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潘維教授

㈠ 改革開放的表現

MyChinaisverygood

㈡ 在經濟危機背景下如何主動把握經濟文化的話語權

當中國默默無聞的發展自己的經濟，改革自己的社會體制，卻永遠不可能避免國際上各種各樣對中國指手畫腳的潮雜的聲音，嚴重干預中國國內輿論導向和內部事務，影響對於國內經濟時局的正確判斷，影響國家戰略決策實施。
《中國崛起》的作者張劍荊在2005年指出：中國崛起不只是物質力量的崛起，而且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和文明的崛起。同時他預言，中華文明在信息時代、全球化時代崛起的意義將等同於歐洲革命時代，意味著中華文明一定將成為普世的人類文明而具備世界話語權的地位。這一對於文化以及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整體思考，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大的報告中列為了發展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目標，並成為了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一個顯要共識。
在這里，「話語權」有著一個國家理念、一種社會制度和一個時代主流價值確立、輸出與文化創意財富興起的雙重價值，因而大大超越了單一資本和商品生產製造的能效，更成為一個國家藉此而在21世紀的國際舞台上取得更大影響力與美譽度的殺手鐧。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指出：上個世紀東西方冷戰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意識形態和話語權決出勝負的文明大戰，也是西方話語權崛起而前蘇聯觀念解體導致的結果。
話語權造就中國區域經濟競爭力
無論是國家還是城市和區域，抑或是產業和品牌，誰真正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能夠蠃得新一輪經濟和財富的先機！

㈢ 潘維的介紹

現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㈣ 民主是自由之敵還是自由之友

包剛升：民主是自由之敵還是自由之友？
包剛升（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副教授）
民主論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民主與政治諸要素之間的關系，比如民主與自由、民主與法治、民主與平等、民主與市場、民主與國家，等等。解讀政治諸要素的關系，構成了理解現代民主的一個重要視角。
1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民主與自由的關系從來都是政治哲學領域的熱門話題。過去一個常見的說法是：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這個觀點反映出價值排序的優先性，即自由具有更高的價值。但這只是考察兩者關系的一個視角。

自由女神像，是法國於1876年為紀念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美法聯盟贈送給美國的禮物。
若深入思考，就會發現民主與自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邏輯。第一種是兩者互相沖突的邏輯，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按照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說法，自由就是免於強制。英國近代哲學家約翰·洛克把社會成員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得到確定無疑的保護視為自由問題的核心。根據這種觀點，一個人來到世界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投票，而是這些基礎性的自由權利能否得到確定的保障。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則認為，自由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在只跟自己有關的事務上是完全的、絕對的主權者，而只有涉及他人時才需要對社會交代負責。

約翰·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時，社會契約才會成立。
根據這些觀點，自由的道理與民主的道理是兩回事。有人甚至擔心，民主可能侵犯自由。在政治決策中，民主高度依賴於多數規則，但多數規則下不見得會做出尊重自由的決定。如果一個由多數規則做出的政治決定是侵犯自由的，那麼此時的民主就是反自由的。自由派確實有理由擔心：當民主規則意味著多數派做決定時，少數派的權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呢？進一步說，這種多數決定規則是否可能導致多數暴政呢？若自由派篤定認為，自由才是優先價值，那麼只有當民主保障自由時，這種民主才是令人嚮往的；當民主侵犯自由時，這種民主就不再是理想的統治秩序了。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
第二種邏輯恰恰相反，即兩者互相兼容的邏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教義是：統治應該基於被治者的同意。這既是約翰·洛克闡述的政治原則，也是美國《獨立宣言》的基本思想。按照這一經典教義，有人會問：「既然統治應該基於被治者的同意，那麼被治者如何同意呢？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制度與程序來確保這種被治者的同意呢？」依此原則，迄今為止的人類統治秩序中，只有一種與之對應的統治形式，那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政體，才有可能落實「統治應該基於被治者同意」的原則。所以，這是從自由原則推導出民主規則的一種邏輯。

美國獨立宣言
此外，民主固然可能侵害自由，但這里還有一個相反的問題：與民主相比，非民主政體是否更能促進自由呢？顯然，這個問題無法給出肯定的回答。或許，在民主化時代之前的歐洲，符合立憲原則的非民主政體有可能保障自由。但除此之外，亞非拉地區的非民主政體通常都是自由的破壞者。從概率上看，與非民主政體相比，民主政體當然更有可能是自由的捍衛者。
2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
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同樣重要。北京大學潘維教授曾出版過一部書，名叫《法治與「民主迷信」》，其核心觀點是：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法治，而非民主。他甚至把很多人比較堅定的民主信念稱為「民主迷信」。這一派學者主張「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不妨稱之為「法治優先派」。他們大致是說，只要有法治，即便無民主，善治可期；但如果只有民主而無法治，則容易淪為多數暴政。
從全球經驗來看，歐洲法治與民主史可以作為這種觀點的佐證。以英國為例，英格蘭1215年簽署了《大憲章》，1258年又簽署了《牛津條約》，由此國王的權力受到了約束，同時一個貴族會議得以創建並最終進化為後來的英國議會。但在相當長時間里，英國（1832年之前）擁有投票權的人不足5%。所以，英國直到19世紀中葉都不算是嚴格的民主政體，而是一種少數人擁有投票權的競爭性精英政體。但是，這種統治尊重英國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與慣例，政府發號施令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英國作為一個案例似乎可以證明，只要有法治，即便民主程度不足，亦有可能實現一種優良的統治秩序。

約翰王簽署《大憲章》的場景。
然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並非都是英國或歐洲國家。「民主優先派」對此的一個質疑是，優良的法治傳統主要存在於歐洲。如果沒有優良的法治傳統，再加上沒有民主來約束統治者，這樣的國家能夠實現善治嗎？尤其是，如果統治者傾向於制定惡法或破壞法治，這個社會若同時缺少民主對統治者的控制，那麼善治如何可能實現呢？對於歐洲文明之外缺少法治傳統的國家來說，如果民主缺位，統治者是無法被約束的。
因此，「民主優先派」認為，民主是實現善治的必要條件。其實，這一派很難說是真正主張民主優先論，他們通常強調民主與法治需要攜手並進，但他們確定無疑地反對只要法治而認為民主可有可無的觀點。
3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政治平等？
民主與平等的關系，也是經久不衰的議題。民主能夠促進平等嗎？或者，民主能夠實現何種政治平等？羅伯特·達爾《論政治平等》一書強化了他關於政治平等的觀點，表明他更堅定地站在了左派陣營。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開國之父們對基本政治平等之上的其他平等並不是那麼重視。達爾則試圖尋求某種實質性的平等。在他的框架中，權力就是影響力，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平等就是每個公民獲得相當的或同等的政治影響力。當然，很多人認為這種主張是一種政治幻想。這如何可能呢？

羅伯特·達爾的著作《論政治平等》
如果說民主至少意味著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這是很多不同思想流派都樂意接受的觀點。美國《獨立宣言》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所有人生而平等。這是某種基礎性的政治平等，亦即政治權利的平等或形式上的政治平等。當然，如果放到歷史長河中去考察，這種基礎性的政治平等其實也來之不易，可以算人類政治史上的一種偉大創造。在過去數千年中，全球范圍內的大部分國家、文明和政治體都沒有辦法實現這種基本的政治平等。相反，這主要是最近二百多年的事情。
但有人覺得僅有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投票權的平等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還不能令人滿意。他們期待民主能增進一個社會的實質性政治平等。然而，幾乎所有社會中都存在著貧富差距。不同職業、行業、教育水平、家庭出身的人，收入和財富水平的差距往往是巨大的。在被視為現代民主典範的美國，有的500強CEO年收入高達數千萬美元，很多普通人一年薪水則不足4萬美元。此外，不同人的政治影響力也是不同的。統治精英、高級官僚、跨國公司高管、公共知識分子、演藝明星的政治影響力通常都比較大，而普通公民的政治影響力則相當有限。如果理想中的政治平等意味著政治影響力的相當，那麼保守派會認為這是無法做到的。

芬蘭的國會大廈，這里是最先實行了普選權利的地區和國家之一。
大家關心的是，一個社會到底能夠實現什麼樣的民主或平等呢？平民主義民主論和精英主義民主論在這方面的分歧很大。達爾期待的是尋求實質性平等的民主。麥迪遜和熊彼特等人則認為，最多能夠實現的是大眾統治與精英治理相結合的民主，但毫無疑問，精英仍然會比平民擁有更高的社會階層和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在他們看來，完全意義上的實質性平等，則是任何社會難以企及的。
4民主與市場：朋友還是對手？
有人還關心，民主和市場是什麼關系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佔領者聲稱：他們是99%的普通人，而華爾街那些貪婪的金融寡頭與投機者正在剝削整個美國。這個例子似乎預示著，代表「民主力量」的多數普通人對不受節制的市場力量——至少是對金融市場——感到不滿和厭惡。

2011年，美國長達近兩個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那麼，民主反對市場嗎？似乎並非如此。今天，歐美發達國家的標准制度配置，就是自由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模式的組合。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莫不如此。但問題是，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之間一定是朋友嗎？或者，它們還可能是對手？
一種可能是民主和市場的相互強化。一方面，放眼全球，自由民主政體通常都致力於保護產權，其政府是責任政府。產權保護和責任政府，一般都有利於市場經濟的成長發育。否則，如果政治權力不受約束或胡作非為，市場經濟就難以獲得充分的成長空間。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革》中講過一個故事，近代法國南部曾經有一個發達市場，後來法國國王不知節制，開始對該市場徵收高額的稅費，結果這個市場就慢慢衰落了。

道格拉斯·諾思的著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革》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更容易造就經濟繁榮，同時有利於培育一個社會的多元力量。從經驗上看，只有市場經濟模式，才會造就持久的經濟繁榮。此外，由於資本掌握在不同人和不同企業的手中，市場經濟是典型的多元化經濟，這也有助於孕育多元的社會力量。如果一個社會既富有又多元，當然更有可能促成民主的興起與鞏固。
簡而言之，民主政體保護產權、塑造責任政府，有助於促進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創造經濟繁榮、維系多元社會，有助於強化民主，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經驗告訴我們，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兩大強國——英國和美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這種自由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模式的結合。
另一種可能是民主和市場的互相削弱。一方面，民主可能要求更多地干預市場及推行再分配政策。民主政府的慣常做法是更多的政府幹預、更大的政府規模、更高的所得稅率以及更積極的再分配政策。這些政策最初往往來自普通民眾對民主政府的施壓。然而，市場經濟要求資源根據效率原則進行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所以，民主政府的政策措施可能會跟市場經濟模式相沖突，或者會削弱市場的力量。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與結果可能也會削弱民主的力量。市場承認貧富差距（注意作者這里用的不是「加劇」，因為非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貧富分化可能更嚴重），市場還會強化資本力量。在一個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民主政體往往更難維系，原因在於窮人容易產生革命性的要求，富人則由於不安全感而傾向於反對民主。此外，資本力量若過於強大，可能會試圖控制政治過程。美國允許政治捐款，但國會立法給每場選舉中針對一個候選人的政治捐款設定了上限，就是希望抑制資本對政治的過大影響力。這種立法的背後，也是民主體制對資本力量的擔憂。
簡而言之，民主政府有可能強化政府幹預和再分配政策，結果就會削弱市場力量；市場承認貧富差距並強化資本力量，可能反過來削弱民主政體的社會基礎，兩者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潛在的對抗邏輯。
5被啟蒙傳統忽略的國家
最後一個重要問題是民主與國家的關系。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把國家視為一種「必要的惡」，政治上的實際做法則是限制國家。這套限制國家的標准配置，包括憲政、法治、民主、有限政府和分權制衡等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政治觀念的主要傾向是防止國家干壞事。這里有一個流行的美國小故事，正好對應了這種國家觀。
聖誕節快要到了，美國有個小男孩想得到一份聖誕節禮物。他決定向上帝求助，他寄給上帝的明信片上寫著：「親愛的上帝，聖誕節馬上就到了，你能否賜予我100美元作為聖誕節禮物？感謝上帝！」郵遞員由於找不到上帝，就把這張明信片寄到了白宮。幾天之後，美國總統收到這張本來要寄給上帝的明信片。其實，總統秘書不過是想讓總統開心一下。讀到小男孩的信後，這位總統慷慨地從錢包里抽出50美元，委託秘書把錢寄出去。這樣，幾天後小男孩就收到了從白宮寄來的50美元。

白宮
又過了一些天，這位好心的總統收到了小男孩寫給上帝的回信。上面寫著：「親愛的上帝，感謝您給我寄來錢作為聖誕節禮物。可是，當您的錢經過白宮時，被那幫狗娘養的剋扣了50美元，所以我只收到了50美元。再次感謝上帝！」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小男孩對國家權力都抱有深刻的警惕。的確，防止國家干壞事很重要，但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國家有能力做好事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可能更需要國家有能力做好事。比如，作為總理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在1947年印度獨立時，他看到的是印度的人均GDP不足100美金及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鴻溝。作為領導人的尼赫魯有很大的沖動，要把印度這個新生的國家帶上一條現代化的道路。那麼，「印度國家」能夠勝任這一任務嗎？

尼赫魯家族，最左上方是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右上左二是日後的第一位印度女性總理英迪拉·甘地。
這里首要的問題是國家本身，即國家能完成有效的構建嗎？相反的例子是，有些國家在獨立建國後不久就面臨著國家垮塌與解體的危機。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奈及利亞在獨立後不久即陷入內戰。再比如，蘇丹自獨立以來一直內亂不斷，最後不得不分裂為蘇丹和南蘇丹。對這樣的社會來說，國家構建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如果國家構建的任務基本完成，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國家能力或政府效能的塑造。美國建國之初同樣面臨著這樣的挑戰，即能否塑造一個有效能的聯邦政府。在《聯邦黨人文集》這部討論分權制衡的經典作品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反復論述塑造有效聯邦政府或政府效能的重要性。當然，經濟學家通常不喜歡討論國家能力的問題。一位很有名望的經濟學家在微信上跟我討論，他也認為國家能力是一個誤導性的概念。但是，從政治學角度看，國家能力還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當國家能力不足時，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宗教或族群分裂程度很高的社會——隨時可能會面臨國家失敗的風險。

《聯邦黨人文集》一個早期版本的封面
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國家構建：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一書認為，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國家做壞事太多的問題，而是國家沒有能力做好事的問題。所以，國家構建與國家效能應該成為政治學和民主研究的重要議題。在最近的政治秩序作品中，福山更是強化了這一觀點，他把「有效國家」視為「政治現代化菜單」的三大要素之一，另外兩大要素是法治與民主問責制。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斯·蒂利則認為，國家不僅有政體類型的區分，即民主國家和不民主國家，而且還有國家能力的區分，即高能力國家和低能力國家。在蒂利看來，只有民主與有效的國家能力相結合，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善治。所以，高能力的民主國家，才稱得上人類優良統治秩序的典範。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討論了與民主有關的很多理論問題，那麼民主作為一種政治上的人造物是如何起源的呢？它後來又經歷了怎樣的演進？敬請繼續關注本系列。（作者：包剛升；編輯：鬍子華；配圖來自網路。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包剛升，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博士，作品有《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政治學通識》和《被誤解的民主》等，其中《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獲評「《新京報》2014年度社科書」與「《紐約時報》2014年19本中文好書」；《政治學通識》獲評「《南方都市報》編輯部評選之2015年度十大好書」；專欄評論「被誤解的民主」（《東方早報》）一文獲評「網易2014華語新媒體傳播大獎之年度評論獎」。

㈤ 北大四大怪才是哪四個

1、政治學教授潘維，聲稱「民主是個壞東西」。2、法學家朱蘇力，鼓吹「法治不適應中國的現實」。3、文學教授孔慶東，堅持「反右、文革就是好」、用粗話大罵記者、大罵納稅人、大罵香港人是狗。4、經濟學家張維迎，高呼「腐敗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就是北大之「四大怪」。

㈥ 潘維的人物經歷

潘維，現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考入北大國際政治系，碩士生，師從陳翰笙教授。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學系1996年博士。現居北京，執教於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授世界政治理論、中國政治、比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較、美國社會發展史等課程。代表論著有《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農民與市場》等。

㈦ 南方日報述評：為什麼要加快流通業大發展

南方日報述評：為什麼要加快流通業大發展？
本月初，在認真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7·23」重要講話精神、全力推進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時刻，我省自2001年後再次召開全省性的流通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汪洋在會上指出，廣東要從加快轉型升級、推動科學發展的戰略高度，跳出流通看流通，跳出流通抓流通，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加快轉變流通方式，全力開創流通工作新局面。作為貫徹落實會議精神的重要抓手，廣東省政府主辦的「廣貨網上行」即將全面開展。如何認識當前我省推動流通方式轉變的重要意義，如何認知「廣貨網上行」活動的戰略考量？本報從今天起連續3天推出「跳出流通看流通」系列述評，以飧讀者。
本月9日，製造業大省廣東，發出了一個強音：加快流通業大發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親自主持召開了全省流通工作會議，重點推動廣東電子商務、現代物流等流通新業態的大發展。
廣東經歷30年改革開放，特別是2001年入世開放流通業的市場歷練，全省上下對於流通業的重要作用，認識尤其深刻。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率先在流通領域沖破計劃經濟藩籬，廣州「價格闖關」勇敢地在發展市場經濟中「殺出一條血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廣東進入加速工業化發展階段，主要精力放在推進工業化特別是製造業發展上。雖然成就了「廣東製造」的美譽，但「重生產、輕流通」的傾向，越來越成為了制約全省產業轉型升級、調整經濟結構的發展短板。
應該說，流通業發展態勢與廣東建設經濟中心的要求已經極不相適應。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提出加快流通業大發展，意義重大。為什麼這么說？
首先，加快流通業大發展，是引導結構調整，加快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在他的《論人類生產方式第二次大轉折》中曾指出，人類生產方式正在經歷第二次大轉折，即從第二產業主導發展為第三產業主導，而第一次轉折起源於工業革命時期從第一產業主導發展為第二產業主導。在廣東，雖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29年全國第一，流通業增加值在GDP和第三產業中的佔比卻明顯偏低，全國分別僅排第12位和第25位，落後於上海、江蘇、山東等省市。加快流通業的大發展，可以延伸價值鏈，提升國際分工地位，促進一個地區經濟運行的速度、效益和質量。
其次，加快流通業大發展，是增強內生動力，應對金融危機的迫切需要。廣東的互聯網網民總數全國第一、網路購物交易額全國第一，但全國B2C在線零售商銷售前十名企業中，廣東唯有騰訊QQ商城上榜，且其銷售額不到「天貓」的6%，不及美國亞馬遜的2%。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外需持續疲軟的當下，發展流通業可以幫助優質廣貨拓展內銷市場，為我省巨大的工業產能尋找出路，更好地抵禦外部風險的沖擊。
第三，加快流通業大發展，是規范市場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正是以流通業大發展帶動了全球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飛速運轉，從而執全球經濟之牛耳。廣州的林安物流園創新「商貿綜合體」的全新業態模式，通過信息化幫助物流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物流業中的林安，電子商務中的唯品會，這些廣東區域經濟的「供血」新秀，亟需更好的發展環境。
放眼國際國內形勢，廣東流通業大發展機遇空前。當前，面臨著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加快轉型升級的歷史性機遇，又面臨著現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提升流通業跨越式轉型升級的階段性機遇。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國家加快部署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的戰略，國務院日前正式發布了《關於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
流通業大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新興業態取代傳統業態、先進生產力淘汰落後生產力的新陳代謝過程，是一種市場選擇。政府和社會要做的，正是積極引導和培育催化這個過程，讓新興業態的「星星之火」早日燃成燎原之勢。

㈧ 如何提升我國在國際交往中的軟實力

從提升軟實力的角度講，我國在某些方面已經做得比較到位，例如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利用世界性活動平台展示我國文化與政治理念等。在這些方面，我們只需要繼續正確的做法。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國則需要採取大力措施予以推進或改善。例如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非政府組織的建設等。在本文中，我們將指出各種有利於我國軟實力提升的主要途徑和措施，不論我們在那些方面表現得好還是不好。因為這樣可以為全面審視我國的軟實力建設提供一個相對完整的框架。
一.積極建設社會核心價值體系
文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而這一切主要來自於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家要把全社會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都必須有一套與經濟基礎、政治制度相適應的核心價值體系。我國是擁有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凝聚人們的力量靠的就是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范，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果沒有這個最核心的東西，就會失去團結一致、共同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就會導致人心渙散、社會混亂。
改革開放30年中，我國一直處於變化最快、發展也最快的社會轉型時期，傳統社會價值觀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而各種外來的文化和觀念紛紛進入人們的生活和頭腦，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影響，以致廣泛出現道德困惑、信仰危機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集中體現為我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缺位。北京大學教授潘維認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缺位是中國現實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中國要崛起，就無法迴避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曠新年則指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價值失落，意義真空，用祝東力先生的話說，處於一種「精神崩潰」的狀態。2007年兩會期間，來自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十分關注中國人核心價值迷失的問題，「加緊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呼聲再度高漲，代表委員們紛紛獻計獻策，希冀盡快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獲得國民普遍認同的價值取向，以凝聚起全社會的力量，促進社會和諧與國家建設。胡錦濤總書記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上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實際上也是在委婉地承認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方面的問題。
二.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
作為一種執政理念，科學發展觀無疑是一種軟實力資源。科學發展觀是一種明確體現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價值觀的發展模式。由於充分反映時代的需要，體現以人為本與環境價值觀，科學發展觀能夠獲得人民真誠的支持，能夠起到凝聚社會力量的作用；在國際社會，它也符合主流政治價值觀，從而贏得廣泛的支持。而從其內容上看，軟實力建設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科學發展觀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於軟實力建設來實現國家發展的思想。因此，對於我國來說，貫徹科學發展觀與軟實力建設，實際上構成一體的兩面。
實際上，如果結合目前威脅中國社會穩定與和諧的主要問題來看，科學發展觀的意義就尤其明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如今已然突破了國際警戒線。這種分配格局，便是威脅我國社會穩定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展示出一種彌合社會裂縫的姿態，便能獲得普羅大眾的認可。如果能夠得到真誠、堅決的貫徹，必將為執政黨的政權合法性創造新的基礎。
三.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胡錦濤同志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充分發揮法制在促進、實現、保障社會和諧方面的重要作用。」法治對於社會和諧這個特定目標的這種積極作用，說明法治是軟實力的一種體現形式，意味著實施依法治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軟實力的重要一環。實際上，對於突出強調平等與自由價值觀的社會主義理想，法治是其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
法治不僅對於提高社會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還是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同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法治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價值觀之一，甚至被西方世界冠以「普世價值觀」的名義。提高法治水平有助於提高我國在西方的親和力，消除不必要的防範心理和措施。
目前，我國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這是由我國的傳統和現實所決定的。但是，法治化是一個避免的趨勢。這就決定了我國可以通過法治建設同時提高對內軟實力和對外軟實力。這是西方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
四.根據本國國情，借鑒國際經驗，不斷完善社會制度
制度創新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事關國家的凝聚力、動員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陸與台灣不同的政治制度構成兩岸統一的障礙；計劃經濟體制壓制大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經濟建設方面缺乏市場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強大動員能力。早在1980年，鄧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這意味著，成熟、完善的制度有助於防治腐敗，提高行政效率，增強政府的合法性，並實現社會的穩定。
實際上，無論何時，也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制度問題，沒有哪個國家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制度問題，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制度建設的意義尤其重大。盡管我國在制度創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制度仍然是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制度建設的任務仍然任重而道遠。例如，制度的執行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國，以至於符合民意的新制度法規出台時，人們常常不敢以樂觀的態度來預計其效果。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不僅在於傳統文化的影響，還在於制度本身的缺陷——基本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是造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一個重要因素。
制度既有普適性也有特殊性，這就要求我國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既立足於本國國情，又參考和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在此基礎上形成符合本國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制度體系。
五.提升我國建構國際制度的能力，維護國際制度的合法性權威
建立民主、平等、和平的國際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期望，也是國際機制的吸引力所在——只有這樣一種制度，才能獲得世界各國的尊重，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其中，從而提高國際制度的影響力。另外，維護國際制度的權威與尊嚴也是保證國際制度吸引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一個不能履行承諾的國際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
一個國家的人員在國際機構中的地位是該國國際地位的一個重要標志，也影響到該國應對國際事務的能力和可能獲取的利益。如果能夠在國際機構中獲得權力，那麼，一個國家就可以獲得對國際制度的影響力，就可以通過國際機制來解決問題，而無須採取強制措施，也無須付出過高代價就能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
為盡早結束目前的國際金融風暴並避免重蹈覆轍，胡錦濤總書記在G20峰會上指出，對國際金融機構的注資應該堅持權利和義務平衡、分攤和自願相結合的原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應該得到改進，要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另外，應該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化。這些呼籲正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掌握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意義的體認，也體現了中國參與建構國際制度的努力。這樣的努力應該繼續堅持下去，以提高中國通過柔性手段維護本國利益和世界和平與繁榮的能力。
六.提升依靠國際法的能力，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所謂「謙卑的強權」，就是指雖然擁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力，卻仍然尊重他國的利益與意願，謀求通過協商和對話，爭取他國的同意，進而解決國際爭端的國家。強大的實力只是通過潛身於情境背後，隱蔽地影響世界基本格局來發揮作用，而不會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顯在籌碼。這樣的做法常常能為主體國贏得世界的尊敬，主體國反而更有可能得償所願。正因為如此，歐盟、中國、印度等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推崇協商和對話。而美國攻打伊拉克之所以受到國內外的一致反對，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選擇了武力，而非協商和對話機制來解決問題。
在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這個方面，我國一直以來都做得比較好。我國一貫主張用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包括我國和東盟國家關於南沙島嶼問題的爭端，我國與日本關於釣魚島、東海油氣田問題的爭端。我國於2001年加入WTO，也為我們按照相關法則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提供了機會。總體而言，即便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之下，我們可能需要改變對策，但是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是大勢所趨，是一個不可扭轉的時代潮流。因此，我們需要以堅定的態度，提升我國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能力。
七.積極推動公共外交和民間交往
在民主國家越來越多，而且在世界事務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公共外交和民間交往是一個必然選擇。通過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廣泛地面對外國公眾和主流社會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強本國的政治影響力，改善國際輿論環境，維護國家的利益。而通過民間交往，也能有效增強本國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例如，那些相信在中國人權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士，在與中國民眾的交往過程中，就會見證中國經歷的迅猛發展，體會到中國人民在經濟上的巨大自由，從而一改他們的錯誤觀念。再比如，美國30多個民間組織成立「公民外交聯盟」，向出國的美國公民發放《世界公民指南》，強調「每個公民在每次與人握手時」的權利和責任。由此可見，民間交往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的意義是備受重視的。
公共外交和民間交往在國際交往場合無處不在，具有廣闊的舞台。這類外交可以體現在一次文化展覽盛會上，也可以體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或一次出口產品推介會上，甚至體現在人和人的一次交談中。因此，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民間人士，都應該要有強烈的外交意識，充分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為推動國外人士正面理解本國文化和政策而努力。中美兩國打開外交關系的大門就是從乒乓外交開始的，中日兩國的民間外交對促進兩國關系的發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放開外國記者來華采訪，對促進外國民眾對中國的了解起到了一定作用。
八.大力發展文化教育，提升國民文明素質
全國政協委員陳愛蓮說，文化道德、文學藝術、公民素質、思想理念等都是國家軟實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實際上，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外化的文化，而國民素質是一個民族內化的文化，更具有現實意義。如果說文化是一國三大主要軟實力資源之一，那麼作為內化的文化的國民素質，勢必構成國家軟實力的一項重要資源。
雖然我們始終不懈地推動著國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普遍提升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客觀而言，我們仍然任重道遠。例如，單就國民科學素養而言，數據顯示，2003年我國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僅占所調查人群的1.98%，而根據類似調查方案得到的其他國家和實體的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分別為：美國25%(2005年)、歐盟24%(2005年)、加拿大4%(1989年)、日本3%(1991年)。顯而易見，我國公眾基本科學素養明顯偏低。
沒有高素質的公民，無論走到哪裡，這個國家的人都會被人歧視。國家的強大，經濟發達只是一個方面。正如沒有人會看得起粗俗的暴發戶一樣，與他們打交道，看重的可能是口袋裡的錢，而不會從心底里去尊重他或是崇拜他。國與國打交道也一樣，別人看重我們的市場，捧「熱忱」而來，但他們骨子裡未必會真正敬仰這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我們的大學能產生像耶魯牛津這樣的大學，像唐朝吸引眾多「遣唐使」來中國學習一樣，那麼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將大大提高。
九.保護和挖掘傳統文化資源，吸收傳統文化精髓
我國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靈魂，是維系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紐帶，是中華兒女攜手發展的共同精神家園。中華文明綿延不絕、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說明中華文化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與競爭力。中華文化曾經對中國和世界文明的發展繁榮作出巨大貢獻，在以合作、說服、滲透為主要特徵的軟實力競爭時代，在國際矛盾日趨尖銳化的今天，中華文化注重「和諧」的思想，更容易被別人認同和接受，更能體現協調、平衡和包容，具有巨大的親和力。因此，傳統文化在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進程中必將發揮巨大作用。
中華文化深深紮根於中華沃土，凝結著中華各民族文化的精華，具有獨特的個性和獨立的品格。因此，中華文化又是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個性獨具的文化容易吸引他人的目光，是形成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重要源泉。
其實，中華傳統文化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還具有歷史文獻和文明遺產的價值。因此，我們要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挖掘和保護各民族文化遺產，參與到世界文化交流之中。
在保護和挖掘傳統文化資源的過程中，有兩項工作是具有極端重要性的。

㈨ 如何看待「拼爹游戲」的社會現象

拼爹游戲使得人們進入拼爹時代。遏制馬太效應，不讓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贏家通吃現象肆意橫行，提供一個最大限度是由個人能力競爭，而不是靠社會關系資源比拼的平台。讓窮人能夠通過自身奮斗改變命運，這其實反應的是一個社會流動現象。社會流動分為向上和向下流動，一個充滿生機的社會，必然要有合理的雙向的社會流動，窮人可以憑自身實力，不用太費力可實現向上流動，而紈絝子弟也會因為個人能力不足自然地向下流動。至少，奮斗改變命運，應該成為一種社會公理，只有如此，這樣的社會資源世襲盛宴才會越來越少後，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才能得以實現。

㈩ 考研政治材料一提高國家軟實力 結合材料談談怎樣提高

1、文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而這一切主要來自於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家要把全社會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都必須有一套與經濟基礎、政治制度相適應的核心價值體系。我國是擁有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凝聚人們的力量靠的就是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范，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果沒有這個最核心的東西，就會失去團結一致、共同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就會導致人心渙散、社會混亂。
改革開放30年中，我國一直處於變化最快、發展也最快的社會轉型時期，傳統社會價值觀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而各種外來的文化和觀念紛紛進入人們的生活和頭腦，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影響，以致廣泛出現道德困惑、信仰危機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集中體現為我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缺位。北京大學教授潘維認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缺位是中國現實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中國要崛起，就無法迴避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

2、強大的實力只是通過潛身於情境背後，隱蔽地影響世界基本格局來發揮作用，而不會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顯在籌碼。這樣的做法常常能為主體國贏得世界的尊敬，主體國反而更有可能得償所願。正因為如此，歐盟、中國、印度等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推崇協商和對話。而美國攻打伊拉克之所以受到國內外的一致反對，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選擇了武力，而非協商和對話機制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