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兆豐

❶ 清朝皇族後裔在二十一世紀還有沒有他們是誰2007年的"加油,好男兒!"中的張超是鈈是清朝皇族後裔

愛新覺羅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個大家族，歷經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壯大，這個家族的後裔數量十分龐大，要算在各個領域有名的愛新覺羅後人也很多，如在書畫方面頗有建樹，出現了許多能書善畫之人。到目前為止，愛新覺羅家族裡有100多位在海內外很有影響的書畫家，溥傑、啟功、溥佐、浦松窗、浦心、毓峨、毓贍、兆豐等等都是被大家常常提起的書畫大家。愛新覺羅·恆山
1954年生於沈陽，現任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研究員、中國社會名人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名人藝術研究會企業名人委員會主任、遼寧大學客座教授、遼寧省藝術學院教授、沈陽理工大學客座教授、沈陽中山金石書畫會顧問，北京新時代國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簽約畫家

愛新覺羅·恆鈦
1954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內蒙古民族師范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親王奕宗後代

愛新覺羅·啟祥
1931年11月生於滿州里，滿族正黃旗人，字景輝，號長白卧龍居士，系清聖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襲和碩庄親王允祿之九世孫、同治輔國公載勛之四世孫、光緒鎮國將軍毓愍之孫、愛新覺羅·恆錕之長子、即康熙帝十世孫。
世界文化藝術研究中心特約顧問編委，中華人物大典，中華人物辭海，當代文化卷特約顧問編委，中韓文化藝術中心特聘美術師（教授）。

愛新覺羅·啟驤
字騰伯，生於一九三五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是清雍正第九代孫。

愛新覺羅·毓震峰
1956年生於北京，滿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孫，著名書畫家愛新覺羅·溥佐之子。

愛新覺羅·啟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後裔，現為北京市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墨林書畫院資深書畫家。其書法筆力遒勁，灑脫自然，深受業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評。其作品多次在國家、省市級美術展覽中獲獎並被相關藝術機構收藏

滿清皇族的後裔還在中國～～～都集中在北方～～～著名學者啟功就是愛新覺羅的後代～～但是很多的皇族後裔都改姓「金」了～～因為愛新覺羅的意思就是「黃金」～～～可能是皇族後代有很多都不願提及自己的身份～～～～

皇族後裔在全國分布廣泛，其生活狀態也多種多樣，他們像普通民眾一樣難以歸類。這一群體對待「愛新覺羅」姓氏的態度各不相同，按照一位直系後裔的歸納，就是「隱、顯、貼、騙」：有的隱藏，有的凸顯，有的貼過來，有的騙過去。

非常主流

3月21日上午，在北京市崇文區政府的一間辦公室里，醇親王載灃的長孫金毓嶂慢悠悠地拾掇著報紙和文件。「我們家的人都不姓愛新覺羅，」這位62歲的副區長說，「都什麼年代了，姓那個有點兒古怪。」他戴著寬大的眼鏡，用很大的綠色玻璃瓶子喝茶，圍繞在他周圍的是機關辦公室的傳統陳設：暖瓶、報刊夾、木頭辦公桌和暖氣片。不過，假如清王朝的統治仍未結束的話，其身邊的陳設也許會更為傳統―――僅僅是假設―――那樣一來他若非貴為親王，便會成為皇帝本人。

「那可不能假設了。」金毓嶂趕緊說，「我們都是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戴著紅領巾，長在紅旗下。我們都要與時俱進。」作為黨外人士，在副區長的位置上他可以比中共黨員多干5年，他認為，這是一個繼續服務社會的機會。最近一段時間里，他正在積極參加「保持黨的先進性」學習。

這是一個和善、誠懇的男人，雖然身為副廳級官員，但「領導者」或「統御力」的感覺並不明顯。

另一方面，他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諧社會」、「擁護黨」、「56個民族發出同一個聲音」等字句，密集地穿插在其談及的每個話題當中。在表達對清宮劇的看法時，他還提起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對於自己現在的生活，金毓嶂非常滿意。他有自己的住房，有一部私家車，每日花銷不愁，而且都是「自食其力」賺到的。他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幹得相當不錯。女兒剛剛大學畢業幾年，就已經有了在好幾個知名外企工作的經歷，其中包括摩托羅拉。

醇親王載灃的11個孩子中4個是男孩，除末代皇帝溥儀外，還有溥傑、溥供和溥任。溥儀無後，溥供3歲早夭，溥傑只生有兩個女兒，因此溥任一家就成為醇親王家族延續至今的惟一香火。金毓嶂就是溥任的長子。

按照清帝遜位時的規定條款，愛新覺羅氏都採用其滿語中的「黃金」之意改姓「金」。不過有些皇族後裔如雍正九世孫如啟功，並未遵照這一規定，如啟功的祖父告訴他絕對不可以姓金，因為那是「仇人」袁世凱的指令。

溥任又名金友之，今年87歲，耳朵全聾，還在承受2月份夫人去世的悲痛，因此他的兒子和保姆都認為老人無法接受采訪。這位「最後的皇弟」住在鑼鼓巷胡同里的一處平房院落，從外面看上去，院子似乎經過修繕，但還是顯得有些破舊。周圍的鄰居介紹，很少見溥任出門。老人的生活一直很簡單，其卧室既兼書房又兼客廳，屋中擺滿了育有綠色植物的花盆，書櫥高大厚重但是陳舊。

在這繁衍下來的近親宗室中，「男丁」都有不錯的成就。除金毓嶂外，溥任次子金毓在北京某大學工作，任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的副院長，三子金毓嵐是朝陽區和平街第一中學的高級語文教師，還是一位古玩收藏家。

非常明顯，金毓屬於那種希望別人盡量少地注意到自己特殊身份的皇族後裔，他拒絕接受采訪，在電話中談了談自己對血統的態度之後，又提醒說這只是聊天，「要是你寫的話我就告你。」與他的態度相似，金毓嶂雖然接受了采訪，但表示，自己就是家族面對外界時惟一的代表，因為「皇族不皇族的事情老百姓感興趣，我們自己不感興趣」。

「幸福和平常是不可分的，」他說，「要是你的身份不平常，那肯定不幸福。」

金毓嶂的這個認識首先來自對溥儀的觀察。1960年代初，溥儀受特赦回到北京，經常到溥任在西揚威胡同的家裡坐坐，回去時不認識路，就由金毓嶂送他回家。在金毓嶂的印象里，「大爺」是個脾氣很怪的人，說話什麼的倒正常，就是讓人覺得不對勁，生活能力也特別差。

1943年金毓嶂出生時，這個家族還住在什剎海邊的醇親王府，即現在的衛生部、國家宗教局和宋慶齡故居。他因此得以在水光樹影間度過童年，成為見識過王府生活的最後一個皇裔子弟。2004年他的家人去了一次宗教局，模模糊糊地找到了失去已久的記憶，「腦子里還有點兒影子―――那個河。」

對於祖父載灃，金毓嶂也有不大真切的記憶。載灃成功地化解了來自慈禧太後、袁世凱等危險人物的猜忌，逃過了喻培倫、汪精衛等革命黨人的「鐵西瓜」炸彈，直到1951年才去世。金毓嶂記得，載灃老年時閉門思過，是個胖乎乎的老頭兒，穿中式衣服，梳分頭，對自己很喜愛。溥任25歲才生了這個長子，讓載灃大喜過望。

在溥任的回憶中，載灃精通滿語，對天文學很有興趣，曾帶著孩子們用塗了墨水的鏡片觀察日食，然後用工筆繪下過程圖。

金毓嶂說，自己的這一家人都比較本分、朴實，而且凡是醇親王家族的人，都以老實厚道著稱。

他的奶奶名幼蘭，瓜爾佳氏，是榮祿的女兒，像她父親一樣強悍，一心想恢復帝制，對疏懶平和的丈夫很不滿意。遜位後，有一次溥儀受到光緒瑾妃的欺負，幼蘭自尊受挫，吞服了大量鴉片，然後在王府里四處走，對溥任說：「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幫他恢復祖業，別像你阿瑪一樣沒出息。」說完就死了。

這遠不是這個家族的惟一悲劇，而一切的起因，就在於家族中出了兩個皇帝。金毓嶂說，這是歷史的選擇，他的家族對此很不情願，也很不勝任。「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總是提起皇族身份。」金毓嶂說。
寂寞和喧嘩

在身份證上，這位45歲的女畫家名叫毓紫薇，其他場合又可能叫作愛新覺羅·紫薇、愛新覺羅·毓肦和紫薇·毓肦。「毓肦」這個名字是靠畫畫謀生之後起的，按照清皇室慣例，「肦」字帶「山」字旁，可與表明輩分的「毓」字搭配。她告訴別人，愛新覺羅·毓肦是她的正式名字。

姓氏的恢復對她的事業有所幫助。「畫會好賣一些，」3月22日，在保利大廈的茶座里，她說，「人家一看，『愛新覺羅』，就認你的畫。」

她覺得，由此帶來一些麻煩是值得的。「肦」字在「智能雙拼」里根本打不出來，另外，最初推廣自己的新名字時，有人打電話來說找毓肦，毓肦自己經常反應不過來，「你找誰呀？打錯了。」

毓紫薇是肦親王奕訁宗的第4代孫女，奕訁宗是道光五子，即金毓嶂的曾祖父——第一代醇親王的哥哥，因此她算是血統純正的皇族宗室。不過，如果按照清代皇室的襲爵方式，她的貴族地位就要比金毓嶂低得多。醇親王家族出了兩個皇帝，受封「世襲罔替」，晉升到「鐵帽子王」之列，即按原封爵位世代承襲。而毓紫薇的爵位則是按輩遞降承襲，按其曾祖父為親王，則次第降為郡王、貝勒、貝子。

毓紫薇長得小巧玲瓏，一直「沒遇到合適的」，未婚，「朋友挺多，交往很少」，平日里獨自呆在東直門外的公寓樓里，如果不畫畫，就呆著發愣。對於自己的畫，她不做過高的評價，只是說自己對於畫畫的態度很認真。

像愛新覺羅家族中的許多知名人士一樣，她的父親溥佐是著名畫家，擅長工筆宮廷畫。家學淵源使得她和5個哥哥都成了畫家。毓紫薇對於自己受到過文懷沙先生的贊揚非常自豪。去年她赴香港參加「世界華人畫展」，作為8位評委之一，「有個坐的地兒」，也是一件讓她欣慰的事情。

毓紫薇說，自己的畫是「有行無市」，大多賣給了朋友。對於一幅畫能賣多少錢，她說不清楚。

「我賺錢不多，夠花就行。」她說。文懷沙在他的評論中說，從毓紫薇畫的金竹可以看出，她太寂寞了。她自己也承認，自己的生活有些「悶」。在45年的人生歷程中，她最受關注的日子是前幾年。當時她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給《還珠格格》提點兒意見」，抗議那部電視劇中的「紫薇格格」與自己同名，打擾了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在那時，她對記者們提出了「愛新覺羅畫派」的概念。她現在解釋說，其實那隻是隨口說說而已。不過，她認為皇室宗親們畫的宮廷畫與傳統的宮廷畫是大大不同的，因為宮廷畫師們是為了取悅皇上而畫畫，心態是卑微的，而皇室宗親們不需要取悅誰，心態光明坦盪。

她強調說，「教育和基因」使她和族人畫家們的作品與眾不同。

有些時候，毓紫薇在民間市場上購買從清代保存下來的顏料，無論花青、藤黃、赭石還是什麼，使用起來都特別漂亮。這也是她與過去時代的惟一聯系。5個哥哥都住在天津，見面機會不多。北京的一些畫家聚會，是她能夠見到皇室後裔們的少數機會之一，而且她和他們的交往也不多.
難以概括的群體

對於這一特殊群體，目前還沒有什麼人進行全面的觀察記錄。「在整個層面上說清楚很難。」北京市滿學會會長閻崇年說。這個學會和中國社科院清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都表示，對皇室後裔的研究不多，掌握的情況也很少。北京市民委則稱，他們掌握的情況針對北京市的各個少數民族，沒有滿清皇族後裔的名單和其他資料。

趙書因此成了這方面的「專家」，這位北京市民委前任副主任已經退休，在北京市文史館從事研究工作。

他說，他與北京市的大多數皇族後裔打過交道———前提是他們是近親宗室的成員。在政協會議上，他4次與溥任住一個房間。印象中，「任四爺」溥任是個非常簡朴的人，崇文菜市場的醬豆腐比東四的便宜，他就騎自行車去買。「皇族後裔們都很平和、老實。」趙書說，「這可能跟他們的家教有關系。」他還強調，這里不包括「散宗室」和普通滿族八旗子弟。他本人也是滿族人，屬正白旗。

金毓嶂的回憶可以與此參照。他記得自己青少年時期家裡一直很窮，直到兄弟們都上了班，家裡的情況才好起來。

閻崇年說，皇族後裔包括三部分：近親宗室，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貴族後裔；宗室嫡系子孫；閑散宗室。他說，這些人從事什麼行業的都有，難以歸類，而且遍布全國，即使有關機構進行查訪也有著很大的難度。

關於「愛新覺羅」的姓氏，在趙書看來有個有趣的現象。「正支的皇族後裔很少自己冠以愛新覺羅氏，旁支的就喜歡這么叫，尤其是在書畫界。」他給這種現象起了個名字，叫作「時代功利性」。給自己冠以「愛新覺羅」姓氏的皇族後裔們則認為，一些閑散宗室的態度不太恰當。毓紫薇在報紙上讀過關於「愛新覺羅·州迪」的報道，她認為這個人是假冒的，「穿成那個樣子，一看就是個騙子。」

金毓嶂和他的父親溥任一樣，認為州迪的行為不妥當。「這個人比較怪。」他說。

在沈陽，60歲的德崇開了一家「愛新覺羅·德崇文化商行」，專門經銷清代傳統的文化工藝品：各式各樣的香料荷包、老虎枕、小旗鞋、格格裝、武士服和八旗徽章等等。1992年，他曾創辦了「全國第一家滿族物資經銷公司」，以民族圖騰「海東青」命名。他還是東北地區第一個建成火雞養殖場的人，培育尼古拉重型白羽火雞。

如果你叫他「德崇」，他會嗓音洪亮地糾正你：「我是愛新覺羅·溥！」

在1970年代以前，這個滿族男人默默無聞，在發表了一篇題為《岳飛是千古忠臣、民族英雄》的文章後，開始在當地引起注意。現在，他已經開始不時地在沈陽媒體上發表關於滿族事務、歷史和文化的意見。他稱溥任為「四哥」，自稱是皇族後裔，不過，他的家譜中的貴族血統的證據要追溯到努爾哈赤才可見到。

對比幾個歷史階段皇室後裔或低調或高調的行為方式，北京市滿學會會長閻崇年認為，辛亥革命後，皇族後裔紛紛改姓，建國後的一段時間里又強調階級劃分，因此皇室後裔對「愛新覺羅」姓氏比較忌諱；現在他們以家族為自豪，恰好說明社會心態的寬容與進步。

在滿語中，「姓」叫作「哈喇」。老北京人初次見面時會問對方：「貴哈喇？」他們如果來到當代，會發現喜歡回答「愛新覺羅」的人越來越多了。

❷ 河南總裁班

北京大學，簡稱北大，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北京大學創辦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百餘年來，這里匯聚著中國歷代最優秀的學者，「這是一塊聖地，民主與科學已成為這聖地的不朽靈魂。」在這旖旎的燕園里，不僅有學貫中西、學識淵博的名師風流，更有胸懷天下的青年學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以及魯迅、胡適等一批傑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學任職或任教。
北京大學EMBA河南總裁班教育培訓中心隸屬於鄭州北大兆豐教育咨詢中心所有，是專業從事中高層管理人員的管理類培訓及企業內訓的基地，其主要項目有：高級工商管理總裁研修班、財務管理特訓班、企業內訓、企業商務考察等。從04年創辦至今已成功開班近20期，培訓企業高管近1500人，多年來不斷優化課程體系，形成了以北大、清華、復旦、武大、人大等全國頂級教授、政界專業人士、知名企業家等組成的超一流師資隊伍，傳遞最新、最前沿管理資訊，教授最系統、全面的管理知識與方法，系統提升企業高管的綜合管理水平，為學員搭建精英人士的交流平台，使教學不斷邁向卓越。

❸ 《清史稿》是誰寫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清史稿》是記敘了清太祖建國到1912年溥儀宣布退位所有清朝的歷史，乍一聽這個名字就不像正正經經正史應該有的名字。其實，清史稿並不是清朝政府組織編撰的歷史，而是根據修史的傳統，是由清朝的下一個政權北洋政府組織編撰的，所以它又不算是清朝的正史。

清朝滅亡之後，北洋政府為它修史。北洋政府按照歷代編史的規矩，於1914年專門設立了編撰清史的清史館，由趙爾巽作主編。參與編寫史書的人大多都是清朝的舊臣，他們都是飽讀聖賢之書的人，思想比較保守，所以在書中的思想傾向性也很明顯。他們熱烈謳歌了清朝，把辛亥革命說成叛亂，對列強侵略也隱瞞不報，所以當時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修史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經過趙爾巽等人的努力，14年後，《清史稿》還是成書了。

《清史稿》成書倉促，時局特殊，但也是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清史稿》由多人編寫完成，在編寫的過程中，編寫者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加上時局動盪，《清史稿》還是有著一些瑕疵，比如出現人名等錯誤。然而，這套書的歷史價值還是值得肯定的，現在我國已經把它作為25史中，成為了解清朝歷史的重要史書

❹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後勤學院的歷史沿革

學院在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武警衛校、武警醫專和武警醫學院、武警後勤學院四個發展階段。
武警衛校階段 （1984.06～1989.09）
武警部隊重新組建初期，衛生技術幹部嚴重缺編，且補給無源。為確保武警部隊的戰鬥力和官兵的健康，經公安部批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衛生學校（簡稱武警衛校）於1984年6月在北京誕生。學校編制為正師級，設訓練部、政治部和校務部三個機關，編制皆為副師級。學校開設臨床醫學、護理、葯劑、檢驗、影像五個專業，培訓目標為中等醫務人才，學制為2年。
學校在北京無校址，1988年下半年經武警總部批准在天津定點建校。
自1984年下半年始，學校採取「集中領導，分散辦學」的方式，在條件較好的武警直轄市、省和自治區總隊醫院組建學員隊，培訓各個專業的學員。
學校校長為袁兆豐（副校長，主持工作），政治委員先後為為王夢賢（副政治委員，主持工作）、高俊。
武警醫專階段 （1989.09～1993.12）
1989年9月，經公安部批准，學校易名為武警醫專，編制等級和領導機關不變。1990年6月，學校第一期基建工程竣工。1990年9月，迎來第一期集中辦學的學員。自1991年8月始，學校開始與天津醫學院聯合培養本科生。
校長為魏繼同，政治委員為高俊。
醫學院階段 （1993.12～2011.9）
1993年12月，經國家教委批准，武警醫學院正式組建。學校編制等級不變，下設訓練部、政治部和院務部，編制等級不變。1994年8月學院開始獨立招收臨床醫學本科生，1997年6月通過國家教委對本科教學工作的合格評價，1998年開始與地方大學聯合培養碩士研究生，1999年學院獲得學士學位授予權，2000年3月原武警天津總隊醫院正式轉隸為學院的附屬醫院。2000年5月經中央軍委批准，學院編制由正師級調整為副軍級，設訓練部（正師級）、政治部（正師級）、院務部（副師級）、科研部（副師級）四個領導機關，另設基礎部（副師級），組建臨床醫學系（副師級）、護理學系（副師級）、醫技葯學系（副師級）、衛生勤務學系（副師級），附屬醫院由正團級調整為正師級。2007年下半年學院落實新編制，撤銷原醫技葯學系，新設預防醫學系（副師級），研究生管理大隊編制調整為副師級。2007年開始與地方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
後勤學院院階段 （2011.9～）
學院現任院長為李玉明，政治委員為張曉平。往屆院長先後為魏繼同、左鐵鍔、梁香華、楊希忠、雷志勇、王發強，往屆政治委員先後為李慶安、葉松海、史國雙。

❺ 魯迅去世前後背景資料，人們對他去世的反應感受

魯迅及其作品進入西方人的視野是20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期的事。當時,給歐洲帶來毀滅性影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歐美知識界開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種種弊端,一些有識之士還開始檢討以往一個世紀西方對非西方文明居高臨下的主子態度,嘗試以平等的眼光觀照非西方文明形態。此外,國際政治格局也發生了某些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中國,雖然在戰後的利益分配中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好處,但至少獲得了與歐美國家的對話的機會,西方列強逐步改變了鴉片戰爭尤其是庚子事變以來毫不掩飾的對中國公然的蔑視態度。在這樣的語境中,中西文學交流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西方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由過去的只關注古典文學,轉向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並重的研究格局,其中魯迅就是最受西方學者關注的中國現代作家。魯迅作品最早的西文譯本是梁社乾翻譯的《阿Q正傳》英文譯本。梁社乾(1889~? )祖籍廣東新會,生於美國,精通英語,從1925年5月起與魯迅通過十多封信,商討《阿Q正傳》譯事,他得到魯迅的許多幫助。1926年梁社乾翻譯的《阿Q正傳》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魯迅在12月11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他收到梁社乾6本贈書的情況。[1]
魯迅作品的第一個法文譯本出自敬隱漁之手,也在1926年面世。敬隱漁(1902 ~1931)是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1926年5、6月,他翻譯的《阿Q正傳》經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介紹,在著名的刊物《歐羅巴》第41期、42期發表。1929年,敬隱漁把他翻譯的《阿Q正傳》會同《孔乙己》、《故鄉》收進他翻譯、編輯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家作品選》,在巴黎出版。
隨後,英國人E.米爾斯將敬隱漁這部《作品選》轉譯成英文,改名為《阿Q的悲劇及其他當代中國短篇小說》,於1930年在倫敦的G.老特利奇公司出版, 1931年,美國也出版了這部作品集。1932年,魯迅的《葯》由喬治·A.肯尼迪翻譯,刊載在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國論壇》第1卷第5期上。在魯迅生前,上海的外文報刊載過魯迅譯文的還有英文刊物《中國呼聲》、《大陸周刊》、《民眾論壇》等,法文報紙有《上海日報》等,在美國出版的《新群眾》、《亞洲》、《小說雜志》和《今日中國》等也刊登了由斯諾、伊羅生、王際真等翻譯的魯迅作品譯文。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05~1972)1933年與魯迅結識,並開始翻譯魯迅的小說,1935年2月姚克翻譯的《葯》和斯諾為英譯本作的序言一起刊登在紐約《亞洲》雜志第35期上, 1936年斯諾與姚克聯手譯出《風箏》,發表在《亞洲》雜志第36期上。1936年10月,斯諾翻譯、編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在倫敦的哈拉普書局出版,該書第一部分收錄了魯迅的《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箏》、《離婚》6篇作品。美國記者伊羅生(HaroldRobertIsaacs1910~)也是魯迅的友人,他翻譯的《風波》登在1935年9月紐約出版的《小說雜志》上。
三四十年代在美國高校任教的華裔學者王際真也是當時譯介魯迅作品的主要譯者,他翻譯的《阿Q正傳》於1935年在紐約的《今日中國》月刊第2卷第2—4期連載。後來王際真又翻譯了10篇魯迅小說,它們是:《在酒樓上》、《離婚》、《頭發的故事》、《狂人日記》、《故鄉》、《肥皂》、《祝福》、《傷逝》、《孤獨者》、《風波》,陸續在紐約的《遠東雜志》和上海的《天下月刊》發表。1941年,王際真把這11篇譯作結集為《阿Q及其他———魯迅小說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王際真還譯有《現代中國小說選》(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44年版),內收魯迅的《端午節》和《示眾》。王際真譯有魯迅小說13篇,成為本時期西方世界翻譯魯迅作品最多的學者之一。
魯迅作品的德譯本面世比較晚,據學者戈寶權查證, 1928年,廖馥君曾經在1928年用德文譯過《阿Q正傳》,但一直沒有出版。1947年,約瑟夫·卡爾邁爾翻譯的《祝福》在瑞士蘇黎世面世,這是最早公開印行的德譯魯迅作品。1946年,斯諾編譯的《活的中國》轉譯為丹麥文在哥本哈根出版,這是魯迅作品首次被譯成丹麥文。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歐美各國人士中最早著手研究魯迅的是巴特勒特(R.M. Bart-lett)。1926年6月中旬,當時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文學和哲學的巴特勒特訪問了魯迅,1927年10月,他的《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魯迅》一文在美國的《當代歷史》第10期上發表[2]。文章稱魯迅是「中國最有名的小說家」、「現代中國的寫實大家和短篇小說的名手」。文章介紹了魯迅對俄國文化和文學的看法:「我覺得俄國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豐富」,「中俄兩國間好象有一種不期然的關系,他們的文化和經驗好象有一種共同的關系」,「俄國文學作品已經譯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國作品都多,並且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最大」。巴特勒特在文章的最後從思想史角度對魯迅的重要性進行了評析:
他是一個天生急進派,一無所懼的批評家和諷刺家,有獨立的精神,並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話寫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敵人,篤信科學,鼓吹新思想。他曾對我說:「孔教和佛教都已經死亡,永不會復活了。我不信上帝,只相信科學和道德。中國人本和宗教無緣,所以再也不會信仰它,中國人今日最大的毛病是懶,他們一旦努力起來,內戰馬上就會停止,那時中國也就強盛。工作和科學二者是中國的救星。」
巴特勒特在文章中還介紹了《阿Q正傳》在國外的影響,以及法國文壇巨匠羅曼·羅蘭對它的高度評價。說起羅曼·羅蘭對《阿Q正傳》的評價,必然要講到他的評價在中國文壇引起的一段公案。
1926年2月20日,魯迅收到敬隱漁的來信,被告知說羅曼·羅蘭即將把他翻譯的《阿Q正傳》推薦到《歐羅巴》雜志發表,敬隱漁的來信轉述了羅曼·羅蘭對這篇作品的評價:
「……阿Q傳是高超的藝術底作品,其證據是在讀第二次比讀第一次更覺得好。這可憐的阿Q底慘象遂留在記憶里了……」羅曼·羅蘭的看法是在寫給敬隱漁的信中表達的,敬隱漁告訴魯迅說羅曼·羅蘭給他的信件已經寄給創造社了。[3]作為創造社成員的敬隱漁本想在創造社的刊物上公開羅曼·羅蘭寫給他的信,但此信一直未能發表。
1926年3月2日,柏生發表《羅曼·羅蘭評魯迅》一文,文中引用了全飛先生的法國來信,全飛自稱是敬隱漁的同學,他介紹了羅曼·羅蘭對《阿Q正傳》評價,與敬隱漁寫給魯迅信中的評價基本一致。全飛還認為敬隱漁「中文不甚好」,故他譯的《阿Q正傳》「恐與原意有許許多不合處」;全飛還說敬隱漁「同時譯了一篇郭沫若的東西,羅曼·羅蘭謙虛地說他不曉得好處」。[4]敬隱漁看了全飛的文章後很生氣,他寫了《讀了〈羅曼·羅蘭評魯迅〉以後》,聲稱他從來沒有過名叫全飛的同學,全飛對他的譯文的看法,以及所謂羅曼·羅蘭對郭沫若文章的評價都是捏造的。[5]
1932年4月,增田涉寫的《魯迅傳》在日本《改造》雜志刊載,內中提及創造社扣壓羅曼·羅蘭《阿Q正傳》評論之事。1933年12月19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說:「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社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這事已經太久,無可查考,我以為索性不必搜尋了。」[6]1935年,郭沫若寫了《〈魯迅傳〉的謬誤》,批駁增田涉的說法,認為創造社從來沒有收到增田涉所謂的羅蘭對《阿Q正傳》「那篇歷史的批評的文字」[7]。也許是增田涉表達不夠清楚,其實他所說的羅蘭對魯迅的評價,應該指的是羅蘭寫給敬隱漁信中的評語,並非羅蘭單獨寫給魯迅的評論。
魯迅去世後不久,郭沫若撰寫了《墜落了一顆巨星》,重提羅曼·羅蘭評語公案,他說社會上有一種傳言,「說是羅曼·羅蘭有信給魯迅,極力稱贊《阿Q正傳》,信是托創造社轉交的,而被創造社的人們把它沒收了。這種無根無蒂的飛簧,真正是更加不可思議的事」[8]。社會上的確有郭沫若所說的傳言,許壽裳1947年在其《亡友魯迅印象記》中甚至說魯迅親自告訴他:羅曼·羅蘭「寫了一封給我的信託創造社轉致,而我沒有收到」[9]。許壽裳是魯迅的摯友,他的回憶錄被當作魯迅傳記資料中的權威作品,但在具體的羅曼·羅蘭評價《阿Q正傳》問題上,許壽裳的回憶是不確切的,魯迅本人從未說過羅蘭給他寫過親筆信,他1933年12月19日寫給姚克的信說得比較明確,羅蘭的評語是在羅蘭寫給敬隱漁的信中出現的,郭沫若應該以這封信為准判斷是非;而且敬隱漁把此信寄給創造社,是希望創造社的刊物能夠刊載,並不是托創造社轉寄給魯迅。但郭沫若過於計較「傳說」,他看了許壽裳的文章後,寫了《一封信的問題》,對許壽裳的回憶、增田涉的傳記,以及魯迅寫給姚克的信進行反駁,他說敬隱漁回國後是發了狂,他言下之意是敬隱漁告訴魯迅羅曼·羅蘭評語的事不可靠。敬隱漁後來發瘋是事實,但他與魯迅通信時是清醒的也屬無疑。不管怎樣辯護,創造社扣發那封對《阿Q正傳》有所評論的羅曼·羅蘭寫給敬隱漁的信是不爭的事實。
這段公案發生在三四十年代,到80年代所有的當事人都已作古,但魯迅研究者和郭沫若研究者還不時有人重說這段往事,甚至相互之間還有論爭。1981年,法國文學研究專家羅大岡從羅曼·羅蘭夫人處獲得一封羅蘭的珍貴信件,這是羅蘭向《歐羅巴》月刊編輯巴查爾什特推薦敬隱漁翻譯的《阿Q正傳》的信件,發信日期是1926年1月12日,羅蘭在信中說:
我手中有一篇不長的故事(較長的短篇小說)的稿子,是當前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寫的,由我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中國譯者敬隱漁譯成法語。這是鄉村中的一個窮極無聊的傢伙的故事。……這篇故事的現實主義乍一看好似平淡無奇。可是,接著你就發現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讀完之後,你會很驚異地察覺,這個可悲可笑的傢伙再也離不開你,你已經對他依依不捨。[10]
羅蘭在這封信中對《阿Q正傳》的評價與敬隱漁1926年致魯迅信中提到的評語相當接近,而且敬隱漁是在1月24日致信魯迅的,也與羅蘭寫給《歐羅巴》編輯的信相承接,這一切都證明羅蘭曾經在給敬隱漁的信中對《阿Q正傳》作過評價,而敬隱漁又把此信寄給創造社之事是可靠的。
如今,是非曲直已經比較清晰,回望這段文壇公案,覺得有一點值得回味:就是爭辯的雙方都很看重那封涉及對《阿Q正傳》評價的羅曼·羅蘭的信件,盡管郭沫若等人是不承認這封信存在的。當時的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是個弱者形象,能夠得到世界上最主要的國家之一的法國文化界的肯定,能夠得到該國大文豪的好評,似乎中國文學就真正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之地了,這裡面是否包含著作為「弱者」的焦慮和自卑呢?倒是魯迅本人的態度值得關注,他對羅曼·羅蘭的評價當然是欣喜的,但那是獲得知音的欣喜;他沒有拿羅蘭的評價來自炫,他沒有借外人抬高自己的虛榮和自卑,他謝絕瑞典學者斯文·赫定提名他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好意,就是擔心萬一自己獲獎了會助長國人的虛驕心理而忘記革故鼎新的事業。
進入30年代後,斯諾和史沫特萊兩位來自美國的記者對魯迅的介紹擴大了魯迅在歐美世界的影響。1928年,年僅23歲的斯諾以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當時像多數西方冒險家一樣,試圖在中國尋訪「東方的魅力」;但隨著在中國各地采訪所接觸的中國民眾的苦難生活,他拋棄了原先的浪漫幻想,開始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多災多難的社會現實。斯諾在與魯迅、林語堂等作家的交往中發現,西方的中國學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輕視是自身的偏見造成的,他決定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的譯介事業中去,他們夫婦兩人用5年時間編輯、翻譯《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集》,並撰寫了數篇關於魯迅文學創作的論文。
斯諾撰寫的第一篇研究魯迅的論文為《魯迅———白話大師》,於1935年1月刊登在美國的《亞洲》雜志上[11],後來斯諾對此文作了修改,命名為《魯迅評傳》,作為《活的中國》一書的序言刊行。此文對魯迅的思想歷程和作品的藝術追求的闡釋都時有新見閃現。斯諾從魯迅的眼睛切入魯迅的精神世界,他從魯迅那雙「深陷在黑眉毛下的眼睛」,感受到魯迅「幽默的意趣、同情心、激情、哲理、對信仰的真誠」。斯諾把魯迅與五四新文化先驅者進行了對比,他認為其他先驅者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趨於保守,魯迅卻變成了「激進論者」。斯諾認為魯迅經歷了從懷疑的悲觀主義者向著有信仰的人轉變的思想道路。可貴的是,斯諾沒有把魯迅與政治的關系簡單化,他認為魯迅參加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但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他還獨具慧眼地作了這樣的辨析:
但是魯迅像高爾基一樣,對社會、文化領域的革命往往比之政治革命更為熟悉。在生活和工作方面,他本質上仍然是個人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信仰,是基於他對無知識的群眾的經濟和精神需要的深刻的個人實感,而不是基於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任何學究式的研究。
斯諾對魯迅作品的藝術性有過比較懇切的分析,他指出,魯迅「嘲笑為藝術而藝術,他認為只有為了宣傳使命,寫作才有價值」;「但是,不管魯迅的意願如何,他的許多作品卻是藝術」,「如果現代中國有何種創作稱得起偉大藝術的話,那麼,魯迅的作品就是這樣的偉大藝術」。斯諾具體分析道,「魯迅的大多數小說似乎結構鬆散,從西方觀點看,情節很粗略,其中很多隻是人物描繪」,魯迅「作品的巨大魅力在於他的風格,而翻譯者要把這種風格轉譯出來是徒勞的」。斯諾也對魯迅作品的美學特徵進行了指認,他認為「在魯迅幾乎所有作品中都突出了他那『笑』的天才,他那雅典式幽默持平於歡樂與悲哀之間」,「這是中國別具一格的,決非外國作家所能完全領悟」。
斯諾大膽預言「魯迅肯定會在外國馳名」,那是魯迅在歐美世界還沒有產生一定影響的30年代,斯諾發出這樣的預言是需要點勇氣的。在世界文學背景下觀照魯迅,就必定要講到外國文學影響魯迅,斯諾指出:「魯迅雖很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但是,他寫的很透徹、優雅、自然、逼真、有力,是地地道道的中國風格。這就是魯迅與許多單純模仿西方技巧的人不同之處。」斯諾在《魯迅———白話大師》的注釋中補充說,「魯迅保持了他所處環境的鮮明特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對變革中的中國所感受到的主觀印象構思而成」。西方知識界在20世紀前期雖然對中國採取了不同於19世紀的蔑視態度,但「歐洲中心論」的文化立場仍然比較根深蒂固,不少中國學家都普遍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是西方文學(文化)的影響的產物;斯諾雖然也承認西方文學對魯迅的影響,但他提醒大家不要放大這種影響,他更強調魯迅作品的本土特性,這的確是獨具慧眼的見識。魯迅去世後,斯諾的《中國的伏爾泰———一個異邦人的贊辭》在《大公報》上發表[12],文章指出:「魯迅是現代中國文壇一個重要的人物,他是可以比擬於:蘇俄的高爾基;法國革命時的伏爾泰;羅曼·羅蘭;今日之A·紀德等幾個僅有的,在民族史上佔有光榮一頁的偉大作家。」斯諾在文章的後面對魯迅與伏爾泰作了具體的對照:
象伏爾泰寫他的「戇第達」(Candide)的動機,是為打破「定命論」對「窮苦」的謬說———永久的「寬容」呵;魯迅也是藉著阿Q的人生觀來諷刺中國人的「定命論」對「窮苦」「虐政」……一切環境的不良。伏爾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寬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國革命。同樣的,魯迅是更努力的在激發中國大眾的情緒賴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質上,不可忍受的痛苦。……伏爾泰對於當時法國文化上的貢獻是「集其大成」;同樣的,魯迅也在文學著作,文學批評,古代和近代藝術上……多方面的努力。並且借翻譯及其他方法,輸灌世界新知識給落後的中國。
斯諾在文章中對魯迅主張復仇、反對不分原則的寬容的精神指向十分贊賞,認為「今日中國所迫切需要的」,絕不是「寬容」而是大膽的「批評」,「這正是魯迅畢生重大的任」,「他以一支尖銳、殘酷的筆,冷嘲熱罵地撕毀了『道學家』的假面具,針砭了一切阻礙中國民族前進、發展的封建餘毒」。

1943年,史沫特萊的著作《中國戰歌》出版,書中有約1萬字的篇幅記錄了作者與魯迅的交往,以及她對魯迅思想和作品的認識[17]。史沫特萊著墨較多的是1930年舉辦的魯迅50壽辰招待會,她是這樣來描寫招待會的主角魯迅的:
在外形結構上,他的面孔同普通的中國人的面孔一樣,但這卻是我從未見過的一個富於表情的面孔而留在我的記憶里。一種充滿生氣的智慧和意識從這個面孔上流露出來。他不會講英語,但能講相當多的德語,於是我們就用德語交談。他的風度,他的語言,他的每一個手勢,都放射出一種完整的統一的人所具有的那種難以表達的和諧與魅力。我突然感覺到自己象一個獃子似的局促不安和粗野笨拙。
史沫特萊接著記載了生日晚宴過後來賓和魯迅的演講情況。左聯女作家馮鏗在演講的結尾處向魯迅呼籲,「希望他成為新的左翼作家聯盟的左翼美術家聯盟的保護者和『導師』」;魯迅在演講中回應馮鏗說,他的創作似植根於農村和學者生活中,他「要真是裝作是一個無產階級的話,那就未免幼稚可笑了」魯迅認為,沒有經歷過工人、農民生活的知識青年是不可能創作出無產階級文學來的。當晚會臨近結束時,史沫特萊注意到一位青年人對魯迅演講中對待無產階級文學的態度十分不滿,於是她對這位青年人表明自己完全支持魯迅觀點的立場。史沫特萊聲稱:「我一生中對職業的知識分子的敵視,是從生活中產生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做過體力勞動,他們的寫作,是一種同經驗脫了節的職業。……他們所創作出的許多『無產階級文學』,是人工造作的,是對於俄國文學的一種笨拙的模仿。」看得出,史沫特萊和魯迅對於無產階級文學持同樣的見解:創作必須從經驗中,而不是從理論中產生出來的。
史沫特萊注意到魯迅的確愛護中國的有為青年,堪稱是他們的保護者,但他是超越於各種青年派別之上的,「他拒絕在他們經常變動的聯合中為這個派或是另一派所利用」。魯迅去世時,史沫特萊在西安郊區的舊廟里養病,為赴延安采訪作準備,她注意到連她所寄住的鄉村廟宇的當家人———一位沒有任何想像力的辦事人也知道魯迅的名字和著作,因此,中國當局對魯迅著作的封鎖是沒有生命效力的。
史沫特萊和斯諾夫婦對魯迅的評價都來自於他們與魯迅的近距離接觸,他們都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了解中國、評說中國的人,比起以前以及他們同時代的中國學家把研究中國當作一種書齋學問的價值取向大為不同。與那些學院中的中國學家力求冷靜、客觀的學術風格不同,他們的著作熔鑄著自己的主觀體驗,顯示出對中國前途的關心,因為在他們深入中國生活過程中對中國和中國人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他們回到美國後個人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
30年代後期,向西方介紹魯迅的歐美學者和中國學者的人數有所增加。1936年底,在燕京大學歐洲文學系任教的英國籍學者H.E.謝迪克撰寫了《對於魯迅的評價》一文[18],作者承認,對於像他這樣的外國讀者來說,初讀魯迅的作品最具實感的印象是魯迅文集中的畫像。謝迪克是這樣敘述魯迅畫像給他帶來的感受:「在我的面前從那堅硬的頭發和有力的下顎上,我看見一個堅定而倔強的臉孔,同時那十分誠懇的人格顯示著一種坦白的神氣。美麗的前額下,一雙眼睛發出銳利而憂郁的光芒。是的,眼和口都表示忠誠和深摯的同情,然而那鬍髭卻像在掩飾著它們。」
謝迪克認為,魯迅個人的氣質也在他的作品中顯示出來。他認為魯迅至死都不曾「離棄過解放人民物質和精神的痛苦的斗爭」,《狂人日記》「是一個反映吸血社會的一個寓言」。對於《阿Q正傳》,謝迪克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的篇幅「雖然是短,可是以其藝術的深度與完整,在征服讀者上,並不亞於長篇小說和戲劇」,他認為《阿Q正傳》「是一個預言的呼喚,暴露著一切無告的農民的痛苦」,但在藝術上,《阿Q正傳》全篇都是「用譏諷的筆調寫成的」。謝迪克繼續抒寫著他的閱讀感受:「在我所念過的魯迅的小說裡面,有一種特別的對故鄉的真情改動著我。自然,一個人描寫農村總要說到他回到老家,可是魯迅回到老家,我覺得他有一種相契的情調,一種詩人的憂郁,使他的文章的風格特別為人理解。同時引起人們一種『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情緒。」最後,謝迪克總結道:「總之,魯迅給我的印象是:戰士,仁人,詩家,中國民族革命的英雄。」


王際真對阿Q形象十分看重,他指出:「阿Q在當代中國小說中是唯一一個進入當代中國思想領域的人物。像『阿Q主義』、『阿Q邏輯』、『阿Q相』、『簡直就像阿Q』等說法,已經變成活語匯的一部分,阿Q已成為中國人性格中的缺陷和恥辱的象徵,也是喚起人們警惕的口令。」王際真對魯迅的思想史地位作了這樣的定位:「魯迅既不是一個處心積慮的改革家,也不是追趕那個時代『潮流』的機會主義領袖。就前者而言,他過於真心實意地追求知識;如作為後者,則他又太講究完善的道德。他主要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王際真這篇「導言」從多角度對魯迅及其作品作了獨到的闡釋,是本時期歐美魯迅研究中最有學術性的論文之一。1942年,中國的青年學者王佐良撰寫了題為《魯迅》的論文,發表在倫敦的《生活與文學》第91卷第142期上,向英語讀者介紹魯迅的思想和創作。
1945年,法國在華傳教士善秉仁編寫了《說部甄評》一書,該書的中文本《文藝月旦》1947年6月在北平的普愛堂出版,譯者為景明。《文藝月旦》前面有一篇篇幅達4萬余字的「導言」[20],對中國小說史、戲劇史、新文學運動及其作家作品進行了述評。善秉仁對魯迅和周作人留日時期的思想進行了考評,認為:「在林紓少數派和梁啟超極端派之間,遠在1910年以前已有一個『准折中派』崛起,周樹人和周作人兩兄弟,是這一派的領導者和拓荒者。……他們想覓取一種較合中國精神的西洋化運動。」關於魯迅的革命文學觀,善秉仁也作了闡述:「魯迅所主張的,無寧是一種社會領導階層間,個體的建設的革命;而不是完全由無產階級所發動所收獲的革命。」善秉仁認為魯迅1930年加入「左聯」是一種妥協,是改變了策略,但他沒有改變往日的思路和理想。
《文藝月旦》對魯迅的作品也有所評論,善秉仁認為《吶喊》是魯迅的力作,其中的《阿Q正傳》是「民眾心理和辛辣諷刺的傑作」,善秉仁還就許幸之改編的劇本《阿Q正傳》與魯迅的原著進行了比較,認為劇本粗野、矜誇,有傷風化和道德。善秉仁對魯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品評不乏獨到之見,但他的傳教士身份決定了他更多地從道德教化角度思考問題,他在《文藝月旦》的序中就申明他是以「公教倫理思想」為准繩,評價中國文學創作,並把「維護青年德性」,「重建中國道德的大業」作為追求的,善秉仁這樣的「功利」目的自然對他的魯迅觀的深度有所影響。
30年代後期以來,西方的大眾媒體對魯迅及其創作有所報道。1935年年底,一位名叫YounghillKang的作者在紐約《泰晤士報》(今譯《紐約時報》)上撰文討論中國的短篇小說,其中一半的篇幅給予了魯迅。文章認為,「寫短篇的現代中國作家中最偉大的一個要算魯迅」;文章對魯迅的寫作技巧也有評價:「給他以一點影響的,為俄國作家。……就技巧來說,魯迅最接近乞訶夫」[21]。據報道,魯迅的《阿Q正傳》在1931年由旅美華僑孫伯瑜改編為英文,不久有美國劇作家Slson Coolo把它改為劇本,取名為《阿Q之趣史》, 1937年,一家名為聶格風的劇團在紐約最大的華盛頓戲院公演了這部戲劇,「賣座極盛」[22]。當然,大眾傳媒上登載的介紹性文章可能比起學術論文缺乏嚴謹性。據1936年國內媒體報道,法國的《世界周刊》刊登過一則魯迅的消息,稱魯迅曾經作詩述黃包車夫的痛苦,題名為《詠黃包車夫》,在文章中還配發了原詩,一讀才發現是這位法國人誤把胡適的作品當作魯迅的了[23]。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失誤,但西方的媒體能夠關注魯迅及其作品的情況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表明:魯迅及其創作已經逐漸進入大眾的視野,其傳播范圍不再局限在學院派的狹小空間內。
注釋:
[1]《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27頁。
[2]譯文載1927年10月《當代》雜志第1卷第1編。
[3]《敬隱漁致魯迅》,載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第28頁。
[4]載1926年3月2日《京報副刊》。
[5]載1926年11月《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5期。
[6]《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96頁。
[7]載1935年2月1日《台灣文藝》第2卷第2號。
[8]載1936年11月《現世界》第1卷第7期。
[9]載1947年《人間世》復刊第6號。
[10]見羅大岡《羅曼·羅蘭評〈阿Q正傳〉》,載1982年2月24日《人民日報》。
[11]埃德加·斯諾著,佩雲譯:《魯迅———白話大師》,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陝西人民出版社, 、旦〉中有關魯迅的言論》,載《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
[21]參閱《紐約〈泰晤士報〉論魯迅》,載1936年1月1日《智識》(上海)第1卷第3號。
[22]參閱《〈阿Q正傳〉———美國劇作家改編劇本在紐約開演大受歡迎》,載1937年5月19日《大公報》(天津)。
[23]參閱老阿《魯迅與杜甫在國外》,載1936年8月22日《東方快報》(北平)。

❻ 薛兆豐的簡介

薛兆豐，經濟學者，得到App《薛兆豐的經濟學課》專欄主理人，少年得到App《少年經濟學》主理人，前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法學院合聘研究員。

薛兆豐對法律、管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具有獨特見解，並長期關注信息技術與互聯網商業在中國的發展，為「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

(6)北京大學教授兆豐擴展閱讀：

薛兆豐，經濟學者，1991年從深圳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曾在梅森大學講授「法律經濟學」課程，現正從事「公共選擇」與「法律經濟學」領域研究。

薛兆豐在過去十年發表數百篇經濟評論和文章，其基礎扎實，言辭洗練，思想一貫，持續影響了讀者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薛兆豐1997年建立個人網站「制度主義時代」，2000年被《新周刊》評為頂尖人物。

❼ 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

《回憶魯迅先生》這篇文章是著名女作家蕭紅寫的，文章敘述了蕭紅、魯迅先生以及許先生和海嬰的家中瑣事，是以記敘的形式寫的，她將她對魯迅先生的影響到魯迅先生逝世之間的事。其中「青年人寫信，寫得太草率，魯迅先生是深惡痛覺之的。」

這句話說明「對下一代青少年接班人的負責與培養青少年寫信不能草率的習慣。」也看出了魯迅先生是一個不喜歡對文學草率的人。

還有一件事就是在文章開頭，蕭紅寫了魯迅先生的日常習慣與外貌，也拖出了一件「魯迅先生當蕭紅的美學師」的古樹，魯迅先生幫蕭紅指出她穿的衣服與裙子、短靴不搭，這件事使讀者讀了十分有興致、十分有趣。

文章結尾用了很委婉的方式寫出並告訴讀者魯迅先生已與世長辭，這樣不會用過激的語言去形容去形容，當文章越往後時，蕭紅漸漸將日期寫得明顯，她把日期後的話變成了描寫魯迅先生的病情。

讓讀者已慢慢進入這個境界，或已經料到魯迅先生快要與世長辭，讓先生逝世這件事來的不會顯得太突然。從中最多的是體現出蕭紅對魯迅先生的尊重。

(7)北京大學教授兆豐擴展閱讀

魯迅人物經歷——文壇先聲

民國七年（1918年）5月，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民國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授中國小說史，6月，讀《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盛贊譯者。9月，發表小說《風波》。

民國十二年（1923年），8月，小說集《吶喊》出版；與弟弟周作人分居，遷至西四塔胡同61號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後怎樣》演講，兼任女師大，世界語學校教師；《中國小說史略》上冊出版。

民國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講《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8月返京。11月，《語絲》周刊出版，魯迅在首期發表《論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魯迅成為《語絲》作家群的主將之一。

❽ 愛新覺羅兆基與愛新覺羅啟功的關系

愛新覺羅•兆基北京人，1935年生，系清宗室後裔，清太祖第六公子塔拜輔國公後裔，祖父海觀，父親義瀛及胞弟兆豐均是北京書法家。擅行草行書，天津市海內外聯誼會理事、炎黃藝術研究會會員、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會員。愛新覺羅•啟功（1912——2005），自稱「姓啟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號苑北居士，北京市滿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鑒定家、紅學家、詩人，國學大師。曾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合會創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

❾ 愛新覺羅家族的後人都有那些名人

愛新覺羅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個大家族，歷經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壯大，這個家族的後裔數量十分龐大，要算在各個領域有名的愛新覺羅後人也很多，如在書畫方面頗有建樹，出現了許多能書善畫之人。到目前為止，愛新覺羅家族裡有100多位在海內外很有影響的書畫家，溥傑、啟功、溥佐、浦松窗、浦心、毓峨、毓贍、兆豐等等都是被大家常常提起的書畫大家。愛新覺羅·恆山 1954年生於沈陽，現任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研究員、中國社會名人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名人藝術研究會企業名人委員會主任、遼寧大學客座教授、遼寧省藝術學院教授、沈陽理工大學客座教授、沈陽中山金石書畫會顧問，北京新時代國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簽約畫家 愛新覺羅·恆鈦 1954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內蒙古民族師范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親王奕宗後代 愛新覺羅·啟祥 1931年11月生於滿州里，滿族正黃旗人，字景輝，號長白卧龍居士，系清聖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襲和碩庄親王允祿之九世孫、同治輔國公載勛之四世孫、光緒鎮國將軍毓愍之孫、愛新覺羅·恆錕之長子、即康熙帝十世孫。 世界文化藝術研究中心特約顧問編委，中華人物大典，中華人物辭海，當代文化卷特約顧問編委，中韓文化藝術中心特聘美術師（教授）。 愛新覺羅·啟驤 字騰伯，生於一九三五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是清雍正第九代孫。 愛新覺羅·毓震峰 1956年生於北京，滿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孫，著名書畫家愛新覺羅·溥佐之子。 愛新覺羅·啟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後裔，現為北京市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墨林書畫院資深書畫家。其書法筆力遒勁，灑脫自然，深受業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評。其作品多次在國家、省市級美術展覽中獲獎並被相關藝術機構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