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山大學的教授軼事

① 45歲的中山大學癌症研究治療教授趙勇病逝，為何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早逝

一教授趙勇病逝

很感謝每一個科研人員為了我們更好的生活而做出的努力，讓我們感受到了他們的偉大，也希望他們能夠在日常能夠好好休息和保護自己。

② 老人與海鷗

鄧啟耀，男，漢族，廣東順德人，1952年2月生於昆明，是中山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傳播與設計學院副院長。
教育和工作簡歷
1971年8月－1978年9月在昆明汽車運輸總站，車工、美工；當美工期間（1972－1978）多次在少數民族地區寫生。
1977－1978年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新聞短訓班學習，其間在藏區生活4個多月。
1978—1982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校學生會秘書長；讀書期間，參加民間文藝教研室組織的民俗學調查多次。
1982－1986年當過雜志編輯和公務員。
1986年調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次年7月被聘為助理研究員。
1992年4月破格晉升副研究員，任副所長。
1993年8月破格晉升研究員，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學科學術帶頭人。
1994年5月—2000年1月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山茶.人文地理雜志》社長兼主編。
2000年2月調入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任教授、系副主任。
2003年5月兼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雲南大學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雲南大學和雲南民族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探險協會人文及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民俗攝影協會副主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特邀專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負責人。
研究興趣愛好
民俗學，視覺人類學
教學情況
主要講授課程：
中國民俗學
當代民俗學與文化問題探討
民俗學理論與方法
影視人類學
攝影基礎
南方少數民族文物
民族服飾
民間藝術
非常意識狀態和非常意識形態
田野考察的設問及相關論域等（含調入中山大學前為國家文物局相關培訓班及其他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的課程）。
教學及相關學術活動
·雲南廣播電視大學畢業論文指導教師（1988）；
·雲南民族學院客座教授（講授「田野考察的設問及相關論域」，1995）；
·雲南大學客座教授（講過「田野考察」、「文學人類學」等，1996、1997）；
·國家文物局「民族文物搶救與鑒定研討班」（1995、1999、2001）教授（講授「民族服飾」、「民間工藝」和「南方少數民族文物」）；
·德國弗萊堡Friedrich-weinbrenner-Gewerbeschule學院，講授「雲南民間藝術與現代版畫」，並主持「雲南版畫」展覽（1994年）；
. 昆明醫學院精神病學系研究生（1999）、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系慶系列講座（2001）、98級本科（2002）講授「非常意識狀態和非常意識形態」；
.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97、99級本科「中國民俗學」（2000－2001）；
. 中山大學公共課「攝影基礎」（2000，代課）；
.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2000、2001級碩士「當代民俗學與文化問題探討」（2001）；
.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2000、2001級本科和研究生「人類學與中國社會」（2000－2002）；
.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2001級本科「滇藏文化帶考察」（2002）
.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99－02級本科「影視人類學」（2002－2004）；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03級本科「視覺表達」（2003）；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和碩士生「民俗學理論與方法」（2005）；
科研情況
主要著作：在國內外發表和出版研究成果，包括個人專著10餘部、合著多部、論文百餘篇、合作譯著2部，影視人類學紀錄片8部42集，其他藝術人類學和藝術創作圖像作品數百件，主編叢書6種，雜志1種，個人參與組織和主持的國家級、省級和國際課題10餘項。
1、民俗學：《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1992，1996）、《中國巫蠱考察》（1998，1999）、《滇藏文化帶考察》（合作，2000）、《靈性高原——茶馬古道尋訪》（1998）、《變遷中的高原蒙女》（1995，中、英文版）、《訪靈札記》（2000）、《鼓靈》（1999）、《古道遺城――茶馬古道滇藏線巍山古城考察》（2004）；合著《邊地中國》（2004）、《口述中國》（2004）、《秘境節祭》（1991，中、英文版）、《雲南少數民族》（日文版，1990）、《雲南國土資源》（1990）、《西南民族道德研究》（1990）、《雲南省哀牢山森林土地持續管理研究》（1993）、《雲南網路全書》（1999）等。
2、視覺人類學研究：《民族服飾：一種文化符號》（1991），另有系列配套著作如：《中國雲南少數民族服飾藝術》（上下冊，1992，1995）、《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1993）、《衣裝上的秘境》（1993，1993）、《中國民族服飾博覽》（合作， 2001）；《服飾文化象徵》（2005）；
《雲南民族民間藝術》（上下冊，合作， 1994））、《中國象徵文化》（合作，2001）、「雲南民族美術全集」之《南詔大理國雕刻繪畫藝術》（合作，1999）、《雲南岩畫藝術》（合作，即出）；
《雲南現代重彩畫》（合作，1993）、《雲南現代重彩畫技法》（合作，1993）。
現在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同時擔任中山大學飛天創意工作室的指導老師。

③ 王季思的學人軼事

愛國
抗戰爆發，王季思表現了巨大的愛國熱情。在一次學校歡送部分高年級學生奔赴抗日前線的師生大會上，王季思跳上講台，當場用刀割破手指，讓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陳詞：「我雖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線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們流在一起！」突顯了一位熱血青年教師抗敵衛國的決心與勇氣。
寫錯字
有一次，一位剛上講台不久的青年教師寫板書時出現幾個錯別字，學生很有意見，「告狀」告到教研室，身為教研室主任的王季思在教研室全體會議上就此事發表意見：「我可以寫錯別字，你們就不行。」聽了這兩句，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驚訝，心想：「老師您怎麼就可以寫錯別字呀？」只見王老師笑著說下去：「我寫錯別字，學生會說王起老糊塗了，連字都寫錯；但你們寫錯別字，學生就不會原諒，因為你們還沒老嘛！」一席話說得大家都笑了，無論當事人與否，大家都如沐春風，都在心裡默默謹記著季思師的諄諄教導。
給國學大師王國維糾錯
國學大師王國維是研究戲劇的一代宗師，很多人都把他的研究當作標准。但是，有一次王季思卻「大膽」糾正了王國維的一個錯誤。 原來，王國維在其《宋元戲曲史》中引用關漢卿的《竇娥冤》一劇時，有些唱詞中的標點有誤。「該書出來後，學界一直沒有異議，而且所有涉及到這些唱詞的書也都是用這樣的標點去標。」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季思的第一屆研究生吳國欽說，標點符號不是小事，如果弄錯了標點，意思就會完全不一樣。王季思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刻就此發表文章，指出標點應該怎樣標。「經過這件事之後，所有的涉及那段唱詞的書都把標點按王季思的說法改了。」

研究資料毫無保留送人
在紀念王季思從教70周年時，在中山大學工作的王先生的學生送給老師的匾額上寫著這樣八個字：「經師可求，人師難得。」這句話真實地表達了學生對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對學生的愛護之心。「老師一直對後輩很提攜。」吳國欽說，當時他剛在中大讀了一年書，就直接把自己寫的《馬致遠雜劇四問》送給還沒有謀面的王季思看。沒想到，王季思認真給他提了修改意見，還推薦其在中大學報上發表。「當時，本科生能在學報上發表論文的沒幾個。」正因如此，堅定了吳國欽對戲曲研究的一生追求。 王季思是位愛才、惜才之人，不僅對自己的學生，對其他有才之人，他也傾其之力幫助。1980年春，蘭州大學教師寧希元在寫《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書稿時，就把自己積累多年的有關《元刊雜劇三十種》的幾抽屜的卡片資料提供給寧希元參考。
聰明人要下笨功夫
王季思在治學方面認真嚴謹，他的一句名言在學生中流傳甚廣，那就是：聰明人要下笨功夫。為了完成《西廂記》的校注，他將所有全元雜劇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語、俚語等生僻詞語都製成卡片，一一對比、參照，最終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註解《西廂記》。 「先生的這種嚴謹治學作風一直持續到晚年。」吳國欽說，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歲高齡的王季思主持600萬字的《全元戲曲》也是一字一句審讀。一次吳國欽到王季思家中，時值盛夏，但令吳國欽感到吃驚的是，王季思正戴著口罩看稿紙。天氣那麼熱，為何戴口罩？王季思解釋說是口涎失禁，怕流到書稿上玷污稿子，所以戴上口罩。一個下午，換了好幾個口罩。有了風扇就不用買空調。王季思一生簡朴，也要求別人節約。他身居廣州多年，許多人家都買了空調，但他卻不希望自己家買空調。

④ 中山大學回應教授騷擾事件了嗎

2018年7月8日，一篇《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一文熱傳。

該網文中，五名女性舉報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張鵬從2011年至2017年持續騷擾女學生及女教師。根據網文，五名女性已於兩個月前向學校紀委實名舉報。引起廣泛熱議。

張鵬，是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跨學科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委員，2016年青年長江學者。

從頭銜來看，張鵬教授在學界可謂「功勛卓著」。但就是這樣一位學界「重量級」人物，被多名學生曝出，在2011至2017年間持續不斷地在騷擾女學生和女教師。在此期間，他還涉嫌性侵一位大一女生（有監控等佐證），被學校給予了黨內警告處分。學生們對此頗為不滿，於是有5名女生聯名，在今年「五四」青年節，給中大紀委發去了舉報信。

近年來，校園騷擾事件已是頻密曝光。張鵬被曝對多名女學生、女教師騷擾，是否也是掉進了同一個坑裡，就目前看，仍待查證。

⑤ 中山大學朱昌寶教授組里發生了什麼

中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朱昌寶教授課題組巧妙地利用三種儲鈉機制的協同作用，將嵌入型的Nb2O5、轉化型的MoS2、吸附型的硬碳進行有效結合，外加整體的軟碳包覆，設計並成功制備了一種三維柔性的Nb2O5@hard carbon@MoS2@soft carbon電極復合材料。

其中靜電紡絲衍生的硬碳網路提供了柔性支撐骨架；具有本徵儲鈉優勢的Nb2O5表現出優異的循環穩定性；MoS2的復合顯著提升了電極的比容量，且因此又構造了具有提升鈉傳輸的Nb2O5@ MoS2異質結通道；軟碳的包覆在提升導電性的同時又將緩沖整體電極的體積膨脹。

制備的復合電極的儲鈉比容量高於硬碳和Nb2O5，倍率和循環性能又優於MoS2，在循環2萬圈後，容量維持率仍具有82%以上。這樣優異的性能可歸功於有益集成的吸附-嵌入-轉化多機制，以及伴隨而來的多種協同作用效應。本研究工作將有助於未來開發其他類型的復合和柔性儲能電極。

人物經歷：

2017年6月至今中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導。

2013年6月-2017年5月 德國馬普固體所，博士後研究員。

2009年9月-2013年5月 德國馬普固體所，博士。

2007年9月-2009年9月法國圖盧茲三大（歐盟Erasmus Muns項目），理學碩士。

2005年9月-2007年9月廈門大學，理學碩士。

2001年9月-2005年6月重慶大學，工學學士。

⑥ 中山大學法學院楊教授「誘騙」女學生開房被曝，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事情的真相就是中山大學法學院楊教授和女學生開房一事是真的，但是女學生在網路上發布的《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中有很多與事實不符的內容和信息，楊教授本人已經著手開始收集相關證據，他認為這篇文章對其和家人已經造成嚴重的詆毀，他將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他本人也因為此事被學校相應的黨政警告處分 ，不管怎麼說，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是事實，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至於事情的真相糾結是什麼，這恐怕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他表是自己確實與女學生發生關系，但是文章中很多內容存在不實，至於該教授的說法是否屬實，還得通過論證才知道，不管怎麼說，男教授與女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的行為就是錯誤的，他也必須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

⑦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趙勇逝世，生前有過哪些壯舉

這些時間以來，我們所說到的噩耗非常的多，這不，又有一個英傑離我們而去，這是來自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趙勇，他因病逝世，享年45歲，非常的年輕，他為社會也做出了傑出貢獻，尤其是在細胞衰老和端粒研究領域，做出了多項開創性工作，他是偉大的，他的離去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損失，所以令我們悲憤不已，然而事實已經發生，我們也無能為力，只能祝福他，在那一邊，遠離傷病，健康快樂。是啊，在我們身邊，有很多人，因為疾病，而導致早早離開了我們，所以，我們要引以為戒，對於我們身體，要引起重視，這樣才能避免，疾病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傷害，甚至是影響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下面大家一起簡單了解一下。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只有我們擁有好的身體，我們才能創造更大的價值。所以大家一定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⑧ 郭秉文的人物軼事

「五四」之前中國的高等學校，除個別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大學)外，大都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稱此現象 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慮到這一舉措可能遇到的阻力，為造聲勢， 郭秉文與蔡元培、蔣夢麟和胡適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動，共同開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傳出，朝野嘩然，流言蜚語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較開明的張謇和南高老校長江謙也明確表示反對。 後經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釋，招收女生的入學考試終於如期進行。當時有一位叫張佩英的女生，在陳獨秀、張國燾等人鼓動下，專程從上海趕來南京投考。據她回憶，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間多次權衡，終嫌「北大官僚氣太濃」而選擇了「學風深 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進了教育的民主化，揭開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頁。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務會議上正式提出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經過討論，一致贊成。郭秉文雷厲風行， 隨即組織「籌議請改本校為東南大學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奔走，雖幾經波折，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 郭秉文任校長。
經過幾年發展，國立東南大學聲譽鵲起。從學科結構來看，覆蓋面之寬，居全國之首(北京大學只設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學設文理、法、農3科)。無論從師資條件還是辦學設施看，國立東南大學在國內大學中都堪稱一流。美國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會亞洲部主任孟祿博士考察了中國各主要大學之後，稱贊「國立東南大學為中國政府設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
國立東南大學的創建是郭秉文辦學生涯中最輝煌的一頁，正是由於他在國立東南大學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們譽為「東南大學之父」。 中國對美國大學模式的引入自東南大學始，郭秉文從一開始就努力 移植美國大學模式，南高——東大的選科制、評議會、董事會，處處可見美國大學模式的痕跡。和北大的歐洲大學模式相比，東南大學的美國模式有幾個顯著的特點：在學校行政管理上，設置董事會；在大學職能的定位上，面向社會，服務社會。
還在東南大學籌備之初，郭秉文就借鑒歐美各大學設立董事會求社會贊助、協助校務的經驗，著手建立學校董事會。 董事會的職權是很大的，據1924年正式制訂的《國立東南大學校董會簡章》規定，其職權包括：決定學校大政方針；審核學校預算決算；推選校長於教育當局；決定學校科系之增加，廢止或變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財產；決議學校其他之重要事項。 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決策機構，地位與校長並列甚至更高。這種領導體制在國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 1921年3月，經全體職員大會議決，組成了東南大學董事會，
董事會不僅加強了學校與政府、教育與社會的聯系，提高了東大的知名度，而且，為東大在解決資金、物質供給以及 與地方相處方面的各種具體問題提供了極大便利。1924年東大籌建生物館，其中10萬元是校董籌集來的；校董穆藕初獨 資興建了東大農具院的房舍，還捐資66000兩白銀，資助東大教師出國深造。
然而，大學董事會制度也帶來急功近利的問題，1924年3月，東南大學校董會以經費不足為名停辦工科，事先不與主任茅以升通氣，釀成風潮。1921年，校董會決定將商科遷往上海與暨南大學合辦商科大學，也沒有徵求商科主任楊杏佛的意見，楊是在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的，頓時勃然大怒，這是他與郭秉文後來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會決策下，哪個系給錢多，哪個系給錢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顧教育規律，引發教授不滿。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會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權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時公開帳目，他要求會計李仲霞只聽命於他本人，可李仲霞卻趁機貪污。 東南大學籌建之時，他借鑒美國哈佛大學衛諦氏圖書館和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圖書館的經驗，規定，若有人獨資捐建， 圖書館就以其別號命名；若有集資建圖書館，就將其芳名刻於銅牌，懸掛在館內正廳。
當時郭秉文得知原江蘇督軍李純自殺前曾立遺囑，將遺產的一部分捐給南開大學建造校舍，於是，便親自寫信給繼任 江蘇督軍齊燮元，勸說他獨資捐建東大圖書館，將好事辦在生前。齊燮元心動，以其父的名義捐助15萬元修建孟芳圖書館。後又陸續募集到現款17000餘元，圖書2612種，從而使「東大」的學習條件大為改善。 「南高」以科學名世最典型的表現大概要算中國科學社的整體進駐。中國科學社與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還早兩月，1914年6月在美國成立。當時，以任鴻雋、楊杏佛、趙元任為首的一批中國留美學生看到「歐美各國的強大，都是應用科學發明的結果」，遂成立了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的中國科學社。南高成立時，中國科學社的骨幹成員尚在美國留學，由於郭秉文在留美期間交遊廣泛，還曾擔任過留美中國留學生聯合會會長，因此，在他的號召之下，這些人陸續學成回國時，不少人應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國內，總部就設在南京。其主要成員相繼應聘到南高，南高——東大遂成為科學社骨幹成員的雲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組東大時，文科的梅光迪、陳鍾凡、湯用彤、陳衡哲、陸志偉，理科的任鴻雋、竺可楨、張子高，農科的鄒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楊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陳鶴琴，都是中國科學社的成員。
由於南高——東大和中國科學社的聯系如此緊密，以至於南高——東大被時人稱為「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這種聯系也形成了南高——東大「注重科學」的特色，使之迅速成為「中國科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基地」。 東南大學所處的江蘇省一直在直系軍閥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討伐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齊被迫下野，避居上海。
齊的被討給郭秉文帶來了厄運。作為國立的東南大學，預算經費的2/3是由江蘇省承擔的，郭秉文不能不與齊燮元搞好關系，而齊燮元也確實給過郭秉文以支持。這樣，郭與齊的交往在黨爭的有色眼鏡中就變成了對直系軍閥的依附。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於國務會議上匆匆通過了免除郭秉文國立東南大學校長的決議，教育部下發了第一號訓令，並於次日在報上公布。
對於郭秉文的被免職，多數人大惑不解，就連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雖然郭秉文為了學校的生存，與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的關系較為密切，但郭秉文「學者不幹預政治」、「學者不黨」的主張是人所共知的。直到2月上旬《京報》把吳稚暉給邵飄萍的信登了出來，大家才弄明白，原來是吳稚暉、汪精衛、李石曾等國民黨人的主張，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屬於「直系人物」。而此時經過第二次直奉大戰，直系軍閥已悉數倒台，於是便有人出來趕直系「學」閥下台了。
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只是一種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與身為東大教授的國民黨員楊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為楊杏佛秉性耿直，對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責，言語尖刻，因此郭楊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直奉大戰之後，打了勝仗的奉系首領張作霖和在前線倒戈的原直系將領馮玉祥為防止吳佩孚東山再起和穩定大局，一方面請皖系首領段祺瑞出山，暫掌北京政權；一方面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因此，國民黨中的一些上層人物，如汪精衛、吳稚暉等人，在這段時間里與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熱，說出來的話自然也很有份量。
郭秉文看到這一消息，遂取消返寧計劃，給教育部和東大各拍了一封電報，沒有說什麼抱怨的話，只叮囑校方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並希望教育部速讓新校長胡敦復到任，以免「學校停頓，學子失學」。
但東南大學這邊卻已是群情嘩然。東大學生自治會當即發表全體學生宣言，對免郭表示強烈反對；東大部分教師也以全體教職員名義致電教育部；東大行政委員會則立即致電黃炎培、蔣夢麟諸校董，要他們出面維持。
社會上的許多知名人士也對免郭持反對意見。曾任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的王朝陽在致電教育界時慷慨陳詞：「東大郭校長，無端免職，實駭聽聞。從此學界亦將捲入政黨傾軋潮流。」「敢告全國，共抒正論，為學界留一線人格，為教育界延一縷生機。」當時已辭去東南大學教職的陶行知更點明：這是國民黨「實行黨化教育之先聲」。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教育部欽點的新校長胡敦復一再表示不就東大之職。
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再次舉行會議，決議否認教育部易長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請赴國外考察教育。由東大校董會和商大委員會組成臨時委員會，協助兩校行政委員會維持校務。
2月中旬，《民國日報》又登出了一封汪精衛答復東大學生的公開信。他在信中說：「郭與齊（燮元）之關系，齊未敗時郭未嘗諱言，即就郭平日與銘（汪精衛自稱）所言，亦自謂參與齊督外交機要也。」汪精衛的這封信把本來還認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計較」的郭秉文惹惱了，他立即於2月21日發表了駁斥汪精衛的公開信：「文（郭秉文自稱）與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後，絕未再面，何來『即就郭平日與銘所言』？如此說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時，則東大尚未誕生，蘇督系李（純）非齊（燮元），何至有參與齊督外交機要之談話?若此函果為足下所寫，空中樓閣，竊為足下不取也。」這封信弄得汪精衛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黃之嫌，落了個灰頭土臉。緊接著，郭秉文又將了汪精衛一軍，既是叫他難以收場，更是為自己討個清白：「文以為足下平時之人格，決無此言。尚祈將《民國日報》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證是否足下所發，以釋群疑。」結果是，再也沒有下文。有資料表明，汪精衛之所以如此起勁地拱郭秉文下台，實際上是自己想當東南大學的校長，只是後來形勢有變，未能如願。而郭秉文也於當月掛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著就到英國參加世界教育會議去了。
但郭秉文的愴然離去並未讓風波稍事平息。3月9日，本來聲稱不來就職的胡敦復突然來到東大，徑至校長室，令文牘員交出學校印章。正在上課的學生聞訊趕來，憤怒之下，有的同學對胡拳腳相加。1925年3月11日，教育部訓令取消東大校董會，19日，東大教授召開緊急校務會議，致電執政府，退回教育部訓令。
1925年4月18日，北京政府仍決定由胡敦復簡任校長，東大風潮再起。胡則要求江蘇省政府派衛隊保護，進駐東大，但遭到拒絕。東大學生聞訊則緊閉校門。5月5日，陳逸凡等48名教授聲明，堅決拒胡。胡敦復進不了校園，只好打口水戰，數次在報端發布公告，表示要接管東大；東大校務委員會則針鋒相對，也刊登廣告，否認胡為東大校長。
如此這般，易長風波斷斷續續一直持續了差不多一年才逐漸平息，盡管郭秉文最終沒有回到東大，但胡敦復也未能進入東大。1926年1月7日，東大師生為此舉行校恥周年紀念大會，在會上，陳逸凡教授慷慨陳詞：「東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東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為自豪者」。

⑨ 吳宏聰的生前軼事

「國禮」贈徒孫以鼓勵後進
■為人
吳宏聰生前十分低調，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只是一個教書匠，只是一個老師，沒有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在學生們眼中，吳宏聰被評價為「中文系最大的凝聚力」，因為他空前絕後地當過22年中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他不僅僅是一位教授，他的人格思想也影響到學生。學術界的同仁、同事和學生們都稱他為「仁厚師長」、「赤誠的朋友」。「經師易求，人師難得。」追憶恩師，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金欽俊深情地說。
吳宏聰在中大執教數十年，學生遍布各行各業。著名學者中大中文系教授黃天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陳平原教授，原廣東省委副書記蔡東士、廣東省宣傳部部長林雄都是他的學生。
早些年，聚會時最為傳奇的是，吳宏聰能准確叫出每一位學生的姓名，甚至是籍貫和愛好、求學期間的學習情況、戀愛故事。多少屆桃李，多少年風霜，同學之間都相互忘卻的往事，老師卻還記得，這使學生頗為感動。
一次，弟子吳定宇的一位博士生去拜訪「師公」。對這個未曾謀面的後生，吳宏聰二話不說，便贈與了一套貴重的《沈從文全集》。這套叢書價值不菲，本是專門贈送給外賓的「國禮」，這讓學生受寵若驚。
晚年研究丘逢甲以寄情懷
■治學
吳宏聰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先後受教於馮友蘭、朱自清、沈從文、聞一多、王力等大師，後留在群英輩出的西南聯大當助教。
來到中大中文系後，吳宏聰開始了對魯迅的研究。魯迅先生在1927年出任中山大學教務長和中文系主任，吳宏聰希望能把他的風骨一直留在這里。中大中文堂落成時加建了魯迅廣場，也是他和教授們一起努力爭取的。
上世紀70年代，吳宏聰作為廣東省魯迅研究小組的副組長，曾在故紙堆中發現了魯迅的軼文《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這對完善魯迅的文獻無疑是最大的貢獻。
在老師的帶動下，1979年入其門下的嫡傳弟子、中大中文系教授鄧國偉後來也走上了研究魯迅的道路，也慢慢理解老師何以在退休後選擇研究丘逢甲。「地方先賢的獨特價值有待發掘，這也是老師愛國愛鄉的體現。」二子吳嘉樂則認為，父親晚年研究丘逢甲，除了同為客家人，也是寄愛國主義精神於學術研究，盼望祖國統一。
但由於各種原因，吳宏聰編纂的《徐志摩全集》一直不得出版，鄧國偉感嘆：「這是他一生的遺憾。」
不主張學生急於求成
■育人
在學術造詣上，吳宏聰一直強調要「厚積薄發」。鄧國偉說：「他不主張我們急於求成隨時發表文章，但火候成熟時，他甘於為學生做推薦人。」吳宏聰還時常讓學生校對文稿，希望他們安於寂寞，在日積月累中做好學問。至於學界時有的抄襲現象，他深惡痛絕，一再告誡學生不可為之。
後來由於職務要求，這個西南聯大的高材生不得不把學術研究的精力分到行政中，教書時間減少，但「益人」從不落下。
德誠於中、禮形於外，吳宏聰的舉止十分儒雅，走路時衣襟帶風，學生們都非常仰慕他的翩翩君子之儀。上課時，老師講解流暢從容不迫，施其生評價，「他不是那種隨手拈來灑脫不羈的老師，他之前的准備一定十分周密。」
家傳就是要多念點書
吳宏聰生前育有兩子一女。二子吳嘉樂追憶：「他是個教書匠，鼓勵我們要學習，要給後一代留下最好的東西是知識。」
上世紀70年代，吳嘉樂從廣雅中學畢業後就趕上「上山下鄉」。他分配到新會縣當知青，一去就是5年。下鄉那幾年，父親很鼓勵他去念中專、大學，甚至出國。「如果說有什麼家傳，就是要多念點書。」
兄妹三人後來分別考入中大歷史系、外語系和華工化工學院橡膠專業。吳嘉樂和妹妹後來還都遠赴國外求學。
「兒不嫌娘丑。」吳老生前多次講過的這句話，讓吳嘉樂印象極深。改革開放初期，年輕人很容易自我否定，覺得外面世界很精彩，本國的價值觀、傳統不如西方。吳老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兒不嫌娘丑。第二句，努力工作，不要一味抱怨。
吳老最後10年
拿著放大鏡也堅持讀報
在生命中的最後10年，吳宏聰也知道自己的身體每況日下，但他達觀從容，還經常拿死亡開玩笑：「我這兩年死不了。」期間，學生鄧國偉、金欽俊常常來看望，他總是關心地問起中文系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現狀，對自己的身體不以為意。
多年來，只要學生來探訪，吳宏聰必「回訪」。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在家人的攙扶下巍巍地上了高樓。80多歲時，吳宏聰還拎著果籃，爬上6樓看望患了肺癌的學生王晉民。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還差不多聽不見了。為了和學生交流，他弄了塊小黑板，像教書匠一樣用粉筆刷刷地寫。
醫生為了讓他修養，禁止他看電視，但他硬是拿著放大鏡，一天要看完6份報紙期刊。《光明日報》、《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上的國家政事和民生大事固然是必讀的，《文學報》和《文藝報》的專業動態也不可丟。即使在身體最衰弱的時候，他也一定要把標題看完。

⑩ 黃伯榮的生前軼事

晚年的黃伯榮先生，一直關注著《現代漢語》教材教學的新動向，他不滿足於現有教材的質量，希望打破30多年舊框架的限制，在教材編寫方面做出改變。據了解，我國高校推行課程改革以來，學時普遍減少，當時流行的現代漢語教材，幾乎沒有一本可以在規定課時內講完，有的又因內容陳舊而不便使用。
2008年5月，已86歲高齡的黃伯榮先生帶領中山大學及相關院校的20位教師，在原教材的基礎上，耗時三年編寫出了《現代漢語》（中大本）。新版本的《現代漢語》很好地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新版本的篇幅較小，但必要的內容和分量並不因此而削弱，黃先生管這叫「瘦身不瘦腦」。編寫人員中除了黃伯榮先生的弟子，還有他的徒孫，可謂師徒三代人共同完成的著作。
退休後，黃伯榮先生長居家鄉廣東陽江，為了配合教材的編寫工作，86歲的他又學習了很多新技術，他用相機拍下自己的手稿，通過電子郵件發給身在廣州的其他編寫成員。現編寫團隊仍保留著上百封與黃伯榮的兩地信件。在編寫期間，雖然已近90歲高齡，但仍然每天12點睡覺，4點就起床工作。
「他不是掛名主編，是真的參與教材的編寫」，中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李煒說，他認真到極致，甚至會對教材例句是用「秋天來了」還是「春天來了」都再三斟酌。
黃伯榮臨終前，李煒與同事來到陽江看望老師，並帶去了新出版的中大本《現代漢語》的課後習題答案，這也是這套教材首個出版周期的收尾工程。黃伯榮看到教材，情緒很是激動，盡管已無法准確發聲，仍不斷地叫著李煒的名字。
李煒感慨地說：「他是一位兢兢業業，默默耕耘的老黃牛，甘坐冷板凳。主編了幾十年，精益求精不斷進取，是真正的君子。他的研究以現代漢語開始，以現代漢語結束，從沒跑過題。」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傅雨賢回憶起《現代漢語》出版時的一個小故事，在《現代漢語》的編寫大會上，黃伯榮先生被選為主編，廖序東先生被選為副主編。黃伯榮先生一直尊重年長自己7歲的廖先生，又是編纂組中唯一一位教授，所以1979年春交稿給出版社時，他悄悄地去掉了廖先生副主編的「副」字，最終教材變為二人共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