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外援教授

⑴ 聽說，牛津大學教授到勁牌做客了

2月12日，牛津大學中醫葯研究中心主任、生理學系中葯研究首席研究員馬玉玲教授蒞臨勁牌公司，進行為期三天的參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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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浪漫主義的根源

作者：[英] 以賽亞·伯林

譯者：呂梁

豆瓣評分：9.3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03

頁數：183

內容簡介：

編 者 序

萬物有本然，終不為他者。

——約瑟夫·巴特勒

萬物有本然……

——以賽亞·伯林

巴特勒這句話是以賽亞·伯林最喜歡的引語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開頭是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誤會，因為這部集子無論如何不能算做伯林關於浪漫主義的新書。自伯林於1965年三四月間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A. W. 梅隆系列講座上做了關於浪漫主義的脫稿演講之後，他曾試圖將其變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後的那些年裡，特別是他於1975年卸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一職之後，他不斷擴展自己的閱讀，積累了一堆筆記，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義的專著。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他把所有筆記存放在一個單獨的房間，重新開始整理他的資料：他列出一些標題，並把篩選出來的筆記口述錄制到磁帶上，歸納到預設的標題之下。他甚至考慮利用已有的材料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寫一個長長的序言，而不是獨立成篇，作為他的一個專題研究。但這個計劃屢屢擱淺，部分原因可能是資料准備的過程太長，致使寫作的興味闌珊。據我所知，到後來他對這本計劃過的專著未著一字。

顯然，對於伯林的讀者來說，他未將演講修訂成書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對他本人來說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壞事。如果當初就完成此書的寫作，那如今這本充其量只算是編輯過的講稿就永遠不會出版。一旦經過精心修改和擴充，伯林演講所特有的那種清新、直接、強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風難免會變得晦暗。伯林還有一些脫稿演講最終都是以錄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來，我們不妨拿這些演講與那些終於修訂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講參照過的文字稿本做個比較，就會看出伯林為了出版曾經三番五次修改過他的內容。顯然，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煉，但有時不免減弱了口頭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過來說，根據一篇尚未斧削的長篇底稿——伯林稱之為「殘篇」——來做演講，而非照本宣科，演講內容就會顯得酣暢淋漓。或許，以多元論的術語衡量，這二者之間的優劣根本不可比較。在這種情況下，優也罷，劣也罷，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種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標題是伯林自己早年計劃寫作該書時擬用的。在演講時，他將標題換成了「浪漫主義思想的來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為在索爾·貝婁1964年出版的小說《赫索格》的開篇幾頁里，書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猶太學者，正在經歷一場自信的危機。他在紐約的一間夜校里試圖講授一門成人教育的課程，卻未能成功。這門課程的名稱恰好就是「浪漫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據我所知，這完全是個巧合。伯林自己明確否認它們之間有任何直接聯系。不過，無論如何，先前的標題顯然更加響亮。如果伯林當時確實因為某些理由放棄使用一個更好的標題，這些理由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講之前所做的導引性評論有些隨意，不適宜出現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們還是具有一定的序言價值。在此，我們不妨摘錄其中的主要部分：

這些演講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藝術專家——藝術史和美學專家，我自己可能無法躋身其中。選擇這個論題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義運動一誕生便與藝術息息相關：雖然本人對藝術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將藝術逐出我的研究范圍之外。我起碼得兼顧一下。

在某種意義上，浪漫主義與藝術之間的關系較之它與其他領域的關系要緊密得多。假使我有資格來談論浪漫主義，那是因為我打算涉及社會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義運動不僅是一個有關藝術的運動，或一次藝術運動，而且是西方歷史上的第一個藝術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運動，藝術君臨一切的運動。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浪漫主義運動的本質。至少，我將力圖證明這就是浪漫主義的本質。

需要補充的是，浪漫主義並非單單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今天的很多現象——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這種潮流流布甚廣。就此而論，它並非一個與我們時代毫無干係的主題。

下面這個片段也很有意思，它顯然是伯林演講之前草擬的開場白。我發現這是伯林為這個課題所做的筆記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從未想過給浪漫主義的性質和目的下個定義，因為，諾斯洛普·弗萊明智地告誡過我們，如果有人試圖證明某些特徵是浪漫主義詩人的顯著特徵，比如說，對自然和個體的全新態度，試圖證明這些特徵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間的那些作家才具備——並將這些作家的態度與蒲柏或拉辛的態度做個對比，那麼必定會有別人從柏拉圖或迦梨陀娑那裡找到反證；從哈德良皇帝那裡找到反證——肯尼斯·克拉克就是這么做的；從赫利奧多羅斯那裡找到反證——塞埃就是這么做的；從一個中世紀西班牙詩人或前伊斯蘭阿拉伯詩人那裡找到反證；最終還會從拉辛和蒲柏那裡找到反證。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純粹的界定——藉此我們可以做出判斷：我們可以說任何藝術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徹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說人是一個絕對的個體，這就是說他擁有別於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說人具有絕對的社會性，也就是說他自身完全沒有特性。然而，諸如此類的界定並非毫無意義，相反，沒有這類界定我們寸步難行：它們標明了一些屬性、傾向或理想的類型，我們用來發現、確認，或者說強調（如果先前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的話），對，就是強調（因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動詞）那些通常稱之為人的特點、行為、觀點、運動或學說的方方面面。

說一個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並非泛泛之言。有時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釋，解釋的依據是一個目的，或者說一連串目的（它們之間也許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種視見，興許就是一瞥或揣度——這些解釋可能指向某種基本無法感覺的狀態或行為——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運動或作為生活本質一部分卻未得到解釋（也許是難以解釋）的藝術作品。對多數研究浪漫主義不可盡數之方方面面的嚴肅作家來說，這些正好就是他們意欲窮究的目標了。

我的意圖更加有限。在我看來，十八世紀後半葉，在我們明確地稱之為浪漫主義運動之前，發生了一次價值觀的根本轉變，影響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對這一轉變最生動的表述見於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們表現出來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屬於他們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見於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範的東西中。沒有這些典範，則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認為革命的後果和現象（浪漫主義藝術，浪漫主義思想）便不可能產生。如果大家說我還未論及深藏在浪漫主義之內或哪條宣言核心中的特徵的話，我欣然承認。我並不想定義浪漫主義，只想研究隱匿在重重偽裝之下的這場革命能夠暴露出來的那些最明顯的形式和症狀。此外無他：但這也足夠了。因為我希望說明的是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變化，比起影響力不曾受到質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的政治革命、俄國的社會和經濟革命——一點都不遜色。確實，我所關心的這次運動已關聯到各個層面。

在編寫這些講稿時（根據BBC的錄音），我盡量克制自己。總的來說，盡量不做改動，以保證文本的流暢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講本身所具有的隨意風格和偶爾出現的不怎麼規范的表述——對於演講來說，這種隨意和不規范其實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時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潤飾工作（多數即興所說的句子是需要這種整理的），也不會妨礙人們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從前對講稿所做的輕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過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夠聽到講座錄音的讀者，如果將此書和錄音進行對照，便能發現其中的差異。

我總是盡力追蹤伯林文中的引語。大凡那些引自英語原文，或直接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於他化用或意譯的材料，我則保留未動。其實，化用和意譯是伯林的一個演講策略，我們不妨將其稱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時會帶引號，但不是原來引語的直接重復。它們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或就是他已經表達的。他不必特意聲明引語出自他的翻譯或他本人發表過的那些文字。這種「不完全引用」的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是很常見的，但在當代學術氛圍里大概已不受歡迎了。伯林在世時我所負責編輯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關注他的直接引用，對那些直接引語和明顯是意譯的引語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書，如果堅持只給那些確鑿無疑的直接引語標註上引號以便掩飾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實它們本來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飾效果），未免顯得做作和節外生枝。我特別提及這一點，以免誤導讀者。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錄前標出不完全引用的出處，以使讀者獲得一個背景性的了解。

這次講座曾於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節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於1975年在澳大利亞、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歲的那一年）在英國BBC第三台重播。過後，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關伯林的節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堅決反對自己在世時出版這個講稿，不只因為他在晚年還想完成一本浪漫主義的專著，或許還因為他覺得不經任何修改和擴充就出版一些即興演講是一種虛榮的行為。他很清楚自己說過的一些話很可能太籠統、太含混、太粗糙——作為演講大概還可以接受，一旦成書便經不起推敲。確實，在致BBC電台第三套節目的負責人P. H. 紐拜的一封感謝信中，他描述自己「傾瀉出巨大的語言洪流：六個多小時的狂熱的、不時短路的、焦灼的、氣喘吁吁的——在我聽來，有時是歇斯底里的——講話」。

有人認為即便是現在也不應該出版講稿——雖然其優點不可否認，但它仍然有損伯林作品的流傳。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的觀點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學者的支持，特別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納，一位特別苛刻的批評家的支持。幾年前他讀到我編輯的這部講稿，就竭力主張依照原樣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時出版這類演講稿是個錯誤（我對此持矛盾態度）。我認為在作者已經很功成名就，講座也很激動人心的情況下，出版他的演講稿不僅可行而且符合讀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確表示同意死後出版講稿。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並未暗示說要做個嚴格的限定。他認為作者死後出版與生前出版的規則是不一樣的。他肯定也知道——雖然他從未承認過——他的梅隆講座展現了即興演說藝術的絕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記載下來，永久留傳。現在是時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爭議的關於J. G. 哈曼的書中的話來說，該是被「有鑒別能力的讀者接受或反駁」的時候了。

我應該在此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當然，值得感謝的人遠遠超過我現在所提及的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頁中提到的書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摯的謝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書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贊助者，他們提供了沃爾夫森學院獎學金的贊助；致予布洛克勛爵，他幫助我獲得了寶貴的資助；致予沃爾夫森學院，提供給我住宿和工作的環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書，他已經成為我二十五年來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羅傑·郝舍爾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納，他們閱讀了講稿並提出了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還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幫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對編輯此書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建議；致予出版者們，尤其是查托和溫達斯出版社的威爾·薩金和羅伊納·斯凱爾頓—華萊士，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頓，他們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繆爾·格滕普蘭，他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議；致予我的家庭（雖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們），他們得忍受我心無旁騖的職業怪癖。最後的致謝也許有些多餘，但我依然要說：感謝以賽亞·伯林信託我來編輯他的講稿，對於一個編輯來說，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謝他允許我在做此事時擁有完全的自主權。

亨利·哈代於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

1998年5月

校 後 記

1965年，以賽亞·伯林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做了一系列後來定名為《浪漫主義的根源》的脫稿演講。1999年，經過伯林文稿的主要信託人和編輯亨利·哈代的「盡量不作改動」的整理以及適當的句法上的潤飾，這些當初令聽眾魂銷神醉的思想詠嘆調轉換為文字的華彩樂章，依舊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渾而酣暢的即興風格。一連三屆，我選用這本演講集作為我開設的研究生課程《浪漫主義批評文獻導讀》的基礎讀物。每當念到一個個密集重復、內嵌層層悠長而澄澈的定語從句的排比句段時，我不禁要說：「這是天神眷顧天才的時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樂性的美文是很難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譯過程中，三位譯者時時有言不從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對過程中，我不時有詞不盡意之嘆。使我們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達居然成了難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說，原文的編輯為了保留伯林那種「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風」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話，那麼，我們則需要特別的精心移譯那些「近乎於飛揚和舞蹈」（尼采語）的句子。但是，無論多麼精心，我們依然難以追攝伯林的神韻。如果說，在翻譯大家那裡，翻譯是「殊語傳深意，終然是夏聲」的話，那麼到了我們這里，翻譯也許是此間有真義，執筌而失語了。

本書的翻譯不盡人意，但整個翻譯和校對的過程卻是一個磨礪我們的耐心和細心的反復合奏。我們四人相當於一個四重奏小組，每人各揚其長，卻又能彼此應和。我曾是三位譯者的老師。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資助，前往哈佛訪學一年。期間，除了進修與研究計劃有關的課程之外，我還旁聽了數門本科生的小型討論課。在親歷了一番西文經典的炙熏，領略過多次師生間追問與辯難的精彩之後，我想與其臨淵羨魚，不如見賢——「效顰」吧。個人之力，雖無法撼動大的格局，但還是能夠做點微小的改變的。回國後，我給本科生開了一門《英語小說傑作細讀》，挑選了十篇具有詩性敘事特點的英語小說經典，引導學生緊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細讀。也許是教學方式未循宏大敘事的慣例，也許是文本內容超過一般中文系學生的英語程度，上課的人漸漸少起來，最終剩下包括三位譯者在內的五位學生，結果卻成全了我的實驗目的。五位學生好學敏問，師生之間形成了一種亦師亦友的從游關系。當我第一次給研究生導讀伯林的《浪漫主義的根源》時，我邀請三位譯者旁聽。後來，她們分別（先後）進入國內外名校讀研或攻博。藉助互聯網，我們保持密切的互動，共享學術資源，交流讀書心得。討論最多的，也許就是伯林了。當得知劉東先生正約人翻譯《浪漫主義的根源》，我便不揣淺陋，推薦呂梁、洪麗娟和孫易擔當主譯，自薦充當校對。坦率地講，如果當時能夠預知後來所要經歷的那種踟躕旬月、一詞難求的窘況，我是斷然不會有此冒昧之薦的。我未高估三位譯者的能力，但的確低估了伯林文體的難度——它聽起來平易（否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聽眾也不會准時打開收音機，一連數小時收聽他在BBC做的廣及哲學、歷史、政治、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即興演說了），實則宏奧：長句的洪流，裹挾著巨量的觀念、暗示、警句、引典、逸聞、考釋、推斷傾泄而出，從一個論題奔向另一個論題，情緒不斷上升，觀點不斷加強，形成一個個興奮的漸強音，最後湧向宏偉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樂，是聽眾躍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卻是譯者莫可奈何的天塹。

所幸，校對本書的時候，我得到了數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陳陸鷹博士德英俱精、復旦大學哲學系的王金林教授專治德國哲學，一有疑難，我便求助於他們，總是得到積極的回應，而且往往引出他們的妙論。正是他們的質疑或修正，我對伯林的解讀從文體的層面下潛到稍深一點的深度。在此，我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此外，我要真誠地感謝余婉卉同學：她幫助我統一了索引與正文的人名。最後，我要特別感謝主編劉東先生的信任：在讀過我的一篇海外漢學的書評之後，他把一本影響甚巨的「小書」的翻譯託付給一個他不曾謀面的末學。他的信任成為我前後校對四遍的動力。

翻譯是遺憾的藝術。雖然我們竭盡全力，但囿於學識疏淺，不免舛誤，多有不逮，祈望讀者恕諒，方家惠正。

張箭飛

2006年7月於東湖放鷹台寓所

作者簡介：

以賽亞·伯林（1909—1997） 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於俄國里加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自由四論》（1969，後擴充為《自由論》）、《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羅斯思想家》（1978）、《概念與范疇》（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7）等。

⑶ 肖平的個人簡介

肖平，於吉林大學化學系獲得學士（1983年）及碩士（1986年）學位。1989年赴英國留學，1993年獲牛津大學材料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於牛津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1996年成為英國布魯內爾大學講師，2000年成為高級講師。2001年加入曼徹斯特大學材料科學中心，成為講師（2001）、高級講師（2003）、副教授（Reader，2005）、教授（2008）。2010年被聘為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
肖平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航空發動機用陶瓷塗層的制備、核燃料用陶瓷塗層的研發以及熱障塗層的表徵。他創造性地提出使用交流阻抗方法對熱障塗層的退化機理進行研究，以及使用殘余應力和力學性能測試對熱障塗層服役情況進行表徵。目前，肖平教授的研究小組與勞斯萊斯（Rolls-Royce）公司以及英國幾所一流大學合作，參與一項總經費為九千萬英鎊的研究項目: Strategic Affordable Manufacturing in the UK with Lead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AMULET)。其中，肖平教授的研究重點在於為航空發動機發展下一代熱障塗層。
另外，肖平教授的研究小組使用化學氣相沉積方法制備多層陶瓷塗層，應用於核能工業領域。肖平教授與多所一流研究機構及大學，如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劍橋大學、帝國理工大學等合作，參與一項總經費為一千萬歐元的研究項目，對下一代核燃料進行基礎研究。最近，肖平教授與曼徹斯特大學航空機械工程學院以及帝國理工大學的同事們共同獲得英國工程與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EPSRC) 116萬英鎊的經費支持，對應用於核燃料的陶瓷材料進行研究。

⑷ 中國的客座教授是什麼職業

客座教授，是本不是本校教授而被聘請作為教授的教授，一般都是在某些方面有特別造詣的人，他可以不在這個學校工作，卻必須要履行義務。通常是做報告、授課或者是合作研究。
陳寅恪生平簡介

陳寅恪（1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中國第一位客座教授，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准確破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志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⑸ 牛津大學數學系在各方向有哪些厲害的教授

排名第四。數學專業排名前三的大學分別是聖安德魯斯大學、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英國《衛報》正式推出了2015年衛報英國大學數學專業排名。

⑹ 當代牛津大學哲學，心理學方面的傑出導師

http://www.philosophy.ox.ac.uk/faculty/faculty_members_categ.shtml

http://www.psychiatry.ox.ac.uk/about/staff

這兩個department的教授名單，不知道怎樣才算傑出導師，自己看吧

⑺ 牛津大學的歷史名人有哪些

牛津大學培養了不少社會各界著名人士：從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英裔南非商人塞西爾·羅德斯，天文學家愛德蒙·哈雷，「豆豆先生」羅溫·艾金森，LinkedIn創始人里德·霍夫曼，現任英格蘭銀行總裁馬克·卡尼，《愛麗絲夢遊仙境》作者路易斯·卡羅，《格列佛游記》作者強納森·史威夫特，唯美主義藝術家奧斯卡·王爾德，著名諜報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歌劇魅影音樂劇作曲家安德魯·洛伊·韋伯，著名男演員休·葛蘭，著名女演員凱特·貝琴薩，原子序數發現者亨利·莫塞萊，英國戰爭英雄「阿拉伯的勞倫斯」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到「廣告教父」大衛·奧格威，美國《瑞秋·梅道秀》主持人瑞秋·梅道，冒險家的沃爾特·雷利 和澳洲新聞媒體大亨魯珀特·梅鐸。 這些牛津校友獲稱之為「牛津人」（Oxonians）。另外，有65名諾貝爾得獎者現在或曾經於牛津工作或學習。
政界
比爾·柯林頓及納爾遜·曼德拉（前者以羅德學者身份加入牛津，而後者則為牛津榮譽博士生）。
此校培養了26位英國首相，其中幾乎所有二戰後當選的首相均畢業於牛津。[當中包括：威廉·格萊斯頓、赫伯特·阿斯奎斯、克萊門特·艾德禮、哈羅德·麥克米倫、希思、哈羅德·威爾遜、撒切爾夫人、托尼·布萊爾、前任首相戴維·卡梅倫，及現任首相特蕾莎·梅。
截至2010年，逾100位牛津人獲選入下議院。當中有最新的反對黨領袖（愛德華·米利班德）及多名影子內閣成員。亦有140名牛津校友獲選入上議院。
牛津同時也是30位他國首領的母校。 著名人士有：挪威國王哈拉德五世、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四位澳洲總理（約翰·戈頓、馬爾科姆·弗雷澤、鮑勃·霍克和東尼·艾博特）、現任匈牙利總理奧班·維克多、兩位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和約翰·內皮爾·特納）、兩位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及未取得學位便離開的英迪拉·甘地）、五位巴基斯坦總理、前錫蘭總理所羅門·班達拉納克、牙買加發言人諾曼·曼利、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前哥倫比亞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前泰國首相阿披實·威差奇瓦、首位牛津出身的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其同時為羅德學者）、辛巴威共和國副總理兼羅德學者阿瑟·穆坦巴拉、前波札那主席費斯圖斯·莫加埃，及緬甸民主政治家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除此，彭定康、衛奕信、麥理浩、羅富國、郝德傑、金文泰、司徒拔、德輔、寶雲及戴維斯等數名港督均為牛津人。
文學與藝術

奧斯卡·王爾德曾在1874-1878年期間，於牛津大學攻讀古典學。
眾多著名文學家均為牛津出身。當中的作家包括：錢鍾書、楊絳、約翰·福爾斯、蘇斯博士、托馬斯·米德爾頓、塞繆爾·約翰遜、克里斯托弗·希欽斯、羅伯特·格雷夫斯、伊夫林·沃、劉易斯·卡羅爾、赫胥黎、王爾德、C·S·路易斯、J·R·R·托爾金、格雷厄姆·格林、V·S·奈波爾、菲利普·普爾曼、約瑟夫·海勒、維克拉姆·塞斯；詩人有：雪萊、約翰·多恩、A·E·豪斯曼、W·H·奧登、T·S·艾略特和菲利普·拉金；另也有七名桂冠詩人：托馬斯·沃頓、亨利·詹姆斯野良、羅伯特·騷塞、羅伯特·西摩·布里奇斯、塞西爾·戴·劉易斯、約翰‧貝傑曼和安特迅。
作曲家休伯特·帕里、喬治·巴特沃思、約翰·塔弗納、威廉·沃爾頓和安德魯·勞埃德·韋伯均有與大學聯系。
休·格蘭特、凱特·貝金賽爾、達德利·摩爾、邁克爾·佩林和特里·瓊斯等演員均為牛津本科生，另包括導演弗洛里安·亨克爾·馮·杜能斯馬克、編劇肯·洛區及李察·寇蒂斯。
數理界

萬維網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
牛津大學培養了不少數學界名人。邁克爾·阿蒂亞、丹尼爾·奎倫和西蒙·唐納森三位牛津數學家曾贏得菲爾茲獎，而成功證明了費馬大定理的安德魯·懷爾斯亦曾為牛津的學生，他現為牛津皇家學會研究社的教授。馬庫斯·杜·索托伊及羅傑·潘洛斯則為大學數學系的教授。Mathematica及Wolfram Alpha軟體的設計主力史蒂芬·沃爾夫勒姆、萬維網的建立者蒂姆·伯納斯-李、關系型資料庫理論的奠基者埃德加·科德，及對程式設計貢獻良多的東尼·霍爾均曾赴牛津學習。
至於科學界的名人則包括了數名諾貝爾化學、物理學及生理或醫學獎的得主。促進了X射線晶體學發展的桃樂絲·霍奇金，約翰·沃克曾於牛津進行研究，而曾為牛津學生的理查德·道金斯及弗雷德里克·索迪 於畢業後均因研究項目而返回大學工作。羅伯特·虎克、愛德文·哈勃及史蒂芬·霍金都有在牛津學習進修。除此，有「現代化學之父」之稱的羅伯特·波義耳，雖沒有正式在大學念書，但亦有獲得牛津所頒發的榮譽學位。相對論及光子理論的先驅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曾到訪牛津。
宗教
共有12名聖人及20位坎特伯里大主教（包括最近當選的羅雲·威廉斯）誕生於此校。宗教改革的先驅威克里夫曾為牛津的學者，循道宗的創辦者約翰·衛斯理曾在基督堂學習，並獲選為林肯書院的學者。 其他重要成員還有阿赫邁底亞的米爾扎·艾哈邁德·納西爾、身為巴哈伊信仰專任領袖之一的守基·阿芬第及唯一的巴基斯坦天主教樞機主教約瑟夫·科代羅。
哲學
牛津的哲學傳統始於中世紀。早期的成員包括以羅吉爾·培根、「奧卡姆剃刀論」著名的奧卡姆的威廉及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湯瑪斯·霍布斯、傑里米·邊沁及約翰·洛克則取得過牛津的學位證明，雖說後者的功績在他離開大學後才獲記載（而這12年在校生活亦對其有很大的影響）。著作《心的概念》的作者吉爾伯特·賴爾將其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大學的哲學事業上。其他曾赴牛津學習的著名近代哲學家包括了艾爾弗雷德·朱爾斯·艾耶爾、保羅·格萊斯、以其論文《成為一隻蝙蝠可能是什麼樣子》聞名的湯瑪斯·內格爾、羅伯特·諾齊克及中文房間的提倡者約翰·羅傑斯·希爾勒。
體育界
大約有50餘名的奧林匹克獎牌得主與大學有學術上的聯系。美國籃球運動員比爾·布萊德利、兵工廠足球俱樂部執行長伊萬·加齊迪斯、巴基斯坦板球國家隊隊長伊姆蘭·罕及劃船四金得主馬修·平森特為兩例。

⑻ 張陽德博士後英國牛津大學學成歸來曾在什麼地方開辦過演說

張陽德博士後遠赴英國牛津大學學成歸來後奔波於香港、澳門、泰國、等地之間進行企業管理演說，張陽德博士為社會各界，各事企提供專業的咨詢以及發展建議，其方法論有別於其他研究學者，因為張陽德博士後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重要身份是，「奇門遁甲」的研究學者，早年師從清華大學國學教授崔國文先生，現在是「奇門遁甲」的傳承人。

張陽德博士後

⑼ 歷代牛津大學教授有哪個

牛津大學培養了不少社會各界著名人士：從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英裔南專非商人塞西爾·羅德斯，天屬文學家愛德蒙·哈雷，「豆豆先生」羅溫·艾金森，LinkedIn創始人里德·霍夫曼，現任英格蘭銀行總裁馬克·卡尼，《愛麗絲夢遊仙境》作者路易斯·卡羅，《格列佛游記》作者強納森·史威夫特，唯美主義藝術家奧斯卡·王爾德，著名諜報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歌劇魅影音樂劇作曲家安德魯·洛伊·韋伯，著名男演員休·葛蘭，著名女演員凱特·貝琴薩，原子序數發現者亨利·莫塞萊，英國戰爭英雄「阿拉伯的勞倫斯」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到「廣告教父」大衛·奧格威，美國《瑞秋·梅道秀》主持人瑞秋·梅道，冒險家的沃爾特·雷利和澳洲新聞媒體大亨魯珀特·梅鐸。這些牛津校友獲稱之為「牛津人」（Oxonians）。另外，有65名諾貝爾得獎者現在或曾經於牛津工作或學習。政界比爾·柯林頓及納爾遜·曼德拉（前者以羅德學者身份加入牛津，而後者則為牛津榮譽博士生）。

⑽ 牛津大學目前任職的著名教授有哪些

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