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教授劉海峰

㈠ 劉海峰個人資料

劉海峰，男，銀行家，女星陳好的老公。劉海峰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電子工程系最高榮譽理學學位，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投資部聯席主管，在摩根士丹利任職的13年期間，曾經成功地領導投資了蒙牛、平安保險、南孚電池等眾多明星級企業。現任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 &Company）全球合夥人兼大中華區總裁，此次加盟的kkr創建於1976年。在過去的30年當中，kkr累計完成了140多項私募投資，交易總額大約為2150億美元。截至2006年3月30日，kkr投下去的260億美元資本已經創造了680億美元的價值。

㈡ 雅思 河南雅思 鄭州雅思誰最強

雅思英語寫作提高到8.5分的神話，鄭州海峰雅思學校誕生
重要提示：
1、「神奇的劉校長」每期的雅思英語寫作提分班裡都不斷出現雅思寫作高分學員。
2、國外及全國各地的雅思考生都慕名坐飛機來聽課，你還等什麼？！
劉校長成功之秘訣：
1、神奇的、真實的、不可模仿的提分效果，贏得了眾多考生的口碑！
2、堅決執行「無條件全額退費」的承諾，贏得了考生的心！
神奇的提分效果，讓他一夜成名
劉海峰校長引起轟動始於2006年在他的一期培訓班中幫一雅思考生，從5分一下子提高到8分，此真實案例一經發現，立刻轟動雅思界！因為，即使到了今天，還是存在很多老師和家長認為英語是不可能快速提分的，而劉校長創造的奇跡，打破了人們對英語的理解，也給眾多考生帶來了希望！此消息一經傳開，雅思考生和家長們都慕名拜訪，他曾幫一開封雅思考生寫作提高3分，，一鄭州考生提高4分，一廣東考生提高3.5分等等，這些考生不僅申請到理想的大學，還省去在國外昂貴的語言學習費用。
他究竟是誰？竟能創造如此奇跡？
劉海峰教授, 海峰雅思英語學校校長。英語語言文學專業，老一代名師代表，留英學者，是中國最早從事托福雅思教學的教師，幾乎在鄭州所有的高端英語培訓學校授過課，積累了一套獨樹一幟，行之有效，無可比擬的英語教學法。2004年創辦鄭州雅思外語學校，作為中國英語培訓界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劉海峰教授不僅是中國雅思培訓的開創者和領路人，同時，還成功打造了「中原雅思精英團隊」。因此，他被媒體尊稱為「雅思培訓界權威，雅思泰斗」。上課激情飽滿，有耐心，擅長與各層次學生做溝通，並努力培養其英語學習興趣，不乏幽默感。由其開創的雅思、托福、四六級、考研等英語培訓理念及教學模式在全國得到廣泛應用。有著豐富高校任教和十幾年培訓行業經驗積累的他，穩穩地確立了在英語培訓行業第一把交椅的地位。
雅思應試技巧大師，「神奇的劉校長」因在2006年在他的一期培訓班中幫一雅思考生，從5分一下子提高到8分而聞名遐邇。其獨創的神奇的「雅思寫作快速提分秘籍」開始在全國創造雅思快速提分神話。
劉校長自從開辦雅思寫作快速提分班以來，就憑借神奇的提分效果先後獲評媒體「中原十大名師」「鄭州首屆金牌教師」「最具實力英語教師項目」「誠信守諾英語教學項目」榮獲「中原教育培訓行業年度風雲人物」以及「中原教育培訓行業年度創新人物」等諸多榮譽。
他深刻了解出題規律，應試技巧幫雅思考生提分
雅思的出題是相當科學的、是有規律的！而出題的科學性和規律性在劉校長眼裡就是最大的漏洞！
針對雅思英語的出題規律，劉校長研究了簡單易學的「雅思英語寫作快速提分應試技巧」，而該技巧的目的性很強，針對出題的規律性，研究出對應的解決技巧，而這些技巧就可以輕松地幫助考生多發揮，同時快速提高英語的成績。
信守「無條件全額退費」承諾，贏得考生的心。
劉海峰校長是全國雅思市場首家推出「試聽不滿意，無條件全額退費」承諾的老師。與其他機構退費時候推託，找借口少退，甚至不退費等現象相比，劉校長信守承諾的行為溫暖了考生的心。「不問原因，不問理由、試聽不滿意，無條件全額退款」的承諾本身就與眾不同，而退款時的干凈利落也贏得家長的信任，同時也贏得了社會的尊重。「鄭州市誠信守諾英語教學項目」「中原最值得信賴的英語教學項目」等諸多榮譽，就是對劉校長的最大褒獎！
當然，如果沒有超強的教學實力和神奇的提分效果，無論是誰都不敢做出如此徹底的承諾。只有劉校長敢保證此承諾，而且已經堅持了多年。原因只有一個：讓每個同學都能提高分數！退費的同學已經好久沒有遇到過了！
學員評價及學生成績反饋：
很多聽過課的學生這樣評價：「雅思成績提高這么快，我們簡直不敢相象」、「聽了寫作後，我興奮的都睡不著了」、「我口語竟然是這樣提高的，我真的服了」、「我終於相信了，考試是有技巧的」、「我遇到我人生當中最優秀，課講的最好的老師了」。
「劉校長雅思寫作快速提分班」自開班以來，幫無數名雅思考生提高了分數而廣為流傳----，在劉校長的快速提分班上，記錄不是用來保持的，而是用來破的。雅思考生們，你還等什麼呢？加入海峰，下一個破記錄的就是你。

㈢ 為什麼要考試，是誰發明的

「考試」的由來 中國是考試的發祥地。作為一個文化早熟型的國家，考試制度的最早淵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時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網路全書》第11版「考試」條說：「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制度是中國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據公元前1115年的記載)，以及對已進入仕途的官員的定期考核(據公元前2200年的記載)。」考試一詞由「考」與「試」二字組成，《尚書》中有「試可乃已」、「試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等記載，《大英網路全書》的說法是根據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有關科舉的論著而來，而這些論著的說法又是根據《尚書》的記載而來。 「考」與「試」是意義相近的兩個概念，皆有考查、檢測、考核等多重含義。將「考」與「試」二字連用，始於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該書《考功名篇》說：「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由此可見，最初「考」字更側重於考核政績的含義，「試」字更側重於測度優劣的含義。當「考」與「試」合為一個詞之後，其內涵逐漸演變為特指考查知識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考試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當人們需要測度、甄別人的知識和才能的差異以「選賢與能」的時候，便產生了考試。自古以來，中國就很重視人才的選拔，而人類選才的方法不外乎兩類：一為推薦，二為考試。推薦有如相馬，考試則如賽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常無。如果未受到推薦者的青睞，不少千里馬可能老死於槽櫪之間。 伯樂所知范圍有限，無法相遍所有良馬，即非不為也，乃不能也。加上有些相馬者難以用客觀標准來公正地評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又非常講究「人情、關系與面子」，相馬的過程時時會受到人情的困擾，因此難免會有遺珠之憾。為了克服推薦制的弊端，排除不正之風的干擾，中國人發明了考試，讓所有馬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參加比賽，真正的千里馬自然會脫穎而出。考試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和公平競爭原則，雖然最初的考試還較為簡單，而且往往與考績相關，但它的出現卻有重要的意義。 孫中山先生曾指出：「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中國是一個考試古國，具有豐富的考試歷史遺產和深刻的歷史教訓。了解考試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有利於我們正確認識和使用考試，也有助於考試的改革和完善。 劉海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教育考試暨自學考試研究委員會委員

㈣ 劉海峰的人物簡介

摘要 劉海峰，1959年9月出生於福建龍岩，祖籍福建惠安（現泉州泉港區）。1976年高中畢業後上山下鄉。1977年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84年碩士畢業後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職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92年晉升教授，並應聘為國家教委考試中心兼職研究員。1993年國家公派留英半年，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作高級訪問學者。1994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1996年起任所長，兼任全國教育考試暨自學考試研究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0年訪日半年，在日本創價大學教育學部作訪問教授，並開始擔任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獲教育部高等學校青年教師獎，並被評為福建省優秀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

㈤ 為什麼說西方公務員制度起源於中國古代科舉制

「目 前 ，西 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子中國的科舉制。中國科舉制度對西方產生影響可追溯到十六世紀後半期。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科舉制度的是葡萄牙的兩位傳教士克魯茲和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前者著有《中國游記》一書，對中國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作法倍加稱頌，後者在《偉大的中國》中則詳細介紹了科舉考試的方法和內容。這兩本書在歐洲出版後，廣泛流傳，尤其是後者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真關注。據統計，1570-1870年，用英文出版的有關中國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書籍達70種之多。。具體來看，英國文官系統形成時期(19世紀後半期)，其一些主要刊物《紳士雜志》、《倫敦雜志》等先後撰文介紹中國錄用官員的程序和方法，主張採用科舉考試制度。美國文官系統的形成，也深受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1867年10月，《北美評論》雜志撰文稱譽中國的科舉考試取士制度;1968年5月，一個州議員在向國會遞交的報告中，專辟一章來論述中國的文官考試制度，引起參眾兩院的廣泛的興趣。。「法國大革命在其教育計劃中高度重視競爭性的考試。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模式。』鑒於此，孫中山曾說:「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西方世界之所以看中科舉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核心則是科舉制度的合理性。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一個傳教士官給一個議會議長的信中找到答案:「您可以看到這種各級考試制度是一種明智的政治制度，除了中國人天性愛好他們的文字以外，這種頻繁不斷的考試使他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始終不懈往上攀登，防止他們無所事事，吃喝玩樂而對國家製造麻煩。」「他們取得業士資格後，為了保住這個資格，幾乎一生都要不斷地去經受新的考試或者再去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同時，他們「用中西文化幾比較的眼光著本土人司空見慣各類現象，從中抓住值得他們借鑒之事物。」科舉制度「有利於打破世襲貴族的政治壟斷狀態，符合資產階級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歷史要求。」而且，「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學士、碩士、博士分級學位制，就有這種科舉取士(秀才、舉人、進士— 原文注)制度的遺跡。劉海峰先生認為，18世紀以前，歐美各國的文官任用方式「不可避免的導致任用私人，帶來結構性的貪污腐敗，使各種無能之輩充斥於政府之中，因政黨更迭而大批撤換行政官員還會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盪和工作連續性的中斷。而科舉制度實行競爭考試、擇優錄取，政權向貧民開放，標榜公開取士，惟才是舉。比起貴族等級制或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度來，科舉取士無疑具有其優越性」。根據劉海峰先生的考證，可以下這么一個結論:至少，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長期 以來 ，我國對科舉制度更多是「貶」，都只看見其消極的一面，而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卻鮮為國人所知』。實際上，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的文官考試制度的建立明顯受到我國科舉制度的影響。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科舉考試制度的創立是中國在精神文明領域中對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堪與物質文明領域中的四大發明相媲美的貢獻。劉海峰教授則譽之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歐美 各 國 在18世紀以前，文職官員的選用，或實行貴族世襲制、君主恩賜制，或實行個人贍拘制、政黨分肥制。這些文官任用辦法不可避免都會導致任人唯親，帶來結構性的腐敗，使各種無能之輩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黨更迭大批撤換官員還會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盪，影響工作的連續性。而我國的科舉制度倡導競爭考試、擇優錄取，政權向平民開放，標榜公平取士，唯才是舉。因此，當西方了解了我國的這么一種文官制度後，大為贊賞，進而仿效，成為近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為科舉制度體現「機會均等」原則，這正適合了在資本主義啟蒙時期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貴族等級制、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度，科舉選士無疑具有優越性。由於中國科舉考試的示範以及文官考試制度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驅使，西方國家在19世紀前後紛紛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1791年，法國首先試行文官考試，到1875年文官系統基本形成。1806年，英國成立東印度學院，1829年為東印度公司選用文職人員實行公開考試，1855年，英國政府開始推行文官考試，並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規化。由於英國當時國力強盛，所實行的文官考試制度又較系統且卓有成效，因而成為其它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效法的榜樣。1883年，美國也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並於1893年進一步完備。科舉 制 對 歐美現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響，堪稱為我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18世紀之後，我國已落後於西方，在西學東漸的大趨勢下，中國人不得不學習西文、西藝、西政，而科舉制則是屈指可數的反被西方人學習的中國特產之一。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五權憲法》中說，「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實際上，我國科舉制很早就對一些國家產生影響。比如，公元788年，朝鮮就開始仿唐制實行以儒學為標準的科舉考試制度，直到1893年才廢除。越南從1075年開始也以儒學為准實行科舉考試，直到1915一1919年間才正式廢除。日本則在公元676年設立大學寮，大學寮分經、音、書、算四科。人學資格及手續、科目考試的內容及方法，都與唐代科舉制度類似。20 世 紀 80年代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逐漸深人。當我們在引進思想與效率、要借鑒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務員制時，人們才發現原來西方文官制度竟然還是從我國的科舉制度學過去的。1983年，當時的美國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應邀來北京講學時曾說，「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的時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㈥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博導名單公布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博導名單見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官網的【師資隊伍】的【博導名錄】，2015年公布的具體名單如下（建議自己查看官網公布的最新信息）：
姓名 學 位 專業技術職務 電子郵箱
潘懋元教授 榮譽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劉海峰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鄔大光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史秋衡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別敦榮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李澤彧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王洪才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張亞群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林金輝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武毅英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鄭若玲教授 博士 教授、博導 [email protected]

㈦ 科舉制度廢除的影響有哪些

第一，科舉制度的僵化行帶來了一系列影響。科舉制，在其初設時，隋唐時期注重文詞詩賦，對文化的促進提高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唐詩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塊瑰寶；宋朝時，也有較發達的理學、文學和史學，但明清以後，由於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學為依據，從而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致使中國封建知識分子大多數成為范進式的庸才腐儒，流弊無窮，影響到了社會的各階層。由於功名的誘惑，大批讀書人不能靜心學習，早在唐朝時期，就有以考試為指揮棒致使太學教育受到科舉考試的弊病；宋朝，只重科舉取士而忽視學校育才，助長了僥幸奔競的風氣，士子們無心學問，士風學風敗壞，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

第二，科舉制影響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科舉制以儒學為考試內容，從而導致了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了阻礙。「四書」在觀念上成為學問的全部，自然科學技術則被視為無足輕重乃至與傳統利益相悖逆的東西。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三項出現在科舉制度行星的時期，但火葯和指南針都難以找到發明者，可見科技發明的不被重視；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寫成後，因「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而遭冷落；李時珍歷試不中後，潛心從事醫學研究，但他的《本草綱目》寫成後無人問津，甚至在他去世後朝廷仍然不許刊行，「從皇帝到文人學士，對自然科學技術不僅不懂，而且不屑一顧，盲目排斥」。
總之，科舉制度既有其存在的優勢，又有種種弊端。當人類進入到近代社會，中國的傳統的科舉制度面臨著巨大的沖擊：一方面，其考試內容始終停留在儒家學說上，因而與近現代的工業文明脫節，既無法教育出先進的科技人才，反而科舉出身的官僚們鄙視科學，成為社會進步發展的阻礙；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承襲千年的古老制度，它自身也體現出了一些最初沒有被人們發現的弊端，比如科甲朋黨的形成與發展，所謂座主、們省、同年等新的稱謂的出現，一個讀書人，不以教授他知識的老師為恩門，卻以錄取他的主考官為恩門，不看重同窗苦讀的同學關系，卻看重同科及第的同年關系，這顯然是重利輕義的表現。唐朝以後，朋黨之爭愈演愈烈，也體現了科舉制度下的黨爭問題。
二 廢除科舉制後的社會影響
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制度被廢除。這給清末和民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至少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農村教育的停滯。最初，人們預測，「科舉廢矣，學堂其必勃然興」，蓋上可「以用於科舉之費而用於學堂」，下則「以求於科舉之人才而求於學堂」，學堂之經費和學生都會「頓增無數」。不過事實上卻並非如此，中國傳統教育投資是比較低的，而新式學堂教育的投資則比較大，辦學經費遇到了困難；出於對讀書前景的失望和對新的教育體制的不信任，家長們也不再熱衷於將學生送進學堂，他們甚至擔心「習體操也，謂將練習飛檐走壁，以為竊盜之預備；學唱歌業，謂將練習吹彈演唱，以為優伶之預備；信口詆謗，無所不至」。這樣，在農村，讀書人的數量日益減少，平均識字率逐漸降低。
第二，科舉制擴大了城鄉差距。在科舉制度下，士人趨於鄉村—城市—鄉村間的流動模式，遍布鄉村的士人從鄉村流入城市，最後又從城市回到他們心理與情感上真正認同的人生歸宿——鄉村，這種流動模式維持著城鄉文化一體同步發展。科舉廢除後，傳統士紳區城市就讀，調走了文化資源，鄉村文化開始衰落，他們區城市就業，則抽走了鄉村的資金，鄉村經濟開始貧窮。從教學內容看，各類學堂中學的是法政、醫學、工業、和外語等專業，學農業的很少。新式學堂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培養的是適應城市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城市謀生，而在農村無法就業。「科舉制雖以一紙詔書廢除，但是新式學堂卻非一紙詔書所能在農村建立，這導致了士紳流向城市就讀就業，也帶走了鄉村的文化和經濟資源」。
第三，考試與選官的脫離。科舉制擔負著為政府選拔人才作為官員的任務，科舉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了一個從政治錄用到政治角色養成的行政錄用機制，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上下溝通、滬東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科舉制度廢止後，在選官制度上出現了缺失。民國時期，按照孫中山的設想，南京政府設立考試院，但它已無法像中國古代一樣組織全國規模的大型選官考試了。
三 反思
鑒於科舉廢除後的種種後果，清末民初即有人主張為科舉平反：梁啟超說「科舉非惡制也」，認為「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公開說「復科舉便！」；杜亞泉說：「吾直以當日之設學堂、廢科舉，為多事矣」；孫中山則說「唐宋厲行考試，明清峻法執行，無論試詩賦、策論、八股文，人才輩出；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胡適認為「（科舉）確實十分客觀、十分公正„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政府應掌握在最能勝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員並非天生就屬於某一特殊階級，而應通過某種向所有志願參加考試的人敞開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來選任」，「學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學堂不能代替考試的制度；用學校代替考試，是盲目的改革，結果造成中國二十五年來用人行政沒有客觀的、公開的用人標准」。
2005年，劉海峰在《書屋》雜志上撰文《為科舉制平反》，主張為科舉制平反，引起了較大的爭議，遇到了諸多的反對聲。如龔友德在《常熟理工學院學報》上作《質疑「為科舉制平反論」》，反對「平反」。本文在此提出幾個問題拋磚引玉：
第一，關於科舉制廢除後的鄉村教育停滯問題。鄉村識字率的下降被用來論證科舉制的廢除是歷史冤案，在我看來還缺乏足夠的理由。科舉制垂千年而立，因而其一旦廢除，導致農村教育出現缺失，這是可以理解的。以婦女裹腳為例，當人們提出要解掉婦女的裹腳布時，個別地方也出現了抵制解腳令的情況，甚至個別婦女寧願自殺也不願放腳。鄉村教育問題也是這樣，學堂在農村的興辦面臨困難，因而導致農村識字率下降，這個問題不是教學內容所造成的，而是客觀形勢和主觀認識造成的。
第二，關於科舉廢除後的城鄉差距問題。我們應當認識到：過去的城鄉差距小，與其說是差距小，毋寧說是城市發達程度較低：盡管在宋朝以後中國的城市就有較大的發展，畢竟缺乏現代的工業、金融業、商業等現代要素的支撐。近代中國城鄉差距擴大，是中國的城市在歐風美雨下走向同化，而農村則依然停留在封建社會、封建生產關系下無法良好發展的結果。其解決之道，在於促進農村的發展，而不是歸因於科舉制。
第三，科舉制鞏固封建皇權，為專制社會的苟延殘喘補充活力。這種理由也不成立，論者據此反對為科舉制平反，缺乏理性思維。這一論調建立的前提在於科舉制僅僅能夠為封建皇權服務，但事實上，英美的文官制度是學習中國的科舉選官建立的，因而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科舉制僅僅作為封建專制的附屬品。 第四，科舉制是否扭曲人性?這是關於科舉制是否能真正起到選拔人才、培養人才作用的反思。劉海峰教授等學者認為科舉制選拔了大量的人才，而反對者如龔友德教授則認為「科舉制確實選拔了一些優秀的官員，但另一方面為此而被它淘汰、扼殺、扭曲的各類人才何止千萬倍」，且許多人才也不是科舉培養出來的。尤其科舉目的是選拔官員，而考試內容是測試記憶理解，因而考試內容與職業是脫離的。教育只能為選官服務，使人才發展畸形化。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在封建社會里人們提高身階、實現自身發展的路徑，同時，由於科舉制度對人們的意義過於重大，以至於人性的被扭曲。在高考恢復的最初幾年，也出現過因為高考失敗而輕生的現象。而今，高考不再是人們成才的唯一途徑時，就沒有為高考而輕生的現象了。可見，我們可以批判科舉制度成為進身唯一途徑、成為人們的唯一希望時，大大地扭曲了人性，但因此而不要科舉、直接否定科舉，未免過於簡單化。同時，我們僅僅將孔乙己視作科舉制度下的一個可憐蟲，未免看問題太簡單化了吧？如果我們要讓知識分子從事耕作煉鐵等重體力勞動，他們真的比孔乙己更勝任嗎？
科舉制在中國封建社會垂垂千年，它是適應自然經濟條件的一種教育考試方式，在近代社會，由於中國面臨深重的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甚至文化危機，在缺乏理性的深刻認識的條件下被匆忙廢除，終於出現了諸多不曾預料的消極後果。然而科舉制的廢除自有它不適應新形勢的弊端，現在，我們以加強對科舉制的研究和再認識，以便科舉制的公平精神得到新時代的發揮，以便考試起到促進學習的功能。

㈧ 劉海峰的工作經歷

現擔任政府部門及多家企業、媒體的品牌戰略顧問，中國國際名牌協會《中國國際品牌戰略發展報告》編委會成員。
多家權威經濟媒體的特約撰稿人，許多觀點和文章先後在《中國經營報》、《銷售與市場》、《科技智囊》、《中華工商時報》、贏-周刊、新華通訊社《中國名牌》、中央電視台《同贏》等媒體發表。
授課/咨詢經驗：
2003年在銀行業的困境與出路高峰論壇、連鎖通天下中國企業連鎖經營管理論壇、河北企業高層管理論壇、對外經貿大學、北京開發區高層論壇、中國品牌管理高峰論壇等數十場品牌戰略管理演講。2004年先後受四川新都開發區、四川大學、廣東市企業管理論壇等特邀進行品牌戰略管理專場演講；在福建企業管理論壇、廈門服裝企業管理論壇、汕頭中國毛衫、內衣企業管理高峰論壇、沈陽企業創新與發展論壇、前沿講座、北京中國品牌戰略管理高峰論壇發表品牌戰略管理的革命的主題演講，並被清華大學總裁培訓班特邀教授品牌戰略管理課程等。
並多次受邀為中央電視台《對話》、中央電視台廣告部「同贏沙龍」提供咨詢。

㈨ 誰教雅思這方面的聽力和口語比較好

你是專門學習這兩項嗎？你可以參考一下 劉海峰 副教授 雅思專家 寫作專家
清華大學外語系英語語言專業畢業，現任海峰雅思校長。中原著名的考研名師，四六級專家，較早從事雅思教學，曾先後在中原各大雅思學校任職，主講雅思寫作。2006年創辦自己的品牌——海峰雅思，並在短時間內確立了其名聲，現在依舊活躍在雅思教學第一線，是精通雅思聽，說，讀，寫四門的雅思泰斗級人物。針對學生的薄弱所在，有自己獨到的解決方法
Patrick 雅思專家 國際同聲傳譯員 口語專家
基石國際教育合夥人兼海外考試部教研總監，國際同聲傳譯員。美國紐約大學全球商務碩士和心理學碩士，曾在中國多家雅思名校擔任口語和閱讀的金牌主講。2002年開始從事雅思培訓教學，多次參加雅思實戰考試並獲得高分。2004年獲得美國英語學會口語與文化證書，2004年5月獲得國際認證的中歐國際會議同聲傳譯員資格，2006年3月加入AIIC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曾先後擔任百事可樂全球年會，戴姆勒——克萊斯勒收購高峰會，FI方程式賽車上海站，上海網球大師賽等國際會議同傳工作。現為基石考試培訓中心海外考試部教研總監，主教雅思閱讀和口語
趙揚揚 副教授 雅思專家 聽力專家
英國普茨茅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中國最早從事雅思教學的名師，其雅思聽力的「深入淺出法」和寫作的「填空作文」以及「十大配對原則」早已成為中國雅思學生追捧的至高經典。多次參加雅思實戰考試，對英國文化教育委員會的雅思官方出題思路有獨到的見解並提出其蘊涵嶄新思維的破題絕招。在其將近10年的培訓生涯中已經成功培養出眾多高分考生。2006，Rebacca教授又不辭辛勞，開始新托福的研究，並且活躍在新托福教學的第一線。豐富的教學經驗使其在新的領域不斷取得突破。
劉建堂 雅思專家 詞彙專家
美國普林斯頓英美文學專業畢業，現任大華雅思校長，中原著名的詞彙專家，在中原多家雅思名校任教，後投身自我創業。對雅思閱讀和詞彙有較深研究，號稱「詞霸」。

㈩ 科舉制能延續下去的原因

試論我國科舉制度延續千年的原因

摘
要：發軔於我國隋代的科舉制度，到清末廢除，前後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大眾參與、公平競爭、前程美好以及舉業官學化4方面，這些因素一起構築了科舉制度難以動搖的基礎。由於科舉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長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取代，說明這種較為科學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頑強的。
我國科舉制發軔於隋，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前後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一種制度能如此穩定，歷史上並不多見，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個中原因安在?頗發人深思。近20多年來，雖然學界對科舉研究的熱度不減，但探索這個問題的似乎不多。這無疑是個難題，因為原因可能太復雜，或許可以輕松地說出幾條「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卻不容易。劉海峰教授在其所著《科舉學導論》第六章《科舉存廢論》第一節中概括了時下的主要觀點：「一、與賢能治國、精英統治的儒家理論相符合」；「二、標榜公平競爭，具有客觀標准」；「三、牢籠天下英才，有利於鞏固統治秩序」。浙江大學龔延明教授則提出兩點：「取士大權掌握在中央，有利於君主集權」；「以文取士」。他們說得都不錯，也有代表性。不過筆者認為，科舉千年不輟的原因，可從封建政治和科舉自身兩方面去尋求，但後者更重要，也更能說明問題。因為此前無論是「察舉」還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舉賢能、攬英才，「中央」也並非無權。故本文側重從科舉制度自身出發，提出大眾參與、公平競爭、前程美好以及舉業官學化4點，其中與時賢論點一致的，予以補證。自知恐仍難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獻鄙說以就正於方家。
一、大眾參與，使科舉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如何選拔人才參與管理，是國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謂「鄉舉里選」，常被後世學者理想化，具體情況雖因文獻缺略而不得其詳，但至少有一點應該與漢代的「察舉制」、魏晉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舉者屬「他舉」（由他人選拔），自己沒有主動權，命運掌握在他人手中。科舉最基本的原則是「投牒自舉」，徹底打破了「他舉」的傳統。何謂「投牒自舉」，此語最早蓋見於《舊唐書》卷119《楊綰傳》，楊綰在所上《條奏貢舉之弊疏》中說，「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雲雲(詳見下引)。說得明白點，即讀書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請書，包括遞交「家狀」等相關材料)，就可參加縣州的發解試，其中的優勝者便可以一路綠燈，升到省試、殿試（宋以後）。《新唐書》卷44《選舉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唐宋時代，以「懷牒自列於州縣」的私學「鄉貢」最盛，形式上相當於當今的自學考試，不同的是它是當時的主途徑。韓愈曾述逐級升貢的流程道：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若縣，加詳察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韓愈：《贈弦童子序》）
宋代雖取消了縣一級的考試，增加了殿試，但「鄉貢」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時代，才以貢於學校的「生徒」為主。五代人牛希濟曾形容鄉貢的盛況道：「郡國所送，群眾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滿於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這是「投牒自舉」的結果，其熱烈火爆的場面，是暗箱操作的「他舉」時代絕對看不到的。

唐代由於錄取人數少，進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過30餘人，故即便是「投牒自舉」，群眾的動員面也有限，幾乎讓全體讀書人都參與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斷地擴大錄取規模，使科舉朝大眾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是科舉史上的一件大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於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記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側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於仁宗天聖五年(1027)上《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眾，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詒謀錄》卷一：「國初，進士尚仍唐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這同時表明了宋代官僚隊伍的補充，幾乎完全依賴於科舉，而擴大錄取規模，也大大提升了科舉的影響力。據初步統計和估算，有宋一代共舉行過一百一十八榜科舉考試，各種科目登第人數，大致在10萬至11萬之間。省試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選，被州郡發解過的舉子，當有百多萬之眾；而參加州郡發解試的學子，每州動輒數千人（大州甚至過萬），中選的比例更小，往往數十名取一。那麼有宋300多年間，參加過科舉考試的累計蓋以數千萬計。雖然這些數字都是估算，但說大眾參與其中，當是事實。下及明清，科舉皆為國家第一考，從通都大邑到偏遠鄉村，無不有年輕學子為其守更熬夜，動員面之廣，決非「察舉」或「九品中正」可與倫比。
當然，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一個新制度的建構，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投牒自舉」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寶應二年(763)楊綰上疏。他寫道：「自古哲後，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著之於州。……」其下他設計了一整套如何復「古制」的運行流程，此略。總之，楊綰是欲退到上古的「鄉舉里選」和漢代的「察舉制」。當時有不少人附和其說，但最終被否決。（《舊唐書》卷119）至宋代，也時有復古的論調。他們雖也道出了「投牒自舉」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卻不合時宜，也註定要失敗。元初學者馬端臨說得好：「大抵須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楊綰復鄉舉里選，未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文獻通考》卷三二）時移事易，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舉」到「自舉」，是選舉制度的一個質的飛躍。它不僅是封建時代人才錄用方式的進步，也是社會政治的一個進步，表明了在皇權獨攬的同時，將權力有限度地向民眾開放，普通人的價值和尊嚴得到一次提升。從此，至少在理論上科舉給所有士子——無論他出身貴胄還是寒族——提供了靠個人努力和自身能力進入國家權力機關的機會，作為一種選舉制度，它由此也獲得了「群眾萬千」的社會基礎。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眾的參與，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穩定性。
二、公平競爭，使科舉獲得社會的廣泛信任
凡將科舉制與從前「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較的，都要提到科舉的公平性。這的確是科舉制最大的優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也是千百年來人們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選拔上，「公平」卻來之非易。由「他舉」到「自舉」，破除了人與人之間「身份」的差別，「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止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種公平，而最能體現科舉公平原則的，則是考試。所謂「察舉」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試，但卻並不重要，只要薦舉官「心證」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樣錄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沒有用，「舉秀才，不知書」的漢代民謠，是我們所熟悉的。左思《詠史》詩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就是表達對門閥制度下寒士備受壓抑的不平。而科舉則不同，它以考試為中心，用考試將舉子推上同一個競爭平台，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用規范的方式比較客觀、公正地選拔人才。在封建社會制度中，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點之一。
實現科舉考試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數途：
一是堅持以考試為中心、以文章為去取的原則。唐代科舉已重視考試，但較之後世，它還沒有將考試成績作為決定去取的惟一條件。尤其是中唐以後，「公薦」盛行，取人重「譽望」(即社會名望及美譽度)，而考場上文章的好壞反倒不重要。「公薦」即當權者或社會名流向主司(知舉官)及與主司關系密切的人推薦進士人選，或用各種方式為舉子製造聲勢，當時稱之為「通榜」。為了獲取「譽望」，名列「公薦」，社會上用行卷的方式請托權要之風很盛。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唐代舉子有「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的說法。這樣，「公薦」必然流於「私薦」。這實際上是薦舉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復辟，是對公平原則的嚴重破壞，表明當時的科舉制度並不完善。「公薦」、「采譽望」為權力過多地介入考試開了方便之門，正如蘇軾所說：「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蘇軾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這種狀況逐漸得到改變。宋建國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薦」開刀。《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二載：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詔禮部貢舉人，今後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原註：「故事：每歲知舉將赴貢闈，台閣近臣得公薦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時，朝廷又狠剎請托風。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館閣台省官，有以簡札貢舉人姓名囑請者，即密以聞，當加嚴斷；其隱匿不言、因事彰露，亦當重行朝典」。（《宋會要輯稿•選舉》）景德四年(1007)閏五月二十五日，又詔榜貢院門曰：「國家儒學斯崇，材能是選，眷惟較藝，務在推公。而近歲有司罔精辯論，尚存請托，有失擬倫。……今鄉賦咸臻，禮闈方啟，俾司文柄，慎擇春官，用革弊源，別申條制，靡間單平之選，庶無徼幸之人。」
（《宋會要輯稿•選舉》）真宗又詔臣下制定了《考試進士新格》等條制，確立了以考試為中心、以文章為去取的原則，從此使科舉考試走上了規范化之路，為實現公正建立起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證卷面成績的真實性，徹底杜絕閱卷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要做到考試成績真實，防止考場中挾帶、代筆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舉子在考場中畢竟處於弱勢地位，只要加強管理，嚴明紀律，輔之以懲罰，是不難克服的；而影響考試公平更重要、最惡劣的，是手握公權力的官員，特別是考官接受請托而徇私舞弊。為此，宋代實行考官鎖院制，試卷糊名、謄錄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謂「鎖院」，又稱「鎖宿」，即朝廷任命的權知舉、權同知舉及其他考官名單一經公布，就須馬上到貢院住宿，不得與外界接觸。《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四載：「自端拱元年(988)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鎖院」制斷絕了考官接受請托的機會，無疑是個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將唐代制科曾用過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進士及諸科)殿試。（《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所謂糊名，又叫封彌、彌封，即糊住考卷上舉子姓名等個人信息，而易以別的號碼(宋人用幾個字拼湊成字形，稱「字型大小」)。在現代考試中，試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從此而來，我們並不陌生。真宗咸平間,省試實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陳彭年等受詔制訂《考試進士新格》，將糊名法制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二載：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乃委轉運司所部選詞學並公勤者為考試、監門、封彌官」。從此之後，幾乎所有重要的考試，都實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號，仍無法確保安全，因為欲作弊的考官還可用其他方法獲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認筆跡、約定暗號等，於是宋人又發明了另一「高招」——謄錄。謄錄又稱「易書」，即組織書手將舉子們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評閱的是經人謄錄過的卷子。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八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歲，禮部初置謄錄院。」其他宋代文獻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選舉志一》等所記同。州郡發解試實行謄錄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間。各級考試實行糊名、謄錄制後，考官評卷時不再能夠上下其手，營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請托之風，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風也從此止息，從而有力地保障了閱卷的公平和成績的真實，使科舉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過時文的程式化以達到評卷的標准化。在宋代考試的各主要科目中，詩、賦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嚴，如律賦需8韻、360字以上成，又規定若韻字平仄相間，則依次用韻，等等。策、論、經義，歷來認為最「難考」，因為沒有統一掌握的標准。自北宋後期到南宋初，這些文體都實現了程式化。比如論體文有冒子(包括破題、承題、小講、入題)、原題、講題(大講)、使證、結尾(論尾)。進策與此相類。經義則有冒子(也包括破題、接題、小講、入題)、原題、大講、余意、原經、結尾。舉子必須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在敘述經義程式之後說：宋人經義「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復可厭」。從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場文字都必須用同一個「模子」，而其中的經義，發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場時文程式化，將科舉所用的文學體裁工具化，成為專門用於考試的文體而遠離文學，雖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思想，但也解決了「難考」的「老大難」問題：嚴格的程式使難有客觀標準的文章，變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寫作時必須嚴格遵守的格式，也是舉子最易失誤、考官最易發現並無容置辨的「硬傷」，而計「硬傷」的成績評定，自然就顯得「公平」「公正」了。
總之，以考試的方法選拔人才，之所以優於先前的「察舉」或「九品中正制」，正在於它以「考試」為惟一的手段，用相對公正的方式釐定高下優劣，進行競爭和選拔。當然，「公平」只是相對的，更遑論「理想」。猶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試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優於「推薦制」，是全社會都能接受的，不要說目前，即便在可預見的將來，似乎還沒有別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為士子為之奮斗的目標
登科舉子的出路如何，既標志著統治者對科舉的重視度，也關繫到它的吸引力。質言之，科舉若要持續發展，長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則將被冷落而無人問津，難以為繼。正是在這一點上，科舉以名利為誘餌，給了登第者最豐厚的回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諸儒註解古文珍寶》前集卷上）成了讀書人的信條，像商人逐利一樣，為它可以熬盡青燈、皓首黃冊而不悔。
不過，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發達」，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進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經後以進士科為貴，但及第後只是取得出身，須再經吏部「關試」後方才授官，一般職位也不高。這是由於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貴戚集團力量還很強大，政權主要由他們把持的緣故。進士科登第後真正能夠「發達」，是在上述勢力衰微之後，具體地說，在貞元、元和之際這個時期，大部分高級官員開始由進士出身者擔任，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唐國史補》卷下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舉繼承了中唐以後的傳統,出路極好。宋也以進士科為貴，而科第出身幾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證」，獲取科名後的榮譽也遠超唐代，如尹洙所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也不可及也。」（《田況：儒林公議》）南宋人項安世曾作《擬對學士院試策》，論科舉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論矣。（《宋會要輯稿•選舉》）
元初作家劉塤在《答友人論時文書》中也說：
夫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光明遠大之學。然為昔之士，沈薶於卑近而不獲超卓於高遠者，蓋宋朝束縛天下英俊，使歸於一途，非工時文，無以發身而行志；雖有明籍之材，雄傑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為此不名為士，不得齒薦紳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趨，白頭黃冊，翡翠蘭苕，至有終老而不識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劉塤：《水雲村藁》卷一一）
他們雖都對科舉持一定的批評態度,但也由此可見統治者對科舉的重視，而舉子拚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據統計，北宋92名宰相中，科舉出身者達83人，占總數的90%；在176名參知政事中，科舉出身者達162人，占總數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級官員中，進士出身者佔45%，御史中進士出身者佔91%。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宋代以後，登第舉子在官場佔有絕對的壟斷地位。當然，欲實現「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用科舉「束縛天下英俊」,單舉上述仕途亨達者尚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必須在高級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時，也給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實惠。宋代舉子在登第後不用再到吏部「關試」就直接授官。從太宗時代開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引者按：從八品）、大理評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諸州，其次皆優等注擬」。（《宋會要輯稿•選舉》）不僅起點高，而且晉升快。後來隨登第人數的增加和冗官現象的嚴重，各時期授官擬職的情況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異，此時期甚至鄉試登第（俗稱「舉人」）即可入仕，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述。總之，在科舉時代，上至宰輔，下至州縣官吏，幾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們握有各級官府的實權，同時享受著優裕的物質生活待遇，所謂「黃金屋」、「顏如玉」雲雲，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空頭支票」，而是「好夢成真」。
科舉既給登第舉子帶來了美好的前程，同時也得到這部分握有實權的既得利益者的堅決擁護。由此不難理解歷代讀書人何以對它趨之若鶩，而科舉制度與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的關系，則使科舉的社會基礎和地位更加牢固，獲取了延續千年的無窮力量。
四、舉業官學化，科舉滿足了封建統治的需要
我國古代的所謂「科舉」，其實不是教育，許多學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學位制。科舉的任務是「擇士」（前述楊綰疏謂「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即選拔治國之才，而教育是「養士」。自然「擇士」與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科舉要生存、發展，必須滿足統治階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獲得長久延續下去的理由。
以進士科而論，唐宋時最被人詬病的是詩賦浮靡，無益治道。楊綰疏就尖銳地指出，自從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雜文（引者按：「雜文」謂箴、銘、論、表之類，天寶後專用詩賦，見徐松《登科記》卷一），明經填貼，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習詩賦而廢《六經》，就「擇士」的目的而論，是不合格的。入宋後，批評的聲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魯宗道上言道：「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真宗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可申明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場詩賦題目相當隨意，即宋人葉夢得所說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諸如節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為題。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誥李淑上言，主張只能在國子監有印本的經、子、史書中出題，詔可。（《宋會要輯稿•選舉》）慶歷四年(1044)宋祁等詳定貢舉條制時也規定：「詩、賦、論於《九經》、諸子、史內出題，其策題即通問歷代書史及時務，並不得於偏僻小處文字中(出)。」
（《宋會要輯稿•選舉》）要之，從仁宗時代起，通過「兼取策論」、限制出題范圍等措施,在進士科考試中尊經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滿足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學者看來，這還遠遠不夠。司馬光於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選人試經義札子》，反對以詩賦取士，其理由就是詩賦於「治民」無用，他說：「(舉子)就使自能作詩，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寧變法實行科制改革，用經義取代詩賦，所持理由相同。《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載:「神宗熙寧二年(1069)，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下面接著說:初，王安石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兩制、兩省、御史台、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直史館蘇軾上議，宜仍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雖然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但在神宗的支持下，變法的決心已下,於是熙寧三年（1070）首先在殿試中罷詩賦,熙寧六年在省試中罷詩賦,而代之以經義取士，實現了唐以來反對以詩賦取士的一派人的意願。南宋上繼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明清兩代用八股制藝取士,實際上就是宋代的經義,只是程式更加板滯，行文完全偶對。
由用詩賦取士到以經義取士,決不簡單地只是考試科目的變更,而是一步步地使「舉業」(科場時文)向官學靠攏，最終完全官學化,使中舉者成為合格的「官」。
南宋後期至明清時代，由於理學的官學化，「舉業」也不可能例外。理學創立於北宋中期，經過長期曲折的發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5人從祀孔子，是為理學升至官學的標志。從此理學逐漸佔領了學術文化陣地，自然也包括科舉陣地。程朱義理成為舉子詩文的思想准則，而朱熹《四書》則是考官出題的淵藪，決科射策者非《四書》不讀，不許越雷池半步。明代科舉「專取四子書（按即《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藝」。「《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明史》卷七0）可見考試科目的官學色彩極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藝」。清康熙二年（1663）曾廢制藝，但僅「行止兩科而罷」。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張改移考試條款，實欲廢八股，甚至廢科舉。章下禮部覆奏，稱「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精微之奧旨，……雖曰小技，而文武干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這就道出了「時藝」不可廢的原由：八股文題目都出自《四書》，純乎官學，蘊含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廢八股就有廢官學的危險。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力持議駁，「科舉制藝得以不廢」。（《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舉業官學化意味著科舉承載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其背後有著強大的權力支撐，這無疑成為科舉延續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