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李天綱

A. 本文主要從哪幾個方面回顧了湯一介的一生

1927年2月生於天津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
9月9日晚8時55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湯一介在北京北醫三院逝世，享年88歲。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暨文化研究所所長李中華與湯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年，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湯一介先生的身體時好時壞，上周六從北大校醫院轉到了北醫三院。從9月8日湯先生已經開始昏迷，2014年9月9日一早李中華就守在醫院。醫生告訴他湯先生的肝和腎已經衰竭。
湯一介的去世，令學界一片震悼。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綱第一時間說，「失去湯先生，我必須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顧一下……湯先生坦盪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話是『我只能聽我自己的』。」
一介書生，傳承家風
湯一介，1927年2月生於天津。祖籍湖北省黃梅縣，地屬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大家輩出的鄂東，如徐復觀、黃侃、熊十力、胡風等。湯家是地道的以教書辦學為業的書香世家，湯一介祖父湯霖是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進士，父親湯用彤則是融匯中國、西方、印度的學術大家。湯霖為學、為人、為官俱佳，湯用彤得到他的教誨，成為一代名家，湯霖教給兒子的家訓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這種「擔當」精神、君子家風由湯用彤傳給了湯一介。而取自「一介書生」的名字，無疑傳達了湯用彤對兒子的期待：讀書治學，傳承家風。在多種場合，湯一介曾多次專門談過這句家訓。在湯用彤的傳記中提到，湯霖告誡子孫，「勿戚戚於功名，勿孜孜於逸樂」。現在看來，湯一介都做到了，他一生樸素，做人坦盪真誠。
1946年，因為考北大落榜，湯一介進入北京大學先修班。在此期間，他閱讀了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麼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湯一介終於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進入大學後，他心無旁騖，專心致力於哲學，在同學眼中，那時的他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頭腦的學生。1951年自北大哲學系畢業後，湯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學系任教。他的夫人樂黛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
湯一介愛書，有一本書，不僅使青年時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還成就了他和妻子樂黛雲的美好愛情。多年後，湯一介這樣回憶道：「在我讀了《絞索套在脖子上的報告》後，似乎精神境界有一個升華，可以說我有了一個信念，我應做個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人。由於是樂黛雲讓我讀這本書的，因而加深了我對她的了解，以後我們由戀愛而結婚了。在這幾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種運動中我整過別人，別人也整過我，犯了不少錯誤，對這些我都自責過，反省過。但我在內心裡，那種伏契克式的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情感仍然影響著我。人不應沒有理想，人不能不熱愛生活。」
直面「梁效」歲月
1957年後，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風起雲涌，湯一介也被裹挾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建國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58年後，湯一介受到「反右傾運動」的沖擊和打壓。「文革」開始之初，湯一介被中止講課資格，下放到幹校。「梁效」的成立改變了湯一介在「文革」中的命運，也對他之後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73年，清華大學做了一個「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之後覺得不好，說清華是理工科學校，不懂這一塊，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師來整「批林批孔」的材料。「當時就把我們找去了，馮友蘭啊，周一良啊，我啊。」湯一介在接受鳳凰網采訪時說，這就是當時「批林批孔」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梁效」——即「兩校」的由來。
當時這些北大老師進入批判組的時候，心裡都挺高興。周一良就曾回憶，自己當時「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 湯一介後來說，「因為是毛主席找的我們，我們都覺得特別驕傲。」不管是「四人幫」垮台後他被沒完沒了地審查時，還是直到現在，他都是真心實意地說這句話。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綱也對早報記者表示，「必須說明的一點，進入『梁效』，湯先生當時是滿腔熱情的，並不是簡單說上當受騙。」
湯一介身為1949年入黨的老黨員，中學時期起便接受了共產主義，一度還有去延安的計劃。大學畢業之初，湯一介還在北京市委黨校開設黨史與馬哲課程。1958年，他的夫人樂黛雲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湯一介每封來信仍堅持寫「樂黛雲同志收」。
在「梁效」，湯一介主要任務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寫了一些文章。所謂「做材料的工作」，按湯一介解釋，比如當時馬王堆的帛書出土以後，毛主席要讀這個東西，江青就把材料拿來，他們幫著做註解，標上音。湯一介說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懷疑，「有的東西到底對不對」？在當時，他真心實意地信仰著共產主義，也只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
因為這段經歷，「四人幫」垮台後，湯一介陷入了隔離審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這期間，他突然發現一個問題：「我該聽誰的？」而後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彎路，主要是因為我沒有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問題」，而後他決定「我只能聽我自己的」。不同於很多學人的辯解，湯一介一直抱著直面那段歲月的態度，也曾多次在媒體上公開表示，「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盡管在很多人看來，捲入歷史漩渦中的個人往往是無力的，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綱認為，湯一介能夠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辮子，坦盪面對「前三十年」，是可貴的。
一代學人的精神領袖
湯一介對於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除了覺得做了一些「壞事」外，很大一部分是抱愧於學術研究。他認為自己在1950年代後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我，從一個懷抱「哲學家」夢想的人，變成了一個「哲學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彎路，把最可能有創造力的時光白白度過。」
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在北大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此時他已經53歲了。此後，他的學術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軌，進入到一個井噴期，論著不斷出版，思考的問題也轉向更為深邃和宏大的層面。1980年代以來，他大概寫了百餘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其中有三本是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率先打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對峙的界線，提出以認識發展史來看待哲學問題。進入1990年代，湯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問題，推動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大討論。其中，他提出的傳統哲學應「走出中西古今之爭」，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相結合。
除了自身學術研究上的突破，湯一介還積極推動學科建設和文化推廣，再次印證了「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1984年，在他的積極奔走下，中國文化書院成立，這是國內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
至於今天受到萬眾矚目的儒學文獻叢書《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湯一介提出構想，並為之殫精竭慮主持編纂的。2002年10月，湯一介向北京大學領導提出編纂《儒藏》的構想，得到了張岱年、季羨林的鼓勵和支持， 2003年國家教育部批准立項，北京大學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並聯合有關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正式啟動了《儒藏》工程，這也是教育部迄今為止最為重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攻關項目。湯一介任《儒藏》首席專家、總編纂，另外有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家的學者一共400多人。

B. 《書城》停刊了嗎

有著12年歷史、被視為文化品牌的老牌書評雜志《書城》傳聞休刊己久，這次卻是真的，《書城》終於正式公布了頗為沉重的「休刊宣言」。

據報道，翻開最新一期《書城》雜志，首頁的「主編寄語」不是習慣中的「新年祝福」、「來年計劃」之類，而是一篇正式「休刊辭」。在闡述《書城》改版4年的辛苦以及「辦成富含『思想之美』與海派風格的文化雜志」的團隊意識後，主編吳士余寫道：「趁歲末之際，《書城》將休整半年，廣納良言，善謀策劃，再度改版，企望以新的品牌奉獻於讀者。」而「目錄」頁則刊登著該刊編輯吳文尚一篇傷感散文《這是未竟的》，表達告別之情：「恰如天下沒有不散筵席，人未散，曲已終，更哪堪歲末殘冬。」報道透露，主要投資方撤出其資金和人員是導致休刊的主要原因：「投資方接手已累計虧損幾百萬元，決定不再支持了。」《書城》發行經營總監丁先生也表示，「休刊」主要是由於經營方面的原因。而編務總監李二民卻表示，自己「受命」休刊，也「不明白為什麼」。

作家薛涌指出，《書城》失敗的最大原因是錯把「文人」當「人文」，盡管刻意模仿《紐約客》的知識分子趣味，但只是靠找一些氣味相投的人來寫稿，久而久之脫離了社會。《書城》早期的創辦者、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曾談過《書城》存在的問題，包括裝幀十分豪華，增加了成本；「大作家、大作者」路線常常「把讀者嚇跑了」。4年以來，成都本土作家潔塵一直是《書城》的專欄作家。在個人博客上，她公布了《書城》編輯的來信：「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催你啦，做完這一期《書城》要停刊了。」 潔塵23日表示，據她所知，「休刊半年」實際上就是停刊了，作為作者，自己覺得特別遺憾：「這應該也是中國期刊界的一大遺憾。」

相關報道：
《萬象》《書城》另闢蹊徑 網路版有望產生
http://www.bookicp.com/html/2006-3/2006311852351.htm

C. 作為一名哲學家，湯一介的責體現在那些方面

1927年2月生於天津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 9月9日晚8時55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湯一介在北京北醫三院逝世，享年88歲。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暨文化研究所所長李中華與湯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年，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湯一介先生的身體時好時壞，上周六從北大校醫院轉到了北醫三院。從9月8日湯先生已經開始昏迷，2014年9月9日一早李中華就守在醫院。醫生告訴他湯先生的肝和腎已經衰竭。 湯一介的去世，令學界一片震悼。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綱第一時間說，「失去湯先生，我必須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顧一下……湯先生坦盪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話是『我只能聽我自己的』。」 一介書生，傳承家風 湯一介，1927年2月生於天津。祖籍湖北省黃梅縣，地屬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大家輩出的鄂東，如徐復觀、黃侃、熊十力、胡風等。湯家是地道的以教書辦學為業的書香世家，湯一介祖父湯霖是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進士，父親湯用彤則是融匯中國、西方、印度的學術大家。湯霖為學、為人、為官俱佳，湯用彤得到他的教誨，成為一代名家，湯霖教給兒子的家訓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這種「擔當」精神、君子家風由湯用彤傳給了湯一介。而取自「一介書生」的名字，無疑傳達了湯用彤對兒子的期待：讀書治學，傳承家風。在多種場合，湯一介曾多次專門談過這句家訓。在湯用彤的傳記中提到，湯霖告誡子孫，「勿戚戚於功名，勿孜孜於逸樂」。現在看來，湯一介都做到了，他一生樸素，做人坦盪真誠。 1946年，因為考北大落榜，湯一介進入北京大學先修班。在此期間，他閱讀了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麼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湯一介終於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進入大學後，他心無旁騖，專心致力於哲學，在同學眼中，那時的他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頭腦的學生。1951年自北大哲學系畢業後，湯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學系任教。他的夫人樂黛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 湯一介愛書，有一本書，不僅使青年時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還成就了他和妻子樂黛雲的美好愛情。多年後，湯一介這樣回憶道：「在我讀了《絞索套在脖子上的報告》後，似乎精神境界有一個升華，可以說我有了一個信念，我應做個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人。由於是樂黛雲讓我讀這本書的，因而加深了我對她的了解，以後我們由戀愛而結婚了。在這幾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種運動中我整過別人，別人也整過我，犯了不少錯誤，對這些我都自責過，反省過。但我在內心裡，那種伏契克式的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情感仍然影響著我。人不應沒有理想，人不能不熱愛生活。」 直面「梁效」歲月 1957年後，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風起雲涌，湯一介也被裹挾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建國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58年後，湯一介受到「反右傾運動」的沖擊和打壓。「文革」開始之初，湯一介被中止講課資格，下放到幹校。「梁效」的成立改變了湯一介在「文革」中的命運，也對他之後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73年，清華大學做了一個「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之後覺得不好，說清華是理工科學校，不懂這一塊，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師來整「批林批孔」的材料。「當時就把我們找去了，馮友蘭啊，周一良啊，我啊。」湯一介在接受鳳凰網采訪時說，這就是當時「批林批孔」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梁效」——即「兩校」的由來。 當時這些北大老師進入批判組的時候，心裡都挺高興。周一良就曾回憶，自己當時「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 湯一介後來說，「因為是毛主席找的我們，我們都覺得特別驕傲。」不管是「四人幫」垮台後他被沒完沒了地審查時，還是直到現在，他都是真心實意地說這句話。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綱也對早報記者表示，「必須說明的一點，進入『梁效』，湯先生當時是滿腔熱情的，並不是簡單說上當受騙。」 湯一介身為1949年入黨的老黨員，中學時期起便接受了共產主義，一度還有去延安的計劃。大學畢業之初，湯一介還在北京市委黨校開設黨史與馬哲課程。1958年，他的夫人樂黛雲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湯一介每封來信仍堅持寫「樂黛雲同志收」。 在「梁效」，湯一介主要任務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寫了一些文章。所謂「做材料的工作」，按湯一介解釋，比如當時馬王堆的帛書出土以後，毛主席要讀這個東西，江青就把材料拿來，他們幫著做註解，標上音。湯一介說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懷疑，「有的東西到底對不對」？在當時，他真心實意地信仰著共產主義，也只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 因為這段經歷，「四人幫」垮台後，湯一介陷入了隔離審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這期間，他突然發現一個問題：「我該聽誰的？」而後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彎路，主要是因為我沒有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問題」，而後他決定「我只能聽我自己的」。不同於很多學人的辯解，湯一介一直抱著直面那段歲月的態度，也曾多次在媒體上公開表示，「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盡管在很多人看來，捲入歷史漩渦中的個人往往是無力的，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綱認為，湯一介能夠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辮子，坦盪面對「前三十年」，是可貴的。 一代學人的精神領袖 湯一介對於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除了覺得做了一些「壞事」外，很大一部分是抱愧於學術研究。他認為自己在1950年代後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我，從一個懷抱「哲學家」夢想的人，變成了一個「哲學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彎路，把最可能有創造力的時光白白度過。」 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在北大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此時他已經53歲了。此後，他的學術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軌，進入到一個井噴期，論著不斷出版，思考的問題也轉向更為深邃和宏大的層面。1980年代以來，他大概寫了百餘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其中有三本是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率先打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對峙的界線，提出以認識發展史來看待哲學問題。進入1990年代，湯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問題，推動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大討論。其中，他提出的傳統哲學應「走出中西古今之爭」，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相結合。 除了自身學術研究上的突破，湯一介還積極推動學科建設和文化推廣，再次印證了「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1984年，在他的積極奔走下，中國文化書院成立，這是國內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 至於今天受到萬眾矚目的儒學文獻叢書《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湯一介提出構想，並為之殫精竭慮主持編纂的。2002年10月，湯一介向北京大學領導提出編纂《儒藏》的構想，得到了張岱年、季羨林的鼓勵和支持， 2003年國家教育部批准立項，北京大學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並聯合有關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正式啟動了《儒藏》工程，這也是教育部迄今為止最為重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攻關項目。湯一介任《儒藏》首席專家、總編纂，另外有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家的學者一共400多人。

D. 周立波的商業價值從哪裡來

當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巡展即將展開，這次票價竟比國內當紅一線明星王菲的演唱會還要高，對此，周立波義正詞嚴地說：「我就應該比他們貴，拿他們跟我比是種侮辱。」也許最高定價3880元的「天價」門票只是一個「噱頭」而已。但憑借不錯的模仿能力以及對各種段子的整合能力，電視讓這位滑稽演員變成了「笑星」，結果跳舞的有他，公益慈善節目有他，美食節目有他，健康節目有他，家庭訪談也有他。周立波的究竟貴在哪裡？

周立波海派清口的起源

周立波的演出海報上這樣介紹他：「周立波以『噱』而出名，有別於傳統噱頭的笑料。他的噱頭別具一格，簡單而瀟灑，表演亦庄亦諧，台詞充滿豐富的想像力?融各派冷麵滑稽之集?勾勒出上海大都市的活力以及新上海人的生活風貌」。2006年底，關棟天給他看了一盤香港錄像帶：許冠文的「棟篤笑」，棟篤笑是廣東的一種喜劇表演形式，類似美國的脫口秀，一般是一個演員站在沒有任何布景和擺設的舞台上講笑話，隨意談論新聞，調侃明星。看完之後，周立波覺得自己也能做，融合了上海獨腳戲、北京單口相聲以及香港「棟篤笑」眾家之長的「海派清口」面世。

上海人之所以熱捧周立波，把他推到一票難求的高度，與其說是因為周立波的演出既親切、鮮活、生動，怪誕、熱辣、生猛。不如說是上海給周立波提供了最佳的「天時、地利、人和」。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認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裡蘊含著上海的文化密碼，裡面藏著自豪，也藏著悲情。上海人已經實在沒什麼資本，人口不佔優勢，生活方式影響力不大??當周立波在台上說出上海人掙100塊錢，其中87塊交給國家，自己只留13塊的時候，我當然感謝他。」上海這座古老的城市，在中國有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卻總被扣上「自大、排外、自戀、小氣、膽小」的帽子，也許只有從周立波的笑侃中才能找回上海人的自豪感。

上海本土文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一直被邊緣化。而人一般在什麼都有的時候，會去想過去沒有什麼。上海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就會發現少了點屬於自己文化特色的東西，特別是屬於上海文化的標桿和符號。於是周立波的出現，正好符合了上海人在經濟站上一個新高度後，對於本土文化的一種需求。正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周立波的紅是理所當然的。當歷史的積怨、殘酷的股市、巨大的壓力全被搬到檯面上以另一種方式演繹時，上海人彷彿昨日重現。每個上海人都會由衷的感概：「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這種復雜的情感，讓上海人痛並快樂著。

而另一方面，周立波又在演出中經常拿上海人和外地人比較，會拿上海每年上交給國家多少財政收入說事，會拿劉歡、李宇春、韓紅、馮小剛、張藝謀等人的長相開涮，比較經典的就是把自己比作「喝咖啡的」，而把說相聲的郭德綱比作「吃大蒜的」。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是建立在上海文化既自戀又自卑的基礎上。一方面，他們瞧不起外地人，同時又特別渴望這些外地人對他們進行贊美。周立波只是在經濟和精神形成巨大反差時，誕生的為上海人代言的人。

E. 廢除科舉制的利弊

廢除科舉制的利：
一，科舉制度的廢除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推進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科舉制的廢除使得作為科舉附庸的學校教育獲得了極大地解放，各色各樣的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新式學堂的迅速發展，造就了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和近代中國第一批科技精英分子，改變了清王朝掌控教育的局面。這批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以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中國要追趕西方現代化的腳步，僅僅靠「器物」的學習是不行的，還需要學習西方的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建設，而腐朽封建代表的清王朝不可能拋棄自身的利益順應這一潮流。新式知識分子在一次次的政治騙局中逐漸削弱了對清政府的忠誠度，並最終擔任了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科舉考試不再是獲得仕途的唯一途徑後，知識分子逐漸地從封建官僚政治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領域，學習西方，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近代化邁進。
二，科舉制度的廢除導致社會文化斷層，選官制度紊亂，政局更加動盪混亂。科舉制度歷經千年，在社會人員流動和社會凝聚上已形成良好的循環機制，在歷史上承負著整合傳統社會生活，並維系社會內部中的文化生態平衡的功能。它對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運作均起著樞紐與調節的作用。科舉制度廢除後，沒有適時地出現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會上下層流動的局面不復存在，傳統的士紳階層流向其他領域，傳統社會文化載體逐漸式微，同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建立起公開、剛性和持續化的選官制度，致使選人沒有標准，用人無尺度，做官無限制。清政府採取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以至討官跑官、任人唯親、植黨營私等弊病就變本加厲。由此導致官場腐敗的加劇，社會關系的長期對立與無序。

廢除科舉制的弊：
1．科舉廢於「時」，而非廢於「制」 ，由於清末廢科舉時對科舉的評價以偏概全，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後把科舉製作為腐朽落後封建王朝的重要統治支柱加以批判，科舉制在國人心目中已形成為封建統治者服務工具的刻板印象。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科舉制度不僅不是傳統社會的萬惡之源，而且還被西方加以借鑒改造，形成了舉世聞名的文官選官制度。科舉之所以被廢，是因為後來的科舉考試內容不適應時代的需要，特別是八股文拖累了整個科舉制度，而非因為其制度太壞。清政府在1901年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科舉制的考試內容和文體幾乎是脫胎換骨了，但因為科舉的向心力太大，阻礙了新式學堂的興辦，在清末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中，在西學東漸和外來勢力強力介入的情況下，科舉制仍被廢止。這充分說明了科舉制的廢除是清末時代背景下的必然結果，而非其制度本身原因被廢除的。
2．科舉制度的廢除過急，科舉制廢除應採用漸進的方式，科舉制度是一種以考試選擇官員的制度，雖然時代發展將其淘汰，但作為制度來講，有許多可以借鑒之處。辛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革命政府南京臨時政府，設立的「五院」中有專門的考試院，專掌考試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無論是選舉的，還是委任的，都必須考試合格，才能有效；歐美的文官制度也是通過考試的方式來選擇官員的。可見，科舉制中仍有可保留的部分，而晚清一刀切的做法，不僅隔斷了歷史的聯系，還導致了選官的混亂。假若，清政府當時採取穩重有序的方式推進科舉制改革，在漸進廢除科舉制度的同時，建立新的教育機構及相應配套設施，解決社會層級流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向上層流動的問題，也許結局會是另一番景象。

F. 李天綱的介紹

李天綱，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理事。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朱維錚教授，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基督教史，獲博士學位。

G. 哪位專家「研究」得出是中國「民眾先搶圓明園」的結論

在中國近代史上，1860年10月發生在北京圓明園的劫難，是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痛。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古建築園林、其文史價值決不低於故宮的皇家宮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毀於一旦。而造成這次大浩劫的禍首，便是英、法侵略聯軍，至今，他們從圓明園掠奪去的許多珍寶還陳列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的羅浮宮等處，這便是他們充當強盜的證據。

關於這場劫難的責任，歷史早已用血的事實書寫清晰了，而英、法兩國的正直歷史學家也都不否認他們國家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不料，事隔145年之後，卻有中國自己的「研究者」出來為當年的英、法聯軍強盜洗刷罪名，聲稱當年最先搶劫圓明園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中國民眾。

謂予不信，最近就有一篇「論文」，題為《1860：以圓明園為證》（刊於2005年5期《上海文化》雜志，作者李天綱），做的是為英法聯軍搶劫圓明園的翻案文章。此文一開頭就以「民眾先搶圓明園」作為第一部分的小標題，用了整整一大部分的筆墨來「論證」英、法聯軍攻陷圓明園後，是中國民眾先進去搶劫，然後才引起聯軍士兵眼饞，「帶動」了聯軍也發生搶劫的「事實」。證據呢？作者引用了所謂「外文記載」後稱：「-按英法聯軍將士的回憶錄，他們是10月6日追趕滿兵，進入圓明園的，目的初不是去搶劫。當日，為了戰事，在苑囿外圍燒了幾間房子，但這已經是在海淀地區本地人的焚搶之後。」而據「論文」作者說，直到這時，「來自英法鄉下的士兵，住在宮殿里」，才剛剛「眼界大開，垂涎三尺，已經在談論盜掠珍寶」。而這第一天據說「還有軍紀，法國士兵拿了一些小東西，還沒有正式動手」。

與此同時，作者還引用清廷權臣幕僚王壬父的記載，稱「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相戒弗入，雲恐以失物索償也。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論文」作者據這段記載，武斷地稱：是「西郊一些八旗子弟趁著戰火，冒了外國軍隊的名義，在附近先燒搶起來，隨著才有英法士兵瞠乎其後的燒搶。」這里，作者為了誣陷中國人先搶劫，故意曲解了王壬父的原文，明明原記載只說是中國老百姓假冒夷人之名放火，並未說中國人搶劫，而是聯軍回來後「大掠」，到了作者筆下，中國老百姓「縱火」便變成了搶劫，這種解讀古文，看來並不是古文功底不夠，恐怕至少是先入為主吧！另外，作者把王壬父原文中的「貴族」等同於八旗子弟也極不妥，八旗子弟確是貴族，但清朝的貴族並不全是八旗子弟。

關於英法聯軍的軍紀究竟如何，並不是侵略者自己的回憶錄說了算，中國人民早在虎門、定海、吳淞、楊村等許多戰區「領教」過了，也有歷史記載，這里就不多說。我感到迷惘的是，文章作者何以迷信侵略者的遁詞，何以要曲解古人的記載？難道憑著他的這篇文章，就能為侵略者洗刷洗劫圓明園的滔天罪行？進行這項研究就為了證明中國人「素質差」是古已有之嗎？

圓明園浩劫的悲劇，首先就是英、法侵略者跑到中國的土地上來，把護衛圓明園的清軍打散了，由他們佔領了圓明園，是他們首先搶劫，這是鐵的事實。難道這些一心想到中國來發財的侵略者第一天真的只滿足於「拿了一些小東西」？他們搶掠還要看中國人的眼色？由中國人為他們「示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們的專家「研究」得出是中國「民眾先搶圓明園」的結論的時候，2003年，法國作家伯納.布立塞卻撰寫了一本叫《1860：圓明園大劫難》的書，揭露了英法侵略軍火燒、劫掠圓明園的大暴行，並對聯軍的暴行「感到十分哀傷和內疚」。我想，《1860：以圓明園為證》的作者先生不妨認真去讀一讀這一本外國人的書（此書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看看法國人是如何反思法軍士兵的罪惡的。與此同時，我想應該提醒一些熱衷於做翻案文章的專家，不要妄想靠嘩眾取寵來一鳴驚人了，拿出一點學人的良心來吧！

附所謂的李教授原文

歷史的真相——誰先搶了圓明園?
□李天綱

140年前的秋天，1860年10月，圓明園浩劫，舉世震驚，英法聯軍無疑是禍首。但是，誰先搶了圓明園？王�運說是中國人！北京城裡的滿人和老百姓！

王闓運（1832－1916）的《圓明園詞》說：「敵兵未�雍門荻，牧童已見驪山火。」這話文謅謅的，好在附有自注，詞義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相戒弗入，雲恐以失物索償也。

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王當時剛出道，在權臣戶部尚書肅順的幕府中，北京的關系很熟。據他的見證，當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後，最先進入圓明園盜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滿漢窮人。

此話關系重大，不可亂打誆語，要有根據。所以《花隨人聖庵摭憶》作者黃浚（1890－1937）寫到這段疑案，在同意王�運、稱「此說大致不謬」以後，另外還引了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作旁證。

李慈銘八月二十四日（公歷10月7日）記：「聞夷人僅焚園外官民房」，還沒有大搶。第二天形勢急轉直下，大規模的搶劫哄然而起。

日記說：城外西郊，盜賊遍地。城裡的貴族、官僚、富人紛紛害怕起來，打點細軟准備出逃。他們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周圍的窮滿人、窮漢人。暴民們一個個手上把玩著剛從圓明園里搶來的古董、玉器，已經一群群地潛入城裡，准備跟在洋人後面，接著搶。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況簡直恐怖。「圓明園為夷人劫掠後，奸民乘之，攘奪余物，至挽車以運之。上方珍秘，散無孓遺。」可見，等到英法聯軍正式開槍以後，北京的暴民們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搶劫。據說河裡、溝里都是壇壇罐罐，搬不動，扔下的。此後的幾十年裡，圓明園里，無有寧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動亂，或平時官兵有所疏忽，就拖著板車奔海淀。從楠木、金磚，到石塊、瓦片，皇上的東西，什麼都往家裡搬。運氣好的，在廢墟里還能找到拼得起來的瓷器、玉器。

民國初年的時候，王�運曾對人說：「圓明園毀後，周垣半圮，鄉人竊入，盜磚石，伐薪木，無過問者。」1980年夏，已經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第一次旅遊北京，在前門附近看到從圓明園里搬來的石條和界碑，壘砌在街沿上。見我們南方人端詳考證的樣子，老北京得意地說：「沒錯！圓明園的，皇上家的，」令人厥倒。

誰先在圓明園開搶，是講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聯軍將士的回憶錄，他們是10月6日追趕滿兵，進入圓明園的。當日，為了戰事，在苑囿外圍燒了幾間房子。來自英法鄉下的兵士，住在宮殿里，眼界大開，垂涎三尺，已經在議論盜掠珍寶。但據說第一天還好，只有幾個法國士兵拿了幾件小東西，作紀念，沒有動手，他們是在幾天後，聯軍司令部商量後才下手的。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國人下手了。不敢搶外國大兵占據的宮殿，就搶那些無人看管的傭人、管家和太監住房。滿人入關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沒了官的北京沒人管，一下亂了，對整天垂涎著皇上生活的小民來講，無疑也算是一種解放，進到這平日里的禁園張望也是享受。於是開搶，如王�運、李慈銘所記。

隨軍的英國紀（Ghee）牧師說：「當我們再走近內宮時，遇見了成群打伙的中國人，搶劫他們皇帝的東西。我們檢查他們的籃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氈毯和粗布的棉衣。他們沒有走進最好的宮殿，他們懼怕我們。」因此，外界看起來，是中國人先搶燒圓明園。英法聯軍當然不是善類，他們早已在園內有組織有紀律地分贓、搬運、拍賣圓明園財物，但外界不知。情況就是這樣：英法聯軍是有組織的江洋大盜，海淀的某些百姓是散亂的刁民細賊。

說實在，多次讀到這段史料，總是不解：「首善之區」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還是幫著皇上統治全國人民的滿族特權分子，平時又最恨洋人，臨事不和皇上共患難，不顯出「忠君愛國攘夷」

的樣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撈便宜，為什麼？這樣的中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漢奸？不像。農民起義？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

他們卻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著。

這樣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話：「乘火打劫。」大約是中國歷史書上，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發明了這句妙語。秦末項羽大燒咸陽，放火的是楚兵，搶劫者中卻一定夾有大量當地細民，不然為什麼大火「三月不滅」。明末「闖王」李自成進北京，很想守住紀律不搶，也是北京城裡的當地人先搶了起來，一發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時候，北京、南京、武漢都發生過類似事件，有人想搶。但是因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紳出面維持，不準擄掠，才是歷來的改朝換代中情況最好的一次，故宮保了下來，造了博物院。不過，這樣的故事，還沒有離我們遠去。本世紀里，每有「煽風點火」的群眾運動，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動者。明眼人可以數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宮賦》，對中國歷史上為何不斷出現「乘火打劫」

的現象解釋得最為生動服人。他總結秦始皇的阿房宮被焚燒的原因時，說道：「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頭磷磷，多於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

戌卒叫，函谷舉。楚人一舉，可憐焦土。」杜牧雖為詩人，不是理論家，但他講出了大道理：長期朕「一人」，宮城內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貴貧賤，奢侈窮困，差別太大。沒有中間階級的斡旋、社會關系的溝通、輿論批評的發泄，鄙野之人，平日里固然魏闕仰望，敢怒不敢言，可一旦有人揭竿，老實委瑣，委屈成奴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在金鑾殿里，九龍床上過把皇帝癮而後快。

由圓明園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講的家鄉故事。抗戰時期，某地日寇掃盪抗戰村莊。日軍後面，跟著鄰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燒、殺、搶光）之後，他們再收撿一些破爛回家。由此又想到魯迅的《藤野先生》，那個中國人圍觀日本人殺中國人的鏡頭。魯迅和同代人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怪其愚昧。然而，又經歷了二十世紀這么多的風風雨雨，我們現在應該知道：習慣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質高低的問題，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問題。這是一個體制問題。一個社會，一個城市，如果總是不鼓勵市民有獨立的財產、事業、信仰和追求，沒自己的事干，老念著、侃著、望著皇上的生活，以此為苦，也以此為樂，他們的人格必然無聊卑下，行為不負責任，到時候就會一哄而起，成為暴民。王�運、李慈銘，還有魯迅，看到了中國人的這個毛病，但無法下葯。不知我們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點，不再出這樣的「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