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㈠ 陳寅恪的具體資料

陳寅恪（1890年--1969年10月7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義寧（今修水）人，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其父陳三立為著名詩人，維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師范學堂總教席。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曾師從國學大師王伯沆。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1902年隨南京礦路學堂畢業的長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巢鴨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陳師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獲得江西官費資助，再渡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歸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抗戰爆發後，任教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次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准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後接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閉門治學。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到成都，執教燕京大學。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底，任教廣州嶺南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逝世。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里，他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陳寅恪通多種語言，和語言學家趙元任都被認為是語言的天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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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書目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元白詩箋證稿》
《論〈再生緣〉》
《柳如是別傳》
《金明館叢稿初編》
《寒柳堂集》
《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
《陳寅恪文集》
《陳寅恪集》

㈡ 劉桂生的介紹

劉桂生，幼時在昆明讀中小學，抗日戰爭勝利後轉至上海讀高中。1948年考入廣州珠海大學外文系，1949初轉入嶺南大學政治歷史學系，1950年轉入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1952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1953年起工作於清華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1978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先後擔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校務委員會委員，同時任北京市第七、第八屆政協委員。1993年改任清華大學歷史系與北京大學歷史系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1998年轉回清華大學歷史系。同年，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兼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客籍教授，雲南大學兼職教授。是第一屆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

㈢ 有關陳寅恪簡歷

陳寅恪簡歷

陳寅恪（1890年－－ 1969年10月7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義寧（今修水）人，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其父陳三立為著名詩人，維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師范學堂總教席。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曾師從國學大師王伯沆。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1902年隨南京礦路學堂畢業的長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巢鴨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陳師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獲得江西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5年3月歸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抗戰爆發後，任教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次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准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後接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閉門治學。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到成都，執教燕京大學。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底，任教廣州嶺南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逝世。

著作書目及相關研究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元白詩箋證稿》

《論〈再生緣〉》

《柳如是別傳》

《金明館叢稿初編》

《寒柳堂集》

《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

《陳寅恪文集》

《陳寅恪集》

㈣ 顧頡剛其人

顧頡剛(1893—1980)

一其人： 顧頡剛傳略、生平年表
二著作：
1.顧頡剛學術行年簡表
2.著作閱讀及選介
《古史辨》
《三皇考》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中國邊疆沿革史》
《吳歌甲集》
《漢代學術史略》
《尚書通檢》
《史林雜識》
《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
《中國史學入門——顧頡剛講中錄》
《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
相關期刊
《禹貢》

三研究： 1.顧頡剛研究書目
2.新書推介
《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輯》
《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
《顧頡剛先生學述》
《歷劫終教志不灰 我的父親顧頡剛》
《顧頡剛評傳》
3.顧頡剛研究重要論文索引
4.相關學人
童書業 楊向奎
研究學人
楊 寬 劉起釪 顧 灝
顧 潮 顧 洪 劉俐娜
譚其驤
四其他：

回憶與紀念
相關鏈接：
禹貢與禹貢學會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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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傳略

顧頡剛(1892—1980），江蘇蘇州人。現代歷史學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顧頡剛於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0年北京大學本科哲學門畢業。以後留任教於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社會教育學院、蘭州大學等，並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齊大國學季刊》、《文史雜志》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顧頡剛受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從二十年代起即從事中國歷史和古代文獻典籍的研究和辨偽工作。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箱。與錢玄同等發起並主持了古史辨偽的大討論，又廣集當時的研究成果編成《古史辨》八冊，形成了「古史辨」派。顧頡剛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認為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周代時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朝有三皇，漢代以後有盤古，古史系統的形成，主要出於戰國到西漢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偽的態度考察了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指出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沒有關系，批評梁啟超把孔子說得太完美；斷定六經決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經沒有太大的信史價值，也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經（尤其是利用《尚書》）編成的整個古史系統。又提出，必須打破中國古代民族只有一個、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黃金時代等觀念。這些觀點今天看來雖不盡正確，但在當時卻具有反封建、反對經學偶像的意義。

顧頡剛一生著述頗豐，除所編《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漢代學術史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尚書通檢》、《中國疆域沿革史》、《史林雜識》等等。

顧頡剛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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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1893一1980）,漢族,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筆名有餘毅、銘堅等。
1893年5月8日,顧頡剛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市一個讀書世家,1897年入私塾讀《四書》。祖父、祖母和家僕都極能講故事,顧頡剛從小就聽了許多神話傳說故事。1906年入當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學,1908年轉蘇州第一中學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學,醉心於文學。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沉迷於戲劇,發現一個故事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流遷變化。1915年顧頡剛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冊,對清代學術有較深領會。1916年轉北大本科,讀哲學。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徵集歌謠運動,徵集各地民歌,並按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顧頡剛的興趣,時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閑居,心情郁悶,無法著手古史研究,於是便搜集起歌謠來。先在家中搜集,逐漸向鄰居親友搜集,一二年間竟搜到歌謠數百首,並其他方言、謎語、諺語、唱本、風俗、宗教等資料若干。1919年5月,顧頡剛續弦,他寫了一篇《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的民俗文章。至此他開始考慮民俗學、民間文藝的一些問題,發現歌謠也和小說戲劇的故事一樣,會隨時隨地變化。

1920年,顧頡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計劃長期編纂一部《中國書籍目錄》,約二三百卷。冬,開始點校《古今俗書考》,同時,將自己收集的歌謠，對方言加註後陸續發表在《北京晨報》上,頗獲學界好評。1921年,顧頡剛改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任《國學季刊》編委,編點《辨偽叢刊》。同時常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來往,討論古史、偽書、偽事等問題,著手撰寫「古史辨"論文。這時顧頡剛也致力於《詩經》研究,認為《詩經》中部分詩是徒歌的民謠,先後撰成《漢儒的詩學和詩經的真相》、《歌謠的轉變》、《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等文章,研究《詩經》的過程中,在《通志·樂略》里讀到鄭樵論《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話,引起注意,後又看到有關這個故事的材料,便下決心對這個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擬將《詩》、《書》等古籍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初孕「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

1923年底，顧頡剛離開商務印書館、回北大研究所，擔任《歌謠》周刊編輯，專心從事民俗學、民間文藝研究，成為《歌謠》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後發表《鄭樵對於詩詞與故事的見解》、《東岳廟的七十二句》、《兩個出殯的導子帳》、《各種方言標音實例（蘇州音）》等文章。1924年，《吳歌甲集》在《歌謠》周刊連載，反響很大。同年底發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驚動了中外學術界,一時應者蜂起,提供資料、書信討論紛至沓來。顧頡剛決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專題論述,他主編的九期「孟姜女"專號,將徵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資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陸續登出,成為《歌謠》周刊所出專號中成績最突出的一種。1925年4月,顧頡剛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進行社會民俗調查,後發表《妙峰山的香氣》等文章。「五卅"慘案後,顧頡剛為《京極》主編《救國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1926年初,《吳歌甲集》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受到各界矚目,使顧頡剛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長序中,顧頡剛備述自己治學因緣,治學甘苦及治學方向。5月發表《孟姜女故事之歷史系統》,6月撰成《蘇州的歌謠》。秋天,赴廈門大學任國學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風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對孟姜女故事的見解更加成熟,體系更加完整,使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更加鞏固了。4月,赴廣州中山大學,後擔任學校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代理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與何思敬、鍾敬文等創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辦《民間文藝》（後改名《民俗》周刊）顧頡剛撰寫了發刊詞。民俗學會還成立民俗物品陳列室,派員到韶關、雲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間文藝資料,創辦民俗學傳習班,顧頡剛主講「整理傳說的方法"又編輯出版民俗叢書。顧頡剛關於孟姜女故事的論著及其與師友的通信資料曾匯編成三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繼出版,《妙峰山》和《蘇粵的婚喪》〈與劉萬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顧頡剛赴嶺南大學演講《聖賢文化與民眾文化》,闡述民俗研究的意義和目標。同時,顧頡剛任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叢書》的總編輯,負責歷史學和民俗學兩類叢書的編纂。在中大期間,顧頡剛還先後為劉萬章《廣州兒歌甲集》,周振鶴《蘇州風俗》、錢南揚《謎史》、謝雲聲《閩歌甲集》、陳元柱《台山歌謠集》、魏應麟《福州歌謠集》、吳藻汀《泉州民間傳說》、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書作序,發表《天後》及《東莞城隍廟圖》等文章。

1929年5月，顧頡剛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課，主編《燕京學報》。自到燕大後，顧頡剛專心於古史研究,決定對舊系統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後撰寫了大批論文,如《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系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洪水之傳說及治水之傳說》等。治史過程中,顧頡剛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其中《禹貢》等部分牽涉問題很多,必須進行全面的歷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關問題。這樣,顧頡剛於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開設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1934年初與譚其驤等人籌備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制定「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於邊疆和民族歷史與現狀的研究。《禹貢》刊物成為當時中國歷史地理、邊疆和民族史研究的總匯,培養了一代歷史地理學人才,並創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同年,顧頡剛將自己研究《尚書》的成果分輯為《堯典評論》、《堯典問題集》和《禹貢討論集》等出版,相繼發表《五藏山經試探》、《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其中少部分與童書業合作〉。1935年初,顧頡剛曾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主編《史學集刊》；7月,調查河北省古跡,編纂《北平志》,1936年5月,當選為禹貢學會理事,秋,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主編《大眾知識》。從1929年顧頡剛到燕京大學至抗戰前夕,他曾做過民間文藝研究,1931年與吳立模合作寫成《蘇州唱本敘錄》。1933年參加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成立「三戶書社"〈後改為通信讀物編刊社〉,出版通俗讀物,宣傳抗日。接著,發表《鳴鳳記中的吳歌》、《明俗曲琵琶調》、《王恩任擬歌謠》、《北平說書分類》、《灤州影戲》、《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等文章,又點校馮夢龍《山歌》等。

「七·七」事變後,顧頡剛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肅「老百姓社」社長。編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後赴臨洮、渭源、康樂、岷縣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顧頡剛到昆明,任雲南大學文史教授,在《益世報》上辟辦《邊疆》周刊1939秋,顧頡剛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先後到郫縣、雙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創辦《責善》半月刊,陸續發表《虞幕》、《乘龍》、《麗江禹跡》等《浪口村隨筆》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1941年春,赴重慶主編《文史雜志》。5月,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遷北碚,任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教授等職。1944年秋,受聘齊魯大學重任國學研究所主任,同時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該年,與婁子匡主編《風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書局總編輯,1946年主編《文訊》,完成《晉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蘭州大學教席。1947年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輯,創辦《民眾周刊》,完成《當代中國史學》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1949年,上海合眾圖書館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記》、《上游集》、《浪口村隨筆》等著作。秋，任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學教授。

解放以後,顧頡剛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1951年任上海學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復旦大學教授。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擔任《資治通鑒》總校。1955年,開始標點《史記》。1956年,加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57年,發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發表《禹貢注釋》。1962年發表《尚書大浩今譯》,1963年出版《史林雜識初編》,內含《蚩尤》、《顓頊》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療養院療養。1971年開始,擔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後由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發表《柳毅傳說與遺跡》、《嫦娥故事的演變》、《〈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尚書·甘誓〉校釋譯論》等論文。該年,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研會副主席等職。

50年代， 顧頡剛「到京8年，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 苦悶已極。 」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因病逝世。之後數年內,遺稿《〈禹貢〉中的昆侖》、《酒泉昆侖說的由來及其評論作》、《〈山海經〉中的昆侖區》、《中國影戲略史及其現狀》、《〈六月雪〉故事的演變》等陸續得到發表外,顧頡剛尚有數百萬字的筆記未曾面世。

顧頡剛作為一個史學家,享譽中外學術界,影響深遠。他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同樣取得了極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謠學、民俗學諸方面的研究,贏得了很高的榮譽。

1924年,顧頡剛在《歌謠》周刊上連載《吳歌甲集》,歷時三月,獲得學術界好評。《吳歌甲集》於1926年由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單行本,這是一部科研價值很高的歌謠集子,不但出版的時間較早,而且有比較詳盡的注釋等,還附有研究文章《寫歌雜記》多篇。劉半農寫信給他說：「中國民俗學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了"。

在民俗方面,顧頡剛作過很多考察研究。對妙峰山的考察,對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對蘇州婚喪禮節的論述,都不斷有文章發表。在風氣未開的當時,影響頗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氣》對群眾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況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種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廟主假神戚斂財的實質,發現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關系。這體現了顧頡剛不是為調查而調查,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術觀點。

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國是首次對傳說故事進行精細和系統的考證。他對記載於各種古籍和流傳於當時口頭的有關材料進行分析,對這個故事的產生、傳播及變異狀況進行系統的考證,意在對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情節變化以及與歷史的關系,作出盡可能科學的闡釋。其《孟姜女的故事轉變》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從縱橫兩方面提出了故事的歷史系統和地理系統。特別是後文,更加全面而系統地體現了顧頡剛的見解,他最重視「演變法則",試圖由此來認識故事的源頭、發展及變形。顯然,他是將其古史學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運用到這個故事的研究中來的,這使其在這個研究領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結論,一直很有影響,特別是其中對故事歷史系統的研究成果,多年來一直成為定論。後來的許多民間文藝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補充與發揮,他的「演變法則",也成為我們至今還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當然,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是將傳說作為研究歷史的資料。研究結果表明,從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歷史面目了。既然如此,傳說中記載的其他古史現象也便不可信了。這才是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貫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與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顧頡剛還涉及到許多古神話傳說故事,對堯、舜、禹等神話傳說均有研究。

顧頡剛為中國民間文藝理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動態考察的眼光（「演變法則」）和對古籍資料搜求鑒別的真知灼見,曾給我國民間文藝研究以巨大影響,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話傳說人物、事件等,成為後來一些人的研究課題。除此,單就他在主編雜志、主持學會、宣傳民間文藝、提醒帶動同人進行民間文藝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導性作用而言,其功勞也是異常卓著的。

㈤ 有沒有人知道陳序經老先生的事跡

文化學派大師陳序經
曹煥旭

在南開大學的聲譽和成就中，凝聚著各學科的創建人及不同歷史時期學術帶頭人的辛勤勞動和奉獻，陳序經教授就是這些人中，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一位。

一

陳序經（1903－1967），廣東（今海南）文昌縣人，現代著名的社會文化學大師，社會歷史學家、教育家。他出生於華僑商人家庭，早年先後就學於海南文昌致遠小學、新加坡育英小學、廣東嶺南中學、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1925年發表《讀志隨筆》，同年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社會學，1926年獲碩士學位，1927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現代主權論》）。1928年學成回國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1929年與嶺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班學生黃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結婚，後同赴德國繼續深造，先在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主權論及社會學，後轉到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院研究國際公法。為了便於廣泛的搜集資料，深入開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這期間又學習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計劃在德國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後，繼續到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學習考察，因1913年父親病重，放棄在歐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國繼續任教於嶺南大學，兼領中山大學的教席。
陳序經1934年接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聘請，任研究教授主持該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參與籌建北大、清華、南開聯合建立的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又隨校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兼法商學院院長，同時還兼領已內遷到達重慶北碚的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聯大結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復校為止。其間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應邀赴美講學一年，前半年到美國各地講中美關系和國共合作，後半年在耶魯大學主將主權論。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學院院長及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復校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嶺南大學校長。但每年仍回南開從事三四個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時，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並，陳序經任中山大學籌委會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主持籌建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為中山大學副校長，1962年暨南大學在廣州復校後兼任該校校長。1964年8月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7年2月19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南開大學逝世，享年64歲。

二

陳序經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東南亞史專家和民族史專家。他從社會學家的視角出發，利用現代社會學的科學方法，研究民族歷史和現狀，取得了多項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他的《暹羅與中國》一書；1948年《南洋與中國》中文本由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嶺南大學又出版了他寫的《越南問題》；解放以後寫成《匈奴史稿》、《東南亞古史研究八種》及《西雙版納歷史釋補》。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擬出近百萬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過部分修訂，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序經教授對匈奴史的關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學時期，他聽勞師提到對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國還是個空白，匈奴西遷的去向是一個歷史的謎點，於是就立志解開這個謎，填補這個空白。他所到之處都注意搜集有關匈奴史的資料，特別是在德國留學期間，搜集到西方學者對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關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紹了有關匈奴歷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過深入的研究，描繪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環境、經濟生活、宗教意識、語言和政俗、文化觀念等各個方面，論述了匈奴族的興起、強盛、遷移與衰亡的全過程，是到目前為止有關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資料最多、涉及面最廣、學術水平最高的一部專著。該書出版發行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92年獲國家授予的古籍研究與出版獎。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下兩冊，1992年由台灣、香港商務印書館與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聯合出版，同時在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發行。這是陳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從事東南亞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東南亞古史初論》、《越南史料初輯》、《林邑史初編》、《扶南史初探》、《猛族諸國初考》、《禪泰古史初稿》、《藏緬古國初釋》、《馬來亞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種。其中七種60年代曾經在香港內部出版發送。各書內容大體包括各古國的歷史沿革、地理方位、種族源流、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對外關系等方面。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早有往來，中國古籍中對東南亞的記載，史不絕書。陳序經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書中挖掘寶貴的資料，以此為主幹，輔以當地的有關資料和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結合自身對東南亞各地的多次實地考察，進行綜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寫出這八部富有特色、頗有創見的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學術界全面研究東南亞古史的開拓者，受到歷史學界的普遍贊譽和尊敬。

三

陳序經對文化學和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他在十幾年中，廣泛搜集中外史料，運用現代社會學的科學分析方法，構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一套系統的文化學理論，以此為基礎對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力排眾議，全力提倡學習西方，是我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盤西化論」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學術界對於文化問題的討論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類文化現象，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國家昌盛以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這樣一些問題成為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陳序經教授生逢其時，在我國現代全面接受東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學者中，又有自己獨特的經歷，這就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全面而深入的接受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國讀書時便對文化問題尤為注意，在德求學期間，就寫了一篇洋洋大觀德《東西文化觀》，接過了胡適1929年首先舉起來但隨後又表示放棄了的「全盤西化」的旗幟，沖入中西文化辯論的中心戰場。
1931年底，陳序經先生在《東西文化觀》的基礎上增訂補序，寫出8萬字的《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由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了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在南方思想界引發出一場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論。剛滿30歲的陳序經，初入學術界就引起人們的關注。為了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1934年8月陳序經來到當時已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南開經濟研究所。1935年出版《鄉村建設評議》一書。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納松、武堉平、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墉、薩孟武、樊仲雲等十教授，聯名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重要文章，強調要加強「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對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西化」主張。陳序經以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身份寫了《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指出「十教授對於文化的意義，簡直尚未弄明白」，對「文化」的概念混亂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骨子裡則是「復古與守舊」。全國文化思想界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規模的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設方向的大論戰。
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地處比較安定的後方，少有交往應酬，陳序經正是利用這個時機，對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關文化學的材料及論戰中所積累的心得，進行了集中整理，深入開展對文化學的材料及論戰中所積累的心得，進行了集中整理，深入開展對文化學的研究工作。在聯大社會學系，陳序經還正式開設了「文化學」課，這是在我國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學列入大學課程。1944年陳序經又利用赴美的機會，繼續搜集文化學方面的材料。回國後對在聯大開文化課的講稿進行整理，寫出《文化學概觀》由商務印書館於1947年出版。
陳序經對社會文化學的深入研究，確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正如《南開今日》上所指出的：「陳先生的研究工作……現在最成功的還是文化問題的研究」，「陳先生講授社會學特別著重文化，如果我們說清華的社會學是正統學派（吳澤霖先生講），北大的社會學是唯物學派（許德珩先生講），那麼南開該是文化學派。以社會學而論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陳序經教授是我國現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可以1952年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他堅持教育救國，提倡全面學習西方；後一階段執行的是社會主義教育方針。
早在30年代，陳序經就提出「教育是各種建設的根本問題」，積極撰寫文章宣傳自己要全面學習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還是一位嶺南大學29歲的副教授，就在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上發表了題為《對大學教育方針的商榷》的文章，對廣州教育專家在中山大學開會提出的關於「停辦文科，或減少數量，同時多設職業學校，以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的有關議案提出質疑，認為「大學教育是為學問而學問的，職業教育是為致用而學問的」，兩者都應當提倡，不應顧此失彼；辦教育應當文、理、工、農、醫合理安排，同時並舉。
1935年或1936年陳序經在給南開大學學生出版的刊物上寫的一篇《讀書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學生讀書做學問要做到「口到」：要讀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聽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腳到」：利用腳力去做實際調查工作。抗日戰爭中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寫的一篇《釋現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學校要培養的是適應現代生活的專門人才，這就「要有強壯的身體」去「振興民族與捍衛國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講究學問」，獲得「豐富的經驗與高超的知識」，「也要有強壯的身體」。
1947年下半年，針對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提出的，發展中國大學十年計劃與對記者發表的關於學術獨立的談話，陳序經先後發表了《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公論耶？私論耶？》、《論發展學術的計劃》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適先生建議的那樣少派留學生，用省下來的錢重點支持五所大學，而應當從別處籌款重點支持所有大學中辦得好、水平高得學院或系科；留學生還應該堅持派赴，而且應多向西方派留學生。還提出大學或系科得設置不能過於集中到平、津、滬等少數地區，應從實際出發，根據條件和需要在全國進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學校都是為社會培養人才，應當鼓勵和支持私立學校辦學。
解放以後，特別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陳序經認真學習共產黨得教育方針，努力工作，堅持進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專長，用於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建設上，參與制定教育規劃和學校工作條例，為國家做出了新的貢獻，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開「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難於提高；政治、財經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於提高水平。認為辦包括文、理、農、工、醫的綜合性大學的方向沒有錯誤，應當堅持。1962年他在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對於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見》，系統地闡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視基礎理論教育；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要充分認識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寬專業基礎，提倡文科學生選一兩門理科課程，了可學生也要學習文科知識，以拓寬視野，能從不同角度觀察與思考問題，提高整體素質和水平；要保證教師與科研人員必要地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時間；允許教師在有餘力的時候從事學校規定之外的學術研究工作。

五

陳序經教授為人正派，治學嚴禁，有許多優良作風和高貴品質，是後人應當學習的。
陳序經堅守自己的信念，不趨炎附勢。解放前他奉派出國前，上級指示他加入國民黨，被斷然拒絕。上學時因堅持不入宗教，寧願轉出教會所辦的學校；就是在做了教會學校校長時，他仍堅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後他在政協會議上，積極參政議政，及時參政議政，及時提出自己的意見，供領導決策參考。
陳序經重視從實際出發，注意作社會調查。1934年到南開以後，頭一項工作就是規劃主持「工業發展對社會影響的調查」，親自帶人去河北高陽、廣東順德等地調查。抗日戰爭爆發時，他還在順德調查現場，直到順德陷落，他才與同仁倉促離去。他到歐美、東南亞各地及祖國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機會考察所到之處的社會方方面面。他積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會文化學、歷史學及教育學上的研究，得益匪淺。愛護珍惜圖書，刻苦勤奮，這是有成就的學者的共同特點，而在陳序經身上顯得尤為突出。早年在德國留學時，就在和自己的藏書一起照的一張照片旁寫上「寧當窮鬼，不售此書！」在中山大學工作時，有人動員他讓出一部分線裝書，他說：「我的書是不賣的！」他兼職多，社會活動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點到7點的讀書寫作一直雷打不動，從不間斷。抗日戰爭時在昆明，工作教書的空隙之中他又寫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文化學專著，同仁友好對他勤奮刻苦的精神無不深表欽佩。
陳序經關心別人助人為樂的事跡很多。他對教授們說：「我這個校長是為你們教授服務的。」他說到做到，耐心接待來訪；資助有困難的教師、師生直至馬路邊討飯患病的女孩；認真為同事調解家務、關照病人，有的幹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幫助找大夫診治。此類的事情舉不勝舉。他對自己和家人，一向嚴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與言教下成長起來的一子四女都已經成為國家的專業技術人才。
陳序經先生謙虛克己，始終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學者，但當有人稱贊他所寫的東南亞古史的時候，他仍謙遜地說：「我主要是作為一個東南亞古史研究的資料員，先把有關方面的資料整理一下，作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參考。作為一個資料員，我也沒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擬出來以後，他多方徵求史學專家的意見，准備修訂，可惜他過早地去世。
陳序經教授終生獻身於祖國地教育文化事業，使他成為我國現代社會文化學界歐美學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師級地名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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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梁方仲的生平經歷

梁方仲生平：
1908年7月19日出生；
1929年入北京上中學；
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農學系，次年轉讀西洋文學系；
1928年再轉讀經濟系；
1930年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本科，同年考入清華研究院經濟系，主修財政學，專攻明代田賦史，撰寫《明代田賦制度》碩士論文；
1933年冬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34年，梁方仲與吳晗等人成立「史學研究會」，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開辟《史學》副刊，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這是中國第一份以「社會經濟史」命名的刊物；
1937年，梁先生赴日本考察；
1943年赴美國考察，被聘為哈佛大學經濟史研究員；
1946年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以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的身份，出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一次大會；
1947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次年任代理所長；
1948年九月，解放軍南下，中央研究院長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意旨，命令全院各所作遷往台灣的准備，並將各所的書刊資料先期遷運上海，但梁方仲敢於違抗朱家驊的命令，組織全所十多個研究人員拒絕遷往上海，表示要留在南京等待解放；
1949年，應嶺南大學邀請，任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嶺南大學撤銷之後，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兼任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和廣州市政協委員；
1970年5月18日逝世，終年六十二歲。

梁方仲：中國經濟史學家，明清史學家。廣東省番禺縣（今廣州市）人。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經濟史專家，畢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明代財政史，更是鞭辟入裡，多所創見，成績斐然，被國內外史學界譽為研究「明代賦役制度的世界權威」。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