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孔寒冰教授
A. 為什麼三月份是女人的節日
關於這一節日的起源，在我國通常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起源於1909年美國芝加哥市女工的斗爭；另一說是起源於1917年俄國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爭。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不符合歷史實際。研究表明，國際婦女節起源於紀念1908年3月8日美國紐約市女工的斗爭。oU1i國際婦女節起源於紀念1908年美國紐約市女工的斗爭3Ym曾任美國共產黨主席的威·澤·福斯特在《美國共產黨史》一書中寫道：美國社會黨曾經於20世紀初把活動擴大到青年、宗教人士等領域，「黨在婦女中也進行了一些工作，並且於1908年成立了一個全國婦女委員會。同年紐約東部的婦女社會黨人在3月8日組織了一次爭取選舉權的示威，後來這一天就成了國際婦女節。」（見中譯本第116頁）這段文字明確地表明，1908年3月8日紐約市婦女的示威遊行是國際婦女節的起源。NI@研究美國工人運動史的著名學者菲·方納也持此見。他在1980年出版的《婦女與美國工人運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當今》一書中這樣說：「紐約針織業女工1908年3月8日奮起發動遊行示威，這一事件導致兩年後把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1910年在國際婦女代表會議上，德國社會主義政黨領導人克拉拉·蔡特金提議把美國婦女舉行遊行示威的3月8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婦女節，以後每年3月8日各國婦女都決意為所有婦女爭取平等權利而斗爭。」（第156頁）YHMO-《美國婦女史網路全書》（史料編纂出版社2000年第2版）中的「國際婦女節」辭條寫道：「兩次罷工引發了婦女節的誕生，第一次發生於1857年3月8日，紐約市有數百名服裝業女工上街遊行抗議她們惡劣的工作條件，但是即時被警察強制驅散。第二次是1908年3月8日，另一批紐約服裝業女工，有1．5萬人走上街頭提出自己的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爭取投票權，並制止童工。她們的口號是『麵包加玫瑰』（『bread and roses』），這標志著她們渴望過上比最低需求更好的生活。為紀念她們的罷工，美國社會黨在美國舉行第一次全國婦女節，隨後由德國社會主義婦女雜志《平等報》主編克拉拉·蔡特金提議並通過作為國際婦女節。」（第127頁）>;.k0g以上幾份資料能夠證明，國際婦女節起源於1908年美國紐約市女工的斗爭。/)|L「芝加哥女工斗爭說」和「彼得格勒女工斗爭說」與實際不符up'v國際婦女節起源於芝加哥市女工斗爭的說法，究竟是何人、何時提出的呢？VCftRC從1929到1939年，我國的報刊文章只是說「三八」節起源於紀念1909年3月8日美國女工的斗爭。1940年，中共中央長江局主辦的《群眾》周刊在 3月8日這一天出版的第4卷第7期上發表了7篇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文章，其中有文暉的《「三八」節的歷史及其意義》一文。文中這樣說：「遠在1909年3月 8日，美國支加哥勞動婦女群眾，曾舉行爭取自由平等的遊行示威。這得到了全美婦女熱烈的響應。在1910年，在丹麥哥的平哈根（應為哥本哈根———引者注）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上，由全世界勞動婦女的領袖、德國共產黨的領袖蔡特金同志的提議，規定每年『三八』作為國際婦女的節日。」在我國媒體中流傳了半個多世紀之久的「芝加哥女工斗爭說」，蓋源於此。$對此說最早提出質疑的是北京大學教授孔寒冰。1992年以來，他就此發表了多篇文章，2004年與許寶友合作撰寫了《國際婦女節考》（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認為1909年3月8日發生過美國芝加哥市女工抗爭的說法不可信。為搞清情況，筆者請人向創辦於1847年的美國《芝加哥論壇報》查詢，得到明確答復：該報從未發表過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示威遊行的消息。R9|A上述《國際婦女節考》一書認為：1910年哥本哈根國際婦女代表會議在決議中只是寫明「各國社會主義婦女每年要有一個節日」，並沒有規定在3月8日； 1921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才把每年的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這個新的考證成果對於我們認清國際婦女節的演變確實很有幫助，但也有問題，它認為把婦女節定在3月8日是為了紀念1917年俄國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爭，而與美國歷史上的女工斗爭沒有聯系。K=J\事實上，在 1910年哥本哈根會議上，蔡特金確實提出定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只是因為有不同意見，在正式決議中才沒有寫明國際婦女節定於何月何日。會上的意見分歧源於美國社會黨已經於1908年5月決定把每年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全國婦女節，用以紀念同年3月8日紐約女工的斗爭。這是為了便於女工利用休假日進行活動。紐約市女工分別於1857年和1908年的3月8日兩次舉行示威遊行，正好這兩天都是星期日。美國女工也已於1909年2月28日和1910年2 月27日舉行過兩次全國婦女節。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在決議中明文規定3月8日為婦女節，是便於各國社會黨靈活掌握。但由於蔡特金提出了3月8日，所以美、德、奧等國從1911年到1913年都在3月8日前後某一天紀念社會主義國際婦女節。VdYHS從1914年起，德、奧、匈、荷、俄、美等國婦女已經統一在3月8日這一天採取行動，反對戰爭，爭取婦女權益。到1921年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時，更進一步在決議中明確規定3月8日為共產主義國際婦女節。可能是由於當時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與斗爭，有的代表在發言中提出：為了紀念俄國彼得格勒市女工在1917年3月8日的英勇斗爭，把這一天定為共產主義國際婦女節。這種說法旨在表明，與第二國際1910年在哥本哈根婦女會議上規定的社會主義婦女節劃清界限。實際上，俄國從革命低潮過後的1913年起，每年都是固定在公歷3月8日紀念國際婦女節，1917年彼得格勒市女工3月8日的英勇斗爭，已經是第五次紀念國際婦女節。其實，俄國女工連續五年在3月8日行動，正是對1910年哥本哈根會議號召的響應幫忙採納一下謝謝
B. 聯合國冷戰之後發生的變化以及其地位和面臨挑戰有哪些
在新的世紀里，聯合國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挑戰的實質可歸結為兩點。其一，聯合國是成為所有成員國的聯合國，還是成為超級大國和西方國家發揮主導作用和重要影響的聯合國；其二，聯合國是朝著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方向前進，還是沿著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下滑轉向。
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的維和機制如今面臨著嚴重挑戰。當前，聯合國維和至少存在以下問題：維和活動的內涵和形式不斷被擴大，已經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拉開了距離。超級大國根據其戰略需要，在人權問題上和維和問題上實行雙重標准，使維和行動大受其害。西方某些國家及其國家集團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對他國進行軍事干預，使聯合國安理會聲望嚴重受損，科索沃戰爭即是一例。維和行動與「人權高於主權」的新干涉主義論調交織在一起，使維和更趨復雜化。維和行動的開支日趨龐大，削弱了聯合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
挑戰之二是，相當一個時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人權高於主權」的新干涉主義，在聯合國成員國中造成了混亂，而且將在新世紀為建立國際新秩序帶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
從西方國家根據其戰略利益組建的「多國部隊」和「人道主義干預部隊」的行動便不難看出某些國家的用意。迄今，多國部隊行動已達到20次，派出部隊達84萬多人，派出國多數系發達國家，其司令之職基本上也是由發達國家的人選擔當。美國等西方盟國籌建「人道主義干預部隊」，始於1991年1月的伊拉克北部安全區的多國「安撫行動」。迄今共組建了6次，總人數達7萬多人，包括南斯拉夫的北約「人道主義干預」部隊和南斯拉夫科索沃的「多國實施部隊」。這些部隊盡管也有少數發展中國家參與，但主要由美、英、法等發達國家組成。在6次行動中，有4次未經安理會授權和當事國的認可，如北約13國以「人道主義干預」為名對南斯拉夫聯盟進行狂轟濫炸等。美國等西方國家籌建「人道主義干預部隊」意在一箭雙雕：聯合國安理會不能為其戰略利益服務時則使之邊緣化，並試圖為北約等組織取代安理會埋下伏筆。
挑戰之三是，全球化給許多國家帶來了經濟繁榮，也使一些國家更加脆弱，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據世界銀行按匯率計算和統計，富國人均收入與窮國人均收入之比已從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擴大到1997年的74∶1。「包括60名美國人在內的世界最富的225人，共擁有資產1萬億美元，相當於世界25億窮人的總收入」。另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8年9月9日發表的一項報告指出，佔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費全球物資和服務的86％，消費能源的58％、紙張的84％、汽車的87％。而佔世界人口20％的窮人，僅消費世界物資和服務的1．3％，只消費肉和魚的5％。富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2萬、3萬甚至4萬美元，歐美國家居民每年花在給寵物購買食物上的錢就有170億美元。但迄今世界上仍有15億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維持生計，發展中國家約有11億人缺少住房，33個國家糧食極度匱乏，全球約7．9億人食不果腹。
新世紀的聯合國如何定向、能否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已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進入新世紀後，在經濟上，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聯合國能做出6個方面的努力並取得成就：西方大國主導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金融和貿易體制嚴重製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狀況有所改變；工業品和原料價格的「剪刀差」問題有所解決；援助和減少發展中國家債務不再同「人權」、「民主」條件掛鉤；南北對話經常化並有進展；科技轉讓狀況不斷改善；聯合國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固定基金中西方認捐部分有所增加。
廣大發展中國家還希望，新世紀的聯合國繼續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具體說，堅持大小國家一視同仁的平等原則，關注世界發展的積極原則，履行維和行動的公理原則，遵循改革聯合國的公正原則，反對超級大國強權政治的一貫原則，恪守解決國際爭端的和平原則以及主張聯合國秘書處從最高行政首長直至普通工作人員的中立原則。如此，一個以和平和發展為己任並致力於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聯合國，將會對世界作出莫大的貢獻，並因此被載入光輝的史冊
在「熱戰」中誕生，在「冷戰」里成長。成立60年了，世事滄桑今非昔比，聯合國形象也淪落為無所事事的官僚機構。隨著「冷戰」之後的國際形勢日益復雜化，聯合國原有的組織框架和運作機制都難以適應，它的存在與發展都面臨著的新挑戰。聯合國，你該改革了。
成就分離主義
上個世紀1980年代底1990年代初，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龍頭老大蘇聯轟然解體，諸多東歐國家紛紛劇變，原本東西方對峙的「冷戰
」格局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站在風雲變幻的十字路口，聯合國似乎失去了前進的方向，不知該往哪兒走。
在成員國的擴大方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使蘇東地區由原來的10國變成了29國，其中新誕生的國家在1991~1992年間都進入了聯合國，再加上接納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1999年聯合國的成員國達188個。在2002年東帝汶加入之後，聯合國的成員國已達191個。不斷增丁一方面顯示了聯合國大家庭的擴大，可另一方面又使聯合國擴大過程伴隨恐怖、動亂、戰爭、死亡和飢荒區。所以，有學者提出，聯合國對成員國的開放狀態也成就了各地的分離主義者。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在一場場戰亂以後，一個個新國家獲得獨立，而這些通過血腥戰亂而獨立的「新」國家也一個個獲得聯合國的接納，獲得所謂「國際上的尊嚴」。
當今的分離主義運動與上個世紀50－60年代轟轟烈烈展開的沖破殖民枷鎖、爭取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著本質的不同，它們更多的是與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聯在一起。聯合國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大門對他們是開還是關？
藍盔不再蔚藍
維護世界和平是聯合國出生的理由，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在戰後的60年中，聯合國在維持和平行動上應當說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觀察團也好，藍盔部隊也好，對於停止地區的沖突、維護地區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許多國家就是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幫助下，實現和平，如西撤哈拉、柬埔寨、東帝汶等等。在許多動盪不已的地區，藍盔部隊成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生存下去的希望。
然而，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實施也並不是一件易事，牽扯到方方面面，比如武力的使用問題，經費問題。由於維和人員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費用越來越高，國際社會對於參與維持和平行動的積極性越來越小。於是，在上個世紀末，當南聯盟的塞爾維亞人同阿爾巴尼亞人在科索沃打得你死我活的時候，聯合國就沒有任何反應，既沒有派觀察團，更沒有派維持和平部隊。結果，北約部隊既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也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批准，便對南聯盟進行狂轟濫炸。在不久前發生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英聯軍更是繞開聯合國和安理會，單獨行動打垮了薩達姆。這些說明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在新的國際沖突面前束手無策、無能為力，靠集體的力量來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構想越來越成為一種空話。
權威已被哄搶
其實，聯合國本來就不是一個權力機構，而是一個協商性的國際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大小強弱有很大的差別，目的所在和利益所求也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在許多重大或者敏感的國際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的協商結果並不多，而在各種力量嚴重失衡的背景下，這種結果幾乎更不可能。不僅如此，即使聯合國通過的決議，力量強的當事國也可以置之不理。綜合起來看，由於躲在暗地裡的恐怖分子成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之一，由於像以色列這樣有實力、有依靠的國家敢於無視聯合國的決議，由於像美英這樣的大國可以繞過聯合國單獨行事，聯合國實際上已無法按自己的宗旨行事，而越來越成為一些大國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易場所。
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孔寒冰第60屆聯合國大會議題第60屆聯大首腦峰會於9月14日到16日在聯合國總部紐約召開。來自170多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召開了6場全體會議、4次圓桌會議和一次發展籌資問題會議，討論聯合國改革發展等諸多議題。聯合國各成員國代表就加強聯合國作用、推進聯合國改革、維護世界和平、推動發展合作等問題展開討論。
此次大會一個重要議題是回顧2000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以來，國際社會在落實千年發展目標上所取得的進展，並決定如何採取進一步行動確保這些目標的實現。事實表明，要實現這一歷史性目標，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應當付出更大努力。
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通過的《聯合國千年宣言》確定了到2015年將世界上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一半、普及初等教育等8項發展目標，即「千年發展目標」。據新華社
胡錦濤四點寄語聯合國
據新華社15日電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5日下午出席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圓桌會議，並發表題為《堅持民主協商推動改革進程》的重要講話。胡錦濤在講話中就聯合國改革問題提出四點看法，希望聯合國改革，切莫急於求成。
1.要著眼大局，堅持原則。2.要發揚民主，廣泛協商。3.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4.要把握重點，全面推進。
小泉演講肯定聯大改革
據中新社16日電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聯合國的特別首腦會議上發表演說表示，有決心在今後一年內，使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C. 大國崛起觀後感
最佳答案
記得以前學生時代，一上中國近代史，我就逃課，有關這方面的圖冊一本也不買，原因是感到這門課的內容悲慘得令人窒息，今天割地明天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個接一個，真是太傷自尊了。不僅如此，在國人筆下的中國近代史，深藏著一種強烈的「悲情情結」，一字字似乎都用血淚講述著中國百年來的苦難歷程，同時，還在義憤填膺地譴責西方列強的野蠻無理。這是中國人一種獨特的歷史觀、世界觀。央視正在熱播的12集紀錄片《大國崛起》之所以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評，我認為關鍵之處就是，正面敘述了被我們稱為西方列
強的國家崛起的過程，對國人根深蒂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提出了挑戰。
為什麼會有「悲情情結」
中國的近代史有那麼多「悲情情結」，起源於中國自康熙以來緊閉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撞開、中國人天朝大國的桃園美夢被它們的大炮轟開之後。
歷史上，中國一直是重農業輕商業，重陸地輕海洋，重防守輕進攻，自給自足，這使中國完全可以在對外封閉的情況下解決自我生存問題。再加上本身「地大物博」，中國人始終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其他民族是未曾開化的，把東邊的民族稱為夷，西邊的稱為戎，南邊的稱為蠻，北邊的稱作狄，全部都帶有貶低蔑視之意。
這樣一個向來是恩施天下、極少冒犯別人的大國，自1840年以後的一個多世紀里，前後被西方強迫簽訂了1000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不僅將自己的領土暫時地或永久地劃歸外國，賠出近20億兩白銀，海關也幾乎交由外國人管理。這的確是每一個炎黃子孫不可忘記的屈辱歷史，特別是中國幾乎從沒主動地去惹誰卻無辜遭受此慘禍，更令人心痛不已。伴隨著腐朽、沒落但又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被列強連拖帶拉、連打帶壓地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種揮之不去的「悲情」自然在中國人心中長久地沉澱下來。
少講「悲情」，調整歷史觀
「悲情情結」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到底怪誰呢？百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更多的是依然黯然神傷地述說著那段悲慘的經歷、控訴西方列強的暴行，還是更深層次地看待西方崛起的進程，總結那段歷史的教訓呢？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生機勃勃的西方與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之間是絕不可能有什麼「平等」條約可言。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這都是一個非常殘酷但又無法更改的規律。
對於這個問題，偉人已有高論。馬克思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舊中國存在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被英國的暴行破壞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解體一樣。」鄧小平說：「要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就必須打破封閉狀態，實行對外開放。西方產業革命後，中國之所以落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封建統治者採取愚昧的閉關自守政策，不思進取，因而既跟不上時代步伐，也不能抵禦外來的侵略。」
站在今天的高度反觀那些大國的強勢崛起，反思近代中國的弱勢發展，我們似乎應當這樣總結：造成近代中國歷史悲劇的因素固然有西方列強的蠻橫無理，但更在於中國自己沒有把握時機，沒有搶先走上近代化之路。歷史絕不能忘卻，可該記住的不只是曾有過的輝煌或遭遇的苦難，最主要的應該是經驗和教訓。歷史需要反思，可反思的主要不是別人當初不該做什麼，而應是自己當初為何沒有做，為何不搶占歷史先機，事先成為世界強國。只有這樣，才能以史為鏡，校正中國今後發展的路標。
換個角度看世界
被我們稱為列強的國家，最初也並非世界性的大國，有的甚至只是偏居一隅的彈丸之地。但是，它們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社會發展過程。它們的成功就在於抓住了歷史機遇，該走出去就走出去，該革新的時候就要革新。在走出去和革新的過程中，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現代化，成為世界性的大國。這一種歷史進程絕不能因為其中一些國家後來衰落了，甚至像德國、日本一度走上歧途而被完全否定。事實上，正是由於過去扎實的底蘊，直到今天，那些列強中大的仍是世界性強國，小的也依然位於最發達國家之林。
更重要的是，問題還有另一面。西方國家是曾欺侮過中國，可從現代化角度上說，它們強迫中國打開大門，也促使中國開始捲入世界市場的漩渦當中。曾有一本名叫《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列舉了360個標志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第一」，無論是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還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與西方國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所以，需要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待西方國家，不要只把它們看成是到處侵略擴張的列強，更要探求它們興盛的緣由和奧秘，可汲取中華復興之豐富營養。不宜專撿它們崛起歷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來論證實際上是不走向海洋、不走向市場、不走向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的合理性。
「大國」不只是幾個國家，而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一種發展趨勢，想在世界上有所作為的國家都必須重視並且應當融入這種潮流。觀世界、看歷史，這大概是最主要的。
世界性的大國不是天生的
當崛起的大國並不容易。有學者指出，大國崛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歷史機遇，經濟實力，還有心理准備。
在這三方面中，歷史機遇指的是客觀環境，它是最公正的，幾乎對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關鍵在於每個國家自己如何去解讀，怨天尤天是懦夫的表現。經濟實力指的崛起者內部物質條件。可是，經濟實力的強弱在時空上總是相對的，中國現在GDP總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人均GDP排在百名之外，那麼，中國經濟實力是強還是弱？到底有沒有崛起或復興的基礎？因此，筆者以為，心理因素可能更為重要。但是，心理因素不只是短暫的沖刺狀態，而是一種恆久的強國意識。
何為強國意識？它不是那種動輒懷念自己先前闊過的炫耀或者曾經悲痛現在富裕，也不是自己未來強大了就能怎樣的幻想，這些實際上都是弱國心態，甚至是國家層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勝利法。
真正的強國意識是一種對待自己的充分信任，是一種對待歷史的平和心態，是一種面向未來而非沉浸於過去的深邃眼光。強國意識應當是一種永遠向上的心理常態，是一種開放、開拓與開明，包容、繼承與創新的發展觀。機遇是給有強國意識的國家准備的，實力是有強國意識的國家才能取得的，而機遇、實力只有在強國意識中才能進一步升華。
世界性的大國不是天生的。中國兩千年來的成功不是天生的，而百年前的破敗也不是偶然的，我們不要以為若沒有近代史上那些波折，中國就一直是世界第一流的強國。(孔寒冰 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摘自《孔寒冰：《大國崛起》挑戰國人悲情歷史觀》
參考資料： 孔寒冰：《大國崛起》挑戰國人悲情歷史觀
D. 中蘇關系緣何惡化
（一）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而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亦明確表示支持新中國，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展開了廣泛的合作，中蘇關系進入了後來被稱為「蜜月時期」的友好合作新階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先後到蘇聯訪問，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進行了會談。在此期間，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正式結成同盟。此後，兩國的經濟貿易關系也迅速發展起來。從1950年到1957年，蘇聯對新中國的經濟文化建設給予了大規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國建設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蘇兩國還在軍事、外交領域緊密合作，共同反對美國對朝鮮的侵略等等。
這種類似「蜜月時期」的中蘇關系持續了好幾年。其間蘇聯雖然發生過斯大林逝世，新領導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對中蘇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並未產生影響。與「蜜月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關系相適應，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也保持著「高度一致」，幾乎沒有出現過什麼「分歧」。雙方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都奉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國際上則以一種聲音說話，並採取共同的路線政策。盡管在「蜜月時期」中蘇兩黨兩國也有過「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處理雙邊關系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與理論、路線、政策和意識形態問題無關；盡管兩國領導人也曾在私下裡相互抱怨，卻從未將「埋怨」上綱到「意識形態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開地互相抨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後來毛澤東也曾多次批評斯大林有大國沙文主義，批評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時，中國的領導人卻從未這樣說過，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等都沒有這樣說過。其實，這並不奇怪。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曾得到過蘇聯黨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導、援助，因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對社會主義建設卻缺乏經驗，不能不繼續向蘇聯和蘇共學習，不能不繼續取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中，也像過去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們心目中，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領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蘇共是列寧締造、斯大林領導的黨，是各國共產黨的領頭羊，蘇聯則是社會主義各國的榜樣。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國只能緊跟蘇共和蘇聯，只能繼續接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不可能也不敢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有任何懷疑。即使對蘇方的某些具體做法不滿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論、路線、政策上懷疑蘇共、蘇聯和斯大林。從某種意義上說，「蜜月時期」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一致」，實際上是中共和新中國力求「緊跟」蘇共和蘇聯的結果。
然而，中蘇「蜜月關系」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一致」雖然持續了一段時間，卻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中蘇關系也難免會發生變化。果然，從1956年初開始，意識形態方面「完全一致」的狀況首先受到沖擊，稍後，中蘇「蜜月關系」也隨之逐漸發生動搖了。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那樣「完全一致」倒並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於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幫助中國，並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局限於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並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並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事實亦正是如此。從總的方面來看，中蘇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便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人覺得，若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現了問題，赫魯曉夫怎麼會作出如此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嗎？！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可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促使了意識形態分歧的升級。再從上述爭執的某些具體問題來看，有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又如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反對蘇美緩和時，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於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也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國家利益的沖突促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反過來，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加劇了國家利益的沖突。這一點，在1960年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當赫魯曉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圍攻，以便壓服中國的企圖失敗後，便進一步採取行動，撕毀了援助中國的所有合同和協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從而造成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更大沖突。1963年，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中打擊和報復中國，蘇聯改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立場，決定和美國、英國簽訂部分禁試核武器條約，以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致使中國方面非常惱火，終於下決心與蘇聯分道揚鑣。這些例子都說明，當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便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分歧和爭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收拾，終於導致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第二，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採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於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致使爭執陷於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就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雙方當時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但如前所述，雙方對待分歧的做法相對來說，都還比較謹慎，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雖然也在內部互相爭論和批評，但注意心平氣和，不強加於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後，由於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雙方都開始變得不冷靜，變得武斷了。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面對分歧，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方則是錯誤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爭論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批評對方，卻不注意考慮對方的意見是否有道理，更不願作自我批評。二是強加於人，毫不妥協。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消除分歧的願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內部會談中，在一篇又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雙方又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最正確，聲稱對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觀點，承認並糾正錯誤，分歧才能消除。結果，所謂的談判、討論均成為對對方的批評。雙方均把對方的批評說成是「攻擊」，蘇方指責中方「反蘇」，中方則指責蘇方「反華」。更糟糕的是，在爭論中，雙方都採取「雞蛋里挑骨頭」和「算舊帳」的作法，以圖擊敗對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雙方不是「求同存異」，而是「棄同求異」，硬要找出所謂的「原則分歧」，大做文章。算歷史舊帳，則是將過去的爭執重新翻出來，以斥責對方。實際上事情早己過去，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惡感。三是無限上綱。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內容，本可以通過具體分析去分清「是非」，即採取所謂「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採取了「無限上綱」，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在蘇聯實行了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綱越上越高。誠然，雙方的分歧不能說沒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過討論來分清「是非」，但究竟什麼是「真理」，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的，也不能靠「引經據典」來證明，更不能通過強加於人，通過無限上綱來判斷，而只能由實踐，由歷史來檢驗。而實踐與歷史均證明，雙方當年自以為正確的許多觀點實際上並不正確，爭執中雙方堅持的許多觀點均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頁。）四是不斷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在爭執中，雙方都指責爭論是由對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衛反擊」，只是行使「答復對方攻擊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不斷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結果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誰也不願退讓一步，甚至認為退讓就是「投降」，就是「屈服」於對方，如此「循環往復」，只能是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氣氛越來越緊張，後果則越來越嚴重。
第三，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採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從而將爭執引向極端，成為對中蘇關系的致命打擊。
眾所周知，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最後發展到最高峰時，採取了大規模「公開論戰」的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公開論戰」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既然雙方如前文所分析，固執己見，毫不妥協，又把爭執看得如此嚴重，勢必要導致「公開論戰」。一般地說，黨派之間、國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也都有可能採取「公開論戰」的做法。對「公開論戰」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也不是毫無道理。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之間爆發的大規模的「公開論戰」卻非同一般，應另當別論。首先，論戰的規模之大稱得上是史無前例，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十分罕見，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先例；其次是論戰的雙方都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黨和大國，雙方都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都擁有數億支持者，並能通過當時堪稱現代化傳播手段，故影響廣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雙方均各執一詞，對立之嚴重，矛盾之尖銳，態度之蠻橫，在歷史上也十分罕見。盡管這樣大規模的「公開論戰」曾被毛澤東戲稱為只是「筆墨官司」，「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裡的魚照樣游」，「論戰一萬年也無妨」，（註：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頁。）但由於雙方的態度並不正確，論戰並不是真正講道理，因而規模雖大，真理卻沒有愈辯愈明，任何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相反，大論戰把本來渾濁不清的水攪得更渾了，把雙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亂了，甚至由於大論戰將意識形態分歧作為主要內容，反而將國家利益沖突這一實質性的問題掩蓋了；大論戰還變成了大批判，雙方在報紙上電台上互相罵來罵去，除了使雙方的對立更嚴重，錯誤更深，更不願妥協，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總之，公開大論戰的方式將雙方的意識形態爭執推向極端，對中蘇關系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在公開進行了大論戰之後，中蘇關系除了走向徹底破裂，再無別的路可走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後來確實對雙方關系的惡化與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意識形態分歧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雙方又對分歧和爭執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必須指出，筆者這樣說並不完全否認分歧和爭執也有「是」和「非」、正確與錯誤，也不完全否認有些「斗爭」，如中國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進行斗爭的必要性和意義，但就意識形態爭執的主要內容和雙方爭論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在爭執中，中蘇雙方誰應負更大的責任，則又須作具體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需要另文探討。
（三）
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爭論及對雙方關系造成的危害，給人們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歷史教訓，值得後人認真汲取。限於篇幅，本文只能簡要地提一下筆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處理國與國的關系時，應盡可能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分開，並且盡可能地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國家之間，既有國家利益的問題，也必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論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基本相同，還是根本不同的國家之間，都是如此，且都會發生矛盾。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應以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為重，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雖然不能不考慮，但畢竟是第二位的，應盡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萬不要將國家利益的爭端與意識形態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則，就可能重蹈中蘇關系惡化、破裂的覆轍。
第二，對其他黨其他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對其他兄弟黨和兄弟國家提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除涉及本國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應當十分慎重，不要輕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評論。
這是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各國的黨也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國情提出自己的理論，制定自己的路線和政策，並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其他的黨和國家因為經歷、經驗不同，也不大了解這些黨和國家的情況，難以理解這些黨和國家的想法，因而不應輕易地判斷其是非，更不應以自己所謂的「原則」、「框框」去套人家，對人家指手劃腳，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是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隨便指手劃腳。」「如果他們犯了錯誤，由他們自己去糾正。」（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頁。）
第三，如果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確實產生了涉及雙方的重大原則分歧，而是非又比較清楚，正確的一方認為必須堅持，也應採取說理的態度，同對方進行討論，或對對方進行適當的批評，同時允許對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盡可能地「求同存異」，而不應強加於人，不應無限上綱，並且盡量避免採取「公開論戰」的方式去解決分歧。
E. 中蘇關系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高分懸賞！！！
1950 年 2 月 14 日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結成了全面的同盟關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卻發生了逆轉：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繫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訐 ,貿易急劇下降 ,軍事摩擦不斷 ,1969年雙方更是發生了直接的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對於中蘇關系演變的原因 ,中外學者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研究 ,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目前 ,中蘇關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西方學者對中蘇關系的研究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戰史領域。從總體上看 ,西方學者從歷史糾紛和現實利益的矛盾角度 ,分析中蘇關系的演變。他們站在較「中立」的立場上 ,使用中蘇兩國的解密檔案和西方情報部門掌握的相關材料 ,充分利用了實證史學和比較政治的方法 ,對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近年來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 ,一是白人學者戴維德·梅爾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開磐石 :對抗中蘇同盟的美國策略》、費正清和麥克法誇爾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們現在明白了: 重思冷戰史》、高沃龍( Garver. John) 的《對手與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等;二是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 ,如:陳兼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冷戰》、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和冷戰》和《經濟冷戰》等。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對美國在中蘇關系變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二類是蘇聯(俄羅斯)學者方面。在過去他們主要是站在大黨大國主義的立場上 ,認定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惡化了中蘇關系 ,或者將問題的責任歸咎於領導人的個人失誤。公認的最為權威的蘇中關系著作是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蘇關系1945～1980》,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 ,該書
雖然資料豐富、邏輯縝密 ,但是立場僵化。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來 ,該書的主要作者鮑里索夫(真名為羅曼寧 О. Б. Рахманин) ,連續寫了兩部蘇中關系著作《中蘇關系的歷史思考》和《二十世紀的俄(蘇)中關系》,同過去相比 ,其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 ,更加註重從客觀的歷史角度 ,而非主觀的意識形態立場探討中蘇關系變化的原因。類似的作品還有庫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蘇中分裂:緣起與結果》,作者作為中蘇關系的親歷者，對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問題進行了逐一梳理 ,對於我們理解中蘇關系破裂的蘇聯方面原因很有幫助。此外 ,俄羅斯的中青年學者瓦斯科列謝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羅斯與中國:國家關系的歷史與理論》、巴拉諾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蘇中關系》也都體現了俄羅斯對中蘇關系研究的發展。
三是中國學者方面。長期以來 ,中國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中共在中蘇大論戰時期的觀點 ,認定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是中蘇關系逆轉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來 ,中國學者在中蘇關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進步 , 隨著國內外有關歷史檔案材料的解禁 , 不僅一些回憶性的書籍和文章增多 , 一些學者也開始從國家戰略的矛盾、國家利益的沖突、意識形態的論戰、領導人的觀念意識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蘇關系逆轉的原因 ,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以師哲的《在歷史巨人身邊》、李越然的《中蘇外交親歷記》、吳冷西的《十年論戰》等為代表 ,一些中蘇交往親歷者的回憶錄陸續出版。同時 ,一些學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蘇關系的有關史料 ,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羅斯解密檔案《蘇聯歷史檔案匯編》,並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述 ,對中蘇
關系中的一些重要歷史事實進行了澄清;牛軍、楊奎松等學者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角度對中蘇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 ,外交學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對中蘇關系的變化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 ,北京大學的孔寒冰教授則對中蘇關系演變對中國60---70年代國內政治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3021230.html
F. 為什麼三月八號被定為國際婦女節
三八婦女節的由來 三八婦女節又稱國際婦女節，是世界各國婦女爭取和平、平等、發展的節日,節期在每年三月八日。一個世紀以來，各國婦女為爭取到這一權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斗爭。 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的服裝和紡織女工舉行了一次抗議，反對非人道的工作環境，12小時工作制和低薪，遊行者被警察圍攻並趕散，兩年以後，又是在三月，這些婦女組織了第一個工會。 1908年3月8日，1500名婦女在紐約市遊行，要求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勞動報酬，享有選舉權，禁止使用童工，她們提出的口號是「麵包和玫瑰」；麵包象徵經濟保障，玫瑰象徵較好的生活質量。五月，美國社會黨決定以二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做為國內的婦女節。 1910年，德國社會學家蔡特金(Clara Zetkin)建議為了紀念美國服裝工人的罷工應設定一天當「國際婦女節」。該建議被在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婦女社會學家會議接受，但並未定出具體日期。 1917年，俄國婦女號召在2月23日罷工以要求「麵包和和平」，抗議惡劣的工作環境和食物短缺。這天依據俄國使用的儒略歷是當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摺合成歐洲廣范使用的格里高歷是3月8日。 1924年，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三·八」節紀念大會。 1949年，我國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決定，將三月八日定為婦女節，該日全國婦女放假半天，舉行各種儀式的紀念，祝慶活動。 1977年12月，聯合國採納了一項決議聲明，聯合國婦女權益和和平日，在一年的某一天，服從各成員國的歷史和傳統，對聯合國而言，國際婦女節訂為3月8日，且從1975年開始。 三八"節的由來 1903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市的女工為了反對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和歧視，爭取自由平等，舉行了大罷工和示威遊行。這一斗爭得到了美國廣大勞動婦女的支持和熱烈響應。1910年，一些國家的先進婦女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婦女代表大會。大會根據主持會議的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家蔡特金的建議，為了加強世界勞動婦女的團結和支持婦女爭取自由平等的斗爭，規定每年的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聯合國從1975年國際婦女開始慶祝國際婦女節，從此"三八"節就成為全世界勞動婦女為爭取和平、爭取婦女兒童的權利、爭取婦女解放而斗爭的偉大節日。 我國第一次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始於1924年。當然，我國勞動婦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於廣州舉行了"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的紀念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通令全國，定3月8日為婦女節。 三八婦女節 三八婦女節活動 誰能告訴我在銀河一粟的地球上,從古到今有多少偉大的女性?誰能告知我,我們965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裡,在冰封雪蓋的西北高原,在一望無際的綠色平地,在繁華熱鬧的城市,在風雨飄搖的海島,那裡沒有女性的足跡和笑音?誰再能告訴我,祖國日益繁榮和強大,各條戰線欣欣向榮的景象,這里沒有女性灑下的汗水和心血?你們可記住高爾基的這首:「我們該贊美她們-婦女，也就是母親，整個世界都是她們乳汁所養育起來……沒有母親，既沒有詩人，也就沒有愛。」我，要贊美她-女性，偉大的女性。 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物，必定是將自己的生命開採得最充分的人。一位偉人說，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得到了什麼，而在於他奉獻了什麼。這並不是唱高調，挖掘自身能量的過程，也就是對社會作出貢獻的過程。翻開歷史的史冊，從古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到中國古代的黃道婆;從曾兩次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居理夫人到新中國第一個女博士徐功巧,從十九世紀英國女詩人勃郎寧夫人到南宋的李清照、當今的冰心;從被譽為「國際婦女運動之母向暴風雨吶喊的勇士」的克拉拉.蔡特金到為新中國誕生而拋頭顱灑熱血的楊開慧、劉胡蘭；從拉丁美洲第一個靠自學獲得知識並獲得諾貝爾獎的智利著名的女詩人加夫里埃拉.米斯特拉爾到身患病魔卻奮發攻書的「當代保爾」張海迪。這數不勝數、無窮無盡的女性，為爭取婦女的解放而斗爭，她們有的是為中國革命英勇獻身的女革命家，有的是推動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有的是在後方任勞任怨默默作出奉獻的中國婦女，更重要是為了幫助中華民族徹底擺脫封建殘余的神權、政權、族權的壓迫，真正獲得婦女解放。面對著她們，我會情不自禁謳歌，女性，偉大的女性。 眾所周知，三八國際婦女節是為了紀念世界各國勞動婦女為爭取和平民主、婦女解放而斗爭的節日。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女工為爭取自由平等而舉行規模巨大的罷工和示威遊行，得到廣大勞動婦女的熱烈響應。1910年8月，在丹我們哥本哈根召開的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上，領導會議的德國革命家蔡特金向大會建議，以每年3月8日為世界婦女的斗爭日，得到一致擁護。我國婦女於1924年在廣州召開第一次群眾性的「三八」紀念大會。建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規定3月8日婦女節。 在又一個「三八」節來臨之際，我想起了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女革命家秋瑾。1907年7月，光復會成員徐錫麟發動了安慶起義，秋瑾在浙江響應徐錫麟起義，不幸起義失敗，秋瑾被捕，在紹興軒亭口被殺害的前一刻，她凝重仰望天空，說了一句：「秋風秋雨愁煞人！」後英勇就義。這是何等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她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臨死之前擔憂的是國家的前途和未來。正是有了秋瑾這樣愛國的女英雄，致使多少中國婦女對革命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激勵著多少中國革命志士前仆後繼毅然踏上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 遺憾的是，自古以來，雖然中國婦女對社會都有不可抹殺的貢獻，但由於封建社會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枷鎖，使得婦女的貢獻往往不是被抹殺，就是被男士們所掩蓋而取代。君不見，中國歷代帝皇的腐敗無能導致皇朝的滅亡，最終結果都是歸罪於女性禍害即所謂的紅顏禍水。連有沉魚落雁、醉月羞花之美譽的中國四大美人也擺脫不了成為政治犧牲品的悲慘命運。中國婦女如何爭取婦女解放和為自身對社會貢獻作出真實的批註，以及得到目前還是以男性為主的社會的普遍肯定？ 不幸的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三八婦女節，在很大一部分中國婦女的眼中僅僅只是一個節假日而已，只是一個單位發獎品或獎金，成為婦女放假一天的節日，渾然忘記三八婦女節的精神所在，忘記三八婦女節的內涵，以及婦女們為了自身的平等地位所要承當的責任。 中國婦女想要得到社會普遍的肯定和理解，首先婦女們必須要自我肯定，理解「半邊天」的真正內涵，不斷對社會做出貢獻，只要社會的機制是健全的，婦女的貢獻必然會得到回報。決策失誤總是由認識失誤造成的，所以關鍵是認識自己，任何事業的成功之路，都是從認識自己開始的。毛澤東主席曾經提倡：「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要發掘這種資源，為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其目的就是為了鼓勵婦女走入社會，爭取自由平等地位。 時代在變化，人的觀念也要與時俱進，新世紀的宏偉大業，為廣大婦女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舞台，新時代的廣大婦女要進一步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精神，在新形勢和新任務面前，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和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勇於創新，開拓進取，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大顯身手，在實現自身價值的同時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的新業績。 我們作為女性感到驕傲和自豪，在我們的前後，在我們的周圍竟有這么多偉大的女性。姐妹們，你是否想到要加入這偉大的行列呢？偉大的女性，要付出巨大的犧牲，你是否願將你的畢生精力投到這偉大的事業中去呢？姐妹們，願你奮發，願後來的人在偉大的行列中看到你的蹤影，更願她們對你說：我贊美你—偉大的女性。
G. 孔寒冰的介紹
孔寒冰，女，1965年2月出生，山東沂水人。碩士學位，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科教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H. 為什麼把三月八號定為婦女節
關於這一節日的起源，在我國通常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起源於1909年美國芝加哥市女工的斗爭；另一說是起源於1917年俄國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爭。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不符合歷史實際。研究表明，國際婦女節起源於紀念1908年3月8日美國紐約市女工的斗爭。oU1i 國際婦女節起源於紀念1908年美國紐約市女工的斗爭3Ym 曾任美國共產黨主席的威·澤·福斯特在《美國共產黨史》一書中寫道：美國社會黨曾經於20世紀初把活動擴大到青年、宗教人士等領域，「黨在婦女中也進行了一些工作，並且於1908年成立了一個全國婦女委員會。同年紐約東部的婦女社會黨人在3月8日組織了一次爭取選舉權的示威，後來這一天就成了國際婦女節。」（見中譯本第116頁）這段文字明確地表明，1908年3月8日紐約市婦女的示威遊行是國際婦女節的起源。NI@ 研究美國工人運動史的著名學者菲·方納也持此見。他在1980年出版的《婦女與美國工人運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當今》一書中這樣說：「紐約針織業女工1908年3月8日奮起發動遊行示威，這一事件導致兩年後把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1910年在國際婦女代表會議上，德國社會主義政黨領導人克拉拉·蔡特金提議把美國婦女舉行遊行示威的3月8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婦女節，以後每年3月8日各國婦女都決意為所有婦女爭取平等權利而斗爭。」（第156頁）YHMO- 《美國婦女史網路全書》（史料編纂出版社2000年第2版）中的「國際婦女節」辭條寫道：「兩次罷工引發了婦女節的誕生，第一次發生於1857年3月8日，紐約市有數百名服裝業女工上街遊行抗議她們惡劣的工作條件，但是即時被警察強制驅散。第二次是1908年3月8日，另一批紐約服裝業女工，有1．5萬人走上街頭提出自己的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爭取投票權，並制止童工。她們的口號是『麵包加玫瑰』（『bread and roses』），這標志著她們渴望過上比最低需求更好的生活。為紀念她們的罷工，美國社會黨在美國舉行第一次全國婦女節，隨後由德國社會主義婦女雜志《平等報》主編克拉拉·蔡特金提議並通過作為國際婦女節。」（第127頁）>;.k0g 以上幾份資料能夠證明，國際婦女節起源於1908年美國紐約市女工的斗爭。/)|L 「芝加哥女工斗爭說」和「彼得格勒女工斗爭說」與實際不符up'v 國際婦女節起源於芝加哥市女工斗爭的說法，究竟是何人、何時提出的呢？VCftRC 從1929到1939年，我國的報刊文章只是說「三八」節起源於紀念1909年3月8日美國女工的斗爭。1940年，中共中央長江局主辦的《群眾》周刊在 3月8日這一天出版的第4卷第7期上發表了7篇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文章，其中有文暉的《「三八」節的歷史及其意義》一文。文中這樣說：「遠在1909年3月 8日，美國支加哥勞動婦女群眾，曾舉行爭取自由平等的遊行示威。這得到了全美婦女熱烈的響應。在1910年，在丹麥哥的平哈根（應為哥本哈根———引者注）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上，由全世界勞動婦女的領袖、德國共產黨的領袖蔡特金同志的提議，規定每年『三八』作為國際婦女的節日。」在我國媒體中流傳了半個多世紀之久的「芝加哥女工斗爭說」，蓋源於此。$ 對此說最早提出質疑的是北京大學教授孔寒冰。1992年以來，他就此發表了多篇文章，2004年與許寶友合作撰寫了《國際婦女節考》（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認為1909年3月8日發生過美國芝加哥市女工抗爭的說法不可信。為搞清情況，筆者請人向創辦於1847年的美國《芝加哥論壇報》查詢，得到明確答復：該報從未發表過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示威遊行的消息。R9|A 上述《國際婦女節考》一書認為：1910年哥本哈根國際婦女代表會議在決議中只是寫明「各國社會主義婦女每年要有一個節日」，並沒有規定在3月8日； 1921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才把每年的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這個新的考證成果對於我們認清國際婦女節的演變確實很有幫助，但也有問題，它認為把婦女節定在3月8日是為了紀念1917年俄國彼得格勒市女工的斗爭，而與美國歷史上的女工斗爭沒有聯系。K=J\ 事實上，在 1910年哥本哈根會議上，蔡特金確實提出定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只是因為有不同意見，在正式決議中才沒有寫明國際婦女節定於何月何日。會上的意見分歧源於美國社會黨已經於1908年5月決定把每年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全國婦女節，用以紀念同年3月8日紐約女工的斗爭。這是為了便於女工利用休假日進行活動。紐約市女工分別於1857年和1908年的3月8日兩次舉行示威遊行，正好這兩天都是星期日。美國女工也已於1909年2月28日和1910年2 月27日舉行過兩次全國婦女節。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在決議中明文規定3月8日為婦女節，是便於各國社會黨靈活掌握。但由於蔡特金提出了3月8日，所以美、德、奧等國從1911年到1913年都在3月8日前後某一天紀念社會主義國際婦女節。VdYHS 從1914年起，德、奧、匈、荷、俄、美等國婦女已經統一在3月8日這一天採取行動，反對戰爭，爭取婦女權益。到1921年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時，更進一步在決議中明確規定3月8日為共產主義國際婦女節。可能是由於當時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與斗爭，有的代表在發言中提出：為了紀念俄國彼得格勒市女工在1917年3月8日的英勇斗爭，把這一天定為共產主義國際婦女節。這種說法旨在表明，與第二國際1910年在哥本哈根婦女會議上規定的社會主義婦女節劃清界限。實際上，俄國從革命低潮過後的1913年起，每年都是固定在公歷3月8日紀念國際婦女節，1917年彼得格勒市女工3月8日的英勇斗爭，已經是第五次紀念國際婦女節。其實，俄國女工連續五年在3月8日行動，正是對1910年哥本哈根會議號召的響應
I. 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在50年代是10%，在60年代平均是8%，到了70年代就變成了多少
1950年2月14日,剛剛成立的新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結成了全面的同盟關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卻發生了逆轉：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繫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訐,貿易急劇下降,軍事摩擦不斷,1969年雙方更是發生了直接的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對於中蘇關系演變的原因,中外學者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目前,中蘇關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西方學者對中蘇關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戰史領域。從總體上看,西方學者從歷史糾紛和現實利益的矛盾角度,分析中蘇關系的演變。他們站在較「中立」的立場上,使用中蘇兩國的解密檔案和西方情報部門掌握的相關材料,充分利用了實證史學和比較政治的方法,對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近年來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一是白人學者戴維德·梅爾斯(DavidllanMayers)的《劈開磐石:對抗中蘇同盟的美國策略》、費正清和麥克法誇爾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蓋迪斯(JohnLewisGaddis)的《我們現在明白了:重思冷戰史》、高沃龍(Garver.John)的《對手與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Heinzig)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等;二是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如:陳兼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冷戰》、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和冷戰》和《經濟冷戰》等。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對美國在中蘇關系變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第二類是蘇聯(俄羅斯)學者方面。在過去他們主要是站在大黨大國主義的立場上,認定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惡化了中蘇關系,或者將問題的責任歸咎於領導人的個人失誤。公認的最為權威的蘇中關系著作是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80年代合著的《中蘇關系1945～1980》,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該書雖然資料豐富、邏輯縝密,但是立場僵化。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來,該書的主要作者鮑里索夫(真名為羅曼寧О.Б.Рахманин),連續寫了兩部蘇中關系著作《中蘇關系的歷史思考》和《二十世紀的俄(蘇)中關系》,同過去相比,其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更加註重從客觀的歷史角度,而非主觀的意識形態立場探討中蘇關系變化的原因。類似的作品還有庫里克（Б.Т.Кулик的）《蘇中分裂:緣起與結果》,作者作為中蘇關系的親歷者，對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問題進行了逐一梳理,對於我們理解中蘇關系破裂的蘇聯方面原因很有幫助。此外,俄羅斯的中青年學者瓦斯科列謝斯基(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羅斯與中國:國家關系的歷史與理論》、巴拉諾夫（E.П.Бажанов的）《蘇中關系》也都體現了俄羅斯對中蘇關系研究的發展。三是中國學者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中共在中蘇大論戰時期的觀點,認定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是中蘇關系逆轉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在中蘇關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進步,隨著國內外有關歷史檔案材料的解禁,不僅一些回憶性的書籍和文章增多,一些學者也開始從國家戰略的矛盾、國家利益的沖突、意識形態的論戰、領導人的觀念意識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蘇關系逆轉的原因,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以師哲的《在歷史巨人身邊》、李越然的《中蘇外交親歷記》、吳冷西的《十年論戰》等為代表,一些中蘇交往親歷者的回憶錄陸續出版。同時,一些學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蘇關系的有關史料,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羅斯解密檔案《蘇聯歷史檔案匯編》,並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述,對中蘇關系中的一些重要歷史事實進行了澄清;牛軍、楊奎松等學者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角度對中蘇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外交學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對中蘇關系的變化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北京大學的孔寒冰教授則對中蘇關系演變對中國60---70年代國內政治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J. <大國崛起>觀後感
記得以前學生時代，一上中國近代史，我就逃課，有關這方面的圖冊一本也不買，原因是感到這門課的內容悲慘得令人窒息，今天割地明天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個接一個，真是太傷自尊了。不僅如此，在國人筆下的中國近代史，深藏著一種強烈的「悲情情結」，一字字似乎都用血淚講述著中國百年來的苦難歷程，同時，還在義憤填膺地譴責西方列強的野蠻無理。這是中國人一種獨特的歷史觀、世界觀。央視正在熱播的12集紀錄片《大國崛起》之所以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評，我認為關鍵之處就是，正面敘述了被我們稱為西方列
強的國家崛起的過程，對國人根深蒂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提出了挑戰。
為什麼會有「悲情情結」
中國的近代史有那麼多「悲情情結」，起源於中國自康熙以來緊閉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撞開、中國人天朝大國的桃園美夢被它們的大炮轟開之後。
歷史上，中國一直是重農業輕商業，重陸地輕海洋，重防守輕進攻，自給自足，這使中國完全可以在對外封閉的情況下解決自我生存問題。再加上本身「地大物博」，中國人始終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其他民族是未曾開化的，把東邊的民族稱為夷，西邊的稱為戎，南邊的稱為蠻，北邊的稱作狄，全部都帶有貶低蔑視之意。
這樣一個向來是恩施天下、極少冒犯別人的大國，自1840年以後的一個多世紀里，前後被西方強迫簽訂了1000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不僅將自己的領土暫時地或永久地劃歸外國，賠出近20億兩白銀，海關也幾乎交由外國人管理。這的確是每一個炎黃子孫不可忘記的屈辱歷史，特別是中國幾乎從沒主動地去惹誰卻無辜遭受此慘禍，更令人心痛不已。伴隨著腐朽、沒落但又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被列強連拖帶拉、連打帶壓地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種揮之不去的「悲情」自然在中國人心中長久地沉澱下來。
少講「悲情」，調整歷史觀
「悲情情結」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到底怪誰呢？百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更多的是依然黯然神傷地述說著那段悲慘的經歷、控訴西方列強的暴行，還是更深層次地看待西方崛起的進程，總結那段歷史的教訓呢？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生機勃勃的西方與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之間是絕不可能有什麼「平等」條約可言。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這都是一個非常殘酷但又無法更改的規律。
對於這個問題，偉人已有高論。馬克思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舊中國存在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被英國的暴行破壞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解體一樣。」鄧小平說：「要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就必須打破封閉狀態，實行對外開放。西方產業革命後，中國之所以落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封建統治者採取愚昧的閉關自守政策，不思進取，因而既跟不上時代步伐，也不能抵禦外來的侵略。」
站在今天的高度反觀那些大國的強勢崛起，反思近代中國的弱勢發展，我們似乎應當這樣總結：造成近代中國歷史悲劇的因素固然有西方列強的蠻橫無理，但更在於中國自己沒有把握時機，沒有搶先走上近代化之路。歷史絕不能忘卻，可該記住的不只是曾有過的輝煌或遭遇的苦難，最主要的應該是經驗和教訓。歷史需要反思，可反思的主要不是別人當初不該做什麼，而應是自己當初為何沒有做，為何不搶占歷史先機，事先成為世界強國。只有這樣，才能以史為鏡，校正中國今後發展的路標。
換個角度看世界
被我們稱為列強的國家，最初也並非世界性的大國，有的甚至只是偏居一隅的彈丸之地。但是，它們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社會發展過程。它們的成功就在於抓住了歷史機遇，該走出去就走出去，該革新的時候就要革新。在走出去和革新的過程中，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現代化，成為世界性的大國。這一種歷史進程絕不能因為其中一些國家後來衰落了，甚至像德國、日本一度走上歧途而被完全否定。事實上，正是由於過去扎實的底蘊，直到今天，那些列強中大的仍是世界性強國，小的也依然位於最發達國家之林。
更重要的是，問題還有另一面。西方國家是曾欺侮過中國，可從現代化角度上說，它們強迫中國打開大門，也促使中國開始捲入世界市場的漩渦當中。曾有一本名叫《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列舉了360個標志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第一」，無論是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還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與西方國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所以，需要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待西方國家，不要只把它們看成是到處侵略擴張的列強，更要探求它們興盛的緣由和奧秘，可汲取中華復興之豐富營養。不宜專撿它們崛起歷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來論證實際上是不走向海洋、不走向市場、不走向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的合理性。
「大國」不只是幾個國家，而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一種發展趨勢，想在世界上有所作為的國家都必須重視並且應當融入這種潮流。觀世界、看歷史，這大概是最主要的。
世界性的大國不是天生的
當崛起的大國並不容易。有學者指出，大國崛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歷史機遇，經濟實力，還有心理准備。
在這三方面中，歷史機遇指的是客觀環境，它是最公正的，幾乎對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關鍵在於每個國家自己如何去解讀，怨天尤天是懦夫的表現。經濟實力指的崛起者內部物質條件。可是，經濟實力的強弱在時空上總是相對的，中國現在GDP總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人均GDP排在百名之外，那麼，中國經濟實力是強還是弱？到底有沒有崛起或復興的基礎？因此，筆者以為，心理因素可能更為重要。但是，心理因素不只是短暫的沖刺狀態，而是一種恆久的強國意識。
何為強國意識？它不是那種動輒懷念自己先前闊過的炫耀或者曾經悲痛現在富裕，也不是自己未來強大了就能怎樣的幻想，這些實際上都是弱國心態，甚至是國家層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勝利法。
真正的強國意識是一種對待自己的充分信任，是一種對待歷史的平和心態，是一種面向未來而非沉浸於過去的深邃眼光。強國意識應當是一種永遠向上的心理常態，是一種開放、開拓與開明，包容、繼承與創新的發展觀。機遇是給有強國意識的國家准備的，實力是有強國意識的國家才能取得的，而機遇、實力只有在強國意識中才能進一步升華。
世界性的大國不是天生的。中國兩千年來的成功不是天生的，而百年前的破敗也不是偶然的，我們不要以為若沒有近代史上那些波折，中國就一直是世界第一流的強國。(孔寒冰 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摘自《孔寒冰：《大國崛起》挑戰國人悲情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