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某大學教授

Ⅰ 某大學李其榮教授早在九十年代就被揭發抄襲，為什麼現在還混跡於大學

你已經把答案自己寫出來了。「混」，對，做學問的少混的多。（如果他已被明證版抄襲）既然都在混，就權不要老大，老二分的那麼清楚了。你翻來各學術雜志看看，有幾篇文章經得起推敲？幾篇是真實數據做出來的？混是某國學術界的精華，既然人家把精華都抓住了，那當然能繼續混。

Ⅱ 以前看過一部講的是一個長生不老的大學教授,

《這個男人來自地球》
是10年換一地。最後是被迫說自己說謊了，朋友們如釋重負的離去，而其中一位老醫生因愛妻過世情緒本來就不好，中間拿槍威脅他後回來道歉，結果發現這位看上去40歲的人是他父親……心臟病發作……黑發人（父親）送白發人（兒子）……
最後結局是那個很愛他的女士一直留到最後送別他，還說相信他所說的，所以，片子末尾，主角還是停了車，一直望著他的女士笑了朝他的車走過去……

非常喜歡，在Vod588看完後立刻保存此片，接連看了兩遍。

Ⅲ 老鄭大14號樓非常傳奇! 名人輩出, 為啥都在這里

這兩天全國各地區的高考成績相繼出爐，鄭州大學作為咱們省內唯一的一所211大學，是咱們河南很多考生心之所向的大學。鄭州大學能人輩出，尤其以老鄭大的文科14號樓為代表。鄭州大學醫科教育源於1928年的國立第五中山大學，1952年河南醫學院獨立建院，開啟了河南醫學高等教育的先河，1984年更名為河南醫科大學；原鄭州大學創建於1956年，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1961年鄭州師范學院並入，1991年黃河大學並入；鄭州工業大學成立於1963年，是原化工部直屬重點院校；2000年7月，原鄭州大學、鄭州工業大學、河南醫科大學合並組建新鄭州大學

十四號樓人才濟濟，在鄭大校史上的地位無可撼動，是鄭大校史上非常濃墨重彩的一頁。提到了這么多鄭州大學的優秀校友，你是不是也心動了呢？

Ⅳ 王靜康的人物生平

「我有一個夢想，能否在我的有生之年，實現中國由粗品製造大國向高端精品製造強國的轉變。」年逾古稀的王靜康，這位天津市科協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國家工業結晶技術研究推廣中心主任，一直奮斗在化學工程工業結晶領域，譜寫她敬業的人生。如今，她依然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
王靜康的父親王恩明畢業於南開中學，1920年勤工儉學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學習化工冶金專業，因學習成績優秀，1924年畢業後立即被美國匹茲堡卡耐基鋼鐵公司聘用，1926年回國渴望實業救國。抗日戰爭期間，不願做亡國奴的他堅決辭職。抗戰勝利後，受侯德榜的邀請再度赴美，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作為海外歸來的愛國科學家，他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大典。
秉承家風，王靜康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愛國情懷。從1955年進入天津大學化工系學習開始，她的人生就與化學工程工業結晶結下了不解之緣。
中國青海鹽湖擁有豐富的鉀鹽資源，但由於沒有成熟的開發技術，這些資源一直無法得到利用。而掌握了核心技術的國外公司卻壟斷市場，對方竟開出數百億元的天價。1980年，他的老師張遠謀教授親赴青海，承擔了「01」號「青海鹽湖鉀鹽生產系統工程研究」攻關項目，王靜康作為攻關團隊主要成員，在張教授領導下經過不懈努力，他們成功地完成了這個國家「六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在那五年日日夜夜的攻關過程中，也開始培養和鍛煉出了一支面向國家產業第一線的高校化工攻關的國家級團隊。
化工是一個國家科技發展的基礎，在20世紀末有一些人認為化工是一切污染的源頭，化工不是高新技術，化工的發展前景沒有其他專業的發展前景更寬廣，在21世紀化工將走向末路……。王靜康認為，這完全是錯誤的推論。
據國際科技界的報道，美國和歐洲等國在20世紀末期組織了很多的專家，研究各種專業和產業發展的趨勢，研究之後得出結論：化學工業作為基礎和支撐工業，21世紀還將而且是必須強勢發展，如果化工不發展，其他高科技就無從談起。2003年美國還出版了《21世紀化學與化工發展戰略報告》——其題目為「超越分子前沿—化學與化學工程面臨的挑戰」，展示了化學和工程的融合前景，認為化工作為21世紀發展的基礎產業，必將獲得長足的發展。
國際公布的統計數據表明，20世紀以來，美國牢牢占據了世界化工產業的重要地位，美國的化學工業GDP佔世界化學工業GDP的30%，歐共體占據了世界化學工業GDP的37%左右。這說明什麼問題？「說明化學工業在世界產業發展中的核心地位。」王靜康深情地說，我為能夠在如此重要的學術領域裡面工作，能夠針對我們國家經濟建設的基礎產業需求開展研發工作，為國家的長遠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而感到驕傲和幸福。
科技攻關 有苦也有樂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王靜康不辜負老師們的囑托，帶領她的團隊又連續承擔並出色完成了國家「七五」、「八五」、「九五」、「十五」一系列重大科研攻關項目，現在正承擔著「十一五」科技支撐計劃項目。
給王靜康留下深刻印象並引以為自豪的是，她和她的團隊完成了「八五」期間的攻關項目「青黴素工業結晶的新技術與產業化研究」。「國家交給我們這個項目的時候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因為這是關繫到民生的國家急需解決的課題。」王靜康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青黴素是中國治療疾病的主要葯物，但當時受制葯技術水平限制，青黴素灌裝定量不準，純度不夠，嚴重影響了使用。
「我們接到這個攻關項目的時候也非常興奮，這是國家對我們團隊的重視和信任啊。」 雖說「八五」攻關是5年計劃，但國家有關部門要求這個項目力爭在兩三年內完成，其項目完成的硬指標是必須完成研發成果大規模的產業轉化，產業化成功國家才驗收。作為項目負責人，王靜康簽署了攻關合同，對國家要負有法律上的責任。當時王靜康和她的團隊下定決心，攻克難關。作為國家級攻關團隊，他們相信只要艱苦奮斗就會成功。因為他們此前已有完成兩個國家重點攻關項目的實踐經驗，曾經針對不同領域的結晶過程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均取得了由小試研究直至中試成功的成果。
「我們的目標是必須保證產業化一次成功，為此我們堅持校訓——以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態度嚴格要求，對於我們來說一次實驗成功不算成功，只有20次以上重復數據才為可取。為了和時間賽跑爭取早日成功，我們沒有寒暑假和春節，試驗工作必須全神貫注，條件亦較艱苦。」
最後在進行正式產業化開車的時候，只能成功不許失敗是他們牢記的座右銘，王靜康和她的團隊成員晝夜堅守在現場，當時大家即興奮又緊張，都不敢離開生產車間，餓了就吃方便麵，直到最後的檢查結果出來，發現不僅晶體質量合格，還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大家非常開心,才都感到完成任務的快樂！
這個項目攻關成功之後，在該行業推廣面超過90%，使中國青黴素的產能提高70%，節能70%以上，節約溶劑30%以上，降低三廢排放30%以上。這一技術的使用每年為國家新增利稅近億元。
「我們的成功靠的是團隊的力量。」王靜康高興地說，當年「七五」攻關項目我們得到國家科技發明三等獎，我們這個「八五」項目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我覺得這個項目對我們團隊來講最重要的是給了我們信心，再次證明我們有能力完成從燒杯到生產線的放大；只要奮斗，我們科技成果產業轉化就可以一次成功。
「我感覺到作為一個普通科技工作者，能為國家的科技發展作一點點貢獻，能夠獲得國家和有關部門的認可和獎勵，這給我們極大的鼓舞。當然在科技攻關過程中，有苦也有樂。」
此後，王靜康和她的團隊在承擔「八五」、「九五」、「十五」等一系列科研攻關及數十項大型產學研合作項目中，都是產業轉化一次成功的。

Ⅳ 盧惠霖的主要貢獻

在一段歷史時期內，兩種學派之間的正常學術爭論被人為地攙進政治色彩。1930年代的蘇聯，李森科等就打著擁護米丘林的旗號，擺出一副學閥的架勢，硬給摩爾根學派扣上「資產階級」、「唯心的」、「反動的」種種罪名，蠻橫地製造政治迫害事件。這種嚴重違反科學原則的做法，在1950年代中期波及中國。摩爾根遺傳學被當成唯心主義理論批判，人類優生學則成了禁區中的禁區。盧惠霖因為是摩爾根的學生而受到株連。可是他決心用自己的科學實踐來證實摩爾根理論的正確性。
盧惠霖採取了米丘林學派的「無性雜交」實驗來檢驗獲得性遺傳。他採用不同品種的雞所下的蛋，抽取其中的蛋白，將其注入已知品種雞待孵化的蛋中。孵出了數以百計的雛雞，除在一隻雛雞的軀幹部出現一塊雜色毛外，其他雛雞均未見特殊變異。可惜當時極難得到純種的雞，無法進一步查明那塊雜色毛的來源。正當他在設計新的實驗時，1958 年的「學術思想批判運動」開始了。盧惠霖成了「活靶子」。尤其是在1960年的「學術思想批判」中，他作為摩爾根的第四名中國弟子，又拒絕接受批判，自然就成為批判的重點對象。他翻譯的《基因論》倒成了批判者的啟蒙教材。數百名對遺傳學一無所知的學生，逼迫他承認自己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有人勸他認錯，被他拒絕。1961年4月，以衛生部黨組書記徐運北、中共中央宣傳部體育衛生處處長沙洪為首的中央文教調查小組前來了解湖南醫學院的學術批判情況。他們聽取了盧惠霖的申訴，並參加了基礎部的教師辯論會，明確指出這場學術思想批判「嚴重違背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是原則性的錯誤，應立即停止。不久，毛澤東接見上海復旦大學的生物遺傳學家、摩爾根的另一個中國學生談家楨，鼓勵科學家要堅持真理。盧惠霖得到這一消息非常高興。196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與衛生部聯合來湖南醫學院調查，對他進行甄別。
於是，盧惠霖又著手籌建遺傳學研究室，湖南省科學技術委員會也給予熱情的支持，為他配備了人員。盧惠霖把一批年輕教師集中起來進行系統而嚴格的培訓，開設了細胞學和遺傳學兩門課程。同年，盧惠霖還組織年輕教師開展植物無性雜交實驗，將曼佗羅作為砧木，荷色茄為接穗，兩種植物間進行嫁接。結果，雜交植物當年結出的荷色茄上出現了色素沉著，種子里還含有砧木曼佗羅所特有的莨菪鹼，連花蒂上也長出與曼佗羅相似的刺。但是，把「雜種」荷色茄的種子種下，生長出的後代就把這些性狀丟失。而對照組「雜交」植株上的荷色茄，仍保留莨菪鹼和曼佗羅樣的刺等性狀。1962～1965年，他們連續3次重復進行實驗，結果均證明：砧木只能影響正在嫁接中的接穗雜種，卻不能將本身的性狀遺傳給後代。
為適應防治當時流行的乙型腦炎的需要，盧惠霖還同技術員張保先採用氫氧化鋁抗原血清沉澱法開展了對長沙蚊種嗜血性的調查，取得了可靠的科學數據。
在湖南醫學院副院長易見龍的領導下，盧惠霖於1963 年首倡籌建了醫學遺傳學研究組，並擬訂了1963～1972年的10年科研規劃，確定建立細胞遺傳學研究室和生物化學遺傳學研究室。研究組一成立，他們就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對長沙市部分中小學的10091名青少年進行了色盲普查。發現男性青少年中色盲發病率為7.5%，女性發病率為0.92%。對48名色盲女孩進行家系調查，發現她們的父親均為色盲患者。這完全符合摩爾根發現的性連鎖遺傳規律。
正當盧惠霖雄心勃勃全面部署遺傳學研究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雖然作為「革命」的對象，「反動學術權威」，免不了被撤職、批鬥，但終因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也屬於保護對象之列，故與同代的知識分子相比，他算是很幸運的。1970～1971年，他被批准到岳陽搞血吸蟲病調查和防治。「復課鬧革命」一開始，他回到湖南醫學院，恢復了生物學教研室主任之職，獲得主編生物學講義的權利。他親自編寫了「遺傳學」一章，重新登上大學講壇。在醫學院院長李亭植的支持下，他們決定將遺傳學研究與計劃生育工作結合起來進行。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重新主持對醫學遺傳學的研究。他們很快學會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發展起來的染色體技術，特別是1970年代初出現的顯帶技術，又充分利用湖南科學技術情報站掌握的外國文獻資料，取得一個個的研究成果。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遺傳學研究得到很大發展。他們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染色體技術經驗交流會，推廣染色體技術。盧惠霖、夏家輝、張思仲成立一個顯帶染色體識別標准三人小組。1981年6月，湖南醫學院醫學遺傳學研究室舉辦了中國細胞遺傳學培訓班，培訓班由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衛生部主辦，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細胞遺傳學家潘士芬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派遣和中國衛生部的邀請前來講課。有來自25個省、市、自治區的101名學員接受培訓，其中25人進行了實驗技術操作。 1937年7月，盧惠霖在長沙的《力報》上發表「我們的民族」一文，他在文中將中國人的體格與外國人作了比較之後說：「中華民族的體格，在先天方面，原是大小適中，抵抗力強，若是國人能把注重增加數量的精神，來努力於資質上的改進，充實生計，促進衛生，鍛煉身體，勢不難養成強健的體魄以擔當救亡圖強的重擔的。」
人類細胞遺傳學是1956年創立的邊緣學科。其時，美籍華裔科學家徐覺道等發現和確定人的染色體有46條。1959年，國外報告了世界上第一例人類染色體病。1962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內成立了一個遺傳學小組。隨後，上海復旦大學建立了遺傳學研究室。可是，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都被斥為「異端邪說」，受到無端批判。年已古稀的盧惠霖被迫遞交了「退休申請書」。他惟一的要求是保留進圖書館看書、查資料的資格。1972年，他還經常到湖南省科技情報站查閱資料，將有關染色體顯帶技術的資料譯成中文，在國內率先掌握了人類染色體的G顯帶技術。1977年，湖南醫學院建立了以他為主任的醫學遺傳學研究室。他與同事們分別從人的外周血、皮膚、羊水取樣進行研究，又建立了一整套代表1970年代水平的細胞遺傳學技術。1981年7月，夏家輝、李麓芸又建立了能代表1980年代水平的人類高解析度G顯帶染色體技術，並將其應用於臨床。
一開始從事細胞遺傳學研究，盧惠霖就確立了為臨床服務，為計劃生育特別是為人類優生服務的方向。1970年代初，他們便與湖南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婦產科主任胡信德、附屬第二醫院內科主任伍漢文合作（1963年胡信德在中國第一次成功地進行羊水穿刺產前診斷）。1973年4月，他與伍漢文合作開辦染色體專科門診，診斷男女性別畸形。1979年4月，他又與本校附屬第一醫院婦產科胡信德教授、李麓芸講師合作，首先在國內開設了定期的染色體病咨詢門診，為孕婦進行產前檢查和宮內檢查，預測胎兒的健康狀況。
此外，盧惠霖指導研究生肖廣惠、許發明、許嘉、何小軒等開展了特殊染色體病的研究，進行了一些理論探討。如他們提出了「家族性斷裂重接熱點」的新概念；研究了睾丸決定因子在Y染色體上的位置和Y染色體短臂的遺傳效應；探討了經典的里昂假說。多年來，他們發現的異常核型有75種，均載入國際人類染色體異常核型登記庫。
1976年，他們在研究鼻咽癌淋巴母細胞的染色體核型時，發現了一條EA染色體。經過反復追尋，特別是由於夏家輝的努力，他們終於找到了這條染色體的來源，確定它是由三號染色體短臂易位到一號染色體長臂末端而形成的。中山醫學院腫瘤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相繼證實了他們的發現。據悉，這是世界上首次發現的一條與鼻咽癌相關的組份明確的標記染色體。這為鼻咽癌的病因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也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
1975年，他們發表了一對單卵雙生子同患鼻咽癌的染色體組型、血清及指紋分析等珍貴資料。這些在當時的世界文獻中亦為首次報道。隨後，盧惠霖、夏家輝又與四川的張思仲一起，在國內第一次研究和發表了《中國人染色體G式顯帶模式圖》。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遺傳學研究得到很大發展。他擔任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
1990年，在沈陽召開了全國醫學遺傳學代表大會。他已90高齡，仍親自前往參加。 世界衛生組織（WHO）1981年發表的資料說明：人類中的遺傳病負荷已達10.8%，即每10個人中就有1.08人帶有遺傳病因子。人類中已肯定的遺傳病有2811種，染色體病300餘種，其發生率佔新生活嬰的0.5%～1.0%。
盧惠霖和他領導下的醫學遺傳學研究室早就對前來求診的患者及其家屬進行優生優育的宣傳，對某些遺傳病進行家系調查，查找異常染色體的來源，並且通過羊水或絨毛檢查來確認胎兒的健康情況。一旦發現有染色體病的患兒就動員孕婦終止妊娠。
人群中染色體病的發生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國外已有許多關於新生兒染色體異常發生率的報告，但在中國此類資料尚缺。盧惠霖領導的湖南醫學院醫學遺傳研究室從1979年5月至1982年5月，用了3年的時間對長沙市北區3家醫院連續出生的3415名新生活嬰進行了染色體G帶檢查，發現染色體異常者26例，發生率為7.6‰；染色體變異者55例，發生率為1.61%。這一工作為中國制定優生優育政策及染色體病預防計劃提供了珍貴的群體資料。
同時，他還指導建立了生物化學遺傳學研究室，由張少英負責。該室能檢查測定十多種代謝缺陷病（後來此項工作由生物化學教研室負責）。在群體遺傳學調查中，鄒良秀等發現了家族性多指（趾）、並指（趾）畸形，家族性脂肪瘤等典型病例。
1979年11月，中國第一次人類與醫學遺傳學論文報告會在長沙舉行。盧惠霖主持了會議，他工作起來一絲不苟，大會開得非常圓滿。要求參加的達300多人。會上他報告了中國醫學遺傳學的成就，提出中國應重視發展優生學，這在當年是很需要勇氣的倡議。談家禎作了題為「從遺傳學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的報告。盧惠霖請吳旻作了題為「關於優生學」的報告。當時優生學還是一個禁區，吳旻的報告引起轟動。這個消息先在新華社的內參上發表，後來各報紛紛刊載。被禁錮30年的禁區終於打開。會上盧惠霖又被選為中國遺傳學會人類醫學遺傳委員會主任委員。
到了1981年，湖南醫學院兩個附屬醫院婦產科和醫學院基礎部有關專業人員組成生殖工程研究組。盧惠霖的小女兒盧光琇是湖南醫學院58級的醫學生，原在湖南衡陽地區人民醫院任外科醫師，後為了照顧老母調回本校任局部解剖學和外科手術學講師，她毛遂自薦，改行挑起了生殖工程研究的重擔。研究組創建時一無房子，二無設備。除盧光琇和范立青外，其他人員像走馬燈似的來了又走了。有人開玩笑說這是盧家開的「父女店」。1985年，生殖工程研究組擴大為生殖工程研究室。
1981年，他們將第一批健康人精子放到-196℃的液氮中，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人類冷凍精子庫。1982年這一技術在臨床上用於人工授精。1983年1月，在本校附屬第一醫院朱敬璋醫師的協作下，中國第一例人工授精男嬰誕生。隨後，100多名人工授精的嬰兒相繼出世。接著，盧惠霖指導進行了試管嬰兒（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研究。當時國外已有3000多例試管嬰兒，而在中國尚屬於空白。湖南省政府從本來就很緊張的外匯中撥出10美元，資助盧惠霖、盧光琇的生殖工程研究，他們得以買回急需的儀器設備。省政府另外還資助了兩萬美元送盧光琇、徐立禮到國外去學習關鍵性技術。兩個附屬醫院的婦產科專家密切合作，制定了為期三年的科研計劃，組建了具有國內第一流水平的生殖工程研究室。這個課題被列入國家「七五」攻關項目。1988年6月5日和7日，兩例試管嬰兒先後在湖南醫科大學兩所附屬醫院誕生。其中一例是中國首例供胚移植試管嬰兒。
盧惠霖與美國Temple（坦波爾）大學發育生物學家牛滿江教授共同簽署了《十年科研規劃協作書》。盧惠霖、牛滿江作為學術帶頭人，經過協商擬定了科研方向及研究課題。他們計劃先建立哺乳動物模型，從生殖細胞入手，以分子生物學技術為手段，改良哺乳動物的基因，從而改善新一代的遺傳素質。
1988年，「全國生殖技術及其社會、倫理、法律問題研討會」在湖南嶽陽市召開。盧惠霖和盧光琇研究員報告「關於生殖工程與法律、倫理問題的商榷」。1989年10月，盧惠霖參加國家人事部和湖南省人事廳主辦的「生物技術高級研討班」，發表了「全國有關專業力量（生殖、發育和遺傳工程工作者）聯合起來，為提高新一代兒童天賦素質協作攻關」一文。 幾十年來，盧惠霖從當小學、中學教師，做到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
在醫學院里，他先後講過普通生物學、寄生蟲學、無脊椎動物學、比較解剖學、人體胚胎學、遺傳學等課程。他的講課很受歡迎。講課前他總要認真備課，查閱文獻，使教學內容跟上科學發展的前沿。
他編寫過許多教材，包括公開出版的及院校內部適用的，如《原生質、發育》（華中院校、醫學院生物學教材，1953），《胚胎學大綱》（湘雅醫學院教材，1953），《普通生物學》（與張敦厚、何鴻餓恩合編，1953），《普通生物學》（中南地區醫學院校教材，1956）。
他重視教學方法。1940年在沅陵雅禮中學任教時他在學校里辦了一個生物展覽會，一時縣城轟動，市民紛紛前來參觀。有些小學生通過顯微鏡看到了微小的生物，激起對科學的興趣。在科學普及方面，盧惠霖也是一個先行者。1950 年代，他就提出「三段五步」教學法，在湖南醫學院率先實行預講制度。為使內容形象化，他在講授人體胚胎學時在課堂上用橡膠泥將胚胎的發育過程捏出，非常生動好懂。
湖南醫學院於1981年舉辦中國細胞遺傳學培訓班。1980年以後，辦了5期全國宮內診斷細胞遺傳學訓練班，學院為省級醫院和醫學院的婦產科主治醫師，先後培養臨床細胞遺傳學技術骨幹100多人。
1978年，他開始招收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到逝世時為止共培養碩士研究生24名。1981年11月3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他招收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他一共培養博士研究生6人。
他誨人不倦，但要求極嚴。受過他培養的學生，對師恩銘記不忘。

Ⅵ 作文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在2ol4年－……

楊玉良，男，漢族，1952年11月生於浙江省海鹽縣，教授，博士，中共黨員，國際著名的科學家、回教育家，中國高分子答化學領域的首席科學家，國家重大基礎研究「攀登計劃」高分子凝聚態物理基本問題專家組首席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復旦大學校長等職務。[1-2] 現為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院長。
2014年11月5日，國務院突然任命許寧生為復旦大學校長，免去楊玉良的復旦大學校長職務。楊玉良在卸任演說中稱痛恨一切形式的貪污腐敗。據稱，中紀委專項巡視組入駐復旦大學的時候，舉報箱被舉報者塞滿。
2014年10月24日，不再擔任復旦大學校長職務。[5]
現為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院長。

Ⅶ 哪一個大學的男教授退休後繼續講課講述人的自然生命

還好老師可以返聘的，各大高校都這么干

Ⅷ 急！！！！！！！！！！！！！

沒有所謂的"不守恆定律" 樓主要說的應該是宇稱不守恆定律
概述
宇稱不守恆定律是指在弱相互作用中,互為鏡像的物質的運動不對稱.由吳健雄用鈷60驗證。

科學界在1956年前一直認為宇稱守恆,也就是說一個粒子的鏡像與其本身性質完全相同.1956年,科學家發現θ和γ兩種介子的自旋,質量,壽命,電荷等完全相同,多數人認為它們是同一種粒子,但θ衰變時產生兩個π介子,γ衰變時產生3個,這又說明它們是不同種粒子.

1956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在深入細致地研究了各種因素之後，大膽地斷言：τ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種粒子(後來被稱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環境中，它們的運動規律卻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說，這兩個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鏡子的話，它們的衰變方式在鏡子里和鏡子外居然不一樣！用科學語言來說，「θ-τ」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是宇稱不守恆的.

在最初，「θ-τ」粒子只是被作為一個特殊例外，人們還是不願意放棄整體微觀粒子世界的宇稱守恆。此後不久，同為華裔的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用一個巧妙的實驗驗證了「宇稱不守恆」，從此，「宇稱不守恆」才真正被承認為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基礎科學原理。

吳健雄用兩套實驗裝置觀測鈷60的衰變，她在極低溫(0.01K)下用強磁場把一套裝置中的鈷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轉向左旋，把另一套裝置中的鈷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轉向右旋，這兩套裝置中的鈷60互為鏡像。實驗結果表明，這兩套裝置中的鈷60放射出來的電子數有很大差異，而且電子放射的方向也不能互相對稱。實驗結果證實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不守恆。

我們可以用一個類似的例子來說明問題。假設有兩輛互為鏡像的汽車，汽車A的司機坐在左前方座位上，油門踏板在他的右腳附近；而汽車B的司機則坐在右前方座位上，油門踏板在他的左腳附近。現在，汽車A的司機順時針方向開動點火鑰匙，把汽車發動起來，並用右腳踩油門踏板，使得汽車以一定的速度向前駛去；汽車B的司機也做完全一樣的動作，只是左右交換一下——他反時針方向開動點火鑰匙，用左腳踩油門踏板，並且使踏板的傾斜程度與A保持一致。現在，汽車B將會如何運動呢？

也許大多數人會認為，兩輛汽車應該以完全一樣的速度向前行駛。遺憾的是，他們犯了想當然的毛病。吳健雄的實驗證明了，在粒子世界裡，汽車B將以完全不同的速度行駛，方向也未必一致！——粒子世界就是這樣不可思議地展現了宇稱不守恆。

宇宙源於不守恆

宇稱不守恆的發現並不是孤立的。

在微觀世界裡，基本粒子有三個基本的對稱方式：一個是粒子和反粒子互相對稱，即對於粒子和反粒子，定律是相同的，這被稱為電荷(C)對稱；一個是空間反射對稱，即同一種粒子之間互為鏡像，它們的運動規律是相同的，這叫宇稱(P)；一個是時間反演對稱，即如果我們顛倒粒子的運動方向，粒子的運動是相同的，這被稱為時間(T)對稱。

這就是說，如果用反粒子代替粒子、把左換成右，以及顛倒時間的流向，那麼變換後的物理過程仍遵循同樣的物理定律。

但是，自從宇稱守恆定律被李政道和楊振寧打破後，科學家很快又發現，粒子和反粒子的行為並不是完全一樣的！一些科學家進而提出，可能正是由於物理定律存在輕微的不對稱，使粒子的電荷(C)不對稱，導致宇宙大爆炸之初生成的物質比反物質略多了一點點，大部分物質與反物質湮滅了，剩餘的物質才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世界。如果物理定律嚴格對稱，宇宙連同我們自身就都不會存在了——宇宙大爆炸之後應當誕生了數量相同的物質和反物質，但正反物質相遇後就會立即湮滅，那麼，星系、地球乃至人類就都沒有機會形成了。

接下來，科學家發現連時間本身也不再具有對稱性了！

可能大多數人原本就認為時光是不可倒流的。日常生活中，時間之箭永遠只有一個朝向，「逝者如斯」，老人不能變年輕，打碎的花瓶無法復原，過去與未來的界限涇渭分明。不過，在物理學家眼中，時間卻一直被視為是可逆轉的。比如說一對光子碰撞產生一個電子和一個正電子，而正負電子相遇則同樣產生一對光子，這兩個過程都符合基本物理學定律，在時間上是對稱的。如果用攝像機拍下其中一個過程然後播放，觀看者將不能判斷錄像帶是在正向還是逆向播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時間沒有了方向。

然而，1998年年末，物理學家們卻首次在微觀世界中發現了違背時間對稱性的事件。歐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員發現，正負K介子在轉換過程中存在時間上的不對稱性：反K介子轉換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逆轉過程——即K介子轉變為反K介子來得要快。

至此，粒子世界的物理規律的對稱性全部破碎了，世界從本質上被證明了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

發現過程

楊振寧、李政道和吳健雄是中國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們的事業巔峰和「宇稱」緊緊聯系在一起。

用科學家的話說，宇稱是內稟宇稱的簡稱。它是表徵粒子或粒子組成的系統在空間反射下變換性質的物理量。在空間反射變換下，粒子的場量只改變一個相因子，這相因子就稱為該粒子的宇稱。我們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宇稱就是粒子照鏡子時，鏡子里的影像。以前人們根據物理界公認的對稱性認為，宇稱一定是守恆的。這就像有正電子，就一定有負電子一樣。楊振寧教授1951年與李政道教授合作，並於1956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對稱性反映不同物質形態在運動中的共性，而對稱性的破壞才使得它們顯示出各自的特性。如同建築和圖案一樣，只有對稱而沒有它的破壞，看上去雖然很規則，但同時顯得單調和呆板。只有基本上對稱而又不完全對稱才構成美的建築和圖案。大自然正是這樣的建築師。當大自然構造像DNA這樣的大分子時，總是遵循復制的原則，將分子按照對稱的螺旋結構聯接在一起，而構成螺旋形結構的空間排列是全同的。但是在復制過程中，對精確對稱性的細微的偏離就會在大分子單位的排列次序上產生新的可能性，從而使得那些更便於復制的樣式更快地發展，形成了發育的過程。因此，對稱性的破壞是事物不斷發展進化，變得豐富多彩的原因。

楊振寧和李政道的親密合作是他們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楊振寧對此回憶說：我1948年6月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大學度過了那一年的夏天。秋後，我返回芝加哥大學，被聘為物理系的講師。我一邊教課，一邊繼續做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研究。1948年尾，李政道和我合作研究衰變及俘獲，發現這些相互作用與衰變具有非常相似的強度。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學當研究生。我倆早些時候在中國或許見過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識。我發現他才華出眾，刻苦用功。我們相處得頗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長他幾歲，又先他幾年當研究生，便盡力幫助他。後來，費米做了他的學位論文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哥的歲月里，事實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1953年，李政道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為了繼續合作，我們訂立了相互訪問的制度。我每周抽一天時間去哥倫比亞，他則每周抽一天到普林斯頓或布魯克海文來。這種例行互訪保持了6年。而這段時間我們的興趣有時在基本粒子理論方面，有時則在統計力學方面。這是一種非常富有成果的合作，比我同其他人的合作更深入廣泛。這些年裡，我們彼此相互了解得如此之深，以致看來甚至能知道對方在想些什麼。但是在氣質、感受和趣味等諸方面，我們又很不相同，這些差異對我們的合作有所裨益。我們的交往始於1946年，這種交往是親密的，它基於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關心。接著，迎來了1957年，以及我們的成功（雙雙獲得諾貝爾獎）。在我同李政道做朋友的16年間，我對他就像一位兄長。這種合作對物理學的貢獻良多，人們對此感到艷羨。李政道自己也斷言，這種合作對他的事業和成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談到楊振寧、李政道和宇稱不守恆時，有一位傑出的中國女性是絕對不能忘記的，她就是吳健雄。吳健雄博士在這場美國發生的、被物理學界稱之為「『宇稱不守恆'的革命」中，有著重大貢獻。

楊振寧和李政道從理論上懷疑宇稱律作用於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的正確性後提出，如果在弱交換作用下，奇偶性不守恆，那麼一群有向原子核的貝塔射線應呈軸向的不對稱分布。兩位科學家為了證明他們預言的正確性，找到了吳健雄博士。吳健雄有許多新巧的物理實驗技術廣泛為其他物理學家所採用，許多物理學家在實驗上遭遇到困難，也會尋求她的協助。在楊李提出請求後不久，吳健雄博士就與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標准局的阿貝爾博士商討合作這一實驗的可能性，實際工作在3個月後開始。她在極低溫度（絕對零度以上0.01攝氏度）的磁場中，觀測鈷60衰變為鎳60，及電子和反微子的弱交換作用，果然電子及反微子均不遵守宇稱守恆原理。

實驗成功了，吳博士證明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理論，推翻了物理學上屹立不移三十年之久的宇稱守恆定律。這一發現，使瑞典皇家科學院立即將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發給楊振寧和李政道兩位博士，因為他們指正了過去科學家所犯的嚴重錯誤，更開啟基本粒子「弱交換作用」一些規則的研究，使人類對物質結構內層的認識邁進了一大步。美國作家李·伊得遜說：吳健雄博士經過了不知多少次艱辛而復雜的實驗，方使楊、李二位在理論上的突破，獲得了實驗上的證明。吳健雄在實驗中發現了電子傾向於左手旋的現象，不僅改變了物理科學中「宇稱守恆」的基本信念，同時也影響到化學、生物、天文和心理學的發展。雖然吳健雄博士沒有得到諾貝爾獎，但她所從事工作的重要性並不因此而降低，反而因其他榮推崇和榮譽和紛至沓來，而更顯得成就輝煌。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她榮譽哲學博士學學位時，校長鄭重地宣布：吳健雄博士已充分獲得被稱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物理實驗學家的權利。宇稱不守恆原理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對稱性的認識，促成了此後幾十年物理學界對對稱性的關注。

發現人物
三名科學家獲得如此大的成績，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愛自己的祖國，努力從中國的文化精髓中吸取營養。

中國科學院院長、物理學家周光召教授用「使中華民族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偉大科學家」來概括楊振寧教授業已取得的學術成就。他說，楊振寧教授身上有著非常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同時他又兼融了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優秀部分，將二者融會貫通，從而形成了他治學嚴謹、為人朴實的獨特風格，令人欽佩、堪稱楷模。

1996年6月，楊振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被問道：「您是一位享譽世界的科學家，現在又榮任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您怎樣看待這個榮譽？」楊振寧先生沉吟片刻，動情地說：「我還是一個中國人，我非常珍視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這個榮譽，我為此而驕傲。」一番肺腑之言，道出了這位飲譽海內外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深厚的中國情結――楊振寧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家學淵源，使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抗戰時期，他在昆明的西南聯大獲得理科學士學位，1944年在清華大學獲得科學碩士學位。1945年冬赴美留學，1948年，獲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後長期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級學術研究所工作，此後又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主持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工作。

近代理論物理學許多領域的發展，都與楊振寧的名字分不開。1949年，楊振寧與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費米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結構模式，即費米－楊模型；與米爾斯合作，提出的規范場理論，確立了楊振寧20世紀後半葉物理學奠基人的地位；1956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理論，這一重大成果沖破了當時物理學界的傳統觀念，促進了基本粒子理論的發展，被科學家們稱之為「科學史上的轉折點」，從而與李政道於1957年一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楊振寧自始至終認為，青少年時期在國內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影響，對自己事業取得成就至關重要。因此，在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頒獎典禮上，楊振寧講到：「我雖然獻身於現代科學，我對於我所承受的中國傳統和背景引以為自豪。」

作為一個炎黃後裔，楊振寧身居美國，卻情系故國。他一生追求科學真理，對科學的濃厚興趣和飽滿的熱情，與他對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所傾注的關切之情是分不開的。從1971年的首次回國，到改革開放的今天，他深感祖國的日新月異的變化。如今他每年都回國講學、訪問，為加強中國與世界的科技交流、促進中國的科技發展不遺餘力。對此，他說「因為同時紮根於中美兩大民族的文化，因此，對增進兩國間的友好和了解肩負著特別的責任」。

1994年楊振寧回國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為幾千名學子講述「中國科技500年發展史」，曾感染和鼓舞了無數的學子。當記者此刻和楊振寧談起他的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演講報告《現代科學進入中國的歷史回顧及其前瞻》，並請他就中國的科技發展如何面對激烈的競爭、迎接21世紀的挑戰這一問題談談看法時，楊振寧感慨而自信地說：「中國過去故步自封，落後於西方，現在卻發展得很快。只有依靠科學教育，才能振興中華。中國有數不清的優秀人才，有幾千年優秀的傳統，加上現在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中國一定會迎頭趕上。」

12年前，楊振寧訪問中國時欣然寫下的詩中有「塵寰動盪二百代，雲水風雷變幻急；若問那山未來事，物競天存爭朝夕」。出自這位物理學家口中的詩句，分明也是他對中國騰飛之日的殷殷期待。楊振寧堅信在當今的世紀之交，伴隨著中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中國一定會迎頭趕上；隨著中華民族的騰飛，中國很快也會驕傲地屹立於世界科技強國之林，成為東方科學的巨子。

1997年5月25日，中國科學院和江蘇省人民政府在南京舉辦「楊振寧星」命名大會。「楊振寧星」為國際編號3421號小行星。它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1975年11月26日發現的。

已經七十多歲的李政道從事物理科學研究已經五十年了，在半個世紀的科學生涯中，他以天才和勤奮在高能物理、天體物理、流體力學、統計物理，凝聚態物理和廣義相對論等領域都卓有建樹。從1972年起，他又以深厚的愛國情懷致力於支持祖國科學教育事業發展，積極推進中外科學交流合作，建議設立博士後制度，幫助建立完善自然科學基金制度。他傾注大量心血促成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成和運行。十年前，他倡議我國建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現代物理研究中心。十年來，這兩個中心在李政道教授的主持下，開展了大量中外學術研究交流，取得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不斷培養著高級科技人才。李政道教授這五十年，是他用自己聰明才智探求科學奧秘、為祖國和人類科學發展勤奮奉獻的五十年。但是，這位功成名就年逾古稀的傑出學者始終不滿足，他仍以蓬勃朝氣矚目未來，希望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再作新的貢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443號小行星已榮獲國際有關機構批准，正式命名為「李政道星」。中國科學院1997年5月30日在北京隆重舉行了「李政道星」命名典禮。從此，李政道的名字鑲上了太空星辰，伴隨著3443號小行星遨遊並閃耀在宇宙星河。「李政道星」（國際編號為3443號小行星）是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1979年9月26日發現的。「李政道星」沿著一個偏心率為0.3的橢圓軌道繞日運行，到太陽的平均距離為3億5千9百萬公里，繞太陽一周需3.70年。

吳健雄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後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院校的理學博士學位。1954年加入美國籍。1973年，她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長，並為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榮譽會員，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94年，她獲得全美華人傑出成就獎。

吳健雄教授一直關心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從1973年起多次到中國探親、訪問講學。她是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名譽教授，並在東南大學建有吳健雄實驗室。1990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將其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吳健雄星」。1994年6月，她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1997年2月16日，吳健雄教授因再次中風逝世，享年85歲。在她的丈夫、物理學家袁家騮教授等親屬的護送下，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她接受啟蒙教育的母校——江蘇蘇州太倉市瀏河鎮明德學校新落成的「吳健雄墓園」內，實現了她魂歸故里的夙願。

在吳教授80壽誕時，袁家騮在祝壽儀式上簡要介紹了吳健雄博士的簡歷後說，求學時期的吳健雄，對史地深感興趣，文學造詣也不凡，其後她在物理學上有所成就，使一般人反而忽略了她在文學上的才幹。當時已經退休的吳健雄博士在祝壽儀式上致詞說，從事科學研究沒有捷徑，「基本修養就是由興趣、觀察、實驗、毅力等辛苦做起」。

西方科學家稱吳博士是中國的居里夫人，也曾是諾貝爾獎得主的艾米里·肖格萊博士譽她為「垂簾聽政的核子物理學女王」。

影響

「宇稱不守恆原理」的影響是深遠的。許多人說：「很難想像，假若沒有楊和李等的工作，今天的理論物理會是什麼樣子？！」1998年年末，物理學家發現首例違背時間對稱性事件。歐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員發現，正負K介子在轉換過程中存在時間上的不對稱性。這一發現雖然有助於完善宇宙大爆炸理論，但卻動搖了「基本物理定律應在時間上對稱」的觀點。

正如人們經常感嘆那樣，時光不可倒流。日常生活中，時間之箭永遠只有一個朝向。老人不能變年輕，打碎的花瓶無法復原，過去與未來的界限涇渭分明。但在物理學家眼中，時間卻一直被視為是可逆轉的。比如說一對光子碰撞產生一個電子和一個正電子，而正負電子相遇則同樣產生一對光子，這個過程都符合基本物理學定律，在時間上是對稱的。如果用攝像機拍下兩個過程之一然後播放，觀看者將不能判斷錄像帶是在正向還是逆向播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時間沒有了方向。

物理學上這種不辨過去與未來的特性被稱為時間對稱性。經典物理學定律都假定時間無方向，而且也確實在宏觀世界中通過了檢驗。但近幾十年來，物理學家一直在研究時間對稱性在微觀世界中是否同樣適用。歐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一個小組經過長達三年的研究最近終於獲得了突破。他們的實驗觀測首次證明，至少在中性K介子衰變過程中，時間違背了對稱性。

由來自九個國家近百名研究人員組成的這一小組在實驗中研究了K介子反K介子相互轉換的過程。介子是一種質量比電子大，但比質子與中子小，自旋為整數，參與強相互作用的粒子，按內部量子數可分為π介子、ρ介子和K介子等。研究人員在實驗中發現，反K介子轉換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時間逆轉過程、即K介子轉變為反K介子來得要快。這是物理學史上首次直接觀測到時間不對稱現象。

現代宇宙理論曾認為，宇宙大爆炸之初應該產生等量物質和反物質，但當今的宇宙卻主要為物質世界所主宰，這一現象一直讓人困惑。歐洲核子中心新實驗證明，反物質轉化為物質的速度要快於其相反過程，因此它為宇宙中物質量為何遠遠超過反物質量提供了部分答案。另外，新成果對物理學基本對稱定律研究也有重要意義。物理學家們一直認為，除了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時間方向性影響外，物體在空間物理反射的過程以及粒子與反粒子的變換過程也應遵循對稱性。時間、宇稱和電荷守恆定律被認為是支撐現代物理學的基礎之一。

本世紀50年代來，物理學家先後發現一些守恆定律有時並不完全滿足對稱性。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曾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理論並經實驗證實，之後美國人詹姆斯·克羅寧和瓦爾·菲奇又發現K介子衰變過程違背宇稱和電荷聯合對稱法則，他們都因此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於時間、宇稱和電荷作為一個整體被認為應該守恆，物理學家們曾猜想說，時間在特定情況下會違背對稱性。歐洲核子中心的成果首次證實了這一猜想。

1999年3月，科學家稱直接觀測證明電荷宇稱定律有誤。美國費米實驗室宣布說，該實驗室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基本「確切無疑」地證明中性K介子在衰變過程中直接違背了電荷宇稱聯合對稱法則。這一結果被認為是物質和反物質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進展。

目前普遍接受的物理學理論認為，每一種基本粒子都有其對應的反粒子。譬如說與帶負電的電子相對應，就存在質量相同、攜帶電荷正好相反的正電子。在反物質理論提出後，科學家們一直認為，粒子和反粒子之間在特性上存在對稱，就象人們通過鏡子看自己一樣。這些對稱特性主要包括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時間方向性影響，以及空間反射下的物理過程以及粒子與反粒子的變換過程遵循對稱，它們分別被稱為時間、宇稱和電荷守恆定律。

1964年，美國物理學家克洛寧和菲奇發現，K介子與其反物質反K介子之間違背宇稱和電荷聯合守恆定律。但兩位物理學家主要通過K介子與反K介子的量子力學波動效應而觀測到其違背電荷宇稱守恆現象，因此被認為是一種間接觀測。自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物理學家也先後得出一些類似結果，但基本也都屬於間接觀測范疇。而要想直接證明K介子違背宇稱和電荷聯合守恆定律，其主要途徑是研究K介子衰變為其它粒子的過程。K介子可衰變為兩個介子。物理學家們曾從理論上指出，通過實驗測量出一定數量K介子中有多少衰變為介子，這一比值如果不接近零，那麼即可被視為直接證明了宇稱和電荷聯合定律不守恆。

據報道，各國科學家們近年來一直在從事K介子衰變為介子比值的測算，但所獲得結果都無法被認為是確切的證明。而費米實驗室所獲得的最新數值結果（0.00280誤差0.00041），由於其精確度比此前實驗都有所提高，從而直接證明了宇稱和電荷守恆定律確實有局限性。

宇稱和電荷聯合定律不守恆最早發現者之一、曾獲1980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克洛寧教授在評價費米實驗室新成果時稱，這是自發現違背宇稱和電荷守恆定律的現象35年來，人們首次獲得的有關該問題真正新的認識。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瓦爾·菲奇說：「這個結果讓人極其詫異，這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它非常、非常有意思。」

科學家計劃繼續在費米實驗室進行實驗和計算，以驗證這些最新觀察結果是否確實。與此同時，如果你想知道世界為什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答案完全就在於左右之間的差異―――你只要看看鏡子就行了。

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265713.html

Ⅸ 盛彤笙的學為宗師人為楷模

——記中國科學院院士盛彤笙
盛彤笙是我國著名的獸醫學家、微生物學家，是我國現代畜牧獸醫教育的開創者。他出身貧寒，但憑借出眾的才華和超人的努力，在學業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留學德國並獲得了醫學和獸醫學兩個博士學位；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他毅然回到祖國，投身於科學救國的神聖事業之中；他創辦我國第一所畜牧獸醫學院，培養了大批畜牧獸醫高級人才；他心繫我國畜牧業，著書立說，奔走呼號，為富民強國操勞一生；他治學嚴謹，追求真理，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學者的典範；他為人正派，剛直不阿，勇於堅持原則；他對待朋友、師長、後學和家人，寬厚熱誠，給予無私的支持和幫助。盛彤笙先生盡管屢次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卓然獨立，不改本色。他為學堪稱宗師，為人堪稱楷模。
寒門俊才奠定獸醫志向
盛彤笙原籍江西省永新縣。1911年6月4日誕生於湖南長沙。家中兄弟子侄很多，一家人僅靠當中學老師的父親之微薄工資度日，日子過得極為清苦。1922年，盛彤笙考入一所外國人開辦的教會學校雅禮中學，該校除了國文和中國歷史外，其他課程都用英文授課，教學十分嚴格。雅禮中學的這段嚴格訓練，為盛彤笙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外語功底和文化功底。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長沙，富於正義感的盛彤笙作為學生會領導，組織發起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學生運動。之後被迫轉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學學習。
1928年，盛彤笙高中畢業，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生物學系。在中央大學，他如飢似渴地汲吮著多種知識的營養，除了學習本系的必修課外，還選修了化學系、物理系、外語系乃至哲學系、經濟系的一些選修課程。與此同時，還閱讀了許多文藝類書籍和刊物。他最喜歡魯迅的作品，愛看常載魯迅雜文的《語絲》、《莽原》等雜志。在後來他赴德國留學時，除了一本《德華大字典》外，魯迅的《野草》是他隨身攜帶的唯一中文書。
由於聰穎好學，盛彤笙只用3年便學完了大學4年的課程，最後一年他轉入了中央大學上海醫學院（即上海醫科大學的前身）的本科一年級。1934年夏，他的家鄉江西省招考公費留學生，其中有一個留學德國的醫學名額。他便毅然回南昌應試，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同年9月，他中斷在上海的學業，登上了開往德國的客輪。
當時德國的大學全是國立的，學制完全相同，鼓勵學生轉學，以便開闊眼界。這樣的教育制度和學術氛圍，給了基礎扎實、才華過人的盛彤笙更加自由的發展空間。他在慕尼黑大學就讀一年後，第二學期轉學柏林大學。在柏林大學，他只用了兩年便修完課程，並完成博士論文，通過答辯，於1936年獲得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因為盛彤笙認為我國人民的體魄孱弱是由於食用動物性食物不足所致，而畜牧獸醫科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切入點。所以，他又轉到漢諾威獸醫學院完成獸醫方面的功課和博士論文，並於1938年獲得獸醫學博士學位。能在治學嚴謹的德國短時間里拿到兩個博士學位，令人驚羨，而盛彤笙又是從醫學轉到當時不為國人所重視的獸醫學，更是出人預料，但這恰恰表明了他與眾不同的高遠志向。
心繫祖國戰火考驗忠貞
早在學生時代，盛彤笙就追求進步，參加學生運動，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1932年淞滬戰役中他還參加醫療救護隊，到前線救護負傷的抗日將士。大學期間，他掩護過中共地下黨員呂驥、朱理治等人。在留德期間，盛彤笙結識了王炳南、喬冠華、江隆基等中共黨員，思想多有共鳴。1935年，盛彤笙在柏林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他經常用節省下來的學費資助中國共產黨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在1938年於瑞士蘇黎世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獸醫會議上，盛彤笙在閉幕式上發表講演，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呼籲各國科學家聲援中國，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引起與會各國學人的熱烈響應，紛紛捐款援華抗日。
1938年9月，懷著一片赤誠的愛國之心和報國之志，盛彤笙義無反顧地回到了祖國，先後在江西省立獸醫專科學校、西北農學院任教，1941年春，前往遷至成都的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任教。在中央大學任教期間，他在幾所大學兼課，潛心於教學、研究和編譯工作，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
他利用晚上業余時間，從縮微膠卷上逐行逐字地翻譯出凱瑟（Keiser）所著《獸醫細菌學》。他還自編了一本《獸醫細菌學實習指導》，解決了幾所大學微生物學的教材問題。在經費極其緊缺的情況下，他力所能及地開展研究工作，例如對當時剛剛問世的磺胺類葯物作了獸醫臨床試驗，寫成《磺胺葯物對於馬鼻疽桿菌的作用》，證實磺胺類葯物在一定濃度以上時，對馬鼻疽桿菌有殺菌作用，並對豚鼠的實驗性急性鼻疽有治癒作用。他的成果《水牛腦脊髓炎的研究》證實水牛腦脊髓炎是由一種病毒所致，在世界上屬首次報道，成果在《自然》（Nature）上發表。在條件極為惡劣的抗戰時期，他能夠寫出這樣高水平的論文，使同行肅然起敬。
凝聚英才艱辛學科創業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盛彤笙感於中國畜牧獸醫教育事業的迫切需要，徵得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同意和聯合國救濟總署支持，成立了我國第一所獸醫學院，暫時附設在蘭州大學內。盛彤笙就任蘭州大學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負責學院的籌建工作。不久，又將獸醫學院從蘭州大學中獨立出來，成為獨立的「國立獸醫學院」，盛彤笙為院長。當時的蘭州，交通不便，文化落後。抗戰勝利之後，原來由沿海一帶移到內地的知識分子大多又返回平津滬寧及東南一帶，而盛彤笙卻以遠大的戰略眼光，反其道而行之，堅守西北，甘冒風險，創辦一所不為一般人所重視的獸醫學院。為了學院建設，他經常往返於蘭州南京之間，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聯合國救濟總署爭取資金和設備，為新創學院延攬師資。當時願意到西北工作的人很少，為了招攬高水平的人才，盛彤笙把能想到的辦法都用上了。第一，在國內盡力聘請了一批名家來校任教，例如生物化學家鄭集（後為第一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畜牧學家路葆清、英語教授張素娥等。第二，預約正在國外的留學人員（如朱曉平、朱宣人）。第三，資助自費留學生。194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辦自費留學考試，盛彤笙從學校經費中擠出一部分款項，資助了4位學者出國的旅費和半年的學費，並答應以後陸續匯款。條件是他們回國後必須到獸醫學院任教（如謝錚銘、陳北亨、蔣次升等）。第四，在中央大學1948年應屆畢業生中選拔一部分學生就地培養，兩年後來校任教，聘為講師。
盛彤笙作為一名教育家，對人才的珍視和熱情超越常人。當時在校任教的許綬泰不辭而別後，盛彤笙焦急萬分，盡可能收集了許綬泰親友的地址，並對每一處地址都寄出親筆信，勸他回來。許綬泰走到哪裡，都見到盛彤笙的親筆信等在哪裡，大為感動，終於給盛彤笙寫信，答應回來。即使這樣，盛彤笙還是不放心，又派專人親赴上海、南京等地去找他。使許綬泰終於回到蘭州。陳北亨、廖延雄、蔣次升教授留學回國後，盛彤笙都盛情爭取他們落戶蘭州。
盛彤笙對學業有成的人重視，對青年人也不忽視。對到校任教的青年人，他經常深入其宿舍察看水缸里的水打滿了沒有，窗戶紙糊好了沒有，煤炭、火爐、引火的柴火備齊了沒有，如此等等，使年輕人備受感動。
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盛彤笙被任命為西北大區畜牧部副部長及西北財經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他通過西北軍政委員會，1950年組織西北各省區師生及專業人員組成了龐大的考察團，下屬4個考察隊，對西北四省區作了為期一年的畜牧獸醫調查，這是我國西部歷史上第一次畜牧獸醫的全面考察。這次考察摸清了家底，積累了資料，培養了人才。
1953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西北農林科技專科學校和西北農學院的畜牧獸醫專業並入國立獸醫學院，擴大編制，成立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成為當時西北唯一的一所畜牧獸醫專業的高等學校，盛彤笙任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院長。
這一時期，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全體師生在盛彤笙組織領導下，與西北生產實際密切配合，做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工作。不論盛彤笙本人還是他所創辦的學院，這一時期都呈現一片勃勃生機，如旭日初升，前景不可限量。
1954年，中國科學院在蘭州籌建西北分院，時任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備處副主任的盛彤笙提出在西北分院建立一所綜合性獸醫研究所，經籌備處研究同意，先行籌建獸醫研究室及附設家畜病院。盛彤笙即多方招攬人才，負責獸醫研究室的籌建。1957年2月，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獸醫研究室成立。同年9月，獸醫研究室並入中國農業科學院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1958年7月1日，以並入中國農業科學院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的獸醫研究室為基礎，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中獸醫研究所。盛彤笙是中國農業科學院中獸醫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 盛彤笙青年時期，切身感受到歐洲畜牧獸醫業的發達及其對經濟發展和國民身體素質所起的重要作用，認識到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要有發達的畜牧獸醫事業，於是由醫學轉而投身獸醫科學。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通過對新疆、青海、陝西等省區的考察，提倡在牧區實行「劃區輪牧，儲草備冬，改良畜種」，對西北地區畜牧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解除一切行政職務、只保留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後，盛彤笙三次在全國和地方會議上發言，對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不論地區特點的「以糧為綱」提出質疑，力主加速發展畜牧業，從而促進我國農業早日實現現代化。他的發言引起了熱烈反響。在1980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發言中，他極力主張的「大畜牧業」觀念，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共鳴，他的發言被《人民日報》摘登，產生了較大影響。
盛彤笙被打為「右派」後，盡管遭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懷著對祖國、對事業、對歷史的忠誠，埋頭翻譯了匈牙利科學家寫的德文名著《家畜特殊病理和治療學》，分上下兩卷出版，上卷名為《家畜傳染病學》，下卷名為《家畜內科學》。「文革」期間，盛彤笙在「牛棚」中翻譯了前民主德國貝爾等著的《家畜的傳染病》一書。這是盛彤笙對我國獸醫學的又一貢獻。 盛彤笙做事嚴謹認真是出了名的。
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期間，他用整理好的卡片授課，條理清楚，邏輯嚴密，語言精練，學生把聽他講課作為一種享受，但課堂紀律極嚴。上課鈴聲一響，他准時進教室，把門關上，遲到的人想進來，先得敲門，說明原因。任國立獸醫學院院長期間，堅持出版《國立獸醫學院校刊》，每月一期，他都親自看清樣。同事們寫的調查報告請他作序，他在寫序的同時認真地指出了報告中存在的幾處錯誤，而且用很重的語氣對他們說：「這是著書立說呀！」大家至今印象深刻。
1984年，同事與年逾古稀的盛彤笙合寫了一篇有關畜牧業的文章，助手把稿子謄清以後寄給盛彤笙修改。他把稿子寄回來時，附了一封信，信中說有兩頁放顛倒了，原樣發回，要同事自己看看。
他的一位老學生，定居美國，在某大學任終身教授。「文革」後回國訪問，看望盛彤笙，老師當然熱情接待。但談話間，這位老學生說：「我們美國狗都是吃肉的」，「你們中國」如何如何。盛彤笙極為反感，隨後寫信給他，說「你的言行，深深地刺傷了我這個中國人的心」。第二年聽說他又要回國訪問，盛彤笙用復寫紙寫了16封信，分寄這位先生可能訪問的人，要求如果見到他，給予他「幫助」。
盛彤笙不但文字工作認真，一般事務也決不馬虎。在國立獸醫學院伏羲堂基建中，他要人把門窗做成樣子，掛在牆上，出出進進看一段時間，才決定式樣。買回一把椅子，他不僅看正面，還要翻過來調過去，面面都要看到才放心。他所訂立的儀器葯品管理制度，曾經作為榜樣，供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學習。
盛彤笙對他學生的身教、言教，無時不在。嚴師之嚴，盛彤笙作了最好的詮釋。
1987年5月9日，盛彤笙歷經輝煌與坎坷，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途。
可以告慰盛彤笙先生的是，他傾注全部心血的畜牧獸醫事業和畜牧獸醫教育，在西北和全國已經取得空前的發展。為了深切緬懷盛彤笙高尚的人格和為科學獻身的精神，在有關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盛彤笙畜牧獸醫科學基金會於1994年成立，現在改為盛彤笙畜牧獸醫科學獎學金，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盛彤笙創建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畜牧與獸葯研究所，在建所50周年之際為他塑了銅像，矗立於研究所院內，永久紀念先生為我國畜牧獸醫事業和對研究所的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
●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畜牧與獸葯研究所供稿●

Ⅹ 馬克儉的個人履歷

馬克儉大半生都在貴州，真可謂有緣更有情。
1933年10月22日，馬克儉出生於湖南嶽陽。少年時逢戰亂顛沛流離，逃難中，馬克儉來到貴州，先到遵義、後到貴陽。恰逢當時的貴陽一中招生，馬克儉便參加考試，隨後在貴陽一中初中部度過了相對平靜的3年時光。初中畢業後，他回到湖南老家。
冥冥中或有天意，1958年馬克儉從湖南大學畢業，分配到當時剛剛建校的貴州工學院任教。就這樣，馬克儉重回貴州並在貴州工學院紮下了根。50年彈指一揮，從貴州工學院到貴州工業大學、貴州大學，馬克儉親歷了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也見證了貴州50年來的滄桑巨變。
20世紀80年代後期，馬克儉開始在空間結構領域嶄露頭角，不少省外高校或高薪求賢的公司向他伸出橄欖枝，馬克儉都一一婉言謝絕。離開，會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更多的科研經費，更高的生活待遇，但馬克儉忘不了這片在戰亂時期給予自己3年養育的土地，捨不得自己奉獻了幾十年的大學，更放不下自己在貴州的事業。這片土地欠發達、欠開發，但他知道自己的根已深深扎入貴州高原，並融為一體。 1976年文革結束，被迫虛度10年光陰的馬克儉既在思考也在徘徊。鄧小平的一句話重新激發了馬克儉胸中的抱負和力量——「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是說，知識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既然是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就應該對國家做貢獻。帶著樸素的想法，馬克儉開始涉足當時國內剛剛起步的空間結構研究領域，並逐步把自己的研究運用於實踐，注重將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至今他還感慨地說：「沒有黨中央的撥亂反正，沒有小平同志的思想解放，我們國家就沒有今天的輝煌。」
人的創造天賦像火花，可以熄滅，也可以絢爛燃燒，而迸發出科學之光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勞動，勞動，再勞動。馬克儉始終堅信，勤奮是成功的秘訣。除了必要的學術活動，他的時間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空間結構研究所度過的。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周六照常上班，可他自己星期天也很少休息。
年逾古稀的他，工作起來卻不輸給年輕的弟子。兢兢業業的專業精神潛移默化影響了他的研究生，很多學生畢業後仍然保持著周末加班的習慣，從他那裡，學生們學到的不僅僅是知識，更是勤奮、嚴謹的工作態度。
當一個人全身心投入某項事業中，就會淡化甚至忘記物質享受，馬克儉就是這樣的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一件衣服他要穿好幾年，手機也是過時的老款式，吃飯常常是隨便解決，妻子不在家時，自己煮碗面條匆匆吃下，放下碗又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別人是為生活而工作，而馬老師是為工作而生活」這是學生對他的評價，也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
眾所周知，自然科學研究需要設備和資金，但馬克儉卻很少向國家、向學校要經費，原來他有自己的秘訣，就是產、學、研結合，使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通過成果轉化獲得必要的科研經費。
他的理念是：搞科學研究不能停留在書本上、論文上，而是要把成果轉化為扎扎實實的生產力，這才是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真正樂趣。
1985年，馬克儉的成果首次應用於貴陽市花溪區一所療養院的食堂修建工程中。從那以後，他的作品一個接一個：東北最大的超市「長春歐亞商場」、成都新世紀國際會展中心展覽館、貴陽最高的超高層五星級凱賓斯基酒店、貴陽世貿廣場、大十字環形人行天橋、青海省西寧市勞動大廈、新疆自治區庫爾勒市國際購物中心，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他的創新成果頻頻運用到各地的高樓大廈上。1985-2007年，在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安徽、青海、新疆、吉林、河南、上海、深圳等10餘個省(區、市)，他的新型空間結構體系在實際建築工程中運用達100多萬平方米，節約建設資金上億元。其中，成都新世紀國際會展中心項目節省工程投資1310萬元；貴陽世貿廣場獲「中國樓盤創新大獎」、「CIHAF04年度中國最佳寫字樓」等榮譽。
2003年，馬克儉僅以一票之差落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在自己醉心的領域里不斷攀登、不斷創新。他相繼發明了「大跨度新型張弦空間桁架結構」、「大跨度短撐桿新型張弦桁架結構」、「大跨度屋面斜拉式雙層預應力平板型網架結構」等6種預應力鋼網格體系，並應用於新型大跨度屋蓋結構中。
2007年增選院士的答辯中，當馬克儉完成自我陳述和提問答辯後，一位評委院士走上來與他握手說：「馬老師，你的成果真的是實實在在，扎扎實實，不容易！不容易！」 「我這個人，最大的愛好就是喜歡動腦子，喜歡摸索新的東西。」不斷挑戰傳統觀念、創造全新的空間結構技術已經成為馬克儉的愛好。
對於技術創新，馬克儉有自己的想法：創新不是趕時髦湊熱鬧，只有結合本地實際的技術創新，才是真正有用的創新。貴州是一個相對貧困落後的省份，在貴州搞建築科學，最大的追求就是用最少的錢蓋最好的房子。
貴州多山區多山地，導致建築工程中的鋼網架結構造價比鋼桁架結構還高；此外工業與公共建築中，18-30米跨度的建築佔大多數。為此，上世紀90年代，他研製開發了「鋼筋混凝土空腹網架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空腹夾層板樓蓋結構」、「現澆混凝土空心大板樓蓋結構」等大柱網、大跨度新型鋼筋混凝土空間網格結構；這種新型空間結構，既滿足大開間、大柱網、靈活劃分房間的需要，又實現了安全合理、低造價、低成本目的。在全省推廣使用，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馬克儉不僅勇於創新，也善於創新。他的設計有三條原則：一是結構受力體系簡潔合理且造價低廉，二是承載方式安全可靠，三要兼顧建築物的美觀大方。前幾年，當他發現湖南省某專利技術的缺點後，通過反復試驗，他提出了相關樓板的精確分析方法——矩形網格板法和實用分析法，並獲得國家專利。該成果應用於「貴陽世貿大廈」，節約工程造價2000萬元。這項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既有普通大板結構的建築功能，還有降低屋高的優點，現已通過全國知名專家論證，建議大面積推廣使用。
面對國內外建築業新興科技，馬克儉既注意吸收又不盲從。2003年底，應邀參加四川省重點工程「成都新世紀國際會議中心」大跨度鋼結構工程投標時，他所領導的科研團隊經過周密論證，放棄了呼聲正高的日本某大學開發的張弦梁結構專利技術，而採用該省省長基金項目「大跨度下弦管內預應力空間管桁架結構」參加競標。國內設計大師、權威專家組成的技術評定組最後評定，馬克儉團隊提出的方案排名第一，一舉中標，2005年該工程建成使用。 涉足空間結構領域20多年，馬克儉帶領研究生團隊，撰寫專題研究報告十多本(近110萬字)，在國內外發表論文100餘篇，出版專著4部，地區規程和國家規程各一冊；先後有30多項科研成果通過設計轉化為實際工程，多項原創性科研成果通過工程實踐應用實現了產業轉化。以主持人身份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貴州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建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貴州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二等獎1項，建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中國鋼協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貴州省科技進步三等獎6項。1996年至2006年獲國家實用新型專利及發明專利共計59項，全國發明展覽會金牌獎2項、全國創造發明競賽一、二等獎各1項、香港柏靈頓(中國)教育基金會第四屆孺子牛金球獎1項，其他獎項合計76項；1999年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及「五一」勞動獎章，兩次獲貴州省勞動模範稱號及「五一」勞動獎章；他還培養出30餘名碩士、博士，有的學生已經成長為教授、省管專家，形成一支老中青結合的學術梯隊。
現年74歲的馬克儉精神矍鑠，他仍然親臨施工現場檢查指導，繼續在貴州大學培養研究生，全然不顧自己已超齡服務8年。
近年來，面對貴州省經濟加快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馬克儉又瞄準新的目標，提出「磷石膏位模板的密肋式剪力牆結構」方案，把省內兩大磷礦基地生產磷酸的工業廢渣變廢為寶，使其成為建築工程的主材和輔材，既降低工程造價，又保護青山綠水，契合推進「自主創新」和「生態文明」的國家戰略。
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石宗源為馬克儉教授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慶祝會發去賀信：「馬克儉教授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既是馬克儉教授的光榮、貴州大學的光榮，也是全省人民的光榮……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特別是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向馬克儉教授學習，學習他紮根貴州、無私奉獻的精神，學習他開拓創新、刻苦攻關的精神，學習他嚴謹治學、教書育人的精神，為早日改變貴州欠發達、欠開發的面貌貢獻智慧和力量。」
「當選院士既是榮譽更是責任。」馬克儉教授在慶祝會上說，「院士只是科技工作者隊伍中的普通一員，沒有任何特權，今後自己更要承擔起促進科技創新的重任，踏踏實實地回報貴州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