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王曉明教授
『壹』 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麼》
「有故鄉的人回到故鄉，沒有故鄉的人走向遠方。」我很慶幸我有故鄉，可以隨時回去，尤其可以回家鄉過年。因為我的根在那裡，我的親人在那裡，我的生活經驗和記憶在那裡。
我的家鄉在湖北的大別山區，L縣。我導師王曉明教授在2004年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L縣見聞》，寫的就是這個地方。王老師以我家鄉為對象，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破產狀況，人的精神的頹敗，以及鄉村文明的沒落。我家所在的那個村子，是一個東西兩座大山夾住的狹長谷地。一個村子由十來個「塆子」組成，一個塆子有幾十戶人家，我家那裡叫王家塆。
直到現在，我每到一個地方，凡是碰見兩山相夾或兩排高大的建築物相夾，我的第一意識就是，這兩座山或兩排建築物，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經常迷路，尤其在城市裡。上海7號線有兩個靠得比較近的站：「長壽路」和「常熟路」。我好幾次下錯站，以致現在每到這兩個站就緊張，怕弄錯了。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家鄉的方言里，「長壽」和「常熟」是完全一樣的讀法。人要靠語言來思維，這個事情讓我意識到：對有家鄉的人來說，是用方言來思維的。
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群，群里90%的同學只讀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經過十七八年的積累，很多同學在城市裡有房有車，有的還有了自己的事業。平時在群里，他們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問題，車子問題等，言談中總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個同學忽然在群里說，他已經三年沒回家過年了，另一個同學緊跟著說，他五年沒回家了，接著很多人說起回家的情況。有一個說：不管怎麼樣，今年過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個說：如果能在家鄉找一個兩千塊錢的工作，就回去算了。還有一個說：能找個一千塊的工作，我這邊什麼都不要，也願意回家。
我有一個從小學到初中的同學，已經十年沒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對我說，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為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媽用臘肉下面給他吃。這都是陳芝麻爛穀子的小事，他還記得，其實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師主持來滬青年工人的社會調查，最近在訪談工人。有一個打工者說：我真希望鄧小平沒有搞改革開放，我也願意日子苦些，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過年，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一件事。套用賈平凹的話來說：家鄉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烏雞的烏，那是烏到了骨頭裡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時候，從大西北到武漢，坐的是那種編碼沒有字母只有四個數字的綠皮火車，22小時，通常要晚點兩三個小時。西北往武漢的路線，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運那個擠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後的想像。好在那個時候，學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體訂票，買得到座位。而站著回家的，幾乎全都是農民工。每次上車的時候，無論有票的還是沒票的，都一窩蜂往車上擠。
我對過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著一個包，提著一個包，與同學一起，從第一節車廂狂奔到第十幾節車廂，然後被後面的人推著擠上了車。上車後一分鍾，車就開動了。我記得火車廣播里號召大家發揚風格，讓站著的乘客擠一擠。大家真的很友好，四個人的坐位，擠了五六個。火車過道里人貼著人，想蹲下來都沒有辦法，連廁所里也擠著好幾個人。
男乘客還可以想辦法，可苦了女乘客。記得有一次我身邊坐著一個在西安讀書的大學生，他要小便，就脫下外套讓我給他擋住身體，想把尿撒在礦泉瓶里，但他很緊張，用了十幾分鍾才勉強撒出來。我還記得有一次身旁坐著一個從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婦女，盡管有位子，但她實在太困，太想睡覺了，就把位子讓給別人坐，自己鑽到座位底下睡覺去了。
應該要肯定，我們國家這十年間的鐵路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鐵路線路的增加，尤其是動車和高鐵的開通，極大緩解了交通壓力。火車站、火車上，起碼不會像過去那麼擁擠了。
過年回家那種路途的遙遠、時間的漫長、競爭的激烈、擁塞以及不安全感，讓我對「男兒有志在四方」的觀念產生了極大厭倦。所以，本科畢業時，我找工作堅決要回到湖北。後來我就在家鄉隔壁的縣城一中當老師。自2004年到2011年來上海讀研之前，我再也沒有遭受春節回家難的痛苦。盡管從隔壁縣回家的汽車在過年時依然被塞得滿滿的，但畢竟只有兩個多小時，實在擠不下，還可以花兩百多塊錢請出租。我在上海讀研的這幾年，其實也沒有遭受回家難的痛苦，因為上海到武漢的高鐵和動車很多，普通車也有幾趟，買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車，不是高鐵就是動車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那種速度慢、見站停的普通列車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沒有想過：到底是誰在乘坐普通列車？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給出答案：除非沒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學生不會坐，城市人不會坐，主要是那些底層的老百姓，比如農民、農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選擇坐慢車，16個多小時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車，看看慢車上還是不是過去那個樣子。的確，主要是農民、農民工在坐慢車。對農民工來說，選擇坐慢車，比動車起碼節約一半的錢，比高鐵節約三分之二以上的錢。從深圳到武漢，高鐵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車硬座不到兩百。尤其對於全家在外打工的人，從深圳到武漢，可能要節約一千多元，這對農民家庭來說不是小數目。
不過，慢車也沒有過去那麼擠了，因為農民工雖多，但很多都被動車和高鐵分流了——既有主動的分流，也有被動的分流，因為價格便宜的慢車越來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網站通告的春運期間的加班車，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動車高鐵。這個安排還是挺人性的，因為說到底，加班車就是為了農民工而加，低價位的車符合他們的需求。
而且，你會發現，普通火車與動車的氛圍完全不同。
在動車上，相對比較安靜，大家不是玩電子產品就是睡覺，相互間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車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熱烈地交流，還有打牌、吃東西的，做什麼的都有，也有用劣質手機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擔心打擾到別人，也沒有人認為別人的做法對自己是一種干擾。慢車上的風格是粗獷的，是人間生活的那種氛圍。
對比動車高鐵與普通火車，很容易就能發現這里的階層差別、生活方式的差別。而且你還能感覺到，底層人的心理，比我們想像的要樂觀得多，健康得多。底層的狀況雖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還是很聽話地活著，這裡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還有家園可以退守。
開私家車回家過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來越普遍。我待會進一步講這個事情，因為它的意義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騎摩托車回家的情況，大家可能在新聞里看到了。每年春節，總有摩託大軍回家過年。我的一個表哥，每到過年時就讓他的兒子坐汽車回家，而自己騎摩托車帶老婆回家，路上要兩天一夜。另一個表哥也是騎摩托帶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還是被訛詐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賠了一萬多塊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這樣沒有了。
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失落
我覺得，當前農村的親情關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輩建立的關系維系著。在老一輩那裡，這種關系處在一種相對穩定的時空里，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大家的關系早已被現實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眾多表哥，小時候一起上山捉鳥，下河摸魚，關系好得不得了，但這一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讀書和工作，一年最多在過年時見一次，平均下來每年還沒有一次，因為他們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在親戚家吃飯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現在大家都騎著摩托車拜年，去親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東西，客套幾句，就要離開了。平時的生活啊情感啊什麼的，都沒有來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為了親戚間互相走動，饋贈禮物，交流感情，而只是為了完成傳統和長輩交代的一項任務。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輩都不在世了，新一輩的聯系也就慢慢斷了。
更讓人悲哀的是：農村的日常生活充滿著深刻的悲劇。自打工潮於九十年代興起以來，很多農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來與父母團聚的時間，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來天。很多農村老人倒斃在田間地頭，病死在床上，兒女都不在身邊。沒有來得及為父母養老送終，成為許多人終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邊的老人搖搖欲墜的樣子，我就覺得心裡難受得很。
如果一個人為了生存，連愛父母愛子女的機會都被剝奪了，你怎麼可能指望他去愛別人，愛社會，愛自然？你怎麼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錢的標准來衡量別人的價值？所以我想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
在農村，還有什麼可以將農民動員起來？
自從2006年免收農業稅之後，中國農村的基層組織主要起著上傳下達的作用，不再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發生關系，也不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處於「個人自治」的狀態。
（1）春節的力量。親人團聚，過年拜年。過年的力量，親情的力量，是當下動員中國人最有效的力量。這也是過年最讓人感覺溫暖的東西。當然，以前過年時的各種集體活動，都已消失殆盡了。
（2）祭祀。中國農村還是保持著過年、過十五給祖宗上墳「送亮」的習俗——家家戶戶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給祖先點蠟燭，燒紙錢，放鞭炮，與祖先交流。很多已經在城市安家的人，也會趕在大家三十這一天開車回老家給祖宗上墳。許多曾被廢棄的祠堂，這些年也逐漸恢復起來了。
（3）葬禮。很多老人沒有挨過冬天。過年前後，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時段。喪葬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對今天的社會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媒體上動不動就喜歡報道某某地方為舉辦葬禮大肆揮霍，讓大家誤以為這是普遍現象。其實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喪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簡化了。「貴生重死」的觀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來越貴生，對於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讓死者享受哀榮；對於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喪禮，在現實中依然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本家一個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親戚來給他守喪，守喪的時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過節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況、見聞和感想，稱贊中央的政策，譴責幹部的腐敗……深夜裡交談的聲音傳得很遠很遠。守喪完畢，大家集體出力，將他抬到山上，讓他入土為安。
社會學者經常用「原子化」來形容今天農村的現狀，說白了就是，農村原有的那種共同體已經消失了，人與人之間不再像原來那樣有著密切的關系和交往，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到過年時相互串門，集體上街玩等等。為死者守喪和送葬，在農村反而成了村裡人團聚和交流的一個契機。這也是我在家鄉看到的唯一能夠讓大家團聚的方式。
妻子 房子 車子
（1）妻子。這一點主要是針對農村的男青年來說的。在今天的社會，農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婦越來越難。一來，這是由中國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而且，農村稍微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裡去了，願意嫁在農村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二來，農村青年討媳婦，要具備的物質條件很高，現在普遍的一個情況是：彩禮六到八萬，房子兩套：在老家一棟樓，在縣城一套房。這個壓力，並不比城市青年討老婆的壓力小。
過年的時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來了。只要哪一家有適齡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謂絡繹不絕。這在鄉村已成了一門生意，農村說親，幾乎到了「搶」的地步。如果初步說定一個，男方至少要給媒人五百塊，最終結婚時，還要給上千的報酬，有的甚至要給到兩三千。
傳統的農村婚姻，從相親到定親到結婚，要三四年時間，男女雙方有一個了解和熟悉的過程。現在卻不同，年裡看對的，過了年，馬上定親，然後女青年跟著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過去，女方懷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聽過一個搞量化統計的學者對農民工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之一是：農村孩子結婚越來越遲。但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女孩子難找，男孩子一到二十歲，父母就張羅著給兒子物色對象，物色好對象之後，既怕女孩子變心，又考慮要到城市討生活的現實情況，就催著孩子趕快結婚。可以想像：在現代社會這種動盪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婚姻會出現多少問題！事實上，農村離婚的情況，也是與日俱增的。
（2）房子。剛才已經說了，現在農村人娶老婆要房子兩套：一套在家裡，一套在縣城。其實縣城的那套房，平時都空著，只是過年時回來住，但對年輕人來說，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種代表。過年時，有的也會把父母接到縣城過年，但父母住不慣，在縣城過了大年，初一就趕回來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縣城除了那套房，什麼都沒有。
但是，為了添置這兩套房，將來給兒子娶媳婦，很多家庭是舉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給大家看我在去年過年的時候寫的一則筆記，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問題，但還有其他的含義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則筆記
跟大哥、細哥到二郎廟水庫捕魚。（細哥承包的這座小水庫只有三十畝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純凈，可直接飲用，魚放在裡面長得非常慢，一年下來甚至還要瘦。每年臘月底或者年初，細哥就要從外面進魚秧，雖說是魚秧，其實有三斤多一條——這種魚是在平原地帶的池塘里用飼料喂養的，進價是兩塊多，但是魚在純凈水裡清洗了一年之後，肉味大大改善，可以賣到五塊多一斤。）
一個拉磚的師傅把車停在壩上。我們問他，從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錢。他罵了一句話粗話，然後說：「兩百塊，劃不來！」又說，就是這樣的生意，也越來越少了。山裡的樓房基本都做完了，沒有做的也都在縣城裡買了房。大哥說：「在縣城買房又么樣，到時住在那裡做什麼呢？」司機說：「只要是人，總有個生存的法子。」又來了一個人，是細哥的同學，他的摩托車上帶著老婆和還在讀初中的兒子。得知他在這山裡做了樓房，還在縣城買了一套房。細哥問：「你要買那麼多房做么事！」他嘆了一口氣：「我們這時代不叫人過的時代！沒辦法！」「做了一棟樓，買了一套房，還叫沒辦法！明年還去打工嗎？」「不去打工，在家裡做么事？」而這座水庫上頭的兩個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這里做了一棟樓，在縣城買了一套房。
其間來了一人，開小車，戴墨鏡，手腕上戴著很粗的黃金鏈子。老遠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網的細哥，問有魚沒有。細哥正劃著獨木船，一隻手劃，一隻手下網，笑著答：「你又不買，問著做么事！」同我們說話時，他的墨鏡始終沒有摘下來，神氣得不得了。墨鏡又對細哥喊：「別撲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裡就沉了，幫不了你。」說完就獨自哈哈地笑。他同我們說起晚上要陪開挖機的鬥地主。說是挖山種天麻，規模很大，已經買了十五萬斤樹。從言談中得知，他平時在縣城住。細哥的同學也說，他准備將家裡幾面山的樹都賣了——分田到戶後交了幾十年的稅，沒有沾過任何光。後來聽細哥講，墨鏡小學沒讀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討債，拿斧頭砍人，就這樣起家的。
一會兒又來了母女三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孩。她們是來買魚的。跟墨鏡是親戚。墨鏡卻不認識那個年紀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長得不一樣了呀！」墨鏡說，「在哪裡打工？」她說在溫州。「屬什麼？」「屬雞。（剛滿20）」 墨鏡說：「還沒有說人家吧？我幫你介紹個。」女孩的母親說：「她回來這幾天，已經有好幾個人來介紹。」「某某某正為兒子找媳婦急得哼，我把你說到他家。」（說，替人說親的意思）女孩母親連忙說：「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縣城裡。」墨鏡說：「他家在縣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氣不好，但你們又不跟她過，你們到縣里住，做點小生意。他家也有錢，你叫他們現在拿個四五十萬，輕而易舉就拿出來了。」墨鏡走的時候，表示過兩天，要帶那男孩上門相親。
（2013年臘月25）
（3）車子。近些年來，對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農村青年來說，對一種東西的渴求，可能比對房子和妻子更為強烈，那就是車子。車子不一定要多麼好，五萬，八萬，二十萬，各種檔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認識車子的牌子，不知道車子的價位，只知道這些車叫「小車」。不管什麼小車，關鍵是要有！
在農村，房子是一個媒介，車子更是一個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動，車子卻可以四處招搖，表示衣錦還鄉。很多二代、三代農民工，當下最大的期待就是買一個車子。尤其對那些好些年沒回家的人來說，他再次回家，必須要有輛車，否則他怎麼證明自己？
春節的縣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這些車子絕大部分都是從外面回來的，與此同步的情況是：物價飛漲。
知識的無力感
這十多年來，外界對於農村的關注主要集中於農民工身上。眾所周知，他們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裡的老人和孩子往往無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農村日子過得較為殷實的，也恰恰是這些有幾個成員在外務工的家庭。（僅僅只有一個成員務工，通常不足以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應該說，他們的辛勞和淚水還是得到了適當的回報。
倒是有兩類家庭，他們處於最困難的境地，卻往往被忽視。一類是孤寡老人。一類是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
在第一類家庭中，這些老人的年紀一天比一天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敗，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有人會問：國家不是有低保嗎？是的，他們中的確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鄉，低保的額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絕大部分這樣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為他們處在農村的最底層，沒有人替他們說話。低保名額通常被身強體壯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幹部為了堵住所謂「刁民」的嘴，不讓他們到鎮上或縣里反映村裡的問題，就把這些人變成低保戶，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錢人吃低保」，早已成為農村公認的一樁怪事。過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家家戶戶給這些孤寡老人送點東西。
這里所謂第二類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這些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沒有哪一坎能夠躲過。並且，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裡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大人內外應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為滿載家庭希望的大學生，畢業之後勉強找到一份餓不死的工作時，又面臨結婚、買房等種種壓力。可以說，幾乎每一個農村的80後大學生，都是以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為代價來讀大學的。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後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吃飯，他說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遲，來學校很早。為什麼呢？因為當你一出現在村子裡，村裡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高的工資？」所以，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你要問我過年在家鄉看什麼，其實我沒看什麼，因為一大半時間是呆在家裡看書，看電視，寫東西。
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夥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麼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
小結
說了上面這些，相信大家能夠理解，對於我這樣漂在外的農村大學生，回家過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麼？其實真的沒有刻意去觀察，但是很多事情卻不停地往你心裡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貳』 上海大學文學院的發展歷史
1994年5月四校合並組建為新的上海大學，經學科重組和調整，文學院成為以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社會學與檔案學為主的文科基礎學院，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葉辛任學院院長，現有專任教師110餘人，高級職稱70餘人，有多名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學者在該院任教。80%以上的教師具有博士學位。
2011年9月社會學系升格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至此文學院下轄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文化研究3個系。
其中，文化研究系成立於2004年，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學者王曉明先生擔綱，這是一個跨專業的研究型系科，主要為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提供系列課程，建立的當代文化研究網旨在創建一個具有鮮明特點的中國當代文化的研究平台。
學院擁有3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5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2個博士後流動站。另外，社會學屬於國家重點學科，「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組織研究中心」被批准為上海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都市社會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被批准為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被批准為上海市重點學科、中國語言文學本科教育被列為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學院還設有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上海黨政研究中心等二十餘個研究中心，學院師資力量雄厚，具有高水平的教學、科研隊伍。編輯發行有《社會》、《秘書》雜志。
學院融入國家「211工程」重點發展學科群，掛靠學院的上海高校社會學E-研究院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首批投入的上海高校六個「E－研究院」之一，建設周期10年。它吸收了國際上先進的E—Science的理念，依託現代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實行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聯合國內外知名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一流學者，圍繞「城市發展與社會轉型」開展具有突破性的基礎研究。
『叄』 求2006中國的十大荒唐事
2006中國高校十大荒唐事
1. 「**一號」造假奇聞
2003年2月，在摩托羅拉公司做測試的工程師陳進，將一片從美國買來的MOTO-freescale56800晶元，僱人磨掉原有標志再加上自己LOGO，「研製」成了「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一號」，並藉此當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導、微電子學院院長。藉助「**一號」，陳進申請了數十項重量級的科研項目，進而騙取了高達11億元的科研基金。2006年1月，造假事件東窗事發，震撼全國。
2. 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嫖娼
2004年10月28日，復旦大學宣布，經濟學院院長陸德明因8月份嫖娼被抓，學校黨委決定開除其黨籍，學校也給予行政開除處分。之後陸德明發表聲明承認嫖娼的事實並向公眾道歉。
3. 大學女生停課陪舞領導
2006年9月27日，南京師范大學音樂學院2003級舞蹈編導專業全體10名女生，被學校「強行組織」提前下課去參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務——陪來校察看的領導跳舞。當教育與官場同流合污後，產生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性賄賂也不足為奇。
4. 最受美國高校尊敬的中國民辦大學校長
2004年10月，時任西安翻譯學院院長的丁祖詒在《洛杉磯時報》自費發布「西安翻譯學院丁祖詒校長當選為最受美國高校尊敬的中國民辦大學校長」的虛假新聞，後為方舟子調查撰文揭穿。丁祖詒給我們開了一個「國際玩笑」，面對如此高校，我們卻無法言笑。
5. 畢業論文集體被「槍斃」
2006年6月，上海師范大學2002級油畫本科班12名學生論文被集體「槍斃」。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涉及院長徐芒耀與該班指導老師劉大鴻之間的學術分歧。12篇論文成了學術分歧的陪葬品，冤啊！
6. 女博士無端被開除
2006年4月18日，北京外國語大學認定該校2002級女博士生衛英(化名)以小廣告、電子郵件等方式對導師進行騷擾、辱罵和人身攻擊，並對另外兩名老師進行騷擾，決定開除該學生學籍，並表示這是一個證據充分的「鐵案」。隨後衛英在申訴無效情況下，向北京教委提起行政復議，最終北京教委撤銷了北外的開除決定。究竟是衛英如北外所說的荒唐，還是北外如外界所論的荒唐？
7. 引進人才也造假？
2006年7月末，著名美籍華裔教授丘成桐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北京大學從海外引進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其後北大發表聲明指責丘成桐歪曲事實。一時間丘成桐、北大、諸專家學者、教育部均捲入這場廣受關注的紛爭。丘成桐向左，北大向右，卻無人知曉我們的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8. 豪華面子工程
2006年8月初，媒體報道了中國人民大學耗資百萬給三層食堂修建了豪華觀光電梯；10月初，有網友披露山東聊城大學校門為「高校最大、造價最高的大門，造價居然達8000萬元」(後校方聲明為300萬元)，甚至有人編撰了「天價校門排行榜」，引起輿論的嘩然以致罵聲四起。看來愛面子的不只官員們，還有高校老爺們。
9. 教授公布工資單哭窮
2006年9月，北大副教授阿憶在其博客上公布他在北大的工資單，以作為他對「教師和走穴」看法的證據，在外界看來這卻是阿憶「哭窮」的證據。
10. 高爾夫成了必修課
2006年10月14日，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在一次會議上有關高爾夫與精英教育的發言，使得在8月份就因北大建高爾夫練習場而熱鬧起來的高爾夫進高校新聞更加引人非議。10月14日，在山東大學的一次會議上，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向外界宣布：「兩個月後，目前國內最漂亮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將在廈門大學建成投入使用。06級廈大學生都要上高爾夫球課，其中對管理、法學、經濟、軟體學院的學生還是必修課，每個學生都要學會打高爾夫球。」
消息迅速在各媒體傳播開來，甚至吸引了BBC、法新社等境外媒體，並理所當然成為了口水戰舞台的「新寵」。贊成者說廈大利用自身優勢，為學生創造學習新運動技能的條件，也是為學生日後就業打基礎、增加含金量；反對者說學校如此是利用公家的錢，讓日後少數「精英」提前享受貴族生活，浪費資源。
作為眾矢之的，朱崇實18日首次就「高爾夫事件」接受媒體采訪。朱崇實表示，國內的高等教育缺少精英教育，廈大開設高爾夫課程「也許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認識一種文化，掌握社會交往技能，對他今後邁出校門可能是有好處的，說白點，開設這門課的初衷在於我們想盡所能為學生創造全面發展的條件」。
這一說更激起眾人的情緒，更多聲音討伐朱崇實的「精英教育論」。有人批評朱崇實是偽精英意識在作怪，是沒有文化的虛偽包裝；更有人將廈大開高爾夫課程事件指責為「中國教育界本年度最大丑聞之一」。
專家觀點
趨附社會現實是糟蹋大學
王曉明(上海大學教授)
我並不相信，這些大學的校長就這么無知。他們所以批准開設這樣的課程，大概還是出於對社會現實的理解：今日中國，一個人能否成為精英，常常並不取決於他在知識、胸襟、理解力、想像力、創造力、溝通和組織能力等方面的表現，而是取決於他的社會關系，用一個流行詞來說，就是他的「人脈」。人脈者，認識許多有權、有勢、有錢之人也。這里，就用得著高爾夫球了，一邊打球，一邊東張西望，看到真像有錢有權之人的，就湊上前去，由搭訕而熟悉，由熟悉而生友情，由友情而……高爾夫球課程的吸引力，其實是在這里。
應該說這樣的對現實的理解，並非十分荒唐，別的不說，那些被揭露出來的官商勾結的丑聞，就說明了「人脈」與「精英」的緊密聯系。但是，這畢竟是一種丑惡的現象，堂堂大學，不在課堂上培養對於這種丑惡的蔑視和批判意識，反而開設課程來迎合和鼓勵年輕人對這現實的趨附之心，未免太自賤了。這里所反映的，其實是一種面對現實的不自覺的麻木，一種魯迅所說的「奴才」意識。「精英」雲雲，扯淡而已
『肆』 唐山大地震最熱影評
《唐山大地震》引發熱議
災難敘事，究竟以何動人
●藝術家都是敏感的，他們知道今天的讀者和觀眾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別軟弱、特別容易被觸動。比較好的一種情況是，藝術家直面國人的精神現實，強有力地呈現其生活和精神的焦點，以藝術的力量推動人們正視自我、展開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主動追問和深思。同時，鼓勵更多的人積極地去改變現實，而不只是選擇逃避。
●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森
●嘉 賓：顧曉鳴 (復旦大學教授、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
王曉明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柳森：從馮小剛發表「不哭沒有人性」的評語，到後來的漲價風波，早在上映之前，《唐山大地震》就已經佔領了輿論制高點。影片正式上映後，觀眾大都首肯，「讓觀眾哭，馮小剛成功了」，但也有人在走出影院後，還感覺心裡少了些什麼。
顧曉鳴：《唐山大地震》這個題材非常特殊。應該說，千百年來，人類遭遇過很多災難。這里所說的「災難」，不僅包括自然災害，還包括直指人心的道德倫理災難，超越人類力所能及范圍的生理、心理困境。但真正臨到我們頭上、讓在世者親眼目睹的，更具其特殊意義。就好比親眼目睹至親的生命消逝在自己眼前，是真正意義上的心靈震撼。因此，對於大多數未曾親歷過唐山大地震的觀眾而言，影片對「震前」內容的敘說就非同小可了。劇中人對迫在眉睫的慘劇的無知覺，與觀眾對已知的、即將臨頭的災難的焦灼，構成影片藝術敘事和細節設計的巨大張力。
所以，當文藝創作者觸碰如此直涉人類傷痛的現實題材，恐怕不只是慎不慎重的問題了。他還必須在一定的高度上對人類生存遭際、社會處境和倫理困境進行開掘。這一點，不但能體現出文藝創作者是否對死難者、生還者、倖存者予以尊重和深刻理解，也成為鑒定藝術家究竟有無資格將這類人類特大事件作為作品標題的門檻。
柳森：在溝通歷史和當下方面，馮小剛作了一些努力。無論是1976年的唐山街道、工廠家屬區、宿舍樓，還是劇中父親開的黃河牌大卡，姐姐手裡的老虎頭電風扇，路邊賣冰棍老太太一身圍裙和袖套，無一不逼真，似乎能一下子把人拉回那個動盪而又樸素的年代中去。而為了完成32年的敘事跨度，毛主席逝世、高考、下崗、南下經商、出國、買房等元素成為推動劇中主要人物命運的線索。
顧曉鳴：這就要看，這樣的處理是否僅僅是一種時代背景的植入了。如果只是為了完成一個年代跨越感的塑造，或者停留在一些符號化的處理上，看起來似乎親切，實際上卻無特別的挖掘和再現，那就難免流於淺薄。對此，我們不妨問一問，常見於電視劇的煽情故事和活報劇式的情節串聯，是否就足以使觀者藝術地體悟到一種審美和心靈上的「地震」呢？
一次真正能夠感動人的災難敘事，必須洞悉和表達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體驗和想像的超凡情愫和潛質，在因難以言表的痛苦遭際而變得乖戾悖謬的事態中，裂變出一種聖潔晶亮的真善美。否則，你就沒有必要選擇這個題材。
柳森：在過往的世界影壇上，災難題材並不鮮見。但真正做到內容大於形式的並不多見。這背後的難點，究竟在哪兒？
王曉明：難點不止一個，恐怕最難的是正視災難的成因。具體到大規模地震這樣的災難，它們已經給全社會、特別是直接的受災者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和慘痛的記憶，如果要在事後再去觸動這種記憶，那應該有充分的理由。說這個題材觀眾會有興趣，因此可以有大票房，這理由對於投資者當然是很充分了，但對於有起碼的責任心的作家或電影人來說，就顯然不夠。
文藝類的災難敘事的最重要的意義，可能就在於促進對歷史真相的了解，引發公眾在掌握事實的前提下展開深思。如何使後人在天災再度來臨時，能比前人少受傷害；如何通過對人類在重大災難中的頑強奮斗的再現，激發人們認識自己，煥發力量……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不能迴避的。
柳森：這次，我們也關注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特別渴望能夠喚起內心溫暖與共鳴的片子，但當真的有一部片子打著「希望能打動全世界」的標簽，以親情和淚奔為賣點，來到你面前的時候，很多人反而猶疑了。這是一種怎樣的復雜心情呢？
王曉明：這多少折射出當下國人的一種比較普遍的精神狀況。三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與劇烈的社會變遷，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或多或少都會焦慮，覺得生活的壓力很大。正是這種心態，使人一方面渴望正面的精神安慰，希望用一些樂觀的、溫馨的、積極向上的東西來支撐自己，另一方面又很脆弱，不願意陷入悲苦的情緒，甚至有意迴避人生嚴峻的一面。這其實也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
藝術家都是敏感的，他們知道今天的讀者和觀眾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別軟弱、特別容易被觸動。這時，比較壞的情況是，一些創作者運用種種技巧，故意去刺激這些方面，好像是在投大眾所好，其實卻是利用人們內心的軟弱，轉移其焦慮的方向，粉飾人生，同時大賺其錢。而比較好的一種情況則是，藝術家直面國人的精神現實，強有力地呈現其生活和精神的焦點，以藝術的力量推動人們正視自我、展開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主動追問和深思。同時，鼓勵更多的人積極地去改變現實，而不只是選擇逃避。
柳森：或許也是意識到了要向大眾求共鳴，《唐山大地震》在宣傳策略上經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從一開始的自詡「催淚彈」，到後來轉而強調這不僅是一部悲情片。
顧曉鳴：影視創作，究其本質是在影片和觀眾之間架橋。很顯然，這次架橋，馮小剛打出了特效牌、IMAX牌、悲情牌、家庭牌，做了一系列積極的探索。對此，我一直深表敬佩。但他可能忽視了，正是對「催淚」的過分追求和炫耀，使其從《天下無賊》到《集結號》急劇地倒退下來。 「欲哭無淚」，是國人自古就有的一種切己的體驗和審美意義上的心領神會。如果老是讓劇中人哭泣哭喊，只能說明創作者手法短缺了。
『伍』 理智與情感國內外研究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研究與教學在目的上、方法上和體繫上碩果累累，但其中不乏問題，比如重科研、輕教學，缺乏及物性等。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國外國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出路在哪裡？
原文 ：《外國文學研究需有及物性》
作者 |本報記者 程潔
圖片 |網路
當上海一夜北風緊的時候，曾經海舶輻輳、江海通津的閩都福州，仍徜徉在初冬的暖陽之中。福建師大文學院、外語學院千里逢迎，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教學研究會高朋滿座。外國語學院院長李小榮致辭時說，「今年年會選擇在福州召開，或可說是向閩派翻譯的致敬」。榕城孕育了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民國著名翻譯家林紓、嚴復、冰心，他們的紀念館正大隱隱於三坊七巷，一任後世傳頌。福建不僅研讀著「山海經」，而且一直走在溝通海內外的前沿。
今天，外國文學研究何為
「今天，外國文學研究何為」之問聽起來不由得不讓人哂笑。但是，對一些人來說，即使不說這是文學研究的青銅、黑鐵時代，至少黃金時代似乎遠逝。王曉明教授1999年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時曾表示50年來最好的文學時代是上世紀80年代。20年過去，這個觀點在很多學者那裡可能依然有共鳴。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學生而言，最熱門的專業是文史哲等基礎學科專業。而今天，文史哲絕對不是香餑餑。
然而，學術是公器，作為專業的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者，須臾不能忘記身負的使命和責任。正如年會開幕式上，福建師大副校長鄭家建教授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秘書長吳曉都研究員所指出的，黨的十九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賦予了外國文學研究者以使命，外國文學研究具有的學科優勢，使之能夠為促進文化理解、增強文化對話、推動文化交流等方面服務。
經典，不離不棄
針對經典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沛霖指出，文學經典是具有「美學尊嚴」的載體，其意義和價值主要蘊涵於它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精神和藝術開創精神之中，但要把它變成現實，成為全民族的精神財富，首先需要文學研究工作者認真發掘和研究，運用現代意識加以闡釋，文學經典就能為當代社會提供大量的有價值的思想。
「經典沒有過時，今天如何切入？」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尚必武在點評時發問。
福建師大葛桂錄教授認為，當代西方文論的困境、數字人文時代的挑戰與機遇、經典重估與理論創新的迫切需求，成為當下外國文學研究之中國話語建設的時代語境。其基本路徑是弘揚中國學術研究重視實證的優良傳統，並借鑒外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的先進經驗，嘗試比較文學視野與思想史語境的解讀策略。
「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經典仍然是外國文學研究者們的最愛。莎士比亞、卡夫卡、霍桑、愛倫·坡等作家凝聚眾多目光，巴爾扎克、村上春樹、愛麗絲·門羅等也在熱門探討之列。或關注內容，或關注敘述視角。青年學者初露鋒芒，不僅有很強的創新能力，而且具備扎實的基本功。中西文學比較分論壇上的發言論題也較廣泛，既有對文學的研究，又有對文化（園林美學）的研究，既有對古代（如古希臘文學）的研究，又有對近代、當代的研究；既有中英文學比較研究，也有中非、中希、中古，以及華文文學的研究，視野開闊，有創新意義。
教學，莫失莫忘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質疑我國高校「重科研、輕教學」傾向的聲音不絕於耳。教學與科研，是高校最為核心的兩項職能，不可偏廢。中國人民大學曾艷兵教授在發言中指出，當前存在研究與教學脫節的現象，有些研究與教學無關，而有些教學沒有上升到學術意義。
當傳統的倒灌式教學模式逐漸失效，武漢大學塗險峰教授認為，外國文學教學不可僅局限於單一作家作品的解讀，而應具有跨文化、跨學科以及貫通整個文學史的宏闊視野。信陽學院袁瀏艷針對目前各個高校的外國文學課時減少和壓縮的現狀，探討了「互聯網+」在外國文學教學中的具體運用。把慕課、微課以及基於此的翻轉課堂引入教學，讓外國文學課堂真正成為學生獲得國際視野和國際思維的重要途徑之一。河北科技大學郭瑞萍強調，外國文學教學也是當下對學生進行「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然而，教學必須置入中國文化語境，克服西方或中方中心主義，把握好理智與情感的關系。如何實現世界知識的中文表達和中華文化的世界表達值得深思。
不要喪失及物性
「我國外國文學經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眾聲喧嘩，並漸入佳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朱振武肯定了外國文學研究的成績，但同時也犀利地指出了一些問題：「存在低端、重復、照搬、跟風或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的研究機械模仿等諸多弊端，出現了從文本到文本、從理論到文本、從文本到理論、單純比較和從資料到資料等簡單化、模式化和泛西化傾向，缺少自主意識，缺少批評自覺，進入了『無我之境』，導致話語嚴重缺失，嚴重僵化和矮化，不知道批評的立足點何在，也不知道文學批評的旨歸何在。」
如果大量學者喪失了及物性，缺乏問題意識、批評意識、視野意識、對話意識，只是一再嫻熟地製造「本真的行話」，文學研究如何健全發展？
湘潭大學宋德發教授指出，「因為現在的外國文學論文中，幾乎看不到『人』。不少人把馬克思主義中的『人』給弄丟了」。
與此同時，思潮的研究式微。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教學研究會會長蔣承勇教授看來，曾經的一段時期，在擺脫了「現實主義獨尊」的歷史性狹隘之後，文學創作同樣陷入了「現代派獨尊」的另一種極端。時至今日，依然有人不同程度地以這種狹隘思維看待現實主義文學，不無偏見地冷落乃至試圖封存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
學界本是基於學術共識而形成的一個學術共同體。然而，今天不少學者都痛心疾首地指出學界缺乏指向性和共識意識。浙江大學教授翟業軍曾表示：「喪失現實指向性，陷溺進知識和事實的泥沼，空洞化、泡沫化、標准化的亂象叢生，大抵是因為學術共識的缺失。所以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學術路徑，凝聚我們的學術共識。」
正值「五四運動」100周年，應繼續傳承和發揚「五四」時期文學思潮交流的精神，把比較視野作為理解對話的鑰匙，將文學思潮作為分析研究的線索，推動外國文學研究的再出發，促進中外人文交流，在比較理念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
很喜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眾議文章中的一段話：「托馬斯·曼在逃離納粹德國、登上前往新大陸的郵輪時，忽然想起了那個著名的問題：如果將你送到一座荒島，且只許你帶一件物品，你會選擇什麼？而當時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訶德》。」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8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陸』 碩士畢業論文致謝
碩士畢業論文致謝5篇
致謝一：
兩年半的研究生學習生活即將結束，回顧在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度過的寶貴時光，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慨和眷戀。感謝學校和學院給了我一個寬闊的學習的平台，讓我不斷吸取新知，充實自己。感謝我最敬愛的老師和我最親愛的同學，他們在我這兩年半的研宄生生活中給我的關心與支持。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在導師卜偉教授的指導下，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得以順利完成。在研究的過程中，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導師卜偉教授。卜偉老師從論文的選題、開題、撰寫到最後定稿，我都得到了卜老師的悉心指導和耐心幫助。卜老師結合研究方法論課程，多次為我修改論文與我反復討論，使我的論文得以逐步完善。卜老師嚴謹的治學學風、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深深影響著我，激勵我今後要認認真真、兢兢業業的工作。在此，我對卜老師表示由衷的感謝和真誠的敬意。
其次，感謝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特別是牛立潔同學，她在論文撰寫過程中與我進行了有益的討論，並在論文排版和校對過程中提供了熱情的幫助。還有我的同門及師弟和師妹們，在例會的時候積極的參與我論文修改的討論，給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議，使我的論文得以逐步完善。
最後，還要感謝研宄生期間所有教過我的老師，是他們引導我深入了解和掌握了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使我的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都有所提高，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礎。
在這里，再次誠摯感謝所有陪我走過研究生學習的老師和同學們！
致謝二：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研究生生活在這個季節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兩年半的求學生涯中，在老師和親友的幫助和支持下，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敗，但更多的是收獲和進步，在即將離開學校之際，回顧這兩年半以來的歷程，心情難以平靜。
從選題到查閱大量文獻，從開題到完成論文初稿，歷時將近一年的時間，在論文完成之際，真誠的感謝指導和幫助過我的老師和同學們。
首先，由衷的感謝我的導師王灝教授。王老師不僅在論文的選題、構思、修改、定稿過程中多次抽出寶貴的時間細致耐心的給我提出意見，還多次對我的學術研究進行指導，關心我的學習生活並教給我為人處世的道理，這無疑是我的寶貴財富並將助推我繼續前進。同時，王灝老師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高潔的工作作風使我受益匪淺，也是我日後學習和工作的榜樣。
其次，感謝佟棟老師和張娜老師。你們豐富淵博的知識以及誨人不倦的高尚品格為我的專業課學習提供了很大幫助，使我的專業知識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些知識為我的科研能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我能夠順利完成畢業論文的保障。同時也十分感謝你們對我論文思路和模型選取提出的寶貴意見，使我的論文更趨完善。
再次，真誠的感謝我的同學們。兩年半的時間里正是由於你們的陪伴，我的學習和生活才更加美滿和精彩；正是由於你們的幫助，我才獲得了更多的知識，才變得更加成熟。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你們始終是我的堅強後盾，是我自信的來源，尤其是在我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你們的鼓勵是我沖破艱難險阻的法寶，你們的殷切希望是激勵我勇往直前的動力。
感謝所有幫助和關心我的人，生活因為你們而更加美好精彩。
致謝三：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在導師卜偉教授的悉心指導下，我順利的完成了論文的撰寫工作。卜偉教授嚴謹治學的工作態度和博學務實的專業精神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和影響。在此，衷心感謝三年來卜偉教授對我的關心和指導。
在本文的選題及後期的研究過程中，卜偉教授給予了非常全面的指導和寶貴的建議，極大地推動了論文的進展工作。在即將畢業之際，再次對卜偉教授曾經給予的幫助和鼓勵表示衷心的感謝。在論文寫作期間，董肖丹、於懷英、劉彬、李起龍等同學對我論文的研宄工作給予了熱情幫助，在此向他們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多年來你們始終如一地在學業上支持著我，家庭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精神鼓勵著我。所謂君子豹變，希望未來能夠不斷修煉，不斷進步，為社會、國家做出貢獻，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致謝四：
昨曰收到恩師王勇教授發來的郵件，打開一看，不禁面紅耳赤，熱淚盈眶。郵件大致意思是王老師析出了我這篇拙作的一部分，投給了日本某刊物。為學生，在學術方面不積極主動，處處讓王老師費心，深感慚愧。
回想兩年半的研宄生生涯，無論在學習，生活，還是工作方面，都讓我成長了很多。最大的榮幸是王老師能收我為徒，在學習生活方面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每次拿論文給王老師看時，內心總是無比緊張，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完全上不了檯面。但是王老師的指點方式異於別人，其他老師喜歡將自己正在研究的課題或自己認為能寫的方向告訴學生，而王老師卻是按照我們學生自己的興趣點進行指導，發掘我們每個人不同的閃光點。我的小論文和畢業論文，嚴格意義上來說不屬於王老師正在研宄的范疇里，但他依然沒有否定我當時的構想，並力所能及地告訴我如何能寫出新意。所以，後期我能相對輕松地完成畢業論文應該說和王老師的這種指導方式有很大關系。感恩老師對我的殷切期待，感恩老師對我的淳淳教誨，此情畢生不忘。唯一遺憾的是自己年齡有些大，以後不一定有機會能將學術道路進行到底了，但是一想到引領自己走過的這段學術之路的是王勇教授，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感謝王寶平老師，江靜老師，金俊老師，張新朋老師，肖平老師以及其他各位在學習和生活上幫助過我的老師。感謝同志社大學日文中心的各位老師，在我留學期間給予我的指導和照顧。最後，還要感謝同窗們的包容和陪伴，關心和鼓勵。
希望這篇論文不是我求知人生中的.句點，而是一個大大的逗點，為美好的未來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讓我們不忘初心，繼續在社會的大舞台里發光發熱。也衷心祝福王勇教授及上述所有老師都能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致謝五：
又是一年柳樹花紅，習習暖風吹皺了櫻桃河水，也吹動了不忍又無可奈何的離情。
考博的行李似乎還未放定，轉眼卻已不得不再次啟程。有開始就會有結束，這是定數，誰也無法改變。因此，讀博開始的那一天，其實就已註定了今日的離別，只是驀然回首時，才發現它來的過於突然。讀博的日子裡，有過埋首苦讀，有過苦苦思索，有過指點江山，有過放浪形骸，哭過笑過吵過鬧過，彷徨過無奈過漫罵過，如今這些都已一笑而過。
導師文貴良先生，善良、謙遜、博學又平易近人，頗具中國傳統文人風度。
自我入學以來，文老師便一直悉心教我做人為文的道理，讓我收獲良多、受益匪淺，這些都是日後我人生道路上寶貴的財富。行將畢業，願將我內心最誠摯的祝福和感謝獻給文老師，願他一切安好、順利。論文寫畢，方知古人所言「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之為不虛。
論文寫作過程中，除導師文貴良先生外，還得到了諸多學界前輩、良朋益友的葙助和支持。讀博過程中給我們開設課程的王曉明教授、楊揚教授、朱國華教授、殷國明教授等都帶我進入學術探索的新階段。除此之外，聊城大學中文系前系主任韓立群教授、聊城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石興澤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馬以鑫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韓毓海教授、上海大學中文系王光東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劉曉麗教授、浦東幹部學院李沖鋒博士等業界前輩都對我的論文給予高度關注，論文中的一些想法就直接源自於他們，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關注的目光是催促我前行的動力，也使我在求學的道路上不敢過於懈怠。前輩們的為人為文，讓我終生受用，在此深表感謝。
還有那些讓我愛恨交織的博士同學們。離開的也好，堅守的也罷，讀博的艱辛只有我們自己知道。用世俗眼光看，己然痴、傻、呆、善的他們堅守著自己的學術信仰、執著地追求著自己的理想，他們是燈紅酒綠深處一道獨特的光芒，雖然不耀眼奪目卻異常有力量。在他們面前，我自慚形穢，只得目送他們在光輝的事業道路上漸行漸遠。自二零零七年便與我一同「奮戰」的老戰友劉本才，在自己的古文字領域里自得其樂、其樂無窮，似乎找到了自己終生的摯愛；侃侃而談的慧慧大師整日熱心公益事業，以致於耽誤了自己的論文寫作；身體虛弱的姚大懷同志對論文精益求精，為尋找材料「南上北下、東征西討」，其對學術的一片忠心日月可鑒；大智惹愚的河南小伙勇敢兄，懷瑞著對老婆兒子的思念夜以繼日地搞學術、弄論文，眼見得本就不富裕的頭上毛發日漸稀少，大有演變成「地中海」的勢頭；雖然身在美利堅、內心卻農民氣十足的麗軍君至今還孤身一人「潛伏」在美帝國主義那裡，只待換得那一紙留學證明以翻身成「綠毛龜」……求學的時光里，他們是我的良師益友，無論是生活還是學習中他們都給我了巨大的支持與幫助，也使得枯燥、乏味的讀博生活變得稍稍有些生息。只待將來再聚首，莫忘今日同窗情，願這些「傻傻」的博士們日後能前途一片大好，萬里江川，立馬橫刀笑傲！
最後，我要將論文獻給父母。二老雖通些文墨，我猜也難以真正讀懂我碼的這許多字，然而我又深信，他們看到這厚厚一沓紙時，也定是快樂而欣慰的，這對我已是一種莫大的幸福！
;『柒』 激進社會主義是什麼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的歷史環境下展開的，在建設的初期，還面臨著帝國主義勢力的封鎖。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不僅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也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且是首先要完成資本主義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將之稱作兩步走的戰略。但是，他同時又認為，這兩步走的戰略在實踐
上不可避免有其矛盾性。新國家在全力進行民主主義革命、推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導致了國家自身的膨脹，一方面是政府規模和國家財政供養人口的成倍增長，另一方面是行政系統的規范程度和權力集中程度不斷提高。
在這種情況下，以基層民眾為主，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開始用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來質疑這一現實，並持續地干預政治、經濟、教育、醫療、軍事等等領域的非社會主義乃至反社會主義的現象，創造了民主生活會、四大自由、人民來信制度、鞍鋼憲法、教育革命、人民公社等等行動模式和表意符號。王曉明教授將這些行動模式及其所體現的政治稱之為「社會主義激進文化政治」。對於今天的知識分子來說，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對國家本身進行反思，弄清對於資本主義的根本性對抗應該發生在何處，以及以什麼方式來展開反抗等等。
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也指出中國革命始終糾纏在共產主義和現代化的雙重議題之下，但她特別強調新中國是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以及面對冷戰封鎖的敵對環境這一歷史事實，即特別重視中國當時的特殊歷史境遇，並在這個前提下來考慮國家機器的膨脹問題，對於集權、官僚階層的擴大等等也都應以這種方式來衡斷。以民主為例，戴錦華說，民主當然是集權的反面，但具體什麼是民主，是不是就是代議民主，如果不是，那就是人民民主，但正是在「集權」的制度之下我們有過人民民主的一定程度的實踐。
魯索教授認為非社會主義的因素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社會主義在原理上包括非社會主義的因素。因為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可能最根本的一個矛盾不是社會主義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激進的思想和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之間的矛盾，而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一個矛盾。的確，國家本身是去政治化的來源，但更根本的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矛盾。對現在，我們要進行一個反去政治化的斗爭，同時也要用這個新的概念去理解過去的政治歷史。
『捌』 作家對談文學學者：近十年文學真的「繁榮」了嗎
一方面作品閱讀人數瘋漲，另一方面，文學為了人生進步的現代使命卻在弱化。文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新的空間，寫作市場看起來熱火朝天，但也需警惕文學被異化成「文化有限公司」流水線運作的可加工原材料。
「看到現場這么多人關心、參與文學，我彷彿又回到了1980年代的文學黃金時代。」特邀主持、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趙麗宏的一番開場白，引出了上周末「東方講壇·文匯講堂文學季」壓軸講座的核心話題——時隔30多年，文學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作家、海南文聯名譽主席韓少功直陳「文學的變與不變」，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明闡釋「新的困難與新的可能」。兩位嘉賓著眼當下，探討視覺文化逐步占據大眾精神消費主導性位置後，文學何處安放應變？互聯網時代資本注入炒熱的文學會不會「燙傷」寫作者自身？這也激起現場80後、90後，甚至00後觀眾的熱烈提問。
何謂文學的真假繁榮
「1980年代很多年輕人談戀愛，會在徵婚啟事里誇耀自己熱愛文學；現在電視徵婚節目上的男嘉賓如果說自個兒是文學青年，多半會被認為是說話沒邏輯、性格比較怪誕的那種人。」韓少功一口川音詼諧直接，「我讀書的時候，詩歌就是美酒和節日，但到了現在說不準就會把一些小孩嚇跑。」他認為，文學已經回不到老祖宗一輩的「全知全能」，那時中外作家堪稱「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生活信息的網路全書式報告人」；進入新世紀，新聞傳播業以及新媒體興起後，文學的認知、娛樂、教化功能的確有所削弱。
「前不久網路作家收入排行榜出爐，我當然希望同行都能大富大貴。只是當財富成了寫作者成功與否的標准時，我就覺得這個事情有點不靠譜了。」有觀眾發問，影視帶火一批作家「觸電」，有成功案例，卻也炮製了諸多速食雷劇、神片。對此，韓少功認為，寫作者從痛感或快感中分泌的表達，一旦模式化，就會把自己推往平庸與模糊。他的隱憂在於，資本依賴的大背景下，資本與哪一種文學最有親緣性，必然就會帶熱這一類作品，這種高度關聯繁殖出的「繁榮」不得不打上問號。
評論家王曉明接過作家韓少功的命題，他提出，一方面作品閱讀人數瘋漲，另一方面，文學為了人生進步的現代使命卻在弱化。文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新的空間，寫作市場看起來熱火朝天，但也需警惕文學被異化成「文化有限公司」流水線運作的可加工原材料。
如何通往「為人生進步」的文學
寫作的姿態變了，是否意味著文學繆斯喪失了吸引力？現場觀眾追問：難道網路技術、視覺藝術不能傳播純文學嗎？「為人生」和商業化不都同樣為人所用嗎？
韓少功話鋒一轉：「文學當然不會消亡，它再怎麼應變，我認為有三點不變之處。」在他看來，首先人類對於語言、文字的需求永遠存在。錢鍾書早就說過，圖畫當然是一種重要的傳達信息工具，但它永遠無法替代文字，精彩的比喻是畫不出來的。作家千萬別「揚短避長」，要發揮出文字獨有質感與魅力。其次，人總需要有情有義的價值方向。在構建文化價值觀上，文學大有可為。第三，好作家的兩大資源和動力不會變，即生活經驗與文化學養，簡單來說就是「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這兩點也是持續寫出優秀作品的前提。
王曉明說：「現在影響文學的力量比較多元，人類進步要慢慢往前走，文學必然也會尋找到更多空間。」兩位嘉賓思想火花的精彩碰撞，引發現場共鳴。從文學季5場共計3000餘名觀眾中選出來的兩位市民代表趙洋、劉崢先後發言：文學給了我們良知和力量，但當文學的某些功能被分解和弱化後，如何理解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值得思考，文學的真繁榮還在於每個人對環境的改變。
這既是文學季的題外話，也是文學季繞不過的成果。誠如上海社聯專職副主席劉世軍在總結感言中所說，縱然寒潮侵襲，文學愛好者依然風雨無阻，這也是文學點燃的人性溫度。上海市社聯與文匯報長期合作成功推出系列主題講座，此前舉行的哲學季留下批判思維，文學季在智慧激盪中圓滿落幕，而接下來的歷史季則將迎來更縱長的視野與啟迪，令人期待。
『玖』 國內外哪些大學的文化研究專業比較好呢
伯明翰大學是文來化研源究的發源地，但是自從stuart 走了以後也就日漸沒落了。很多文化研究都在傳播學院或者是新聞學院之下，也有些English literature專業會附帶著一些文化研究的方向。
內地大學專設文化研究專業的學校主要是北京大學和上海大學，都是碩士階段才有，本科沒有。上大文化研究系有王曉明教授等在此領域比較活躍的學者坐鎮，從面試經驗來看，他們對學生的理論基礎和學科思維要求應該比較高。
嶺南大學是香港最早開設文化研究的學校，十幾年前，一些文化研究學者想在香港有一個文化研究的學術基地，因為嶺南大學比較小，新建院系比較靈活，於是他們就選定嶺南大學，成立文化研究系。於是嶺南大學有很多比如像羅永生、陳清僑等比較出名的文化研究學者。他們立足於本土，討論香港社會的各種議題。其實文化研究和社會現象分不開，不同地方的研究內容多多少少會帶一些本土色彩，相信在國內上海或者是英國都是這樣的。
『拾』 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影響
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商業文化，必然遵守商業原則，這直接導致了文化創作者的物化。強勢的大眾傳媒主動與文化藝術創作者合謀，甚至是大眾傳媒引導或左右文化藝術的創作及流向，危及了文化藝術內在的價值規律。文藝創作者在進行文化的生產時，不得不將文化當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場規律進行創作。於是，生產代替了創造，摹仿與復制代替了想像與靈感。藝術不再是為了表達內心的渴望與困惑，宣洩審美的情趣與沖動，展現自身的生命與活力，而是出於賺錢的需要。文化界的「策劃」一詞，正是藝術家被異化的表現。策劃就是摸清市場需要、消費者心理以及其它市場因素，然後進行文化生產。文化的創作不再考慮創作者的內心渴望和靈感閃現，創作者失去了自由。而且大眾文化也很少是個人原創性的東西，往往是集體根據營利的目的摹仿或復制的結果。藝術家的自由創作在大眾文化中被徹底否定和摒棄。
對藝術的異化：
大眾文化依託市場規律和商業原則，導致文化藝術淪為賺錢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從於自由的創造本性和審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眾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於是文化藝術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由張揚個性、呼喚自由、批判現實和理想導向轉向了千篇一律、呼喚利益和消遣娛樂，從而導致了文化和藝術的異化。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當藝術受制於他者，不再是獨立存在的純粹個人的精神領域，不再履行著批判與否定的職責，而是屈從於現實法則以證實自己的社會效用的時候，藝術也就將自己終結了。
由於現代生產技術特別是大眾傳媒技術的日新月異，大眾文化產品的批量生產和規模復制不僅具有了必要性，還具有了可能性。而標准化生產則帶來了藝術本質的喪失。「像工業產品的零件一樣，大眾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產流水線，標准化、模式化的文化生產線先設計出許多固定的標准情節、人物和結構，就像安裝機器首先准備一定的標准零件一樣，然後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批量生產了。」標准化生產阻斷了個體的表現力和想像力，扼殺了創作的自由，藝術喪失個性，將藝術創作墮落為產品製作。法蘭克福學派激烈地批判大眾文化，認為它是對藝術本質的違逆。藝術是表徵主體性的領域，它的本質在於異在性，真正的藝術對現實應具有顛覆的能力。而大眾文化則完全消解了藝術的本質，使其由推動人類進步的力量而轉為導致人類異化的反動力量。
還有，大眾文化的娛樂文化身份，在推動文化藝術深入大眾生活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將文化藝術引向歧途。真正的藝術應該具有深刻的內涵和獨特的韻味，追求自由、永恆和意義。然而大眾文化的娛樂性質，使大眾文化本身充滿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喪失了崇高的追求；到處是宣洩個人情緒、沉醉感性生活、放縱陰暗心理，消解了深層次的思考與判斷，瞬間取代了永恆，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韻味。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追求物質享受和精神放縱，是人類思維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識的消解，大眾文化無法承擔起救贖的使命，它除了製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虛幻外，並不給民眾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所以說，大眾文化消解了傳統文化引導人類向上的使命，而轉變成異化人性的力量。
三、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異化
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下，當代文學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文學生產的明星化、類型化、符號化和時尚化成為當下文學的基本特點。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強勢話語，它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文學的創作，改變的當代文學的格局，導致其異化。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異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文學的明星化，造星運動蓬勃發展。大眾文化的興盛依託於文化產業的發展，而文化產業則是建立在明星機制的基礎之上，它通過大眾文化的平台，為我們源源不斷地製造明星。最近出現的「書商」就是主要通過塑造明星的方式來「包裝」、發行，從而賺取利潤。余秋雨就是一例。他自92年攜《文化苦旅》橫空出世以來，一路高歌猛進，98年出版《山居筆記》，99年出版《霜冷長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體中頻頻亮相，雖然因為作品的粗製濫造而招來很多噓聲（評論界普遍認為：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體水平呈極為明顯的滑跌趨勢），但這並不妨礙他名聲和作品銷量的一路攀升。繼余秋雨之後，賈平凹、、池莉、虹影陸續成為書商包裝的對象。90年代後期隨著大眾文化的日益完備和它對文學日益深入的滲透，文學生產的明星化也更加成體系：書商選定有潛力的目標，從培育到包裝一直到推向市場，形成完備的市場運作模式。韓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這種造星模式的結果。大眾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給書商帶來最大利潤的同時，也反映出文學精神的日漸稀薄，從而導致人們對作家形象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文學本身意義的關注。人們糾纏著郭敬明眼睛的顏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斷炒作余秋雨的版權官司和曖昧情史。大眾傳媒與文化產業合謀打造文化明星的過程，實際上是抽空文學本質和內涵，將文學異化的過程；文學貌似在享受著高度的禮遇，實則被游戲地對待，遭受了致命的打擊。
其次，創作的類型化，消弭了文學的個性。在大眾文化的強勢影響下，類型化全方位滲透到文學創作當中。文學創作集中在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等體裁，這些小說類型在結構模式上高度類型化，只要把現成的材料填充在相應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文學創作的各個要素，包括人物、情節、語言以及構思等，各方面都出現了類型化的現象。「小資寫作」總是圍繞成功人士、優雅別墅、酒吧、咖啡館、做愛等等。曾經風靡一時的王朔，就認為寫作不需要想像力，而要靠套路推動故事的發展，「套路有多少呢？沒多少，頂多200個，估計觀眾忘了，就從頭重復。」當前的現實問題小說也有固定的寫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與保守、腐敗與反腐、政治與情感的矛盾。張平的《十面埋伏》明顯符合偵探小說的敘述方式，《國家幹部》在人物設置、情節安排和故事主題等方面，也未能擺脫類型化的弊病。海岩也是如此，他筆下的故事總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鬥智斗勇的較量，刻骨銘心的愛戀。海岩嫻熟地將這些元素調出不同口味，在類型化的文學創作中，輕輕鬆鬆地獲取大眾文化帶來的巨大利潤。同時，類型化的發達必然導致符號象徵意義的蔓延，人們的消費不是為了生存需求，而是為了符號所象徵的意義。韓少功就批評「生活符號化」說，別墅、轎車、時裝、珠寶所帶來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並不真實，「就其生理而言，一個人哪裡需要三套空空的別墅呢？但別墅成為符號，轎車、時裝、珠寶等等成為符號，不意味著非洲飢民的糧食也是符號。我們不能說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沒有真實的痛苦，不能說他們只是因為缺少符號就暈過去了，就死掉了。」 大眾文化造成的文學符號化，使得文學作品本身的內在意義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學的所指成為一具空殼，而毫無價值的符號的象徵意義卻得到極度膨脹。它消弭了文學的個性，使得文學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終極關懷。當代文學中充斥著低俗的作品，發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沖動和樂趣才是真正的生活。這些作品通過再生產人的慾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滿足，來實現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衛慧便是代表。她宣揚「身體寫作」，從「身體」出發擴展至性和慾望，以現身說法的方式講述關於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體被重新發現，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眾文化收買，成為大眾文化賺取利潤的工具。衛慧的積極響應，又將這種鄙俗化和市場賣點發展到極致，細致描繪浴室、酒吧、同性戀、酗酒等情節，從而走向歧途。文學內容在鄙俗化的同時，它的本質也逐漸被異化。這里的深層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當今中國，在消費主義極為火爆的同時，我們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正如林白所說：「在這個時代里我們喪失了家園，肉體就是我們的家園。」文學的鄙俗化、明星化和類型化，其中包含的經濟利益對於作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使得他們的創作必然地要朝這方面傾斜。
總之，中國片面地強調經濟領域的變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領域的配合，使得消費主義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畸形膨脹。以致物質的富裕掩蓋了精神的貧乏，感官的享樂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時尚排擠了高雅的趣味。人們不再追求生命的意義，淪落為消費動物。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而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則是治癒大眾文化弊病的最佳葯方。精英文化抵制大眾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貴族精神也是大眾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費性的大眾文化與超越性的小眾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約和補充，才能實現人類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識分子則是建設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的主體，他們應該擔負起大眾文化批判的社會職責。但是，很多知識分子不僅沒有這么做，反而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盲目為大眾文化辯護。這里顯示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乃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素質的低下。他們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識和批判精神，與其說是知識分子，不如說是知識農民（老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市民（新知識分子）。他們目光短淺、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祿，而缺乏人文素養和更高的精神追求，這是當今中國大眾文化畸形發展的重要原因。只有當中國的知識分子充分成長、成熟起來，成為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時候，他們才會熱情地建設精英文化和批判大眾文化。這樣的結果便是，大眾文化充分發揮其合理的一面，豐富人們的休閑生活，滿足人們的合理慾望，而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凈化人們的靈魂，提高人們的精神素養，充分發揮導向作用，將整個人類社會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