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生平碑文

1. 楊良瑤的生平

楊良瑤是唐朝宦官。歴事唐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四朝皇帝，剔歴中外50餘年，特別是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根據當時國際、國內政治局勢來判斷，楊良瑤出使的政治目的可能是與起源於小亞細亞兩河流域的黑衣大食帝國一道，共同遏制崛起於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試圖徹底擺脫其對唐王朝西域的軍事威脅。據筆者考證，楊良瑤很可能是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作為唐王朝的外交使節，楊良瑤官階不高，但作用匪小。從碑文看，《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無疑是唐代後期的典型製作之一，足以反映所歷王朝的興衰脈絡，尤其是在「借兵回紇」、「出使嶺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皆能看出楊良瑤不遑寧居的奔走身影，這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細節之一。
從形制看，該碑體形高大，額篆「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9個篆字，周正圓渾，蒼遒大氣。碑文以楷體書寫，間以行書，結體活潑，字跡勁秀，線條華暢，文氣通透，具有相當高的書法藝術水平，不失其為中晚唐書法中的佳品製作。據宋佚名《宣和書譜》卷一載：「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還，世相祖襲，至代宗家學未墜。」唐德宗時，「觀其行書筆意，亦不愧前人雲」（宋佚名《宣和書譜》：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第1版）。至憲宗初年，宮廷崇尚「集王聖教序」之風，仍不稍潛。足見中晚唐右軍行楷書體之興盛，當披靡於朝野上下。
從作者看，該碑由朝請郎、行虔州南康縣丞、雲騎尉、翰林待詔陸邳撰文；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騎尉、翰林待詔趙良裔書丹；給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雲騎尉、翰林待詔湯陟篆額。唐朝官階明確，「朝請郎」為文官第18階、正七品上；「承務郎」為文官第25階、從八品下；「給事郎」為文官第22階、正八品上。均職階不高，正史未載，但就撰文、書法而論，仍屬非常可貴。
據當代學者考證，趙良裔，約當唐德宗、順宗和憲宗時人。其書跡見於《唐代墓誌匯編》（周紹良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元和142《乘著志》（元和玄枵之歲）。該志署銜「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賜緋魚袋、翰林待詔趙良裔」篆題，楷書。又，陸邳，約當唐憲宗、穆宗時人。書跡初見於《金石錄》（宋趙明誠著）卷九，《金石錄》第1738《唐平淮西碑》，署名段文昌撰，陸邳八分書，元和十四年十二月（820年）。別的書跡還有《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碑》，楊承和撰並書，陸邳篆額，篆書。長慶二年（822年）。清王昶《金石萃編》卷107。陳思《寶刻叢編》（中華書局，1995年）卷七有著錄。另外，《唐左武衛將軍劉德惠碑》，唐嚴綬撰，劉繼元書，陸邳篆額，長慶二年；《唐兵部郎中郭晤碑》，唐陸邳隸書，長慶四年（824年）；以上俱見《寶刻叢編》卷八。
從《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可知，陸邳、趙良裔兩人在翰林院內均有升遷。陸邳從朝請郎、行南康縣丞、雲騎尉升職為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亦即由文官第18階、正七品上晉升為文官第14階、正六品上；趙良裔從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騎尉晉升為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賜緋魚袋，亦即由文官第25階、從八品下晉升為文官第14階、正六品上。兩人初期官職懸殊，後來則臻於一致。盡管如此，卻都不改其「翰林待詔」的御用角色。兩人於元和元年為《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撰文、書丹，足以證明其由來已久的同事關系。陸邳擅長篆隸，卻奉命撰文；趙良裔擅長楷書，故一仍舊貫。
至於翰林待詔湯陟，尚不見於著錄，然其擅長篆隸，當時影響也不會低。刻字匠朱士良，吳郡（即蘇州）人，刻工灑脫，頗見功力，亦不見著錄。但刻家留其名，大約也是一種榮耀。
依據王海濱《唐代翰林書待詔制度綜考》（2008年，吉林大學碩士論文）一文研究，「（唐代翰林書待詔）為皇家的御用書家，其書法技藝水平是非常高的，都是名重一時的書法好手，他們在朝野內外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並認為，翰林書待詔的書法屬「院體」書法，「直接代表了皇帝的書法，翰林書待詔奉敕所書的碑誌，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觀點，洵非無識。
按：唐人墓葬勒石，向有「神道碑」和「墓誌銘」兩種。所謂「神道碑」，就是樹立在死者墓道上的石碑。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立碑》一詩中寫道：「勛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所謂「神道碑」，正是這種「路旁碑」的一種。就內容看，該碑蹈常襲故，不乏溢美之詞，但就其深受信重、頻繁出使而言，仍有必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使大食而聲教旁暢」、「聘大食兮聲教普」，也都成為出使獲效的直接標志。
據碑文載：楊良瑤終於元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於同年十月十四日。「元和」為唐憲宗李純的年號。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由此推斷，楊良瑤當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楊良瑤之死，從明幡發喪到歸里入葬，歷時共83天。依照關中民間葬俗：樹碑立石，通常在三周年之際完成，時當脫服之期。而此碑刻立的時間，則在喪葬期內。另外，神道碑為墓道用碑，均在地面之上，而墓葬內有墓誌銘，也是唐代定製。
值得注意的是，該碑正文用過許多簡筆字，與今日官方確定的《漢字簡化字總表》有相似之處。譬如「請」寫作「請」，「繼」寫作「繼」，「萬」寫作「萬」，「邇」寫作「邇」，「爾」寫作「爾」，「貌」寫作「皃」，「輔」寫作「輔」，「彌」寫作「彌」，等等。這些漢字簡化字的普遍使用，對於研究唐代文字史，有著相當重要的啟迪和幫助。
早在1984年4月，涇陽縣文物工作者從事田野文物調查時，在當時掃宋鄉（2002年後並入雲陽鎮）大、小戶楊村附近發現了一通晚唐石碑，此即《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筆者於上世紀90年代初偶然見及，震撼於該碑珍貴的歷史價值和精湛的藝術價值，遂決意加以整理、研究。1998年，筆者最先在陝西師范大學史念海教授所主編的《唐史論叢》（第7輯）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當即受到西北大學文博學院院長周偉洲教授的深切關注。2001年，新編《涇陽縣志》（何平、李新榮、楊西安等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中第一次公布了該碑碑文，但差錯太多，難以卒讀。2005年，筆者又在咸陽師范學院學報刊發了《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一文，再次公布了神道碑碑文並做了初步考釋。因拓本欠精，辨識困難，仍有錯訛。2012年冬，筆者赴北京出差，從文物出版社葛承雍總編輯處獲悉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據此有了新的深入研究，在《文史》2012年第3期上發表了《唐朝與黑衣大食關系史新證——記貞元初年楊良瑤的聘使大食》一文，經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建林研究員聯系，得以獲讀，由此對碑文句讀做了個別修正。對於諸位學人的支持和幫助，筆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據查知，該碑身首相連，碑首高85.5厘米，碑頭篆額「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9字，3行，每行3字。碑身高189.5厘米；上部寬93.5厘米，下部寬102.5厘米。正面鐫刻行書碑文，記敘了「唐右三軍僻仗、太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楊良瑤的家族淵源和生平事跡。該碑文彌足珍貴之處，正在於揭櫫了這位不見於正史文獻的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的出使生涯。
經整理，對碑文標點、劃段如下（按：行文中的空格依照原碑格式處理，以示敬重）：
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
唐故右三軍僻仗、太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楊公神道碑銘並序
朝請郎、行虔州南康縣丞、雲騎尉、翰林待 詔陸邳撰
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騎尉、翰林待 詔趙良裔書
給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雲騎尉、翰林待 詔湯陟篆額
公諱良瑤，字良瑤，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諸陽，寔曰楊侯。晉滅其國，因以為氏。厥後代濟勛德，遂為名家。至若王孫以薄葬稱，樓船以大功命，敞因謙畏為相，雄由辭賦榮名。洎乎伯起之慎「四知」，叔節之去「三惑」，大鳥集於葬墓，飛鱣降於講堂。或朱輪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兩漢，裕垂後昆，氏族源流，遠矣盛矣。於是根蒂旁薄，枝葉蕃昌，有望表弘農，有族居天水，則公之先代，本弘農人也。
及公曾祖， 為唐元功臣，官至雲麾將軍、右威衛中郎將，以功多賞厚，賜業雲陽，至今家焉。遂為京兆人矣。
祖懷貞，皇許州別駕。
考彥昱，處士，高標世利，處士園林，公即處士之第四子也。
公質狀殊觀，心靈獨立，氣概感激，懾於時流。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故得入為內養，侍玉墀以承恩；出使外方，將天命而布澤。累經試效，益著功勞；誠素既彰，委任方重。
當永泰中，慈、隰等州狼山部落首領塌實力，繼章掠眾，聚兵逼脅州縣，不顧王命，恣行剽煞，虔劉晉郊之士庶，震駭虢略之封疆。於時兩河初平，四遠猶聳，朝廷難於動眾，皇上姑務安人。遂遣中使劉崇進銜命招撫，以公為判官。崇進畏懦而莫前，公乃憤發而獨往，口宣恩德，氣激凶頑，遂使天威挫其鋩，皇澤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棄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顙受詔。既而復命，闕下大愜，聖衷有詔賜祿，仍授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局監作。由是恩顧稠迭，委任頻繁，奉使必適於所難，臨事未嘗有不當，是用東西南北，匪遑止寧；險阻艱危，備嘗之矣。
大歷六年，加朝議郎、宮闈局丞，守職不渝，在公無替；晝日三接，風雨一心；天顏不違，聖眷斯至。當信重之際，罔敢告勞；安梯航之心，何遠不屆。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於荒外，委忠信於洪波。往返無疑，匪僭程度；復命至於廣府，會叛軍煞將，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縱狼心，將邀王命，承公以劍求表，上聞公山立嶷然，不可奪志，事解歸闕，時望翕然。至十二年，遷宮闈令。內官式敘，中禁肅清，由公是拜也。洎建中末，遇鸞輿順動，隨駕奉天，勤勞匪躬，始終一致。
興元初，天未悔禍，蛇豕橫途。皇上軫念於蒼生，臣下未遑於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請使西戎，乞師而旋，遮寇以進，覆武功之群盜，清盩厔之前途，風雲奔從而遂多，山川指程而無擁。興元既得以軴蹕，渭橋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區，不改舊物，繄我公乞師之力也。其年二月，遷內侍省內給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驟遷，蓋賞勞矣。
貞元初，既清寇難，天下乂安，四海無波，九譯入覲。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以貞元元年四月，賜緋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詔書。奉命遂行，不畏於遠。屆乎南海，舍陸登舟。邈爾無憚險之容，懍然有必濟之色。義激左右，忠感鬼神。公於是剪髪祭波，指日誓眾，遂得陽侯斂浪，屏翳調風，掛帆凌汗漫之空，舉棹乘顥淼之氣，黑夜則神燈表路，白晝乃仙獸前駈。星霜再周，經過萬國，播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墜，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四年六月，轉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功績既著，恩寵亦崇；若驚之心，日慎一日。
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
十四年春，德宗虔虔孝思，陵寢是恤，將復修葺，再難其人。必求恪恭，祗奉於事。唯公愜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經制，惜費省勞。煥乎咸新，無乖睿約。及乎卒事，議功莫儔，以其年八月，賜紫金魚袋、判、傔等，並加綠綬。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後貴主親王，監護喪葬，聖情念切者，必委於公。至於以勞受賜，金帛紛綸，亦不可備紀矣。
十五年，陳、許節使雲正，淮西承釁而動，剽掠陽翟，攻逼許昌，汝洛驚惶，關東大恐，天下激發二十萬師，韓全義統之，且撓戎律。國家難於易帥，議者知必無功。時，德宗皇帝負扆興嘆，凝旒軫慮，思安東都宗廟，念濟河洛蒼生，是用命公監東都畿、汝州軍事。聞命而三軍增氣，戾止而百姓咸寧。公知韓全義無才，烏合眾難用，淮西城小而固，遐邇易動難安，遂思遠圖，獨出奇策，使押衙東惟悟孫白身志和深覘寇情，觀釁而返，乃具所謀畫，遽獻表章，請緩天誅，許其悔過。當皇威未霽，事寢莫行。及全義大崩，詔用前計。遂申恩舍罪，罷討息人。公乃居安慮危，處否思泰，復請完城聚谷，繕甲理兵，用簡易而漸謀，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為勇健，變藩籬為金湯。於是遠近獲安，道路斯泰，皆公之盡力竭忠經略所致也。
至永貞元年，以事既寧輯，戀闕誠深，懇請歸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領右三軍僻仗。公素積威望，久著勛庸，警蹕誡嚴，中外悅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彤庭而臣下朝蕭，月閑清禁而天子夜安。國朝之環拱得人，於斯為盛。
公以躬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秏消，體皃癯瘠，疾生而醫葯不救，善積而命運奈何，寒熱內攻，風露外迫，遂至不起，嗚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終於輔興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
皇上軫悼，士庶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歸葬於雲陽縣龍雲鄉之原，順其先志。蓋以公之仲弟忠武將軍良彩、季弟游擊將軍光暉、夫人彭城郡君劉氏，皆先公而終，墳墓所在，則臨終之日，思及平生，友愛念深，遺命不忘之故也。
公自至德年中，入為內養；永泰之歲，出使有功。恩渥日深，委信漸重。至若震忠義以清慈、隰，明勇決以伏哥舒，乞師護於南巡，宣化安於北戶，使大食而聲教旁暢，監東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餘載，議勤勞而前後無比，論渥澤而流輩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紆金拖紫，名高史榮，慶傳子孫。況公壯年以忠勇自負，長歲以盡瘁勤王。及乎晚途，歸信釋氏，修建塔廟，繕寫藏經，布金買田，舍衣救病，可謂竭臣子人間之禮，盡生死區外之因，孜孜善心，沒齒無倦矣。
長子升，嗣子承議郎、內侍省內謁者監，賜紫金魚袋、華清宮使希旻，次子操，移孝為忠，光昭令德，祗奉前訓，罔極是思。謂福善無征，風樹不止，誠感未達，隙駒莫留，想像既難於攀追，德業實懼於堙沒，願琢貞石，紀勒芳猷，見托為文，敢不書實。
銘曰：
雲從龍兮風從武，聖功出兮忠臣輔。天降公兮竭心府，歴四紀兮奉四主。
雞常鳴兮忘風雨，躬盡瘁兮心神苦。伏哥舒兮剛不吐，撫慈隰兮懾戎虜。
西乞師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戶。聘大食兮聲教普，監汝洛兮勛超古。
校切業兮無儔伍，賜賚繁兮莫得數。一命僂兮三命俯，恩彌崇兮孰敢侮。
垂金章兮結綬組，既分茅兮亦祚土。琢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後人。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
吳郡朱士良刻字
傳統學術界認為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因而鄭和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但是，上述唐代碑文的發現證明，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應是唐代中後葉的楊良瑤。
按：楊良瑤，字良瑤，原籍弘農郡人，後著籍唐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即今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
據碑文記載，其先祖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諸陽，寔稱楊侯。「晉滅其國，因以為氏。厥後代濟勛德，遂為名家。」自先秦以降，名流輩出，家業興旺，「於是根蒂旁薄，枝葉蕃昌，有望表弘農，有族居天水，則公之先代，本弘農人也。」其實，由於唐人講究郡望，攀比門第，故此所列舉的楊氏名人，譬如楊王孫因首倡薄葬被稱道，楊仆（樓船將軍）因大功而有名，楊敞因謙虛敬畏作宰相，楊雄因撰寫辭賦獲殊榮（按：作為辭賦家的當是揚雄而非楊雄。歷史上確有楊雄其人，但不以辭賦見長），楊震（伯起）所謂要慎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楊秉（叔節）所謂「酒、色、才」三不惑等等，其實都是歷史附會，殊不足信。其曾祖為唐初功臣，官至雲麾將軍、右威衛中郎將。「以功多賞厚，賜業雲陽。」唐代雲陽縣隸屬京兆府，治所在今陝西省涇陽縣城北。祖父懷貞，為許州別駕；父親彥昱等，皆是處士。可見楊氏號稱世代榮耀，但楊良瑤這一支其實並無顯赫背景。
楊良瑤「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看來是個很有抱負、作為的人。曾娶妻劉氏（封贈彭城郡君，蓋劉氏均以「彭城」為族源發祥地），生有長子升，次子操。唐肅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楊良瑤21歲至23歲時，入為內養，也就是成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後收宦者希旻（曾任承議郎、內侍省內謁者監，賜紫金魚袋、華清宮使）為嗣子。他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歷疆場，功勞突出。唐代宗永泰年間（756年），慈（治今山西吉縣）、隰（治今山西隰縣）等州發生武裝叛亂，狼山部落首領塌實力率眾劫掠，威脅州縣。這時，「西河初平，四野猶聳」，唐王朝無力興師東征，遂派遣中使劉崇進銜命招撫，讓楊良瑤充任判官。碑文稱劉崇進畏懦不前，楊良瑤毅然孤身前往，當場宣布皇帝口諭，迫使狼山部眾「交臂屈膝，棄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顙受詔」。此舉得到了唐代宗的高度賞識，除褒獎賜祿外，還授予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監作。此後他「奉使必適於所難，臨事未嘗有不當」，深蒙皇帝的信任。
唐代宗大歷六年（771年），楊良瑤官升朝議郎、宮闈局丞。他守職不渝，風雨一心，先後奉詔宣慰安南（越南古稱，包含廣西一帶），震懾廣府（今廣東廣州）叛軍首領哥舒晃，因大義凜然，不辱使命，歸朝後備受贊譽。十二年（777年），遷官宮闈令，負責宮廷事務。頓時中禁肅清，秩序井然。
建中末年（783年），因京城顛危，唐德宗被迫西出奉天（今陝西乾縣），楊良瑤隨駕有功，被皇帝看重。興元初年（784年），國內各地割據勢力武裝叛亂，唐王朝無力彈壓，楊良瑤遂受命出使回紇，乞求援兵。因回紇援兵及時趕到，唐王朝才得以遏止叛亂，「再造寰區」。當年，楊良瑤因乞師有功，遷內侍省內給事。六月，加朝散大夫。
楊良瑤一生多次南北跋涉，東西奉使，但最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動，還是他作為唐王朝的外交使節航海下西洋，抵達遠在中東地區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記載：
貞元初，既清寇難，天下乂安，四海無波，九譯入 覲。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 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以貞元元年（785年）四月，賜緋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 詔書。奉 命遂行，不畏於遠。屆乎南海，舍陸登舟。邈爾無憚險之容，懍然有必濟之色。義激左右，忠感鬼神。公於是剪髪祭波（至今廣東沿海一帶漁民出洋捕魚時，仍有剪下頭發，祭奠海神的習俗。宋代以後，逐步演變為媽祖朝拜），指日誓眾，遂得陽侯斂浪，屏翳調風，掛帆凌汗漫之空，舉棹乘顥淼之氣，黑夜則神燈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燈塔），白晝乃仙獸前駈（當指海豚之類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飛泳跳躍）。星霜再周，經過萬國，播 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往返如期，成 命不墜，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據碑文載，「（貞元）四年（788年）六月，轉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短期內連續封轉，當是對其出使成功的褒獎。
原來，唐德宗登基時（779年），以安祿山、史思明為代表的分封割據勢力，表面上算是暫時平息了，但在事實上，分封割據行為卻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唐德宗任用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因其迫害理財家劉晏遭到朝野抱怨。建中二年（781年），淄青鎮（治青州，今山東益都）節度使李正己、成德鎮（治恆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李寶臣、魏博鎮（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節度使田悅聯合反唐，假藉「清君側」的名義，要求在本鎮確立世襲傳子制度。德宗連忙調兵遣將，大發各路兵馬討伐叛軍，但因既無用兵策略，又未確定統帥，加之指揮失誤，遂使戰事擴大，屢戰不獲。後來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賴有渾瑊、李晟等中唐名將盡力反擊叛軍，唐王朝才得以絕處逢生，擺脫了當下覆亡的悲催命運。
興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城長安；貞元元年（785年），三藩平叛算是大體上結束了。但此時崛起於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開始，乘機奪取了河西諸鎮，虎視眈眈地垂涎唐都長安。德宗初期，吐蕃再攻陷瓜州（今甘肅安西）、沙州（今甘肅敦煌）等地。建中四年（783年），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在清水（今甘肅清水）會盟。不久，吐蕃又悍然進攻涇（今甘肅平涼）、隴（今陝西隴縣）、豳（今陝西彬縣）、寧（今甘肅寧縣），陷落鹽（今陝西定邊）、夏（今內蒙古烏審旗南白城子）、銀（今陝西榆林東南）、麟（今陝西神木北）等州。嗣後，唐蕃雙方戰和不定，相互關系時松時緊。
為了抵制強大的吐蕃政權給唐王朝西域邊疆所造成的軍事壓力，唐德宗啟用一代名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南詔），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外交政策，並在國內政局基本上穩定下來後立即實施。同時，大食國與唐王朝長期保持著通使外交關系。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怛邏斯戰役後，基本確定了兩國在中亞地區的勢力范圍，所以海洋上的絲路貿易空前頻繁。可以說，從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國遣使節朝貢開始，至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後一次外交使節離唐回國，前後148年間進入唐都長安的大食使節便有39次之多。唐玄宗天寶十一載（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謝多訶蜜首次派遣使節來唐，唐王朝授其使節「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勛位，到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烏雞（一作焉雞）、莎比（一作莎北）三人並為中郎將，放還蕃」，亦有16次之多。但現存的唐代正史文獻中，尚未發現唐王朝正式派遣使節航海下西洋的確切記錄，故而該碑有關派遣楊良瑤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記載顯得彌足珍貴。其時，年滿50歲的楊良瑤親率使團，以聘國使身份攜帶判官和國信、詔書，經過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亞、中東國家，其政治目的顯然是為了開辟與阿拉伯、印度列國之間建立的「國際統一戰線」，以便共同對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結果，正如《新唐書·大食傳》所記載的：「貞元中，（黑衣大食）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可見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動還是頗見成效的。 據與楊良瑤同時期的著名地理學家賈耽（730年至805年。於貞元九年，曾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有關記載，經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國首都縛達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路線，應當先從廣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國海向南行，先至門毒國（今東西竺昆侖洋），再至古笪國（一說真臘），經海峽（今新加坡海峽），北岸為邏越（即暹羅，今柬埔寨國），南岸為佛逝（今蘇門答臘島南部），路過天竺（今印度國一帶）等百數十個國家，抵達大食國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斯拉鎮），再向西北陸行千里，便可到達茂門王所都縛達城（詳見《新唐書·地理志》）。與此相近，公元9世紀中後葉阿拉伯地理學家依賓庫達特拔（約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記》，亦詳記了從大食國到廣州（康府）的航程及貿易景況（參考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出版）。
應當指出的是，賈耽曾任鴻臚寺卿，負責接待蕃人賓客事務，稍後又擔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官職。據悉他十分喜歡國家地理知識，晚年常向四夷來使及出訪四夷的使節詢問道里民俗，並寫入自家著作。其所記廣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詳細，所取原始資料當來自楊良瑤一行的親身經歷。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考證，賈耽所記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國名、水名，多與阿拉伯人的記載頗相一致，「足見其所見者，聞自阿拉伯人也。」依筆者拙見，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國的海上航路，但賈耽在這里所記錄的從南海通過印度洋抵達黑衣大食首都縛達的海上航行路線，更當來自楊良瑤作為聘國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誌。照常例，楊良瑤歸國後，應當向朝廷做出詳盡的出使報告，賈耽因職務之便，獲悉這一信息並寫入著作，亦屬情理中事。故而賈耽之於楊良瑤，恰如邏斯梯謝奴之於旅行家馬可·波羅一樣。
楊良瑤回國後，因功勛卓著，恩寵更渥，頗受德宗皇帝的青睞。貞元十二年（796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四年（798年）春，特受命主持修葺先帝陵寢。楊良瑤「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經制，惜費省勞。」受賜紫金魚袋、判、傔等，並加綠綬。「非例也，特恩及之。」嗣後，舉凡唐德宗聖情眷顧的貴主親王，其喪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籌劃辦理，因其功勞巨大，受賜「金帛紛綸，不可備紀矣。」 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吳少誠擁兵叛亂，「剽掠陽翟（今河南禹縣），功逼許州（今河南許昌），汝（今河南臨汝）、洛（今河南洛陽）驚惶，關東大恐」，唐德宗被迫派遣20萬大軍，由夏綏節度使韓全義率領平叛，但朝野上下，並不看好韓全義其人，而楊良瑤作為監軍也就顯得更加重要。果然，由於韓全義指揮失當，一敗再敗，楊良瑤於是奉命主持軍事。他安撫民心，派人偵察敵情，「復請完城聚谷，繕甲理兵，用簡易而漸謀，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為勇健，變藩籬為金湯」。用了較短的時間，當即平息了藩鎮叛亂。至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戰役的最後勝利。是年正月，楊良瑤以本官領右三軍僻仗。至此，他因素積威望，久著功勛，已經成為唐順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2. 碑文範文

我國從漢朝以後，刻碑的風氣逐漸普及，幾乎處處可碑，事事可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宮室之碑，橋道之碑，壇井之碑，家廟之碑，風土之碑，災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觀之碑，托物之碑等。前人實行，後人效法，中國的名勝古跡，竟形成獨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圍極廣的實用文體。碑的種類繁多，碑文的體裁各具特色，歸納起來，可分六類：
（1）功德碑。這類碑是為活人歌功頌德的。舊功德碑一般有三種形式。有的全用韻文寫成，如公元前的二一九年秦始皇登泰山頂，李斯刻石頌揚他的武功文治。有的前序後頌，序為散體，頌為韻文，如李白寫的《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並序》。有的全是散文，沒有頌之類的韻文，如《敦煌太守裴嶺紀功碑》。這類碑文是為活人寫的，解放後，我國已沒有人立這種碑了。不過，在中國以外華僑聚居的地方，立功德碑的還是不少。
（2）廟碑。解放後，破除迷信，沒有人再為神靈鬼怪立碑，但我們國家的古代寺廟建築頗多，都是難得的名勝古跡，需要修補或重建，修建時立碑記事，以垂示後人。不過，現在作這類碑文應側重敘述古跡的興廢歷史，古跡確定的依據以及重建過程中的有關事項。
（3）墓碑。舊式墓碑有兩種：
i）標名碑。墓碑的正面標名墓中人的姓名、立碑人及立碑時間。這種碑多是死者子孫所立。也有學生給老師、女婿給岳父岳母、夫給妻、妻給夫、朋友之間立墓碑的。現將墓碑文中對亡靈的稱謂簡介如下：
ii）簡介死者生平碑文的墓碑。這種碑文一般包括姓名、籍貫、家世、經歷、著作、逝世年月、葬時葬地，最後是銘文，多為韻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騷體都行。大多數是死者後代請托別人撰寫的。如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也有介紹死者介紹得更簡單的碑文和簡短的墓誌銘。

顯祖考某某太府君之靈 （對祖父）
顯祖妣某某太夫人之靈 （對祖母）
顯考某某府君之靈 （對父親）
顯考諱某某大人之靈 （對父親）
顯妣某氏老孺人之靈 （對母親）
顯妣某某太夫人之靈 （對母親）
岳父大人之靈 （對岳父）
故岳考某公諱××老大人之靈 （對岳父）
岳母某太夫人之靈 （對岳母）
故岳妣某門某氏老孺人之靈 （對岳母）
夫子某某大人之靈 （對老師）
先夫某某君之靈 （對丈夫）
先室某某夫人之靈 （對妻子）
某君某某仁兄之靈 （對朋友）
某君某某賢弟之靈 （對朋友或弟子）
實例一
諱先顯祖考某公某某太府君之墓雲
孝孫男 昌成
××年×月立
實例二
諱先 考某公某某府君之墓
大文孝男士中暨孫宏武全
××年×月立
實例三
先妣張李氏太夫人之墓
勇成
孝男張軍孫張立
張
××年×月立
實例四
××省××地區專員
諱先考某公某某府君之墓
孝男某某
××年×月立
實例五
××省××縣副縣長先父×××之墓
孝女某某
××年×月立
實例六
×××91×××先生之墓——×××
＜實例＞一
先父×××於××年×月×日生於××省××縣××鄉××村，××年××月參加革命工作，××年×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曾擔任××職務，因病於××年×月×日在××地方逝世，享年××歲。
孝男某某
××年×月×日
＜實例＞二
韋素園①墓記
魯 迅
韋君素園之墓。
君以一九○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嗚呼，宏才遠志，厄於短年②。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叢蕪③，友靜農④，霽野⑤立表；魯迅書。
說明：作者魯迅即周樹人，我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生於1881年，歿於1936年。
註解： ①韋素園——文學家，安徽霍邱縣人，生於1902年，死於1932年，未名社社員，魯迅的好友。譯有果戈理《外套》等書。②厄於短年——厄，困窮、苦難的意思。韋素園只活了三十年，所以說短年。③叢艽——指韋叢艽，安徽霍邱縣人，未名社社員，翻譯員。④靜農——即台靜農，安徽霍邱縣人，未名社社員，翻譯家。
＜實例＞三
王統照先生的墓誌銘
山東省文化局
王統照先生，山東諸城人。生於一八九七年古歷初八日，卒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九日，享年六十歲。先生生平，酷愛文學。在文學創作上，獲得很大成就。其代表作有《一葉》、《黃昏》、《山雨》，詩歌《童心》和散文《片雪集》等。先生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壇上的著名人士之一。
先生畢生，獻身於文教事業，北京中國大學畢業後，曾任北京中國大學教授兼出版部主任，上海文學社《文學》主編，上海暨南大學教授，開明書店編輯和山東大學教授等職。
先生出身於封建地主家庭，但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先生的革命思想更加提高，從而也更博得了廣大人民的愛戴。先生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山東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民盟中央委員及濟南市委會主任委員、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文教廳副廳長、山東省文化局長、山東省文聯主席和山東省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
先生不但對人民文學事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對教育培養青年一代亦有很大功績！先生的革命熱情和事業的堅韌精神，均值得後代學習和頌揚。謹撰此文，以資紀念。
註：王統照先生埋葬於濟南市金牛山公墓。公墓位於濟南市北郊金牛公園內。此為山東省文化局在先生碑墓上寫的碑文。
（4）紀念碑。這類碑文主要是為了紀念著名人物和重要歷史事件。如明朝航海家鄭和，人民為紀念他七出西洋的壯舉，在他的家鄉雲南省晉寧縣昆陽鎮建亭立碑。清朝著名將領林則徐禁煙，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凜然正氣，人們在虎門炮台旁邊修建了《林公則徐紀念碑》，表彰他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國的紀念碑多為碑刻，紀念人的詳於寫人，紀念事的詳於寫事，長汀羅漢嶺瞿秋白就義處建有「瞿秋白烈士紀念碑」，較詳細地記述了瞿秋白生平事跡和他就義時的悲壯情景。這類碑最有名的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由毛澤東同志起草，周恩來同志書寫的碑文，文字簡練，氣勢磅礴，碑座四周鑲嵌十幅大型浮雕，文圖並茂，產生了一般碑文難以達到感染力。
（5）記事碑。這種碑的種類很多，有建築之碑，名勝古跡之碑，文人雅事之碑（如蘭亭）天災人禍之碑等。這類碑意在存真，碑文必須質朴真實，稍有誇飾，就不能取信於人。
（6）詩碑。這種碑不是指用詩詞體裁寫的碑文，而是指為詩而立的碑。這種碑古今中外都有。如公元一四五八年在河南湯陰縣岳廟有人為岳飛「滿江紅」詞立了一通碑，叫《岳廟滿江紅詞碑》，刻上岳飛「滿江紅」詞。內蒙呼和浩特昭君墓前人們樹立董必武詠昭君的詩碑。日本嵐山立有周恩來總理「大江歌罷掉頭東」的詩碑。現在修建的桂林「碑林」，其中亦有不少是為現代名人新立的詩碑。

3. 李大釗雕像上的碑文是什麼

碑的正面鐫刻著鄧小平同志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央為他撰寫的碑文，記載著他的生平事跡。

李大釗烈士碑文 李大釗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七歲起在鄉塾讀書，一九○五年人永平府中學，一九○七年人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青年時代，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後，開始發表文章，揭露軍閥官僚的統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憤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後，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斗爭，向國內寄發《警告全國父老書》。這時，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一九一六年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積極抨擊以孔子為偶像的舊禮教、舊道德，向當時抬出孔子來維護自己統治的反動勢力展開猛烈的斗爭。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大釗同志受到極大的鼓舞和啟發。他逐步明確地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發表了許多熱情地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與資產階級改良派胡適展開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在思想界引起了廣泛強烈的反響。他在一九一八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兼任經濟學教授，參加《新青年》雜志編輯部。這年年底與陳獨秀等創辦《每周評論》，並於次年主編《晨報副刊》。同時，他還協助北京大學學生創刊《國民》和《新潮》。隨著大釗同志等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釗同志在北京先後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許多青年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中有些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活動家，如鄧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也都受到過他的影響。大釗同志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努力奮斗，是我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大釗同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四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四年底，任黨的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在他領導下，北方黨組織派出許多同志在冀、魯、豫、晉、陝、內蒙和東北的廣大地區開展了黨、團工作，先後發動了開灤大罷工、二七大罷工等著名斗爭。一九二二年，他受黨的委託在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談判國共合作，並在一九二四年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領導工作，為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貢獻。一九二五年在孫中山先生北上時和逝世時，在五卅運動中，他領導北方黨組織發動群眾，在北洋軍閥統治的北方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軍閥斗爭。他積極地進行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領導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北京的組織。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他努力為南方的革命運動培養、輸送了大批幹部。他堅決支持當時主要在南方一些農村蓬勃興起、同時也開始波及北方的農民運動，並著文論述開展農民運動和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軍隊中擴大革命運動的影響，對馮玉祥將軍五原誓師參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釗同志作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學者和革命家，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尊崇，名重當世，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開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個重要條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門舉行反對日本等國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會，並到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願，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殺。大釗同志在慘案發生後，繼續領導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北方組織堅持斗爭。不久，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隊進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嚴重。次年四月六日，張作霖在帝國主義支持下逮捕了大釗同志等八十餘人。大釗同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兇殘卑怯的敵人不顧廣大輿論的反對，將大釗同志和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鴻吉、謝承常、路友於、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數是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人）一齊絞殺。大釗同志臨刑時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尚不足三十八周歲。 李大釗同志的靈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門外的一個廟宇內。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屬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發起為大釗同志舉行葬禮，將靈柩安葬於香山萬安公墓。大批學生、工人、市民群眾冒著白色恐怖參加葬禮，形成一次壯烈的示威運動，許多參加者為此而被捕，甚至被殺害。 在全國解放前，李大釗同志的一部分著作雖曾由他的親屬編集，由魯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動統治下一直沒有能發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編輯的《李大釗選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經過增訂的《李大釗詩文選集》。 李大釗同志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他為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範。大釗同志和其他無數先烈光榮地倒下去了，但是他們的犧牲沒有使中國革命停止，相反，中國革命在犧牲者的血泊中繼續前進，直至獲得偉大的勝利。作為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釗同志的業績將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追懷和崇敬為紀念李大釗同志，發揚他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精神，中共中央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將他和他的夫人趙紉蘭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靈柩移葬於新建的李大釗烈士陵園。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同志永垂不朽！（完）

4. 名人碑文

著名的數學家陳景潤的紀念碑近年落成，碑的外形為阿拉伯數字「1」與「2」疊加在一起，象徵著陳景潤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所取得的（1＋2）的重大突破；在底座的黑色卧碑上鐫刻著被國際數學界命名的「陳氏定理」。

中國著名書法家、北京師范大學著名教授啟功，在66歲時自撰的墓誌銘詼諧生動，讓人過目難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臉微圓，皮欠厚。妻子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墓碑上刻的是他自己撰的碑文：「睡在這里的是一個愛自然和真理的人。」

英國當代文豪蕭伯納，視死亡如同葉落歸根一樣自然。他一直活到94歲，墓碑上風趣地寫道：「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情一定會發生的。」

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墓誌銘十分簡單、寓哀於諧：「恕我不起來了！」

1873年，英國人欣克斯利用無窮級數的方法，將π值計算到小數點後707位數字。這一工作幾乎耗費了他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後人敬仰他追求科學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在他的墓碑上鐫刻著π的小數點後707位數字，以紀念他的功勞。

英國大數學家麥克勞林的墓碑上鐫刻著「承蒙牛頓推薦」幾個字，深表他對發現和培養他的「伯樂」——牛頓的無限敬仰和衷心愛戴之情。

美國電影明星瑪麗蓮·夢露的墓誌銘是：「37、22、35，RI．P」，看來似乎簡明，卻留下了一個謎，該謎底最終被夢露研究會解開：3 個數字分別是夢露的胸腰臀三圍的英寸數，表明死者生前的愛美之心。

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花了畢生的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後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著：「π＝3.」。

英國詩人雪萊的墓誌銘是莎士比亞《暴風雪》中的詩句：「他並沒有消失什麼，不過感受了一次海水的變幻，成了富麗珍奇的瑰寶。」

聶耳是我國的著名作曲家，他的墓誌銘引自法國詩人可拉托的詩句：「我的耳朵宛如貝殼，思念著大海的濤聲。」

愛爾蘭詩人葉慈的墓誌銘是他去世前夕寫的一首詩的最後十七個字：「對人生，對死亡，給予冷然之一瞥，騎士馳過。」

大文豪蕭伯納的墓誌銘：「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情還是一定會發生。」

大作家海明威的墓誌銘：「恕我不起來了！」

對任何一位畫家的贊美，又有什麼樣的語言，能勝過出現在義大利畫家拉斐爾的墓碑上的：「活著，大自然害怕他會勝過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會死亡。」

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墓誌銘精煉：「米蘭人亨利-貝爾安眠於此。他曾經生存、寫作、戀愛。」

伏爾泰，這位《哲學通信》和史詩《亨利五世》的作者，順理成章的在專門迎葬偉人的先賢祠里佔了一「席」，並受到這樣的贊美：「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並且使之懂得它應當是自由的。」

古希臘「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墓誌銘出自哲學家柏拉圖之手：「美樂女神要尋找一所不朽的宮殿，終於在阿里斯托芬的靈府發現。」

古希臘大數學家刁藩都的墓誌銘：「過路人，這里埋葬著刁藩都的骨灰，下面的數字可以告訴你，他的一生有多長。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頰上長了細細的胡須。如此，又過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結了婚。婚後五年，他獲得了第一個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運給這個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輝燦爛的生命，只有他父親的一半。自從兒子死後，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結束了塵世的生涯。」

傑弗遜是和華盛頓、林肯齊名的美國三大偉人之一，美國的第三任總統。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亞大學之父。」

盧梭：「睡在這里的是一個熱愛自然和真理的人。」

馬克-吐溫：「他觀察著世態的變化，但講述的卻是人間的真理。」

貝多芬：「他總是以他自己的一顆人類的善心對待所有的人。」

馮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闊。只求為民，只求為國。舊志不懈，守誠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

美國空軍頒發紫心勛章給麥洛維奇，表揚他在越戰中的英勇表現。後來他被發現是同性戀者，於是被解除軍職。其墓誌銘為：「當我在軍隊時，他們因我殺害兩個人給我一枚勛章，卻因我愛一個人解除我的職務。」

普希金：「這兒安葬著普希金和他年輕的繆斯，愛情和懶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他沒有做過什麼善事，可在心靈上，卻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牛頓臨終前曾說：「我只不過是在大海邊撿貝殼的小孩」。然而，大異其趣的是，鐫刻在這位英國大科學家的墓碑上的，卻是：「死去的人們應該慶賀自己，因為人類產生了這樣偉大的裝飾品。」

日本醫學家野口英世，曾長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國。為了探究肆虐在非洲的黃熱病病源，聲譽日隆、功成名就的他，力排眾議，毅然決定親自深入疫區，終於殉職。在紐約烏茲德倫墓地上的他的銅板墓碑上，刻的是：「生於日本豬苗代，死於非洲哥爾多克斯，獻身科學，為科學而生，為科學而死。」

物理學家玻爾茲曼生前發現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統計解釋，他的墓碑上只寫著他發現的公式「S＝KlnΩ」。

英國大詩人莎士比亞對自己遺骸、「陰宅」的珍愛，似乎並不在著名的埃及法老之下，法老庫孚墓碑上，有令人恐怖的咒語：「不論是誰騷擾了法老的安寧，『死神之冀』將在他頭上降臨。」而莎士比亞的墓誌銘，據說是他自己撰寫的：「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讓我安息者將得到上帝祝福，遷我屍骨者將受亡靈詛咒。」

曾經「捕捉」天上雷電的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的墓碑上刻的卻是：「印刷工富蘭克林」。他至死不忘，並引以為自豪的，正是他青少年時代擔任的印刷工。

有一個人，生前並不算名人，但死後，卻因墓誌銘而成名。名不見經傳的「卑賤者」，美國人約翰-特里奧的墓碑，被他的相同國籍的作家納撤尼爾-霍桑在「陰暗潮濕的一隅」發現。作家在看了刻在碑上的「凄涼的詩句」後，哀痛地說：「要想用更精練或者更感人的語言，來描述這個使人寒心的不幸的生死與埋葬的故事，不是容易的事」：可憐地生活，可憐地死去，可憐地掩埋，沒有人哭泣。

5. 碑文怎麼寫

碑文的形式有多種，寫法也有一定差異。

墓碑

墓碑通常有抬頭、正文、落款三部分組成。

抬頭主要寫死者的生前職務、職業等，有的也可以省去不寫。

正文主要寫明立碑者對死者的稱謂及死者的姓名。如「先考王君××大人之墓」。

落款寫明立碑人的身份、姓名。立碑時間可寫可不寫。

墓誌銘

墓誌銘常常由標題，正文和落款三部分組成。

標題一般由死者名和文種名組成。如《柳子厚墓誌銘》。

正文內容由三個方面組成。一是要簡單介紹死者的主要生平經歷；二是要評價死者主要的成就業績及其社會價值；三是要寫出立碑的意義，同時對死者的不幸逝去表示哀悼之情。

落款註明立碑的單位名稱、撰文者姓名，同時署上成文日期。需指出的是，有的墓誌銘立碑單位名稱或撰文者個人姓名已寫在標題下，所以落款只註明成文日期即可。

功德碑

古代歌頌公德的公德碑在今天已基本絕跡，但今天為了表彰一些先進的個人，比如捐資建校等也會立碑以紀念，這可以稱作當代功德碑。這類功德碑通常也有標題、正文、落款三部分組成。

標題通常由功德人姓名稱謂和文種名稱構成。如《某某先生捐資建校紀念碑》。

正文敘述在何時、何地、為何原因、何人作了什麼好人好事，同時正文也要闡明立碑單位或個人的感激之情。

落款署上立碑者名稱或姓名，並署明立碑日期。

(5)大學教授生平碑文擴展閱讀

墓碑文的體制，一般包括姓名、籍貫、家世、經歷、文章著作、逝世時間，然後是某年某月葬於某地，最後是銘文。墓誌的內容也包括姓名世系、籍貫、行為事跡、年壽、逝世年月、子孫大略、葬時、葬地，最後是銘文。銘文是總括性的贊語，多為韻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騷體都行。

墓碑、墓誌所包括內容大體相同，只是志求簡明而碑尚豐麗。我國從漢朝以後，刻碑的風氣逐漸普及，幾乎處處可碑，事事可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宮室之碑，橋道之碑，壇井之碑，家廟之碑，風土之碑，災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觀之碑，托物之碑等。

前人實行，後人效法，中國的名勝古跡，竟形成獨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圍極廣的實用文體。碑的種類繁多，碑文的體裁各具特色，歸納起來，可分六類。功德碑，廟碑，墓碑，紀念碑，記事碑，詩碑。

6. 馮友蘭的人物生平

1895.12.04，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
1902年，馮友蘭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
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
1910年，遵其母囑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預科。
1911年春，考入開封中州公學（今河南大學）中學班。暑期回唐河，與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
1912年夏，轉入武昌中華學校。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 ，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
1918年6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學 。
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
1923年，馮友蘭學成回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並兼任文學院院長。1925年又到廣東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1926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 。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制而成。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嶽耳，江山半壁太凄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西南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1921年，在《新潮》雜志發表《柏格森的哲學方法》、《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等文 。
1923年，發表《評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國際倫理學雜志》32卷3號）、《論「比較中西」（為讀中西文化及民族論者進一解）》（《學藝》3卷10期）、《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哲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雜志》19期）等文章 。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 。
1924年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 。
1931年、1934年分別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
1937年，發表《哲學與邏輯》、《論民族哲學》等文章 。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 。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
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1946年，「貞元六書」出版的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1966年文革開始，馮亦受到影響。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馮才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與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為「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和群眾一同批林批孔」。「梁效」分為寫作組、材料組，後從材料組再分出一個注釋組，組員由馮友蘭、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學界名人，主要任務是為毛主席注釋詩詞， 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斗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1975年參加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並為主席團成員，發表《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獲》、《談談批林批孔運動對我的教育》，並結集為《論孔丘》出版。在該書前言里說，「從尊孔到批孔，從覺得好象是災難，到確實覺得是幸福，這是一種思想改造上的轉變」。1976年寫作《孔老二的「撥」與走資派的「扭」》等文。
1976年10月，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解散，馮亦遭關押審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系」，背靠背對其進行批判。1979年獲准異地參加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發表文章。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 1981年，以86歲高齡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82年獲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國際朱熹學術會議。馮友蘭幾乎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變遷，人世滄桑，於1990年11月26日，這位中國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變幻的世界。

7. 碑文上中間字代表年代

一般來說碑文上面的文字是用來說明為什麼立這個碑，是為了紀念什麼事情而立的這個碑，通常會在碑的左下角寫上年代。

8. 李大釗同志生平事跡!!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春，擔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長，負責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同年11月發表《國情》，成為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先聲。1915年2月，代表中國留日學生總會起草《警告全國父老書》，反對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國主權和獨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6月編印《國恥紀念錄》，積極開展反對袁世凱的宣傳活動。1916年春，撰寫長篇論文《青春》，提出創造青春中華的理想，傳誦一時。同時主編《民彝》雜志，宣揚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國後，曾任北京《晨鍾報》總編輯、《甲寅》日刊編輯等職，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1918年初，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志編輯。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相繼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講演和論文，闡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成為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先驅。1918年底和陳獨秀創辦著名的《每周評論》。1919年主編《晨報》副刊，同時協助北京大學學生創辦《國民》和《新潮》雜志。5月，積極支持和參與五四運動。7月，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隨後又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重要文章，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義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在北京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秋發起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月，建立北京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在女子高等師范、師范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創辦《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隨後到上海會見孫中山，說明中共關於實行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三大以後，多次與孫中山會談，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後，直接負責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導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7月回國後，負責中共北方區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此後，他領導北京人民開展國民會議運動、關稅自主運動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等革命斗爭，並派共產黨員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對馮玉祥五原誓師參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蘇聯大使館中，被闖入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軍警逮捕。被捕後，他堅貞不屈，於28日英勇地走上絞刑架，從容就義。就義後，遺體被安置在北京西山萬安公墓，現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9.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原文

原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沈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移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

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范學校。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並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

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

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如，此其可紀念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譯文：

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於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並不在於他在政治上有什麼主張。譬如辜鴻銘，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實，蔡元培到校後不但沒有改變這個事實，還又加聘了一個反動人物，就是劉師培（申叔）。

劉師培出身於一個講漢學的舊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學，說是留學，實際上是在東京講中國學問。袁世凱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製造輿論，辦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其中學術界有兩個名人，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

在袁世凱被推翻以後，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同學們都很佩服。

這就是所謂「兼容並包」。所謂「兼容並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的。因為他的「兼容並包」，固然是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的反動人物保留地盤，但更多的是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人物開辟道路。

(9)大學教授生平碑文擴展閱讀

碑文製作背景

銘文告訴我們，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槍擊事件拉開了抗日戰爭序幕。當日本侵略者入侵南方時，平津是急需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所著名大學被勒令遷往湖南，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學校事務由前三任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主持。

他們在那一年的11月1日上課。後來，情況變得越來越困難。上海和南京相繼成為敵人。武漢震動，臨時大學正式遷至雲南。成百上千的教師和學生成批向南旅行。他們大多數人走了3000英里。他們中的一些人乘汽車和船旅行，有些甚至繞過香港，途經越南。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跋涉，他們於1938年初夏抵達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並於5月4日上課。學校分為位於昆明的理工學院、蒙自的文法學院和同年冬天的師范學院。一學期後，文法學校又遷回昆明。1946年5月4日，大會結束後，三所學校遷回平津八年。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西南聯大紀念碑

10. 李大釗的碑文是什麼

李大釗的碑文：正面刻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
鄧小平於1983年4月1日專門為北京李大釗烈士陵園墓地書寫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
李大釗烈士陵園陳列館李大釗烈士陵園陳列館坐落在京西香山東南的萬安公墓內，佔地面積2200平方米，1983年10月29日落成並對外開放。李大釗的漢白玉全身雕像，雕像後是烈士及其夫人趙紉蘭同志墓，墓後為紀念碑，由鄧小平同志題寫。碑的北面是中共中央撰寫的碑文。庭院正西房為「李大釗烈士革命事跡陳列室」，通過大量的文物圖片資料介紹了李大釗烈士一生戰斗里程和豐功偉績。李大釗烈士陵園為仿古式庭院建築。由建園開始到2008年這十餘年來，李大釗烈士陵園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基地。
生平簡介：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13年留學日本，1916年回國後積極投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和經濟學教授，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介紹馬克思主義，發起和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代表中央指導北方革命工作，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22年與孫中山談判，建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4月6日與80多位革命者一起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受盡酷刑折磨，任劊子手將竹簽打進指甲縫直至被剝去雙手指甲，仍堅貞不屈，於28日與其他19名志士一起英勇就義。時年38歲。1933年葬於萬安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