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一教授說歷史

㈠ 清華教授陳寅恪為什麼會說華佗是印度人

正是由於這三個論證說明，陳寅恪先生就擺出了自己鮮明獨特的觀點，認為華佗其實是印度人，而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觀點，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可以說反對聲一片。甚至有人認為陳寅恪先生這樣來否定自己的古代先賢是對古人的大不敬。但是也有的人認為陳寅恪先生博學多才，見多識廣，他所提出的疑問，肯定有一定道理。

無論真相如何，華佗對我國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正是這些先行者的不懈努力，我們才能享受今天的便利生活。同時清華教授陳寅恪先生的求真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

㈡ 如何評論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吳國盛的「落後不一定挨打」的言論

其實我是真的並沒有很贊成這個言論的。我個人認為，「落後是一定會挨打的」。

縱觀我們上下5000年的世界形勢來看，「落後就要挨打」這個觀點，已經成為了這個世界戰爭分部的主要原理。

生活中的我們，總要去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有很多很多的俗語都是具有雙面性的。比如說有人說「近水樓台先得月」，可是也有人說「兔子不吃窩邊草」。

㈢ 清華大學沒學歷的教授，被譽為百年一遇的大師，他是誰呢

中國近代出現了許多文豪墨客，其中比較出名的有五大文豪分別為：魯迅、巴金、矛盾、郭沫若、曹禺。這幾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個人他叫陳寅恪。大家可能會不禁發問，既然小編說的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大師，那為何在這幾大文豪之中卻無一席之地呢？小編是這樣認為的，俗話說得好，大魚總是沉在最底下的，今天就讓小編帶大家來了解一下，這位陳寅恪到底有多牛。

陳寅恪從12歲開始留學了美、日、德、法、瑞等國，但是一路游學學會了幾十門語言到頭來一張文憑都沒拿，對此陳寅恪自己說：博士不難，但是耽誤時間，只要我學到了知識，有沒有學位一點都不重要。正是這位視文憑為廢紙的大師，他在國難家恨和個人的不幸中，為學術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㈣ 清華教授陳寅恪擺出3大證據,華佗不是中國人，而是印度人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念奴嬌·赤壁懷古》

東漢末年的歷史，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三國鼎立的局面。劉備占據蜀地，孫權占據江東，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諸葛亮的神機妙算，趙子龍的捨身救主，劉關張三兄弟的桃園結義等一系列，為後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和故事都發生在東漢末年。戰火連年不休，劉備，孫權，曹操三人各自為營，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和范圍。這的確是中國的真實歷史，但是在《三國演義》等描寫與敘述下，各個人物的性格以及形象都格外分明和直觀。不管怎麼說三國演義是一本小說，只能說在大體上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而不是具體細致地描寫每一個歷史事件。所以在我們刻板印象中的三國人物，有很多可能是虛構的，很多事件也可能是虛構的，但這本小說讀一讀也可以大致了解東漢末年的情況。

其實無論如何我們尊重各種歷史說法，但是很多歷史說法必須要有一定的依據與史料考證，不然就不要亂說。因為歷史對一個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文化因素，歷史不僅證明著一個國家所經歷過的事情，也可以證明一個國家的艱難與成功歷程，給一個國家的國民以警醒與經驗，更給一個國家以底蘊。

參考文獻：

《三國志》

《神僧傳》

《贈陳君景初》

㈤ 如何評價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

秦暉，生於1953年12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回批碩士研究生畢答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范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

㈥ 歷史學者陳耘 確教授，原清華大學歷史教授

你是說陳寅恪吧，chén yín kè。恪是多音字，通常人們認為用於陳寅恪名字的時回候念què。
陳寅答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九江市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㈦ 求問什麼是歷史——彭剛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演

——彭剛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演
歷史學家只能通過文本才間接地接觸到過去，但真實不妄的過去對於史家的制約和束縛，卻不斷通過史料展現出來。歷史學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學科規范、歷史學家的技藝，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來源。
彭剛1969年生。北京大學法學學士，清華大學歷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著有《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精神、自由與歷史：克羅齊歷史哲學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譯有《自然權利與歷史》、《德國的歷史觀》、《新史學：自白與對話》等。
如同所有別的學科一樣，歷史學的發展，經常需要歷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不斷地對自身的學科前提進行反思。「什麼是歷史」這一問題，因而就歷久彌新。它涉及歷史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歷史學家與他所研究的歷史之間的關系等諸多方面。在我看來，通過對20世紀西方史學理論發展軌跡的考察，可以將對這一問題的追索和解答，歸結成三種路向，它們分別是重構論、建構論和解構論的歷史觀。
重構論：歷史的本來面目可以重建和還原
歷史學從19世紀領受來的一筆重要遺產中一個核心的成分，是認為歷史學要以求真、以重建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達到客觀性為自己的目標。
在歐洲，相比於18世紀，19世紀是一個歷史的世紀。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動，帶來了歷史意識的萌生和發展。歷史學得到長足發展，逐步走向專業化，成為一門現代學科。這是歷史學從19世紀所領受來的一筆重要遺產。
這筆遺產中一個核心的成分，是認為歷史學要以求真、以重建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達到客觀性為自己的目標。這就是後來美國史學家比爾德所說的，歷史學家們的「那個高貴的夢想」。可以說，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重構論」的歷史觀。奠定歷史學專業化規范的蘭克，本身固然是一個思想面相很復雜的人物，但他留給後世歷史學家的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那句「如實直書」的名言。
20世紀初期，實證主義風靡之時，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歷史學終究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發現屬於自身的規律。不少歷史學家，否認歷史中存在著類似於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規律，但他們也認為，在求真這一目標和達到真實客觀的能力上，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並無分別。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歷史學就是科學，不多也不少。」
歷史學要實現那個「高貴的夢想」，躋身科學之列，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對史料的竭澤而漁的收集和嚴格精詳的考訂。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不同於別的學科——過去人類的活動，已經消失殆盡、往而不返了。可是，人類的活動留下了各種各樣的史料。收集和考訂史料，可以幫助我們確立過去的事實。過去的事實不斷積累，就會自然而然地將它們相互之間的關聯、將歷史過程的模式和意義呈現出來。另一個條件，是歷史學家在從事研究和寫作時，需要排除主觀因素，不將自己民族的、政治的、個人愛好的偏向摻雜進去，他必須盡可能地客觀、中立，不偏不倚。
這樣兩個條件的集合，彷彿就可以成就歷史學的客觀性。蘭克說過，他寫的宗教改革的歷史，要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後來主持「劍橋現代世界史」的阿克頓爵士也要求，滑鐵盧戰役的寫作，要讓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都滿意。歷史學家像一面虛己以待的鏡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現的事實，就成了歷史學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圖景。也正因此，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持有類似信念的歷史學家中，頗有人懷著幾分自得、再加上幾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領域，史料已經收羅齊備，研究已經足夠深入，歷史學家的諸般技藝已經使用殆盡，後人再也無事可做了。這就有了阿克頓「終極歷史」的說法，大概的意思是，每個歷史學家的工作完全可能與別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臘的貨幣，他研究希特勒的戰爭決策。但歸根結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積累，都在指向揭示人類全部文明在過去的真實面貌的「終極歷史」。
重構論的歷史觀，有如下幾點蘊含：歷史事實蘊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夠技藝的歷史學家能夠將它揭示出來；歷史事實的積累自然就會呈現出過去的本來面貌和意義；人類有著一個單一的、統一的過去。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歷史學家們相信「宏大敘事」，相信過往人類的歷史終歸是按照某一線索發展而來的統一體，不管這一線索能否被人們認識到；另一方面，是歷史學家工作的日益專業化，學院派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專家一樣，變得對越來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來越多。
這樣兩個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㈧ 華佗不是中國人清華教授陳寅恪拋出三點論據，到底有無道理

除了以上兩方面，陳寅恪再從《三國志》的一段文字中尋蹤覓跡，認為書中所記華佗為當時廣陵府的太守陳登治「不食」之病而致使陳登吐出紅蟲的故事，其真實的來源有待商榷。這個故事與印度史書中一則神醫救人的故事如出一轍，而且故事發生的歷史時期也基本一樣。故此，陳寅恪推斷華佗應該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印度人，而且懂得醫術醫理。

我們絲毫不懷疑陳寅恪慣於運用中西史料結合的考證法和對比分析法來還原歷史真相的能力和思路，學術觀點本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華佗究竟是不是中國人恐怕只有東漢人才能夠確切知曉，不僅僅是華佗，就連關羽、張飛在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都曾引發過很多史學家的爭論，真相究竟如何，還期盼有更多的有識之士進一步尋找歷史遺留下來的實物證據，揭開華佗身世的謎題。

㈨ 清華大學秦漢歷史系教授

應該是秦暉老師
生於1953年12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作為中專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屬畢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范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㈩ 如何妙趣橫生講歷史

談到商鞅變法，一般讀者的第一反應都是「徙木立信」的故事。從我們的小學課本，到當下各大電視台火熱的國學講壇，談到中國歷史，都少不了商鞅「徙木立信」一環。誠然，「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怎麼評價也不會過高。」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如是說，想必大多數人也都會有這樣的認識。

但張國剛這里強調的「意義」，卻並非同以往的歷史學家那樣就變法而談變法，就變革內容而談其對後世歷次改革的影響，而是站在縱觀歷史的高度上提出了新論：商鞅變法提倡的價值觀，即不斷地努力工作就能改變自己身份的觀念，把人們的慾望都釋放出來了——對成功的慾望，對財富的慾望等；如何掌控這種慾望，如何對世道人心和現實秩序進行管控，是後世統治者所面臨的挑戰，也是從管仲的「四維」、賈誼《過秦論》到後世的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度，所一直在力求解決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