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講愛國的教授

⑴ 謝希德是什麼人,他有什麼成就

【簡介】

謝希德（1921年3月19日－2000年3月4日），女，福建泉州人，中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丈夫為著名生物化學家曹天欽。謝希德1946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數理學系，195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畢業，1952年10月回國到復旦大學任教，1983—1988年復旦大學校長。專長表面物理和半導體物理的理論研究，取得多項重要成果，並是這些方面科學研究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之一。90年代主要從事半導體表面和界面、短周期超晶格的聲子譜的研究並取得重要成果。.撰有《半導體物理學》、《固體物理學》等專著4部。謝希德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第一位大學女校長，她把握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機遇，為復旦大學的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和前任校長蘇步青開創了復旦輝煌的「蘇謝時代」。

生平經歷

1921年3月19日出生於泉州市蚶江鎮赤湖鄉。那年她的父親謝玉銘被母校燕京大學請回教物理課程，他一邊教書，一邊進修高等物理，准備出國深造。1923年，他得到洛克斐勒基金社的獎學金赴美國留學，母親郭瑜瑾則在廈門大學念書。在謝希德4歲時不幸母親患病去世，此時，父親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幼小的謝希德在祖母無微不至的照料下成長。1926年謝玉銘學成回國，應聘在燕京大學物理系執教。謝希德7歲時，父親與燕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張舜英結婚。繼母對她十分疼愛，使她的心靈得到極大撫慰。11歲時進入燕大附中，在那裡認識同班念書的曹天欽。後來轉到貝滿女中讀書，「敬業樂群」的校訓給她深刻的教育。至今也常懷念當年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和藹可親的師長們。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謝玉銘舉家南下，應邀在湖南大學任教。謝希德相繼在武漢聖希理達女中和長沙福湘女中讀完高三。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日益逼近武漢、長沙，但當時仍舉行高考統一招生。謝希德報考湖南大學數學系，不久長沙告急，全家搬到貴陽。謝玉銘隻身回到遷往辰溪的湖南大學。好不容易轉移到貴陽後，謝希德住進醫院切除扁桃腺，加上又腿痛難忍，因此雖然接到錄取通知，不得不申請在家休學一年。後來經醫生診斷她的腿痛系股關節結核。那時沒有治結核病的特效葯，生了這種病與被判無期徒刑差不多。當時日本侵略軍的飛機狂轟濫炸，需時常躲避空襲，不得安寧。但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青年，在治病和休養期間，大量閱讀英文小說，這對她後來的發展很有幫助。1942年夏她又考上遷至貴州省湄潭縣的浙江大學物理系，但由於父親不同意而放棄。後來全家從貴州搬到福建長汀縣，父親應聘為廈門大學數理系教授，並兼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在薩本棟校長和謝玉銘、傅鷹等各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廈大成為當時東南首屈一指的大學。就在這時，謝希德考入廈大數理系。她勤奮好學，訓練嚴格，基礎扎實。尤其是在父輩們的親切熏陶下養成了優良的學風。1946年秋她大學畢業後，來到上海市滬江大學任助教。連綿不斷的戰火，輾轉不定的生活，艱難困苦的環境，使她成為具有強烈愛國心的青年，立志繼承父業，出國深造，為祖國未來奉獻力量。

復旦工作

原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周同慶曾請謝希德去交大任教，由於院系調整，她同周同慶一起來到復旦大學物理系。在這里，她承擔了極其繁重的教學任務，從1952年到1956年，先後主講6門基礎課和專業課，且都編寫了教材和講義。她善於組織課程內容，講課切合學生實際，由淺入深，信息量大，條理清晰，語言流暢，使學生們深得教益。現在中國許多中年科技骨幹，如方守賢、丁大釗、王啟明等都是她當年的門生。在她努力下，復旦大學於1955 年開設了固體物理專門化，致力於半導體物理的發展。1960～1962年間，她同方俊鑫合作，編寫了《固體物理學》（上、下冊）一書，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深受國內各大學師生歡迎。80 年代，這部書重新修訂，謝希德增寫了《非晶態物質》一章，保持原書特色，既系統講述本學科的基礎內容，又介紹各主要分支的發展概況。1988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優秀教材。

1956年秋，為了實現國家12年科學發展規劃，北大、復旦、南京大學、廈大、吉大等5所大學的物理系的部分師生匯集於北大，共同創辦半導體物理專門化。黃昆任教研組主任，謝希德任副主任。他們通力合作，撰寫了一部專著《半導體物理學》，195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在當時國際上是一部學術水平很高的權威性著作，為中國培養一大批半導體科技骨幹人才及時作出了貢獻。令人欽敬的是她為了科學事業，放下出生才5個月的小孩，交給愛人曹天欽照料，毅然去北大工作。

在科研方面，她也是白手起家，於1958年創辦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並任副所長（1958～1966）。在她精心指導和組織下，堅持應用技術和基礎研究並重，為上海半導體工業發展和基礎研究創建了必要的條件，培養了一支隊伍。當時實驗技術人員非常缺乏，為此她建立了上海技術物理中專，培養實驗員，後來這批人都補齊了大學課程，成為得力的科技人才。當年提前畢業參加建所的大學生中有很有成就的沈學礎。

60年代初，國際上硅平面工藝興起，她和黃昆敏銳地看到這將促進半導體技術和物理的迅猛發展，聯名建議開展固體能譜研究，並由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共同承擔。1962年11月，她晉升為教授。在她指導下，復旦建立了順磁共振等當時先進的實驗技術。她招收研究生，開設「半導體理論」和「群論」課，編寫講義，指導研究生從事空間群矩陣元選擇定則、應變條件下半導體載流子迴旋共振理論、間接隧道效應理論、半導體能帶計算等項科研課題。1966年夏，在北京召開的暑期物理討論會上，她作了能帶計算成果的報告，與各國學者進行交流。1986年在原有講義基礎上又進行改寫，出版了專著《群論及其在物理學中的應用》，此書現已成為國內許多大學研究生的教材，使學生較容易掌握群論這樣抽象的數學工具，受到師生們的好評。

突出貢獻

謝希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祖國又有了希望。1977年8月，當時分管科學教育的鄧小平，在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建國後17年，教育戰線、科研戰線的主導方面是紅線，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要尊重腦力勞動，尊重人才。1978年3月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強調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和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給知識分子莫大的鼓舞。正如郭沫若所說的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在1977年底的全國自然科學規劃會上，謝希德報告了她的科學調研，以殷實的材料說明在固體物理、材料科學和量子化學之間正在形成新的邊緣科學即表面科學，其基礎是表面物理，基本內容包含三個部分：一是確定表面的原子成分；二是表面原子結構和成鍵性質；三是表面電子態和各種特殊的物理性質。她還闡明了表面物理同高新技術和科學發展以及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重要關系，提出在中國發展表面物理的倡議。這個報告得到與會科學家的贊賞。她的倡議得到國家科委和高教部的支持，返校後，她立即著手籌建以表面物理為研究重點的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在短時間內，在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學系的基礎上建立了8個研究室。

1978年9月，謝希德又擬訂計劃，組織兩個系列的學術報告討論會，一是表面物理，系統講述表面物理的基礎內容和發展前景；二是固體能帶理論。她安排好報告人並開列參考文獻供報告人准備之用。7個多月，她帶病親自組織報告30多次。在此基礎上還舉辦了全國性的表面物理討論班。

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委託復旦大學物理系和現代物理研究所舉辦的固體理論討論班，1979年3月在復旦舉行，由副校長兼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謝希德主持並親自作幾個學術報告，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84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170多位代表參加了討論班，主題是「群論」和「固體能帶理論」，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收到很好的效果。

1982年，美國物理學家、199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W.科恩（Kohn）來華講學，回國後評論說：「謝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選擇，在復旦大學開展表面物理研究」。多年的努力和在國家科委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支持下，現代物理研究所的表面物理實驗室於1990年經國家計委組織專家評審，被確定為國家應用表面物理開放實驗室。在謝希德指導和王迅的努力下，該實驗室在化合物半導體GaAs和InP的極性表面結構和電子態，表面界面結構，Si/Ge超晶格的生長機制和紅外探測器件、多孔硅發藍色光、藍色激光材料研製，鍺量子點的生長和研究，磁性物質超晶格等方面取得出色成果。

由於她與同事們堅持不懈的努力，1985年、1987年、1990年和1997年，謝希德和張開明、葉令及蔣平等共取得4項科研成果。這就是「半導體表面電子態理論與實驗之一」、「鎳硅化合物和硅界面理論研究」、「金屬在半導體表面吸附及金屬與半導體界面電子特性研究」和「量子器件與異質結構電子性質的理論研究」，分別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在指導研究生方面，據不完全統計，自1978年以來，已培養了博士15名，碩士10多名。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她是1997年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的獲得者之一。

80年代初，美國著名科學家，兩次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J.巴丁（Bardeen）率團訪華。他回國後稱贊說：「在中國科學界中，謝希德教授是屬於最有影響的人士之一。」

由於謝希德的科研成就和國際學術交流方面的卓越貢獻，使她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贊譽，享有崇高的聲望。她被選為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1978～1991），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院士）、兩度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1981年和1992年）。美、英、日、加、香港地區的13所大學分別授予她名譽科學博士、名譽工學博士和人文科學博士1987年6月接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Alabany分校授予名譽博士時，《今日美國》報社記者采訪她，稱她為「中國的哈佛大學校長」。1986年她被選為美國物理學會的名譽會員（Fellow）。1988年她又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0年被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外國院士。《表面科學》等6種國際學術雜志請她擔任顧問和編委。她也是國際純粹和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半導體委員會委員（1987～1993），先後擔任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的顧問和程序委員會委員，1990年當選為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十一屆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主席。會議於1992年8月召開，中外專家500餘人出席這屆大會，報送的論文達900多篇。這是第一次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召開的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這次會議為中國半導體物理學界提供了一個直接接觸國際科技前沿領域的良機，對中國半導體學科的發展以及青年人才的培養，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謝希德在與國際科技界友好往來和學術交流中，顯示了特有的智慧和才幹，為振興中華、建設祖國作出了重大貢獻。自1983 年起她每年都參加美國物理學會的三月會議，回來後必向物理系師生作介紹，並撰文講述當年物理學前沿的重要發展。她多次應邀出國參加各種會議，作有關半導體物理、表面物理學術報告外，還作有關中國科學、教育、婦女、人口和環境等方面的報告，足跡遍及美、英、法、德、意、日、俄、波蘭、匈牙利、希臘、泰國、委內瑞拉等國。

謝希德是中國半導體物理學和表面物理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成就卓著，深受學術界、教育界的尊敬。1991年3月19日欣逢她七十大壽，又值她在復旦大學執教40年。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和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聯名發來賀電。國際著名的3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和A.薩拉姆（Aalam）分別發來賀電。國家教委也致電祝賀。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馮端寄來熱情洋溢的賀信。國內外知名學者撰寫了26篇學術論文，匯編成《表面物理學及有關課題》文集，以熱烈和由衷的慶賀，由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出版。

人物評價

謝希德謝希德不但是一位國內外知名的物理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在高教事業方面，謝希德的貢獻是突出的。她先後擔任復旦大學副校長（1978～1983）和校長（1983～1988）長達10年之久，建樹累累。她率先在國內打破綜合大學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蘇聯模式，根據復旦大學的條件增設了技術科學、生命科學、管理科學等5個學院。她大力提倡師生的創造性和科研工作，加強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與日俱增，復旦的聲譽在增長。她深知抓好教師隊伍建設的重大意義，採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勵學科帶頭人脫穎而出。她注意發揮教師在教書育人中的指導作用，1956年秋在復旦推行導師制。導師們深入學生中間，指導學生學習，針對各種問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效果很好。設立「校長信箱」、「校長論壇」、「新聞發布會」溝通校內各方面情況，使存在的問題得以及時解決，師生和職工們感到比較滿意。她在師生中大力提倡好的學風，嚴謹治學，嚴格要求。

謝希德也是一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1982年9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7年10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8年5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七屆委員會主席。在中共十三大開會期間，謝希德與浙大校長路甬祥、廈大副校長王路林一同出席中外記者會，她老練地回答了記者們的各種提問。作為上海市政協主席，她的視野寬闊，極為關注浦東新區的開發，對浦東的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見識，後來又擔任了校址設在浦東的杉達大學的校長。她不僅關注全市的教育、科技方面的工作，也關注文化、社會風氣、農業等等。人們可以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她帶領政協委員下工廠、農村了解情況和慰問的動人場面。她關心科普教育，主編一本《阿爸教科學》的新書，給青少年增添了許多新知識。

在復旦校園里，她曾接待過來訪的法國總統德斯坦，美國總統里根以及國務卿舒爾茨等外國領導人。她代表復旦授予一批世界上著名的學者、教授為復旦大學名譽教授、顧問教授的稱號。1998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和夫人來華訪問時，謝希德作為知名人士參加了柯林頓總統在上海的座談會。

1998年11月4日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eter Indartry associaleer）出資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設立謝希德獎金以鼓勵有關領域的科學研究。謝希德在團結各界人士、特別是教育界和科技界、國際友人、海外學子和僑胞中，為振興中華、建設祖國做出了重大貢獻。

【大事年表】

1921年3月19日 生於福建省泉州市。

1942～1946年 在廈門大學數理系學習，獲理學士學位。

1946～1947年 任上海滬江大學數理系助教。

1947～1949年 美國史密斯學院物理系研究生兼助教，1949年獲理學碩士學位。

1949～1952年 在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195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研究一年。

1952～ 在復旦大學先後任物理講師（1952～1956）、副教授（1956～1962）、教授（1962～）。固體物理教研室主任（1954～1961）。

1956～1958年 在北京任北大、復旦、南大、吉大、廈大五校聯合半導體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1958～1966年 籌建上海技術物理所，任副所長。

1978年～ 任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

1978～1988年 任復旦大學副校長（1978～1983）、校長（1983～1988）、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1985～）。

1978～1991年 任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

1980年 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院士）。

1989年 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1990年 當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外國院士。

1997年 任上海浦東杉達大學校長。

2000年3月4日 逝世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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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於同隱的愛國情懷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1951年於同隱和愛人蔡淑蓮沖破重重困難，從美國回國，回國後在浙江大學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於同隱從杭州來到上海任復旦大學教授，在有機化學教研室工作，後來為配合全國各地的建設，國家決定從復旦大學抽調部分教師支援蘭州大學等兄弟院校，有機化學教研室的大部分教授和一部分中年骨幹教師被調走，以致造成有些課程停開的局面。這時於同隱出任有機化學教研室主任，在此較困難的條件下，他一方面培養青年教師，一方面整頓和建設實驗室，編寫了《有機化學》、《有機結構理論》等教材，翻譯了《有機化學教程習題》。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開出了有機化學教研室承擔的全部課程，以後又帶領中青年教師逐步開展科學研究工作。

⑶ 我是演說家熊浩《家國天下》演講稿 復旦男神詮釋何為「愛國」

89年前，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有一個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邊的一處人家，因為是女兒身，所以教育對她來講便成了奢望，但親友們不舍這個孩子的資質，合力供她上學，就這樣一步一步艱難地往上走，最後念完大學，成為那個時代難得的女大學生。
1949年，國民黨飛機降落在長沙，為了爭取科技人才，勸說她說跟我們一起到台北，她拒絕了，她留在這片土地。
建國之後1950年，她跟隊北上，成為第一批和蘇聯專家共同工作的中國工程師，而且在11年之後，她又舉家南遷到大西南，再次響應國家號召，支援邊疆建設。這之後的故事並沒有順遂完美，她在工廠里工作，然後退休，然後國企改制，然後工資就這樣成月成月地發不出來。她的晚年也頗為艱辛。
在她生命最後的那些日子裡，她有時會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靜，我一直記得她的眼睛，那種飽含滄桑卻又有一種不一樣的光亮。後來我明白，這個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們把一生都奉獻給國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這個國家成長的年輪里。
這個人是我的外婆，對她而言，愛國就是怨著、愛著、守著、望著，就是無論我遭受怎麼樣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絕不撒手遠離。對他們來說，也許那種情感，我們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她對這片土地的眷戀便已經如血液一般成為她最真切的本能。
115年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收到一筆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這樣一個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漢學系，這個要求讓校方頗為為難。因為專門設立這樣一個中國的研究機構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錢？不知道，怎麼發展？不知道，如何規劃？不知道。不僅校方不知道，這個捐款人本身對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堅持，我要捐一個漢學系。捐款人沒有念過書，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詩雲，他不會知道蘭亭雋永。可對他而言，他的願望就這樣朴實地扎在心裡頭，他要在北美讓中國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畢生的積蓄捐給哥倫比亞大學，於是在這所著名學府里設立了美國第一個專門從事中國語言、文化、哲學和法律教育的科系，並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他在那封寫給大學的信中寫到：「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貴校中國學研究的基金。」他在簽名處寫上這樣幾個字，一個中國人。

⑷ 如何評價復旦大學鍾揚教授的貢獻

鍾揚同志是踐行「四有」好老師要求的傑出代表，是繼李保國、黃大年同志之後教育系統涌現出的又一位優秀教師典型。對黨無比忠誠，對事業無限熱愛，胸懷科研報國理想，畢生致力於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足跡踏遍青藏高原，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彌補世界種質資源庫缺乏西藏種子的嚴重不足，為人類儲存下綿延後世的「基因」寶藏。他全心全意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從教30多年來始終將學生放在第一位，立德樹人，愛生如子，甘為人梯，當好學生成長成才的引路人，培養出的一大批學生已成長為國家急需的科技骨幹。
他身體力行黨的民族政策，投身援藏，不辱使命，深入偏遠少數民族地區開展教育科技精準扶貧，幫助西藏大學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帶出了西藏第一批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歷史性空白。他矢志不渝為人民服務，積極投身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在生態保護和科普教育方面貢獻卓著，把生命最寶貴的時光獻給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和他最鍾愛的教育科研事業。
在鍾揚同志身上，集中體現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攻堅克難的可貴品質、扎實過硬的工作作風、嚴於律己的良好形象，集中展示了高校教師教書和育人相統一、言傳和身教相統一、潛心問道和關注社會相統一、學術自由和學術規范相統一的時代風采。

⑸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傑出教授

周谷城，（1898～1996），中國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1898年9月13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於湖南省益陽縣長湖口的農民家庭。周谷城是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他早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6年投身湖南農民運動，1930年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在上海創辦《正理報》），著文批判買辦哲學。周谷城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幾十年來，他與中國共產黨的三代領導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誠合作。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與毛澤東、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來密切，心心相通。
周谷城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70多年，碩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國社會之變化》、《中國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國通史》，是他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編著而成的產生了很大影響。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舊世界史框框。 葛劍雄（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12月15日出生於浙江湖州。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學歷考入），獲歷史學碩士學位。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⑹ 復旦大學的志德書院專職導師有下面哪些

綜述：復旦大學沒有公布相關信息。

志德書院系紀念復旦創始人馬相伯先生。先生名「志德」，取其意，明志且道德高尚。馬相伯校長畢生致力於中國教育事業，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高瞻遠矚、篳路藍縷的先哲。

書院導師制度：

志德書院整合相關院系資源，建立了由書院總導師、書院特聘導師、書院專職導師和院系專業導師組成的導師團，為同學們構建全方位的學業指導體系。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志德書院

⑺ 楊奎松：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選擇政治道路

楊奎松：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選擇政治道路

11月25日，華東師大特聘教授楊奎松在復旦大學星空講壇開講，題目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道路選擇問題」。講座未開始，教室里便已擠滿了人。楊教授先談起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的中國遊客「不文明」亂象，他提出：為什麼有「中國人不文明」的說法，當下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該如何解釋？是中西文化形態上的沖突，還是文明發展程度上的沖突？
楊教授認為，今天大家看到的這種「不文明」的問題，絕不是亨廷頓講的那種「文明」的沖突，而是不同社會發展程度所帶來的人的觀念意識習慣差異問題。所謂「不文明」形成的原因，簡單說來，就是農業人口對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嚴重不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人口從原先的百分之十幾一路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急速擴張的城市化使大批農民成了市民，無論是適應國內城市生活方式，還是適應境外更現代的城市生活方式，都需要時間。問題是，當下中國人多數還處於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過渡時期，多數人缺少「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公共意識，包括法治觀念。
「因此，這樣一種『文明』的概念，更多的是指一個人的公共意識水平的問題。從傳統的『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農生活方式，到遵守現代社會共同的規范、法律，養成在利他的基礎上利己的觀念意識，一個『文明』的人和一個『文明』的社會都要依賴於習慣的養成。而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代人很難實現，可能要兩代、三代人，還需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逐漸完善的法治的社會為基礎。」
楊教授說，「不文明」亂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也同樣存在。不僅西方社會同樣有一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進程，而且隨著大量移民的出現以及各國原有的因種族、族群的歷史隔閡而導致的發展差異，都使西方社會中一樣存在著文明發展程度不同，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觀念差異很大的情況。更不必說當今世界還有許多落後國家，還有很多人生活在部落社會中，或較原始的農牧業社會中，即使他們中一些人去西方留過學，有高等教育的文憑，他們往往還是會和工業社會中的人的觀念意識格格不入。當今世界一概拿現代西方社會已經達到的法律道德標准來衡量，甚至來要求所有國家、所有人，就更是容易弄出亂子來了。
理想受限於現實
楊教授研究的是中共黨史，所以會談到諸如社會發展程度問題、知識分子觀念差異問題等，這是他研究探討各色人等在1949年中國政治重大變革關頭的不同選擇問題時衍生出來的一些思考。在《忍不住的關懷》增訂版加寫的「余論」中，他特別從理論的層面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

楊奎松著《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楊教授相信「存在決定意識」。他提出，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人，其思想觀念總是要受到他所處時代及其條件的局限和左右的。從柏拉圖到盧梭，從馬克思到毛澤東，時代的烙印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無不歷歷可見。但是，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就是以國民的政治認同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和普遍化。自十七八世紀歐美新型國家陸續形成後，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後進入到一個新建和重建國家的過程。古代那種「部分為整體而存在」的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也逐漸為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種種集體主義意識形態所替代。
現代民族國家，本質上就是以相互平等的國民個人的共同認同為基礎的一種政治共同體。但是，在二十世紀初古代中國開始邁入現代社會之門，必須重建國家之際，絕大多數國人實際上還處於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生存條件之中。而擺在少數能夠接觸到西方啟蒙思想的知識人面前的，則是國際間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和國人在國際上被人看不起的嚴酷現實。
何謂知識分子？一個形象的說法稱他們為「社會的良心」。所謂「社會的良心」，一方面說明了他們生存的條件，一定是現代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知識分子不能犬儒」。換言之，現代知識分子理當有馬克思那樣的胸懷：把研究、思考和探討人的平等、解放問題，當成自己的志業，亦即首先要有人權、人本、人性的意識，要站在關愛人的基礎上來尋找人類解放的方法和道路。
但是，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卻由不得他們走歐美知識分子那樣先啟蒙，再建國的道路。如果說英、美、法等現代國家的形成，都多少經歷了一個眾多國民自我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的話，那麼在中國，這樣的程序卻不能不反過來。自二十世紀初開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半都成了「愛國」第一，「愛人」其次的政治主張者。
楊教授舉了幾個例子：

嚴復
嚴復，中國最早的西方啟蒙思想的譯介者，他自1895年後即十分積極地譯介西方的人權、自由、法制思想，反對君主專制。然而，1905年以後，他卻轉趨保守，重新認定中國非「專制」不可救。
比嚴復轉得更快的是梁啟超。梁接受西方思想影響比嚴復晚，戊戌變法受挫之後赴日本避禍期間才開始較系統地接受並大力宣傳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然而，1903年游美之後，他就迅速回歸保守立場，開始主張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了。
毛澤東，1919年開始涉足政治，起初也是跟著主張改良的胡適走，相信社會改造要一點一滴，從個人的修身養性做起，堅決反對暴力的流血革命。一年之後，和平改良嘗試失敗，他即轉而接受了陳獨秀、蔡和森等宣傳的俄國革命的觀點，開始主張階級革命，相信非用暴力和專政不能改造中國了。
同樣有此變化的，還可以舉出深受英美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獨立評論》派。他們全都是英美留學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是，1933年前後卻圍繞著如何救國的問題發生了分化。其中丁文江、蔣廷黻等一幹人，轉而開始公開主張中國必須實行「新式獨裁」。

《獨立評論》
導致中國眾多知識分子在20世紀幾度發生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國家命運的高度關切與憂慮。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中許多人寧可暫時犧牲個人的利益，並且認定這也應該是全體國民應做的選擇。當然，既然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政治認同，因此，政治理念不同，知識分子們所愛的國也會有所不同。
比如，同為自由主義者，1949年胡適選擇幫著蔣介石去維護「自由中國」；儲安平選擇留下來追隨共產黨建新中國；張君勱則既不留大陸，也不去台灣，為堅持他的理想，寧願去作「白俄」。但是，他們無不自認為自己是愛國者。
為什麼追隨共產黨？
新中國建國後，不僅儲安平等留了下來，不少留學國外的知識人也都選擇了回國。他們選擇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個。

物理化學家傅鷹
比如物理化學家傅鷹和夫人1949年時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卻毅然於1950年10月回到大陸來幫助共產黨建國。和今天講得較多的在他之後回國的錢學森不同，傅鷹最初對共產黨並不十分信任，一直到整風反右時，他還發表過不少批評共產黨幹部的言論。但是，就連毛澤東也認為他是衷心擁護共產黨的，明確指示不能把他劃為右派。為什麼呢？
傅鷹在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期間不止一次地講過，他對共產黨有看法，但也很佩服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讓長期受屈辱的中國人揚眉吐氣了。
他說，讓他最先開始看好共產黨的，是1949年解放軍渡長江的時候，竟然打了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打了英國人，中共不僅不道歉，還接連發表言論痛斥英國政府，這讓還在美國的他特別解氣。回國後，正趕上中共出兵抗美援朝，看到解放軍能把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人趕過三八線，他更是覺得痛快。再加上看到中共剛建國就能調動幾省力量去整治淮河、能夠一鼓作氣完成了許多國人空喊了幾十年的土地改革，這都讓他由衷地認同共產黨。他說：我和共產黨奔的是同一個門，都是為國家，共產黨領路領得比我好，我當然跟他走。

根治淮河的歷史圖片
另一例子是史學家顧頡剛。顧頡剛同樣有好幾年不喜歡共產黨，但逐漸逐漸就變了。楊教授在講座中舉了顧頡剛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59年的四篇國慶日記，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思想轉變的軌跡和主要原因：
1952年國慶日記（上海）
此次國慶節，將作終夜狂歡，局中同人有殘弱者，聞之愁絕，蓋秋夜甚涼，慮不勝也。又政府規定，多加遊行之資產階級須一律穿筆挺西裝，系紅領結，婦女須穿花花綠綠之旗袍，以有外國人參觀，為表示國力富裕，故打破節約教訓，邇來社會，行為雖整，心術愈詐，蓋導之自上，實亦國家隱憂。既已切實建設，何必盡量作表面文章乎！
1953年國慶日記（上海）
今日所見遊行隊，與昔年所見異。一，……今皆無之。二，……今亦無之。此皆轉變滑稽為嚴肅之徵。
1954年國慶（北京）日記（上海）
今日八時半到天安門，二時退，實站立五小時半，膝頭覺僵硬矣。憶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蓄意挑釁，在東長安街演習，汽車上大書一「戰」字，日本婦女在林中送茶，予目擊之，心痛甚，想到：「只要中國強，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見，中國競強矣，為之大樂！此皆黨之功也。
1959年國慶（北京）日記（上海）
今日為予首次進人民大會堂，其偉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譯音收聽器（即麥克風），以發言者皆外賓也。此次國慶節，外國參加者八十三國，幾包盡世界之國矣，盛大哉此陣容也！

1959年的人民大會堂
傅鷹、顧頡剛等人為什麼會有這樣思想轉變？楊教授以為大致有四個原因：
首先是共產黨統一中國及強硬外交帶來了民族自豪感；其次是共產黨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猛進讓人振奮；再次是共產黨的階級宣傳和思想灌輸使知識人產生了一種原罪感（相較於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不勞而獲）；最後是「小我服從大我、個人服從國家」的愛國宣傳強化了他們的傳統道德感。
由上不難看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很大程度上和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及環境的條件有關。雖然不少知識分子原來也曾經是歐美教育出來的，深具超黨派、超民族、超國家的自由主義觀念，但是，現實的國際環境和國人在國外的屈辱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他們大都成為了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愛國」為先，「愛人」其次，這是理想受限於現實的一種結果。
當然，楊教授最後說明，這樣的情況也並非只發生在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愛國在先，還是應該愛人在先，這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發展至今困擾著許多國家知識分子的一個世界性難題。民族國家存在一天，這樣的難題也就會一直存在下去。

⑻ 蘇步青的故事

他創建了中國微分幾何學派，晚年創建開拓了計算幾何新的研究方向。

他先後在仿射微分幾何、射影微分幾何、一般空間微分幾何及射影共軛網理論等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創建了國際公認的中國微分幾何學派；在70多歲高齡時，還結合解決船體數學放樣的實際課題，創建和開始了計算幾何的新研究方向。

蘇步青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微分幾何。蘇步青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屬於仿射微分幾何學和射影微分幾何學方向的。此外，他還致力於一般空間微分幾何學和計算幾何學的研究。他創立了國際公認的浙江大學微分幾何學學派。

(8)復旦大學講愛國的教授擴展閱讀：

蘇步青（1902年9月23日—2003年3月17日），浙江溫州平陽人，祖籍福建省泉州市，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的數學家、教育家，中國微分幾何學派創始人，被譽為「東方國度上燦爛的數學明星」、「東方第一幾何學家」、「數學之王」。

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1931年獲該校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後任復旦大學校長、數學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名譽校長、教授。

2015年12月，位於溫州市平陽縣騰蛟鎮騰帶村的蘇步青勵志教育館落成，是平陽縣委、縣政府和騰蛟鎮全力打造的一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是全省唯一一處冠以「勵志」名稱的名人紀念場館。教育館主要負責與蘇步青有關文物的徵集、鑒定、整理、保管、典藏和展示陳列。

開展館藏文物及其保護技術研究與學術交流；接收各方提交的與蘇步青有關的資料，對其進行整理、建檔、保管並為社會提供服務；負責蘇步青資料研究和信息化建設工作；承擔蘇步青勵志故事的宣傳、基地建設和信息咨詢等公益性社會服務工作。

⑼ 復旦大學教授陳果老師：作為中國人你驕傲的是什麼呢

中華文化上下5000年，未曾中斷，中華民族綿延至今，未曾敗落。在歷史長河中，國家曾經強盛，曾經封閉，曾經衰敗，但今日，國家強盛，甚至造就了盛世中華。

中華民族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接近民族復興的轉折點。復旦大學教授陳果老師曾這樣問她的學生：作為中國人你驕傲的是什麼呢？我想說，我驕傲於，我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我的中國。

你為什麼而奮斗，為我是一名中國人，為要建設更加美好的中國。

我想這些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平凡的中國人可以做的，這也是我們作為一名中國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