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中美貿易戰

Ⅰ 為什麼說中國與特朗普打交道，手段比奧巴馬時代多

特朗普正開始發揮其主政美國的影響力並攪動全球政局：退出TPP、任命「鷹派」、重提中國台灣問題……各方面都在擔憂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是否會離「全球化」越來越遠。
特朗普上台會對美國乃至全球帶來什麼影響？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北大國發院退休教授陳平根據其30多年往返中美的經驗，在中國的高鐵上和讀者們分享他的觀點。

記者：如果特朗普真的走向極端，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要向中國徵收45%或者一個比例的高額關稅，要跟中國打貿易戰，怎麼分析其利弊，如何應對？
陳平：特朗普如果真的認為，只有一條路可以拯救美國，就是放棄自由貿易，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實行保護性關稅，美國的產業會回來。但是，他要想到，回來的代價，美國消費品價格大漲，美國人生活質量加速降低。這樣一來對中國是利大於弊。
操縱匯率最厲害的其實是美國，憑什麼美元有那麼大儲備貨幣的比例，完全是靠不斷發動戰爭獲得的。歷史上只有兩個國家可以列為匯率操縱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英國。英國當時有海軍霸權的時候，也是匯率操縱國。
我們可以和美國搞務實外交。現在美國拉攏日韓，想制衡中國。朝鮮又有麻煩，美國不想跟中國斗，那麼美國將朝鮮交給中國管，交換條件是美國和台灣問題脫鉤，廢除美台條約，中美就能合作穩定世界。要對抗，時間在中國一邊。
打貿易戰、匯率戰表面上對中國短期不利，其實長遠對中國有利。如果你美國貿易不對中國開放，金融業我們也不對美國開放，加州的高科技企業，想到中國投資壟斷，中國可以有效管制跨國公司。

Ⅱ 樓繼偉如何談中美貿易戰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組織的「2018中美圓桌研討會」上，對中美的貿易摩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樓繼偉認為，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中國已經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貿易戰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歐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貿易摩擦的便車。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巨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藉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佔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說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么在做。

最後，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後來改成預期，並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後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

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平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說，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知識產權問題與特里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幹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么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說？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於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知識產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麼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繫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

總結發言：

第一，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國家怎麼看？大家怎麼看現在的中美關系？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裡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裡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第二個心態，中美打了以後，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知識產權會更公平。這是對的，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比如，歐洲人對平台經濟是很有意見的，對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處罰。如何打破新型壟斷，還沒有破解。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現在中國也進來了。歐洲人希望打擊它們，希望對它們有一定擠壓。但是美國還專門說，平台經濟擴展下去成本會越來越低，中國人想搶美國人飯碗，不是這么回事，這點大家都明白，應當大家在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最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很清楚。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應該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國有意的。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也有好處，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Ⅲ 中國如何回擊美國新國安戰略

這個問題我實在是無法回答，也不忍心騙你。

Ⅳ 對金燦榮、張維為、陳平等人，大家如何看待他們的言論

這三人是某一類專家的代表。這種專家永遠是中國最好，外國最壞；中國最厲害，外國都是紙老虎。他們之所以沒有被封殺，也是因為他們的確代表了一種希望，就是要老百姓更加自信更加愛國。但是，真正一個有自信的國家和老百姓會面對挑戰，認識不足，同時也懂得尊重別人，尊重他國。很可惜，這類專家顯然不懂這個道理。

但相比於那些「跪得太久」的所謂「公知」，我更欣賞金燦榮、張維為，中國的自信、中國的自強，是無法通過膝蓋與地面的接觸獲得的。

想要立足於世界，首先要挺直脊樑！這樣的人士越多越好，把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從中國的輿論場清理出去，像清理垃圾一樣！

Ⅳ 論一帶一路戰略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一帶一路』與中美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吳姝 攝

「『一帶一路』與中美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3月31日在上海舉行。來自中美兩國的40餘位專家學者參與會議，就「中美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觀點」「中美關系的現狀與展望」兩個主題展開討論。

上海世雄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在致辭中表示，第八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3月29日剛剛在北京落幕，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4月即將在北京舉行，以此為契機召開本次會議實屬必要。

《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簽署地錦江飯店小禮堂。|吳姝 攝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和實施的近6年來，對中美關系的新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它標志著中國對外戰略的轉型。現場多位中方學者對此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美關系的「再平衡」體現在經貿、地區和地緣政治經濟、國際秩序三個方面。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潘忠歧也指出「一帶一路」給中美關系帶來了三方面變化，「第一，價值觀的差異不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其次，中美關系變得更為平衡；第三，中美關系的基本邏輯也正在改變，過去中國把中美關系視為重中之重，但如今這是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關系也同樣重要。」

而來自美國的學者則更多就中美關系摩擦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表示，「美國對華政策發生轉變的成因是個復雜的過程，但對華戰略在很長時間內不會形成，中美之間的緊張趨勢是長期的。」

與會的中美學者共同認為，雖然兩國關系在最近十年裡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兩國相交的歷史表明，中美之間的積極合作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兩國少一些戰略疑慮、少一些戰略對抗思維，將對中美關系積極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本次會議由上海世雄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主辦。

作者：文匯報見習記者 吳姝

Ⅵ 中美貿易戰對美國有哪些影響

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執意要和中國較勁。意識到會將本國農民送上貿易戰前線當「炮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以為開幾張「空頭支票」，就能彌補貿易戰在美國造成的「傷害」。

然而，特朗普想得太簡單了。

據調查報告顯示，如果中國在貿易戰上火力全開的話，遭殃的不僅僅是美國農民，全美有2742個縣會被打成「篩子」，其40個產業的就業率都將遭殃。

更慘的是，由於此次受影響的縣遍布全美，而所謂「國際貿易戰」實則牽動美國本土經濟鏈，中國的「貿易槍口」不會區分美國政治「紅藍」派別，打傷美國經濟的同時，也可能會扭轉美國目前的政治局面。

這樣造成的結果非常諷刺。特朗普大肆渲染貿易戰之際，恰逢特朗普支持率節節攀升（截止4月4日至51%），而眼下離美國2018年的中期選舉只有7個月。而布魯金斯給出的分析是給「捷報頻傳」的特朗普頭上澆冷水——如果繼續貿易戰，美國總統不僅盼不到「藍轉紅」的奇跡，甚至可能保不住那些「深紅票倉」。

而這樣的分析結果也讓美國國會膽寒。在觀察者網此前的報道中，美國很多主流媒體對這次中期選舉後，「共和黨能繼續保持國會內優勢」表示悲觀。如今不管如何計算，「深紅縣」依然是「最受傷」的地區。對此，布魯金斯學會總結道，「中方的貿易施壓下，美國目前的政治局面可能會遭到扭轉。」

布魯金斯學會創建於1927年，是美國著名的公眾政策研究機構。作為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智庫，其足跡遍布美國自上世紀初以來各個時代的重要經濟、政治變革。該機構也曾被《外交政策》評為全球第一智庫、對公共政策辯論最有影響的智庫。

Ⅶ 用大學宏觀經濟學解釋中美貿易戰會造成什麼影響

首先，貿易爭端的出現與特朗普一貫堅持的政治理念和經濟思想密切相關，這是基於這種理念及思想的影響所做出的一項決定。從大格局來看，這更是特朗普的一種戰略行為。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以來，他奉行的思想主張無不體現了美國至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理念，其目的是為了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勢必會給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經濟交流與合作帶來巨大的影響。其次，此次貿易爭端由美國發起，是出於美國國內政治的需要。特朗普就任總統一年多來，執政過程中遭遇了各種不順的局面，面臨了多種指責。其中由於國內政治壓力巨大，特朗普急於擺脫這種信任危機，需要一些國際熱點事件轉移民眾在國內政治方面的注意力。而中美貿易爭端正好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一個不錯的戰略選擇。再次，貿易爭端的發起也與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需要緊密相連。二戰結束以來，全球處於70多年相對的和平時期，全球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隨著區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金磚五國和一大批的新興國家都迎來了各自的黃金發展期。其中日本在上個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崛起，後來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通過幾十年的持續發展，終於在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進入21世紀以後，經濟發展勢頭平緩，2008年經濟危機則重創了經濟的發展，十年以後才得到緩解。因為這種此消彼長的關系，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正在下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上升。在世界各地，美國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中東地區受到強有力阻擊，對拉丁美洲的控制也遭到抵制，歐盟的發展和金磚五國的崛起都在經濟發展上構成了不小的威脅。一些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合作組織已經把美國排除在外，都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構成了挑戰。此外，美國自身國力相比上個世紀後半期在全球的影響力已經有所下降。美國要想繼續維持全球霸主地位，就必須有一套新的戰略主張和經濟發展策略。

Ⅷ 探討房地產稅丨房地產稅漸行漸近，對市場有何影響

房地產稅漸行漸近。

5月11日，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稅務總局負責同志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

這被業內人士評價為「決定房產稅立法、徵收的四個單位聚齊了，信號意義非同一般」。

房產稅立法板上釘釘但過程卻漫長

自2013年中央首次提出對房地產稅加快立法後，「房地產稅立法」任務已板上釘釘，房地產稅立法何時啟動的話題也備受關注。

2015年8月5日，房地產稅法第一次明確進入中國人大立法規劃。

2018年9月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包括房地產稅法在內的11部稅法同時亮相第一類項目，即條件比較成熟、擬在本屆人大常委會任期內提請審議。

2019年3月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日圖在回應房地產稅立法問題時表示，「房地產稅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和財政部組織起草，目前，相關部門正在抓緊完善法律草案、重要問題的論證等方面的工作，待條件成熟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

在今年3月13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全文）（下稱《規劃和綱要》）中，「推進房地產稅立法」被寫入這份謀劃未來5年發展及2035年遠景目標的《規劃和綱要》中。

《規劃和綱要》第二十一章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提到，「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健全地方稅體系，逐步擴大地方稅政管理權。」

此外，從去年年底以來，財政部在半年內四次提及房地產稅。

但在今年4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202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並未提及房地產稅。

房地產稅推出時機到了嗎？

在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看來，房地產稅有明確的推進路徑，即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但現在看，房地產稅需要加速。疫情後，房價加速上漲的同時，房產對貧富分化的推動作用明顯擴大。富人炒房避險需求增加，高檔商品住宅價格上漲得更快，迫切需要用稅收手段來調節。

那麼，此次財政部等四部門齊聚北京召開座談會是否意味著房地產稅推出時機已到？

貝殼研究院首席分析師許小樂指出，我認為目前房地產稅的法理基礎、技術手段並不存在多大的挑戰，只是在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等諸多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挑戰中，難以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出台，保證政策出台之後不會對市場預期造成過大的沖擊。

其認為，可能存在的挑戰是，房價資產價格的不斷上漲帶來稅收成本提高，以及對家庭住房擁有情況的了解不充分。如果隨著房價與居民債務的螺旋上升，越往後，土地價格和房價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越背離，稅收越來越體現在對資產價格征稅，可能會提升居民的實際支付壓力。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張平在其發表的《中國房地產稅改革的治理意義》中提到，對居民和企業來說，大多數稅種都是繳得越少越好。開征房地產稅必然面臨眾多的阻力和疑議，需要政府在開征之前和實施過程中以不同方式不斷向居民做出解釋。

房地產稅出台會對市場產生什麼影響？

許小樂認為，房地產稅出台，短期會讓市場供需關系進行一次重構，主要是多套房業主根據自身的支付成本進行評估，短期可能會有部分房源出手，存在一次脈沖效應，業主降價出售會導致價格短期下行，沖擊大小取決於家庭住房擁有情況。這些城市通常是一些需求比較旺盛的城市，供給端的沖擊很快會被需求端消化，房地產價格變為賣方的定價加上稅收，賣方的定價是否會上漲，仍然取決於城市市場的供需關系。從長期看，房地產稅本質上是一項成本，會讓整體市場的交易變少。這項成本最終會由市場承擔，具體是買房人還是開發商承擔，取決於雙方的價格彈性，稅收負擔更多落在缺乏彈性的一方身上。

在張平看來，房地產稅是多元的。其指出，在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方面，房地產稅有潛力成為地方政府穩定的主體收入來源，進而有助於地方政府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通過房地產稅與地方公共服務的激勵相容，形成地方「房地產稅-公共服務」調節機制；作為一種住房持有成本，有助於抑制居民的投機購房需求和削減住房的資產屬性；通過將部分稅收用於地方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和運營，建立地方商品房與保障房的反饋機制；此外，還能體現房地產稅的受益稅和調節稅屬性。房地產稅開征後，即便開始時適當放寬減免額度、稅率較低，仍然可能面臨各種問題。由於居民已經建立房產持有成本會逐步增加的預期，所以在一開始就會對整個房地產業產生一定的影響。政府需要在房地產業的生產、消費、流通等幾個方面做好相關預案，充分運用好手中的政策工具，保證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

李宇嘉的觀點是，稅收的功能，除了組織財政收入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調節收入差距。因此，當下房地產的狀況、財富分配的狀況，迫切需要稅收來調節。估計熱點城市會加快本地實施方案研究，對二套及以上住房、超面積住房開啟徵收

另外，李宇嘉指出，中國會參考國際上共性的制度，首先，對低收入、孤寡家庭等弱勢群體稅收優惠，對首套房或一定面積免稅，改善型住房低稅率。其次，如同實施房地產稅的其他國家一樣，我國也會通過評估價打折（美國有些州打3-4折），房價上漲時降低稅率（美國有些州稅率低至0.2%），將稅收支出占居民收入之比控制在一定幅度（美國、日本在3%-5%），控制稅負。考慮到限制房地產稅用途，如專項用於學區建設，嚴格「以需定支」，年底稅票上列出用途明細等國際慣例，房產稅徵收有助於夯實稅收對接公共服務供給，降低生活成本，加強社會保障。再參考到，個稅提高起征點、增加稅前抵扣項，個人總稅收貫徹「有增有減」、結構性減稅，總稅負不增加的原則。而且，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的轉換，具有建設公民社會，塑造新財富觀，構建公民納稅和政府服務的自主意識和良性循環的改革效應。

Ⅸ 復旦大學-華盛頓大學EMBA的美國游學，聆聽不同領域的全 球頂 級專家分享的沿知識

在今年10月中旬前往布魯金斯學會的這次游學之旅中，既安排了一系列探尋中美經貿關系最新動向的課程，又安排了一系列關於印度、俄羅斯、非洲、拉丁美洲等新興經濟體的相關課程。
當前中美經貿關系比較緊張，貿易戰升級對於中美兩國乃至全 球貿易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在此次游學之旅中，特別安排了一節課「美中貿易關系：商業社群與雙邊關系的影響」，由美國知 名智庫歐亞集團戰略與運營研究負責人Meridith Sumpter主講。這節課主要從中美雙方的視角來對當前的貿易戰進行聚焦，並且討論貿易戰對於中美雙邊政治、經濟和戰略方面的長遠影響，以及對商業社群的影響。
在當前的商業社會里，政府政策對商業的影響越來越廣泛，奧巴馬政府時期白宮新聞發言人Jen Psaki，現任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戰略與傳播研究副主席，進入課堂與同學們分享「商業與政府關系」這一高管們普遍關心的話題。
而此次游學還安排了「中美的全 球影響力」課程，來討論中國政治經濟影響力的擴張，對於美國的亞洲政策將產生什麼影響?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Robert Daly(美國人在紐約大衛扮演者)和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聯合主講。
為了幫學員了解美國白宮的原作細節，曾任職總統辦公室、預算與管理辦公室，現任紐約大學法學院Sally Katzen教師為同學們介紹「白宮和監管程序」。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有較大變動，因此此次游學也特別安排了由知 名智庫美國移民與就業組織的總裁兼CEO Tamar Jacoby主講的「移民改革對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
為了幫助大家全面了解美國外交政策對商業的影響，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總監、高級研究員Michael O'Hanlon主講了「美國外交政策與商務」課程，幫助16班同學更全面了解美國外交政策對商業的影響。
除了聚焦中美經貿問題,布魯金斯學會還特別邀請到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能源與國家安全項目前高級研究員Edward C.Chow分享能源與地緣政治話題，以及前FBI網路部副總監 Steven Chabinsky與學員們強調網路安全是每位高管應該重視的問題。
此外還針對全 球各大重要區域，安排了相應的課程。例如前六方會談特使 Joseph R.DeTrani大使主講的關於朝鮮問題的課程，美國與東盟商務委員會副主席Marc Mealy主講的「東盟商機」，布魯金斯學會印度研究項目負責人Tanvi Madan主講的「印度：區域大國還是全 球大國?如何認識全 球第 一大民主國家?」，布魯金斯學院拉美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 Theodore Piccone主講的「拉丁美洲的趨勢、機遇與挑戰」，布魯金斯學會非洲發展行動研究項目負責人Brahima Sangafowa Coulibaly主講的「非洲的趨勢、機遇與挑戰」 ，布魯金斯學院美國與歐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Alina Polyakova主講的「俄羅斯面臨的挑戰」。
在10月中旬的這次游學中，學員們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安排下，與眾多來自美國頂 尖智庫的專家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對中美經貿關系和國際經貿格局的最新動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許多學員說，這次游學中通過與華盛頓智庫精英們的面對面交流，既幫助自己開闊了眼界，又掌握了更貼合實際的知識與分析框架。EMBA教育的一大特點就是強調知行合一、學以致用，這一次美國游學，也有望幫助學員們將象牙塔里的商業理論之光，與當今中美政治經貿關系的實踐活動進行融會貫通。

Ⅹ 如何看待2018中美貿易戰,中方有何立場和決策

貿易戰是美在挑戰全球貿易規則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崔凡表示，「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沒有充分的經濟理論上的合理性。我們需要從更廣泛、更全面的角度來評估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在雙邊關系中的利益問題。中國和美國已經深深地融入了全球價值鏈，兩國的貨物貿易不平衡反映了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中不同的地位。」
「價值鏈貿易是當今世界貿易非常重要的特點，與過去建立在比較利益基礎上的貿易有很大的不同。一個企業，比如蘋果之所以能有這么好的盈利狀況，是因為與成千上萬的廠商建立了信任關系，其穩定供應鏈已經建立。再如建造一架飛機需要200多萬個零件，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自己完成，這就需要合作、需要產業鏈。而產業鏈能夠正常運作，就要遵守規則、守信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說。
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廖凡表示，美國挑起貿易戰的行為是對全球貿易規則的挑戰。當前，我們堅決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這一規則體系當年是在美國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世貿組織為解決成員間的貿易爭端提供了公平的框架，為處理新出現的問題提供了談判的平台，美國對中國以及其他世貿組織成員採取的單方面行動顯然違反了現行的規則。

美國言而無信終將成為最大輸家

美國在全世界實行貿易霸凌主義，四處挑起貿易戰，這讓國際社會進一步看到了其言而無信和反復無常的一面。5月19日，中美雙方曾經達成重要共識，並且發表了聯合聲明。但是5月29日美方單方面發表聲明，背棄共識。6月初雙方曾就能源和農業領域的具體合作達成共識，6月15日美方又一次背棄共識，並於7月6日公然挑起貿易戰。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李雪松認為，美國單方面挑起貿易戰，導致了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盡管特朗普宣稱短期美國經濟強勁，但這並不利於美國和全球經濟中長期的發展，也增加了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
「貿易沖突本身沒有贏家，但誰是最大的輸家呢？那就是美國。」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瑾表示，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遠大於其對中國的出口，中國是供給方，美國是需求方。中國的產品不賣給美國可以賣到其他國家，也可以內銷甚至可以有庫存；但美國是需求方，如果其找不到第三方替代，不僅影響人民的生活，對產業影響也非常大。而且美國還對土耳其、俄羅斯、歐盟、加拿大等挑起貿易爭端，如果所有的國家都反制它，美國產業和人民生活可以承受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