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蔡教授

㈠ 四川大學華西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的教研機構

人體解剖教研室
人體解剖學是醫學院校中最具特色的基礎課程。其任務是講授和研究正常人體形態結構及其發生、發展規律。通過教學各環節，著重培養學生掌握人體解剖學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為學習其它醫學基礎課和臨床課打下基礎。本教研室歷經原四川醫學院、華西醫科大學人體解剖學教研室發展而來，1978年被批准為碩士點，1986年即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已為中國解剖學界培養了大量人才。
該室針對研究生、五年制、七年制、八年制本科學生，及海外留學生等不同層次；臨床醫學、口腔醫學、預防醫學、葯學、護理等不同專業學生開設了解剖學-I、解剖學-II、系統解剖學-I、系統解剖學-II、系統解剖學-III、人體形態學模塊-I、人體形態學模塊-II、斷面解剖學、神經解剖學等十餘個層次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堅持中以學生自己動手解剖標本的教學方法為主，理論聯系實際、極好地培養了學生的動手能力。我室這種實地解剖為主的教學方法曾獲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人體解剖學課程在2005年被評為四川省精品課程。
本室在全國最先開展斷層解剖學的應用研究，其中，對「腹膜後間隙」和「盆筋膜間隙」的研究，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人體體模」的應用研究獲國家發明獎。隨生命科學、現代醫學研究手段的不斷發展，本室的科研工作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形態學領域，除臨床應用解剖學外，本室對腫瘤耐葯及轉移的分子機理、幹細胞定向分化等正進行深入研究，並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博士點基金」「衛生部科研基金」、「四川省科委基金」和「CMB基金」的經費資助。2000年在本室成立了幹細胞應用研究中心，次年該研究中心獲准成為四川省重點實驗室。
組織胚胎學與神經生物學教研室
組織胚胎學與神經生物學教研室是四川大學華西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主要科室之一，現有在編教師12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3名、講師5名、工人1名。另有特聘教授1名。
本室每年承擔研究生、留學生、四~八年制本科生、進修生等不同層次、不同院系、不同專業的教學任務，年總學時約1500多學時。開設有「組織學與胚胎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實驗」、「醫學發育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實用組織學」、「醫學教學法」、「人體胚胎探謎」、「健康與美容」、「人體生物鍾揭秘」等課程。我室一貫重視人才培養，強調教書育人，積極開展教學研究和教學改革，不斷提高教學質量。我們先後承擔了多項四川省、CMB基金和校級教改課題，獲得省級優秀教學成果獎1項，校、院級優秀教學成果獎7項。1994年「組織學與胚胎學」被評為四川省教委重點課程，2004年「組織學與胚胎學」被評為四川省精品課程，2013年「組織學與胚胎學」被評為四川省省級資源共享課和四川大學英語授課品牌課程及公開課程。本室1995年被衛生部授予《三育人先進集體》稱號，近幾年來連續被評為院級先進集體。
本室十分重視研究生培養，系碩士點、博士點、博士後流動站。現有博士生導師1人，兼職博士導師1人，碩士導師4人，每年均承擔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任務。已培養碩士生70餘名，博士生20餘名。
本室科學研究的重點在神經生物學，特別是脊髓損傷與修復、神經內分泌學、神經免疫學等領域。目前我室科研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神經損傷和神經可塑性研究」、「神經免疫調節機理研究」、「糖尿病與神經系統的關系」、「 唾液酸及其介導的免疫效應在人類生殖生理及病理的原因和機理探討」等。先後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15項，國家教委博士點基金4項，教育部國際合作基金2項，85攻關課題1項，CMB基金5項，省級基金8項，校院基金9項，協作課題多項，共獲基金200多萬元，美元1.75萬元。發表科研論文200餘篇，主編出版了14部有影響的學術專著。1986年獲四川省衛生廳科技進步四等獎，1996年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三等獎，1996年獲成都市科技進步三等獎，1999年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三等獎。
本室擁有神經生物學開放實驗室，四川大學特聘教授王廷華博士任主任。擁有組織化學、細胞培養、分子生物學三大公共實驗平台。此外，還有實驗准備室、動物手術室、動物飼養室等多個支撐系統。具備開展細胞學、組織學、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相關設備。
本室原名組織學與胚胎學教研室，考慮到本室的科研重點是神經生物學，自1990年以來一直為七年制本科生主持開設神經生物學課程，故2001年經學院批准改名為組織胚胎學與神經生物學教研室。本室是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在國內同行專業中享有較高聲譽的科室之一，在國內一直是西南地區解剖學界的一個重要的教學科研中心。已故陸振山教授是我國知名的神經解剖學家之一，為原華西醫科大學培養出了第一批神經組織學研究領域的博士。後來博士導師吳良芳教授、歐可群教授、兼職博導祝彼得教授繼續帶領教研室，為我國相關專業培養出了大批專業型的高級研究人員。陸振山、吳良芳、歐可群、操高原、解文、保天然、李永紅、章為先後任教研室主任。現任主任為周雪教授。2004年我室聘請了王廷華教授，初步形成了以周雪教授、王廷華教授、齊建國教授、王蕾教授、李永紅副教授、楊桂枝副教授、馬芳副教授為學科帶頭人，數名年輕教師、30餘名博士、碩士研究生以及數名國內外兼職教授共同參與的新一代教學科研團隊。目前大家正滿懷信心地為將本室建設成為國內一流的教學科研基地而辛勤耕耘，努力奮斗。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教研室
生物化學課程始建於華西協和大學的創立時期。1910年，由英國、美國和加拿大5教會在四川成都華西壩上建立了華西協和大學，並相繼成立文、理、醫、牙、教育、宗教等學院及相應的系科。本課程的創始時期—華西協和大學生物化學系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首任系主任是加拿大人Cornier博士。後來，在我國生物化學界的先驅者、著名生物化學家藍天鶴教授的領導下逐步發展起來。藍天鶴教授早年留學美國，獲生物化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紐約Rochester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英國伯明翰大學生物化學講座教授、美國紐約科學院院士等。1947年回國後在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的基礎上創建了當時中央政府批准並登報告示的國內第一個生物化學研究所。該研究所設備先進、人才薈萃、技術力量雄厚，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也為我國早期的生物化學事業培養了人才。解放後，為了適應新中國建設事業和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為促進高等教育事業和生物化學事業在全國的發展，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高等教育進行了大調整。在華西協和大學、私立華西協和大學和華西大學的發展歷史基礎上，組建了四川醫學院。原生物化學研究所也被撤銷，留下部分人員成立四川醫學院生物化學教研室，將另外一部分學術骨幹調往國內其它高校或研究所，以幫助這些單位的建立或建設。後來，這些學術骨幹都成了這些單位的學術帶頭人和建設骨幹，也成了有影響的科學家。本課程不僅為新中國全國高等教育事業和生物化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自身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成為一個有較大影響的生物化學學術機構，是我國首批博士及碩士學位授權學科之一，藍教授是首批博士生導師。經過建國後幾十年的建設發展，已經有了較豐富的積累。20世紀50～60年代在藍天鶴、張玉鈿、徐仲呂等教授，特別是70～90年代在劉秉文、傅繼梁、孫芝琳，陳俊傑、陳曼玲、劉柏林、傅明德，蔡桂英等教授以及全體工作人員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顯著成績。
生理學教研室
本室現有教師11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2名，講師5名;實驗師2名;有四川省教學名師和四川大學教學名師各一名;承擔全校醫葯衛生、生物醫學、信息工程等專業學生共4個層次的生理學理論課教學及機能學實驗課教學，以及研究生神經生理及生殖生理課程的教學任務。主要科研方向有神經生理、心血管生理、呼吸生理和生殖生理;同時承擔生理學博士生及碩士生的培養。1985年以來，已畢業研究生114名，其中博士19名。申請到自然科學基金27項，博士點基金2項，省部級科研基金9項，CMB基金2項。發表論文378篇，其中SCI收錄44篇，EI收錄4篇，專利1項。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4項;省部門級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市級三等獎1項;連續六年獲華西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教學質量一等獎。
1981年被批准為碩士學位授權學科
1998年 被批准為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和基礎醫學及生物醫學博士後流動站組成學科
1998年 被評為原華西醫科大學重點建設課程
1998年 被評為四川省重點建設課程
2003年 被評為四川大學校級精品課程
2004年 被評為四川省精品課程
2004年 被評為為四川省重點學科
葯理學教研室
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葯理葯理教研室(原華西醫科大學葯理教研室)成立於1953年，一直從事葯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在抗生素等化療葯物的研究方面有傑出的貢獻，近五年我室承擔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項, 973課題分課題一項，曾經研究已鑒定投產的葯物及制劑60餘種，為我國化療葯物等開發與基礎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曾獲得國家發明獎三等獎二項，省級科技進步二等獎7項，省廳局級及市級成果獎四項。並在抗生素、抗腫瘤葯物、心血管葯理及中草葯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近5年主編及參編教材和參考書20餘本，並多次榮獲葯理學教材評比表彰獎。以第一作者署名發表科研及教學論文近70篇，其中SCI論文35篇。
多年來，葯理學教研室老、中、青幾代教師及技術人員為提高葯理學的教學水平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教學內容、教材建設、教學方式及教學條件改善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本室現有教師10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5名，講師3名，實驗員1名。承擔全校臨床醫學八年制，五年制，口腔醫學八年制, 七年制，五年制，婦幼保健，醫學檢驗，基礎醫學，醫葯衛生、醫葯保險，醫學技術，護理，醫葯企業管理等專業各層次學生的葯理學理論課教學及機能學部分實驗課教學，同時還承擔有留學生的全英文葯理學教學任務，以及研究生臨床葯理學、分子葯理學、葯理學進展、實驗葯理學技術等的教學任務。科研方向包括抗腫瘤葯物分子葯理、抗生素葯理、心血管葯理、時間葯理學，神經葯理等。同時承擔葯理學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的培養。我們熱忱歡迎各地優秀本科畢業生報考我室碩士研究生。同時歡迎海內外有志於葯理學教學、科研的學者加盟我室，共同開創葯理學教學科研新局面。
寄生蟲學教研室
寄生蟲學教研室共有6人。包括教授2人，副教授1人，講師2人，高級實驗師1人。
1986年7月獲批准為寄生蟲學科博士點。
1991年獲批准為基礎學科博士後流動站中的寄生蟲學科博士後流動站。
在50年代，寄生蟲學教研室有我國著名寄生蟲學家王正儀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王正儀教授在鉤蟲吸血問題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級)。
在80年代及90年代，我室有全國知名的學術帶頭人(胡孝素教授)及老中青三結合的科研梯隊。我室瞄準國際上寄生蟲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在原有研究基礎上，有重點地對某些寄生蟲開展分子水平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獲1998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及多項省、市級科技進步獎。開展了杜氏利什曼原蟲、間日瘧原蟲、旋毛蟲、肺吸蟲、犬弓首線蟲等的分子免疫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主要科研成就有：① 在抗杜氏利什曼原蟲單克隆抗體研究方面，已將篩選出的優質單克隆抗體應用於檢測患者血清循環抗原獲得成功，為黑熱病診斷及療效考核提供了一個新的診斷技術，易為病人接受，特異、敏感、重復性好。② 在抗間日瘧原蟲紅內期單克隆抗體研究方面，篩選出對配子體感染力及其在蚊體內發育具有抑製作用的單克隆抗體，在制備配子體疫苗、阻斷間日瘧傳播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③ 通過對我國利什曼原蟲不同種株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首次揭示了我國平原疫區、山丘疫區和荒漠疫區分離的杜氏利什曼原蟲的分子生物學特徵，從DNA水平發現了導致了不同類型黑熱病的L.d之間的差異。④ 應用PCR鑒定黑熱病保蟲宿主及診斷疑難病例。進行了內臟利什曼病核酸疫苗構建及保護作用研究。⑤ 應用套式PCR系統診斷、鑒別人體瘧原蟲感染。此系統特異、靈敏、穩定、簡便，對瘧疾的診斷、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及疫情監控有實際應用價值。
近年來，我室有陳建平教授、博士導師，為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後備人選，四川省衛生廳學術技術帶頭人和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科技專家;劉佩娜教授、碩士導師，為四川省動物學會理事;王雅靜副教授，碩士導師，為中國動物學會寄生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四川省動物學會理事兼寄生蟲學專委會副主任。兩位講師均為具有博士學位的優秀教師，科研梯隊已經形成。寄生蟲學博士點是國內最早批準的博士點之一，有較好的科研基礎。
目前我院病原生物學在全國處於第五位。我們在教研室營造和諧、寬松的環境，活躍學術氣氛並加強學術交流。鼓勵大家積極申報科研課題，開展新課題的研究。王雅靜副教授課題組正進行陰道毛滴蟲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將陰道毛滴蟲鐵氧還蛋白基因、氫化酶體腺苷酸激酶基因和黏附蛋白33基因進行克隆和序列測定，並在大腸埃希菌中表達出了蛋白質。劉佩娜教授瘧原蟲科研組與日本名古屋大學國際合作，承擔日本豐田基金關於亞洲東南部地區人瘧原蟲變異株的流行病學調查項目。已完成中國西南地區部分瘧區瘧原蟲的蟲種調查和鑒定。今後將完成西南地區瘧原蟲的蟲種調查，製作瘧原蟲診斷圖譜。用計算機完成瘧疾的診斷，提高診斷效率。陳建平教授課題組開展軍團菌疫苗構建系列研究，目前正在構建嗜肺軍團菌mip基因與霍亂弧菌CT-B基因的嵌合基因工程雙價核酸疫苗，並進行免疫保護性研究，同時還構建嗜肺軍團菌omps-flA融合基因核酸疫苗和lvga-HspA融合基因核酸疫苗，目前正在進行該2種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免疫保護性指標檢測及評估。該疫苗的構建可望為「非典」病原之一的軍團菌提供有效防禦措施;針對我國黑熱病三個疫區劃分(平原型、荒漠型、山丘型)，我們對黑熱病各疫區L.D分離株進行核糖體基因間隔區分析及序列測定，為最終在基因水平闡述三個疫區劃分的理論基礎作出貢獻。
法醫精神病學教研室
本教研室現有教師4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1名，實驗師1名。承擔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法醫精神病學、法律心理學等課程的教學任務。現已承擔國家級及省級多項科研項目，同時承擔司法精神病學博士生、研究生的培養以及司法精神病的鑒定工作。我們熱忱歡迎各地優秀本科及碩士畢業生報考我教研室碩士、博士生，同時歡迎海內外有志於司法精神病學、法律心理學教學、科研的學者加盟我室，共同開創法醫精神病學教學、科研新局面。
法醫毒物及葯物分析教研室
法醫毒物分析教研室成立於1984年，1988年與原葯學院毒物分析教研組合並。本教研室現有教授1名、副教授1名、實驗員1名、辦公室人員1名、研究生30餘名，設有檢案受理室及樣品室、毒物化學實驗室、高精度儀器分析室、數據處理報告室、教師研究室、教學實驗室等，具備了進行高等人才培養及科學研究條件。常年承擔著各個專業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進修生的培養工作，並對外受理葯(毒)物鑒定的工作，並承擔對外受理葯(毒)物鑒定的工作，同時具備進行國家級科學研究的條件。歡迎海內外有志於法醫毒物分析教學、科研的學者加盟我室，共創教學科研新局面。

㈡ 人類如何善待地球

環保是現代生活中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基礎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傳,提高人們的覺悟與認識,加強環保意識.
其次,要進行廢物回收利用,減少對森林樹木的砍伐.還要加強對白色污染的處理,少使用塑料製品.
最後,要對清潔方面作改進.使市容更整潔.
為了地球的明天,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努力,要好好地保護環境.於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實行垃圾分類袋裝化.這樣不僅能減少環衛工人的工作量,還能更好地起到廢物利用,減少污染,節約資源.
買菜時,少用塑料袋,盡量用竹籃子.
用筆盡量用可換芯的,減少圓珠筆外殼的浪費與垃圾量.
外出吃飯盡量不用一次性飯盒.
播種綠色就是播種希望 垃圾過剩與環境問題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學
從喝純水想起

時下,飲用水正成為一種潮流.盡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紹過�盟�鬧種直錐?但"飲用水"族仍然日益擴大.

飲用水不單單指純水,還包括礦泉水,蒸餾水甚至太空水等等. 而我們喝著長大的自來水則成了相對的"非飲用水". 我們並不排除目前飲用水風靡,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反映了當前水體污染的嚴重已經到了難以下口的程度.

有報道說:"據報道979年對全國798座城鎮的調查, 全國日污水排放量為國為民258萬噸, 其中工業廢水佔用819,生活污水占據199. 1989年對全國代表大會854個城鎮進行調查,每天的排放量達365.3億噸.其中工業廢水達成協議5.5億噸. 這些廢水絕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江河湖海.

此外, 更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擺在每個上海人面前.上海的母親河黃埔江,50年代中期(1958年)之前是一條水質清澈,魚蝦成群的河道,1962年水質開始受到污染, 1963年開始出現為期22天的黑臭期,1988年上升到場29天,佔全年約2/3, 水質不合格江段佔64.5km,佔全長113.5km的56.99%.

水污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水體污染,水質惡化對人體健康和人類生活,生產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潔凈的人能給人們帶來蔥蘢花木,鳥語花香,恬靜舒適,美麗如畫的優美環境,給人們帶來寧靜,愉悅和和平.但是今天污染了的水給人們帶來的是痛苦,恐怖和災難.為了使生活更美好,讓秀麗的山水永駐人間,讓清水長流不斷,人們已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防止水污染的重要性.
播種綠色就是播種希望 垃圾過剩與環境問題 從喝純水想起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浴室中的科學

2.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颳起，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治理污染陷於兩難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有人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環保法》歷來被人稱為「豆腐法」。
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只要來投資就批准，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
再次，環評質量亟待提高。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顯然力不從心。
其實，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
掀起真正的「環保風暴」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辦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

3.我們應該持一種怎樣的環保觀

我們應該持一種怎樣的生態環保觀和資源開發觀？環保和資源開發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嗎？我看不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因此科學的生態環保和資源開發是能夠做到對立統一的。
我相信所有關注環境問題的人都懷著一顆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能夠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赤誠之心。我們也不應懷疑那些為了讓貧困地區的人盡早脫貧致富而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人，他們同樣也有著一顆保證和改善貧困地區人民生存的拳拳之心。只不過極力主張保護的人考慮的是整個人類長遠的生存問題，而積極主張開發的人要解決的卻是當前局部地區人民的生存問題。我們有理由剝奪局部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嗎？
這些年來，在各環保組織的宣傳努力下，廣大公民已經有了一定環保意識，這是各環保組織和人士的功勞，但有環保意識並不等於懂得了環保。我們還有很多人雖然有了環保意識，但出於對自身眼前利益的的考慮和貪圖享受，並不願意自覺地去遵守環保准則。例如，我們一些已經無需為自己的溫飽擔憂問題的人，為了嘗一嘗野味，穿戴高檔皮毛時裝，顯耀自己的富有，於是促成並刺激了野生動植物交易市場的產生和發展，使我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在這一過程中，真正該受到指責的應是那些衣食無憂的消費者，而不是那些衣食無著，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索取自然資源的人，也不應去指責那些為了讓貧困地區的人民盡快擺脫困境而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人。
為什麼環境問題至少在工業革命以前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而現在卻成了一個越來越影響人類自身生存的全球緊迫性問題？這是因為在過去，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及產生的各類垃圾還沒有超出大自然的承受力，而現在，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開發利用及大量的生活和工業垃圾已經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這又是怎麼造成的呢？是人類在解決溫飽問題後，對物質和精神享受窮奢極欲的不斷追求。要徹底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遏制人們這一不斷膨脹的享樂慾望。因此我們在宣傳環保和揭露環境問題時，最重要的應該是在我們這些衣食無憂，享受著現代文明生活的城市人中提倡一種為富濟貧的道德觀，過一種簡約的生活。那些生活在貧困落後地區的人，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落後簡約了，已經簡約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了。該如何解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呢？
我們應該反對那種教條的，極端的環保思想。這種思想表面看上去很正確，也極能蠱惑人心，實際上卻是非常自私和不負責任的，因為他們剝奪了貧困落後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
在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當地的人打獵，伐樹，燒荒，那是為了生存。也正是因為現代文明的曙光還沒有照射到他們，所以還沿襲著這一落後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生存狀況下，不打獵伐樹，請問你讓他們吃什麼？燒什麼？用什麼？對這些地區地方政府及當地居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我們的一些環保者總愛不分青紅皂白的加以指責，而且常犯一個善意的錯誤，那就是：你們不能砍伐這的原始森林，不能捕殺野生動物，不能在這的江河上建大壩，保留這的原始風貌，你們可以通過開發綠色旅遊來帶動經濟的發展啊。但是在當前我們國民素質和環保意識還不高的情況下，旅遊真是綠色的嗎？開發旅遊就不會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嗎？讓我們來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吧。1.過去當地人只產生少量的生活垃圾，而且幾乎沒有不可降解的垃圾；而現在由於大量遊客的湧入，帶來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別是那些過去當地極少見到的塑料食品包裝袋;請問這是誰之過？2.由於遊客們要品嘗當地的野味，原來不存在的野生動植物交易運營而生了；過去當地人只是少量地捕殺和挖掘野生動植物，滿足自家食用就行了；現在為了滿足遊客的需要，也為了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他們開始大量捕殺和挖掘野生動植物了;請問這是誰之過？3.過去當地人，民風淳樸，待人真誠；而現在伴隨著各色遊客而來的各種光怪陸離的山外文化，及不法商販帶來的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和花樣百出的坑人，騙人的手段，讓當地人受益匪淺，從此民風不再淳樸，待人不再真誠;請問這是誰之過？
雲南的瀘沽湖景區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中央電視台曾報道過。然而這個報道僅僅只是簡單地指責了當地的有關政府部門，有幾個人想過這一切是誰帶來的呢？這種情況幾乎所有景區都未能倖免。在此我並不是反對開發旅遊，我想說的是，開發旅遊並不是解決環保與發展的萬能葯，搞不好，開展旅遊比開發自然資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更大。而實際上旅遊本身也是對自然資源的一種利用，因此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是能不能和該不該得問題，而是怎樣開發的問題。
生態環境的保護不應該是一味地追求原封不動，一絲一毫都不能改變。持這種極端環保觀的人在關心環境的同時，忽略了生存和發展問題，特別是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他們把環保理想化和教條化了，使環保失去了生命力。這種人自己吃飽喝足，無憂無慮地在城市享受著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好處，有幾個到過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更別說在那生活和工作了。少數人去過，那也不過是坐著豪華越野車蜻蜓點水般去遊山玩水而已。他們只不過是想藉此，保留下供城市人酒足飯飽後能有個娛樂和尋幽獵奇的後花園罷了。按照他們的觀點，人類恐怕要回到原始社會才符合要求。這種思想只能使我們作繭自縛，讓社會停滯不前。
一次我到雲南省的獨龍江旅遊拍照。那裡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清澈的溪流江水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同時當地居民貧困的生活狀況也給我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一個邊防戰士對我說的一段話：「這里對你們旅遊者來說是青山綠水，可是對我們這些天天在這的人來說則是窮山惡水。」請注意，這還只是一個只需在此服役兩年的人說出的話，那麼對於那些世代生活於此的人來說又會如何呢？這句話對我猶如當頭棒喝，使我這個也曾大喊環保的人清醒了許多。
我們不能把所有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都視為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樣做真的太自私，太教條。我們反對的因該是那種不顧長遠利益，盲目的，過度的毀滅性開發，而對那些能使當地人脫貧致富，步入文明，已做過生態評估，考慮到了開發後的生態恢復，有序的，科學合理的開發不因橫加指責和阻止。實際上，只要做到科學合理的開發，那種局部的，暫時性的破壞並不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而相反會形成新的生態景觀，甚至改善原來惡劣的自然環境。這樣的例子並不是沒有。遠的有四川的都江堰和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近的有浙江的千島湖和雲南的魯布革水電站。
在環保方面，我們目前最急迫的目標不是簡單粗暴地去指責和阻止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而是要提高整個國民的素質，特別是要提高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在文明中，不愁吃穿的現代城市人的環保意識。那些偏遠貧困地區沒有環保意識的人，他們對環境的破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是為了保證自身的生存，有些甚至可以說其行為本身就是當地生態環境中的一個鏈。反倒是我們這些有文化的現代城市人在吃飽穿暖之餘，為了貪圖享受，刺激了一些奢侈業如皮毛，高檔木製傢具，野味餐飲，一次性用具的發展，這些行業的發展才真正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徹底而毀滅性的打擊，現代文明的城市人才真正是生態環境直接和間接的殺手。
試想，假如有兩個人，一個是不愁吃穿的富人，一個是衣不掩體，食不果腹的窮人，一隻珍惜的野生動物出現在他們面前，富人為了享用皮毛和野味而捕殺之，而窮人則是為了禦寒，填飽肚子活命而捕殺之，請問兩種行為都該受到指責嗎？

5.怎樣的環保才「理智」
——兼評Charles Krauthammer的《Saving Nature, But Only for Man》

隨著時間范圍的普遍的環境惡化，環保已經成了一個熱門話題。面對各種各樣關於環保的建議、提案、規則、法律，有人提出要對它們進行選擇。比如，大學英語書的某篇課文宣揚這樣一種被稱為「理智環保論」的觀點，這種觀點「理智」地宣稱：人類「不是為大自然，而是為我們自己保護環境」，因此人類應該「僅在居住環境受威脅時再作出緊迫調整」。為了爭取支持，該理論「不要求人們為其它生物作出犧牲」。

人類確實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保護環境，但問題在於如何保護。這篇文章宣稱我們應該在「居住環境受威脅時再作出緊迫調整」，就是說我們應該等到自己都住不下去了才想到保護環境。是誰讓環境糟糕得住不下去的？確實，這其中有地球自身的氣候變化周期的因素，但在工業化革命以來的短短幾百年裡，把環境變得不宜於人類居住的，主要還是人類自己。面對一天比一天惡化的環境危機，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不改變視環境為「自由資源」的錯誤觀念，而是借口某些環境問題不緊急而聽任環境繼續惡化，這絕對不是一個「理智」的人應有的態度。

事實已經證明，採取「先污染，後治理」的環境污染治理方式，會造成大量資金的浪費——因為製造污染取得的效益往往小於消除污染要花費的成本。然而，由於這只是「外部不經濟」，不用作者自己立即買單，因此他就會對消除這些污染毫無興趣。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作者在心甘情願地為別人的「外部不經濟」買單的同時，又採取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大量地為別人，甚至他的後代，製造著代價巨大的「外部不經濟」。

該文的另一個奇怪的觀點是「不要求人們為其它生物作出犧牲」。試想一下，如果人們被要求為其它動物作出「犧牲」，那麼「犧牲」的會是什麼呢——大概僅僅是一些金錢，或者改變食用野味的愛好而已。我們知道，當生物間有沖突的時候，要不兩敗俱傷，要不總有一個要作出「犧牲」。現在人類不「犧牲」，那隻有讓其它生物犧牲了。它們應該如何為人類犧牲呢？很簡單——獻出生命。

作者說，他喜愛北極馴鹿（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把這句話說出口的），但是為了能開採到石油，他不惜破壞馴鹿在阿拉斯加的繁殖地——因為這樣能避免戰爭。且不說事實已經證明，開采了阿拉斯加的石油，根本不能避免戰爭；即使可以避免戰爭，為了人類的石油便宜一些，而使北極馴鹿無法繁衍後代，這種在種族延續和金錢間選擇金錢的做法是否理智，實在值得考量。

類似的，作者喜愛斑梟（但願他喜愛的生物越少越好），但是為了伐木工的生計，他不惜支持他們砍倒森林滅絕斑梟。我不知道作者怎麼會持這樣一種奇怪的邏輯——似乎伐木工不伐木就不能找到新工作，並且不伐木就失去了所有經濟來源，因此他們不伐木就無法生存，所以為了他們的「生存問題」，只好把斑梟「出賣」了。

在這位作者的眼裡，只要人類和其他生物的利益發生沖突，哪怕只要犧牲人類的很小的利益就能換回其它生物的寶貴生命，他也會認為人比其它生物更重要。這就是所謂的「理智」的環保觀。在這種「理智」的環保觀中，我們看不見一點「理智」的影子，透過冠冕堂皇的包裝，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莫名的「唯我獨大」的霸氣、一種為了一丁點的經濟利益可以聽任其它生物滅絕的可怕的漠視。

作者說，那些為不會立即對人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事進行的環保是「奢侈環保」，「奢侈環保」僅當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達到才是好的。可是，有什麼與環保有關的事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達到嗎？幾乎沒有。也就是說，作者對那些為不立即對人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事而進行的環保是不會支持的。

我們需要這樣的「理智環保論」嗎？這種「理智環保」，其實就是坐等環境惡化，直到等不下去了，大家都受不了了，然後齊心協力把某個環境問題緩解一下。一方面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另一方面，緩解環境問題的速度遠遠落後於它產生的速度。有些問題，我們本可以把它遏制在萌芽階段，可「理智環保」者偏要等到污染不可收拾時才出手。可以說，這種「理智」已經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能力。

怎樣的環保才理智？那就是被那個作者看作「感情用事」的環保的辦事方式。要環保，就要熱愛大自然，而不是把它看作我們「利用」的對象；要環保，就要把環境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而不是聽任問題一天天擴大。這樣的環保，才是真正理智的環保。

㈢ 蔡祖泉的個人經歷

1978年晉升為教授，1981年9月擔任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歷任復旦大學副校長，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所所長，中國光學學會，中國輕工業學會首屆副理事長，上海市科協副理事長、上海照明學會理事長、中國照明學會副理事長。蔡祖泉於上世紀60年代被樹為上海的革新標兵和勞摸標兵，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國家發明二等獎、國防部重大科技成果二等獎等獎項。
蔡祖泉最初是從一個學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抗日戰爭時期，年僅16歲、只有小學3年級水平的蔡祖泉就到中法葯廠（延安制葯廠）玻璃製造車間學徒，生產玻璃葯水瓶，在那裡從事了十年的玻璃製造工作，並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他曾協助幾位大學教授從事葯劑實驗工作，後來，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建設X光管實驗室，周同慶和方俊鑫教授希望將他調去協助進行X光管研發工作。
1951年，在上海市的一次座談會上，一位教授向陳毅市長遞了張條子，認為蔡祖泉對玻璃真空有研究，應該調入大學工作。在對知識分子非常重視的陳毅市長過問下，很快，工人出身的蔡祖泉調到交大，擔任技術員。1952年院系大調整，他調到復旦，繼續從事X光管的研發工作，並負責玻璃和金屬銅圈的焊接技術攻關、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對玻璃真空系統的維護。
1955年，在周同慶教授的領導下，我國獨立研發成功了第一支X光管，填補國內市場技術的空白，年僅30歲的蔡祖泉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啟發。他看到研發X光管的真空系統主要設備都是依賴進口的，便立志要為國家多做些貢獻，在這一技術領域走出自己的創新之路。經過他的鑽研，1956年，我國第一隻立式三級玻璃油擴散泵試製成功，隨即又研製麥克勞水銀真空斗，這些技術和設備研製成功，為後來對新型電光源開發研究和生產打下了技術和物質的基礎。
蔡祖泉曾希望讀大學，並考上了南京工學院，但因為玻璃真空研究工作需要，他並沒有讀成。他一生的科研知識，全靠堅持不懈的自學和實踐。
上世紀60年代，自學成才的蔡祖泉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開始了該領域的系統研究。1961年，蔡祖泉與同伴們初探我國科學家的「空白領域」———電光源，著手研製國內的第一盞光源——高壓汞燈。同年，復旦大學電光源小組成立。我國電光源史上第一個氫燈、第一個高壓汞燈、第一個氪燈、第一個長弧氙燈等一系列成果陸續從他手上誕生。
80年代後，蔡祖泉的科研工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他一方面積極從事學術論文的寫作和國際光源與照明的學術交流，多次出席國際性科技研討會議，了解電光源發展的最新發展狀況，並及時將國際上的專業信息轉至國內企業，指導我國光源照明的研究和開發。同時，針對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需要，在成功研製新光源的基礎上，更加註重進行二次開發——工程化開發的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取得極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並獲國家科委推廣二等獎。1984年，蔡祖泉提議在復旦開設光源與照明工程專業系，如今，作為經教育部批準的惟一在高校設立的光源與照明工程專業，已培養出無數優秀人才。1988年，本著強烈的民族責任心，他克服種種困難，成立了中國自己的照明學會。
1992年退休，退休以後，蔡祖泉依然心系創新，在市科協副主席、上海照明協會理事長崗位上兢兢業業，謀劃建言。卸任後，蔡教授仍堅持每年做出一兩個專利。他說，「愛迪生到晚年仍堅持發明研究，這一點我得向他學習，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2007年，在蔡祖泉直接推動下，被譽為光源界「奧林匹克會議」的國際電光源學術討論會第一次在中國召開。國內外企業家、研究人員深入交流，中國電光源力量精彩亮相。他對身邊親人同事說，「我最大的心願，已了。」
2009年7月17日，因病醫治無效，於當日12時36分在華東醫院逝世，享年86歲。

㈣ 四川大學高分子科學院工程學院蔡緒福老師怎麼樣研究哪個方向

蔡緒福現在是教授職稱，科研學術在學院裡面雖然不是最強的，但是還是有點水平的，主要是資歷比較老，好像是一個實驗室的主任。
他目前主要研究方向聚合物阻隔功能材料，聚合物阻燃，聚合物合金化與增強改性等。

㈤ 四川大學普外博士蔡雨龍2015年公派日本是否批准通過

請咨詢四川大學國際交流處

㈥ 蔡林的介紹

蔡林，1948年生於四川營山，中國當代著名畫家、攝影家、作家。從事繪畫與攝影創作、教學、科研50年。作品在全國及全軍專業展賽中獲獎、入選一百餘次，獨立撰寫出版六十餘部學術專著，在各級專業書刊發表作品一萬余件。 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攝影專委會理事，中國美術研究院理事、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常務理事，四川省教育攝影協會顧問，四川南北美術院顧問、油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㈦ 蔡林的蔡林先生

企業問題分析實戰專家、高級管理咨詢師上海德明管理顧問公司資深咨詢師、培訓講師
中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中企聯高級咨詢顧問
四川大學EMBA高管班客座教授、特約培訓講師
國內幾十家企業管理教育培訓機構的長期特聘講師
擁有23年工廠生產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經驗
《成本壓縮·工廠淘金》項目研究小組成員、主講講師

㈧ 菜刀體的介紹

四川大學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所長蔡尚偉，曾以創作《獸獸不是野獸》歌詞一炮走紅，被稱為「麻辣教授」。2010年11月，他在微博上寫微小說，雷人的「菜刀體」自成一派。蔡教授還給學生們攤派任務，每人每天至少負責轉發1次，並攤銷10個粉絲。

㈨ 蔡洪濱的人物介紹

蔡洪濱老師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鎮長大，出身於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車的工程師 。人們常說，國企是個小社會，因此在國企成長的孩子接觸社會也比較早。他從國企的子弟小學讀到子弟中學，這樣的環境也確實讓他比同齡人更早地成熟起來。
1984 年，蔡洪濱以優異成績高中畢業，就讀於武漢大學數學系。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剛剛起步且紅火一時的時候，關於改革的各種流派、思潮和爭論很多，武漢大學學風也非常自由。得益於這樣的大環境和小氛圍，蔡洪濱對社會經濟現象和觀點產生濃厚興趣，業余時間看了不少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到後來便開始自學一些經濟學教材，大學畢業前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報考北京大學，報考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的研究生。
經過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濱如願以償，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在厲以寧、秦宛順等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宏觀經濟運行理論。這以後，北大嚴謹而自由的學風、老師們淵博的學問和對經濟學理論的細致講解，尤其是厲以寧老師針對當時中國改革存在問題的分析和探討，給他在學識和思想上以強烈的震撼。
北大的求學經歷對蔡洪濱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他感受到經濟學的魅力，他慢慢學會了理解經濟現象背後的原理，也逐漸對一些學術問題進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級時，系裡選拔他參加中美福特經濟學培訓班，於是他有機會到了復旦大學，參加現代經濟學的高強度培訓。
之後的1991年，蔡洪濱遠赴美國留學，1992 年進入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在這里遇到的老師和同學，讓他知道什麼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沒有想到世界上會有這么聰明和勤奮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觸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經濟學研究，這些都讓他興奮不已。而他也在這樣的過程中，最終確立了終身做研究的志向，因為做研究其實是最有挑戰和最有趣的一件事，總要創造最新的東西極大激發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釋說，做研究總是試圖把前人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弄清楚，並且同時有這么多絕頂聰明的人都在研究這些問題，雖然過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來，就好像藝術家創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樣，那時的成就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
1997 年，在獲得了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蔡洪濱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任助理教授之職，先後獲得青年教師發展獎、經濟系優秀教學獎，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間，還曾任耶魯大學經濟系訪問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師應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學，在光華管理學院任教，並於一年後擔任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調任院長助理，分管教員引進，及本科、碩士、博士項目和學科建設等；8 月，根據學院安排，他不再擔任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職務。
昔日光華的優秀學子成為了今日光華的知名教授及教學、科研管理的帶頭人。 蔡洪濱老師長期致力於博弈論、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研究興趣非常廣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論上有很多創新，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他已在國際頂尖經濟和金融學術刊物，如「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經濟學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發表了十餘篇文章。 蔡老師還為三十多 家學術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認的經濟學頂尖 學術期刊）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加拿大社會人文研究委員會和香港研究資助委員會作匿名審稿人。他對經濟學研究持續的投入，正體現出一名學者對追求知識的熱情和執著。
讓我們來看看蔡老師的研究中與中國有密切關系的領域——新政治經濟學吧。他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系的學術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點研究政府集權和分權對各級政府行為及經濟增長的影響，挑戰了該領域的流行觀點。一直以來學者們都認為，分權能夠促進下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師及其合作者則用理論模型說明，只有當各個下級政府是均等時，分權才能帶來效率的提高；否則分權反而會造成效率的損失，加劇各地區間原有的不平衡。這一結論的含義是，競爭對地方政府會有激勵，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地方政府之間的出發點必須是平等的。
通俗地講，當兩個競爭者在賽跑時，如果起跑線是一樣的，並且兩者之間實力相差不大，競爭者才有足夠的動力來爭奪比賽的勝利；這也是制度設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是，如果競爭者之間起跑線是不一樣的，例如，讓西部城市與上海一起競爭，那麼就起不到激勵作用；因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發達，不用努力也要比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麼努力，短期內也很難追得上。這樣的競爭態勢就達不到預期的激勵競爭的效果。尤其在中國，由於許多地方的發展本來就不平衡，如果政府過分分權，不僅不能起到激勵的作用，還會加劇地方之間的不平等。這樣一來，發達的省市利用原有的優勢就會越來越發達，落後的地區由於沒有競爭動力就會越來越落後，即富者更富，窮者更窮，貧富差距會更大。
此外，蔡老師及其合作者還研究了分權與投資環境、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與分權的關系等。國際理論界對於蔡老師及其合作者在該領域的研究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他們「很高興地看到了更有說服力的新觀點的出現」。 蔡洪濱老師之所以回國，主要是希望把經濟學前沿理論與中國經濟實踐相結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國學問。蔡老師認為，這是個非常高的目標，需要一大批經濟學研究者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做。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市場機制改革的深化，我們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選擇越來越復雜，對經濟學研究和相關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師指出，由於資源稟賦、歷史文化、人口結構、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問題往往體現出顯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現有理論。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基於我國實際情況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論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發現，在全世界都會有其意義。由於這種共性，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應能極大豐富經濟學的內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國學問，既有很強的現實性，也越來越具有可行性。
關於做學問的心得，蔡老師給我們區分了國內外做研究的區別。在他看來，與國內不同，國外的研究是細致的分工下非常專業化的工作。具體原因包括：
第一，國外的數據很多，並且分工很詳細，有專門的人員和機構負責收集、分析與總結數據和事實。這些基本的素材為進一步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方便。國內則由於各種原因，缺少對數據和基本事實的歸納與系統總結。
第二，國外的情況比較簡單，一項政策或者一個數據的意義比較直觀，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國的情況復雜許多。一項政策出台後，執行起來可能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另外，中國的數據背後有自己的故事，包括這個數據是怎麼得來的，填數據的人當時是什麼想法等等。如果對這些政策或者數據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將數據進行簡單的分析並機械地得出結論，那麼對事實的掌握就會出現偏差。
因此，蔡老師認為，在中國做研究，就必須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等深層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斷。這是從國外回來的年輕學者需要向老一輩和回國比較久的學者學習的地方。例如，像厲以寧老師、張維迎老師和鄒恆甫等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都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這就得益於他們平時大量地接觸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實際。通過到各地考察，與社會不同層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們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斷能力，他們能感覺到和把握住哪些問題比較重要和新穎，可以繼續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後再藉助恰當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礎上才不斷出現有創新性的成果。
那麼在中國要怎麼做才能創造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問呢？蔡老師認為，我們必須立足國內，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現代的、嚴謹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論上和實證上的方法，扎扎實實地研究中國問題。所做的研究不僅要具有國際水準，研究成果也能對中國的政策分析和公眾的討論有所幫助。
為了達到這樣的要求，蔡洪濱老師領導建立了北京大學莫里斯經濟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國內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學者、國際經濟學界最出色的華人學者，以及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國外頂級學者。蔡老師希望研究所能夠採用現代的研究方法，從實證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國的經濟政策問題。他們的目標是：扎扎實實地做好中國問題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夠在國際頂尖雜志上得到發表，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於理論和實踐的有針對性的研究，能夠對國內有關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參考意見或者產生積極影響。 光華的應用經濟學系規模並不大，建系歷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華管理學院重視應用經濟學研究的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學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學成立經濟管理系時，就由厲以寧老師出任系主任，致力於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如今的光華管理學院正是在當初的經濟管理系和管理科學中心的基礎上成立的。多年以來，在厲以寧、鄒恆甫、秦宛順、朱善利、張維迎等老師的建設下，光華應用經濟學系形成了濃郁的研究氛圍，積累起雄厚的研究實力，並取得了一系列廣為重視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輕學者，包括許多從國外名校畢業的博士，也在加入光華應用經濟學系後很快成長，逐漸嶄露頭角。
近一年多的時間里，應用經濟學系又在原有基礎上取得了矚目的進步。首先是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上一學年，應用經濟學系共有四位老師在國際A 類刊物上發表論文，也屢屢見諸國內核心期刊。更為可喜的是，系裡的年輕教員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績，這也正是光華應用經濟學系蓬勃發展的佐證。蔡老師說，這樣的進步與應用經濟學系對學術研究的強調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
其次是每周二的學術研討會。蔡老師認為，以國外的研究經驗而言，高質量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講座不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圍，也能促進師生與國際學術界的溝通與合作。因此，應用經濟學系在過去的一年裡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討會制度，定期邀請相關領域內較為活躍的學者來光華展示研究成果。參加研討會的師生與演講者充分交流，雙方都能從自由討論中受益。同時系裡還會安排年輕教員及學生與國際知名學者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會面。蔡老師希望這方面的舉措能為年輕教員和 學生提供參與國際頂級研究的機會，最終增強應用經濟學系的研究力量。
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學培養計劃的調整，課程設置在廣度和難度上更加貼合國際標准，研究生不僅相互之間更為積極地討論，與老師的合作也越來越廣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發組織的好幾個討論班時，蔡老師說，研究生在現階段體現出的這種對於研究的熱情和自主性，正是他們將來進一步出國深造、或是在國內高校和相關機構任教研究的基礎。
作為新任院長助理的蔡洪濱老師，主要負責教員引進、學科建設和本、碩、博項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來幾年的時間內，通過引進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勵研究和加強管理等多種手段，提升光華的總體研究能力。蔡老師還介紹說，由於經濟學在培養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學院將加強本科教學中的經濟學教育，並爭取在下一年落實經濟學與金融學相結合的本科項目。而同時還作為應用經濟學系教授的蔡洪濱老師，將繼續投入到他所熱愛的經濟學研究中去。剛剛卸下系主任擔子的他相信，應用經濟學系將在新一任系主任龔六堂老師的帶領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發展。

㈩ 求學術論文 四川大學 蔡鵬 《超聲波智能硬度測量儀的研製 》學術論文

進我網路空間，我能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