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呂京

❶ 列舉民國以來五位史學大家的名字 研究方向 專著名稱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光緒舉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國的 思想啟蒙者，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他的文章富有獨特的歷史視角，令人深思，啟蒙思想。

其著作合編在《飲冰室合集》 歷史著作主要是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漢族，江蘇常州人。我國近代「史學四大家」之一，生於江蘇常州。十二歲以後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史書，了解中國歷史。16歲自學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專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期間，歸鄉閉戶著書。抗戰勝利後，重返光華大學。1951年院系合並後，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生教授。 史學代表作品：《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為代表的四部斷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男，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繆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6年，錢穆移居台灣台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
主要著作《國史大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先秦諸子系年》

陳寅恪，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早年，他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等，學習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並了解西方文化等；回國後，曾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牛津大學、中山大學等學術機構。
《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

顧頡剛（1893—1980），江蘇吳縣人。原名誦坤，字銘堅，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國學者，惟對於顧頡剛先生和陳垣先生，則推崇備至。」顧頡剛教授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古史辨學派的創建人，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史學大師。主要論著有《古史辨》、《崔東壁遺書》、《當代中國史學》、《漢代學術史略》等。

❷ 綿陽師范學院的辦學力量

根據2014年9月學校官網顯示，學校有省級特色專業7個，省級優勢特色專業1個，有省級教學團隊3個，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2個，省級精品課程21門。
省級特色專業：生態學、中國語言文學、音樂學、化學、葯學、心理學、應用經濟學；
省級優勢特色專業：應用心理學；
省級教學團隊：生態學教學團隊（帶頭人：蘇智先）、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團隊（負責人：楊栩生）、歷史學教學團隊（帶頭人：周明聖）；
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教師教育實訓中心、生物基礎課實驗教學中心
省級精品課程 精品課程生態學大學心理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熱學高級英語素描保護生物學氣象學與氣候學財務管理普通邏輯學世界近代史現代漢語無機化學數學分析C語言程序設計聲樂史學概論高等代數生物制葯工藝學西方經濟學葯用植物學 根據2014年9月學校官網顯示，學校有專業學位碩士點1個、校級重點學科3個。
專業學位碩士點：環境工程；
校級重點學科：應用經濟學、教育與心理學、生態學。 根據2014年9月學校官網顯示，學校有省級重點實驗室1個、人文社科研究基地3個，校級研究中心14個、校級研究所3個。
省級科研機構 類別機構名稱重點實驗室生態安全與保護四川省重點實驗室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間文化研究中心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縣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校級科研機構 機構名稱負責人依託單位LED研發中心郭興吉 物理與電子工程學院城鄉規劃設計研究所何雲曉 城鄉建設與規劃學院分子診斷與葯物研究中心阮期平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光致功能材料研究中心孫玉希 化學與化學工程學院國土資源研究中心陳朝鎮 資源環境工程學院計算物理研究中心劉國躍 物理與電子工程學院龍門山地震帶生態環境研究中心董 鳴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綿陽網路安全與計算技術研究與服務中心王明生 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汽車零部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謝 剛 交通運輸與管理學院地方高校大學生職業發展研究中心王德炎 大學生就業指導中心非洲研究中心呂 京 外國語學院旅遊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廖 勝 歷史文化與旅遊管理學院民間詩學研究中心王 輝 文學與對外漢語學院四川縣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許小君 商學院應用心理學研究所陳 寒 教育科學學院中德文化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肖 萍 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唐虎兵 館藏資源
根據2014年9月學校官網顯示，該校圖書館藏書141萬余冊，各類電子資料庫99個，擁有數字資源72463GB，其中電子圖書7291GB。
學術刊物
《綿陽師范學院學報》創刊於1982年，原名《綿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2年更名為《綿陽師范學院學報》，是由四川省教育廳主管、綿陽師范學院主辦的省級綜合性學術刊物。2007年更改為月刊。是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統計刊源期刊、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網期刊、《中國科技期刊資料庫》原文收錄期刊、中國核心期刊（遴選）資料庫收錄期刊。

❸ 四川大學的學校領導

原四川大學（1896-1994.4）類別時期姓名在任時間歷
任
校
長 四川中西學堂何維棣1896－1897年王榮懋1897－1898年穀綺齡1899－1900年李尚昆1901年蔡德耀1902年袁凱1902年四川高等學堂胡峻1902－1909年周翔1909－1912年駱成驤1912－1916年國立成都高等 師范學校周翔1916－1918年楊若笠1918－1919年賀孝齊1919－1922年吳玉章1922－1924年付振烈1924－1925年蔡錫保1925－1926年國立成都大學張瀾1926－1931年國立四川大學王兆榮1932－1935年任鴻雋1935－1937年張頤1937－1938年程天放1938－1943年黃季陸1943－1949年四川大學謝文炳1950－1952年周太玄1952－1953年彭迪先1953－1958年戴伯行1958－1962年溫建平1962－1977年康乃爾1978－1981年柯召1981－1984年鄢國森1984－1989年林理彬1989－1994年歷任黨組織領導四川大學倪受禧1950－1950年謝文炳1950－1953年戴伯行1953－1956年丁耿林1956－1975年溫建平1975－1978年趙鐸1978－1984年饒用虞1984－1994年原成都科學技術大學（1954.8-1994.4）類別時期姓名在任時間歷
任
校
長 成都工學院許琦之1954－1956年袁仲凡1957－1965年鄭方1965－1978年鄭方1978－1982年曹振之1982－1983年王建華1983－1992年陳君楷1992－1994年歷任黨組織領導成都工學院許琦之1954－1955年鄭方1955－1978年鄭方1978－1983年韓邦彥1983－1985年趙靜桂1985－1994年原華西醫科大學（1910-2000.9）類別時期姓名在任時間歷任校長華西協合大學畢 啟1913－1930年張凌高（代）1930－1932年方叔軒（代）1932－1933年張凌高1933－1946年方叔軒（代）1946－1948年方叔軒1948－1951年華西大學劉承釗1951－1953年四川醫學院劉承釗1953－1968年馬俊之1978－1984年馬俊之1984－1985年華西醫科大學曹澤毅1985－1988年楊光華1988－1995年張肇達1995－2000年歷任黨組織領導華西大學孫毅華1952－1953年四川醫學院孫毅華1953－1967年李資平1959－1968年展旗1972－1978年董啟勛1978－1984年顧德誠1984－1985年華西醫科大學顧德誠1985－1988年陳鍾光1988－1995年呂重九1995－2000年四川聯合大學（1994.4-1998.12）類別時期姓名在任時間歷任校長四川聯合大學陳君楷1994－1997年盧鐵城1997－1998年歷任黨組織領導四川聯合大學饒用虞1994－1996年王禎學1996－1997年盧鐵城1997－1998年四川大學（1998.12-2000.9）類別時期姓名在任時間歷任校長四川大學盧鐵城1998.12－2000.9歷任黨組織領導四川大學盧鐵城1998.12－2000.9（以上表格內容資料來源： ）

❹ 社會調查學的發展歷史

一直以來，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科學的興起，我們一直從近代社會科學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或西方社會科學輸入影響來解讀。

近日
，來自史學界的新的聲音是，作為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清末民國時期蓬勃而興的社會調查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興起。本報及時將史學界聲音刊發出來，以饗讀者。

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社會調查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者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雖然社會調查無論是對於學術研究還是國家建設，仍是需要大力踐行的事情，畢竟已經司空見慣，基本上是一種常規化的研究手段和技術。然而當初它在中國的興起，在中國的發展，乃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種引人注目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卻是中國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時期被譽為對這一運動「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員勇將」——李景漢先生，曾經非常自信地把它稱之為一場「真正的革命」，認為社會調查，「是以有系統的方法從根本上來革命」，「是要實現以科學的程序改造未來的社會，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是為中國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鋒」。（《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動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

對於李景漢的這一判斷，我們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鴉片戰爭以來，面對由不斷的外力沖擊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向以「中庸」自許的國人，卻偏偏要在勢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之間走起鋼絲來。民國時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於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這樣說道：「從前我國的士大夫，向來抱著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態度，對於現實的社會狀況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驚醒了這迷夢，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陶序》）也就是說，不管是頑固的復古主義者，還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者，他們在討論國是之時，都把真實的國情拋到了九霄雲外。更有一班激進者，舉凡中國固有的一切，無不置於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時致力於建設工作，結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雞犬不寧。當然，李景漢並不是不主張「打倒」的復舊者，而只是認為，「打倒之主意既經拿定，不打則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後之替代物為何，否則且慢打倒」。而要做到這一點，亦即找到一條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必先從社會調查入手」，否則，要「以他國的方法解決我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是「穿洋靴於纏足」，不倫不類了。顯而易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導社會調查，正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激盪人心的轉型過程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或者說是國人的認知觀念對社會劇變的一種反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此前已然發生的種種現代化努力的一種深刻的反思，因而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理所當然是當時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推動社會科學的「中國化」

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社會調查在民國時期，也並不只是服務於社會改良、社會建設和社會革命的實用性工具，它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者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即便是當時極力反對那種「專門磨刀而不切肉」、「為調查而調查」的純學理式研究的李景漢，其調查的目標，除了隨時應付現實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懷「能在社會科學上有相當的貢獻」。（《定縣社會概括調查·序言》）這樣的貢獻大致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其一是「事實」與數據的生產與保存。這樣的「事實」，既不是那些經過時間的沖刷而無意識遺存下來的零散的記載、片段的回憶或個別的案例，亦非對現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獵奇式的報道或走馬觀花式的表象敘述，同樣，這樣的「數據」也不是對那些靠漫無邊際搜集而來的案例作極不完整的歸總，更不是憑官樣文章、敷衍塞責而產生的虛假數字，它們大都是當時的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等社會科學學者，經過周密的問卷調查或深入的田野訪談（當時叫「實地研究」或「實地調查」），並經過系統的標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綜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後才得到的結果。在不少學者的眼中，這顯然不是所謂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然而縱觀宇內，我們又何曾能夠找到沒有人工斧鑿痕跡的「原生態」資料呢？相反，這些調查者在向社會公布其發掘的事實和數據時，每每對調查的范圍、過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較清楚的交代，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藉此對調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與否和適用范圍做出自己的判斷。我們認為，這樣一種系統的資料，遠比堆積式的案例舉隅來得真實。

其二是理論上的探索和創新。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者之欲貢獻於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實」——用李景漢的話來說，就是「好像礦工把山間一塊一塊的礦石開出來送給化驗師去化煉」——之外，當然還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過理論與調查之間的反復互動，從大量的事實之中提煉出新的概念，並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聯系起來，組成一個概念體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進而達致對社會共相或社會整體的認識。這就涉及到了民國社會調查運動演進過程之中所謂「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研究」）這兩大學派之間的爭論，也體現了民國社會調查的演進方向與趨勢，即從統計型的「社會調查」到民族志式的「社會學的調查」（實即人類學調查）的轉變。

清末北京街景

1939年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20世紀初祖孫三代的合影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即景

1890年前後上海的一條商業街
19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祿村農田》的導論中回顧自己從事社會調查的經歷時，對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藍瑤社會組織》、《江村經濟》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認為那個時候「極力避免理論上的發揮」，「主張調查者不要帶任何理論下鄉，最好讓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實自動地在上射影」，結果不僅「埋沒了許多頗有意義的發現」，而且因為「在實地調查時沒有理論做導線，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沒有意義的」。經過這兩次實地研究的磨練，費孝通吸取教訓，幡然改轍，按照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布朗的指引，舍棄那種「只是某一人群社會生活的聞見的搜集」的「社會調查」，而走向「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研究」，即「依據某一部分事實的考察，來證驗一套社會學理論或『試用的假設』的」。事實上，此處既是費孝通對自身學術道路的反省，也是對當時以李景漢、陳達、卜凱等代表的注重數據統計的調查風格的批評。費的導師吳文藻也曾尖銳地指出，對社會調查與社會統計的注重，「本為科學進步極好的徵象，不幸又有人誤信『科學即測量』者，甚至亦有誤信『在實地調查以前，腦中應只有一張白紙』，即為嚴守科學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學工作的進行，事前必須懸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假設，假設與科學絕不可分；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商務印書館《社會學叢刊》總序）來自同一陣營的另一位燕大學者趙承信，則把李景漢的定縣調查不僅視為「只是一個以經濟為主的統計報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種「社會運動式的社會調查」，因此並非像調查者聲稱的那樣僅是呈現「赤裸裸的事實」，不加任何解釋，而實際上是以平教會（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認定的所謂中國鄉村「愚」、「窮」、「弱」、「私」四大病為出發點的，是「結論先於調查，改良的方案也先於調查」。隨著這樣一種社會調查運動的擴散和由此促進的社會統計行為的「機關化」（即由政府機關接收最初由學者們倡導的搜集統計資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結束；從社會科學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從對片段的社會問題的關注轉向對社會整體、社會變遷或社會過程的探討，「去發現（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參見《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社會學界》第九卷，1936年）

平心而論，社區研究派對李景漢等人的批評，雖不無道理，卻也有偏頗之處。李景漢之所以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偏重於事實的呈現，一方面是考慮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長，另一方面則是調查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希望等到各項問題有了徹底的調查以後，再加以「詳細的解釋和相當的結論」。而且就像社區研究派自視為一種客觀的「自然科學上的實驗法」一樣，李景漢亦同樣將用統計的方法、圖表的方式反映社會狀況，看做是「科學的態度，客觀的方法」，而非「主觀的描寫」。（見《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第一卷，1927年）兩者孰是孰非，大約要看具體的情況而定。即便是進行社區研究，也離不開對統計手段的運用。早期統計型調查存在的一些問題，其根源似乎不是統計方法的運用，而可能是統計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覺不自覺的理論前提有誤。這一點對於人類學調查也是同樣適用。至少在這一方面做得不僅不遜色，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國共產黨的鄉村調查，其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改造農村的道路，就與費孝通的研究結論大不相同，而後者與李景漢的看法在許多方面倒有異曲同工之處。事實上，已有學者指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區研究的燕京學派，其最初的社會調查主要就是在與李景漢持同樣主張的許仕廉的指導下進行的。因此，「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之間的爭論，與其說是社會調查的學派之爭，毋寧說是反映了民國社會調查運動內在發展的趨勢和動向。而且也正是這樣的「學派之爭」而非「門戶之見」，才是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內在動力之一。

與此相關的，便是第三個方面，即調查經驗的積累和調查方法的改進與完善，或者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調查學的建立與發展。當時從事社會調查的學者無不深知，對社會進行調查要取得圓滿的結果，是與被調查的社會本身有一個圓滿的良性運行狀態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舉辦全國性的國情調查或人口普查——這也正是當時學者的最高目標，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雜稅之免除，土匪之肅清，不良軍隊之裁汰」，即令勉強實施，也是徒勞無益。但他們也同樣明白，要建成這樣的社會，又絕非一點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於是，他們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選擇某一村落或縣份從事小范圍的地區調查，是為「實驗調查」。其目的，一則為正在興起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為局部地區的社會建設提供政策建議，更重要的則是在調查的組織實施、調查的設計與規劃、調查的方式與方法、調查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個方面，發現問題，積累經驗，從而使源自西方的現代社會調查更加適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社會調查體系，也為更大范圍的國情普查或人口調查奠定方法論的基礎。所以，翻閱當時的調查報告，我們往往會發現作者一般都在其開篇或結論處對整個調查過程作一番細致的交代，有時甚至到了不厭其煩的程度，更無論那些專門用來探討調查理論、介紹實地調查經驗的專著了。於是，我們發現，這些往往出於反對革命或對革命持保留態度的社會調查，最終並沒有通過其所服務的社會改良活動，營造出一個適合社會調查的社會，但是在其所反對或質疑的革命終於打倒了一個舊社會之後，它們的成果又成為新中國社會建設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資源。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費孝通先生在質疑土地革命的理論時運用社會調查提出的「鄉村工業化」主張，不也一度成為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最佳之路嗎？或許，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吧！

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把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稱之為近代中國的一場學術革命，或許並不過分，至少它也是這場學術革命的一部分。

現代社會調查的興起與統計學在中國的發生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統計學的傳入、興起與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發生、發展的關系太密切了。庚子事變以後，大批中國人到日本留學，通過他們，統計學知識大量輸入到中國來，同時與新政改革相聯系、相一致，在中國也逐步掀起了一股調查、統計的潮流。民國以後，西方的數理統計學派的著作、學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影響加大，對於30年代中國社會調查的高漲，影響非常直接。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興起以後反過來對現代統計學在中國的成長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我們看到統計學這樣一個現代興起的學問很多是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成果，與社會學的本土化自覺相比確實是做得很不夠的。當時也有很多的中國人對統計學做出了貢獻，但更多的是從數理統計、從數理方法上做的。從中國的社會調查出發得出一些結論的，我們目前掌握的還是很少。

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的興起

呂文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社會調查與很多的社會科學門類都有關系，而與社會學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里不能迴避的就是前人的一些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一是1948年孫本文寫的《當代中國社會學》，內有他對實地社會調查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還有一個就是1936年燕京大學劉育仁寫的一篇學位論文，叫《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對當時中國社會調查與社會學關系做了一些基本分析。

李章鵬（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在社會學中國化的過程中，社會調查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學界逐漸把社會調查作為研究社會的一個基本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喜，其中一些成果的水平更是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遺憾的是，對社會調查與社會學中國化關系的問題，學術界作專門研究的很少。

教育調查的興起與近代教育變革

畢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教育科學化是近代新教育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特點，其主要觀點是認為教育是一門科學，應該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以求得精確的結果。這極大地觸發了中國教育界人士從事教育測量和調查的熱情，導致清末民國教育調查的興起，調查結果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近代教育學科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教育告別傳統「教化」，走向社會教育的歷程。

農村經濟調查熱潮與農業經濟學

鄭清坡（河北大學人文學院）：從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學的特徵及其興起發展的歷程來看，因農村經濟學應用的性質，必然要對農村進行調查以求得數據，並反施於農村改進。因此，農村經濟調查的興起發展實為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學發展的基礎。

社會調查影響民國時期經濟學

梁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社會調查與近代社會科學興起」兩者之間到底是什麼關系？表面上看起來，兩者的發展在時間上具有同步性，也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後，或者說在100年前左右中國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社會科學範式，包括社會學、經濟學以及教育學等等。同時，也就是在100年前左右，中國才真正開始有自己數量上的統計和關於社會的調查。表面上看起來，兩者確實有一個時間上的同步，但背後實際上有很微妙的關系。就是社會調查已經從方法上影響了我們對社會的經濟知識、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統計調查方法對民國時期經濟學的意義。

我們知道中國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經濟學和經濟思想，但真正被大家認識到有經濟學這樣一個東西，也就是100年前左右的事情。我們明朝以後就有所謂的經世傳統，整個有清一代也有一種很強有力的思想，也就是經世思想，最後被匯編成十幾種《皇清經世文編》，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之後經過傳教士的譯介，一直到嚴復翻譯《原富》這本書並於1901年出版，中國人才開始認識經濟學，這個社會科學的範式才逐漸形成，從傳統的什麼詞章之學、考據之學慢慢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東西。但是剛剛開始認識經濟學的時候，我們並沒有相應的統計、調查資料，比如我們缺乏相應的人口調查資料，缺乏貨幣資料，缺乏當時剛剛興起的當時中國工業情況的調查，也沒有中國農業的調查。在缺乏這些具體數字、數據的情況下，經濟思想要來指導這些具體的經濟，那距離就會相差很遠。

商事習慣調查運動與中國商法學的產生

王雪梅（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清末民初中國曾自上而下地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規模巨大的民事和商事習慣調查運動，研究成果很豐富，其中比較典型的是胡旭晟《20世紀前期中國之民商事習慣調查及其意義》，還有張勤、毛蕾《清末各省調查局和修訂法律館的習慣調查》等等。另外還有商人自己組織的社會調查活動，由上海商務總會等發起，各埠商會也展開了商事習慣調查活動，並以此為基礎，編成《商法調查案理由書》。此書的主要內容，以及其商事立法注重調查習慣的立法理念及立法方法等，對近代中國立法史、社會史等有著深遠的影響。

《商法調查案理由書》內容包括各地商人對各地商事習慣的調查，再綜合各個國家的一些習慣。此書的基本原則和理念是「比較各國」和「參酌習慣」，它的制定是中國商法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中國商法學的正式產生。1914年北京政府頒布的《公司條例》和《商人通例》均是由《商法調查案理由書》發展而來。

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法學

邱志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從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的角度，來考慮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法學之間的關系，是我一直考慮的問題。習慣調查對於司法的、立法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據我所知，最早對習慣調查與現代法學關系進行論述的，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學家吳經熊在給前述嚴諤聲之《上海商事慣例》的序文，文中曾詳細論述了習慣調查與法學研究關系。

近代中國人口調查與人口學的建立

王大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辛丑條約》簽訂以後，為了適應變化的形勢，清朝政府加快了舉辦「新政」的速度，籌備立憲即為其中一項重要工作。而准確地了解國內的人口情況和實行完善的人口統計登記制度則是實行憲制選舉的前提。清政府藉助一些西方的人口統計理念和技術，由民政部擬定《調查戶口章程》，這個章程就成為整體人口統計的政策上的基礎。1912年民國剛成立時，國民政府似乎也進行過一次全國性的人口調查，俗稱「民元人口調查」。經過長期不懈的探索和實踐，近代中國的人口調查已經形成了比較先進的人口統計學理念和技術。

❺ 雙流名人

秦載賡

秦載賡名明良，華陽縣興隆鄉人。同盟會員，辛亥四川保路運動東路同志軍統領。6歲時與胞弟省三習武於祖父武棚，聞雞起舞，常練不輟。18歲時已膂力過人，應縣童子試，因考官不公，秦將其從轎中拽出痛毆，聞者咋舌，稱為"天然革命家"。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曾多次在四川各地策劃起義，均遭失敗。當時秦任華陽縣中興場民團"安吉團"團總，同情革命，常與革命黨人密有聯系，其間與同盟會員龍鳴劍甚為相得，並在其影響下加入同盟會。

為推翻清政府的統治，按照同盟會部署，必須擁有武裝。秦以"安吉團"為基本隊伍，以袍哥組織名義，兼並仁壽煎茶溪"仁"字袍哥"文明公"，取得舵把子地位。後聯絡各地袍哥，伺機舉事。

宣統三年（1911年）6月，清政府決定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借款，將全川人民用租股集資修建川漢鐵路的權利出賣，激起強烈反對，掀起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鐵路股東代表會決定"破約保路"，成立保路同志會，各州縣紛紛響應，相繼成立分會或協會。7月中旬，秦被選為華陽同志協會會長。旋即赴新津參加九成團體會，要求各回本籍，召集人槍，相機起事。會上秦發言激烈，被推選為東路同志軍首領。

按照九成團體會部署，秦將"安吉團"擴編為同志軍，揀選精壯，編伍訓練；又調集鐵匠30餘人，在蘇碼頭開爐設廠，修造槍械。龍鳴劍等同盟會員認為武裝起義的時機已近成熟，商定秦載賡以袍哥名義，邀集川西南各州縣袍哥首領，於8月4日趕赴資州羅泉井開"攢堂大會"，確定起義方略。要點有：偵明敵情，交換情報，向所在州縣團練局或紳商借槍借款，動用積谷及未解租股，由各地同志會直接領導建立同志軍等。會後，秦決心毀家紓難。回縣將祖遺田產30多畝變賣，全部用來購槍造彈，裝備同志軍。

9月7日（農歷七月十五），川督趙爾豐在成都逮捕立憲派人物蒲殿俊、羅綸等人，又開槍鎮壓去督署請願群眾，製造震驚全國的"成都血案"。血案發生後，秦在蘇碼頭於午夜得到消息，義憤填膺，鳴鑼齊團，率千餘人打著"東路同志軍秦"大旗，一路高呼"打倒滿清，打倒趙爾豐"口號，浩浩盪盪冒著滂沱大雨向成都進發。拂曉，在東門牛市口、大面鋪一線與清軍激戰，最先打響保路運動武裝革命第一槍。終因秦軍裝備簡陋，又素缺訓練而敗退下來。在二三日內，"四方應召至者萬餘人"，環成都周圍，形成重重包圍，然後轉戰龍泉山一帶。

9月中旬，秦率同志軍開拔至仁壽籍田鋪休整。時榮縣王天傑與龍鳴劍所率同志軍2萬人，也因攻打成都不克退下，與秦軍會師後組成聯軍，成立東路同志軍總部於籍田，秦被公推為全軍統領，王天傑為副統領。通過整頓擴充，軍威大振，復又向成都進攻。在琉璃廠、包江橋、中和場、中興場、二江寺、蘇碼頭、秦皇寺等處，與清軍展開大小戰斗20餘次。二江寺一役，清軍傷亡慘重，橫屍遍野，使"趙賊奪魄"。堅持半月之久，遂放棄再攻成都計劃，分兵往下川南，收復州縣。

從籍田鋪出發，兵分三路，秦載賡、王天傑、龍鳴劍各率一路。秦軍由同盟會員陳寬草檄文，李難草約法，明確提出同盟會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所到之處，連下仁壽、井研、犍為、威遠、自貢等十餘州縣。這時榮縣在同盟會員吳玉章精心策劃下，於9月28日首先獨立，秦很受鼓舞，協助鞏固革命後方政權，出力頗大。10月底，有消息傳來榮縣，稱駐井研的同志軍負責人鄧大興變節，與趕下台的地方官沆瀣一氣，大搞復辟。秦聞訊勃然大怒，躍馬直奔井研，歷數鄧的罪狀，並收繳印信，張貼布告，重申新政。惱羞成怒的鄧大興唆使爪牙，在11月1日設伏於秦登程去犍為必經之城南三官樓，從背後連發數槍，秦墜馬殞命。消息傳出，川南州縣，無不悼惜。

蔣 琬

字公琰、零陵湘鄉（今湖南省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舍德，以殄百姓，眾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蔣琬銅像
地點：棠湖公園·東升鎮·雙流縣

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睿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睿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系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暗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並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

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原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雲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嘆意義，及至涪，如其書雲。

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仆，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

田家英

原名曾正昌，屬雞，四川省成都市人（祖藉雙流縣的永福鄉）。1930年進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學就讀。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學就讀。

1934年母親去世，輟學在家中葯鋪里當學徒，開始嘗試以「田家英」的筆名給《華西日報》等報紙寫稿。

1935年在報刊副刊上發表小說、散文、書評、雜文和詩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績考進成都縣立中學，1936年冬，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

1937年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被學校開除，在地下黨幫助下奔赴延安，進延安「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擔任學校總支秘書、中國近代史教員、宣傳科教育幹事等。

1939年進馬列學院繼續學習。畢業留校，任中國問題研究室研究員、學院教育處幹事和中國現代史教員。

1941年進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調中宣部歷史組工作。

1946年被毛澤東選為毛岸英的老師。

1947年晉西北的土改運動。

1948年8月起任毛澤東秘書。1949年後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多年以全部精力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及毛澤東其他著作的編輯、注釋和出版工作，還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會開幕詞受到毛澤東和與會代表的稱贊。毛澤東經常派他到各地農村調查研究。在調查中，他堅持實事求是向黨中央、毛澤東反映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提出改進建議。他堅持真理，在整理毛澤東的一次講話時，刪去涉及彭德懷的不實之詞及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話。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沖擊。1966-5-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縊而死。

顏 楷

顏楷（1877～1927）字雍耆，又號拔室子，華陽縣人。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書法家。出生世宦人家，先輩皆登顯位。幼年從父讀書，16歲考中南學（京城貴族子弟學校）第二名，頗受翁同龢器重。後又從名學者王闓運學，入湖南衡州東州書院。甲午（1894年）戰敗後，維新思想大興，受其熏陶，常與川籍維新人物劉光第交往。戊戌（1898年）政變，六君子就義，顏氣憤不已，精神有些失常，其父深恐罹禍，遣至甘肅舅家療養。後回四川，入華陽縣學。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鄉中舉人。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參加在河南開封所舉行的中國最末一科科舉考試，中第六名進士。翌年赴日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習法政。回國供職翰林院，授編修加侍講。宣統元年（1909年），由南學故人廣西巡撫張鳴岐奏調去廣西協辦新政，任巡撫衙門總文案。在廣西創辦法政學堂，監獄學堂，並親任監督。

辛亥（1911年）4月，告假回成都。6月，川漢鐵路公司股東代表千餘人在成都召開大會，反對清政府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簽訂修路借款合同，顏被選為特別股東會會長。大會決議成立保路同志會，又被選為幹事長。

8月24日，"破約保路"發展至成都全城罷市、罷課，附近州縣紛紛響應，情況日趨嚴重。川督趙爾豐約見顏楷，要求開市，顏與之面爭，闡述"文明爭路"道理；趙則責以"少年喜事"，並以"亂黨"相威脅。9月7日上午9時，督署通知股東會，聲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磋商，將蒲殿俊、羅綸、張瀾、顏楷等人誘捕。群眾聞訊，趕來督院請願，遭到趙爾豐的屠殺，釀成震驚全國的"成都血案"。

與此同時，在革命黨人的推動和保路同志會的組織下，各縣紛紛成立保路同志軍，武裝進攻成都。10月6日，趙爾豐迫於形勢，釋放張瀾等人，但仍羈押顏楷等四人。直至武昌起義爆發以後，清政府頒布"上諭"，將趙爾豐革職論處，顏等才全部獲釋。被羈押時間共2月零9天。

民國後，曾任四川法政學堂校長，民國7年（1918）辭歸。從此以賣字維生，講求清心寡慾。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的南面題字就出自顏的手筆。顏的一生，青年時代受到變法維新思想影響，追求進步；中年時思想消極，與世無爭；晚年崇尚佛、老，慎獨靜思。常言他一生最推崇四人，"德行槐軒（劉沅），名儒曲園（俞樾），文學湘綺（王闓運），師相瓶生（翁同龢）"，因此他把書齋取名為"四師精舍"。

顏楷德行高潔，辛亥革命後，其妹夫尹昌衡出任四川都督，數度敦請他任宣慰使，他力辭不就。處決趙爾豐，是民怨攸歸，但他堅決反對株連家屬，並將趙的孫兒收養在家，後送回北京交趙爾巽撫育。
民國16年（1927）3月7日，顏楷在成都病逝，終年50歲。

張萬選

張萬選（1904～1927）字文儒，號學齋，雙流金花鄉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廣州起義犧牲的革命烈士。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父親是前清秀才，一生以教書為業。弟兄五人，萬選行二。少年時代，在縣城東站外廣東會館求學，就讀於縣立第一模範小學。生性渾厚，沉靜寡言，對師長、同學和藹可親，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

"五四運動"後，張萬選於民國9年（1920）考入省立成都第一師范。學校革命空氣濃厚，同學爭讀進步書籍，學生運動活躍。民國11年（1922），成都成立學生聯合會，第一師范在學校社會主義青年團領導下，為爭取教育經費獨立，同全市學生一道，舉行罷課，列隊遊行。張萬選積極投入這次運動。民國13年（1924），成都各校學生為聲援重慶"德陽丸"輪慘案，以及民國14年（1925）聲援上海"五卅慘案"，學生革命熱情更加高漲，每次學運張萬選都不遺餘力積極參加，成為其中很活躍的人物。

民國14年（1925）夏，張從省師畢業回縣，任縣立第二模範小學教員。民國15年（1926），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舉行北伐。北伐軍意氣風發，浩浩盪盪從廣東出發的消息傳到雙流，張萬選深受鼓舞，歡喜若狂。是年暑假，他便與志向相投的同學相約，結伴離家，長途跋涉去廣州參加革命軍。殊不知行至途中，形勢發生變化，張等未能到達廣州，只得暫在南京住下。秋天，適逢南京大學招考新生，張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於是入學就讀。然而他的革命意志並未因入大學而稍減。不久，北伐軍攻佔華中重鎮武漢的消息傳來南京，他興奮不已，徹夜難眠。告別師長，告別同學，乘船趕至武漢，終於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6期，實現投筆從戎的宿願。

民國16年（1927）4月，北伐軍舉行第二次北伐。武漢分校學生隨營開赴河南，迎擊奉軍張作霖部南竄之敵。二次北伐結束，張萬選所在的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改為第四軍軍官教導團，直接由葉劍英領導。張萬選被編在該團的3營9連。10月，教導團南下廣州，駐"四標營兵房"。12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指揮下，以教導團為主力軍，發動了"廣州起義"。教導團中的共產黨員，臨時組成行動小組，張是共產黨員，也在這個行動小組之中。14日上午，張萬選所在的第三營，發動進攻盤跨在沙面、下角、白鵝潭以及"寶璧"艦上的國民黨叛軍。在殊死決戰中，行動小組表現尤為壯烈，張萬選不幸中彈犧牲，年僅23歲。

張萬選是為反對國民黨破壞合作、背叛革命而英勇犧牲，然而他的事跡數十年來一直為世間所不知，包括遺屬在內。1985年由廣州革命歷史博物館提供線索，當年黃埔軍校武漢分校6期張的同班同學、以後又一同參加廣州起義、今猶健在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朱冕群老人回憶證實，張萬選的革命事跡才為人知曉。成都市東城區人民政府報經上級批准，追認他為廣州起義的革命烈士。

劉咸炘

劉咸炘（1896～1932）字鑒泉，別號宥齋，雙流柑梓鄉人，史學家，目錄學家，校讎學家，教授。祖劉沅（止唐）是清代有名學者，父劉梖文（子維）曾任清中書科中書。咸炘自幼受家學熏陶，聰慧好學，初受從兄劉咸滎（豫波）學，提問深奧，豫波自認"難以為師"，遂改由其父教讀。求學如飢似渴，每日往返數次，從書齋取書數十冊，讀畢歸還原處，從無倦色，家人嗤笑他是陶侃運磚，戲呼之為"老秀才"。

民國3年（1914）劉子維死，又改由其從兄劉咸炘（字仲韜，清光緒癸卯舉人，成都尚友書塾創辦人）授業。民國5年（1916），學成，為尚友塾師。民國15年（1926）至逝世前，除主講尚友外，又先後兼任成都敬業學院哲學系主任及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教授。民國21年（1932）8月9日在成都病逝，年僅36歲。

劉咸炘治學謹嚴，著述豐富，短短一生在史學、目錄學、校讎學、方誌學諸領域都有較高成就。史學方面，學習章學誠"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抨擊前代史家"重朝政而輕民風，詳實事而略大勢"。本此見解，撰寫出《呂氏春秋發微》《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史學散篇》《翻史記》等。對校讎、目錄之學，劉咸炘認為這兩種學科是求得"讀書、辨體、知類"的方法，撰有《校讎述林》《續校讎通義》《內樓檢書記》《舊書錄》《舊書別錄》及《目錄學》等著作。在方誌學方面亦有獨創見解，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時風，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還認為"國史記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貫通之識，為文之主而存於文外"。雖推崇章學誠在方誌學上的成就，也指出其著作中仍缺"貫通之識"。這些研究心得，運用於實踐，結合本地政事、民俗，撰《蜀誦》及《雙流足征錄》二書。文學方面，認為應分人道、群理兩大類，抨擊時人"高談八代"之弊，提倡寫白話文，著有《辭派圖說》《白話文評議》等。其著述已刊行的就達235部，475卷，總名《推十書》（"推十"系其書齋名）。

劉咸炘讀書必作札記，20歲前手寫札記累達幾大箱，執教尚友，每讀一書，必在書上眉批，進行點、校、評、識。藏書23000餘冊，幾乎本本有眉批。用功之深，於此可見。他在學術上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受到中外學者的推崇，哲學家梁漱溟對人說："余至成都，唯欲至諸葛武侯祠堂及鑒泉先生之讀書處。"史學家陳寅恪抗戰期間講學成都，專事搜訪劉咸炘著作，遍及成都書肆，贊揚其"見識高"。浙江學者張孟劬訪尋劉的方誌論述，讀後評論說："目光四射，如珠走盤，自成一家。"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與劉交誼篤厚，在《四川方誌序》中稱贊他"其識已駸駸度驊騮前，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1982年有日本學者來四川省圖書館，專事查閱《推十書》；繼而又有西德學者寫信四川省圖書館，咨訪他的著作。

張群

張群字岳軍，屬牛，出生於四川省華陽縣（今屬雙流縣管轄），1908年春考取官費留學日本，與蔣介石同入振武學堂，入同盟會。辛亥武昌起義後回上海，參加陳其美領導的起義。上海光復後，滬軍都督府成立，任軍械處長，繼任二十三師參謀。1913年任討袁軍副官長，討袁失敗逃亡日本入士官學校。1915年畢業回國任浙江督軍署參謀，1917年起先後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軍、軍政府副官長和四川省、河南省警務處長。北伐時，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總參議。1927年9月跟隨「下野」的蔣介石到日本。1928年復任總參議並任上海兵工廠廠長，1929-3月～1929-6月任同濟大學校長。1929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歷任上海市長、湖北省主席、外交部長。

1937年2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次年任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行政院副院長。1940年被任命為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主席，成為蔣介石控制大後方的大員。1947年任行政院長。1948年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改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1949-12-9日盧漢起義時被扣昆明，11日獲釋出境，經香港至台灣，歷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資政等職，著有《談修養》等書。

1949年去台灣後，任「總統府」資政、「總統府」秘書長等職。因他與日本關系密切，奉蔣之命，頻繁往來台北、東京之間，廣泛結交日本朝野上層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積極反共」。但歷史潮流不可阻擋，1971年7月，張群最後一次訪日，試圖阻止中日建交，以失敗告終。

晚年的張群閑來無事，便著書立說，談修養，說喝酒，論愛情，並宣稱：「人生七十才開始，六十幾歲還在搖籃中。」還與張學良、張大千、王新衡一起輪流做東，參加「三張一王轉轉會」。1991-12-14日，張群在台北病逝，終年102歲。

徐 炯

徐炯（1862～1936）字子休，華陽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光緒十九年（1893年）舉人。自京回籍後，一生致力於教育。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在成都江南會館創澤木精舍，以經史及自然科學教授學生。每逢學官考試，江南會館照壁上，紅報滿牆，學門之旺，為省城第一。學生成名者不可勝數，民國以來如熊克武、吳玉章、戴傳賢、魏時珍、張群、文藻青等皆出其門下。執教四川高等學堂、開辦通省師范學堂，得人材更多。

擔任通省師范監督時，還兼師范附小校長。常言百年樹人應從基礎教育做起，更提倡學生要參加勞動。一日正帶領學生校園植樹，忽傳事房來說，總督趙爾巽要會見校長，徐炯拒絕說："率學生勞動事大，見達官貴人事小。去回總督說我外出。""戊戌政變"，劉光第等六君子被殺，消息傳來成都，徐炯憤極，一日上課，課文中有句涉及"決囚"事，忿然對學生講："殺六君子的這一刀，把大清朝三百年的國脈砍斷了!"言被四川按察使沈秉堃偵悉，說他"誣詆朝政"，必須懲治。

為避禍，徐炯去陝西，被陝西布政使樊增祥所器重，聘為留日學生監督，去日本。他深恐學生只重知識，忽略道德品質修養，手輯《韋弦錄》，學者人手一冊，勵其自我教育。一年後回國，旋即擔任四川省教育會會長。

辛亥革命後，全國有城市發生屠戮旗兵旗人事，成都和平解決，維護了民族團結；辦少城學校，辦同仁工廠，辟少城公園，拓東城根街，安置旗人就業，徐氏做了大量工作。民初去北京，受聘為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教授。不久回川，在省立一中教課。袁世凱當國，陳宦任四川巡按使，數召徐炯不見。蔡鍔在雲南發起討袁之役，徐竟冒死直函陳宦，勸其倒袁，宣布獨立。民國5年（1916）川督蔡鍔以病去日本就醫，軍政由羅佩金（滇軍）、戴戡（黔軍）分掌，客軍與川軍不協，致成都發生巷戰，全城罹難。徐乃命其門人徐孝剛用大炮轟焚皇城武器庫，戴戡敗走，戰禍始息。

民國14年（1925）7月，四川所謂"統一之戰"暫告結束，劉湘任善後督辦。為了分贓，召開善後會議。徐炯作為特邀代表，發言譴責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劉督辦的諾言，踐十分之一，川民幸甚!川局幸甚!"

徐炯一生治學，尊崇孔孟，致力於經史。民國以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下主張復古。曾創立國學會、大成會，開辦大成學校，修禮殿，以孟軻、朱熹配享孔子，要求學生多讀書，"寧可讀書未用，不可用時無書"。民國25年（1936）在成都病逝。

向迪璋

向迪璋字禮南，雙流縣城關鎮人，同盟會員，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任雙流同志協會會長。清末向在成都求學，初入通省師范學堂，後就讀於省立商業學堂，不久又轉讀法政班。在求學期間，與在成都的革命黨人多有接觸，交往頻繁，在其影響下，遂加入同盟會。

清宣統三年（1911年），四川人民反對清政府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的賣國政策，掀起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7月，按照運動領導人張瀾、彭芬指示，向回縣聯絡鄉紳，發動袍哥，成立雙流縣保路同志協會，向被推選為會長，在縣城北街考棚演武廳設署辦公，並派出代表，隨時與省城相呼應。然後又奔走川西、川南間，聯絡各地袍哥，組織同志軍武裝，為起義做積極准備。

9月7日，川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及立憲派人物，並在督署前開槍鎮壓請願群眾，製造震驚全國的成都血案。成都全城一片恐怖。向迪璋時在成都，下午趁城門未關，潛出東門，乘小舟趕到中興場，把成都發生的事件告訴華陽同志協會，使華陽會長秦載賡很快得到情報，於當晚在蘇碼頭鳴鑼齊團，集同志軍千餘人，向成都開拔，首先發難，凌晨打響保路運動第一槍。

第二天向趕回雙流，親率雙流同志軍，聯合新津侯寶齋的同志軍數千人冒著大雨，直向成都進攻，在紅牌樓與清軍接仗，相持數日後敗退下來。以後在鄒家場、彭家場、牧馬山與清軍迂迴作戰。在牧馬山相持時間最久。

11月，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向主持成都安撫和勸業工作，收容流亡，恤孤濟貧，做了一定工作。以後離開成都。民國10年（1921）前，歷任北川縣知事，大足、璧山、仁壽等縣徵收局長等職。民國21年（1932），向傳義出長四川建設廳，向迪璋出任該廳的主任秘書。這期間，多以"落伍者"為筆名，在成都各報發表政論性時評，雖贏得眾多讀者稱贊，也得罪不少大小軍閥，只得告退回雙流。

民國22年（1933），主持國民黨雙流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工作，後因受地方新派勢力的排擠而趨消沉，日以吸食鴉片自遣。民國29年（1940）在雙流病死。

❻ 高手來！

肖復興，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畢業於北京匯文中學；1968年到北大荒插隊；1982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當過大中小學教師，曾任《小說選刊》副主編。現任《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已出版50餘種書，曾多次獲全國及北京、上海地區優秀文學獎。近著有《肖復興自選集》3卷，《肖復興散文》藝術卷、情感卷等。

肖復興是中國八十年代以來創作較為活躍，收獲頗為豐厚的作家之一。作者的作品朴實無華，向人們講述著一個個看上去頗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這一系列似乎誰都可能經歷的故事中，作者寫出了他對生活的獨到觀感，寫出了人的處境，人的精神渴求，寫出了社會在其演進發展過程中的細微變化。
肖復興的散文創作涉獵范圍很廣，有有關風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樂藝術的記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筆細膩，意味雋永，寫出了水之經典、山之精魂、音樂之永恆，引導讀者漫遊於自由廣闊的藝術天地。
肖復興，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畢業於北京匯文中學；1968年到北大荒插隊；1982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當過大中小學教師，曾任《小說選刊》副主編。現任《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已出版50餘種書，曾多次獲全國及北京、上海地區優秀文學獎。近著有《肖復興自選集》3卷，《肖復興散文》藝術卷、情感卷等。

鐵凝祖籍河北趙縣，1957年9月生於北京，1975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自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約150餘萬字。1982年發表短篇小說《哦，香雪》描寫一個農村少女香雪在火車站用一籃雞蛋向一個女大學生換來一隻渴望已久的鉛筆
盒，表現了農村少女的純朴可親和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作品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它真實描寫一個少女復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和純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話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麥秸垛》獲1986～1987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1984年
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現為河北省文聯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寫生活中普通的人與事，特別是細膩地描寫人物的內心，從中反映人們的理想與追求，矛盾與痛苦，語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後發表反省古老歷史文化、關注女性生存的兩部中篇小說《麥秸垛》和《棉花垛》，標志著鐵凝步入一個新的文學創作時
期。1988年還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它一改鐵凝以往那和諧理想的詩意境界，透過幾代女人生存競爭間的較量廝殺，徹底撕開了生活中醜陋和血污的一面。
祖籍河北趙縣，1957年9月生於北京，1975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自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約150餘萬字。1982年發表短篇小說《哦，香雪》描寫一個農村少女香雪在火車站用一籃雞蛋向一個女大學生換來一隻渴望已久的鉛筆
盒，表現了農村少女的純朴可親和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作品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它真實描寫一個少女復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和純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話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麥秸垛》獲1986～1987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1984年
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現為河北省文聯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寫生活中普通的人與事，特別是細膩地描寫人物的內心，從中反映人們的理想與追求，矛盾與痛苦，語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後發表反省古老歷史文化、關注女性生存的兩部中篇小說《麥秸垛》和《棉花垛》，標志著鐵凝步入一個新的文學創作時
期。1988年還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它一改鐵凝以往那和諧理想的詩意境界，透過幾代女人生存競爭間的較量廝殺，徹底撕開了生活中醜陋和血污的一面。

祖籍河北趙縣，1957年9月生於北京，1975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自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約150餘萬字。1982年發表短篇小說《哦，香雪》描寫一個農村少女香雪在火車站用一籃雞蛋向一個女大學生換來一隻渴望已久的鉛筆
盒，表現了農村少女的純朴可親和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作品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它真實描寫一個少女復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和純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話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麥秸垛》獲1986～1987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1984年
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現為河北省文聯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寫生活中普通的人與事，特別是細膩地描寫人物的內心，從中反映人們的理想與追求，矛盾與痛苦，語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後發表反省古老歷史文化、關注女性生存的兩部中篇小說《麥秸垛》和《棉花垛》，標志著鐵凝步入一個新的文學創作時
期。1988年還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它一改鐵凝以往那和諧理想的詩意境界，透過幾代女人生存競爭間的較量廝殺，徹底撕開了生活中醜陋和血污的一面。

舒婷

舒婷，原名龔佩瑜。
1952年出生於福建石碼鎮；
1969年下鄉插隊；
1972年返城當工人；
1979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
1980年至福 建省文聯工作，從事專業寫作。

主要著作有詩集《雙桅船》、《會唱歌的鳶尾花》、《始祖鳥》，散文集《心煙》等。

舒婷崛起於70年代末中國的詩壇，她和同代人北島、顧城、梁小斌等以迥異於前輩的詩風，在中國詩壇上掀起了一股「朦朧詩」大潮。她們的詩一改新詩明白如話、幾近分行散文式的傳統特點，意蘊深厚而不顯露，變詩的單一形象為多層次的意象迭加，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像、闡述的餘地，使許多詩失卻傳統的明朗色彩，蒙上了一層朦朦朧朧的氛圍。他們用朦朧詩表達了一代人對國家命運的反思，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審慎思索和批判。
舒婷是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致橡樹>>是朦朧詩潮的代表作之一.

劉墉，1949年生，號夢然，祖籍北京，現任紐約聖若望大學專任駐校藝術家及副教授，著名的散文家及畫家。其作品以教導讀者如何面對人生為己任，行文穿插各種小故事及自己的人生體會，雖無特別的哲理智慧但卻頗有寓教於樂的功效，是較高雅的都市文化快餐。（宇慧撰寫）

作品年表：

文藝理論：

《中國繪畫的符號》（《幼獅文藝》·1972）

《詩朗誦團體的建立與演出》（聯合報1981）

《花卉寫生法The Manner of Chinese Flower Painting（中英文版）》（紐約水雲
齋·1983）

《山水寫生法The Thousand Mountains（中英文版）》（紐約水雲齋·1984）

《翎毛花卉寫生書The Manner of Chinese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中英文
版）》（紐約水雲齋·1985）

《唐詩句典（暨分析）》（紐約水雲齋·1986）

《白雲堂畫論書法Inside The White Cloud studio（中英文版）》（紐約水雲
齋·1987）（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獎助）

《林玉山畫論書法The Real Spirit of Nature（中英文版）（紐約水雲齋·1988）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獎助）

《中國繪畫的省思》（專欄系列）（中國時報·1990）

《藝林瑰寶（專欄系列）》（《財富人生雜志》·1990）

《內在的真實與感動》（聯合報·1991）

《中國文明的精神（三十集二十七萬字）》（廣電基金·1992）

《屬於這個大時代的麗水精舍》（太平洋文化基金專刊（1995）

畫冊及錄影：

《歐洲藝術巡禮》（中國電視公司播出·1977）

《芍葯畫譜》（水雲齋·1980）

《Th ReaI Tranquility（英文版錄影帶）》（紐約聖若望大學·1981）

《春之頒（印刷冊頁）》（紐約水雲齋·1982）

《真正的寧靜（印刷冊頁）》（紐約水雲齋·1982）

《The Manner of Chinese Flower Painting（英文版錄影帶）》（紐約海外電視25台
播出·1987）

《劉墉畫集（中英文版）》（紐約台北水雲齋·1989）

《劉墉畫卡（全套三十四張））（水雲齋·1993·1994·1995·1996·1997）

有聲書：

《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飛揚（劉墉·劉軒演講專輯）》（台甫德蘭啟智中心·只供義
賣·1994）

《這個叛逆的年代（劉墉演講專輯）》（馬來西亞華僑董事會聯合總會·只供義
賣·1995）

《在生命中追尋的愛（劉墉演講專輯）》伊甸社會福利基金·只供義賣·1996）

譯作：

《死後的世界（瑞蒙模第原著）》（水雲齋·1979）

《顫抖的大地（劉軒原著）》（水雲齋·1992）

詩、散文、小說：

《螢窗小語（第一集）》（水雲齋·1973）

《螢窗小語（第二集）》（水雲齋·1974）

《螢窗小語（第三集）》（水雲齋·1975）

《螢窗小語（第四集）》（水雲齋·1976）

《螢窗隨筆（詩畫散文集）》（水雲齋·1977）

《螢窗小語（第五集）》（水雲齋·1978）

《螢窗小語（第六集）》（水雲齋·1979）

《螢窗小語（第七集）》《真正的寧靜（詩畫散文小說集）》（水雲齋·1982）

《小生大蓋（幽默文集）》（皇冠·1984）

《點一盞心燈》《姜花》（水雲齋·1986）

《超越自己》《四情》（水雲齋·1989）

《創造自已》《紐約客談》（水雲齋·1990）

《肯定自己》〈愛就註定了一生的漂泊》（水雲齋·1991）

《人生的真相》《生死愛恨一念間》（水雲齋·1992）

《冷眼看人生》《屬於那個叛逆的年代（改寫·改寫·劉軒原著）》《離合悲歡總是
緣》（水雲齋·1993）

《沖破人生的冰河》《作個飛翔的美夢》《把握我們有限的今生》（水雲齋·1994）

《我不是教你詐》《迎向開闊的人生》《在生命中追尋的愛》（水雲齋·1995）

《生生世世未了緣》《抓住心靈的震顫》《我不是教你詐②》（水雲齋·1996）

《尋找一個有苦難的天堂》《殺手正傳》《在靈魂居住的地方》（水雲齋·

❼ 中國當代十大歷史學家

呂思勉（.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呂思勉史學代表作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翦伯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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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縣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傑出的教育家。翦伯贊先生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翦伯贊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長，以及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翦伯贊是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之一。他治學嚴謹，著作宏富，為史學界所推崇和頌揚，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歷史問題論叢》等，並主編了《中國史綱要》。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專案組以交代「有關劉少奇的問題」為名對翦伯贊進行逼供，時年70歲的翦伯贊與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葯自殺，以死抗爭。

❽ 川大碎屍案：因為唱歌男子將室友連砍50多刀，自稱有抑鬱症，後來怎樣

2016年3月27日，四川師范大學發生惡性殺人案。音樂演奏系大二學生滕飛在我的宿舍給專業學生盧克絲蒂娜砍了50多刀，導致他死在了另一個地方。什麼樣的仇恨能做出如此殘忍的手？事發前一天晚上，有人把汪峰的《人生全粉》放在宿舍。陸克里斯蒂娜喜歡唱歌，不然也不會選音樂專業。

陸海強的弟弟形象生動，外向，多才多藝，特別喜歡唱歌。為了學唱歌，家裡條件很差的陸克里斯蒂娜很節儉，很注重為他和家人上昂貴的美術培訓班。陸克里斯蒂娜工作努力，有很好的天賦，聲樂表現也很好。

無獨有偶，滕飛當初也參加過這個培訓班，只是當時不認識，老師也不一樣。帶滕飛的老師說，滕飛天賦一般，精神狀態不好，但是很努力。誰能想到兩個愛唱歌的人的關系會讓唱歌變成最後一片雪花？律師問滕飛為什麼要殺盧克絲蒂娜，滕飛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

滕飛說沒有特別的原因，只是想殺了他。其實我想了很多次，只有這個動作。滕飛還說，盧克里斯蒂娜喜歡開玩笑，但他不喜歡別人嘲笑自己。盧克里斯蒂娜的笑話在他看來是對自己的嘲弄。而滕飛說，他一直想死，但是他殺不了陸克里斯蒂娜，所以法院可以判他死刑。

滕的母親沒有想到會殺人，並說如果兒子自殺她也不會奇怪。滕飛高中因抑鬱症輟學，但滕牧為了自己的未來和人際關系不斷表白。滕飛自殺過兩次，但第二次他幾乎救不了他，而且他經常自殘。滕飛最終如他所願被判處死刑，但他被困在自己的心裡，永遠無法走出去。

為了死，選擇了殺死與他發生沖突的魯·克里斯蒂娜。同時，他害怕自殺。這種矛盾的心理說明他對別人的生活漠不關心。他不喜歡和別人交流，就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周圍放了一面玻璃牆。他能看到別人在說話，但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所以他認為自己是在嘲諷和諷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