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宗教文化復旦大學教授

A. 謝金良的學術成就

曾多次參與和獨立完成國家、省、校級科研課題，已出版《穀梁傳漫談》、《<周易禪解>研究》、《身國共治：政治與中國傳統文化》(合著)、《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繁體版)等學術著作，參與校勘大型叢書《中華道藏》中二十幾種道教易學典籍（個人完成近60萬字）、校理《尚氏易學存稿》（參與完成近20萬字）、撰寫《續修四庫全書》之易學提要、編寫《西方宗教學名著提要》等項目，先後獨立主持「易學與數術學關系研究」、「先秦諸子管理決策思想研究」、「先秦道家典籍審美觀研究」、「和諧之道：《周易》對先秦諸子審美觀的影響」等多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多次應邀參加全國性和國際性的與中國易學、哲學、經學、儒學、道學、佛學、美學、管理學相關的研討會，已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學研究》、《周易研究》、《現代哲學》、《道學研究》、《文化中國》(加拿大)等海內外權威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五十篇。
2006年以來，擔任復旦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主講教師，講授《周易》與中華審美文化，並多次為上海東方講壇、復旦大學（望道書閣）、上海外國語大學、楊浦區教師進修學校、復旦大學附屬高中、控江中學、清華大學中國企業家深造項目（CEDP二期）等單位開設易學普及講座。2008年赴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中文系講學一年，並受邀為該校即將成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開設首場講座《中國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2009年受邀為復旦大學網路學院暑期骨幹培訓班開設講座《儒學思想源流及其當代意義》，並開始為復旦大學本科生開設核心課程多校區同步視頻教學。

B. 一帶一路指什麼，對此有什麼評價

一帶一路門戶網http://www.edailu.cn

目標： 助推一帶一路建設
意圖： 讓所有人分享一帶一路帶來的益處
口號： 一帶一路，對時代負責
使命： 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
守則： 共商、共建、共享、合規、敬業
願景： 為國家贏得價值，為體系創造效益，為人才創造發展
價值觀： 從事有益於人類的工作中獲取價值

C. 對中西文化的思想與看法，國學能否現代化等三題

中西文化
近年來，由於資訊發達，中西文化在表面上雖已不若往日那般差異，但在思想根源上，卻依然南轅北轍；而這兩種文化，也同時受到科技文明的變化而帶來的種種挑戰與沖擊。
一、文化的定義
「文化」的定義，依據人類學家克羅伯（A. L. Kreober）的統計，文化的定義高達一百六十種之多，茲列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
（1）大英網路全書的定義：「人類社會由野蠻至於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績，表現於各方面的，如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學術、思想、風俗、習慣、器用、制度等，其綜合體，則謂之文化。」
（2）克羅伯說：「文化是一些經由學習及傳遞而有的反應、習慣、技術、思想和價值，以及所引致的行為。」
（3）人類學家希伯（Paul G. Hiebert）認為：「文化是一個經由學習，且反應社會特質的行為、思維以及產品的綜合體系。」
（4）文化歷史學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說：「文化乃是人類為了適應自然環境和經濟需求而有的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代表著生活及思想的復合物—包括行為方式、信仰形式、價值標准、技術、符號及機構。」
因此，綜合上述意見，宣教學家路茲別克（Louis J. Luzbetak）總結出文化本質上的三個特性：
1）文化是人生的藍圖或規劃；
2）文化是社會所擁有的；
3）文化是經由學習得來的。
因此，那些藝術作品，或可觀察的行為反應、儀式、社會關系等，都只是文化的「表現」，而非文化本身。
一、普世性的文化危機
當我們正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我們站在一個歷史重要的轉折點。不僅中國文化面臨危機，事實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進行全面的反省。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固然有些是我們中國社會獨有的問題（譬如：我們歷史和文化的包袱），但是還有很多問題是全球性的，例如都市化和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的、環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種種問題。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由於時空和環境的因素，中國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機感」，似乎特別地沉重，也特別地緊急。因此文化問題是目前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共同關心的「熱門話題」。1980年代，中國大陸有所謂的「文化熱」，許多人熱烈地討論中國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從，其熱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運動以來所僅見。
因此，中國的知識份子，無論國內海外，從未像現在這樣同心協力地來全面展開對中國文化的思考與改革。再加上東亞經濟的發展，引起西方國家對以儒學為主體的東亞文化之關注與興趣。正如中國大陸學者湯一介所說的，「中國文化更新已成為全球多元文化體系中，一個格外令人矚目的話題。」
今天中國社會，不容否認地，也正面臨極大的危機。我們的挑戰不僅是科技的、經濟的、政治的，其實我們最大的挑戰乃是文化層面的。
中西文化差異
據美國《星島日報》報道：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強，血緣關系，親情倫理，在腦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終一家人。哪怕成家立業，另設門戶，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贍養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應盡的責任。

美國人卻不同，子女一到成年，就會離巢而飛，父母不再撫養他們；而子女一旦獨立，對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會，更休想贍養父母或幾代同堂了。

對於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在中國城表現得尤其明顯。中國人如果一大家子來購物，父母為小孩買東西天經地義，已成年子女為父母代付錢也理所當然。常常碰到這種情形，已成年子女搶著為年邁的父母付錢，雙方搶來搶去，爭個半天。老外卻不同，父母、子女各自理財，互不搭界。甚至有些小孩買東西，也得自掏腰包，用他們幫助父母做家事掙得的零用錢來支付。每當我伸長手臂，接過比櫃台還矮的小孩，從口袋上的錢包取出的錢幣時，心中總有一股難以名狀的難過，真想責問站在一旁的家長，為何不掏錢？而那些已成年子女，在金錢上，和年邁的父母，同樣經濟分明，年邁父母從干癟的錢囊中抖抖索索掏錢時，他們卻是心安理得，絲毫不為之動容。

曾有一位大客人，住在高級白人區，是個醫生，每次來都要買上幾千塊的東西。有一次陪紐約來的母親來買東西。老闆見是大客人，不敢怠慢，親自接待，帶他們上樓看貴重物品，好半天才下來，老闆忍不住發話了，「老太太真挑剔，什麼都看不上」。在樓下，老太太挑中3個總價為50美元的景泰藍小盒子及一個等價的粉紅水晶小象，她拿在掌心把玩著，愛不釋手，一會說要買象，一會兒又說買盒子，再三考慮著。我心中不免嘀咕了：既然喜歡，為何不爽快買下，真是個吝嗇鬼。這時，站在她旁邊的兒子有些不耐煩了，對母親說：「你只有50多塊，只能買一樣，等你回紐約，匯錢過來，老闆會幫你寄去。」噢，我錯怪老太太了，原來不是她挑剔、吝嗇，而是她實在沒錢。心中頓時五味雜陳：難怪美國人對於「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望沒有中國人這么高，這個揮金如土的醫生，寧願看母親失望而歸，也不願為母親盡一點孝心，付一點小錢。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培養出了個有錢的兒子，父母卻沾不到一點光。

這就是現實的美國，兒子可以是百萬富翁，父母卻照舊窮困潦倒，和中國人的「母以子貴」，「一人得道，合家升天」的中國傳統天差地別。

如今，家庭、親情觀念強的中國人來到了美利堅這塊土地，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及尊老愛幼的美德難免不受到美國文化的沖擊，但願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能堅持自己的優良傳統及美德，讓中華文化這朵奇葩，在美國各族裔的百花園里綻開得更鮮艷，更燦爛。
中西文化差異形成的原因
中國是大陸文化
西方是海洋文化

大陸文化是指以大陸為生成背景的文化
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為生成背景的文化

這種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氣候氣象、自然生態、風土民俗以及歷史文化等差異而形成顯著區別。

主要區別：大陸文化是一種農業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種商業文化，
兩者代表人類文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早先，人類只能在陸地從事生產與生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開始從陸地走向海洋，使陸地與陸地溝通，促進航海與商品貿易的發展。
大陸文化
大陸文化因受山嶺江河阻隔而造成狹隘性與封閉性，因對土地的私人佔有而產生封疆與世襲觀念，又因土地佔有的面積大小與山嶽的高低形成等級制度。
陸地是穩定的，農業社會要求穩定，風調雨順；封建政權的代號為「江山」，即使說「四海為家」，也是以四海為邊界。傳統所謂「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明清實行「海禁」政策，也把海疆排除在外。安土重遷，安貧樂道，惜別懷鄉，這些都是大陸文化的生成背景：封閉，保守，墨守成規，求穩求太平，害怕社會變動。
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大陸文化雖然平和,厚重、典雅、精緻，其局限性則是很明顯的。

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海洋的廣闊與一望無際而表現出大氣與開放姿態（李白詩：「海水不滿眼，觀濤不稱心。」）；又因海洋無法私人佔有而形成平等觀念，密切了人間關系（「同舟共濟」「風雨同舟」）。
海洋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天風海濤，最能啟迪人們想像與幻想；而險惡的風波，又能培養人們的冒險精神，使航海成為勇敢者的事業。海洋是流動的，變化的，寬容的，有較大自由度（普希金詩：「大海，自由的元素。」），較少狹隘觀念與保守思想。海洋又是積極的，進取的，浪漫的，有廣闊的想像與聯想的空間，開拓人的心靈世界。這些構成了海洋文化大氣、強悍、機智、熱情、浪漫、生氣勃勃、充滿想像力與創造性的基本特徵，也構建了海邊民豪爽、曠達、靈活、容易接受新事物與新觀念的心理素質。海洋文化作為一種商業文化，是一種城市文化、市民文化，體現了人類文化最新發展成果，有鮮明的時代標志。其外延涵蓋當代的科技發明、商業流通與社會進步；其內涵包含近代的民主理念、平民意識與自由思想，從根本上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質與精神境界。
它不僅具有地域性與民族性，更具有時代性與世界性，標志當代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以上就是1.對中西文化的思想與看法 這問題的答案。
2.國學能否現代化，如果能，如何現代化
就第二個問題我想問一個問題，你知道啥叫國學嗎？
我們國家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老文明的東方古國，之前是還有幾個文明古國，但它們的歷史都已近斷代了，不是像咱們國家一樣一直較為完整的保存下來、延續下來的。咱們國家是有著屬於自己的優良傳統及美德，還有著燦爛悠久的中華文化，國學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誕生的，它是中國上下五千年光輝歷史的一個集合體。
國學它原來是指國家學府，即古代中國、朝鮮的中央學府，為官學體系的最高學府。
虞之上庠，夏之東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漢後之太學，隋後之國子監，皆為國學。
而今我們談到的國學是指興起於二十世紀初，而大盛於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國學"熱再次掀起遂至今，無不是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於今而言,則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名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
查閱國際君友會資訊中心的國學詞目有如下定義：國學，可譯做「guoxue」（音譯）、「Sinology」(意譯，指中國學或漢學)。狹義的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現在一般提到的國學，是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因此，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包括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范疇。
具體點說就是：
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所分，則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下面講講國學與西學的相關知識
國學發展
西學東漸誕生國學。 「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名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

國學與西學的論戰。 深究國學的本名原意，原指國家學府，如古代的太學、國子監。單純的說國學，乃獨指經、史、子、集部的語言文字經典訓詁學問。自西學東漸、文化分流轉型以來，為區別於西學，時人把我國的「六藝、五術」「諸子百家」統統稱之為「國學」，西學繁衍於東土，東學式微，現代自五四以來的新青年運動前後，一些國學大師們，為保護國學而開始和西學論戰，西學派認為全盤接受西學，而國學家們則誓死保衛祖宗們留下的五千年菁華文化。

國學與西學在國內分流的發展。 國學本為我國之獨有，但在中華近代歷史時期，由於中西之學的分野，國學與西學在國內開始逐漸分流發展。在中國大陸，國學曾因破除四舊而遭塗炭，文革結束的改革開放以來後，國人的思想學術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的空間逐步繁衍擴大，枝盛葉茂，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國學」復起至今。國學，興起於二十世紀初，而鼎盛於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國學」熱再次欣起遂至今，無不是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於今而言，則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中國國學中有豐富的哲學內涵。 雖然國學不是哲學，但是國學的發展史囊括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發展脈絡，國學無法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單一的揀出來，設立學位要找基本依據，全面復興中國的國學文化，實行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復興包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文化，才是真正的國學復興之日。國學的現代化就是把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中的文藝、文化知識科學化的復興起來、現代化起來。

中華國學其宗旨，乃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國學」應包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其中諸子百家，包括「儒、釋、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為天地立心」之學；其中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在古代，「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具之術，貴族子弟在太學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所需之術，是在古代「小學」階段的必修課，乃是「為生民立命「之術；其中五術，乃是 「為往聖繼絕學」、「究天人之際」關系的學問，包括「山、醫、卜、命、相」等。 被今人疵垢為「迷信」，那些輕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際」關系的學問的人，其實他們很少站在與人生存在狀態息息相關的終極關懷的立場上，去認真的探究天人之際的真切意蘊與內在價值，去拉近生命存在與天人之際之間的間接和直接聯系，在傳統與時代、學問與生活中架設一架溝通的橋梁。

大國學論有利於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向心力。 有鑒於此，今年3月，國寶級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接受采訪，高瞻遠矚的提出「大國學」的概念。他說：「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范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范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是一種大一統式的「文化調和」。因此我想,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即中華民國之學皆可稱為「國學」。在國際上，近似的名詞稱謂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現代「華學」 學者針對在當前國際社會上，西方學者把藏學、滿學等排除在漢學（Sinology）之外，有意故意的造成破壞中國大統一之嫌的歷史時代之際，把國學稱謂「華學」 （China Studies），包括中華漢學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黃帝、蚩尤帝所有後裔民族之學，均列為中國之「國學」。

一切反對中華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論和輿論，都是對民族文化的踐踏，都是極端不負責任的。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大國學論，有利於中華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於五千年來積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於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於中華民族大團結。

人文「大國學」論應與現當代西方科學思想和諧共生。 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博導陳思和教授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納各種文化，並且保持各種文化之間的和諧與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這里，人文「大國學」論不排斥科學，應與現當代西方科學思想和諧共生。實現陳思和教授所說「多元與規範文化的通體生存」狀態，五術六藝與諸子百家之學可以和諧共生，彼此之間應互不排斥。

五術六藝與諸子百家之學可以和諧共生。 五術六藝從誕生開始與就諸子百家連體共生，如果沒有五術六藝，也就沒有中國文化，沒有中國哲學，否定五術六藝等於否定中國哲學，將中國哲學拖入虛無主義泥潭沼澤萬劫不復。這是一種繁榮與腐朽共生的文化現象。如果把五術和六藝取締，中國民間信仰和倫理將失去土壤與根基，秦始皇焚書坑儒都沒有燒掉的《易經》能生存發展到現在，很能說明問題。陳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種文化形態的存在，這個文化自身才可能變得多元和豐富」。這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只有是更加的中國的，才更加是世界的。
以上就是關於何為國學，及它的發展，還有傳統文化的價值。你想想國學它該怎樣現代化呀？
下面再補充一些咱們國家的傳統文化知識
傳統國學。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編撰於乾隆年間，由當時的紀曉嵐、王念孫、戴震等等一流學者完成。「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全書」指所收都是全本。「國學」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當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學術精髓簡稱。它是新一代應該了解的知識之一。
大國學概念的衍生：國學、漢學、中國學。
「國學「，顧名思義，中國之學，中華之學。秦磚漢瓦，非秦（有英語China為證）即漢(Han Studies)，自漢代以降，國力鼎盛，海外又稱大漢民族之學為「漢學」,考據學雖然證實「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狹義所指為兩漢時期的經學學術思想,而漢代人研究經學著重於名物、於訓詁,後世因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為漢學；但海外所指漢學，或者又可理解為漢民族之學，即對中國的研究，尤特指關於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文學、歷史和風俗習慣的研究，囊括中華六藝五術范疇。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五術指：山、醫、卜、命、相等五術。（以上文章摘錄自《南柯舟：國學熱中談國學》）
「國學「，更有寬泛的解釋。如把百家之術，如儒、釋、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說統統收於國學囊中，如此，則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都能統稱為「國學」，其中除了佛教是外來宗教，基本全是誕生於中華本土，所以，國學又稱為「中國學」、漢學。 （以上文章摘錄自《南柯舟：國學熱中談國學》）
國學教育
至於大學里設立國學學位，有人說「國學學位」的定位本身就十分模糊，其實，國學包括哪些領域和范圍本身並不模糊。國學分為小國學圈與大國學圈，小國學圈僅僅限於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大國學圈則囊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國學隨著西學漸淫東學式微之際經波瀾起伏而日漸風起雲涌，走到今日實屬不易，國學是伴隨中國傳統文化而生長的、伴隨中國歷史而發展的。近來有聞者，2008年10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表示將向有關部門正式提交設立國學學位申請，請問是將國學中哪一門、哪一科目設立「博士」學位？還是該把五術、六藝、諸子百家都設立「博士」學位，如果厚此薄彼，是否其他科目非中國學問，不該列入「國學」之列耶
你說傳統文化的價值是不是很無價呀！

D. 你最喜歡的哲學家是誰簡述一下他

薩特
目錄·詳細介紹
·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薩特社會集團理論
·百家評品

讓·保羅·薩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1905年6月21日生於巴黎，法國作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專家。19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攻讀哲學，後任中學哲學教師。1933年在柏林法蘭西學院哲學系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應征入伍。1940年被德軍俘虜，次年獲釋，後參加法國地下抵抗運動。

詳細介紹

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優秀的文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

薩特出生於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幼年喪父，從小寄居外祖父家。父親是個海軍軍官，在薩特15個月大的時候在印度死於熱病。薩特12歲時母親改嫁，繼父是一名海軍工程師，迷信數理科學，主張薩特將來也學工程師，這使薩特十分反感，也加強了他從事人文學科的決心。他很小就開始讀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學時代接觸柏格森、叔本華、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攻讀哲學。1929年，獲大中學校哲學教師資格，隨後在中學任教。1933年，赴德國柏林法蘭西學院進修哲學，接受胡塞爾現象學和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回國後繼續在中學任教，陸續發表他的第一批哲學著作：《論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緒理論初探》、《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出版，奠定了薩特無神論存在主義哲學體系。

薩特雖然曾經是一個早熟的才華橫溢的學生，然而直到33歲時，他才發表第一部文學作品。在勒哈弗爾小城做中學教員期間，隨著歲月的流逝，薩特產生了失意感，於是開始撰寫對孤獨的思考，連續寫成了以下幾篇文章：《對偶發性的論述》、《論心靈的孤獨》、《憂鬱症》以及《安東納·洛根丁的奇特冒險》，最後一篇後來改編為小說《惡心》(1938)。

薩特是法國戰後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學著作有《想像》、《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辯證理性批判》和《方法論若干問題》。這些著作已成為二十世紀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發展變化的重要思想資料。

薩特把深刻的哲理帶進了小說和戲劇創作，他的中篇《惡心》、短篇集《牆》、長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認為法國當代文學名著。他的戲劇創作成就高於小說，一生創作9個劇本，其中《蒼蠅》、《間隔》等，在法國當代戲劇中佔有重要地位。《恭順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劇，揭露美國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迫害，並對反種族歧視的普通人民的覺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劇體現了他主張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

1955年，薩特和其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訪問中國。1964年，瑞典文學院決定授予薩特諾貝爾文學獎金，被薩特謝絕，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小說《惡心》和劇本《蒼蠅》、《問隔》、《恭順的妓女》等已有中文譯本。

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50 、 60 年代，薩特試圖改變存在主義哲學的這一方向，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以求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存在主義，使存在主義成為一種積極的人生哲學。因而，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建立起了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
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它是存在主義的變種，但由於薩特在闡發他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時，大量地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並時常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這就造成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著的一種誤解，似乎薩特是一個用存在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確，薩特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存在著一個「人學的空場」，存在主義可以為馬克思主義輸進新鮮的血液。事實上，薩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家，他 50 、 60 年代以後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極力用馬克思主義來為存在主義「輸液」。
應當承認，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從克爾凱郭爾到薩特本人的《存在與虛無》所代表的傳統的存在主義有所不同，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把個體的人放置到歷史發展和社會環境之中進行考察，但由於他的基本立場是存在主義的，所以他不可能在這種考察中形成正確的結論，即不可能在歷史的進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當然，薩特提出了歷史總體化的構想，認為在人的實踐中包含著歷史的總體化。但是，薩特認為歷史的總體化同時又是人的異化，所謂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無非是歷史的總體化和人的異化無限循環的空間。因而，當薩特談論歷史的總體化時，他是一個烏托邦的浪漫主義者；當他思考人的異化時，他又是一個苦悶的悲觀主義者。而且，陷入這種二難困境本身也是一種痛苦，也是存在主義精神的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薩特終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義的理論設計。

薩特社會集團理論

薩特在考察社會集團的時候，並不是象歷史唯物主義那樣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每一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薩特的出發點是作為個體的人。薩特認為，集團形成於外部壓力的威脅，由於這種威脅，使每一個人在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當法國國王懼怕發生一場暴力而把軍隊調到巴黎時，本來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間相互猜疑的巴黎群眾，一下子意識到國王對他們的不信任，意識到他們即整個巴黎群眾是一個整體，每個人都把對自己的威脅也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人的威脅來體驗，認識到在被國王的軍隊包圍了的巴黎，每個人的命運是同全體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就不再搶劫麵包坊而去搶劫軍械庫，從而武裝起來共同反對國王。由於國王的軍隊已經開進巴黎，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攻克國王在巴黎的堡壘——巴士底獄。所以，巴黎市民在攻佔巴士底獄中組成的集團完全是由於國王的軍隊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這種集團中，「個人之間的聯結，在其各種真實的形式上，是在他人那裡直接發現了人們自己的它者性的聯結。」 [1] 是共同的危險把分散的個人實踐聯結成為一個整體的。
薩特認為，巴黎群眾在共同的危險面前結成的集團，是一個「融合集團」，這個集團的特徵是，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和行動，那就是「到巴士底獄去！」同時，統一的目標和行動並未抹殺個人的個性和自由，相反，統一的目標和行動正是個人實踐和自由意志的體現。在「融合集團」中，人性得到復活，自由得到恢復，在否定的君主專制的行動中，整個巴黎市民組成了一個共同的人。所以，薩特說：「融合集團的主要特徵是自由的突然恢復。」 [2] 也就是說，在融合的集團中， 「每個個人都以一種新的方式發生反作用：不是作為個人或他者，而是作為共同的人的個別體現。」 [3] 融合集團只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在歷史的發展中，融合集團不可能長期存在，一旦共同的目標實現之後，融合集團就會曇花一現地消失了，巴士底獄被攻佔，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為融合集團在恢復了個人自由的同時必然面臨著遭到個人自由破壞的未來。一切人的個人自由只能夠實現瞬間的結合，如果去維護集團的形式，個人自由就得不到張揚，而維護個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團。也就是說，個人可以自由地組成融合集團，也可以自由地退出這個集團。融合集團只是個人自由的這種二重性的暫時效應。

百家評品

薩特百年：引人心動的文化現象
作者：黃正平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1940年年初，法英對德宣戰，法國阿爾薩斯前線已是劍拔弩張。德軍陣地離這里只有幾公里之遙，雙方隨時都有交火的可能。法軍兵營里，一個30多歲的士兵卻埋頭在筆記本里，寫啊，寫啊，周圍的世界對他來說似乎不存在。為了節省當時十分寶貴的紙張，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公分的空隙。一年的前線生涯，他有了15本這樣塗滿墨跡的本子。這些文字在作者身後以《筆記本》為名發表，有600頁之多。從內容來看，筆記里有隨想，有哲學思辯，有小說梗概，有劇情構想，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毫無限制。這位幾乎是「寫作狂」的人便是日後成為法國文壇泰斗的薩特。

今年巴黎的春天深深印上了他的標記。

薩特生於1905年6月21日，死於1980年4月15日，今年正是他的100周年誕辰和25周年的祭日。從3月至6月，法國和世界各地有許多紀念活動。其中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學將舉行正式的紀念儀式，同時有連續兩天的大型討論會。法國國家圖書館3月起舉辦為期半年的題為「薩特和他的時代」展覽會。摩納哥還專門發行了一枚1．11歐元的薩特紀念郵票。在法國，報紙頭版、雜志封面上，隨時可看到薩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電台、電視台則不斷有專題節目播出。時值春季，有此風氣，以至有「薩特之春」的說法。

薩特的鼎盛期是20世紀的50—60年代，70年代後期起，對他的批評漸多，但他的影子仍然覆蓋面很大，這從如今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之豐富，可見其一斑。

那麼，今天看薩特，他的哪些地方最引人心動？從人們所憶所談的內容來看，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一部「思想機器」和「寫作機器」

薩特自幼喪父，生活艱難，又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被大家叫做「小個子」，但這對他沒有產生任何自卑的影響。相反，他是天生的自命不凡。他在年輕時給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標也許是絕無僅有的：「我要同時成為斯賓諾莎和司湯達。」也就是說，即要當一個一流的哲學家，也要當一個一流的文學家。而這居然成為了現實。

1936年，他發表《想像》一書，以胡塞爾的現象學批判傳統形像思維理論，觀點深入淺出，行文豪邁自信，已經顯露出一個大哲學家的風范。

1938年，《惡心》問世。這部小說一反傳統，人物哲理化，情節內心化，是現代派文學的精品。

之後，薩特持續交替發表哲學作品和文學作品：

《牆》（小說，1939年），《想像》（哲學著作，1940年。此書是1936年《想像》一書的姊妹篇），《蒼蠅》（劇作，1943年），《存在與虛無》（薩特的哲學代表作，1943年），《間隔》（劇作，1944年）……

這些作品都毫無疑問是20世紀哲學和文學領域中出色的經典。法國哲學教授讓·呂克·南希最近在《世界報》上著文說，薩特是個古往今來從未出現過的兩面神：沒有一個哲學家象他那樣在文學海洋中游弋，也沒有一個文學家象他那樣大舉進行哲學操練；我們無法理解，邏輯思辯和形象推演，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筆下毫無妨礙地非常清晰地表現出來。

對此，薩特的反對者並不以為然，說薩特所作的一切，就是處心積慮地要向人們表明，他是一個怎樣的天才。

有意也好，無心也罷，有一點誰都不會否定：薩特是個勤奮的人。除了去世前幾年間因半失明而輟筆外，他一生中從沒有停止過寫作。與許多人把筆耕看成是一種苦役不同，薩特把它當作是一種樂趣，一種需要，一種人生的基本支撐點。他這樣說：「我沒辦法讓自己看到一張白紙時，不產生在上面寫點什麼的慾望。」

巴黎被德軍佔領時，薩特喜歡去一家咖啡館寫作。他每天早上9點到咖啡館，開始工作，奮筆疾書，直至中午。出去吃飯和休息後，下午2點又回咖啡館，繼續工作到晚上8點。晚飯後則在那裡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實際上是在咖啡館定型的。據說，那家咖啡館的氛圍特別適應他那無法收斂的思緒和無法叫停的筆耕。

咖啡館叫「花之咖啡館」，坐落在聖·日耳曼大街的一個路口上。作為存在主義的發源地，咖啡館現在已成為巴黎的景點之一，是懷舊的知識分子愛去的地方。去年，我陪來訪的復旦大學幾位教授特地去這家咖啡館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內飄散著特別郁濃的黑咖啡香，只見一桌一桌的有好幾圈人，分別在小聲地討論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頭寫作。分明是一個文化俱樂部。教授們感慨地說：「薩特氣息猶在啊。」這地方可以說是薩特奮斗及其影響的一個見證。

「存在先於本質」：一種入世精神

但是，薩特的魅力大約還在於他的近於狂熱的入世精神。存在主義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於本質。薩特把這運用到人生觀中。他這樣看待人的社會參與：人的出生是由於他的先人撒了幾滴精液造成的結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來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並不是按照某種事先設計好的路線而規劃的，人應當「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應當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會中去，以自己的行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種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對當時的社會持批判態度，而對社會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實踐也使他成為當時的大社會活動家，大政治理想家。

40年代，薩特既在戰場上，也在文壇上參與反法西斯運動。50年代，薩特與***日益接近，是西方社會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60年代，薩特和他的終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現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線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機時，他們在古巴；1967年中東7日戰爭爆發時，他們在加沙地帶。1964年，薩特更以他的超常舉動，令世界震驚。這就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拒絕。這是歷史上第一個自覺拒絕諾獎的人（之前有兩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領）。60年代後期，法國多次發生學潮和工潮，而薩特始終是運動中的精神領袖。

總之，薩特很長時間在法國知識界如日中天，是無可爭議的無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闆」。德里達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那時對我們這些年青人來說，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跟著他（薩特）走。」

但薩特追求入世只限於精神領域。與他的勤奮和聲望不相稱的是，他的物質生活極其簡陋粗淡。在這方面，他是本質先於存在。他的收入並不少，有時甚至有成百萬的錢在口袋裡。但他樂施好舍，不知經紀，加上視財富如糞土，再多的錢也放不了幾天。那年為論文的事我去巴黎，順便去看了薩特在巴黎最後的住處。愛德加·基內大街29號，第10層樓上。從樓上能望見他長眠的公墓。那是個很小的被稱之為「悲慘」的套房，現在已換了房客，沒有任何關於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標志。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話，裡面也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東西：少的不能再少的舊傢具，幾個煙灰缸，小半架子零亂的書。但我還是在樓上樓下徘徊了很久。這個生前對身外之物極端不在乎的人，對死後人們如何紀念他也同樣不在乎。也許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

「薩特恐懼症」及其它

物極必反。威望過重，阻人之道？，久而久之，引起反彈；或者時過境遷，理論不再符合實際。總之，薩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後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認為他搞錯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極端主義，等等。這些批評，後來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將薩特全盤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無是處外，學術上也毫無可取之處。同時，薩特的私人生活，薩特與卡謬、梅洛·龐蒂這些同時代大文豪之間的恩恩怨怨，也成為評論的熱點。很多時候，事情到了動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學術上的爭論了。人們把這種全面詆毀現象叫做「薩特恐懼症」。在某種意義上說，薩特是他生前名聲過大，威望過大的犧牲品。

2000年，我去巴黎索邦大學參加由薩特研究協會舉辦的薩特逝世20周年討論會。作開場白的被稱為「新哲學家」的貝爾納·亨利·萊維的一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愛薩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愛薩特一樣。」這反映的正是人們在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面前無所適從的現實。

2000年，正逢薩特逝世二十周年，法國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薩特熱，僅評論薩特的專著和專刊專集就有十幾種，依然褒貶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貶者少，右派貶者多褒者少。其中影響較大的左翼代表，貝爾納·昂里·萊維，八九十年代走紅的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目前人氣最旺的學者之一，於2000年1月發表厚厚的論著，題為《薩特世紀》，認為法國的二十世紀是薩特世紀，法國思想界由薩特主宰。而著名的資深記者、政論家讓·弗朗索瓦·雷韋爾，1924年出生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則出版薄薄的專著《大表演》，其中認為作為法共同路人的薩特，比法共左得更厲害，排斥一切異議者，投考斯大林主義，下場雖說悲壯，對二十世紀法國的負面影響卻太大了，是不可寬恕的。這兩位名人的高論，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如果說萊維年富力強，到處演講，對遭到蛋糕撲身的倒彩並不介意，那麼八旬老人的宏論，姑妄聽之，也不必太認真。無非說明薩特仍是各有爭議的人物，一談起他，必有臉紅脖子粗的爭論。

直至如今，爭論還在繼續。當薩特百年誕辰和25周年祭日來臨時，我們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評論：有頌揚，有批評，有反駁，有善意的調侃，有惡意的嘲弄，把薩特弄成了一個千面人。法國最有影響的雜志之一「EXPRESSE」新聞周刊的有關專號是以如下句子作為主題的：「薩特總是搞錯嗎？」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薩特的「錯誤」的問題。

薩特曾在美國一家雜志寫過一片哲學雜文，其中說：「我想創造一種炒雞蛋，期望它能表達存在的虛無。但到燒成，它卻並非如此，只飄散出一股乳酪味。我眼睜睜地看著盤子里的它，而它卻不回答我。我試著把它端到黑暗裡去吃，但這一點兒也沒用。馬爾羅（薩特同時代的法國作家）建議我在裡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薩特也如一盤炒雞蛋，人們在裡面添了不少料，很難再找到其原味了。

薩特與中國

薩特和波瓦於1955年9月訪問中國，受到高規格的接待。9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周恩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國慶觀禮，毛澤東、陳毅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於這次訪華，薩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專題采訪外，沒有多作評論，而由波瓦執筆寫了題為「長征」一書，我猜想這是他們的一個分工。據說波瓦為寫此書，經常熬夜，搞得眼睛紅腫，薩特為之心疼。書成之後，由於內容上對中國革命的熱情頌揚，在西方引起不少爭論。

但是，當時中國主要是把薩特當成一個革命者來看待的，對他的理論與創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內瓦大學任教的薩特研究專家德尼思·貝爾多萊先生對我講過這么一個細節：薩特在北京與茅盾、丁伶等知名作家會面時，由於雙方都沒讀過對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談美食。

薩特著作在中國的大量引進是在80年代後的事。也就是說，當薩特沉寂於西方之時，中國人開始以極大的熱情研究他，帶著崇敬，至今不變。至少余秋雨近年寫《行者無疆》時，便是把薩特當作至尊者來寫的。有些學者感嘆說，人家在本土已是強弩之末，我們卻剛剛在補課；此地的薩特並非那處的薩特。

但是我想，我們對薩特的興趣並不僅僅在於想了解點別人的東西，而是有我們自己的意向。薩特的學說對當時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而西方對薩特的種種批評，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並不重要。這也就是盡管外面雜音很大，薩特在中國始終是個偶像，沒有什麼人會板起臉來批他的原因。接受從來不是照搬。接受以後的東西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並非少見：一個在本國已崩潰的神話，在另一國土上卻生了根，開了花。

不過，真正科學的方法也許是中西互補，讓西方經典與中國文化實現有機揉合。比如有漢學家提出，薩特哲學中特別重要的關於「虛無」（néant）的思想，可以用來對老莊哲學中有根本意義而又含混的「無」的概念進行有效地科學地闡釋；而另一方面，如果說薩特的虛無在西方已很難再有理論發展前途的話，那則是因為那裡沒有老莊哲學滋潤過的深層土壤。在這意義上，西方哲學是否也有借鑒中國哲學的必要？這類問題是不可迴避，也總是引人入勝的。

巴黎已是初夏景色，塞納河邊的風還幽幽地帶著薩特的獨特氣息，時淡時濃，似遠尤近。

E. 復旦大學走出過哪些知名校友

知名校友，我只想到陳果，畢竟是網紅。但是聽到關於她負面消息居多，嗯，各方面的，我保持中立態度，因為消息這個有可能是加工過度了。對於她的課程我沒聽過，在網上被安利過，可惜真的聽不大下去了，可能覺得有些雞湯吧，我這個人又不大愛喝雞湯。但是有的時候人生艱難，適度喝喝雞湯可以幫你過得舒服些，感覺人生還有希望，那雞湯其實就是還不錯的~

F. 司佳是什麼病去世的

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 [1] ）生於上海，2007年8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復旦大學95級文科基地班本科畢業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碩士（2001）。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2006），期間曾前往德國愛爾蘭根-紐倫堡大學訪問研究。曾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東亞系講師，美國聖約瑟夫大學（St. Joseph's University）歷史系兼職助教授。

中文名 司佳 國 籍中國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1] 畢業院校 復旦大學 學位/學歷 博士 職 業 教師 專業方向 歷史 發表論文數目 27篇（截至2019年7月） [2] 職 稱 副教授
個人簡介編輯
1978年6月生於上海，2007年8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興趣還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會，出版史、文化史及閱讀史。多次給本科生及研究生開設中國近現代史方向學位專業、選修課程，以及全英語課程教學，尤其注重在授課內容中強調中英文原始資料的解讀與運用。 [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 [1] 。
研究方向編輯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學術經歷編輯
1995年由上海華東師大二附中考入復旦大學第一屆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讀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師從周振鶴教授），取得歷史學碩士M.A.學位。2001年獲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額獎學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東亞系攻讀博士（指導教授:梅維恆VictorMair、韓書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獲得該校博士Ph.D.學位。期間，2001-02年被評為美國漢尼基金青年學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講師，並兼任聖約瑟夫大學（St.Joseph's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學開展為期一年的G-COE項目博士後研究。2008年獲上海市晨光學者基金；2014年獲得「上海市高校外國留學生英語授課示範性課程」。 [2]
學術論文編輯
獨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國《東亞歷史與文化評論》，執行嚴格匿名評審）,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鄺其照與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談第一本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及其歷史實用價值》，《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149-158頁。
3.司佳《傳教士緣何研習<聖諭廣訓>：美國衛三畏家族檔案手稿所見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頁。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歷史學科前沿》（英文原發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經體佈道文本初探：以〈訓女三字經〉為例》，日本関西大學《東亞文化交涉研究》第4號，2011年，243-252頁。
6.司佳《耶魯大學傳教士檔案所見清代聖諭廣訓方言手抄稿若干種》，日本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觸研究會《或問》第21號，2011年，117-128頁。
7.司佳《麥都思〈三字經〉與新教早期在華及南洋地區的活動》，《學術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頁。
8.司佳《見聞、談資與諷刺詩 ——中國洋涇浜英語在十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傳》，《九州學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頁。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復旦學報》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發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車韻府》的重版與十九世紀中後期上海的英語出版業，《史林》，2009年第2期，6-13頁。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復旦學報》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僕人、通事和十八世紀中國沿海洋涇浜英語的形成》，或問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學
15.司佳《從通事到翻譯官：論近代中外語言接觸史上的主被動角色的轉換》，《復旦學報》2002年第2期，44-50頁。
16.司佳《西方人士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語文建設通訊》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從歲時到天時：明清移民以後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4期， 35-48頁。
18.司佳《早期英漢字典所見之語言接觸現象》，《復旦學報》2000年第3期，60-67.
19.書評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國學術, 2 (2003): 271-73.
20.書評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國學術, 2 (2002): 340-43. [2]
學術著作編輯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語在中國的傳播：使用者、歷史文本及語言景觀》）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
學術會議交流編輯
2005年3月美國亞洲學年會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ate Student Indivial Paper Presentation（學會評審研究生優秀論文獨立發表）
2007年3月美國國會圖書館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學「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年3月澳門歷史學會「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Macao.
2008年7月英國愛丁堡大學新教海外傳教史國際學術研究會年會,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復旦大學「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學「中西比較視野下的社會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年10月日本關西大學「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紀以來的世界宗教與文化」暑期研討班三次專題授課
2011年7月美國耶魯大學新教海外傳教史國際學術研究會年會,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復旦大學外事訪問團赴英國愛丁堡大學、諾丁漢大學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專題演講兩場
2011年11月北京外國語大學「印刷出版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年12月復旦大學「新文化史與上海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年6月復旦大學「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4月復旦大學中華國際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與上海社會，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東大學「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10月17-18日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承辦「第二屆中國翻譯史高層論壇」 [2]
獨立承擔項目編輯
1）2009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項目（2009BLS001省部級）
2）2009年教育部留學回國基金一般課題項目（省部級）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省部級，已結項）
4）2008年復旦大學「985工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研究項目（已結項）
5）2008年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項目（已結項）
6）2008年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晨光學者項目（已結項）
7）2014年課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國歷史：改良到革命）負責人獲「上海市高校外國留學生英語授課示範性課程」立項。 [2]
學術訪問編輯
2014年1-2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訪問學者，三次學術講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者，一次學術講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人文基金資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2008年7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資料訪問研究
2005年2-3月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交流訪問 [2]
獲獎成果編輯
2001-2002 美國漢尼基金青年學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譚其驤-禹貢獎」
對話司佳編輯
他山之石與他者視域——對話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漢學」（Sinology）一詞來指稱海外對中國的研究，早已約定俗成。但是，二戰後美國關於中國研究的成果不斷涌現，「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為一種與傳統漢學完全不同的學問悄然興起，並逐漸取代後者，成為海外研究中國的主流範式。
司佳博士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畢業後回滬，專攻中國近代史，於美國中國學內的牆闈之爭自是熟悉。記者就美國中國學發展中的內在原因和背景等問題對她進行了采訪。
復旦青年：「Sinology」，最早由西方傳教士創立，譯為「漢學」。然而自薩義德（E.Said）的《東方學》出版以來，「漢學」一詞被標上了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標簽，西方學者逐漸以「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來命名自己的研究領域。於是，從40年代末發展起來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中心位置。那麼其自身發展的語境和背景是什麼？
司佳：美國的中國學是冷戰的產物，其誕生之初，受到很強的政治因素的影響。在費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國也有幾所大學教授中國的古漢語，和歐洲的漢學研究相似。二戰後，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對中國研究的熱情迅速增長。大量基金投入進來，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關研究，這樣，幾十年間，美國中國學研究高速發展，許多大學紛紛設立類似的系科，設立教席。此時的「中國學」，甚至帶有一些情報搜集的性質。現在美國許多大學的「東亞研究」系，其前身就是「東方系」；與其他區域研究一起置於「國際區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國戰後的全球戰略部署。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研究出現學術膨脹的問題，研究質量也參差不齊。費正清曾說，他那個時代，熟諳古漢語的美國學者只有兩三個。在兩國敵對封閉的狀態下，很多美國學者沒有到過中國，也沒有看過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寫出大量學術著作。對此，如今的美國學者也有許多反省。
美國中國學有一個重要的閃光點：在內容上，它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著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傳統漢學相比，更加實際和務實；在時間上，它更重視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歷史。這可以算是在當時現實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研究風格。冷戰結束後，國際交流正常化，中國學也研究開始走向學術化，但是這種治學的取向依舊留存到現在，並成為主流。當然，美國依然有教授古代漢語的漢學家，他們也自稱是「漢學家」，以示與「中國學」家的區別。但是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歲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輕的研究者普遍選擇了中國學研究的取向。
現在的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視對學生基本的語言、文化訓練。如今非常出色的學者，比如孔飛力（P.A.Kuhm）、周錫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夠廣泛地利用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史料檔案。
復旦青年：越南戰爭以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發生了重大轉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擊當時的主流中國學研究，遭受批評的美國主流中國學家開始進行反思，這造就了如今中國學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爾曼（B.Elman）等一大批蜚聲海外的中國學家。這種轉折在今天回顧起來，能給我們怎麼樣的啟示？
司佳：包括柯文在內的這些學者，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傾向是屬於「左派」的。越南戰爭迫使美國人正視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國要想隨心所欲地擺弄世界，將會受到真正的制約。在我看來，這一認識給美國研究中國的史家以深刻的影響。由於戳破了美國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領先的神話，越南戰爭「解放」了美國史家，使他們也許是第一次，放棄了西方的准繩與標尺，轉向一種植根於中國（而非西方）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復旦青年：這就是所謂「中國中心主義」的發端？
司佳：是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學術對象。柯文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他對於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滲入了學術研究當中。更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國中心主義，他所針對的是當時的學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費正清這些將中國視為「靜止的中國」、用「傳統」和「現代」粗暴劃線的做法。他列舉了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例子，指出它們雖然都是受西方沖擊後的產物，但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國內部的因素：復雜的社會性質、內部事務的萬分火急；而西方的影響事實上被高估了。
現在國內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國中心」的提法，就馬上引為海外同志，其實細讀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就可以看出他鮮明的學術走向。「沖擊—回應」模式和「中國中心主義」兩者並非完全對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質的不同；柯文的觀點實際是對那種為美國戰略服務的中國學研究的批評。
復旦青年：北大的羅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三大高潮」、「兩個過程」，實際上已經在挑戰以中外關系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國中心」了，中國學者不必再從國外引入一種「中國中心」模式。這就牽涉到了這個問題，國內史學家怎麼樣看待美國中國學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因為如前所述的注重現實、注重近現代的特點，其研究對象很容易與國內的研究發生交集。有時候美國學者的視角能夠給我們很新穎的啟發。比如「區域研究」，柯文等學者提倡要重視中國的復雜性，注重以區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個中國為研究單位，通過將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於掌握的單位，尋求各地變異的內容和程度，以期對中國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將中國視為鐵板一塊的機械僵化做法，很多時候阻礙了我們的思路，美國學者的這種做法很能夠啟示我們。
在引入社會科學方法方面，美國學者也別具一格，在中國，研究歷史的學者往往不了解社會學、人類學或者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國，絕大多數中國學的專家都能夠掌握跨學科研究的手段，這是這門學科創立的時候就確立的規范。
「中國中心主義」當然是一種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傾向，會縮小我們的視野。就中國學研究的角度而言，我個人覺得置於全球史和國際關系的角度中去探討更好。「中國中心主義」這個提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歐洲中心主義」那種傲慢的、將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見。畢竟，近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最大不同，就在於來自西方的巨大影響。交流的視野和國際的視野，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變化。這種全局意識，在中外關系的主題中，能夠被更好地闡釋和呈現。
復旦青年：當今的美國中國學依然呈現著繁榮的景象，有學者認為這種模式將會是國際中國學的發展方向，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司佳：在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從人數和教授席位來衡量，不能說是一門大學科。費正清的貢獻，是將分散在美國各個大學歷史系、社會學系的有關中國的研究，納入到中國學的架構中，有組織統一地來研究，建成一個符合美國國家需要的學術體制。但原來的系科建制中並沒有取消中國研究的教席，比如黃宗智，他就始終在加州大學歷史系供職。
關於中國學的發展問題，我覺得有些人對什麼是「中國的」和「西方的」關心過多，焦慮太甚了。問題是，許多年來，人們陸續把石頭搬來搬去，已經很難分清到底什麼是他山之石，什麼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們可以細加甄別，分辨清楚，這樣的區分也遠不如一件事來得重要：那就是尋找一種新的、交流的方法來理解過去，使得對過去的思考仍然能觸動現在的神經。否則，中國學只會變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個小圈子裡的學者、專家才能辨別，研究者也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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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科學與宗教

作者：梅爾威利·斯圖爾，徐英瑾

豆瓣評分：7.3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1

頁數：262

內容簡介：

《科學與宗教:二十一世紀的對話-英美四名家復旦演講集》匯集了英美四位頂尖哲學家與科學家對於宗教一科學關系問題的真知灼見，並向讀者描繪了一幅科學與宗教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壯美圖景。這些演講者反復申明了這樣一個論點：一方面，無神論或激進的自然主義並不是科學研究自身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有神論不僅完全可以和各種科學理論(如宇宙發生學、量子力學、進化論等)彼此相容，而且還能為幫助人們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意義，提供一個科學無法提供的思想框架。熟悉美國文化現狀的讀者都知道，基督教在當今美國的群眾基礎要遠遠超過其在歐洲大陸的群眾基礎，甚至很多專業科學家也都是虔誠的教徒，但美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卻依然長期保持全球第一。為何科學事業恰恰能夠在一個典型的基督教國家得到蓬勃的發展？這恐怕是不少讀者都懷有的一個困惑。

作者簡介：

徐英瑾：2004年獲復旦大學哲學專業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專長於維特根斯坦哲學、心靈哲學、認知科學哲學。2002～2003年曾在義大利慈幼大學以訪問學生身份學習一年。2007-2008年在美國聖母大學以訪問學者身份學習一年。其博士論文《維特根斯坦哲學轉型期中的「現象學」之謎》（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獲2006年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

（美）梅爾威利·斯圖爾特：1983年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曾長期擔任美國明尼蘇達州貝瑟大學哲學教授，獲得大量學術榮譽。現為美國貝瑟大學和卡培拉大學的兼職教授。近年來在我國的山東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頻繁講學，主授認識論、宗教哲學等課程。與中國學者合作編寫了很多關於宗教哲學的中文書籍，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當代西方宗教哲學》（與趙敦華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歐美哲學與宗教講演錄》（與趙敦華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東西方宗教倫理及其他》（與張志剛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本書的姊妹篇《科學和宗教的對話》（與郝長墀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

H. 國外（境外）中國哲學（國學）教育

復旦：

復旦大學哲學系正式建立於是1956年，是建國後全國高校最早建立的哲學系之一。現有本科專業2個、碩士點7個、博士點4個、博士後流動站1個，其中西方哲學被列入"211工程"，於1995年被批准為上海市重點學科。1994年被批准為全國首批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1998年哲學系被批准為哲學學科博士後流動站。哲學系現有在職教職工53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18人，博士生導師17人。
該系現有各類學生497名，其中本科生251名，碩士生115名，博士生131名，外國留學生6名。
哲學專業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人文科學領域內的基礎學科，在人類知識體系中具有最為悠久的傳統。它探討人與周圍世界的根本關系，反思人類文明的深層動力，研究民族文化的命運與前景，思索人類當代問題的基本性質與人類發展的前景。哲學專業培養通曉中西思想史、富於理論思維能力的理論工作者以及善於理論聯系實際、分析和解決實踐問題的文化宣傳、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高級人才。哲學系自90年代以來在課程建設上致力於改進課程、強化基礎、不斷創新。新課覆蓋本科、碩士、博士各層次學生，其中有的是為加強學生的基礎，如各類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經典原著研讀，更多的則是貼近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需要的。
主要專業課程：馬恩早期哲學原著選讀、中國哲學原著導讀、西方哲學原著導讀、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科學哲學、心理學概論、倫理學概論、宗教學概論、專業英語、現代化理論研究、數理邏輯、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資本論》手稿研究、中西哲學比較、現代新儒學、康德哲學、佛教哲學等。

人大：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原哲學系宗教學系）現有哲學、倫理學和宗教學三個本科專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倫理學、科學技術哲學、邏輯學、美學和宗教學等八個碩士點和博士點，招收高級訪問學者、外國留學生和港澳台學生，是國內哲學學科教學、科研和培養高級人才的重鎮，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哲學研究和教育人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與國際學術界保持著良好的學術往來，同英、美、德、法、俄、日等十幾個國家有經常性的學術交流，在東南亞地區和港澳台也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原哲學系宗教學系）學科配備齊全，師資力量雄厚，科研成果卓著，學術水平一流，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先後有四人次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肖前教授、羅國傑教授、陳先達教授和劉大椿教授），現任兩人（劉大椿教授和焦國成教授）；先後有三人擔任教育部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成員（羅國傑教授、陳先達教授和劉大椿教授），劉大椿教授現任副主任委員；26人次擔任哲學各專業全國性學會會長（理事長）、副會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哲學系宗教學系目前有現職教授37人，返聘教授3人，兼職教授4人，副教授20人，講師6人，其中博士生導師36人，形成了以名教授為主導、以高級職稱教師為主體、以中青年教師為中堅、老中青相結合的建構合理的高質量的師資隊伍和學術梯隊。

I. 上海「友朋會」是做什麼的

友朋會，會朋友

友朋會由上復旦國學會長、同濟大學校董、資深旅人張松先生攜好友創建，秉承「讀書、行走、談藝、志道」的理念，是一家以講座沙龍、文化行走、互聯網人文欄目及企業文化定製等為一體的文化傳播公司。

友朋會以文化為基、以沙龍為介、以名流為柱、以友匯朋，在閱讀與行走中探尋一種比較健全的社會文化運行機制，在笑談和論道間提煉一種更為良性的生活體驗，已成為眾多高端人士、社會精英乃至高校學子共學共融共進的首選之地。

核心活動

閱讀/講座沙龍：友朋會多年來已舉辦了多場廣獲贊譽的讀書活動及公益講座沙龍，並推出了一系列人文大家系列課程，由國際國內權威的知名學者、導師主持主講。

友朋會目前主要導師有（排名不分先後）：

清華大學「這個時代少有的網路全書式學者」——秦暉教授；

中國政法大學中蘇、中俄、東歐問題研究學者——金雁教授；

武漢大學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學者——趙林教授；

復旦大學佛教哲學與宗教學學者——王雷泉教授；

復旦大學「風格幽默有魏晉風流」的中國文學學者——駱玉明教授；

復旦大學「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葛劍雄教授；

復旦大學西方藝術哲學學者——王德峰教授；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學者——許紀霖教授；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當代史學者——韓鋼教授；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西方當代思想文化學者——劉擎教授；

同濟大學「喜愛一切文化藝術的學者」——鮑峰教授；

同濟大學德國和藝術哲學研究學者——孫周興教授；

同濟大學心理學學者——吳敏教授；

上海師范大學中國當代思想、政治思潮文化學者——蕭功秦教授；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羅斯外交及歐亞區域國別研究學者——楊成教授；

上海開放大學「百家講壇」主講嘉賓、文學博士、學者、作家——鮑鵬山教授；

……

文化行走：「行走，去的地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跟誰一起去。」友朋會多年來開展的文化行走活動以文化為主線，路線設計獨具匠心，足跡遍布國內與海外，國內如安陽訪古、景德鎮陶瓷之旅、龍泉青瓷藝術游學等；國外如佛陀之路、古波斯文明之路、神聖羅馬帝國之路、摩爾人最後的背影等海外游學，為朋友們提供了一個深度閱讀與行走的平台。五洲四海已經成為友朋會解讀文明的暢游之地，友朋會也已成為極具影響力的藝術文化交流之地。

品牌理念

讀書：閱讀是精神的行走

行走：行走是身體的閱讀

2019年海外游學最新路線

新年：從印第安文明到冷戰前哨：墨西哥+古巴+巴拿馬，已結束。

春：義大利（南部）之行：羅馬+阿西西+巴里+布爾迪西-阿爾布羅貝洛+……

夏：巴爾干半島之行：塞爾維亞+黑山+波黑+克羅埃西亞

秋：探尋狂野非洲：肯亞+坦尚尼亞

冬：一生一次必去的南美洲：秘魯+玻利維亞

冬：南極之旅：旅行者的終極夢想之地：南極。

J. 國內外心理學界名人

1、愛德華·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08.31—1949.08.09)美國心理學家，動物心理學的開創者，心理學聯結主義的建立者和教育心理學體系的創始人。

他提出了一系列學習的定律，包括練習律和效果律等。1912年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17年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

2、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1832年8月16日—1920年8月31日），德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被公認為是實驗心理學之父。

他於1879年在萊比錫大學創立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研究心理學的實驗室，這被認為是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標志。他學識淵博，著述甚豐，一生作品達540餘篇，研究領域涉及哲學、心理學、生理學、物理學、邏輯學、語言學、倫理學、宗教等。

3、張耀翔（1893—1964），湖北漢口人，曾留美獲心理學碩士， 回國後從事心理學教學以及實踐研究，先後擔任多所大學心理學教授以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是中國最早傳播西方心理學學者之一、中國心理學會的奠基者。

1921年，中華心理學會成立時張耀翔首任會長。1922年，張耀翔創辦了中國第一本心理學雜志 ——《心理》，並擔任主編。在高校任職期間，張翔耀組織建立心理實驗室，並撰寫論文論述和探討人類的生理、性格、情緒、智慧 等心理活動過程。

張耀翔畢生從事心理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心理學科普工作。

4、伊萬·彼德羅維奇·巴甫洛夫（英文：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年9月26日—1936年2月27日），俄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醫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創始人，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的奠基人。

條件反射理論的建構者，也是傳統心理學領域之外而對心理學發展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1904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獎，是第一位在生理學領域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5、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

1919年從美國布郎大學學成回國後，先後任教於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及東大附中、上海光華大學、光華附中、國立師范學院、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第一師范學院、上海師范學院，並曾任主任、副校長、副院長、院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