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會見早稻田大學教授
㈠ 歷史上教育方面學大寨的內容與影響
學大寨是1964年開始的一個政治口號，在中國的近代有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後來的大寨，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大隊，要讀懂大寨，就得讀懂陳永貴。
在新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上，陳永貴無論如何也是一個無法抹去的人物。按《「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作者、新華社資深記者馮東書的說法，陳永貴是「當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國家副總理」，是「世界上唯一從最高層到最低層都有領導職務」的官員，是除過周恩來以外「全國沒有哪個敢公開批評的人」……陳永貴所領導的大寨村，盡管不過區區數百人，卻是「世界上唯一什麼經驗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傳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時也是「全國最封閉的村」，是「一個沒有（說話和）不說話自由的地方」。
當然，必須承認，早期的陳永貴以及他所領導的大寨，確實還是一個干出來的先進典型。但陳永貴以及大寨的不幸在於他們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毛澤東所知道、所欣賞，而且很快被他當成實現自己空想社會主義夢想的一件工具。毛澤東從來不曾去過大寨，說他並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寨大概是公允之論。毛澤東對大寨的推崇在我看來並不是立足於經過調查研究以後所做出的科學結論之上，而是在他急於為推行自己的「左」的主張尋找一個樣板時，從下邊幹部的匯報中了解到大寨那一套「政治掛帥，差別不大的勞動記工和分配方法」，感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合——這些有著明顯「左」的色彩的東西，才是溝通並且密切了毛澤東和大寨關系的媒介，也是陳永貴發跡的基石。這是發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事，時值「文革」前夕，「左」的那一套已經甚囂塵上。於是，從此以後，大寨就不再是遵循社會發展的應有規律，而是按照政治家的某種需要（並且是錯誤的需要）不斷地被加工改造、被大樹特樹，它原有的不少好東西被逐漸改造掉了，而一些「左」的東西卻被發揮到極致並強令全國效法，大寨作為極「左」年代裡一個出類拔萃的極「左」典型的悲劇命運，也就因此而鑄定。
具體說到陳永貴，另一本書《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中，著名作家韋君宜曾這樣評價他：「陳永貴原來大概是一個很好的樸素的農民，誠懇地想做好工作的農村幹部，但他並不是一個農業科學家，不是一個宣傳家，更不是一個政治家。硬要他去當這種角色，結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劇。至於對他本人，則簡直造成了一場悲劇。」這一段話，我以為從整體精神上來理解大體還是不錯的。但我想強調指出的是，陳永貴也絕不是那種朴實、忠厚、勤勞到只知道埋頭苦幹，鮮會投機取巧的老實疙瘩農民。在陳永貴身上，精明、活絡的性格特點十分突出。他是那種能上得了檯面的農村中的能人、強人，因此也就具備了當宣傳家和政治家的素質和才能；只不過這種素質和才能後來被用於推行極「左」的東西，這才鑄成大錯。據《「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披露，抗日戰爭時期，陳永貴曾參加過日本人搞的「新亞會」，擔任過村裡的偽「代表」——這是一種既要支應八路軍，又要應付日本人的兩面角色，陳永貴能擔此重任，「公關」能力自非一般。無獨有偶，在我看的又一本書里，寫到一位也是全國有名的農業勞動模範並在後來步入政壇的人物時，披露出他在新中國誕生之初（或前夕，記不清了）曾私刻公章，冒充省公安特務大隊長，嚇唬群眾、欺壓良民的舊事。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思考，你也許就會承認，一味埋頭苦乾的那種老實人也許能夠當上勞模，但卻很難進一步在政壇上有所作為（像山西的李順達便是如此，此人的浮沉經歷在《「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中亦有記述）。傳統文化積淀的影響加之現行體制的某些弊端，還有官場這個特殊行業對從業者在素質、才能上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得那些由勞模進而叱�政壇的人物，必須在能幹、苦幹以外十分精明，相當活絡，甚至還須有一些「痞子」氣、「江湖」氣。並且，又豈止在農村是這樣！
讓我們繼續來說陳永貴。《「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對他一生功過是非的記述判定，我以為大體是公正的。陳永貴原來是個老農民，他在山西那個山溝溝里，算是一個精明人，但總的說來仍不失農民的朴實。然而自從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以後，特別是在那場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文革」期間，陳永貴的學「壞」，就是在所難免的了。要知道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被稱作培養政客、培養兩面派的大學校的。原來挺純潔的青年，經過「文革」的折騰、訓練，學會了造謠、騙人，學會了玩弄權術，學會了詭辯，學會了心狠手辣地害人，學會了爭權奪利。有人總結，解放前，中國有舊道德，解放後經過繼承和改造，中國有新道德，「文革」來了，把舊道德、新道德統統當成封、資、修的「四舊」打倒，「文革」中就成了沒道德。《「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中有小標題為「『文革』是一所壞學校」的一節文字，作者在這一節里慨嘆道：「『文革』翻來覆去的爾虞我詐，可把陳永貴培養『好』了。」讀書至此，我感到了作者心情的沉痛，而我心裡，也被沉重所充滿。
《「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的「余聲」部分，有一節文字的小標題是「陳永貴和李自成」。這一節文字不長，不過兩千言，卻深刻地揭示出一個真理：用傳統的農民意識來領導農民運動，實難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的農民意識是封建專制主義得以存在的一種社會基礎（不信請遍查中國歷史，看有哪一個農民起義領袖不想當皇帝）。中國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至今不能徹底完成，主要原因我看倒不是在於少數人有「帝王思想」，而在於傳統的農民意識對「皇帝」（當然是好「皇帝」）的渴盼和認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對於急需實現現代化的中國來說，毛澤東的這一句話倒是切中了要害。
㈡ 什麼是「學大寨」
農業學大寨是1964年開始的一個政治口號，在中國的近代有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後來的大寨，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大隊，要讀懂大寨，就得讀懂陳永貴。
在新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上，陳永貴無論如何也是一個無法抹去的人物。按《「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作者、新華社資深記者馮東書的說法，陳永貴是「當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國家副總理」，是「世界上唯一從最高層到最低層都有領導職務」的官員，是除過周恩來以外「全國沒有哪個敢公開批評的人」……陳永貴所領導的大寨村，盡管不過區區數百人，卻是「世界上唯一什麼經驗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傳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時也是「全國最封閉的村」，是「一個沒有（說話和）不說話自由的地方」。
當然，必須承認，早期的陳永貴以及他所領導的大寨，確實還是一個干出來的先進典型。但陳永貴以及大寨的不幸在於他們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毛澤東所知道、所欣賞，而且很快被他當成實現自己空想社會主義夢想的一件工具。毛澤東從來不曾去過大寨，說他並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寨大概是公允之論。毛澤東對大寨的推崇在我看來並不是立足於經過調查研究以後所做出的科學結論之上，而是在他急於為推行自己的「左」的主張尋找一個樣板時，從下邊幹部的匯報中了解到大寨那一套「政治掛帥，差別不大的勞動記工和分配方法」，感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合——這些有著明顯「左」的色彩的東西，才是溝通並且密切了毛澤東和大寨關系的媒介，也是陳永貴發跡的基石。這是發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事，時值「文革」前夕，「左」的那一套已經甚囂塵上。於是，從此以後，大寨就不再是遵循社會發展的應有規律，而是按照政治家的某種需要（並且是錯誤的需要）不斷地被加工改造、被大樹特樹，它原有的不少好東西被逐漸改造掉了，而一些「左」的東西卻被發揮到極致並強令全國效法，大寨作為極「左」年代裡一個出類拔萃的極「左」典型的悲劇命運，也就因此而鑄定。
具體說到陳永貴，另一本書《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中，著名作家韋君宜曾這樣評價他：「陳永貴原來大概是一個很好的樸素的農民，誠懇地想做好工作的農村幹部，但他並不是一個農業科學家，不是一個宣傳家，更不是一個政治家。硬要他去當這種角色，結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劇。至於對他本人，則簡直造成了一場悲劇。」這一段話，我以為從整體精神上來理解大體還是不錯的。但我想強調指出的是，陳永貴也絕不是那種朴實、忠厚、勤勞到只知道埋頭苦幹，鮮會投機取巧的老實疙瘩農民。在陳永貴身上，精明、活絡的性格特點十分突出。他是那種能上得了檯面的農村中的能人、強人，因此也就具備了當宣傳家和政治家的素質和才能；只不過這種素質和才能後來被用於推行極「左」的東西，這才鑄成大錯。據《「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披露，抗日戰爭時期，陳永貴曾參加過日本人搞的「新亞會」，擔任過村裡的偽「代表」——這是一種既要支應八路軍，又要應付日本人的兩面角色，陳永貴能擔此重任，「公關」能力自非一般。無獨有偶，在我看的又一本書里，寫到一位也是全國有名的農業勞動模範並在後來步入政壇的人物時，披露出他在新中國誕生之初（或前夕，記不清了）曾私刻公章，冒充省公安特務大隊長，嚇唬群眾、欺壓良民的舊事。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思考，你也許就會承認，一味埋頭苦乾的那種老實人也許能夠當上勞模，但卻很難進一步在政壇上有所作為（像山西的李順達便是如此，此人的浮沉經歷在《「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中亦有記述）。傳統文化積淀的影響加之現行體制的某些弊端，還有官場這個特殊行業對從業者在素質、才能上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得那些由勞模進而叱�政壇的人物，必須在能幹、苦幹以外十分精明，相當活絡，甚至還須有一些「痞子」氣、「江湖」氣。並且，又豈止在農村是這樣！
讓我們繼續來說陳永貴。《「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對他一生功過是非的記述判定，我以為大體是公正的。陳永貴原來是個老農民，他在山西那個山溝溝里，算是一個精明人，但總的說來仍不失農民的朴實。然而自從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以後，特別是在那場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文革」期間，陳永貴的學「壞」，就是在所難免的了。要知道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被稱作培養政客、培養兩面派的大學校的。原來挺純潔的青年，經過「文革」的折騰、訓練，學會了造謠、騙人，學會了玩弄權術，學會了詭辯，學會了心狠手辣地害人，學會了爭權奪利。有人總結，解放前，中國有舊道德，解放後經過繼承和改造，中國有新道德，「文革」來了，把舊道德、新道德統統當成封、資、修的「四舊」打倒，「文革」中就成了沒道德。《「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中有小標題為「『文革』是一所壞學校」的一節文字，作者在這一節里慨嘆道：「『文革』翻來覆去的爾虞我詐，可把陳永貴培養『好』了。」讀書至此，我感到了作者心情的沉痛，而我心裡，也被沉重所充滿。
《「文盲宰相」陳永貴》一書的「余聲」部分，有一節文字的小標題是「陳永貴和李自成」。這一節文字不長，不過兩千言，卻深刻地揭示出一個真理：用傳統的農民意識來領導農民運動，實難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的農民意識是封建專制主義得以存在的一種社會基礎（不信請遍查中國歷史，看有哪一個農民起義領袖不想當皇帝）。中國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至今不能徹底完成，主要原因我看倒不是在於少數人有「帝王思想」，而在於傳統的農民意識對「皇帝」（當然是好「皇帝」）的渴盼和認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對於急需實現現代化的中國來說，毛澤東的這一句話倒是切中了要害。
㈢ 周恩來是那年去世的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再一次做癌瘤切除手術。這正是第一次全農會期間，報紙上除了學大寨就是評水滸，到處是罵投降派的聲音。周恩來心裡明白評水滸的矛頭所向，在護士把他推進手術室之前，周恩來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這次手術中，醫生發現周恩來身上的癌瘤已經全身擴散，無法醫治。鄧小平當即指示：「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2月，陳永貴從大寨回京。他每次外出回來，總要寫一個情況報告，主席一份，總理一份。每次必定鼓勵一番，至少要打個電話來，說永貴啊，你的報告我看了，寫得好，又進步了。你說的事我已經批給誰誰讓他們辦了。等等。對陳永貴的每一點成績，每一點進步，周恩來總要表揚幾句，但是這一次周恩來沒有這個力氣了，他已生命垂危。陳永貴情緒很不好，老惦著電話，隨時准備一聽到305有事就往醫院趕。
「305」就是周恩來住院之處。周恩來住院期間，衛生部部長也出來親自頂班。等閑人根本見不著周恩來的面。陳永貴去看望時也被醫療小組擋過一次駕。陳永貴回到家，給鄧穎超打了一個電話，鄧穎超跟醫療組打了招呼，說陳永貴願意去隨時可以去，不要阻攔。於是陳永貴就有了隨時可以看望總理的特權。同樣是副總理，吳桂賢與周恩來的關系就比較遠，要求了幾次也沒能獲准探望。吳桂賢沒辦法就求陳永貴幫忙，陳永貴帶著吳桂賢進了周恩來的病房，說：「總理，我給您帶了個客人來。」
周恩來病重期間，陳永貴有一次去探望，周恩來握著陳永貴的手說了許多心裡話，兩人相對，都流下淚來。
1976年1月8日早晨，陳永貴剛起來就接到電話，說305有事，趕快去。陳永貴顧不得吃早飯，跳上車匆匆趕到醫院，周恩來已經不行了。這一天的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連續昏迷十來個小時之後停止了呼吸。政治局委員們全體趕到，大家都默不作聲，唯有江青一進門就高聲問：「小超呢？小超呢？」
中午，陳永貴蔫蔫地回到住處，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悶坐在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不住地唉聲嘆氣。
陳永貴對周恩來的感情非同一般。從1965年到1973年，周恩來三次訪問大寨，在社員家裡問寒問暖，和社員一起吃玉米面窩頭，跟賈進才等老熟人親親熱熱地打招呼，使陳永貴和大寨人感到特別溫暖和親切。周恩來提出了大寨經驗的三項內容，他代表毛主席在人大會議上號召農業學大寨，他出面讓陳永貴當副總理。他熟悉大寨的幹部社員，熟悉陳永貴的一家。陳永貴無論什麼事都願意求教於周恩來，而周恩來對他也總是既耐心又愛護。陳永貴想著周恩來，忍不住就哭開了，哭得老淚縱橫。工作人員來叫他吃午飯，他說吃不下。又有人來勸，他就發了脾氣。
下午在人大會堂開了幾個小時的政治局會，晚上陳永貴回到住處，仍舊靠在沙發上悶頭抽煙，還是不肯吃飯，左右勸了半天，又把飯菜從餐廳端到沙發前，陳永貴才勉強吃了幾口，一轉臉又吐了出來。他是真難過了。再沒有任何人去世更能叫陳永貴難過了，包括毛澤東。如果說陳永貴對毛澤東是崇拜，對周恩來則是敬愛。一連幾天他吃不下，睡不著，增夜就和衣卧在沙發上半醒半睡地眯一會兒，燈也不關。過一會醒過來又接著抽煙。
這樣過了兩三天，左右的人沉不住氣了，請吳階平等三位名醫專家來看。這幾位醫生查來查去也找不到病，只說是悲痛過度造成的。
大寨和昔陽在這件事與陳永貴完全一致。周恩來去世的消息傳出，昔陽立即給省委和地委打電話請示如何安排悼念活動。得到的答復說，中央沒有統一布置，各地不要開追悼會，不要設靈堂，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總理來干擾批鄧。大寨和昔陽不聽，從1月10日至15日全縣降半旗，1月10日召開有2000多名代表參加的追悼大會。追憶周恩來總理三次視察大寨的情景。1月15日，昔陽三萬多人再次在人民禮堂和七一廣場開會，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