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大學的勵志教授黃

① 同鄉女孩給黃國平博士寫信，黃國平有著怎樣的故事

好在上了高中後，學校免了黃國平的全部學雜費，自己偶爾也能獲得一些獎金，還有老師和師母一直接濟他的生活，他才得以讀完高中，考上大學。

都說當今社會寒門難出才子，黃國平靠著頑強拼搏的進取精神，實現了自己的目標，鼓舞了更多的身處艱難中的人。

二十二載求學路，一路風雨泥濘，黃國平都能在泥濘里開花，在風雨里舞蹈，他的精神和意志是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榜樣。

② 黃祖洽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優秀品質

注重實事求是黃老注重實事求是，他認為在什麼崗位上就做什麼崗位上的事情。在他的心目中，所謂敬業精神，就是自己看重自己，也看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以前，北師大曾有人建議出一套名師名著的叢書，黃教授當即表示不贊同這種提法。在他看來，名師也好，名著也好，都是後人對前人的評價，而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從一個短期行為就能夠確定的。總之，我們感受到的是一位淡泊名利的老人，經過世事的滄桑，你能從他身上體會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境界。
提起他的淡泊名利，最大的例證是他曾30年從事核研究，是「兩彈一星」功臣，但軍功章並沒有戴到他的胸前。對此，他無怨無悔。在我們的幾次追問下，他只是用一種「山花今爛漫，何須繪麟閣」的心態回答我們。他說：「《大學》中有句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早在四十幾年前，由於一句「老夫髦矣」的玩笑，他成了「黃老」。不料，1994年當《黃祖洽文集》出版時，何祚庥院士在序中又出來作了「黃老不老」的「翻案」。因為在別人眼中，他仍是一位活躍人物，精力和影響都不減當年。不管戴老不老的頭銜，黃祖洽一直勤奮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這是有目共睹的。自1980年調任北師大以來，他以淵博的學識、豐富的經驗、敏銳的科學目光和民主而又嚴謹的治學態度，致力於碩士與博士生的培養，希望能有超過他們那一代的接班人，為中華民族騰飛效力。他對年輕學生的要求是比較嚴格的，因此還受到過批判，說是「學霸作風」，但事隔幾十年，他們中的很多人又回過頭來感謝他，感激他的「殫思求火種，深情寄木鐸」。而黃老對他的學生是「杏壇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雛燕離巢去，良材異國挪。」欣慰之意、惋惜之情都體現在了其中。
黃教授不僅在核物理方面有卓越的成績，而且在文學修養方面也頗有造詣。他的五古《抒懷》寫得朗朗上口，用典准確，文采飛揚，意境高遠。黃教授讓我們看了一本由他母親保存的《少年作文選》(此為復印本，原件由學校收藏)，可以看出他從小就表現不凡，許多習作都被「抄貼」，當年老師的評語「孩子你有志向」，讓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他重溫時感慨萬千。
一位博士寄語先生：「曾為攻關奮戰苦，又與後輩鋪路勤；一路插下枝無數，回首望去已成蔭。」當我們告別教授時，已近晚上六點，而他又打開台燈工作了。

③ 黃新民的成就

黃新民於1913年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清流縣，自幼酷愛讀書，立志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小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先考取長汀第七中學，繼而考取上海清心中學插班生，並獲得全校唯一全免學、宿、膳獎學金。直至高中畢業，學習成績一直名列第一。1934年考取清華大學，獲化學系、數學系兩系獎學金。他進入化學系後刻苦學習，同時十分關心祖國的命運。他積極參加了「一二·九」愛國運動，參加了黨領導下的進步學生組織——實用科學研究會的國防化學組活動。193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獲學士學位，留校擔任助教。同年抗日戰爭爆發，黃新民出於抗戰激情，參加了國民黨軍政部兵工署防毒學兵隊，擔任化學教官。由於該隊政治腐敗，不久即憤然離去。輾轉來到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擔任講師。當時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已經有了妻子和孩子的黃新民，不得不先後兼任中學教師、家庭教師、化學葯品公司工程師和醫院、葯廠的葯劑師，以維持生活。
在昆明時期，他時時為國擔憂，多方探索民族出路。他參加過吳晗、聞一多等學者名流的民盟活動，還參加了黨領導下的學習會。1945年考試獲取了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和美國庚子賠款獎學金，他先入英國倫敦葯學院讀研究生，1946年轉入劍橋大學學習。在前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A.R.托德（Todd）為主任的化學系及在P.G.曼（Mann）指導下刻苦鑽研，1948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吲哚化合物若干問題》。吲哚化合物廣泛地以天然產物的形式存在於動植物中，其中許多具有工業應用的價值，如作為染料的靛藍和葯物的吲哚生物鹼，而且能夠合成生產。黃新民在他的吲哚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中，提供了50多種新的吲哚衍生物，並發現其中有些化合物具有光敏性能，有可能成為新型的光敏劑。在劍橋大學的第四年擔任博士研究員，繼續異吲哚方面的研究，尋找更好的光敏染料，即可使照相底片感光速度大為增加的一些染料。
黃新民留學英國後不久，就接受了我黨在英組織的直接領導。先後以留英科學工作者協會總幹事和中國留學生總會常務委員、主席等身份，編寫進步刊物，宣傳進步思想，團結留學生開展革命工作。1948年在布拉格代表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出席了世界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並做了題為《科學與人類》的演講。1949年又以國際學聯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和平大會，為我黨在海外的進步活動做出了貢獻。
1949年7月黃新民根據黨的指示和安排，動員和組織留歐學生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
1949年9月黃新民等30餘人從國外回到北京，一同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被任命為教育部留學生管理處處長，兼政務院文委招待回國留學生委員會秘書。黃新民根據周總理指示以個人名義向歐美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發出了兩千多封邀請信，號召留學生和科學家們回國。他領導的留學生處共接待並安置了近兩千名回國的科技人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事業，為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周總理曾親切鼓勵黃新民說：「犧牲一個博士專業，換回千百人專家，不很合算嘛」。黃新民倍受鼓舞，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周總理的話當做座右銘，經常勉勵自己、教育同志。他說：總理的指示很深刻，我們要事事想到全局，想到長遠，聽黨的話，服從黨和國家的需要。
在此期間先後兼任華北大學工學院副教授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此外，他還參加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關於學術名詞統一方面的工作，被聘為化學物質命名原則修訂的審查委員。
化學物質的種類繁多，其名稱的系統化及統一工作，極為重要。化學名詞較其他科學名詞更加繁多，實難在一本篇幅有限的名詞書中一一列出，而且新化合物不斷發現，事實上亦無法使其完全。比較合理的辦法，是定出一套命名法則，以便學者對於一些結構已知的物質，不論它是早發現或新發現的，一看便能定出它的系統名稱。18世紀末，歐洲即已開始從事無機化學物質命名的系統化工作。19世紀末關於有機化學方面，曾舉行國際會議。我國化學物質名稱的統一工作始於1915年，並於1932年公布了化學命名原則，1937年修訂一次，1945年出版了化學命名原則增訂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分重視學術名詞的統一工作。黃新民從1950年開始參加關於化學命名原則的修訂。1953年參加了《化學物質命名原則》一書的修訂工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典》的編著工作。黃新民曾建議：將一切雜環母核均由其結構相當碳環母核來衍生名稱；加雜原子名稱於碳環名稱之前以命名。常見的芳香族碳環母核，大抵均有簡名；對新字讀音提出了兩種方法：（一）音切法，即原音與烷相切。直到目前已審定的有機化學命名中，被沿用的名詞中只保留了「甾」字的命名。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侵略美軍肆意踐踏國際公約，在朝鮮戰場公然使用化學武器。當時志願軍急需防護器材，而我軍的防護科研還是空白。為了建設防護科研事業，適應現代化戰爭需要，1952年8月黃新民不計名利地位、個人得失，離開國家機關，辭去三所大學教授職務，從地方來到部隊。
黃新民開始在防化學校任訓練部防化系主任，主持防化研究室工作。他說：「這是一個新的領域，需要許多開拓者」，「我願意為這項事業傾心盡力」。一到職就立即帶領全室人員奮力苦戰。在不長時間內研製出我軍早期型號的一批偵毒器等防護器材。防護研究室從計劃、專業設置到實驗、翻譯國外專業書籍以及組織科研協作等，都是他親自操持，四處奔波，費盡心力。他常說：「科學技術的進步，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基礎就在於人才的培養」。他編、譯、著《毒劑化學》《毒劑化學與分析》《軍用毒劑與偵毒》《雜環化學》《高等有機化學》等多種書籍和在軍內發行的大學講義。由於黃新民的努力，為國家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他們是五六十年代開創防護科研事業的主力，也是現在和今後發展防護科研事業的骨幹。同志們說：「培養人才是關鍵的一著棋，是黃新民的一大貢獻。」
為了開創軍事防護科研事業，黃新民從主持防化研究室到建立防化研究院，一直擔任科研管理的領導工作。他著眼於現代戰爭的需要，從當時的條件出發，有針對性地設置防毒專業、核防毒專業，為防化科研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1956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62年他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9年2月黃新民擔任了國務院科技幹部局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兼國務院引進人才辦公室負責人。
1980年8月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成立不久，黃新民擔任了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他以極大熱情投入環境科學領域的探索，在籌建工作中嘔心瀝血，辛勤耕耘。從調配培養科技隊伍、制定科研發展規劃、科研基地建設以及廣泛開展與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國際間學術交流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為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是我國唯一的大型綜合性環境科研機構，擔負著國家環境科技攻關及重大綜合性、區域性、應用性環境問題研究；開展全球性、超前性環境問題研究；為國家環境立法、制訂政策以及加強環境管理提供技術支持。黃新民深刻理解國家建立這個研究院的宗旨，以他豐富的科研組織領導經驗，在組織建設上嚴格要求，對科研人員以身作則，循循善誘，鑽研環境科學新理論，強調樹立一絲不苟的科研作風，號召每一個職工都要立志為建設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做貢獻。他的領導作風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在他主持下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創辦了《中國環境科學》刊物，他擔任主編。這一刊物在傳播環境科技信息，國內外學術交流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同年在條件很艱苦的情況下，他組織剛進院的科技人員、大學畢業生編輯了《英、漢環境科學詞彙》，由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為中國環境科技工作者及時提供了急需的工具書。
1982年8月黃新民因病離職休養。1983年1月黃新民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研究院顧問。

④ (2)黃大年身上有那些寶貴的精神品質值得大學生學習和傳承

我們要以黃大年同志為榜樣，學習他一心為公、無私奉獻的精神，在日常的工作和學習中將奉獻精神與黨員行為准則融會貫通，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人民公僕的價值所在和甘為「孺子牛」的高尚品質。

學習黃大年同志的愛崗敬業精神。愛崗敬業是工作態度的體現，是對工作崗位最基本的尊重，是應具備的職業道德，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由於黃大年同志的愛崗敬業精神，才能刻骨鑽研、勇於創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研成果，填補了我國許多科技技術的空白。

無論我們是在什麼崗位，做什麼工作，都要像黃大年同志學習，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熱愛自己的工作崗位，對工作充滿熱情、腳踏實地，在自己的本職崗位上發光發熱。

黃大年的評價

黃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吉林大學特聘教授、新興交叉學部學部長，負責協調和組織管理中國跨部門和跨學科優勢技術資源和團隊，首次推動了中國快速移動平台探測技術裝備的研發，攻關技術瓶頸，突破了國外技術封鎖，他既是「無私的愛國者」，也是「新時代海歸科技報國的楷模」。

很多人評價黃大年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因為他什麼職務也不要，就想為祖國做些事。還有人評價他是另類的科學家，因為他對待科研只一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

⑤ 黃錫禹事件 分析

黃禹錫教授的研究不僅給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萎靡不振的韓國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並且給意志消沉的韓國百姓重新帶來了自信。可以說在這期間他的研究對整個韓國社會振興有著支配性的影響力。然而自從黃教授的理論被發現為造假後，韓國百姓無法從失落的現狀中掙扎出來，社會處於嚴重分裂狀況，韓國未來的社會發展著實令人不安。

黃禹錫丑聞事件反映出了當代韓國人及韓國社會的現狀。

首先是韓國社會的急躁症。自從1999年體細胞克隆牛的成功誕生以後，黃教授相繼發表了對瘋牛病病毒有抵抗力的牛、長白山虎復制，以及無菌豬克隆等科學成果。黃教授由此一直保持著在同科學領域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通過這次對人類胚胎幹細胞復制的嘗試，可以看出黃教授急於實現自己在此領域中成為世界第一的雄心。但是，黃禹錫驚動世界的丑聞事件不僅是其本人利慾熏心的結果，更是其背後的整個韓國輿論界、政治界、以及經濟界的支持所導致的結果。韓國輿論界對於黃教授的研究不經過科學驗證即予以報道，出於擔憂自身支持率下降的盧武鉉政府也大肆宣傳了黃禹錫的研究成果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效用及IT強國、世界盃4強等能夠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消息。對於那些渴於尋求新的發財之路的韓國金融家來說，投資於新的「生命科學產業」是繼IT產業以後的第二次跳躍性嘗試。如此看來，黃禹錫丑聞事件不僅僅是黃教授個人的問題，更可以被理解為是韓國政府、企業、輿論等所有有關聯的韓國現狀的自畫像。

其次是韓國社會對倫理意識的缺乏性。此事發生後，不論是黃教授的拒不認錯，一再為自身開脫罪名的狡辯的態度；或是輿論界在未經學者討論驗證就把此學術問題向世人公布，從而使其升級為社會問題的態度；還是韓國政府對黃教授的研究在看似成功和徹底失敗兩個階段時的巨大反差上來看，無不反映了韓國社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善的符合倫理道德方面的科學發展標准。

但是這次黃禹錫丑聞燃起了韓國國內新的希望。

首先，年輕的生命科學學者和「首爾國立大學調查委員會」對於黃教授的科學研究成果迅速及徹底的調查，顯示了韓國學術界的「自凈」能力。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收獲。「首爾國立大學調查委員會」對同僚教授進行了客觀及徹底的調查，最大限度地保全了整個學術界的名聲。

其次，這次的黃禹錫事件促進了整個韓國社會思考方式的轉換。1990年代末期，在韓國國內IT產業的崛起以及在國際社會的科學發展及經濟發展中如何賺取更大的利益成為了主流傾向。這次黃禹錫丑聞明確地展示了科學發展的效用性和商業性結合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給人們帶來正確認識「基礎」和「基本」的重要性的契機。因此，韓國科學學術界應該通過這次事件加強對道德倫理的教育，提倡淡化政治色彩及輿論報道，使科學研究能夠本著客觀合理的原則進行。

思考方式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改變的。在經過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熱潮以後，現在的韓國國內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沒有相應的精神層面上的提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雖然韓國在經濟恢復上面有所成就，但人們在根本的思考方式上沒有實質性的提高。現在，黃禹錫事件給韓國人對自身的思考方式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