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暉

『壹』 方朝暉的簡介

方朝暉，安徽樅陽縣人，哲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擔任韓國首爾大學、台灣佛光大學等校客座教授，專攻領域為中國思想史。迄今為止出版學術論著9部 (含教材2部，合著教學參考書1部)，另在國內外學術期刊雜志、國內國際學術會議、學術網站等發表論文近百篇，共出版成果字數300百萬字左右。

『貳』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讀研究生時候的老師是哪位

是趙儷生教授！
秦暉：《教澤與啟迪：懷念先師趙儷生教授》，此文在騰訊網上有刊登。

秦暉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儷生(1917－2007)，山東安丘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

我的導師趙儷生先生去世了。

回想1978年，我們這些「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進校時盡管都是動亂年代堅持讀書的人，畢竟剛經歷了「文化斷層」，對傳統用語不熟悉。一位師兄在文章中寫道「先師趙儷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覺得「先師」是類同於「先生」而更為尊敬的一種稱呼。結果趙先生讀了哈哈大笑：「我還活得好好的，怎麼成'先師'了？」

晚年趙儷生作者供圖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趙先生走完了他坎坷、傳奇的91個春秋，真的成了我們的先師了。

先生對於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剛進中學就碰上「文革」停課，接著廣西發生慘烈程度冠於全國的「武鬥」——其實就是槍林彈雨的內戰，戰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歲時「初中畢業」下鄉插隊了。此後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學」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為趙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學，我真正的杏壇受業生涯就是在趙先生門下那一段。當年我雖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學」的出身不免於成見。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視神經萎縮，裸視力0.2，矯正視力也僅0.7」的體檢表，令人印象強烈。因此後來聽說錄取我的阻力頗大。是趙先生力排眾議，我才得以跨入校門。據說當時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暉，我就一個也不招了。還說：秦暉就是失明，也可以成為又一個陳寅恪。

青年趙儷生

近30年過去了，我並未失明，愧對師恩的是也沒有成為「陳寅恪」。但趙先生對我的知遇之恩，實迥然別於一般師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機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機遇就是能夠師從趙先生。是他把我帶入學術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農民問題也是緣起於先生當年對土地制度史、農民戰爭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見了趙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但作為學者，趙先生所給予我的又豈止於「機遇」而已。先生之學博大精深，對我的啟迪難以估量。雖然我和先生是兩代人，知識領域不可能重疊，時代賦予我們的「問題意識」不可能一樣，治學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不一樣，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樣」之處，也有來自先生給我的啟發。在緬懷先生的此刻回顧這些思想路程，是對先生的最好紀念。趙先生自己是個獨立思考者，他也這樣要求我們。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靈，會高興地看我寫下這段文字。

1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

《趙儷生文集》書影，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趙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並因此差點死在夾邊溝。但在1949年前他卻是典型的左派學者。他不僅全程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山西新軍並曾任營指導員之職，而且後來「卸甲讀書」後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學所依的主要思想資源。先生自謂「平生不喜餖飣之學」，重視宏觀研究和理論分析。盡管後來許多「主義者」由於趙先生被整肅而不承認，但在1949年前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體系中，他實屬於貢獻最大者之一。與他同時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學大師向達先生曾不無諷刺地稱當時的新史學為「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制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而趙先生對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貢獻：對農民戰爭史他有公認的篳路藍縷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會性質討論他也是其中「魏晉封建論」一派的重要學者之一。但是趙先生出名的並不在於對「魏晉封建」的具體論證，而在於他對此說的理論基礎，即馬克思關於「古代東方」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闡釋和發揮。

「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亞細亞國家」理論

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與「共同體」概念密切相關。在19世紀，古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性的「整體」為特徵，而近(現)代化意味著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和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舉凡盧梭、黑格爾、梅恩、密爾、滕尼斯、迪爾凱姆乃至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這么看的。馬克思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些「整體」的演變過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後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又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或者說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包括：由家庭「擴大成為部落」，然後是「部落的聯合」。由這些「自然形成的」組織再合成「凌駕於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即「亞細亞國家」。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統一體」中，個人只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財產」。由所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產生出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之父」的依附。而這，就是「亞細亞專制」之源。

在當時實證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上述見解實際上是從那些學者對自由的價值追求中邏輯地推出的。所謂「亞細亞國家」就是這樣一個與其說是事實判斷、不如說是價值判斷的概念。馬克思當時說的「亞細亞」，有如下基本特徵：它是社會的第一個發展階段；那時沒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國有」、「農村公社」，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嚴酷的專制主義和「普遍奴隸制」。

「亞細亞方式」與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的沖突

但是這種描述到了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中，就面臨嚴重的解釋困難。根據斯大林時代的理解，「專制國家」和「奴隸制」只是「私有制」的產物。而「無私有」的、或者一切皆為「公社」的狀態則被塗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來理想的「共產主義」，或者是據說為人類本初狀態的「原始社會」，而後者除了物質貧乏、「生產力很低」外，在道義上似乎很美好：那是個「無階級」、「無剝削壓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產主義」狀態。而馬克思的「亞細亞」卻把「無私有」、「共同體」、「公社」和駭人的「專制國家」、「普遍奴隸制」掛了鉤。這在「五形態」中往哪兒擺呢？你說它是「原始社會」吧，它又充滿「剝削壓迫」，你說它是「奴隸社會」吧，它又沒有「私有制」，而且馬克思明明是把它擺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繼「原始社會」之後的「第二階段」。

於是後來的蘇聯就出現了「兩種類型」說和「兩個階段」說的長期論戰。前者認為「亞細亞」只是東方「水利灌溉」地區的特殊社會類型，不適合於歐洲與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區。後者承認「亞細亞方式」不僅亞洲有，但說它是介乎「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之間的過渡階段，「無私有」是原始特徵，「專制國家」是奴隸社會特徵，因此它似乎應該是「早期奴隸制」或曰「不發達奴隸制」，與後來的「典型奴隸制」或「發達奴隸制」共同構成「奴隸社會」的兩個階段。但是，這兩種說法在實證上與邏輯上都有大量的破綻。

沙俄時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借「亞細亞專制」之說批判現實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種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說法容易引起現實的聯想。事實上，當年普列漢諾夫那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進行反專制斗爭時，的確運用了這種說法來抨擊當時的沙皇專制「公社國家」，他們斥責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強迫農民'共耕'」，指出「俄國農民分裂成兩個階級：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的個人」，疾呼「農村公社對農民的危害越來越大了」，還把支持獨立農民、實現退社自由列為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個土地綱領的「惟一內容」。他們同樣抨擊當時的民粹派美化農村公社、抵制資本主義的主張是為「亞細亞專制」張目，是反動的「警察民粹主義」，是追求「古代中國或秘魯式的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那時「亞細亞專制」之說在現實中既有如此作用，學術上又還沒有與當時並不存在的「五形態」官定模式發生沖突，所以它曾經是反專制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銳利武器。從普列漢諾夫、早期列寧直到俄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祖波克羅夫斯基，都嫻於此道。

蘇聯時代，關於「亞細亞」方式的討論成為敏感話題

然而到蘇聯時代形勢大變，布爾什維克自己搞起了更嚴厲的「公社國家」，同時確立了「五形態」的官方史學，「私有制」被判定為「剝削壓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過也從維護「專制公社」變成了鼓吹「小農自由」。於是關於「亞細亞方式」的討論就變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險。蘇聯時期為此曾屢興大獄，很多人為此掉了腦袋。

在我國，民國年間的社會史論戰中「亞細亞方式」說就被判定為「托派理論」，1949年後很多人也為此遭厄運。加上與認同歐洲的俄國人不同，身處東方和亞洲的國人對貶義濃厚的「亞細亞方式」理論還容易產生另一層反感情緒：這個理論除了「托派異端」，似乎還有「殖民主義的西方偏見」之嫌(盡管在馬克思那裡「亞細亞」是個普遍性概念，並無專指亞洲之意)。於是在我國，「亞細亞方式」理論更是長期成為學術禁區，直到1990年後還發生過一場對它的「大批判」。

『叄』 如何評價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

秦暉，生於1953年12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回批碩士研究生畢答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范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

『肆』 清華較為出名的歷史教授有誰啊

陳爭平 ·來 方朝暉 ·自 侯旭東 · 李守奎
· 李廷江 · 李學勤 · 廖名春 · 劉北成
· 劉國忠 · 彭剛 · 彭林 · 秦暉
· 汪暉 · 王曉毅 · 偉倫 · 張國剛
· 張 緒山 · 張勇 · 趙平安 · 仲偉民

『伍』 方朝暉的介紹

方朝暉，安徽樅陽縣人，哲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擔任韓國首爾大學、台灣佛光大學等校客座教授，專攻領域為中國思想史。多年熱心國學的傳播，10餘年來一直擔任清華大學學生社團西麓學社指導老師。迄今為止出版學術論著9部，另在國內外學術期刊雜志、國內國際學術會議、學術網站等發表論文近百篇，共出版成果字數300百萬字左右。

『陸』 熊向暉的人物經歷

熊向暉1919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的一個官宦家庭。其父當時任掖縣的推事，也就是縣長，後來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長。在家裡的8個孩子中，排行老五。

1936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黨的派遣，一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為保衛黨中央作出了特殊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戰斗在黨的統戰和外交戰線上，為黨的統戰和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6年11月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負責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到國民黨胡宗南（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部隊「服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1939年3月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畢業後，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成了胡宗南的親信，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日常事務，起草講話稿。

1943年，熊向暉獲得了一份胡宗南為進攻陝北地區而作的戰略部署的情報，並立即報告了黨組織，黨中央向外界及時揭露了這個陰謀，使之破產。後來，毛澤東稱贊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

1947年7月，熊向暉被胡宗南派赴美國留學。之後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暉的真實身份，氣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暉接到周恩來的邀請，來到中南海勤政殿。當他走進勤政殿時，看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高級官員也在裡面。

(6)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暉擴展閱讀：

傳奇一生

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見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員。戰地服務團由進步青年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選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加以培養，為自己所用。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將熊匯荃送至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為黃埔軍校）第七分校學習。1939年3月學習期滿後，熊匯荃被胡宗南調到身邊，並很快成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從侍從副官升任機要秘書。「黨國棟梁」熊匯荃開始了他平步青雲的仕途。

盡管熊匯荃受到胡宗南等國民黨高層的賞識，事實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匯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早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熊匯荃就積極參加北京的學生運動，接觸了進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學生抗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骨幹。

1937年12月31日，這個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後一天，對於熊匯荃來說有著永生難忘的記憶。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當時周恩來到武漢給一些進步學生作演講，熊匯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來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加堅定了 「共產主義信仰」。

『柒』 清華大學出過什麼歷史學家

清華1926年成立歷史系，解放前，吳晗、蔣廷黻、張蔭麟是這里的主要身份為歷史學家的人；而國學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也都先後在歷史系執教，尤其是王國維，奠定了近代新史學研究方法基礎，歷史學家只是他們眾多身份之一。近二十年來，清華歷史系比較知名的應屬秦暉教授了。

『捌』 儒家修身九講的評論

中國傳統學術以儒家為主，而儒家學術「白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直迄民初，小學教科書猶有「修身」一門。本書作者方朝暉先生教授儒家學術多年，而著之《儒家修身九講》一書，把中國傳統的修身之學深入淺出，鉤元提要，其中獨到之見，勝義迭出，以供我們學術界與一般有興趣的讀者眾人。——何兆武（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一貫以修身為本，注重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方朝暉教授學貫中西，在清華講授儒學多年，他這本新著特別適合今天年輕讀者的切實需要，是正在興起的「國學熱」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李學勤（清華大學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曾向方兄約稿，請他以「前軸心時代」為核心概念，寫一本名叫《前儒》的書。那本書是求道的，這本書是講道的。求道是個人的事，講道是大家的事。在這個時代，還是大家的事更重要。——梁樞（《光明日報·國學版》主編）
……

『玖』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員

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會名單 （以筆畫為序）
王 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
朱鳳瀚（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教授、博導）
宋鎮豪（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
李學勤（清華大學教授、博導）
楊升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鄭振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商志香覃（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劉啟益（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劉起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 澤（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導）
張政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鄒 衡（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謝辰生（國家文物局顧問） 王宇信
王 暉（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王 巍
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尹盛平（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方 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
劉 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
劉一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孫 華（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
孫敬明（山東濰坊博物館研究員）
朱鳳瀚
許順湛（河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許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齊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吳振武（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宋鎮豪
張文彬（國家文物局原局長）
張玉金（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國碩（鄭州大學歷史與考古系教授）
張松林（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李 民
李伯謙
李學勤
李紹連（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李維明（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李朝遠（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杜金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楊升南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辛佔山（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全方（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研究員）
陳煒湛（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單天倫（中國地方史志指導小組研究員）
鄭振香
晁福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欒豐實（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郭旭東（安陽師范學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高大倫（四川省文物局局長、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莊市文化局研究員）
徐良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曹 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黃天樹（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錫全（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
彭適凡（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葛英會（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裘錫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雷從雲（國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員）
蔡運章（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研究員）
戴志強（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 朱啟新（國家文物局編輯室）
李天增（安陽師專教授）
李祖衛（安陽市原人大主任）
楊學法（安陽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陽師范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薛安勝（山東省桓台縣委書記） 許 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 堅（安陽市對外友協副主席） 馬季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方 輝
任 偉（鄭州市文化局副局長）
劉 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朱彥民（南開大學副研究員）
宋國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光明（山東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長）
李立新（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雪山（安陽師范學院副教授）
肖先進（三星堆博物館館長）
周廣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孟憲武（安陽市文物工作隊隊長）
宮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黨向魁（河南安陽甲骨學會會長)
唐際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文華（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
孫亞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李 昆（江西省樟樹市博物館館長）
徐義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拾』 如何評價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

有毛病，什麼鬼風氣！動不動就「如何評價某某某」，你穿越到魏晉去啊，傻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