個世界來看，一個國家富有的程度與其國內的價格水平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即越富有的國家東西越貴。因此，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變得富有後，真實匯率水平是應該上升的。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會經歷貨幣的升值，原因在於較高的生產率發展水平會帶動工資的提升。而在中國，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並沒有出現，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後備隊伍。中國經濟正在全球化、但是生產率高的地區可以不斷地從尚未全球化的較為落後地區吸入勞動力，這一過程阻止了勞動力價格上升，從而阻礙了整個價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於人民幣被低估，中國2004年貿易順差官方數據為1000多億美元，但實際上應該是這個數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7000億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達到日本儲備規模。
人民幣升值壓力來源於何處？龐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和貿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這也是其他很多國家對美元匯率升值的最大壓力。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會推動美元短期內升值，但這只是暫時性效應，美元總體面臨的壓力是貶值。美國用掉了全球儲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卻必須為最富有國家的揮霍行為買單，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美國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國總的經常賬戶順差為8880億美金，當今國際上順差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和德國，比中國還要高出很多。而美國2004年的赤字已經達到6660億美金，幾乎吸收了經常賬戶總額的3/4，這也是美國廣借外債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在美國貿易不平衡中，中國只佔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現場展示了一幅曲線圖，表現的是各國在國外擁有資本規模占國內GDP比例。可以發現，紅色虛線代表的日本是這一比例最高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僅隨其次。新興的亞洲國家近期發展很快，他們以及中東國家現在這一比例都在逐漸升高。歐洲國家和美國這一比例都為負數，即所負外債超過擁有的國外資產。且美國這一比例很高，並逐年增長。這也是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國匯率的彈性化有助於改變世界貿易不均衡的狀況，但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幣與美元間存在較大的關聯。Rogoff教授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貿易分成供給和需求兩部分，以需求部分為標准來使世界貿易獲得均衡，那麼需要整個亞洲地區貨幣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亞洲貨幣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應的政策調整，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緩解。
改變國際貿易不均衡的現狀最需要美國的調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很低，基本上為零；公共儲蓄則為負數。另外，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歐洲可以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增加儲蓄、降低赤字；歐佩克國家雖然可以通過油價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餘，但從過去的經驗而言，他們面臨著政策和價格水平的調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赤字運轉的狀況。
最後Rogoff教授討論了「匯率制度與資本市場整合緊密相關」這一問題。他展示了資本市場開放與不同經濟體發展關系的圖形，其中列舉了1980到2000年間發展最快國家和最慢國家，分別列出他們的人均GDP變化以及資本市場是否開放的情況，最快的置於左邊，最慢的置於右邊。左邊的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泰國、印度等，右邊的則包括海地、尼日、尼加拉瓜、多哥等。總體來說，發展最快的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慢的國家則反之。Rogoff教授強調，資本市場是否開放，仍然要看國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說。例如中國，雖然說資本市場不放開，但實際上仍然有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結論：發達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中國家也在逐步地將資本市場放開。老一輩的宏觀經濟學家多是持這一觀點：資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從最近的宏觀經濟學著作來看，年輕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Rogoff教授認為，如果從長期的國家發展證據出發，傳統觀點仍然站得住腳。
從資本開放角度看，中國在某種程度包含兩個部分，較發達的東部和內地尚未很好發展的地區。較發達的地區，類似於土耳其、韓國等，屬於新興市場。而其他內地地區尚不屬於新興市場，很多方面與中國的東部地區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區使用同一種貨幣。因此，更彈性的匯率制度對於發達地區而言非常適用，但對其他地區並非如此，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彈性匯率制度如果運用於貧窮地區，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但總體而言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會很嚴重。
最後Rogoff教授對其演講的內容做了簡短的總結。匯率制度非常重要，並且匯率制度是與資本控制緊密相連的，必須結合在一起考慮。另外，沒有一種匯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準的。但有一條基本規律是，國家變得越富有，匯率制度就應該越彈性化，同時資本市場也應該越開放，以增加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