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李實教授

『壹』 什麼時間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一些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跨代貧窮

2015年01月23日人民日報發布《一些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跨代貧窮》。

主要內容：

1、不容迴避的現狀——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

2、分化趨勢初步遏制——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基尼系數實現「六連降」，但「新常態」下縮小貧富差距面臨更多挑戰。

3、其他國家的貧富差距情況。

(1)北京大學李實教授擴展閱讀：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一些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跨代貧窮》，這是黨媒罕見的公開承認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其描述的兩極分化的情形也足以讓人觸目驚心：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2003年為 0.479，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這之後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數是0.469。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是 0.3左右。

李實分析說：接近0.5的基尼系數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 0.24到0.36之間。

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而且這一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並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也將被嚴重堵塞。

『貳』 人民日報：誰是弱勢群體

人民日報：誰是弱勢群體？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來源：網路

誰是弱勢群體？收入差距加大致國民弱勢心理蔓延

1. 有車族、大學教授等紛紛自稱為「弱勢群體」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讓「弱勢心理」蔓延

「你覺得自己屬於弱勢群體嗎？」記者問。

「是的，我屬於。」扛著編織袋的農民工這樣回答，大學生、小商販這樣回答，甚至在國企、外企有著固定工作月收入上萬元的「白領」、「金領」們也這樣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價菜價一起漲，弱勢群體難招架」，「大學教授也是弱勢群體」，「醫生是絕對的弱勢群體」……在互聯網的各種論壇里，有關弱勢群體的帖子也常常應者雲集。

「弱勢群體」不是新詞彙。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之後，社會上一般將「弱勢群體」的范圍定義為「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失業、下崗職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連開私家車的人都說自己「弱勢」，是不是太過矯情？

「這些人，光和特別有錢的人比。一個月拿1萬多、經常坐飛機，還說弱勢！」田林3年前從貴州一家軍工企業退休，近40年的工齡，月養老金剛過1500元。「我們廠里好多高工，當年也是復旦、同濟畢業的高材生，現在退休了也就拿兩三千元。他們還沒抱怨，大城市裡每月賺1萬多的小年輕卻天天喊窮，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這么認為。他從黑龍江農村老家出來，幫老鄉管理一家小建築公司，年收入10來萬。「別看有點錢，我仍然屬於弱勢群體。」老章說：「每到一個地方，你得先請有關部門的人吃飯。安排到位啥都好辦，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塵、噪音說事兒，讓你干不下去。一個村委會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夠嗆！不送紅包，村裡就設路障堵車。更別說為了拿項目蓋章、貸款啥的，老難了！」他抱怨「掙點錢，低聲下氣」。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實指出，界定「弱勢群體」主要有三個標准：

按經濟學標准，弱勢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徘徊在貧困線邊緣；就業不穩定，容易失業；工作條件惡劣；缺乏社會保障，等等。按社會學標准，則包括社會地位、社會融合度等特徵，比如一些職業雖然收入高，但缺乏社會尊重或者「難登大雅之堂」，從業者覺得被社會邊緣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溝通，語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絕感。按照政治標准，則涉及個人的權利權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會的歧視等等。

如今那麼多並不符合上述標準的人認為自己「弱勢」，原因何在？

「隨著經濟社會加快轉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都給人們心理帶來巨大的沖擊。」李實說，近幾年，雖然人民群眾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財富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面對一擲千金的高收入階層，普通百姓包括白領階層普遍感覺經濟上受擠壓，社會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幾年隨著資源向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集中，小企業的生存開始變得艱難，有遭受排擠的『不公平』感。此外，個別權力部門的『尋租』問題還十分突出，使一些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強勢』者仍然無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實說。

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與其說弱勢群體在擴大，不如說「弱勢感」正在蔓延。

2. 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困人口，構成我國弱勢群體的主要部分

——在中國仍然有超過359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城市底層居民生活困難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廣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這些奢侈品商標，計程車司機李雲強一個都拼不出來。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面前走過的時尚男女，只為有人招呼他「拉活兒」。

老李一個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撐著全家的開支。「在北京，這點錢真不夠花。老婆從不去超市買菜，總是趕在大市場收攤時買人家挑剩下的『堆兒菜』。」開了16年出租，他的頸椎、腰椎都不好，但還顧不上看病。「家裡存款不多，怕不夠孩子上大學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勢群體誰是？」老李指著商場大門說：「那些人買一件衣服的錢，我可能一年都掙不回來。」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幾個小區翻撿居民垃圾箱。「物業的清潔工早晨才來，我能撿到不少有用的東西。」王元菲56歲，她和丈夫都沒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價漲得厲害，她說如果自己不出來「拾荒」，家裡吃飯、水電費都成問題。撿回來的東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鄰右舍都有意見，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年近七旬的劉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頂上乞討。高海拔的日曬在她臉上、手上留下了一層硬痂。別人勸她進城討去，她捨不得家裡的癱瘓兒子。劉四玲告訴記者，家裡的地被「開發」了，但給她的補償款比別人少。她找到村委會，人家三兩句就把她打發走。「我一個沒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誰說理去！」

盡管有專家說，「弱勢群體」是個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但在當下的中國，像王元菲、劉四玲這樣的人，無疑是絕對的「弱者」。

「我國的弱勢群體，主要是農民中的絕大部分人、農民工以及城市貧困人口。」李實說，由於農業生產具有「靠天吃飯」的特點，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狀況非常不穩定。進城的農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類公民」對待，在城裡干最苦最累的活兒，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中，有些人的生活還比不上有土地作為最後保障的農民，當現金性收入斷絕的時候，城市貧困家庭連吃飯都成為問題。

相關數據顯示，按照年人均純收入1196元人民幣的貧困線標准，中國仍有359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戶2340萬人，月人均補助160元。盡管近年來政府千方百計提高救助標准，降低救助門檻，但許多城市困難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戶，生活困頓不堪。「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窮人有多窮。」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目前中國城市人口的貧困仍被嚴重低估，實際的貧困人口數，約占總人口8%以上。

不僅是經濟上的「弱勢」。近年來，征地強拆、黑磚窯、工資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農民、農民工以及城市貧困居民等人群。

3. 誰在聽他們說，誰能為他們說

——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是扶持「弱勢群體」的重要方面

李雲強目前每個月開出租能掙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兒錢」。所有的司機都抱怨「份兒錢」重，可沒人敢和老闆說不。「誰敢跟『飯碗』叫板？現在出租公司都是私營的，找個借口就能把你開除。」李雲強回憶，十來年前報紙上還替他們呼籲過這事兒，但現在沒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裡有個小電視，她也偶爾翻看那些揀回來的報紙、雜志。「我覺得現在的電視劇、報紙什麼的都在說有錢人的生活，好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根本不存在。」

農民出身的小老闆章德旺現在經常上網。他注意到近幾年一些事件通過網路「炒熱」後，確實幫很多基層老百姓解決了難題。「不過，又有幾個農民是捨得買電腦、上網的？」章德旺認為網民發帖並不能完全代表群眾的聲音，「有的網站為了點擊率故意扯玄，據說現在還有專門發帖的公司。」他說，今年以來一些農產品價格漲幅比較快，網路上替城裡人抱怨的多，為農民說話的少，那是因為「誰用得起，誰的嗓門就大。」

「媒體話題一般追求新聞效應，甚至在篩選事實。在一個社會中，傳媒對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社會公眾對弱勢群體的認識，乃至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給弱勢群體表達利益的機會，媒體的責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捨，這讓國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層就走樣兒，效率、針對性打折扣，比如蓋辦公樓不差錢，扶貧卻捉襟見肘。但政府和官員也同時面對輿論壓力，如果媒體能多反映農民和底層市民的生活現狀並傳達他們的希望和要求，的確能引起管理部門對弱勢群體的重視。」李實說。

「北京有7萬名出租司機，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無援，」李雲強覺得應該有工會之類的組織替大家出頭，跟老闆討價還價。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必須建立利益訴求凝聚和表達的組織依託，即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積極穩妥地發展民間組織，充分發揮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機構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領導下的協商對話制度、利益表達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讓很多「弱勢群體」面對自身權益受損時，因為維權成本過大而選擇了沉默和放棄。專家指出，對經濟、文化和法律意識等處於不利局面的「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使他們能夠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護，是政府的責任。據了解，目前我國共有法律援助機構3000多個，擁有專職人員1.2萬多人，但相對社會需求依然遠遠不足。

4. 讓「弱勢群體」早日富起來、強起來

——「弱勢群體」大量存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表現。要加大公共政策對其傾斜力度

「任何社會當中都有弱勢群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李實認為，特別是處於轉型階段的國家，由於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勢群體的問題尤為突出。

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橄欖型的社會構架，但他們也同樣經歷過因弱勢群體龐大而導致各類社會問題積聚的階段。比如美國在二戰前的大蕭條時期就是這種情況。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來慢慢消除社會矛盾。

解決中國目前「弱勢群體」的問題，同樣需要從公共政策入手。

——讓弱勢群體富起來。「最近剛剛出台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認為這其中要特別突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點應放在『提低』上，窮人漲工資得『快上加快』，這才能縮小收入差距。而這涉及到收入增長計劃、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調整，是個系統工程。比如用公共財政給保障房、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擴大補貼范圍、提高低保金發放標准、實現低保金與物價聯動等等。

此外政府還應加大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事業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加公共產品供應種類與數量，讓低收入群眾享受均等公共服務與及時社會救助。」李實說。有專家測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間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較大進展，至少應當減少基尼系數0.05，將基尼系數從目前的0.48減少到0.43左右。

——讓弱勢群體強起來。「比如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快消除對進城農民工『身份歧視』，讓他們享受平等的就業、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發展民間社團組織，鼓勵勞資之間開展薪酬、福利談判；保障流動人口的選舉權和參與社區事務權，等等。此外，掌握話語權的各類媒體，也應該增加對弱勢群體的關照，反映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促使全社會從感情上接納弱勢群體，在行動上關注弱勢群體，在各種制度設計時照顧弱勢群體，把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當作構建和諧社會的頭等大事。」李實說。

『叄』 李實的生平

1948年入解放區華北聯大、中央華北局黨校學習，中共黨員、教授，先後在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東北農學院農業機械化系、東北林業大學林業機械研究室任教，曾任新中國第一拖拉機站站長，東北國營農場總局王崗實驗場場長，北京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離休後為中國老科技工作者協會會員，東北林大老乾處總支委員。從教40年來，結合生產實踐，首開農、林機運用學。並講授過農林業機械化、農機管理、林機設計、林機測試技術、專業外語等課程，建設新學科，教書育人。獲林業部和黑龍江省頒發的榮譽證書，農業部全國拖拉機站站長培訓班評為優秀教師。1950年創建第一拖拉機站。《東北日報》以《東北農業機械化的先聲，沈郊首創拖拉機站》頭版頭條報道建站代耕新聞，《人民日報》轉載。紀實《新中國的第一個拖拉機站》載入《農業機械化電氣化》農機史料。組建國營機械農場開發北大荒。王崗實驗場初獲小麥豐收，《機農通報》專文總結推廣。參加農業部專家工作組考察農業機械化工作，加強農機管理，推進農具改革。出席第一次全國農業機械科技工作會議，進中南海受中央領導接見。籌建國家科技發展重大項目——北京農業機具系列化、農業機械化試驗點，組織蔬菜栽培機械配套選型試驗成功。研製CXL—4型蔬菜起壠播種機，獲北京市科技成果獎，批量生產推廣，全國農業機械成套設備展覽會選展。參加修訂農業部《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發展綱要》，制訂林業部《林業機械化技術政策》和《攜帶型割灌木機技術標准》。完成扎賚諾爾煤礦局《大型苗圃機具配套規劃及噴灌系統設計》，泰州林機廠《半自動投苗植樹機的部級技術鑒定》，與中國農機院合著《重力式種子精選試驗台試驗報告》。參加國家課題《搗廄肥機》、《振動式采球果機的設計研究》，完成樣機。編寫《農機運用與管理》、《林機運用補充教材》，合編《營林機械構造、理論與計算》、翻譯小島幸治《林機講授提要》、岡察諾夫《機組在山地運用的特點》。論文《中國農業建設的途徑》發表於1944年元旦上海《申報》、《撫育間伐機械化的現狀與發展方向》入編《世界學術文庫》，獲世界學術貢獻獎論文金獎。1999年入選《世界文化名人辭海》，獲世界文化名人成就獎。中共東北林業大學委員會多次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業績載入《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共和國建設者》、《中國世紀專家》和《世界名人錄》新世紀卷。

『肆』 3月8日cba山西對遼寧那場比賽的裁判都是誰

CBA裁判都從哪來？
本賽季執法CBA常規賽的裁判共有74人，他們分別來自上海、北京、廣東、江蘇、山東、前衛、解放軍、通訊體協等23家單位。其中，上海裁判有8人，人數最多，其次是解放軍7人，北京和江蘇各有6人，遼寧、浙江和山東各有5人，廣東僅有兩人。

在眾多的CBA裁判中，來自北京大學的體育教授馬立軍無疑是目前名氣最大的。在CBA十年最佳貢獻獎中，馬立軍獲得了最佳裁判員的稱號。作為CBA的見證人之一，馬立軍曾多次獲得CBA「金哨獎」，並多次擔任國內聯賽決賽的主裁判工作。2004年雅典奧運會，他與來自山東的宋延平一道參加了籃球比賽的執法工作。

目前執法CBA的所有裁判員，同時也要參與WCBA的執法工作。在本賽季WCBA優秀裁判員名單中，來自上海的國際級裁判郁斌榮膺「金哨獎」。1996年就被國際籃聯授予國際級裁判稱號的郁斌，臨場執法非常冷靜。來自遼寧的楊茂功也是多次獲得CBA和WCBA「金哨獎」的裁判，他曾參與過2002年美國男籃世錦賽和2000年悉尼奧運會籃球比賽的執法工作。

廣東宏遠寶瑪仕已經奪得了兩屆CBA總冠軍，但廣東在籃球裁判隊伍建設上還有些薄弱，雖然目前有兩名廣東裁判參與執法CBA，但他們都還不是國際級裁判。

本賽季CBA常規賽，球隊教練與裁判爭執的場面屢見不鮮。新華社記者王小川攝

CBA裁判主業為啥？

「據我所知，CBA的裁判90％是老師。」馬立軍告訴記者。的確，在目前執法CBA的裁判隊伍中，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學校，而且不少還是來自名牌大學。

在幾名北京裁判中，馬立軍來自北京大學，楊宏峰來自中國人民大學，辛迎喜則是首都體育學院的老師；在上海裁判隊伍中，大學老師也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吳敏華和趙軍來自上海交通大學，夏春來自上海體育學院，胡吉來自上海大學；3名天津裁判都是來自當地的大學，王俊智是天津師范大學的老師，喬龍升是天津工業大學的老師，李實是天津體育學院的老師；江蘇的孫衛兵來自南京商業專科學校，李榮和李正分別來自江蘇石油化工學院和江蘇醫科大學；廣東的湯小康來自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另外也有一部分裁判是中學老師，如井文來自北京22中，鄧勇來自青島17中，何魯偉來自杭州高級中學。

其餘10％的裁判大多出自於體育競賽管理部門，本賽季WCBA「金哨獎」得主郁斌目前就職於上海市體育局，來自遼寧的寧日輝目前的身份是鞍山市體育局副局長，浙江的王卓平是浙江省籃協的官員，他也是浙江省體育局競賽處主任。另一位浙江籍裁判宋曉競現在工作於浙江桐鄉市文體局。

作為遼寧省最年輕的國際級籃球裁判，姜志遠現在的身份是鞍山市財會人員培訓中心教務科科長。隸屬於前衛體協的周江安是我國首位國際技術代表，他被稱作是「裁判中的裁判」，他目前供職於西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但他同時也是西北工業大學的兼職教授。

CBA裁判待遇如何？

一場常規賽700元，一場季後賽800元，這就是CBA裁判本賽季執法一場比賽所能獲得的報酬。實際上，這已經比上賽季有所提升了，上賽季CBA裁判執法一場季後賽也不過600元。在交通方面，車程在8小時以內的，裁判只能乘坐火車，車程在8小時之外的可以坐飛機，這筆費用都由國家籃管中心實報實銷。

「目前CBA裁判執法一個賽季收入最高的也就是3萬元~4萬元。由於要經常出差，裁判自己的本職工作肯定會受影響，他們在原單位的收入也會因此減少。」這是馬立軍總結的一個數據。對於這一收入，馬立軍表示並不滿意，他覺得與運動員、教練員動輒就拿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年薪相比，裁判的收入顯然過低。

「CBA的裁判絕大多數是大學老師，他們在學校的收入每月都在4000元上下。」馬立軍認為CBA的裁判在金錢方面並沒有太大壓力，但是與運動員或教練員比起來，裁判在CBA中屬於「低收入階層」，兩者之間待遇相差太大，這也就給了個別人想鑽裁判「空子」的餘地。

實際上，對於裁判待遇偏低的現狀，很多人也早已意識到，國家籃管中心主任李元偉一年前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職業化裁判隊伍，以杜絕目前裁判隊伍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但究竟該給裁判多少報酬，才能使這些本已有一份穩定工作的裁判們能放下一切成為一名職業裁判？這個問題讓李元偉當初的構想一直難以實現。馬立軍認為，如果要建立一支職業裁判隊伍，中國籃協應該在薪水方面縮小裁判與運動員的差距，這樣才可以有效地減少各種問題。

球迷們最希望裁判公正執法。新華社記者楊磊攝

CBA裁判權力多大？

事實上，裁判隊伍的內部管理還是非常嚴格的，他們的權力並沒有像球迷想像的那樣大。中國籃協有一套裁判管理體系，而且每一場比賽都會派出比賽監督，他們大多是退役的國際級裁判。當年的「金哨」靳茁如今也是比賽監督之一，有這樣的「火眼金睛」在場，當值裁判的錯誤是無可遁形的。

對於每一位裁判執法水平的高低，在一些比賽中犯下的錯誤，比賽監督在每場比賽之後都會向中國籃協遞交報告。而出現嚴重錯判和漏判的裁判，都會受到內部處罰。

由於CBA大部分的裁判都是兼職，這些處罰一般不會對外公布，因為這會影響他們的本職工作，對其家庭也會造成影響。實際上，國際上大部分的體育組織對於裁判的處罰也都是內部處理，很少對外公布的。而對於下派到各個賽區的裁判，中國籃協也有「避嫌原則」。除本地裁判不執法本地球隊的規定外，當一名裁判被某個俱樂部投訴較多時，中國籃協也會考慮盡可能不讓他到這個俱樂部的主場執法。

不過，中國籃協盡管已經竭盡所能地想了很多辦法，制訂了很多條例，但這些條例的實際約束力並不是很大。如果某位裁判執法工作沒有做好，他還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正職去安心工作，因此有個別膽大的人收受「紅包」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中國籃協雖然一直希望能夠建立職業裁判體系，但要實現這一計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CBA裁判如何發展？

目前CBA的大部分裁判都是大學老師，這是一份安穩、舒適且受人尊重的職業。另外，還有不少裁判是各地機關單位的幹部，其中有不少還是副處級的領導。

要建立職業裁判體系，意味著這些裁判要放棄原本待遇優厚的職業，全身心地投入到裁判工作當中，而目前大部分的裁判都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據悉，中國籃協在最初提出建立職業裁判體系時曾經征詢過裁判們的意見，結果遭到大部分裁判的反對。

與此同時，中國籃協又無法在短期之內迅速地培養出一批新裁判來實現裁判的職業化，因為目前CBA比賽節奏很快、對抗也很激烈，新的裁判在短期內根本無法適應如此大的壓力，並且裁判對於比賽的理解也需要很長時間的培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裁判也屬於高危行業之一。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不單單是兩方球隊，還有現場的無數球迷。當「黑哨」的喊聲響起時，相信大部分的裁判都會承受巨大的心理煎熬，他們甚至會遭到情緒失控的球迷的攻擊。

要建立職業裁判體系，首先就要界定裁判的收入。讓裁判寧願放棄原來優厚的待遇，投入到職業裁判隊伍當中，這需要給他們相對較高的報酬。

另外，要裁判以此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中國籃協就需要給職業裁判建立例如養老、醫療、公積金等相應的保障體系。從這一點來說，建立職業裁判體系，CBA還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伍』 邁斯和李實博士什麼關系啊是中科院的那個李實博士嗎

清華大學李實博士是邁斯教育的教學總顧問，是邁斯課程體系的構造者。
2001年獲得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博士學位。在國內外重要的學術雜志和學術會議上發表十餘篇學術論文。主要研究方向為多機器人系統、智能控制與智能機器人。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李實博士積極參與並推動青少年機器人競賽與教育工作，參與修訂國際比賽規則，提供機器人技術指導，並積極推動中國青少年與日本、歐洲的青少年進行科技交流與合作。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從1999年開始，李實博士組建並領導了清華大學足球機器人研究小組的研究工作，並且於2001年代表清華大學首次參加在美國西雅圖舉辦的第五屆RoboCup國際機器人足球錦標賽，在戰勝了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東京理工學院等眾多世界知名大學之後，獲得了模擬組比賽的冠軍。這也是清華大學在國際重要的學術賽事上獲得的首個世界冠軍。回國後受到了校長顧秉林院士、汪勁松教授的接見和表彰。

在此基礎上，在李實博士的帶領下，研究小組再接再厲，於2002年在日本福岡舉辦的第六屆RoboCup國際機器人足球錦標賽模擬組比賽中，再次戰勝國際眾多的知名學府，蟬聯了這個項目的世界冠軍。在這個項目的競賽中，只有美國的卡耐基梅隆大學和清華大學取得過如此的成績。
在參加國際比賽的同時，從1999年開始，李實博士還負責組織了中國機器人大賽，每年舉辦一屆，目前已經成為國內組織規模最大的大學生機器人競賽活動之一。
現在是RCJ大中華區主席，邁斯教育學生總顧問

『陸』 話劇一個人的莎士比亞的主演和編導是誰啊

您好~

親，獨角戲《一個人的莎士比亞》將於2013.08.27-2013.09.01號每晚19點30分在東宮影劇院—原東四工人文化宮演出，編導/主演：Joseph Graves（約瑟夫·格雷夫斯）。大麥網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購票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具體情況如下：

獨角戲《一個人的莎士比亞》

編導/主演：Joseph Graves（約瑟夫·格雷夫斯）

時間：2013.08.27-2013.09.01

場館：東宮影劇院—原東四工人文化宮

狀態: 售票中

票價：60,120,160,200

票務總代：大麥網

訂票點擊：北京話劇 一個人的莎士比亞

感謝您對大麥網的支持！

『柒』 李實的任職經歷

兼職：
德國勞動研究所（IZA） 研究員
天則研究所特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席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兼職教授
武漢大學發展經濟學重點研究室 研究員
上海經濟與法律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中國就業促進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署、國家發改委等機構的項目專家
承擔以下學術雜志的編委會或學術委員會委員：
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 經濟學報，金融研究，世界經濟文匯，中國勞動經濟學，中國金融評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China Economic Review, China Review,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Studies.
此前任職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經濟思想研究室主任，
經濟轉型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捌』 十七大報告關於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怎樣闡述的

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本報訊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以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此前的收入分配主要原則———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相比較，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一點已經引起各界關注。記者昨天就此話題采訪了部分代表。

■強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尊重勞動者的具體表現

北京團代表、宣武區信訪辦主任耿惠芳告訴記者，強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尊重勞動者的具體表現，因為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是對其最現實的尊重。這一政策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是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良好措施。從耿惠芳代表從事的信訪工作來看，收入低、貧富差距大，就會帶來社會矛盾。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才能解決這些社會矛盾。

北京團代表、朝陽區委書記陳剛表示，社會分配不公一直是一個社會問題。解決起來，首先應該關注社會最弱勢群體，包括農民、傳統產業工人、農民工等，他們中一些人至今還受到拖欠工資、同工不同酬等不公平待遇。政府應該從規則、制度上著手，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在十六大報告中，關於分配的提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北京團代表、華北電力大學教授烏雲娜認為，從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則適合當時的發展需要，而現在正是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的最好時機，因為隨著國力的增強，我們已經有能力把效率和公平的統一提前到初次分配時實現。

■實踐視角看「收入分配」

據新華社電顧海良代表現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他認為，十七大報告中的新提法、新表述，無一例外來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豐富多彩的實踐，學者首先要具有實踐視角，堅持從實踐出發，而不是從本本上的概念出發，要善於到實踐生活中去尋找研究對象。

收入分配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顧海良代表認為，十七大報告中就收入分配有兩個重要的新提法，一是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前一提法針對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勞動者工資偏低的現象，後一提法又體現了平等保護物權、鼓勵多種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兩個提法互為辯證關系，統一於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

顧海良代表說：「這兩個提法在本本上是找不到的，不了解目前改革開放實踐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挑戰，很難對收入分配問題作出准確的判斷。」

針對報告中提到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黨的十七大代表、財政部副部長王軍認為，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今後財政部門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面將加強對居民收入分配的調節，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背景解讀

初次分配公平需要提高勞動者地位

■受訪者：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實

李實教授1988年加入由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從2002年開始成為項目主持人。課題組進行了三次全國規模的民間收入調查，並三次將調查結果結書出版。第三本書即將以《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II)》為名出版。基於這本書的內容，李實提出，在初次分配中兼顧效率和公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從制度根源上著手，切實提高勞動者，尤其是廣大低端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使之得到公平待遇，從而增加他們的勞動收入。

李實告訴記者，他主持的課題組調查發現，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成了拉動全國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二是部門之間差距，主要是指壟斷性部門與競爭性部門之間。三是區域之間，主要是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差距。四是教育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受高等教育的群體較少，使20多年前「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腦體倒掛現象已經完全反了過來，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群體與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收入上的差距也在拉大。

對於初次分配中存在的涉及公平的問題，李實認為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參與初次分配的機會不均等，即就業機會不均等，失業是導致勞動者勞動報酬不高的主要因素，另外勞動力不能充分流動，都導致了起點上的不公平。二是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後，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一些歧視，包括性別歧視、戶籍歧視等，導致同工不同酬。三是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供過於求的現象，尤其是低端勞動力，導致一些企業過度使用勞動力、壓低工資等現象。四是在初次分配中，除了工資，作為勞動報酬一部分的社會保障也由於身份不同而存在分配不公。這些歸根結底，都是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和一些制度缺陷造成的。

李實認為，現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在初次分配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及時的決定。政府應該著力改善勞動力市場，創造充分就業的條件，從制度上允許農民工等勞動力自由流動，消除身份、性別、戶籍等歧視現象，使按勞分配的原則覆蓋到所有勞動者。

專家解讀

如何理解

初次分配中的公平

■受訪者: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趙.振.華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初次分配中講求效率是比較好理解的，那麼如何理解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呢？我認為要把握好以下兩點：

第一，要把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放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整體框架下來考慮。任何國民收入的分配必然既包含初次分配，又包含再分配，不存在只有初次分配沒有再分配，也同樣不存在只有再分配沒有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貫徹生產要素按貢獻獲得收益的制度，等量生產要素貢獻獲得等量報酬，即貢獻多者多得，少貢獻者少得，沒有貢獻者不得。如果貢獻多者不能多得而是少得，貢獻少者不能少得而是多得，或者不分貢獻大小獲得的收入都一樣，這不僅不是公平，恰恰是不公平。

計劃經濟體制下，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干與不幹一個樣，表面看收入差距很小似乎是公平的，其實這是嚴重的不公平，這是貢獻少者無償地佔有了貢獻多者的勞動成果。所以，不能將公平與平均劃等號。在初次分配中越講求效率，將貢獻與收入掛鉤，就越能夠調動各種生產要素主體的積極性，越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民收入再分配提供更多的物質基礎。在再分配過程中就要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如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老弱病殘者，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也總會存在一部分地區發展相對緩慢，部分居民生活困難，這就需要政府在再分配中通過更多的轉移支付來解決。

第二，處理好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目前需要解決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即沒有按照生產要素的貢獻參與分配，收入與貢獻不對等，同樣的貢獻沒有獲得同樣的收入，或者說貢獻不大者獲得了較多收入，同樣扭曲了分配關系。

目前主要有兩種表現：一是從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來看，少數壟斷行業獲得了過高的收入，他們獲得的高收入不是因為貢獻大，而是因為具有行政壟斷性質，導致行業之間差距不適當地擴大。二是從企業內部的分配關系來看，也存在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少數經營者獲得了更多的不當的過高收入，大部分普通員工沒有從企業增長的利潤中獲得更多的收入；另一個問題是經營者內部高層管理者與中層管理者存在收入與貢獻不對等，高層管理者收入過高，而中層管理者收入比較低；還有在部分國有企業，總經理和董事長的收入由行政主管部門決定相對比較低，而副總經理等的收入由市場決定，反而比較高，出現倒掛現象。

因此要解決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需要進一步地完善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

『玖』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

總體收入水平提高增長速度有別 差距拉大屬於改革發展必經階段

2006年08月09日03:19

吳敬璉

蕭灼基

趙人偉

樊 綱

李 實

主持人：本報記者 王明峰

嘉 賓：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蕭灼基：北京大學教授

趙人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

樊 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李 實：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據國家發改委的一項報告顯示，當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到合理值的上限，達0．4左右。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怎麼正確看待這個問題？我們采訪了幾位經濟學家。

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還是感到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難道這個問題就無法避免嗎？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樊綱：收入差距拉大這一趨勢將會持續很長時間，至少在將來5－10年內不會逆轉。現在，一個人絕對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對於整個社會來講，和其他人比較起來，他的收入增長沒有其他人快，與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國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屬於這種狀況，包括農民、許多工人，雖然這么多年來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為社會上有別的人收入增長速度更快，也會感到自己相對貧困了。

在一定意義上說，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這是改革和發展必經的階段。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改掉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數人對於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認為貪污腐敗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貪污腐敗都消除了，中國的個人收入拉開差距在我們的這個發展與改革階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吳敬璉：我認為，喚起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重視，促使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擴大到現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確實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諱疾忌醫，應當把它提出來。但僅提出問題並不等於解決了問題，還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領導的重視，認真地研究問題到底是從何而來並提出對應措施。

差距不能歸咎改革

記者：現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擴大歸咎於市場化改革，你怎麼看？又該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之間的關系？

李實：這種論斷缺乏對背後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構造。造成當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城鄉差距。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佔全國收入差距的40％左右。1997年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遠遠超過城市內部差距和農村內部差距，成為過去一段時期內全國收入差距擴大的最大推進因素。可以說，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與市場化改革本身幾乎沒有關系，相反，它們是由於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制度和政策傾斜，帶來城鄉之間巨大差距。

趙人偉：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擴大同經濟改革的關系時，有兩種傾向都需要防止。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出現的問題都簡單地歸罪於經濟改革本身；另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改革所應該付出的代價。我認為，對於收入差距的擴大，應該分為3個不同層次來對待：第一層次是屬於有利於提高效率的激勵部分，這部分是屬於克服平均主義的成果，應該加以肯定。第二層次是屬於經濟改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第三層次是屬於過高的代價，或者說是屬於不應該付的部分，或應該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不會引起社會動盪

記者：有人認為收入差距拉大會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對這種說法你怎麼看？

蕭灼基：我認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雖然比較高，應該十分重視，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麼嚴重、可怕。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這種基尼系數引起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我國有很多特殊情況：第一，總體來說我國經濟處在一個發展上升階段，貧困人口是有，但是總體來說是在下降和減少，廣大群眾生活水平在提高。這和有些國家不一樣，有些國家不僅是差距擴大，而且伴隨著經濟危機和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下降。一個是上升趨勢，一個是下降趨勢，不一樣。第二，我國還有3條保障線，一個叫貧困線，一個叫低保線，還有一個下崗職工的最低補助線，這3條線保障了貧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3條線非常重要，人如果吃不上飯，就要鬧事了。國家對最低、最貧困的群眾的生活做了適當的安排，通過最低保障線來保障他們基本的生活需要，這樣就能夠穩定他們的情緒和行為，能夠起到穩定作用。第三，我們的目標是要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我們要逐步改變貧困者的貧困面貌。國家通過各種措施，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健康水平，增加就業崗位，以此逐漸地保障貧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對不少貧困人員來說，他們也會看到希望，除了極少數沒有勞動能力的人以外，多數人都有改變現狀的希望，這樣我國能夠保持總體的穩定，不會出現大的亂子。

『拾』 中國貧富比例是多少

瑞信研究院公布的《2015年度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中產階層按絕對值計算達1.09億人，為全球最多，但僅佔全國成年人口的11%，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15.9%，目前中國仍有九成人口生活在中產階級水平之下。因此，中國的社會結構更像是金字塔型而非均衡合理的橄欖型。

現狀

（一）城鄉間的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405元提升到2015年的31790.3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60.2元提升到10772元，城鄉收入的差距在絕對量上不斷的擴大，二者之間的差距已由244.8元上升至21018.3元。

二者之間的相對差距雖然在近幾年出現下滑的態勢，城鄉收入比由2009年的最高點3.33下降至2015年的2.95，但是相對差距依然保持在較高的位置，同時城鄉收入比也超過了1979年的2.52。現階段城鄉收入比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人口因素造成的。

近年來中國農村人口增長呈下降趨勢，農村人口不斷的向城鎮轉移，城鎮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向城鎮轉移的這部分人口並沒有獲得較高的收入，因此會拉低城鎮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同時也會使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鎮二元結構演化，從而造成城鎮內部的貧富差距更加突出。

（二）區域間的收入差距

雖然中國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但是各個區域之間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東部最發達地區的人均GDP與西部最貧困的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015年已擴大到8萬元以上，且這種差距還將會繼續擴大。

如果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行衡量，則2015年東部最發達地區已超過西部最貧困地區29000元以上，是西部最貧困地區的2倍之多。

（三）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體現在部分帶有壟斷性質的行業以及高新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收入過高，具體特徵表現為准入門檻較高、專業性強、能夠獲得較高的利潤等，這些行業主要包括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金融保險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等。

而收入較低的行業往往具有競爭較為激烈、生產的產品附加值較低、准入門檻較低且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特徵，這些行業主要包括農林牧漁業、製造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業等。

其中金融保險業是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而農林牧漁業是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2014年時達到79917元，收入比達到3.82。

（四）財產差距不斷增大

除收入之外，人民所擁有的財產對貧富差距的影響越來越重要，而近年來中國財產逐漸向少數人聚集，這種財產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也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北京大學公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2015年胡潤公布的中國富豪榜中，前726人的財富為99350億元，佔2015年中國GDP的14.5%。同時，房地產在居民財富中佔有較大的比重，《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6》顯示，房產凈值佔全國家庭人均財富的65.61%。

而近年來房地產價格，特別是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分化，這種分化不僅體現在有房者和無房者之間的分化，還體現在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化，過高的房價也使貸款買房者提前透支了未來的收入，使買房者「貧困化」。

此外，金融資產也對貧富差距的擴大具有推動作用，而且出現金融資產逐漸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中國民生發展報告》也顯示中國財產不平等程度逐年走高，1995年中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財產不平等程度已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程度。

解決方法

（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在合理保護資本合法權益的前提下，規范和約束資本行為，建立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的工資增長機制，加強工會力量，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縮小雇員與經理層的收入差距，增強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同時需要規范國有壟斷性行業的勞動者報酬，提高非壟斷性行業的勞動者報酬。

（二）強化稅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加快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逐步轉向以家庭為單位課征所得稅，充分考慮家庭異質性問題，建立個稅綜合資料庫，健全財產稅稅收體系，進一步完善財產稅的稅基、稅種和稅率，加強對資本所得的徵收力度，盡快實現房產信息登記聯網制度。

適時開征房產稅、遺產稅，重點向擁有多套房產的人群征稅，減緩貧富差距向代際間的傳遞，降低弱勢行業的稅負標准，減輕低收入人群的稅負壓力。

（三）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預算體系，加強保障資金的監管，確保資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積極引入民間資本，穩定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來源，鼓勵企業積極從事各項慈善事業，健全公益財產管理制度。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中國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