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清華大學趙教授

Ⅰ 趙忠堯的核物理先驅

二戰結束後，中國雖然也是戰勝國，但是地位卻很低微。根據《雅爾塔協議》，東三省被劃為蘇聯的勢力范圍，外蒙古也被割出宣告獨立......趙忠堯認為，要在這個強權世界上生存和不挨打，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核科學，這是一個愛國科學家責無旁貸的使命。趙忠堯此行並不只是為了隔岸觀花，而是負有進一步了解核爆炸核心技術的使命。核爆炸的核心技術就是加速器，時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物理學家薩本棟在趙忠堯臨行前，曾特意叮囑他要滯留美國，盡可能多地了解美國在核物理方面的新進展，並設法購買核物理研究設備，薩本棟本人則留在國內籌款給他匯去。
趙忠堯的失蹤並不神秘，他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加州理工學院。
他本應是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我家洗硯池邊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 這是描寫浙江諸暨的詩句。1902年6月27日，趙忠堯就出生在山清水秀的諸暨，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畢業後任國立東南大學助教。他工作踏實，肯鑽研，深得物理學界前輩葉企孫的器重。1925年夏，葉企孫奉命籌建清華學堂大學本科，攜趙忠堯前往，讓他在新籌建的物理實驗室任職。1927年，趙忠堯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深造，師從諾貝爾獎獲得者密立根教授。
密立根教授很能夠慧眼識才，但人非常嚴厲。他最初給趙忠堯布置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利用光學干涉儀做實驗。但趙忠堯感覺這個題目對於他來說太一般了，請求密立根給他換一個難一點的具有突破性意義的題目。雖然密立根認為這個中國學生不一般，但他並未很快答應，而是過了一些日子後才讓趙忠堯改做硬伽馬射線通過物質時的吸收系數這個題目。當他發現站在面前的這個中國年輕人好像還是不太滿意時，密立根頗為不悅。趙忠堯發現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沖勁已經惹密立根生氣了，他馬上抱歉地說：我接受這個題目，並且一定把它做好！無論是密立根，還是趙忠堯，他們都沒有意識到，這個題目會把趙忠堯推到一個物理科學的偉大發現的門口。
當時，人們認為硬伽馬射線通過物質時的吸收主要是由自由電子的康普頓散射所引起的，用於計算吸收系數的克萊因-仁科(Klein-Nishim)公式當時剛剛問世。密立根讓趙忠堯通過實驗來驗證這一公式的正確性。實驗開始了，趙忠堯常常是上午上課，下午准備儀器，晚上則通宵取數據。為保證每隔半小時左右獲取一次數據，趙忠堯不得不靠鬧鍾來不斷叫醒自己。苦撐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後，當趙忠堯將測量的結果與克萊因-仁科公式做比較時，卻發現硬伽馬射線只有在輕元素上的散射符合這個公式，而當硬伽馬射線通過重元素--比如鉛時，所測得的吸收系數比公式的結果大了約40%。
這項研究做了一年多時間，1929年底，趙忠堯把論文交給了密立根。但兩三個月過去了，密立根也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原因在於，這項創新性的實驗結果讓他感到很吃驚，也與他的預期不相符，他不太敢相信這一結果的正確性。趙忠堯有點急了，因為在科學發現的競技場上，是只有第一沒有第二的，科研成果披露的先後往往決定著一項研究的命運。這時，替密立根管理研究生工作的教授鮑文向密立根證實了實驗結果的可靠性。他對密立根說：我對趙忠堯實驗的全過程很了解，從儀器操作、實驗設計、測量記錄到計算的全過程，都進行得非常嚴謹，實驗結果是完全可靠的。密立根終於同意趙忠堯將論文送出發表，該論文於1930年5月發表在美國的《國家科學院院報》上。當時，當趙忠堯在加州做著實驗時，英、德兩國有幾位物理學家也在進行著同一實驗。三處同時發現了硬伽馬射線在重元素上的這種反常吸收，並都認為可能是原子核的作用引起的。
這項結果對趙忠堯而言，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吸收系數的測量結束後，趙忠堯想進一步研究硬伽馬射線與物質的相互作用機制，觀測重元素對硬伽馬射線的散射現象。鮑文聽了趙忠堯的想法後說：測量吸收系數，作為你的學位論文已經夠了，結果也已經有了。不過，如果你要進一步研究，當然很好。當時雖然離畢業只有大半年時間了，但由於有了第一個實驗的經驗，趙忠堯還是決心一試。由於反常吸收只能在重元素上被觀測到，趙忠堯決定選擇鋁和鉛作為輕、重元素的代表，比較硬伽馬射線在這兩種元素上的散射強度。這個實驗一直到當年九月才結束，趙忠堯准備了好久的暑期旅行因此取消。
趙忠堯的這個實驗結果首次發現，伴隨著硬伽馬射線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還存在一種特殊輻射。趙忠堯不僅測得了這種特殊輻射的能量大約等於一個電子的質量，而且還測出它的角分布大致為各向同性。原來，當硬伽馬射線通過重金屬鉛時，會產生成對的正反物質--反物質碰到正物質，兩者迅速消失，並演變成光子。湮滅後產生的光子是一種沒有方向性的、被軟化了的伽馬射線，能量相當於電子的靜止質量。這些記錄表明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觀察到了正反物質的湮沒現象。趙忠堯把這個結果撰寫成第二篇論文《硬伽馬射線的散射》，於1930年10月發表在美國的《物理評論》雜志上。密立根看到學生取得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心中好不得意。在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他當著其他教授的面譏笑起趙忠堯來：這個小夥子不知天高地厚，當初我讓他做這個題目，他還嫌太簡單，說要'考慮考慮'吶！後來，密立根在他1946年出版的專著《電子、質子、光子、中子、介子和宇宙線》中還多處引述了趙忠堯論文中的結果。
可以說，趙忠堯是第一個觀測到正反物質湮滅的人。這個發現足以使趙忠堯獲得諾貝爾獎，當時瑞典皇家學會也曾鄭重考慮過授予他諾貝爾獎。不幸的是，有一位在德國工作的物理學家對趙忠堯的成果提出了疑問，影響了趙忠堯的成果被進一步確認。1936年，為了表彰正電子的發現這一重要成就，瑞典皇家科學院把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了1932年在雲霧室中觀測到正電子徑跡的安德遜，而不是1930年首先發現了正負電子湮滅的趙忠堯。
前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主任愛克斯朋在1997年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坦誠地寫道：書中有一處令人不安的遺漏，在談到有關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馬射線的反常吸收和輻射這個研究成果時，書中沒有提到中國的物理學家趙忠堯，盡管他是最早發現硬伽馬射線反常吸收者之一，趙忠堯在世界物理學家心中是實實在在的諾貝爾獎得主！
1931年，趙忠堯學成回國後到清華大學擔任物理系教授。是時，葉企孫從理學院調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吳有訓接任理學院院長，趙忠堯曾經一度接任物理系主任。當時清華大學物理系還有薩本棟、周培源等多位教授。這個時期，為辦好物理系，大家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齊心協力地進行教學和科研。 趙忠堯開設了我國首個核物理課程，主持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當時中國的核物理研究還是一片空白，但他卻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他和物理系的同事一起，用蓋革計數器進行伽馬射線、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研究結果有的發表在《中國物理學報》上，也有一些發表在英國的《自然》雜志上--如《硬伽馬射線與原子核的相互作用》，以及《Ag、Rh、Br核的中子共振能級的間距》等。著名物理學家E.盧瑟福在前一篇論文前加了按語，說這一實驗結果提供了正-負電子對產生的又一證據，並對趙忠堯回國後能自己動手創造條件，繼續進行科學研究大加贊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趙忠堯先後到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任教，在那種難以想像的艱苦條件下，他除了教學工作之外,還和張文裕用蓋革-密勒計數器做了一些宇宙線方面的研究工作，由於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完成這些實驗，他便將實驗方案寫成文章在國外發表......趙忠堯與他的老師葉企孫一起，培養了一批後來為我國的原子能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程開甲、唐孝威......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也都曾經受業於趙忠堯。
這里要補充交待幾句趙忠堯與葉企孫的關系。可以說，沒有葉企孫，就沒有趙忠堯。趙忠堯是葉企孫的得意弟子。他1920年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數理化部就讀時，南京高師正要擴建為國立東南大學。1924年春，趙忠堯提前半年修完了高師的學分,因父親去世，家境困難，他決定先就業，同時爭取進修的機會。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正好缺少助教，學校根據趙忠堯的成績，同意他擔任葉企孫的助教。就這樣，趙忠堯一面教書，一面和在校生一起聽課、考試，第二年便補足了高師與大學本科的學分差額，取得了國立東南大學的畢業資格。1925年夏，葉企孫受邀去清華,邀趙忠堯和另一助教施汝為一同前往。葉企孫為人嚴肅莊重，教書極為認真，對趙忠堯的教學和科研都有很深的影響。在清華，趙忠堯第一年仍擔任葉企孫的助教。第二年起任課程教員，負責實驗課，與其他教師一起為清華的物理實驗室制備儀器。當時國內大學的理科水平與西方相比有不少差距，趙忠堯和學生們一起學習德文、法文，將眼光緊緊盯著西方發達國家同類研究的進程。趙忠堯感到，要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出貢獻，就必須到西方去掌握第一手的物理學專業知識。當時，清華的教師每六年有一次公費出國進修一年的機會，但趙忠堯不想等這么久，他靠自籌經費於1927年去美國留學，除了工資結余及師友的幫助外，趙忠堯還申請到了清華大學的國外生活半費補助金--每月40美元。出國前，為了恪盡孝心，趙忠堯完成了婚姻大事，與鄭毓英女士成婚，然後把新婚妻子送回到諸暨老家，陪伴照顧他七十多歲的老母親。 心中想的是發展自己民族的核事業
趙忠堯此次趁旁觀原子彈爆炸的機會回到了母校，他利用一切條件,對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進行了深入研究，迅速掌握了加速器的設計和製造細節。
他的美國老師、諾貝爾獎得主、迴旋加速器的發明者羅伯特·安德魯·密立根顯然知道趙忠堯目的何在，他十分贊賞趙忠堯的才智，也敬佩趙忠堯的愛國心。更何況，美國的核事業是在趙忠堯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了便於趙忠堯熟悉情況，在實驗室多工作一段時間,密立根聘他為自己的工作助手，特意安排他多接觸實驗設備和相關核心圖紙。
這時,薩本棟秘密匯來了5萬美元，作為趙忠堯購買實驗設備的費用。錢匯來了，趙忠堯卻感覺有點犯難，買一台加速器起碼要40萬美元，這點錢根本就不夠。何況，即便買到了，也拿不到出口許可證,無法運回中國，美國政府嚴禁此類尖端技術出口。 惟一的辦法是將技術參數默背下來，爛熟於心，然後回國自己製造，而一些國內一時無法製造的精密部件，則在美國秘密定製，然後再想方設法托運回去。
趙忠堯成了實驗室里最勤奮的人，在完成科研項目的同時，他拚命掌握著有關加速器製造的技術資料和零件參數。每天，他的工作時間都在16小時以上。
之後，趙忠堯又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卡內基地磁研究所等處進行了核物理和宇宙線方面的研究。在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靜電加速器實驗室學習靜電加速器發電部分和加速管的製造時，該實驗室的主任屈潤普非常支持趙忠堯的工作。他讓趙忠堯利用他們的資料，還給他介紹了另一位專家；又將實驗室里准備拆去的一台舊的大氣型靜電加速器給趙忠堯做試驗用。在麻省理工學院呆了半年之後，為了進一步學習離子源的技術，趙忠堯又去華盛頓的卡內基地磁研究所訪問了半年。那裡有兩台質子靜電加速器和一台迴旋加速器在工作，學習的環境也很好。當時，畢德顯正准備回國，趙忠堯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繼續靜電加速器的設計，並采購一些零星器材。畢德顯為人忠厚，工作踏實，又有電子技術方面的實踐經驗，對加速器的設計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半年之後，為了尋覓定製加速器部件的廠家，趙忠堯又重返麻省理工學院。加速器上的機械設備型號都很特殊，每種用量又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很多工廠都不願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小交易。趙忠堯為此奔走多日，有時一天要跑十幾處地方，最後終於聯繫到一家開價較為合理的飛機零件製造廠。這樣，加速器的運轉部分、絕緣柱，以及電極的製造總算有了著落。與此同時，他還替中央大學定製了一個多板雲霧室，並且買好了與此配套的照相設備，以及一些核物理實驗所需的器材。這些都是用手頭那點錢購置的。
不久後，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下令，一切外籍人士必須離開核物理實驗室。趙忠堯只好到紐約等地的科研機構做臨時工。為了進一步掌握相關技術，趙忠堯主要在美國的幾個加速器及宇宙線實驗室做義務工作，他的義務勞動也換得了一批器材，節約了購置設備的開支。
趙忠堯製造和購買器材的工作前後花了整整兩年時間。這期間，他每年的生活費只有2000美元，而當時的公派人員卻是1萬美元。趙忠堯只能盡可能地節衣縮食，一日三餐多是開水、麵包加鹹菜。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錢，他都用來購置了設備。
1948年，身在美國的趙忠堯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底，趙忠堯完成了靜電加速器的器材訂購任務，欲回國研製。是時，南京國民黨政府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四面楚歌，一個舊政權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趙忠堯決定待塵埃落定，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後再回國，回國後直接參加和平建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趙忠堯興奮異常，歡呼雀躍。
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許多人都在暗地裡摩拳擦掌，相約回去為新中國效力。但形勢卻發生了變化，中美已不通航，大陸學者借道香港回國也受到重重阻撓。歷經5個多月的磨難，趙忠堯才得到香港的過境許可證，踏上了返回祖國的航程。
然而，他並不知道，台灣當局和美國把他作為爭奪目標，已經緊緊盯上了他，千方百計阻止他回到祖國大陸去。
1949年底，趙忠堯開始做回國的准備工作。對趙忠堯來說，最重要的自然是那批花了幾年心血定製的加速器部件與核物理實驗器材。趙忠堯1948年准備回國時聯系的是一個國民黨官僚資本經營的輪船公司，貨也已經存到了那家公司聯系的倉庫里。為了將器材運回新中國，而不是運到台灣去，必須設法將這批器材轉到別的運輸公司。趙忠堯利用1949-1950年初中美之間短暫的通航時期，設法將貨取了出來，重新聯系了一個輪船公司，辦理了托運回新中國的手續。沒想到，趙忠堯的這一舉動立即被聯邦調查局盯上了，他們不僅到運輸公司開箱檢查，還到加州理工學院去調查趙忠堯的一舉一動。雖然加州理工學院回答調查的杜曼教授告訴他們這些器材與原子武器毫無關系，但聯邦調查局仍然扣去了趙忠堯的部分器材。特別是扣下的四套完整的供核物理實驗用的電子學線路，使趙忠堯備感痛心和悲憤。不僅因為這些線路正是國內急需的，更重要的是這些線路是麻省理工學院宇宙線實驗室主任羅西專門派人為趙忠堯製造的。
1950年8月29日，趙忠堯和錢學森夫婦等一起，登上了美國的威爾遜總統號。正要啟航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錢學森800多公斤重的書籍和筆記本被扣留，錢學森本人被指為毛的間諜，被押送到特米那島上關了起來。趙忠堯的幾十箱東西也再次遭到野蠻翻查，但對方沒有發現什麼，因為早在一個月前，他就已經將重要資料和器材託人帶回了祖國，而把其餘的零部件拆散了任意擺放，成功地迷惑了美國的搜查官員，趙忠堯被放行了。同船的還有鄧稼先、塗光熾、羅時鈞、沈善炯、鮑立奎等100多位留美學者。
然而，美國情報局還是回過了神兒，這位差一點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國學者可能掌握著核心機密！美軍最高司令部連發三道攔截趙忠堯的命令，當輪船途經日本橫濱時，美軍武裝人員氣勢洶洶地沖上船，將趙忠堯押進了美軍在日本的巢鴨軍事監獄。與趙忠堯一起被關押的還有羅時鈞和沈善炯。趙忠堯向美方提出了強烈抗議，但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只是執行華盛頓的決定，沒有權力處理你們的事。台灣駐日代表團派了3個人，軟硬兼施，要把趙忠堯等人帶到台灣去，有一次甚至讓他們三個人面對一堵牆站好，美國憲兵在他們背後拉槍栓進行威脅，告訴他們如不承認罪行,堅持不到台灣去洗心革面，就槍斃他們。但趙忠堯他們寧死不屈，堅決不同意到台灣去。硬的不行，再來軟的，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發來急電：望兄來台共事，以防不測。趙忠堯卻回電說：我回大陸之意已決!如此糾纏了兩個月之久。
美國政府為了扣留趙忠堯，不惜編造出各種謠言，說他竊取美國原子彈的機密，說他和錢學森是同案嫌犯等等。他們仔細檢查了趙忠堯的每一件行李、每一張紙上的每一個字，甚至想從他兒子趙維志寫給父親的信中尋找到他們希望得到的罪證。但那是一封充滿了親情的信,沒有他們想要的東西。
趙忠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美軍監獄的消息披露後，在國際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美國科學界也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中國掀起了譴責美國政府暴行、營救趙忠堯的巨大浪潮，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為此發表了聲明，錢三強也聯合一批著名科學家發起了聲援趙忠堯的活動。錢三強還請他的老師、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約里奧·居里出面，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譴責美國政府的無理行徑。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之下，美國政府在沒有證據可抓的情況下，只得將趙忠堯放行。
1950年11月底，趙忠堯終於途經香港，回到了解放後的新中國。 1950年，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成立，錢三強出任所長，王淦昌、彭桓武為副所長。一大批有造詣、有理想、有實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學家，從美、英、法、德等國回國，來到原子能所。
1950年11月28日，沖破阻撓的趙忠堯終於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他將帶回來的器材和零部件全部交給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五年後，被美國海軍次長認為抵得上五個師的錢學森也終於輾轉回到了祖國。
趙忠堯用帶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我國第一台70萬電子伏的質子靜電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製成功250萬電子伏的質子靜電加速器。這兩項研究的成功，對我國的核事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文革中，由於曾滯留美國的經歷，趙忠堯被戴上特務嫌疑的帽子，關進了牛棚。
進入上世紀70年代，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黨中央決定狠抓高科技，加強國防建設。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趙忠堯恢復工作，擔任副所長並主管實驗物理部的工作。幾代人為之奮斗的目標--在中國建造高能加速器，終於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盡管趙忠堯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積極參加了高能實驗基地的建設以及有關的學術會議，並帶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4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破土動工。1989年以來，一批新的科研成果陸續問世，這一切蘊含了包括趙忠堯在內的老一輩科學家的心血，而此時，奮戰在科研一線的則是他們培養出來的新一代中青年科學家。
新的歷史時期,趙忠堯盡管年事己高，但因他德高望重，深孚眾望，還是出任了中國物理學會名譽理事和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為了表彰他對我國核物理研究的開拓性貢獻,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會於1995年向趙忠堯頒發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獲獎後，趙忠堯當即決定將何梁何利獎的獎金全部捐贈出來,設立趙忠堯獎基金，以獎勵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和雲南大學物理系的優秀學生，激勵他們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勤奮學習。
趙忠堯為人正直、忠厚，一生只知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工作，所得到的榮譽和地位與他的成就極不相稱。作為中國核物理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國人對他所知甚少。
1998年5月28日，當趙忠堯以96歲高齡辭別人世時，遺體告別儀式極其簡單，媒體也並無太多報道，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遺憾。不過，我相信，歷史終會記住，中國曾經有過這樣一位傑出的物理學者，一位創造過如此輝煌業績的核物理先驅，一位為我國的物理事業嘔心瀝血、奉獻了一生的愛國者！

Ⅱ 趙忠堯在我國核物理研究方面作出哪些貢獻

一百年來，坐落於南京市四牌樓的百年名校東南大學，為祖國培養了15萬多名高層次優秀人才。素有「中國核物理的鼻祖」之稱的趙忠堯，就是這眾多東大學子中的佼佼者之一。
趙忠堯，1902年6月27日出生於浙江諸暨。1920年，趙忠堯從諸暨縣立中學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東南大學前身）數理化部，1924年畢業後相繼在湖州第三師范學校、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清華大學任教員。1927年趙忠堯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生院深造，師從19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R.A.密立根（Millikan）並於1930年以優等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趙忠堯先後在清華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國立中央大學等校任職。1948年，趙忠堯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51年，趙忠堯沖破重重困難回到新中國，1955年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之後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他還是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趙忠堯一生獻身核物理事業，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核物理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98年5月28日，趙忠堯——這位中國核物理的鼻祖辭別人世時，有人這樣評價他：
在中國物理學史上，他是一座豐碑；
在世界物理學史上，他也是一顆明星

Ⅲ 趙忠堯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將50毫克鐳從清華大學實驗室里取出來

50毫克鐳里的愛國心

作者:唐寶民

1931年，核物理學家趙忠堯赴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的卡文迪什實驗室訪問，師從著名物理學家盧瑟福。在教學過程中，盧瑟福被趙忠堯勤奮求學的精神打動，在趙忠堯學成歸國時，特意將50毫克放射性實驗鐳贈送給他。趙忠堯特別感動。雖然這種鐳在全世界都禁運，但他還是歷盡千難萬險，將這50毫克鐳帶回了中國，存放在清華大學實驗室的保險櫃中，供研究用。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號令，宣布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將平津的幾所高校遷往上述兩地，師生們開始撤離平津地區。趙忠堯教授也准備撤離，前往長沙。但他沒有馬上走，因為他惦記著一件事，就是盧瑟福贈送給他的那50毫克鐳。這50毫克鐳還保存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中，可是，北平已經淪陷，日軍已經進入清華園。返回清華園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但趙忠堯教授擔心這50毫克鐳一旦落入日軍之手，後果不堪設想，便決定冒著生命危險去搶救這份國家和民族的珍寶。他想到梁思成先生有一輛小轎車，就急匆匆地來到梁思成家，請他幫忙一同去清華園取鐳。梁思成一聽，立即答應。他們在黃昏時分開車出城，冒著隨時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險，悄悄潛入清華園，進入實驗室，在一個角落裡找到了那50毫克鐳；趁著夜色，再悄悄駛出清華園，千方百計躲過日軍，返回城中。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趙忠堯教授與梁思成握手作別後，便帶著這份珍寶上路了。天亮以後，他找到一個鹹菜壇子，把裝鐳的鉛筒放在鹹菜壇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隨著逃難的人群一起向長沙進發。

一路上，為了保護這些鐳，他白天藏起來，天黑了才敢上路，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跡罕至的荒野小路走。他幾乎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卻從未讓那個鹹菜壇子離開過自己。一個多月的行走，風餐露宿，晝伏夜出，原本風度翩翩的大學教授變成了一個衣服破爛、蓬頭垢面、拄著一根棍子的乞丐。最後，他終於來到長沙臨時大學辦事處門前，眼淚不禁撲簌而下。恰好梅貽琦校長從內室出來送客，他用沙啞的聲音喊了一聲「梅校長」，便放聲痛哭起來。梅貽琦起初沒有認出這個「乞丐」，仔細一看，發現是趙忠堯教授，連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淚水奪眶而出……

Ⅳ 清華國學四大導師的趙元任

四大導師中的另一位大學者是趙元任。趙元任（1892—1982 2.25）漢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生於天津。1910年為游美學務處第2批留學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獲理學士學位。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19年任康奈爾大學物理講師。1920年回國任清華學校心理學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學研習語音學，繼而任哈佛大學哲學系講師、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應聘到清華國學院任導師，指導范圍為「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等。1929年6月底國學研究院結束後，被中央研究院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同時兼任清華中國文學系講師，授「音韻學」等課程。1938年起在美國任教。
1892年11月3日生於天津。父親衡年中過舉人，善吹笛。母親馮萊蓀善詩詞及崑曲。1900年趙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讀書。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對他一生事業有著深刻的影響。趙元任從小就顯露出語言天才，各種方言一學就會。十四歲進常州溪山小學。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成績優異，英語、德語都學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語教師嘉化（D。J．Carve）的喜愛。嘉化常邀趙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於彈鋼琴和唱歌，趙元任跟嘉化夫人學唱過《可愛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離別歌》（AuldLang Syne，亦譯《天長地久》）等歌曲，是為他接受西方音樂之始。 趙元任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他博學多才，既是數學家，又是物理學家，對哲學也有一定造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語言學家蜚聲於世。他從1920年執教清華至1972年在美國加州大學退休，前後從事教育事業52年。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呂叔湘等都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趙先生永遠不會錯」，這是美國語言學界對他充滿信賴的一句崇高評語。
趙元任原籍江蘇常州，1892年生於天津一個書香、官宦之家，著名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作者趙翼（乾隆進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趙元任隨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間，從保姆那裡學會了北京話和保定話。5歲時回到家鄉常州，家裡為他請了一位當地的家庭老師，他又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後來，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兒學會了福州話。
當他15歲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這三位南京同學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這些客人恰好來自四面八方，趙元任居然能用8種方言與同桌人交談。聽他的家人說，他從小就喜歡學別人說話，並善於辨別出各地方言和語音特點。
這段家史說明，趙元任幼年就經過多種方言的訓練，開始掌握了學習語言的本領。1910年，他17歲時，由江蘇南京高等學校預科考入清華留美研究生班，在錄取的72名官費生中，他總分名列第二（胡適名列55）。先在康奈爾大學讀數學、物理，後入哈佛攻哲學，繼而又研究語言學。1920年回到祖國，在清華大學任教。當時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清華大學派他給羅素當翻譯。他在陪同羅素去湖南長沙途中又學會了講湖南話。由於他口齒清晰，知識淵博，又能用方言翻譯，因而使當時羅素的講學比杜威獲得更好的效果。從此，趙元任的語言天才得到了公認，他自己也決定將語言學作為終身的主要職業。
1925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被聘為導師，他教授《方音學》、《普通語言學》、《中國音韻學》、《中國現代方言》等課程。1929年，他又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語言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語言學，經過6年潛心研究，成為名聞世界的語言學家。1945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1960年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他先後獲得美國三個大學的名譽博士稱號。 趙老是中國第一位用科學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調查的學者。他的耳朵能辨別各種細微的語音差別。在二三十年代期間曾親自考察和研究過吳語等近60種方言。
趙元任對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會33種方言。他的治學嚴謹和刻苦，令人嘆為觀止。
1927年春天，趙老在清華大學研究所擔任指導老師時，曾到江、浙兩省專門調查吳語。經常是一天跑兩、三個地方，邊調查邊記錄，找不到旅館就住在農民家裡。一次，他和助手夜間由無錫趕火車去蘇州，只買到硬板椅的四等車票。由於身體太疲乏，上車後躺在長板座上就呼呼地睡著了。等醒來時，滿車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幾節車廂已開走，把這節四等車廂甩下了。助手問他怎麼辦?他說：「現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館，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見他身體虛弱，勸他每天少搞點調查，他詼諧地說：「搞調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緊些，否則咱們不能早點回家呀！將來不是要更費時間，也更辛苦嗎?」
在那次調查吳語的行動中，他不辭勞苦，經鎮江、丹陽、無錫，每站下車，再乘小火輪到宜興、溧陽，又轉回到無錫等地，冒著嚴寒，輾轉往復，深入群眾，多訪廣納，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方言。3個月後，回到北京，他把調查的材料寫成一本《現代吳語研究》。在出版此書時，語音符號採用國際音標，印刷廠沒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寫，畫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時以上。這本書出版後，為研究吳語和方言作出極為珍貴的貢獻，趙元任也成為中國方言調查的鼻祖。 趙元任教授對音位學理論、中國音韻學、漢語方言以及漢語語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寫和發表過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和專著，在國內外學者中享有很高聲譽。他在美國除了在大學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寫下了大量語言學著作：《中國語言詞典》、《中國語入門》、《中國語文法之研究》、《現代吳語研究》、《鍾禪方言記》及《湖北方言報告》等。
1972年，趙老退休後，仍不斷致力著述，寫出《語言學跟符號的系統》、《白話讀物》等書。在他病逝前不久，還構想以同音替代的辦法，把《康熙字典》上1萬多個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於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願。
趙元任早年曾和語言專家黎錦熙先生致力於推廣普遍話工作，為此他創造了國語羅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並灌錄了國語留聲唱片。趙老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他一貫提倡徹底的白話文。1981年筆者訪問趙老時，他對目前國內人們的口語有這樣的感慨：「現在教育水平高了，人們的說話受廣播、報刊、電視等媒體的影響，出口書面語多，不大愛講白話了。如現在北京人愛說「開始」，不說「起頭兒」；把長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連小孩說話也是文縐縐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顯得缺少生活氣息。」
在他這次回國訪問和探親期間，曾用各種方言和友人、學生進行交談。著名相聲藝術大師侯寶林見到趙老時，兩人興致勃勃地用方言對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社會科學院語言所所長呂叔湘稱贊趙老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一是他以現代的語言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給中國語言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二是他給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事業培養了一支龐大的隊伍。

Ⅳ 誰能提供一些關於趙元任的資料！！急需！！！

1892年11月3日生於天津。父親衡年中過舉人，善吹笛。母親馮萊蓀善詩詞及崑曲。1900年趙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讀書。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對他一生事業有著深刻的影響。趙元任從小就顯露出語言天才，各種方言一學就會。十四歲進常州溪山小學。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成績優異，英語、德語都學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語教師嘉化（D。J．Carve）的喜愛。嘉化常邀趙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於彈鋼琴和唱歌，趙元任跟嘉化夫人學唱過《可愛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離別歌》（AuldLang Syne,亦譯《天長地久》）等歌曲，是為他接受西方音樂之始。
1909年趙元任考取了留學美國的官費生，在康乃爾大學主修數學，選修物理、音樂。向姜斯東（E。Johnstone） 學習作曲，向誇爾斯（J．T。Quarles）學習鋼琴與和聲，向席佛曼（S．P．Siwerman）學習鋼琴，還上過多年的聲樂課。1914年獲數學學士學位。在該校哲學院研究一年後，1915年人哈佛大學主 修哲學並繼續選修音樂，在哈佛期間的音樂教授有希爾（E，B．Hill）和斯帕爾丁（W。R。Spaulding）。19l8年在哈佛獲哲學博士學位。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學作過一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乃爾大學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趙元任回國擔任清華學校的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同年冬曾為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B。Russell）來華講學擔任翻譯。在清華期間，趙元任與楊步偉結婚。
青年趙元任
1921年趙元任夫婦到了美國，趙元任在哈佛大學任哲學和中文講師並研究語言學。

1925年趙元任回清華大學教授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1928年作為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進行了大量的語言田野調查和民間音樂采風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學於夏威夷大學，在那裡開設過中國音樂課程。1938至1941年，教學於耶魯大學。之後五年，又回哈佛任教並參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編輯工作。其間加入了美國國籍。1946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拍電報請趙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回電：「幹不了。謝謝！」
從1947年到1962年退休為止，趙元任在伯克萊加州大學教授中國語文和語言學，退休後仍擔任加州大學離職教授。1945年趙元任當選為美國語言學學會主席。1952年榮任阿加細(Aggasiz)基金會東方語和語文學教授。1959年曾到台灣大學講學。1960年又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主席。
1973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剛起步，趙元任夫婦就偕外孫女昭波和女婿邁克回國探親。5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周總理還跟趙元任談到文字改革和趙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還有郭沫若、劉西堯、吳有訓、竺可楨、黎錦熙等諸友。
1981年，喪妻不久的趙元任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邀，偕長女趙如蘭、女婿卞學磺、四女趙小中再次回國探親，受到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的熱情接見，並接受了北京大學授予的名譽教授稱號。
1982年2月24日趙元任逝世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學為他設立了趙元任基金會，4月4日隆重舉行了趙元任逝世紀念會。
主要著作有《國語新詩韻》、《現代吳語的研究》、《廣西瑤歌記音》、《粵語入門》（英文版）、《中國社會與語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國話的文法》、《中國話的讀物》、《語言問題》、《通字方案》，出版有《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等。
趙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詩歌集》、（1928）、《兒童節歌曲集》 （1934）、《曉庄歌曲》（1936）、《民眾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趙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提議並推動下，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了五線譜版的《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由其長女、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趙如蘭編輯），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編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編配民歌十九首、
趙元任
器樂小品 六首，總計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編輯本段語言功力趙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樂，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
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講演，趙元任當翻譯。每到一個地方，他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學長沙話，等到了長沙，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講演結束後，竟有人跑來和他攀老鄉。
趙元任曾表演過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話，介紹名勝古跡和土貨特產。
趙元任
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33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研究者稱，趙先生掌握語言的能力非常驚人，因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種語言的聲韻調系統，總結出一種方言乃至一種外語的規律。 他還被稱為罕見的通才、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作為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並稱於世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語言學是他著力最深的領域，然而他同時還兼授物理、邏輯等課程。他雅好音樂，曾專攻和聲學與作曲法，會擺弄多種樂器，畢生都與鋼琴為伴。他一生創作過一百多件音樂作品，包括聲樂和器樂。他跟他的女兒們，凡有機會聚在一起，就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新作或舊作。難怪人們說，音樂是他生命的組成部分。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趙元任曾編了一個極「好玩兒」的單音故事，以說明語音和文字的相對獨立性。故事名為《施氏食獅史》，通篇只有「shi」一個音，寫出來，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說，那就任何人也聽不懂了：「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語言學家陳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少年時，他著迷於趙元任翻譯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本是趙興之所至偶一為之，卻成就了一部兒童文學經典譯作）。長大了，想學「國語」，就用趙元任的《國語留聲片課本》當老師。後來迷上了音樂，迷上了趙元任的音樂朋友蕭友梅介紹的貝多芬《歡樂頌》，也迷上了趙元任譜曲並親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2]。
編輯本段音樂成就上世紀20年代，趙元任為商務印書館灌制留聲片，以推廣「國語」（即普通話）。有一則軼聞，難斷真假，但頗可見趙氏當年的風光。趙元任夫婦到香港，上街購物時偏用國語。港人慣用英語和廣東話，通曉國語的不多。他們碰上的一個店員，國語就很糟糕，無論趙元任怎麼說他都弄不明白。趙無奈。誰知臨出門，這位老兄卻奉送他一句：「我建議先生買一套國語留聲片聽聽，你的國語實在太差勁了。」
趙元任問：「那你說，誰的國語留聲片最好？」
「自然是趙元任的最好了。」
趙夫人指著先生笑曰：「他就是趙元任。」
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
店員憤憤：「別開玩笑了！他的國語講得這么差，怎麼可能是趙元任？」

趙元任在國內發表的音樂論文有：《新詩歌集·序》《「中國派」和聲的幾個小試驗》、《歌詞中的國音》《介紹樂藝的樂》、《黃自的音樂》等。這些文章闡述了他的創作經驗和對建立中國民族新音樂的看法，其中不乏獨到見解，不僅對當時音樂界有重要影響，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此外，他在國內還親自演唱錄制過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與《揚子江上撐船歌》等。

Ⅵ 愛國科學家趙忠堯：美國三道軍令攔截回國，離諾貝爾獎僅一步之遙嗎

這樣的家國大義者古來不在少數，也正因為他們對國家的一片赤忱，才成就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才成庇護了一個時代的百姓安寧。也正因有了這么多的愛國志士，才有了新中國的今天與未來。趙忠堯就是新中國建設者之一。

1902年，趙忠堯出生於浙江省，從小勤奮好學，成年之後憑借著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畢業之後來到了國立東南大學任教，在這里學習到了物理學科，而且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不過，那時國內科技學科發展落後，物理學學習資料嚴重缺乏。

諾貝爾獎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趙忠堯隨校遷往雲南大學任教，後來又輾轉來到了中央大學與西南聯大。在這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找到了他，邀請他到比基尼群島觀摩美國原子彈的實驗，他來到美國後，將在原子彈試驗中的數據一一詳細記錄，便於中國日後的原子彈研發。

之後，他又來到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與加州工學院繼續鑽研核物理，通過四年的沉澱，也在美國科學界有了一定的地位。1950年，趙忠堯回到國內，和盧瑟福再次相遇，收到了盧瑟福50克鐳的寶貴禮物。他很感激盧瑟福，這份禮物對於當時的中國彌足珍貴，收好禮物後，他就搭乘"威爾遜總統號"踏上了回國的路程。

Ⅶ 趙忠堯錯失諾獎、兩度入獄，臨終為什麼仍不忘物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