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工業大學謝暉教授

A. 刑法中目的解釋和客觀解釋輪沖突么

明確性、確定性雖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但刑法固有的抽象性及語言的多義性等特點，決定了刑法必須被解釋，「即使表達清楚的條文也需要解釋」{1}。因此，合理解釋刑法成為正確適用刑法的前提與基礎。然而，面對抽象、歧義的刑法條文，不同的解釋主體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彼此沖突的解釋。那麼，何種解釋是正確合理的解釋？以什麼標准衡量刑法解釋是正確合理的？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核心。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主觀解釋論提出了立法原意說，客觀解釋論提出了客觀意思說。但由於主客觀解釋理論自身面臨一些無法克服的難題，採用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標准並不能解決實踐中的分歧與爭議。在近年發生的重大案件如劉涌案、許霆案中，社會公眾、司法人員及部分刑法專家對相關刑法條文的解釋存在著嚴重分歧，各類解釋主體均堅信自己解釋的正確性而質疑他人的解釋，這種現象已嚴重影響到刑法的權威性，成為我國法制建設中必須研究和重視的問題。本文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刑法解釋標準的理論存在缺陷，因而有必要探討檢驗刑法解釋合理與否的標准，化解社會公眾與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之間的解釋分歧，增強司法判決的公眾認同度。

一、主客觀刑法解釋理論之檢討

傳統刑法解釋理論主要有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兩種，其基本觀點都主張刑法解釋就是對刑法文本中某種客觀意義的認識與發現。主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立法者的原意，而客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文本的客觀意思或法意。因此，就刑法的解釋標准而言，主觀解釋論的標准就是立法原意，客觀解釋論提出的標准就是文本客觀意思。

（一）立法原意說標准之分析

立法原意說源自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的原意說理論。西方最初的詮釋學是神學詮釋學，其核心就是讓人充分領會神的旨意，因此，探尋神的旨意成為神學詮釋學的主要目標。文藝復興時期，神學詮釋學轉變為一般詮釋學並成為人文科學的一般方法，詮釋學的任務是消除誤解並獲得他人正確的意旨。受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自啟蒙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理論後，法律解釋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求法律文本中立法者所表達的真實意旨，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成為衡量法律解釋正確與否的標准，正如赫施所說：「我們應當將原意視為最好的意義，即合理的解釋標准。」{2}

立法原意說的解釋標准有以下特點：第一，以抽象理性主義為哲學基礎，認為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理性的，立法者可用語言將其主觀意旨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解釋者可以不帶有任何個人偏見、情感而進入立法者的心理，尋找立法者的原意。第二，以主客體二元分立為認識論基礎，認為刑法文本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文本中蘊含著客觀存在的立法原意，刑法解釋就是解釋者對法律文本中存在的立法意旨的認識。第三，以維護法律的權威性為目的，依據三權分立理論，認為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因此，司法者適用法律時，只能以立法者蘊含在法律文本中的原意為准。立法原意說用立法原意這一預設的標准限制司法權，滿足了維護立法權威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然而，這一解釋標準的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存在以下缺陷：

1．理論基礎走向片面性

立法原意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假定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完全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都有明確的意圖與目的，並蘊含在刑法文本中。由於立法原意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只要解釋者理性地、拋開純粹個人的主觀因素，就能獲得刑法條文中的立法原意，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然而，立法原意說的這一理論基礎有明顯的片面性，因為無論是立法者還是解釋者，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相對統一，立法者的價值觀、利益所屬、認識能力等因素必然影響刑法的制定，刑法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產物，而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解釋者對刑法的解釋也必然受其個人因素的影響，刑法解釋也必然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要求解釋者拋開個人的偏見進入文本作者（立法者）的內心去了解立法者的真實意志，難免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

2．基本前提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

對於法律文本中的某一個規則是否存在立法原意，理論界一直爭論不休。如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就明確否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1]即使有立法原意存在，由於立法者已經死去，無論立法原意說採用何種解釋方法，所作的解釋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都不可能得到立法者的肯定或否定回答，「當赫施將作者的原意作為文本解釋的客觀標准時，他就陷入了一個怪圈，即正確的客觀理解和解釋，必須與作者所意向到的意義一致，而怎樣才能證明你所把握到的就是作者的意圖或原意？解釋者拿不出一條證據或操作標准來對此做出證明，所以只能自己認為自己的解釋是正確的、符合原意的。」{3}事實證明，有關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實際上都是解釋者從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預見出發所作的主觀解釋，是否真正屬於立法者的原意，是無法被證實和證偽的。

（二）客觀意思說之分析

與主觀解釋論不同，客觀解釋論認為，法治是依法律之治，而不是依立法者意志之治，因此，刑法解釋不是闡明立法者制定刑法時主觀上賦予刑法條文的意圖，而是根據社會現實需要探尋刑法文本客觀上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如我國台灣學者陳朴生認為：「解釋應探求法律之真義，以期適應社會情勢，符合刑法之效果。」{4}

文本客觀意思說的特點是：第一，以文本的自主性為基礎。根據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爾的文本理論，文本具有間距化特徵，文本一旦完成，文本就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因此，刑法一經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刑法文本的意義就自主存在，對刑法的解釋就僅是對刑法文本文字所包含的客觀意思的探討。第二，強調法律與語言的現實性。法律產生與發展源於社會生活需要，「規則的含義體現在它們的淵源中，這就是說，體現在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5}因此，對刑法文本的解釋應當根據社會現實需要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探討其意義。第三，以滿足現實需要為目的。解釋總是基於應用的目的，按伽達默爾的本體論解釋學，理解、解釋與應用是解釋的三個基本要素，而應用就是要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對刑法的解釋必須依據現實需要進行評價，否則，刑法解釋就可能背離刑法的目的。

客觀意思說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與實質，作為一種解釋理念與立場，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值得提倡。但以客觀意思說作為解釋標准，也存在以下缺陷：

1．沒有提供多種客觀意思的選擇標准

「解釋的首要基本工作是產生由多義性詞語組成的某種相對意義的話語，並在接受信息時確認這種單義性的意向。」{6}然而，由於語言的多義性、文本的自主性及多層次性，一個法律文本或一個法律條文因文字語詞的豐富含義而可能有多種客觀意思，以什麼標准選擇其中一種意思作為正確的解釋結論呢？如在2008年「艷照門」事件中，對網民瀏覽、下載、轉載、傳送、散發、公布等行為，哪些屬於刑法中規定的「傳播」行為，存在許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原因在於「傳播」的含義眾多，據美國傳播學者丹斯在《人類傳播功能》一書中統計，關於傳播的定義及解釋竟多達126個。[2]對如此豐富的意義及解釋，何種解釋才是對刑法中相關概念的合理解釋？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無法回答此問題。

2．沒有提供確定解釋標準的依據

由於刑法文本具有自主性、多層次性，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具有多元性，社會不同的階層、不同價值理念的人因其社會處境、利益需求的不同，對文本的理解具有差異性，這就是解釋沖突的根源。雖然不同解釋之間的沖突是語言符號本質的邏輯結果，也是價值多元化社會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應當予以承認並尊重，但在處理個案時，如果法官與公眾、法律職業共同體與社會公眾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解釋，則必須確定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誰的理解與解釋更應當作為刑法解釋標准。不解決這一問題，客觀解釋論所提出的主張將成為加深眾多解釋主體之間分歧與對立的理由。迄今為止，客觀解釋理論仍然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都假定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通過預設一個客觀標准達到限製法官解釋的目的，因此，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所堅持的解釋標准實際上是人們預設的一個理想化的教條，「這使得解釋理論成了建立教條和為教條論辯的東西。」{7}這種教條式的解釋標准不能解決刑法解釋中存在的諸多難題，因此，從刑法解釋理論發展的角度看，必須尋找新的解釋標准，以滿足不斷復雜化的現實需要。

二、刑法解釋的新標准--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刑事司法制度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其核心是通過對刑法的解釋與適用實現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而刑法解釋和適用的核心是對不同社會關系主體間行為方式、內容和邊界的確定，是構建與重構社會制度的過程，因此，探討刑法解釋的標准必須採用社會價值與社會利益關系的理論框架，回答解釋標準是什麼以及由誰來確定的問題。以人為本理念下的刑法解釋，不僅放棄了傳統的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吸納歷史主義的主客觀融合的觀念，承認刑法解釋主體的多元性，而且在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刑法解釋的標准應當是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一）刑法解釋是現實主體對刑法文本的認識

由於傳統刑法解釋理論都預設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刑法解釋就是探尋刑法條文中蘊含的客觀意義，解釋者只要拋開個人偏見等主觀因素採用特定的方法就能實現對刑法客觀意義的認識。因此，傳統刑法解釋理論僅從客體出發，注重解釋方法的研究，並且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刑法解釋理論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法律解釋理論中解釋主體的失蹤。」{7}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以前的唯物主義時所指出的：「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8}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刑法解釋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是人對刑法文本的認識活動，在這一對象性實踐活動中，其基本構造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刑法解釋理論是主體認識客體的理論分析工具，因此，刑法解釋的研究必須首先將刑法解釋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研究解釋行為，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彼得·雅各布·阿欣斯坦（Peter Jacob Achinstein）所指出的：「科學解釋離不開對解釋者行為的研究。科學解釋應當解決三個主要問題：a．什麼是一個解釋行為；b．什麼是解釋行為的產物，即解釋；c．應當如何評價解釋。無論邏輯實證主義和薩爾蒙的解釋理論都只涉及了bc而忽略了a。」{3}38而研究解釋行為，必須從行為的主體出發，承認人是刑法解釋的主體與目的，不再固守抽象的教條來窒息人的主體性，不再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

從主體而不是從客體入手研究刑法解釋，則必須全面理解、正確認識人本身。第一，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人類過於強調理性，以理性否定非理性。而近現代有些西方哲學家則過分強調人的非理性，將其視為人的更本質的東西，如帕累托曾說「人類的大多數行動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邏輯所引導的。」{9}這兩種哲學觀點都是不全面的，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作為實踐活動的刑法制定與適用解釋，都包含著人的理性如邏輯認知與非理性如情感、意志、直覺等因素。第二，人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根據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為代表人物的本體論解釋學，人們存在於世，對事物的感知取決於如何面對事物以及如何使用日常經驗。因為理解是出於具有個人經驗性的前理解，因此，人是歷史的。同時，因為人是被拋入已經存在的價值體系中，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預先把握某種行為或計劃的全部後果，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人又是有限的。因此，在理解過程中，必須承認前見的合理性及實在性，如果否定前見，以科學名義要求剔除個人的心理特點及先前的思想狀態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著某種前見。」{10}前見是不可能消除的，是人類存在的生命要素，也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刑法解釋者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人，而不是純抽象的和完全理性的人。因此，刑法解釋雖然是對客觀存在的刑法文本的解釋，但無論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解釋行為還是作為這種實踐活動的產物--解釋結論，都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

（二）刑法解釋主體是多元互動的解釋共同體

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刑法的制定者就是刑法文本的作者。刑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在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後，就成為一種獨立自在的規范，刑法所適用的特定范圍的公民個人與組織，都根據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刑法安排自己的行為，所有適用該刑法的公民個人與團體都是刑法文本的讀者。因此，圍繞刑法文本，其主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制定刑法的立法者，也即是刑法文本的作者；二是刑法規范的實施者，即刑法文本的讀者。

刑法文本的作者即立法者當然是刑法的解釋者，但由於刑法文本一經頒布，刑法文本作者就已經不存在，作為文本作者的解釋則暗含在刑法文本之中。斯坦福大學的費內中和溫蓋斯特兩位教授從實證政治學的角度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法律解釋理論，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司法機構與立法機構交互影響的結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會考慮到法院將如何解釋該法律，而法院在解釋法律時也會考慮到立法機構會有什麼反映。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一個動態過程，立法機構和法院在這一過程中都起著一定的作用。[3]因此，作為刑法文本的作者是刑法的解釋者，讀者閱讀文本其實就是通過文本與作者對話，尋找作者可能的解釋。但作為解釋者的立法者僅限於文本作者，不屬於文本作者的立法者不是解釋者，其對刑法的解釋實質上屬於新的立法而不是解釋學意義上的解釋。

刑法文本的讀者都是解釋者。邊沁曾說：「任何人要討論法律，都必然會成為解釋者或評論者。解釋者的任務是向我們說明他所認識到的法律實際上是什麼。評論者的任務則是向我們評述法律應當是怎樣的東西。」{11}根據不同的法律讀者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刑法文本的讀者又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別。謝暉教授認為，法律的讀者可分為三類：民眾、法律家和法學家。民眾在行動中理解與解釋法律，法律家在應用中閱讀和理解法律，法學家在批判中閱讀和解釋法律。[4]本文認為，由於法學家在正式的法律解釋體制中並沒有獨特的地位，仍可劃為民眾的一部分。除法律家即司法人員外，特定的機關享有法律的解釋權力，是特定的解釋主體，因此，刑法的讀者可以分為三類：司法機關、司法人員、社會公眾[5]。

司法機關[6]及司法人員作為專門適用法律的國家司法機關和人員，將法律運用於具體案件中，而「解釋的任務是使法律具體化於每一種特殊情況，這也是應用的任務。這里包含的創造性的法律補充行為無疑是保留給法官的任務。」{10}因此，司法機關，無論哪級司法機關，都是刑法解釋的主體。雖然我國法律特別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具有刑法解釋權，但這一授權只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具有一定范圍的約束力，並不意味著否定事實上存在的司法機關作為應用法律的專門機關所具有的解釋職責與權利。而以法官為代表的司法人員，必然是刑法解釋的主體，德國刑法學教授克勞斯·羅克辛說：「事實上，一個刑法條文規定的含義，總是先通過法官的解釋，才會在確定無疑的意義上『被確定』」。{12}「法律藉助法官而降臨塵世，」{13}因此，法律解釋必然成為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種否認司法人員的刑法解釋，認為「有關法官能夠或應當毫無例外地以一種邏輯的方式從明確的前提中推導出他的判決的觀點，一直都是而且也必定是一種虛構，因為事實上法官從來就不是以這種方式審判的。」{14}

社會公眾面對刑法文本，永遠是最重要的解釋主體。因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立法機關僅是代表人民制定刑法，刑法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認同。因此，當法律意義存在分歧時，不應當追問已經死去的立法者的原意，也不是一味探尋刑法條文的字面意義，而應當追問公眾的意志是什麼，公眾的認同也是刑法解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

由於刑法文本是向所有讀者開放的，每個讀者都通過文本與刑法文本的作者進行對話，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釋，從而成為刑法的解釋者，其他解釋主體成為該解釋者的聽眾，或稱為解釋的接受者。因此，刑法文本的每個讀者既是解釋者，又是解釋的接受者，每個解釋者不僅與作者互動，而且由於解釋的目的就是讓他人接受自己的解釋，因而解釋者之間也必然進行互動，因此，刑法解釋主體不僅具有多元性，而且刑法的讀者即解釋者具有無限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這里討論的主體乃是一個無限的互動共同體中的解釋共同體。」

B. 簡述法律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之間的區別

法律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之間的區別：
1、法律社會學是將法律置於其社會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學和法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從社會整體觀念出發，認識法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作用，從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製作用解決社會問題。 20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法社會學。由於學科內支派繁多，對它尚無確切的定義。
法律社會學可以看到社會條件、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乃至微觀上的個人的行動對法律的影響。
很多問題都可以納入法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如女權主義、同性戀問題，以及在國際交往中出現的不同社會的不同做法如對待安樂死的態度問題，西方由於基督教的傳統和某些技術問題而對安樂死相當慎重。
2、法律人類學又稱法人類學、人類學法哲學，是人類學和法學科際整合中出現的一門交叉學科，主要內容是立足於人類學觀點，立足於經驗和感受，立足於跨文化的比較，對傳統法學的概念、研究方法進行批判，並試圖建立全新的法學認識論體系。

C. 山東省法學專業學校排名

山東大學應該是法學專業最強的，梁慧星先生曾經擔任過院長，那時候山大法學院群星璀璨，達到頂峰。但是近些年來由於眾多名師出走，如劉寶玉、謝暉教授等的相繼離開，山大法學院的實力也大打折扣。但是盡管如此，其在省內法學院的實力還是最好的。
煙大法學院近年來迅速崛起，郭明瑞先生擔任校長後對煙大法學的進步做出了傑出貢獻，其法學學科已經實力不容小視。
青大、山大威海分校法學實力也不錯，但相比前兩者仍有一定距離。
另外，山東經濟學院法學院近些年來實力也有很大提升，而且據說山經下一步發展思路是經濟與法其抓，而法學院也集中了不少有實力的老師。山經和山財合並後其發展前景更是不可估量。

D. 山東法官培訓學院的師資隊伍

為認真貫徹落實《法官培訓條例》，確保培訓質量，學院致力於建設一支專兼結合、內以兼為主的優秀教學師資容隊伍，不斷加強教學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
學院現有52名專職教師，全部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其中碩士以上22人；副教授25人，講師26人。專業精通、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師資隊伍給學院的教育培訓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學院聘請了一批法學理論功底深厚、審判實踐經驗豐富的法學專家教授和資深法官擔任兼職教授，其中，中國社科院博士生導師趙維田教授、梁慧星教授、全國人大法工委委員何山和周道鸞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江偉教授、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陳瑞華教授、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曹三明教授、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謝暉教授等著名專家學者先後來學院為培訓班講學授課。一支理論功底深厚、審判實踐經驗豐富、專業結構科學的兼職教師隊伍為保證和提高法官教育培訓工作質量和效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保障。

E. 中國學者研究出來的癌症診斷磁性微游動機器人會對患者產生副作用嗎

哈爾濱工業大學25日發布消息，該校機電學院機器人技術與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謝暉教授團隊研製出可用於癌症診斷治療的磁性微游動機器人，成果有望為癌症治療中高效靶向給葯和早期診斷體內成像提供有效解決方案。

自然界中存在著豐富多樣的生物自組織系統，表現出高度的群體智慧，可以解決個體無法勝任的復雜問題。比如分工協作的蟻群可構建復雜而精巧的蟻巢、搬運超重獵物，布陣捕食的鯡魚群可輕松捕獲非常警覺的橈足類動物等等。

該成果在《科學》雜志子刊《科學·機器人學》(Science Robotics)發表了題為《可重構磁性微機器人群：多模態轉換、定向移動與集群作業》(Reconfigurable magnetic microrobot swarm: Multimode transformation, locomotion, and manipulation)的科研論文。(商艷凱 記者 史軼夫)

F. 北理法碩怎麼樣

報考法碩還是文科強勢高校和法律專科高校最好，象傳統的五院四系，法律專業那是顯而易見的，還有就是一些綜合院校的法學院也是比較強勢的，北理是個理科院校，法學院也是在這幾年才開始嶄露頭角，院長還是在山大挖過去的謝暉教授。所以不建議報考北理，你可以選擇中央財經，對外經貿，北師大，清華一類院校。

G. 南京工業大學謝暉怎麼樣

很厲害。
謝暉，男，博士，教授，研究生導師，生物質資源化學研究室負責人。研究領域為生物質資源的綜合開發及利用，主要包括為系列淺色及無色增粘樹脂的研製和開發，系列環境友好型水基樹脂及乳液的研製和開發，系列專用型表面活性劑的研製和開發，系列天然香料的研製和開發，專用電子化學品的研製與開發等。發表論文60餘篇，其中EI收錄10餘篇。

H. 寧夏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據我所知，寧夏大學還是走出不少名人的，比如我在校期間接觸過的百瑞源董事長，郝向峰。這真的是我們經管學院的驕傲，當枸杞行業持續低迷的時候，學長改變「小家小戶」粗放型種植模式，走精品化、科技化、品牌化的發展道路，把我們寧夏枸杞行業推向市場，現在，百瑞源品牌化專賣店已經發展到100餘家，遍及祖國各地。

記得大四的時候，老師帶我們參觀過百瑞源文化館，我們一路走，一路拍照，我覺得學長的成功和寧大密不可分，雖說學長本來就是一個很有想法有能力的人，但是成功是多因素的，也正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和寧大的聯系，與許多在校老師的聯系，使得寧大為他提供技術支持、知識儲備、資源運送，從而實現「雙贏」的局面。

寧大真的走出來很多有名的企業家、教育家、研究員……雖然寧大一直被視為末流211，但是這是實情所迫，深處大西北，我覺得寧大已經在向更高的層面發展，各方面都有聲有色。雖然一些水平不足，但是一直在成長，相信未來的寧大會越來越棒，會有更多的名人讓大家所知悉。

I. 謝暉的介紹

謝暉，男，主任醫師，教授，江西省眼科中心科室行政主任，1978年2月～1982年12月就讀於江西醫學院醫學系；1983年進入江西省人民醫院眼科工作，

J. 求是學刊的法學版

法制現代化研究 1999年第3期開設，《求是學刊》法學不定期重要專欄。針對當前法理學熱點—法治問題展開全面深入探討，注重法制建設，為我國「以法治國」提供理論基礎。從1999年到2001年第2期，共發表文章11篇，在社會及法學界獲得了很好的反響，其中，我國著名學者及博士生導師呂世倫教授、謝暉教授，中青年學者馬長山教授、劉旺洪教授等都為本專欄撰稿。
行政法新理念 2000年第1期開設，《求是學刊》法學不定期重要專欄。刊發行政法學界的最新學術理論熱點，為「依法行政」提供理論基礎。2000年共發表文章5篇，其中，我國著名學者及博士生導師楊海坤教授、葉必豐教授、馬懷德教授等都為本專欄撰文，並獲得很好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