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周風教授

㈠ 有誰可以告訴我，《追憶似水年華》那個版本的翻譯的最好

大多數人推薦的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譯林的排版很好,印刷清晰,紙質也不錯，李恆基、桂裕芳的翻譯很到位。 譯林社將推《追憶似水年華》新譯本
由徐和瑾重譯的《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在斯萬家這邊》正文已經翻譯完畢，即將由譯林出版社明年出版。據悉，徐和瑾此次的翻譯無論在法文版本的選擇和一些具體詞彙的翻譯上，都得到了法國普魯斯特研究中心主任讓·米伊的大力支持。
徐和瑾是原復旦大學法語系教授、著名翻譯家。他透露，1987年譯林出版社曾組織討論書名，結果有兩種意見，一是直譯為《尋找失去的時間》，二是意譯為《追憶似水年華》，後又進行表決，結果各得九票，譯林出版社決定用後一個書名。這次重譯，第一卷的卷名新版本譯為《在斯萬家這邊》，以跟第三卷《蓋爾芒特那邊》的譯名相對應；第六卷的卷名，新譯為《阿爾貝蒂娜失蹤》。

徐和瑾說，翻譯文學作品應該把握原著的風格，也應了解作者對風格的理解。在藝術作品的選擇方面，他要求原汁原味。翻譯普魯斯特的小說，首先是長句的處理，長句要分割開來，各個部分長短的差別不能過大，但又不能有斷裂的感覺，讀起來要十分流暢；另外，普魯斯特在談到人物時，常常把虛構人物和真實人物混雜在一起。在小說中，還有很多動植物名，如講到《昆蟲記》時提到的guêpe fouisseuse，名詞意為「胡蜂」，形容詞意為「善於掘地的」，《新法漢詞典》中沒有這個片語的釋義，在譯林的舊譯本中譯為「土居的黃蜂」（上海譯文版譯為「善於挖地的胡蜂」，第138頁），其中譯名在花城出版社新版的《昆蟲記》中才查到，原來是「泥蜂」。再比如，維爾迪蘭夫婦帶奧黛特去德勒看墳墓，譯林的老譯本譯成「上德勒看墳場」（第291頁），上海譯文的版本改為：「去參觀德勒的墓區」（第324頁）。其實普魯斯特在談貢佈雷的教堂時就已指出：「教堂的墓石下面，埋葬著貢布雷歷代修道院院長的高貴遺骸」。在司湯達的《卿奇一家》中說得更加清楚：弗朗切斯科·卿奇要建造一座奉獻給聖多馬的教堂，目的是把他所有子女的墳墓，都埋在這教堂底下。

徐和瑾的翻譯得到了普魯斯特研究者的大力幫助。他認為，翻譯的主要問題是對原文的理解，對普魯斯特小說的翻譯尤其如此，因此在翻譯開始後就請法國尼斯大學教授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爾女士幫忙，後來，又請到了讓·米伊先生答疑。徐和瑾一卷書譯完之後，問題竟提了六百個之多。後來，徐和瑾還提出能否用伊利埃-貢布雷地區的一些照片作為插圖，最終得到普魯斯特之友協會會長讓·皮埃爾·昂格雷米先生（中法文化年的法方主席）的同意。法方當即在萊奧妮姑媽之屋（即普魯斯特博物館）拍了二十來張室內照片，供譯林的新譯本免費使用，後來又同意使用普魯斯特博物館出售的明信片上的照片。

㈡ 中國史學四大家是誰

很多人都很喜歡歷史，但是卻對歷史學理論不感興趣。殊不知，只有了解歷史學理論才能對歷史事實產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本期我們一起來盤點一下近代四大最著名史學家——「前輩史學四大家」：
4 歷史學一級教授—— 呂思勉

呂思勉（1884.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

呂思勉史學代表作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3 被毛主席稱「國寶」—— 陳垣

陳垣（1880.11.12-1971.6.21），漢族，廣東新會人。字援庵，又字圓庵，出身葯商家庭。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先後創建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孤兒工讀園、北京平民中學。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 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49年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及《通鑒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2 中國學術界「一代宗師」—— 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歲），男，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 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 。他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高舉現代新儒家的旗幟，在大陸、香港、台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等。此外還有結集出版論文集多種，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化叢談》等。

㈢ 紙質媒介在哪些領域的應用不會消亡

傳統紙質媒體是否會消亡
編者按：在數字化浪潮中，紙質媒體的壞消息不斷。日前，英國《衛報》稱將縮減印刷版業務；美國《新聞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數字版。這再次引發了"傳統紙質媒體會否消亡"的爭議。為此，本報約請兩位學者展開深入討論。是為上海東方青年學社與本報聯合開設的"爭鋒"欄目第二十四期。

不斷創新的紙媒長生不老
雷啟立
●只要人類還有精神承擔和思想傳承的需要，紙媒的未來就還在
●《新聞周刊》"找死"，沒理由讓整個紙媒"陪葬"
●傳統紙媒應求變圖新、堅持責任和理想，才有可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你們停掉這個以油墨與紙漿為載體、承載著歷史的印刷版報紙，那將是一場國家災難。你不可能用『在線』的方式還原新聞紙上的內容，互聯網上充斥著色情與廢話，我們需要在書報亭里看到智慧，我們需要在地鐵里拿著報紙沉思。」
日前，在得知英國有近60年歷史的老牌媒體《衛報》將縮減印刷版業務後，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專門撰文，捍衛傳統媒體的存在價值。在美國《新聞周刊》宣布從明年一月起停止發行紙質印刷版、轉而改為數字版、從而再次引發有關「傳統紙質媒體會否消亡」討論之際，鮑里斯·約翰遜的這段話，尤其耐人尋味。

思想不息 紙媒不死
很多人在討論網路媒體取代紙質媒體的時候，都是從使用者的人數和經濟效益的此消彼長來證明的。當今互聯網的發展氣勢、盈利能力和各種統計數據當然會給它的支持者們以強有力的支持。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如此只以一種媒體的盈利與否、盈利多少，以是否以及有多少人在使用來衡量一種媒體的存在理據，是不是過於有失偏頗？人們的「工具理性」到了這等地步，也真是當得上是「經濟動物」了吧。敢問，媒體曾經理直氣壯的理想、責任和擔當何在？承載人類思想進步的歷史意識何在？
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是：數萬年前，人類先民結繩記事，但即使在最初的草創時期，文字和書寫也不是僅僅以數字來構成的。象形文字的出現不只是代表它所圖示的對象，而是包括與圖像相關的豐富的思想、情感等意義。各種不同文字的發明，最初都是與記載人類的祭祀、占卜、藝文作品相關。唐初雕版印刷的發明和應用是為印製佛經，15世紀中葉古登堡等人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最初印製的是聖經。《詩經》《楚辭》的傳播更不是為盈利。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從紙張的發明到印刷技術的進步，以紙質印刷為介質的媒介就一直是與人類的思想和精神活動密切相關的。大規模機械印刷、紙質媒體的出現與現代思想的產生和傳播、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形成，更是相互滋長。這也告訴我們：傳統紙質媒體是商品，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個物質化了的思想和精神的載體。今天人類的思想和精神活動是已經深刻地為經濟、發展、金錢、數字所捆綁，但要說思想、文化的光芒就此被罩住，承載思想和文化的紙質媒體的使命就此終結，恐怕也太短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人類還有真正的凝視（而不是瀏覽）、閱讀和思考，還有精神承擔和思想傳承的需要，紙媒的未來就還在。
人類思想不息，人間紙媒不死。

內容為王 求變圖新
毋庸諱言，新興網路媒體逼迫下的傳統紙質媒體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但這樣的困境不在於外在的挑戰，卻更由於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創造性的不足。就拿即將改為數字版的《新聞周刊》來說吧，即使沒有新興網路媒體的出現，《新聞周刊》之類的紙質媒體其實自身也處在不斷衰落的頹勢中。很多年前，《新聞周刊》就因其定位古板、風格陳舊、經營不善而出現了嚴重危機，兩年前不得不以一美元的象徵性價格被《華盛頓郵報》轉手給哈曼集團。此後，更在不斷滑坡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以至於其末任總編輯、媒體製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蒂娜·布朗試圖為這本老舊的雜志增加一些迎合市場口味的內容時，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了。
由此看來，《新聞周刊》紙質版的消亡，從來就不能被看做是一件可以與「紙質媒體必然消亡」劃等號的事件。「內容為王」，對於包括紙質媒體和網路新興媒體在內的所有媒體而言，都是第一位的決定要素。同樣是紙質媒體，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的發行量卻一直在增長，目前每期發行量已超過140萬本。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學人》就曾預測自己的讀者很可能因為危機的加劇而變得越來越多。何以故？因為，困頓的年代，人們更需要的是思想。經濟學其實是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早就揭示過這一點。《經濟學人》的逆風飛揚，恰好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內容為王」這一規律：由於能夠提供清晰的事態分析、鮮明的立場和解決問題的建議，《經濟學人》能夠在互聯網興起和全球金融危機雙重壓力下，逆勢增長，成為傳統紙質媒體的一個旗桿。
當然，在紙質媒體壞消息不斷的今天，紙媒是有問題的，而且有大問題。其問題的本質是資本過於侵襲其中，以至紙媒過於商業化。思想和文化被過剩的紙漿稀釋，思想和文化的尊嚴被金錢和數字所淹沒。沒有達到學術水準的著作大批出版，沒有價值和意義的信息到處泛濫。在無止境的商業化過程中，紙媒把自己葬送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維克多·納瓦斯基分析說，《新聞周刊》陷入困境並非由於它一直固守舊有的新聞傳統和創刊宗旨，恰恰是由於它在巔峰時期拋棄了這些傳統和宗旨。《新聞周刊》「找死」，沒理由讓整個紙媒「陪葬」。
紙質媒體與人類精神、思想相生相隨的歷史特質，以及網路新興媒體固有的天然缺陷，註定了傳統紙質媒體與網路新興媒體不是一對簡單的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網路新興媒體在體現它的即時性、互動性、方便性等等優勢的同時，也深刻地暴露出它「過載」、碎片化、缺乏權威性等等負面特性。所以，《淺薄》的作者尼古拉斯·卡爾說，「利用網路代替記憶，……我們將面臨被掏空大腦的風險」。這並非危言聳聽。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傳統紙質媒體不會因為互聯網的興起而消亡，並不意味著傳統媒體可以皓月當空、穩坐釣魚台。相反，當此之時，傳統紙質媒體尤其應該求變圖新、堅持自己之所以為之的歷史和承擔，以自己的責任和理想為定力，孜孜以求，才有可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紙質大眾媒介最終將消亡
鄧建國
●在市場經濟中，主導大眾媒介組織運作的是商業邏輯
●「個人對紙張的感情」與「大眾媒體組織的理性商業決策」不同
●紙張「在生活中的存在」與「作為大眾媒介的存在」不同
其實，美國《新聞周刊》的決策者們一直面臨著選擇：堅持紙質版還是全面轉向電子版。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新聞周刊》的決定了。這如同警匪片中的彪悍殺手拿槍指著被害者的頭時通常會說的：「這僅僅是出於生意，而非個人恩怨。」

大眾傳媒首先是生意
「生意」，在一個世紀前「黃色新聞」肆虐時就是新聞業的「軸心原則」，後來在「社會責任論」口號中轉為隱蔽。今天，在新媒體的無情緊逼下，終於又再度凸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紙張若能給媒體帶來利益，則用之；不能帶來利益，則棄之。
一個世紀前，威廉·魯道夫·赫斯特將人人視為無利可圖的紙質報紙變成了能贏取暴利的大眾媒體。他認為，報紙的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為了發布新聞，而是為了發布廣告以獲得贏利。新聞是誘餌，廣告才是目的。報紙是「在頁面上塞滿廣告之後才拿新聞來填補空隙，而不是相反」。至於報業後來追求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利益，只不過是在「黃色新聞」毀壞了世風引起公憤後，報業對公眾輿論作出的一種姿態。
在大眾報業的投入產出計算中，紙張成本一直都是關鍵因素。1441年德國金屬匠古登堡發明了鉛板印刷。1605年德國的斯特拉斯堡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報紙。但是，由於受到高昂的紙張成本和低下的大眾閱讀水平這兩個因素的限制，直到20世紀初，商業化的大眾化報紙才出現。紙張如何來之不易，可以從以下史實看出來：直到1776年，北美馬薩諸塞州的法院還通過立法要求每個居民區都必須設立專人收集可用來造紙的破布；為了節省紙張，直到1818年，在英格蘭印刷面積超過22×32英尺大小的報紙還會受到懲罰，而這差不多正好是現在《紐約時報》的大小；當時的美國人苦苦尋求廉價的造紙材料，先後嘗試過大麻、松果、土豆、石棉等等；造紙商還一度從埃及運來整船整船的木乃伊，將裹在其上的亞麻布拆下來做成紙張。1840年代，專門用於大規模生產植物纖維紙漿的機器終於出現了，紙張的價格才開始下降，而高速印刷機也同時面世，這才使得所謂「便士報」（pennypaper）成為可能。大眾化報紙作為一種商業模式進而出現。
報紙的發展史說明，在市場經濟中，主導大眾媒介組織運作的一直都是商業邏輯，而不是其他。盡管紙質介質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也許仍會存續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大眾媒介組織以逐利為運營原則，關注的是投資回報，考慮的是生死存亡。今天，在報紙的生產成本中，紙張佔比仍高達60%－70%，而報業當年的高利潤已好景不再。如果紙張已經成為其負擔而不是獲利憑借時，媒體就削減或乾脆剔除掉紙質。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嗎？

似是而非的樂觀理由
然而，作為旁觀者，不少人卻尚不理解這一點。他們仍然固執地對紙張作為大眾媒體傳播介質的未來抱樂觀態度。這里，我們對這一態度背後的理由分別加以辨析。
第一，有人同樣從媒介技術發展史的角度指出，歷史上新媒體從來就沒有完全取代過舊媒體，因此，報紙當然也不會被取代。這是一種「從歷史推知未來」的歸納法，它忽視了兩個因素，即作為可以「吞噬」此前所有媒介類型（書籍、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的「媒介之王」，互聯網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電視沒有取代書籍、報紙、雜志和廣播，並不意味著互聯網不能取代這些媒體，更何況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紙張。
第二，有人認為，盡管紙張不一定會繼續作為大眾媒體介質存在，但由於還會有對紙張的小眾需求，所以它仍然會存在。毋庸置疑，對紙質媒體的小眾需求（古舊書籍和藝術作品等）仍會長期存在。但是，首先，這樣的小眾人群所需要的紙質媒介，不是作為大眾媒體介質的紙質媒介，滿足這類小眾需求的紙張已經脫離其新聞媒體屬性，與我們當下所討論的「紙質大眾媒體的未來」並不相關。其次，即使這些小眾需求數量足夠大，同樣出於商業利益考慮，由於這些領域的成長性有限，媒體組織也會謹慎投資於這樣的領域。
第三，有人認為，「人是懷舊的動物」，總會有人因懷舊而堅持使用紙質媒體，所以，紙張作為大眾媒體仍會存在。這是一種感情干擾理性的判斷。所謂「感情」從來就沒有在媒體的商業決策中佔有過任何位置，閱聽者也不會純粹因為某種感情而持續選擇使用某種媒介。而且，我們對紙張的戀舊也許是因為我們恰好是跨越紙媒和電子媒體的一代人。試問，90後對「前互聯網時代」基本沒有記憶，他們會對之有所留戀嗎？當我們這些跨界一代全都老去，我們的後代們會對紙張時代有所懷念嗎？答案顯然是「不會」。
第四，有人認為，中國目前還有很多剛會識字的人群，「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從來沒有訂閱甚至閱讀過報紙。假如僅僅做到讓中國每個家庭至少訂閱過一年報紙，對報業就意味著翻幾番的發行潛力」。其言下之意是，紙質報紙還可以高枕無憂幾十年。該觀點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體現了一種媒介使用習慣的線性發展觀，即認為人們總是先使用紙質報紙，然後使用電視、互聯網等。然而，在當前多樣的媒介選擇前，新識字群體完全有可能跨越報紙而徑直使用門檻更低、口語特徵明顯的電子媒體。只要看看當今流動人口使用手機和互聯網的多還是紙質媒體的多，結果就很清楚了。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區分「紙張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紙張作為大眾媒體介質的存在」，並且區分「個體層面上人對紙張的感情」和「大眾媒體組織的理性商業決策」的話，我們就不難得出「紙質大眾媒介最終將消亡」的結論。
對紙質媒介的憂慮是與新媒體的發展共生的。在以數字為基礎，以網路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所謂新媒體廣泛出現後，不少人認為紙質媒介前景不妙。有人預測：50年後紙質文獻將在主要國家退出歷史舞台。100年後，人們將只能在博物館中見到紙質文獻了。[1](69)還有人斷言：由互聯網和手機結合而成的網路文化確實具有一「網」打盡的超強能力。盡管網路文化「通吃」所有文化形態的情況目前尚未啟幕，但卻是一種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2](150)這些觀點，與西方一些專家關於媒介發展的推想不謀而合。紙質媒介真的要壽終正寢了嗎？在網路傳播來勢兇猛的當下和不斷發展的未來，紙質媒介到底還有沒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因為，它關繫到我們的文化建設。
一

自從東晉時期紙基本上取代了簡牘到上個世紀後期新媒體的出現，紙質媒介一直是傳播史上最重要的信息載體。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紙質媒介早已超越了媒介最基本的傳播功能，而是以其載體的特殊性建構著人的精神情操、審美情趣，影響著人的生存和生命，與人類產生了緊密的聯系。
讀書人最喜歡自己的書齋，無論怎樣布置，書是少不了的。那一架架一櫃櫃的書，就是書齋主人的貼身伴侶，精神性命。「如果沒有什麼事擾亂心神，人應該經常獨坐於書齋之中，或對日吟誦，或秉燭夜讀，於書齋里享受一份清福，從學問中得到一份快樂。」[3](136)這里說的似乎有些古人的味道，其實現代人也是如此。現在，人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好多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書房。就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商賈們，也要辟出一個空間，里邊擺上裝幀精美價格昂貴的書。為了閱讀也好，附庸風雅也罷。
書本固然可以傳遞知識，擺脫了現實功利目的的讀書卻不單純為了獲得知識，而是出於習慣，看重讀書這一行為本身蘊含的樂趣。花前樹下，湖邊草地，都是讀書的好場所。「或在一個雪夜，一個人坐在爐邊，爐子上的鍋子絲絲地響著。身旁放著一袋好煙草，一個人拿了十來本哲學、經濟學、詩集、傳記，把它們堆放在榻上，於是閑適地拿幾本來翻翻，於是平靜地拿了當時引起他的興趣的一本來看。」[4](107)這是林語堂筆下的讀書之樂；餘光中則興致盎然地談到了他對書的藝術形式的喜好：「大多數的書獃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一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麼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版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一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資深的書獃子通常有一種不可救葯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並不一定要讀哪一本書，或研究哪一個問題，只是喜歡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圖和目錄，並且嗅嗅（尤其是新書的）怪好聞的紙香和油墨味。就這樣，一個昂貴的下午用完了。」[5](133)
這類讀書、賞書的精神、喜好，已經不僅僅是人的外在生活了，而是形成了習慣、品性，內化為人的生命。即不光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藝術的生存。而一旦某種行為方式形成了習慣、癖好，與人內在的精神世界、審美情趣融為一體時，要改變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新媒體固然發展很快，也有紙媒所不具備的諸多優點，但要想讓讀書人舍棄他視為性命的書，而從網路、從電子出版物中獲取他在紙質媒體中得到的快樂，幾乎是不可能的，起碼是難上加難。我們無法想像書齋里只有一台電腦、一摞光碟；更無法想像一個讀書人一邊喝茶、抽煙，一邊操作著一台現代化的閱讀器。不是這種情形不可能出現，而是人難以改變他的審美興趣、閱讀習慣。
中國文化傳統從來都講求藝術人生，西方人也主張要詩意地棲居。逛一逛書店，購一本喜歡的書，蓋一方閑章，睡前伴著燈光讀上一會兒，睡後放在枕邊榻旁，這是多麼美妙安詳的境界。很難想像世上沒有紙質書刊，人的生活將會怎樣。
不少人都認為現在讀書的幾乎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幾十年之後，這些人不在了，紙質媒介也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這種判斷有些簡單。不要說傳統、習慣這類東西不會隨著人的消亡而消亡，就拿現在的青少年來說，他們不讀紙質書嗎？盡管他們從小學甚至學前起就接觸新媒體，也還是紙質書刊的使用者，而且也受著喜歡紙媒的祖輩、父輩的影響。他們生活的是一個新老媒體共存的時代。有資料證明，法國有三分之二的圖書讀者年齡在35歲以下。這說明盡管進入了網路時代，法國青少年仍然喜歡紙質媒體。[6]中國青少年的閱讀空間雖然被新媒體占據了一大部分，但若說他們已經與紙質媒介絕緣也是不合乎實際的。
二
新媒體作為傳播媒介的特徵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靈活動態、簡捷直觀、信息豐富、傳播迅速、不受時空限制、傳受雙向互動，等等。因此，紙質媒介的維護者便往往也抬出紙媒與之相應的特點，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其實這種比較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它並未涉及問題的實質。好比是駱駝和羊的童話，到頭來，還是高有高的好處，矮有矮的好處。所以，我們暫時先放開新老媒體孰優孰劣的比較，而是先看看新媒體給人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新媒體是科技高度發展的產物，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正因為它是人類改造世界的又一次成功，是人的力量的體現，所以人們給予了它高度的評價。不僅認為它是文化傳播史上的一場劃時代的革命，而且認為它體現了人對偶然性的克服，能增強人的自主性和個性化，甚至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人們實現了自由和平等。這類觀點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任何科學技術都是一柄雙刃劍，這在今天已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米蘭·昆德拉在《被詆毀的塞萬提斯的遺產》中提到了胡塞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一次著名講演中所憂慮的歐洲人類危機。胡塞爾認為危機的根不是發源於當時，而是在現代的初期就已經看到了。「它們在伽利略、笛卡兒那裡，在歐洲科學的片面性那裡。這些科學把世界縮小為一個簡單的技術與算數勘探的對象，而把具體的生活的世界即他所說的die lebenswelt（生活的世界）排除在他們的視線之外。」[7](251)米蘭·昆德拉除了轉述胡塞爾的觀點，自己也認為是「科學的高潮把人類推進到各專業學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學問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見整個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藩籬。」[7](251-252)
胡塞爾和昆德拉的話也許包含著更廣闊的時空，但是由此觀察新媒體與人的關系卻正合適。生活的世界是紛繁復雜的動態存在，它彷彿是一個充滿了噪音的空間，一個聚集著萬千塵埃的場。想將其條分縷析地整理清楚，一個一個地弄明白，從而為人類玩弄於股掌之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於它是生活的世界。人的幸福或者說使命就是投身其中，去思考和探索已知的和未知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時間的和空間的，短暫的和永恆的，從而使世界和我們自身更加豐富。這之中，體驗和詢問當是生存於世的最佳途徑。而新媒體卻將生活復制縮小到了一張屏幕上。
新媒體有著自己的傳播特徵：網路語言顛覆了傳統紙媒的詩性敘述方式，而採用一種新型的技術性的表述話語；網路頁面常常充斥著簡捷直觀的圖像信息；復雜的社會歷史現實被拆解成了一個個孤立的事件；局部信息傳遞為全息式取代；傳受互動模式使批評失去了沉澱的時間，成了即時性話語。這種簡單化、平面化、模式化的傳播—生活方式被昆德拉稱為「縮減」，實施著「縮減」功能的正是與新媒體有著本質的相同的傳播媒介：「這些東西是統一地球歷史的代言人，它們把縮減的過程進行擴展和疏導；它們在全世界分配著簡單化和老一套的能被最大多數，被所有人，被整個人類所接受的那些玩意兒。」[7](262)於是，在新媒體的裹挾中，人變得懶惰、順從、平庸、不思考，對自己和人類的命運漠不關心。人的靈性被傳媒的魔掌遮蔽了。
那麼紙質媒介又如何呢？
與新媒體的全息性、傳播迅速、儲存量大、傳受互動、科技含量高等特點相比較，紙質媒介確實缺乏一些現代化的優勢。然而，正是這種優勢的缺乏，使它具備了新媒體所不具備的長處。新媒體的目的在於招徠觀眾，某種程度上，說它嘩眾取寵也不過分。即使是原創性的網路寫作，鍵盤一敲，也難以不想到網路的另一端——即時性的互動模式決定了寫作的功利性和淺表性。而真正的紙質寫作卻不是這樣的。它是一種個人化行為，來自靈魂深處，所要揭示的是個人的也是人類的歷史、現實、思想——一種頗具本質意義的深層的東西，以及對詩性生存的守護，並使自己和他人在揭示和守護中體驗到生存的痛苦和快樂。他置身的不是一方狹小的屏幕之前，而是歷史、現實、未來三維時空；所追求的不是即時性的喧囂，而是恆久、孤獨、厚重，並把這些提供給它的受眾。一些紙質寫作者直到目前仍然本能地拒斥網路媒體，甚至刻意使自己的寫作避開俗世的紛擾，尋一方寧靜偏僻之地，都是為了守住靈魂，守住距離，守住詩性，守住生命。
人還需不需要孤獨、寂寞、痛苦、憤怒？在當下普遍的平面化思維和淺層次生活中，這個問題很可能被視為偏激、另類，其實答案是肯定的。美籍猶太教哲學家和神學家赫舍爾說過這樣一段話：「人應當隱退、幽居，以便傾聽。獨處是對社會歇斯底里症的侵擾和驚嚇進行必要的反抗，是治療和康復的階段。」[8](41)和當下大部分人甘願活得平庸、平靜、隨波逐流一樣，另外一些人則不肯放棄對與之相對的一些東西的堅守，比如孤獨、痛苦、思考、冒險之類。因為它們同樣是生命的需要，同樣符合人性。這些，都不是新媒體所能提供的。新媒體的不足，為紙質媒介的未來生存提供了條件。
也許有人會說，近年讀書的人不是越來越少了嗎？是的，據有關資料反映，近年閱讀紙質媒介的人數確實在逐年下降，甚至演化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客觀一點兒說，這不是紙質媒介之為「紙」的原因，更不能說從紙媒中退出或者不讀紙媒的讀者都到網路一邊去了。這里有紙媒自身的質量問題。多少年來，我們的創作風氣、學術風氣和出版風氣都不能說很正。寫作者追逐時尚，嘩眾取寵，編寫出來的書刊不是淺薄庸俗、空洞無物，就是艱澀難懂、不知所雲。某種程度上已經深受流行媒介的影響，甚至淪為流行媒體；出版部門也充滿了銅臭。紙媒讀者的下降，正說明了讀者對流行媒體信息的不滿、抗拒。

我們不否認新媒體的優越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紙質媒介的沖擊力，而且是巨大、持久的沖擊。但因此就斷言傳統紙媒終將為新媒體所取代，還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據。紙質媒介與人的血肉相連的關系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任務不在於使媒體之間相互取代，而在於使媒體服從人的生存之需要。畢竟，媒體只是承載傳遞信息的工具
參考資料：中華網

㈣ 風啊，你這彈琴的老手簡介

趙麗宏

趙麗宏 青年散文家，1951年生，上海市崇明縣人。1968年高中畢業後回故鄉插隊，當過木匠、鄉郵員、教師、縣機關工作人員。1978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並開始創作詩歌和散文。大學畢業後當過《萌芽》雜志編輯，後為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現為上海作協副主席。出版有《珊瑚》《生命草》《心畫》等三十多部詩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集。作品曾數十次獲獎，《詩魂》獲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集獎。

趙麗宏：書是永遠的朋友

按常理說，專業作家是以寫作為生的。然而，先後著有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等各種文學專著四十餘部，作品曾數十次在國內外獲各種文學大獎的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著名散文家趙麗宏，卻一直覺得對自己而言，「寫作還是業余的」。他說：「要說我有什麼專業，只有讀書」。在新近出版的《趙麗宏讀書隨筆》一書的自序中，趙麗宏又一次表白「最大的實惠和快樂就是讀書。」

出生於上海的趙麗宏，從小就是個「書蟲」，讀書從來不管時間場合，「只要拿起一本有意思的書，就能沉醉其中，忘了一切。」趙麗宏往往是走路讀，吃飯讀，睡覺讀，上廁所也讀。從連環畫、童話、神話，到《西遊記》、《封神榜》、《水滸傳》、《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再到《唐詩三百首》、《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和《紅樓夢》，趙麗宏總覺得「這些書要比課本上學的歷史有趣得多」，常常讀得入迷了，大人的一聲叫喊才把他從痴夢中驚醒。

從小學高年級到中學，趙麗宏開始接觸中國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無論什麼書，他拿到就讀，平時除了讀魯迅，讀茅盾，讀巴金，讀冰心，他還把上高中的姐姐從圖書館里借回家的一些外國文學名著，都讀了一遍，如《安娜·卡列尼娜》、《唐·吉訶德》和《復活》、《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以及《基督山恩仇記》、《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特別是趙麗宏在上海舊書店裡淘得的一套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新詩叢，更令他興奮不已。這一套新詩叢都是普希金的詩歌，譯者是查良錚，出版於一九五五年。它們成了趙麗宏中學時代最喜愛的書。可以說，趙麗宏後來寫詩，和當初讀這幾本詩集有很大的關系。這幾本書，趙麗宏很珍惜，為減少磨損，他就用透明的紙很仔細地將封麵包起來，但它們還是被趙麗宏翻得很舊。趙麗宏後來回憶說，當時的「我讀得多而雜，讀得囫圇吞棗，讀得沒有章法，然而就是靠著這樣的閱讀，使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使我深深地愛上了文學。」

中學畢業後，趙麗宏離開上海市區去崇明島「插隊落戶」，簡單的行囊里寥寥幾本印刷品中，有一本《野草》。現實中，很多小說往往讀第一遍時覺得新鮮，看第二遍便覺無味。《野草》這樣的書卻可以讓趙麗宏「一遍一遍地讀下去」，因為讀這樣的書「可以讓你反復回味，時時能品出新的韻味來。」當時，趙麗宏就想，「倘若魯迅先生沒有那厚厚的十幾本著作，只有一本薄薄的《野草》，他同樣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

在農村「插隊落戶」的漫長歲月中，趙麗宏「曾感到過孤苦無援，前途渺茫。」可就是那些和趙麗宏朝夕相處的書，使他改變了對生活的看法。在一盞飄忽不定的油燈下，是書伴他「度過了許多溫馨而愉快的時光」，使他「逐漸充實起來、豐富起來」，也是書「幫助他選定了人生目標」。

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趙麗宏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在大學的圖書館里，可供趙麗宏選擇的「好書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樣，多得叫人眼花繚亂」。一九八一年趙麗宏畢業後到《萌芽》工作。那時，趙麗宏住在浦東，每天坐公共汽車經過黃浦江隧道，要花很長的時間到市區上班。由於「在車上的時間是特別難熬」，趙麗宏每天手握一本好書，便把難熬的時光化為愉快的瞬間。在公共汽車上，趙麗宏總能聚精會神地讀書，任何雜訊都不能幹擾他的情緒，即使有人擠他，有人推他，他都木然無知，因為他正「躲進書里作一次愉快的旅行」。

八十年代初，已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趙麗宏以《詩魂》為題寫了一篇散文，講述他和《普希金抒情詩選集》的故事，表達他對詩人的懷念和對那個灰暗時代的復雜感情。前蘇聯的漢學家、莫斯科出版社總編輯別仁將這篇散文翻譯成俄文介紹給俄羅斯的讀者。他的散文集《詩魂》出版後，榮獲中國新時期優秀散文集獎。組詩《中國，我親愛的祖國》被譜成交響曲合唱，也獲得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一九八七年，趙麗宏應聘擔任上海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時代發展到今天，千變萬化，然而，趙麗宏對書的痴迷卻始終沒有改變。已有了七八個書櫥，擁有好幾千冊書的趙麗宏說，「只要我還活著，只要我還會思想，我決不會離開書籍，決不會舍棄這些可愛可敬的朋友。」我想，這些話，應該是趙麗宏的肺腑之言。

㈤ 再麻煩您個問題

張經（1492-1555），字廷彝，號米洲，侯官（今福州市）人。弘治五年（1492年）生於洪塘蔡厝坊。
嘉靖四年（1525年）張經進京任吏科給事中等職，他剛正不阿，彈劾不避權貴。寧夏總兵官鍾放膽敢到京城行賄，被人告發，兵部尚書金獻民牽連在內，張經聯合同僚高世魁向皇帝報告，金獻民只得告病辭職。
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張經建議撤消橫行無忌的廠衛校官，被皇帝採納，罷了廠衛校官。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張經升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廣西斷藤峽侯公丁占據弩灘聚眾叛亂，張經與御史鄒堯臣等定計，採取軍事行動，讓副使翁萬達誘擒侯公丁。參議田汝成建議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同名，另一人）率將士三萬五千人為左軍，副使翁萬達配合，都指揮高乾帶領一萬六千人為右軍，副使梁廷振配合，指揮王良輔、馬文傑等分別率兵抵達叛亂據點，多面夾攻，侯公丁手下向林峒以東逃走。王良輔等迎面攔擊，斬首1300餘級。張經以他的軍事才能，平定了廣西動亂的局面，朝廷升張經為左侍郎，加一級。
安南莫登庸篡位，朝廷各大臣都說要出兵討伐。張經分析後上奏：「進兵安南有六條路，一年軍餉要用160萬兩，造船造車，買馬制兵器及軍費又要70多萬兩。何況橫渡大海，彼逸我勞，得不償失，應周密考慮。」他與毛伯溫定計，採用懷撫政策，解決了問題。朝廷十分賞識張經的才幹，再次升為右都御史，又平定思恩九土司叛亂，升兵部尚書兼都御使，鎮守南疆。副使張瑤征討馬平叛亂屢次打敗仗，皇帝加罪張瑤寬恕張經。但給事中周怡彈劾張經，張經請求辭職，皇帝不同意。因丁憂回福州守孝。
福州於山報恩定光多寶塔，建於唐天佑元年（904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被雷火焚毀，張經守孝期間，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與狀元龔用卿倡儀募資重建磚塔，外塗白灰，俗稱白塔。他還熱心教育事業，撰寫《四門學碑記》，今碑存於山碑廊。三年孝期滿，張經被任命南京戶部尚書，改任兵部尚書。張經做官後在福州文儒坊建了房子，並重修文儒坊，署尚書里，其故居仍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面對猖獗的倭寇，設總督大臣治理。任命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等地軍隊，直接調撥。朝廷徵集「狼土兵」剿寇，張經總督兩廣時深受「狼土兵」愛戴。但張經較傲慢，何卿、沈希儀等大將地位很高，老而氣驕，新來的將領既怕死又狡猾，連戰不利，使張經威望大降。朝廷大怒，逮捕了應天巡撫屠大山罷職為民，譴責張經久戰無功，降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接替屠大山專辦抗倭軍務。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倭寇侵犯浙江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杭州西部。嘉靖皇帝要求張經限定日期剿寇。派奸相嚴嵩的黨羽、工部侍郎趙文華監督，他咄咄逼人，指揮張經。張經以大臣自重，「以兵事秘，不吐露與文華」。趙文華認為張經看不起他。上奏控告張經「經閩人也，慮賊入其鄉，故養寇糜財。」皇帝偏聽偏信，降旨逮捕張經。
在趙文華寫奏章時，廣西東蘭諸州「狼土兵」和田州瓦兵趕到，於是有了石塘灣大捷。五月初一，倭寇幾千人水陸並進侵犯嘉興。張經率領浙江軍隊搗毀松江的賊巢，永保的「狼土兵」亦攻破川沙窪的據點，倭寇大敗，出海逃走。張經得知倭寇進攻嘉興，派參將盧鏜監督保靖「狼土兵」、總兵俞大猷監督田州瓦兵，由嘉興泖湖趕往平望、參將楊克寬頻領戰船由中路攔擊，各路合戰於嘉興北面王江涇，斬寇首1980餘級，燒死的和溺死的不計其數，史載「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
捷報傳到京師，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上書說：「王江涇大捷，倭寇銳氣大損，這時不宜換主帥，請皇上收回逮捕張經的命令。」嘉靖皇帝大怒：「張經欺誑不忠，聽說趙文華彈劾才去打仗。李用敬等是張經的奸黨，打五十大板，罷職為民。」張經進京，詳細介紹進兵始末，說任總督半年來，前後俘獲和斬首倭寇有5000人，請予赦免。皇帝不接受。恰巧，刑部郎中何鰲上書，要求殺張經。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張經與巡撫李天寵被斬首於北京。
隆慶初年，張經孫兒張懋爵上京訴冤，張經平反，官復原職，賜葬並謚號襄愍，子孫封蔭。張經葬於福州洪山橋附近黃店山，為大型明代石構龜甲墓，墓前立有文武石人、望柱、馬、獅、虎、羊等石獸，原有「東南戰功第一」石坊，已毀。後人為傑出的抗倭將領張經鳴不平，在其墓壁題「堪恨階前無鐵相，張墳何異岳家墳」。認為其冤案與岳飛相似。張經墓於1961年被定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幾次重修。張經善於詩文，有《半洲詩集》傳世，傳藏於各大圖書館。明人緬懷這位傑出的民族英雄，在洪塘建造張經祠，保存至今。

㈥ 從幼兒園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如何理解其公正性

一、使所有幼兒均能適應的原則 這是幼兒教育最基本的原則。因為幼兒能否適應學前階段的教育，直接關繫到以後學校教育的成敗。因此，許多國家特別注意研究每個幼兒的家庭經濟情況、社會地位、父母的職業和文化素養等因素對幼兒的影響，然後根據幼兒不同的經歷、素質、獨創性等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這樣自然會提高每個幼兒對 教育的適應性。
二、促進思維的原則 幼兒教育一方面要適應幼兒的思維發展水平，另一方面要幫助幼兒掌握越來越復雜的思維 方法。要多讓幼兒接觸實際，觀察事物，並加以集中、分類、比較。鼓勵幼兒經常反復思考一個問題，這是一種奠定思考方法基礎的手段。
三、依靠自身發展的原則 真正的教育並不是強加於人的。幼兒教育只能在幼兒毫無對抗情緒的情況下進行，促使他們自願地得到發展。匯集各種知識、印象，在自己頭腦中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世界，這一活動過程是在成人指導下，靠幼兒自身的努力完成的，任何人都無法取代。因而，教師的主要任務就是創造各種能給幼兒帶來新感受的
環境，以幫助他們從各種感受中獲取新知識。為此，許多國家址分重視激發幼兒的好奇心和求知慾，培養幼兒廣泛持久的興趣。這是幼兒自我教育的動力。
四、重視能力培養的原則 學前階段，應該讓幼兒依靠自己的努力去發現周圍五彩繽紛的世界，逐漸豐富感性知識。知識只有成為智力活動的推動力才具有價值。因而，教師不應該反精力放在毫無意義的知識羅列上，而應該明白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發展幼兒的注意力、感覺能力、知覺能力、觀察能力、記憶能力、想像能力、推理能力、語言能力
和審美能力等。
五、面向未來的原則 今天的幼兒教育不可能給予幼兒解決未來社會問題的答案。但是，必須考慮怎樣才能使幼兒更好地適應未來社會的生活。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幼兒的創造性。教師應該引導幼兒思考，發現並鼓勵他們的新想法，在創造性方法的運用中提高幼兒的創造能力。
六、追求人格平衡發展的原則 追求幼兒的全面、和諧發展，培養良好的個性，是當前世界幼兒教育的一個重要趨勢。學前期是幼兒個性形成的重要時期，所以許多國家提出「學前教育應為幼兒未來的人格形成打下基礎，只有基礎牢固，人格才能得到均衡發展。」幼兒的個性是在社會團體中，依靠集體的力量得到發展的。心理學家瓦倫說：「幼兒的『自我』只有處在與他人的『自我』相互作用的狀態下，才能得到發展。」因此，教師在給予幼兒個人活動機會的同時，應給予他們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並教給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方法。

㈦ 華東師范大學的學術研究

2013 年，該校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項， 位居上海高校第一、全國高校第九； 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35項， 居上海高校第一、全國高校第七；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6項，居上海高校第一、全國高校第七；獲批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年度課題17項，位居全國高校第一。
根據「自然亞洲」（natureasia） 網站2013年6月發布的亞太地區「自然出版指數（Nature PublishingIndex：NPI）」中國排名， 華東師范大學學者過去12 個月在《自然》（Nature） 及其系列期刊上共發表論文5篇， 總貢獻點數（Corrected Counts：CC） 為2.14， 在內地高校中列第十二，在全國科研機構中列第十五。
根據2014年6月學校官網信息顯示，該校何積豐院士獲2013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2013年科技到校經費院系名稱縱向經費（萬元）橫向經費（萬元）經費總數（萬元）河口海岸科學研究院81036814491生命科學學院39530933488信息科學技術學院76227093471軟體學院54127123253精密光譜科學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2231943216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73821182856化學系39917582157物理學系19214761668數學系2912181247科學與技術跨學科高等研究院345610955網路教育學院163400563金融與統計學院27526553國際航運物流研究院90403493教育部 （ 上海市 ） 腦功能基因組學重點實驗室28256284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32156188社會發展學院07777體育與健康學院07373教育科學學院0100100商學院04343公共管理學院01212人文社會科學學院066其他單位1410141總計47142462129335備注: 1、以上經費中含國家重點實驗室運行經費、校內創新基金2、「其它」一欄中包含2013 年未列入以上單位統計的理科項目經費 （表格內容資料來源：2014年6月華東師范大學官網） 館藏資源 截止2013年底，圖書館擁有印刷型文獻總量435.48萬余冊，其中圖書 355.78萬余冊，期刊合訂本近 36.96萬冊，古籍文獻 32.74萬余冊，學位論文 2.48萬余冊，非書資料 7.49萬余冊；各類電子文獻資料庫124個（含 334個子庫），其中電子期刊 4.7萬余種，電子圖書近136萬種，學位論文256.9萬余篇。館藏文獻的學科範圍涵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應用技術等學科領域，尤以教育學、地理學、文史哲等學校重點學科領域的文獻見長。 學術期刊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華東師范大學主辦的學術性雜志，分為哲學社會科學版、教育科學版和自然科學版三種期刊。三刊均已連續多次被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文獻研究評價中心（CSSCI）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CSCD）等單位確定為各類「核心期刊」或「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評價資料庫來源期刊」。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創刊於1955年，「十年動亂」期間被迫停刊，後於1978年復刊。該刊以致力於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等專業領域的學術積累和學術創新，形成了「嚴謹、嚴肅、嚴格」的辦刊風格。2001年， 該刊被確定為「中國期刊方陣」中的「雙效期刊」；2004年，該刊「世界史研究」欄目入選教育部「學報名欄」；2006年， 該刊入選教育部「名刊工程」；2012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術期刊資助入選期刊。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創刊於1955年，復刊於1978年。 該刊主要刊登華東師大師生在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等領域的學術論文和科研成果，同時適量刊登歷屆校友和海內外科研人員的優秀論文，以及反映有關科研課題最新研究進展的學術簡報；其內容涵蓋數學、物理學、電子科學技術、計算機科學、教育信息技術、化學、地理學、生物學及環境科學等領域。該刊多次獲得教育部「中國高校優秀科技期刊」等稱號。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創刊於1983年，是中國高校中第一本教育科學專業類學報。 該刊開設了教育理論、教育改革、教育史、心理學等欄目以及如「海外來稿」、「專題討論」等特色專欄。該刊已連續多次被華東地區六省一市新聞出版局評為「華東地區優秀期刊」的稱號，曾多次獲得「全國百強社科學報」、「上海市最佳學報」的稱號。

㈧ 華東師范大學藝術設計專業動漫專業有哪些老師名單

歷史上教師名單一般是不對外的宣傳的，不過下面的簡介或許對你有幫助。

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詳細簡介
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成立於2004年9月，其前身是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專業藝術設計方向。該專業經過20年建設和發展，有著深厚的學科基礎，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藝術研究群體。
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藝術設計人才需求情況，華東師范大學於1995年設立了裝飾設計方向，2000年設立了視覺傳達設計方向。經過多年努力，藝術設計課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優勢，並以多工藝門類、多材料的設計運用和中西藝術融匯的教學特點見長。目前藝術設計的主幹課程包括：設計史、設計理論、計算機輔助設計、圖形設計、包裝設計、書籍裝幀設計、網路廣告設計、企業視覺形象設計、展示設計、廣告設計等。
2004年9月，華東師范大學在上述學科建設積累的基礎上，成立了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院將引進國外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優秀課程和教材，改革教學內容，匯聚學術精英，加速藝術設計學科的發展。同時，以中外合作辦學為契機，創辦一所集產、學、研於一體的新型藝術設計學院。並努力通過若干年的建設，使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成為國內領先、具有國際水準的一流設計學院。
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在2005年先行開設4個專業，它們是：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多媒體藝術設計專業、工業設計專業和動漫形象設計專業。招收本科生100名。2005年的碩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也在進行中。2006年起學院計劃增設室內設計、景觀設計、時尚設計、設計管理和動漫遊戲設計等專業。
目前，設計學院共有四個年級的全日制本科在校生近100名。許多學生在校學習時獲得了國家和上海市的廣告設計、網頁設計比賽大獎。去年，該專業第一屆本科生畢業，他們的學習成績和能力得到了各用人單位的廣泛認可和肯定。
設計學院薈萃了一批年輕而具有天賦的教師，許多教師都有著曾在歐美深造的經歷，有著良好的團隊意識和開放的學術態度。他們中的一些教師所編撰的設計專業教材，上了全國同類49種教材發行排行榜的首位，有的教師擔任了國內五星級酒店空間藝術設計的總設計師和設計總監。他們是一個非常有活力、有實力的團隊。
2004年，國家文化部將「國家動漫遊戲產業振興基地」這一重要機構設在華東師范大學，這對設計學院的學科專業建設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設計學院積極廣泛地開展與國內外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單位合作。目前，正與美國Pratt等學院洽談合作意向，並已經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
藝術設計專業(非師范)
多媒體設計方向
多媒體是由多種媒介(multi-media)、多種編碼(Multi-code)、多種模式(multi-modal)形成的綜合表達方式。多媒體設計方向的專業設置基本涵蓋了多種媒介(multi-media)、多種編碼(Multi-code)、多種模式(multi-modal)三個方面。本專業開設的課程內容主要側重於交互媒體和網路媒體、計算機圖形、計算機動畫等方面,以培養21世紀多媒體創意、製作和跨學科復合型人才。
本專業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學科交叉研究能力、媒體理論和媒體實踐能力，以滿足社會各行各業的廣泛需求，能勝任各類院校、企事業單位、IT企業等設計開發研究工作。
本專業課程包括三個部分：專業基礎課程、數字媒體與出版、數字動畫設計。
專業基礎課程是為專業培養方向提供的必修課程；數字媒體與出版以平面圖形、電子出版系統、交互設計為培養方向，學生需要掌握圖形設計、出版設計流程、交互程序設計、網路媒體設計、電子出版物設計等技術。數字動畫設計主要以三維模型、動畫為培養方向，學生需要掌握動作和風格，時間語言，2D和3D動畫技術。 課程目標和任務遵循傳統的藝術設計概念和數字技術相結合,傳統媒體和數字媒體研究相結合,理論和實驗室實踐相結合,多媒體表達形式和交互語言相結合的原則。
主要課程包括：現當代藝術設計史、當代科技前沿、人體解剖、視知覺和應用心理學、電腦游戲基礎、運動分析、文案腳本和策劃、大眾傳播和當代媒體、動畫衍生產品開發等。
視覺傳達設計方向
本專業培養以視覺圖像信息傳播為主，以設計創新為核心的復合型優秀設計人才為目標,引進國內外知名專家和課程，注重多元化設計理念教育，使學生掌握現代設計的研究方法，具備了解中外設計的最新成果和發展動向，具有較強的設計和實際開發、交流的能力,能勝任在高等院校、企事業單位、專業設計機構從事藝術設計教學、研究、設計、策劃等方面的工作。
視覺傳達設計目前擁有3個課程板塊，分別是品牌形象設計、包裝設計和插圖。
主要課程包括：視覺語言、插圖、字體設計、編排設計、標志設計、書籍設計、包裝設計、廣告設計、品牌形象設計、網頁設計、展示設計等。
動漫形象設計方向
本專業培養以動漫遊戲形象設計為主，熟練掌握動漫原畫創作、原創角色設計，利用各種現代化的技術手段進行後期處理製作，設計理念先進，具備研究、開發、交流推廣能力的復合型動漫設計人才。
畢業生主要就業去向：在高校從事動漫專業教學與研究工作；報考動漫專業研究生繼續深造；進入動畫公司、電視台、網路公司、出版社、廣告公司、信息技術教育、雜志社等單位，從事動漫管理、影視動畫片策劃與製作、影視特效剪輯合成、影視廣告創作、電視欄目包裝、游戲動畫創作、網路傳媒設計、多媒體課件設計、卡通形象設計與編輯等工作。
主要課程包括：動漫原理、中外動漫史、原畫創作、動漫創編基礎、動畫視聽語言、劇作與腳本、運動規律、角色設計、場景與道具設計、故事板與鏡頭語言、二維動畫設計、三維動畫設計、動漫賞析、音樂鑒賞與合成、DV技術、數字影像後期合成、動漫周邊產品設計、軟體技術(Photoshop、Painter、Flash、3Dmax、Maya、After Effect、Shake等)。
工業設計方向
本專業培養具有寬闊的專業視野和知識面，了解本專業的前沿成果和發展方向，注重創造性思維，有前瞻性，對產品的功能、人性關懷、視覺審美有著深刻認識和理解的工業設計人才。
該專業目前設有家電、家居、玩具、禮品等專業課程板塊。畢業生能勝任高校、企事業單位、專業設計機構從事產品設計、教學、研究、開發、流通等領域的工作。
主要課程包括：工業設計史、機械動力基礎、科技前沿、材料與加工方法、形態訓練、模糊設計、系列化設計、仿生設計、無障礙設計、更新設計、概念設計等。

㈨ 中國有哪些教育學家

1、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2、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他早年參加反清朝帝制的斗爭，民國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

3、陳鶴琴

陳鶴琴（1892年3月5日－1982年12月30日），浙江省上虞縣人，中國著名兒童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教授，中國現代幼兒教育的奠基人。

早年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留學美國五年，1919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五四運動期間回國後，最初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講授兒童心理學課程。東南大學成立後，任教授和教務主任。

4、葉瀾

葉瀾，中國著名教育家，女，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本科，並留校工作至今，現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名譽所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5、葉聖陶

葉聖陶（1894—1988），男，原名葉紹鈞，字秉臣、聖陶，1894年10月28日生於江蘇蘇州，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

1907年，考入草橋中學。1916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尚公學校執教，推出第一個童話故事《稻草人》。 1918年，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春宴瑣譚》。1923年，發表長篇小說《倪煥之》。

1949年後，先後出任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和總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民進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