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講演中國

A. 哈佛大學校長在北大演講：如何造就一流大學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北大演講

閔校長、許校長，感謝你們熱情洋溢的講話，感謝你們對我所表示的熱情友好，也感謝你們對哈佛大

學代表團表示出的熱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學代表團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來我們訪問中國最大的代表團．我認為，這表明了中

國在 21 世紀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這也表明了我們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識，教書育人．能來到中國和

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訪問，我感到萬分激動．更令我高興的是我能有機會與這么多的學子談談他們將要繼

承的這個世界．

如果你們認真思考我們在大學所做的一切，如果你們能認真思考全球化這一現象，我想我們今天的特

殊地位和全球化現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進行一種深刻的轉變．這就是：與以前相比，知識對人類活動

的每一方面來說都變得越來越重要．想想我們周圍的一些例子．我堅信，兩個世紀以後，當今天所發生的一

切被載入史冊的時候，柏林牆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只能在歷史書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應該是二

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十幾億或者是近二十億人邁入了現代化的社會；是十年之內人們的生活水平雙倍的增長

，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內億萬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增長．我相信，在人類歷史的第二個千年，這一事件足以

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相媲美．

這些增長的中心是什麼？這個中心是中國．中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中心也

是知識，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因為在歐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個國家能象中國一樣在上一個十年之中以

及上上一個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長速度．

這反映了現代科技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也反映了知識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

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階段，科學有能搞明白疾病產生過程的潛力．在我們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

里，科學有潛力在每一個分子的層面上搞明白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是什麼讓人類痛苦和死亡，並且能發現

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療這些疾病的辦法．在我們活著的這一時代，我們能夠比 其它 任何人類歷史上的

時代更有能看到醫學進步發展的潛力．

這一切還與什麼有關呢？它還與知識的增加有關．我們知道知識是在不斷增加，知道學術研究的過程

，也知道知識在尋找其並不明顯的用途的過程．我們知道善於發現新奇事物這種天賦的作用；我們也知道各

種機構的作用．

讓我對知識進行一個總的評論，這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說出最有用的知識是從何而來的，你無法預

測它來自何處；你也無法設計一些程序來找到最有用的知識的形式是什麼．

讓我給大家舉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許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在大學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數學．

也許在數學領域中被運用的最少的是數字理論，即對數字的研究．你們中間任何一個發過 email 的人都會

從在近二十五年中發現的數字理論中獲益，因為關於素數（譯者注，術語：只能被 1 和該數本身整除的數

）的研究是編碼計算程序的基礎，這種計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電子通訊和電子交流的基礎．這些，都來

自於我們所擁有的最抽象的一類知識．

我再給大家舉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於局勢很困難的那部分世界，而且，從某種意

義上來說，今天我們舉這個例子似乎有些奇怪．這些年來，美國對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

1978 年在戴維營就中東沖突在以巴雙方達成的協議．很顯然，我們並不是今天中東地區和平的唯一途徑，

但是那是通向穩定的重要的一步，據參與過這次談判的人說，我們的總統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

和平的關鍵．這種能力就是他能從每一個被爭議地點的《聖經》名稱及其在《聖經》中的作用談起．對宗教

的研究和對 2000 年前歷史的研究，看來抽象和深奧，然而，這些知識對一個關鍵的、實際的成就來說是

很重要的．

人們可以不停地從大學的幾乎每一知識領域來談論知識的重要性，但是，我認為有一類知識是我們很

難掌握的，那就是預測哪一類型的研究、哪一類型的純理論的探索會對未來社會做出最巨大的貢獻．但是，

同樣地，正因為我們不能預言到哪一類型的知識會對我們的社會做出巨大貢獻，我們才能有信心地預言 ,

新知識、新觀點、新 方法 和聰明的想法對我們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很顯然，這種對知識創新的追求不只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學里，而且出現在商業機構的運作中，這

些非常實際並為利潤驅動的機構在我們這個社會里為自己做著籌劃．不久以前有一次，我與美國一個名牌大

學的天體物理學教授聊天，他問我，哪個機構僱用的博士 畢業 生最多．我認為，有可能是哈佛大學，也有可

能是某個天文台．而他給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這家銀行過去一直在搜尋那些極

其有資質，非常有能力做數量研究的人才，因為這些人能在金融市場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的確，如果我們看看這些一流的商業機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正在不斷地尋找非常有創造力、受過最

好的 教育 、資質超群的人．的確，如果我們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機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越來越多地開始具有

一流大學的一些特質．

那麼，一流大學最典型的特色是什麼？首先：思想的價值是通過思想者所擁有的品質來判斷的，而不

是通過他們的地位來判斷的．哈佛大學的教授希望他們的學生能做一些創新的東西．當學生做研究驗證某一

教授提出的假設或理論時，這個教授當然希望這項研究結果出來後會證實他的假設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

人．然而，無論研究的結果是什麼，這個教授會堅持認為這項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發

表．我們哈佛大學有些教授對進化論的本質、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有他們獨特的見解；但是每一個教授都堅

持認為大學的職責就是僱傭一流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學者加入他們的院系，無論這些學者是否贊同他們的研

究成果．

這種強調以質量來判斷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業領域的人們談到統治集團的消亡、談到團隊

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談到強調創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說，這種通過質量而不是來源來判斷思想的方法對近

二十幾年發生在中國的革命至關重要，它也對中國社會所取得的巨大進步至關重要．

大學所承擔的第二個重要的任務是對視角多樣化的承諾，不管這個人來自於什麼背景，只要他能為我們

的卓越做出貢獻，我們就願意招徠他．這一點也正在被更廣泛的世界努力趕上．這也一直是我們哈佛大學不

斷追求探索的東西．一個世紀以前，哈佛大學是一個出身富裕家庭的紳士培育來自新英格蘭富裕家庭的年輕

紳士的地方．它不向上過公立學校的學生開放；也不向黑人學生開放，也不向女生開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國

大部分地方的學生開放．就在半個世紀以前，有些哈佛教員由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離開學校．哈佛

大學對某些團體也有限制，因為如果不限制這些團體，它們就會變得太多，會使人們覺得不舒服．

現在，哈佛是一所非常開放的大學，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無論你的信仰是什麼、無論你來自哪個種

族、無論你來自美國的哪個州，也無論你來自世界上的哪個國家，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哈佛大學．但是，如果

我們想更加包容和開放，如果我們想從多樣化視角所帶來的好處中受益，或者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我們想把

最優秀的學生和老師吸引到哈佛大學來，我們仍然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必須把我們拋向傑出人材的網張

的越大越好．

正如大學的演變一樣，最優秀和最尖端的商業機構、領導的最好的一些國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據人際

關系來挑選少數的精英，而是轉向發現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給他們做出貢獻的人．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很長

的路要走．但是，我們正在進步，我們的進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於大學的模式．

第三個區別是大學里最真實、最特殊的一點，但是這一點在各種各樣的機構中也越來越重要．在這一

點上，也許大學和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這也就是：強調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當我們考慮一項學術研究

時，我們追求的不只是判斷它明天的影響、下一周、下一個月或下一年的影響，我們追求的是從長遠來看，

為最終能產生最大影響的知識做貢獻．

越來越多的一流的商業機構、社會中一流的團體，不僅在盡量快速地前進來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而

且還重視長期效益，他們都在投資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將來會產生影響的思想．

讓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三十年前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美國的生物工程如果從其市場

價值來看，現在值幾千億美元．在美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年創造過這么高的利潤．這一切是怎麼發生

的？這是因為人們看到了它將會帶來的潛能，他們有長遠的眼光．他們進行了投資，正如大學所在做的一樣

．當大學引進一流的學者，讓他們充分發揮其 想像力 時，盡量不去指揮他們，依靠這種想法，從長遠來看，

正是這些一流學者的知識才會有價值．

這是大學最根本的信仰，這是在美國已經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認為，它會給任何想追隨這一信仰的

人帶來成功．美國所授予的主要專利中大約有 75 ％，從很重要的方面來講，是從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中

獲得靈感的．

來自世界各地在美國大學學習的學生的願望就是讓不為謀求利潤、自然也不用“竟爭”一詞的

大學，同美國所擁有的任何一種出口業務比起來一樣成功．

那麼，是什麼促使美國大學成功？我們現在關於創辦一流大學的最佳見解是什麼？我想就這個問題的

幾個方面進行探討，我還想就大學未來發展所面臨的一些挑戰進行探討．

首先，大學應該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擾．在哈佛大學，無論是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都

根本沒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任命為經濟學教授、工程學教授或醫學教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為他們的朋友或

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學指手劃腳．

讓我告訴大家一些其它的重要的東西，我認為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能夠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有

一些人在賺錢這方面非常成功．他們在經濟方面為哈佛大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

命名學校的建築物；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項目；有時我們還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教授職位

．今天早上當介紹我的一些同事時，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他們中很多人的教授職位前都有掛名：有人被稱作

克芬斯汀數學教授，有人被稱為斯蒂姆森法學教授，還有其他一些教授職位也被提到過．但是有一點我是可

以明確告訴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學，提出承諾要為一個數學教授、政治學教授或法學教授提供資助；但

是你無權告訴哈佛大學誰應該被任命為這一教授，或這個教授必須信奉什麼．如果你這么做，我們就會說，

而且我們也曾經說過：“把你的錢拿到其他學校去．把你的錢拿到別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

為，我認為，要理解創造智力卓越的源泉，這是創辦一流大學最基礎的東西．

對創辦一流大學至關重要的第二點是：這些大學在極力地爭奪最優秀的人材．早些時候，在中國的一

次聚會上，有人問我，對於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我能給點什麼建議．我說，從長遠來看，要想創建一

流大學，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擁有最具創造力、最積極思考、最聰明的師資．我說，如果一

個大學能夠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輕學者，吸引他們留在大學工作，他們就會發現一些一流的學者和一流的學

生就會朝這些一流學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會湧向這些一流學者．最終，成為一流大學的承諾是一定會實

現的．

創造一流意味著不能有完全同等對待每個人的觀念；創造一流意味著要有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擁

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擁有最具威脅思想的人，而且學校還得學會化解這種威脅．創造一流意味著要接

受最優秀的人，因為最優秀的人並不總是最容易相處的人．的確，事實是能使人們最具創造力、使他們最富

挑戰性、並使他們的思想令人振奮的特點同時也是這些人難以以最順暢的方式適應社會的特點，而一流的大

學能理解這一點，他們盡力去尋找這些最優秀的人．

對保持一流大學很重要的第三點是：這些大學必須不斷尋找方式來衡量自己，不斷尋找方式來給自己

追求卓越的壓力．在商界，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領域中，畢竟，大多數的機構都是如此，他們有一種現成的方

式來衡量他們是否是一流的．這就是賬本底線．這就是利潤．而大學卻沒有這樣的衡量標准．因此，大學需

要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總是朝一流大學的方向去努力．

那麼，這些方式是什麼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勵學者們去尋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學，我們的科

學家所進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並沒有得到學校的資助．部分理由是因為我們的經費緊缺．我們想確保這些

有限的經費能被用來支持那些如果大學不提供資金，其他人也不會資助的領域，這樣，我們就能把我們的資

金用在刀刃上．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夠提供研究基金的機構也在做他們自己的調查、做他們自己

的監管，他們對什麼是最出色的研究項目會做出自己的評判．當他們進行這些評判時，資金就會流向那些能

不斷出成果的人，而不會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裡去．

在大學，我們還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們還會在以後會更加積極地去做這些事．這就是：

對於學校的每一部門，我們都會邀請世界上頂尖級的專家來評審我們的項目，告訴我們這項管理進展的如何

、它的作用發揮的怎樣．我們用這些評審來作為我們確定未來方向的基礎．我們不允許那些正在負責某一項

目的人來選擇誰來評審這一項目．相反，我們會從外面尋找那些最挑剔的人來做評審．

這一原則不只適用於各種項目，而且也適用於個人．在一個人被任命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之前，他需要

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領域將會成為其同事的人的認可，我們還會發信給他所在領域的各方面的頂尖級專家．

這些專家要把這個人與同一領域的其他人進行比較，在任命任何人為哈佛大學教授之前，我們都會對這些評

審進行仔細考慮．比較和競爭是給自己壓力去不斷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學的第四個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復雜的．那就是：大學以集體價值觀的名義把自己置於很強的領導之

下，這一點很具有諷刺意味．我曾強調過美國的總統也無權任命任何一個人作哈佛大學的教授．但是，同時

，美國一流大學的目標就是要產生很強的領導人物．試想如果哈佛大學的一個學院有一個新院長的空缺．這

個新院長產生的程序是什麼？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學里，新院長往往都是由這個學院的教員投

票選出來的，或新院長是基於某一學院大多數教授的同意而被選出來的．這種方式是很有效的．當一群教授

做得很成功時，他們會從自己中間選出一個能使他們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續的人．但是，這樣做也會常常產生

平庸的人，出現不少弊病，因為，當一個機構運作的不是很好的時候，如果要選出一個新的領導，人們選出

的常常是一個不具威脅性的新領導，而不是一個能承諾創造出卓越的新領導．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哈佛大學

，我們給予大學校長這個權力來任命各個學院的新院長．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一流大學里，大學董事會來選

擇大學校長，而不是通過大多數學生和教工的同意來選擇校長．

如果說我在哈佛大學作為世界一流大學之際，非常榮幸地當上了哈佛大學校長，我確信其中很重要的

一個原因是：我只是自 1860 年美國內戰結束後第七個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人．確實，讓有很強的領導才

能的人長期擔任職務的這一傳統，使得大學能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持續更新自己．

我認為以上列舉的每一方面：很強的領導層、競爭、外來的審察、對人才的無情競爭、與政治的分離

，都非常重要，因為其中的每一條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條都很難．但是，在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這一時代

，這些方面不只在大學，而且在全社會，都變得很常見．

擺在我的大學、美國的大學、還有，依我之見，全世界其他大學面前的主要挑戰是什麼？我將重點談

論五個大的挑戰，五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我想，對這些問題，我們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

，我們並不是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設法解決全球化的問題，把我們最優秀的東西傳播出去．從很多方面來講，世界與從前相

比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講 剛開始的時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國發展的狀況，那時人們沒有辦法從

中國往美國打電話，這表明我們現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機會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讓美國人說出世界哪一

個地方非常遙遠、非常落後，而且對美國無足輕重，他們很有可能會選阿富汗，這是襲擊紐約的本·拉登恐

怖分子的大本營．我們需要調整大學的的教育來促進學生不光是對他們所居住的社區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

們了解全世界．我們應該保持一種社會感，這會極大地促進大學的成功．

想達到這種平衡並不容易．哈佛大學與中國的緊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這些合作只在中國進行，

那它就很難使遠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區的哈佛學生受益．因此，促進我們對全球化的參與、對全球化的理解、

同時又保持我們的社會感，這些都是首要的、關鍵的挑戰．

第二個關鍵的挑戰是保持大學的社區感，大學的自治感，因為知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有用和實際，而且

被更廣大的社會需要．我，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一直被認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機會擔任我們國

家的財政部長．當我以部長這一身份訪問世界時，我也遇到了許多其他曾經是教授的人在他們各自的國家擔

任著類似的職務．一個接一個的領域，出於實際的原因，人們對一流思想的需求為大學創造了巨大的、充分

發揮其貢獻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挑戰．

第三點，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保持我們對那些從目前來看不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領域的承諾．我

認為，正如我在這個演講 的剛開頭提到的，人們無法預測未來什麼知識領域會很有價值，對此我深信不疑．

適當的起作用的思考會使我們探索的范圍更大、更廣．

但是，當我們急急忙忙地處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問題時，我們又遇到一個挑戰，那就是：我

們不應該忘記一些永恆的問題，如人性的本質、人類的沖突、人類家庭以及許多傳統文學名著中所描述到的

一些進退兩難的困境．在我們下決心要變得精明和目的明確時，我們不應該犧牲培養學生博學睿智的機會．

這是大學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為，如果大學在管理方面的訓練做得少一點，社會上其他的機構會在這方面做

得更多一點．如果大學不全面考慮未來商業的行為准則，其他機構會考慮這一點．但是如果大學不研究古代

的手稿，如果大學不尋求對歷史的理解，那麼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會失傳．這將會是人類的悲劇性的損失，也

是我們造成的悲劇性的犧牲．

第四，大學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知識結構．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調整我們的大學設置．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有法學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教育學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物理和化學系；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

有社會學和經濟學系．但是，盡管存在著一個人類傳統的知識結構，然而，沒有任何知識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知識，是永恆不變的．當學者變得越來越專業化，這一點就變得越來越有道理．以前，據說有一些

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識；後來，據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學科，如物理和經濟學，中所有的知識；今天，

要掌握一個學科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如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都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但是，同時，很多非常

重要的發現都是跨越傳統學科界限的，無論是在化學和生物之間，還是在考慮應用於音樂研究和文學研究的

共同主題，或是在把教學的廣泛應用擴大到人類探尋的越來越多的領域．我們必須准備去利用這些重要的邊

緣學科領域的研究．

最後，大學需要適應這一不斷變幻的世界所帶來的變化的機會．在未來，教育將會變成一個終生的需

求．我們已經看到被人們稱之為“燃料箱”的這一教育模式的結束，在這種教育模式下，人們年輕時用知識

來給自己填充燃料，接下來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漸消耗所學的知識，直到退休．現在，通過英特網向數千英

里以外的人傳送知識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學本身、教學對象和 教學方法 都要改變．在一個重要科

學領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論文現在有三百個合著者．諸如人類基因組測序之類的研究項目耗資數十

億美元．這種工作規模的變化、合作本質的變化都會改變或迫使我們改變大學的這種我行我素的傳統．但是

，同時，正是我們對最有創造力的個人的尊重才會常常產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學適應這些新的機會，但是又

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另一挑戰．

今天，我在此嘗試著談論了一些我認為對大學來說至關重要的幾個方面和大學面臨的一些挑戰．我希

望我表達的觀點是正確．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因為我堅持認為，如果，在一個時代，一個

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糧食上；而在另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

更好地生產和運用鋼鐵；那麼，在我們正在前進的當今世界上，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產生和

運用知識．在這點上，沒有什麼機構能與大學相比．

(2004年)

B. 許吉如演講上何為安全感畢業於哈佛大學的許吉如她的演講震驚了整個中國

2014-12-01陳秋實的演講依舊以其特色的詼諧風格見長,他不僅調侃了"處女座",更由現下的法制節目入手,講述了法律與公民的關系及公民能為中國法制建設

C. 湖南「寒門貴子」何江：哈佛畢業典禮演講的中國第一人，現怎樣了

人們經常說：「寒門難出貴子」，古往今來，這句話的確有著很大的說服力，那些家境富裕的人們，往往能夠獲得更加具有優勢的資源，然而後天的努力，同樣也能夠跨過重重溝壑，「寒門少年」何江的故事，也更因此讓人為之鼓舞。

2016年5月26日，美國馬諸塞州波士頓的哈佛大學校區，正在舉行一年一季度的畢業典禮，而在畢業研究生的序列當中，將要選出一名代表走到台前，向眾人分享自己的經歷和故事，這也是哈佛大學給予優秀畢業生最高的一項榮譽。

在此後，何江又在哈佛完成了生物系博士的學位，如今正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博士後的研究，而工作逐漸偏向實用，比如在體外培養肝臟，模擬疾病，做癌症等疾病的早期檢測，他希望以此來更多的造福人類，根據2017年福布斯雜志公布的本年度30歲以下人物名單當中，就職於麻省理工學院的何江成功進入醫療健康領域30位30歲以下領軍人物榜。未來的他，也計劃回國效力，希望能夠在寧鄉開設屬於自己的公司。

D. 「對於有固定匯率的國家，如果只有政府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學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了題為「匯率體制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中國的表現及含義」的演講。演講由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現在對Rogoff教授演講是很好時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匯率制度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不久前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升值2%，並開始由釘住美元轉為釘住一籃子主要貨幣，同時允許匯率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即實行所謂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Rogoff教授講演將對理解我國匯率制度問題具有借鑒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對最新的匯率方面的研究文獻做了綜述，從這些文獻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採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並具有可持續性。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於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從歷史上看，十多年前國際上很多國家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使用了浮動匯率制，但所謂中間浮動匯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約三分之二的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現在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使用了中間匯率制度。並且這個趨勢會不斷持續，到2020年可能會繼續上升。Rogoff教授強調，在劃分國家匯率制度分類時，不是聽政府宣稱他們使用了某種匯率政策，而是要看他們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很多宣稱浮動匯率的國家實際上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宣稱固定匯率制實際是浮動匯率制的，這樣的國家很多是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雙重匯率。

Rogoff教授接著討論未來匯率制度會如何變化。對於「2050年世界匯率體系應該如何」？在中國影響較大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觀點是，未來只有一種世界貨幣。Rogoff教授的觀點則與此不同，他認為在未來50年後，世界貨幣系統應該由至少三種到四種主要貨幣組成，比如人民幣、美元、歐元，再加上一個主要石油輸出國或是商品輸出國的「與大宗商品相聯系的」貨幣。當然對於外圍貨幣而言，還會存在很多問題。

另議一個問題是，現今中國應該做什麼？Rogoff教授指出，現在中國政府將匯率制度變得更加彈性化這一舉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適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自身的快速發展以及貿易的擴張，固定匯率制已不再是中國可行的匯率制度，特別是如果中國想要對自己的貨幣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會迫使中國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保持固定匯率制也非常困難。當然中國有能力永遠保持固定匯率制，但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既然中國政府明確應該改革匯率制度，但應如何考慮時機選擇問題？Rogoff教授認為，早調整比晚調整要好，否則國家會因此遭受損害。也有意見認為，中國不會受損，原因是中國有約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歐洲經驗為例說明外匯儲備並不能使國家免受傷害。由於不願放棄固定匯率制，瑞典損失了100億美金的儲備，整個銀行系統也在短短一個月內崩塌，花費了近7年的時間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國7000億的外匯儲備相比於全球每天20000億美金的交易市場規模而言微乎其微。外匯儲備並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麥金農、蒙代爾教授都曾指出，中國不應放棄原先的固定匯率政策。從蒙代爾80、90年代的著作看來，維持固定匯率制的一個中心論據在於，沒有一個政府不會通貨膨脹。這也幾乎是蒙代爾教授唯一重要的論據。但現在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穩定的浮動匯率制會比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好。貨幣政策上的改進，例如獨立的央行、設定通脹目標，都使國家在沒有匯率工具的條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貨膨脹。而且現今國際社會的通脹問題已經遠遠沒有過去那麼嚴重。1992年，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的通脹率達40%，其中辛巴威是20000%，剛果人民共和國是10000%。現在，辛巴威的問題依然嚴峻，但其他的國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脹程度。剛果人民共和國現在的通脹率也只有個位數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認為中國不會因為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即使遇到問題，也可以加以控制。這需要中國對自身的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同時加強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和管理。

反對放棄固定匯率制的第二個理由在於金融危機。西方學術界很多文章認為，如果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則會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Rogoff教授認為出現金融危機多半是由於國家是被迫放棄原先的匯率制度。更重要的是，發生金融危機一般是由於貨幣價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為例，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原因在於墨西哥政府將比索對美元的匯率降低30%而造成匯率危機。比索實際價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間墨西哥全國GDP的30%也由於比索貶值而消失殆盡。損失嚴重的還有墨西哥的很多銀行，他們多為借入美元、貸出本國貨幣。同樣的情況還曾出現在韓國和印尼。但中國目前情況是存在匯率升值壓力。當然會有銀行和企業在此次匯率變動中受損，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體變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會出現大規模全球性的宏觀經濟危機、或者說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極小。

蒙代爾教授等人認為，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達到10%、而會和日本一樣降為0。1985年日本曾與美國在歐洲訂下廣場協議，約定日本匯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贊同此種觀點。他認為，日本經濟問題不是在匯率政策調整之後就出現的，導致經濟萎靡的主要原因並不能確定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觀政策嚴重失誤。

匯率制度彈性化和匯率升值是兩碼事。現在對於人民幣的壓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後的某一天壓力會是使人民幣貶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僅來自於貿易順差，也來自於資本的凈流入。而資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難。如果資本控制力平衡，那麼現在人民幣的壓力則可能貶值。

接著Rogoff教授列舉了人民幣被低估的論據。首先，從貨幣的購買力看，舉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為例，在各國此產品的銷售價格各不相同，中國價格最低，僅合1.27美元。再者，從中國的貿易增長來看，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化後發展起來的經濟體。以中國、日本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為例做比較。中國以1979年為基點，日本以1955年為基點，而新興工業化國家以1966年為基點，作圖比較發現，中國與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同，貿易規模逐年上升，並且這個趨勢還會繼續維持。

但從真實匯率(經過用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匯率)來看，中國情況則並不典型。1979年後中國真實匯率發展趨勢與自由化後日本背道而馳。日本保持上升趨勢，而中國則不斷下降。通常來說，從整個世界來看，一個國家富有的程度與其國內的價格水平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即越富有的國家東西越貴。因此，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變得富有後，真實匯率水平是應該上升的。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會經歷貨幣的升值，原因在於較高的生產率發展水平會帶動工資的提升。而在中國，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並沒有出現，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後備隊伍。中國經濟正在全球化、但是生產率高的地區可以不斷地從尚未全球化的較為落後地區吸入勞動力，這一過程阻止了勞動力價格上升，從而阻礙了整個價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於人民幣被低估，中國2004年貿易順差官方數據為1000多億美元，但實際上應該是這個數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7000億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達到日本儲備規模。

人民幣升值壓力來源於何處？龐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和貿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這也是其他很多國家對美元匯率升值的最大壓力。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會推動美元短期內升值，但這只是暫時性效應，美元總體面臨的壓力是貶值。美國用掉了全球儲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卻必須為最富有國家的揮霍行為買單，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美國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國總的經常賬戶順差為8880億美金，當今國際上順差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和德國，比中國還要高出很多。而美國2004年的赤字已經達到6660億美金，幾乎吸收了經常賬戶總額的3/4，這也是美國廣借外債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在美國貿易不平衡中，中國只佔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現場展示了一幅曲線圖，表現的是各國在國外擁有資本規模占國內GDP比例。可以發現，紅色虛線代表的日本是這一比例最高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僅隨其次。新興的亞洲國家近期發展很快，他們以及中東國家現在這一比例都在逐漸升高。歐洲國家和美國這一比例都為負數，即所負外債超過擁有的國外資產。且美國這一比例很高，並逐年增長。這也是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國匯率的彈性化有助於改變世界貿易不均衡的狀況，但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幣與美元間存在較大的關聯。Rogoff教授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貿易分成供給和需求兩部分，以需求部分為標准來使世界貿易獲得均衡，那麼需要整個亞洲地區貨幣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亞洲貨幣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應的政策調整，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緩解。

改變國際貿易不均衡的現狀最需要美國的調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很低，基本上為零；公共儲蓄則為負數。另外，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歐洲可以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增加儲蓄、降低赤字；歐佩克國家雖然可以通過油價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餘，但從過去的經驗而言，他們面臨著政策和價格水平的調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赤字運轉的狀況。

最後Rogoff教授討論了「匯率制度與資本市場整合緊密相關」這一問題。他展示了資本市場開放與不同經濟體發展關系的圖形，其中列舉了1980到2000年間發展最快國家和最慢國家，分別列出他們的人均GDP變化以及資本市場是否開放的情況，最快的置於左邊，最慢的置於右邊。左邊的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泰國、印度等，右邊的則包括海地、尼日、尼加拉瓜、多哥等。總體來說，發展最快的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慢的國家則反之。Rogoff教授強調，資本市場是否開放，仍然要看國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說。例如中國，雖然說資本市場不放開，但實際上仍然有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結論：發達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中國家也在逐步地將資本市場放開。老一輩的宏觀經濟學家多是持這一觀點：資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從最近的宏觀經濟學著作來看，年輕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Rogoff教授認為，如果從長期的國家發展證據出發，傳統觀點仍然站得住腳。

從資本開放角度看，中國在某種程度包含兩個部分，較發達的東部和內地尚未很好發展的地區。較發達的地區，類似於土耳其、韓國等，屬於新興市場。而其他內地地區尚不屬於新興市場，很多方面與中國的東部地區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區使用同一種貨幣。因此，更彈性的匯率制度對於發達地區而言非常適用，但對其他地區並非如此，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彈性匯率制度如果運用於貧窮地區，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但總體而言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會很嚴重。

最後Rogoff教授對其演講的內容做了簡短的總結。匯率制度非常重要，並且匯率制度是與資本控制緊密相連的，必須結合在一起考慮。另外，沒有一種匯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準的。但有一條基本規律是，國家變得越富有，匯率制度就應該越彈性化，同時資本市場也應該越開放，以增加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程度。
如果認為我回答的好記得給贊哦。
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E. 「寒門貴子」何江：哈佛畢業典禮演講的中國第一人，現在過得怎樣

明初文學家宋濂在這首序中通過講述自己求學之艱苦勤勉，以此來勉勵後輩，勸誡其要珍惜的學習時光與良好的環境。宋濂回想起自己往日的求學經歷，身邊的同學都穿著華麗的服裝，個個光鮮亮麗。而一年四季都穿著破舊衣服的宋濂從來沒有心生自卑，更沒有絲毫羨慕。因為他知道自己還有更為重要的任務，心裡也覺得足夠快樂，讀書帶給他的精神滿足遠遠超過了外在衣物的滿足。正是這樣，古往今來多少從寒門走出來的「貴子」都體會過與宋濂類似的經歷。

甚至他已經有計劃在家鄉寧鄉開創公司了，並且今年何江應該會結束自己的在麻省理工的博士後研究，相信他一定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並且像以往一般一路堅定同樣以優異的成績走下去。他的故事也一定可以激勵更多「寒門」出身的同學，打破外在環境因素的制約一路堅持下去。

F. 登上哈佛講台的中國第一人，哈佛大學的第一位中國教授是誰呢

最近，一位畢業生的演講在朋友圈瘋轉，因為哈佛建校375年，終於有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站在哈佛畢業典禮的講台上，國人為之歡呼，為之自豪。

然而，在哈佛的歷史上，有這樣一個中國人被大多數人忽視了。在著名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牆上懸掛著他的一幅大照片，這是一個清代官員打扮的中年人，頭上頂戴花翎，身著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臉上生著一雙睿智的眼睛。137年前，他不遠萬里來到美國，創立哈佛大學的中文教育，教一群金發碧眼的哈佛學子說中國話、讀中國詩，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戈鯤化。

直把他鄉作故鄉

在清光緒五年（也就是1879年8月），戈鯤化手執與美國哈佛大學簽訂的三年任教合同，攜帶著妻子、5個孩子、1個傭人、1個翻譯和一大批中國書籍於當年8月底抵達哈佛大學，就此踏上了這片未知的國土，再也沒有回頭。

抵達哈佛後，戈鯤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開課。戈鯤化在哈佛開館授徒，但學生並不局限於本校人士，任何有興趣了解中國的學者，或者希望從事外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只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在哈佛，戈鯤化的教學以其豐富的內容、充分的准備和高度的技巧著稱，深受學生和同事的好評。值得一提的是，思想開化的戈鯤化也有很傳統的一面，在美國哈佛任教期間，他一直堅持身著中國清朝官服上講台，要求學生尊師重道。

G. 剛看了一日誌，說什麼奧巴馬在哈佛演講說中國20年後成為最窮的國家。我看這就是在放屁！

大家仔細想想，難道奧巴馬說的沒道理嗎？敵人比朋友都把你分析的透徹，我們國家以前連最好的佛法中醫都規定為迷信，難道還不夠無知嗎？大家還不去深思，反而罵奧巴馬。這樣的人能主宰命運嗎？人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深思去吧。
奧巴馬：中國將成為最窮國家

2013-10-15
奧巴馬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對將來的中國進行預測：20年後，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國家。
他給出的依據是：
1、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為什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很令人費解！
2、中國人不了解他們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3、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權力和金錢，自私自利。
4、人民大眾過去是權力的奴隸，演變為金錢的奴隸。這樣的國家如何贏得尊重和信任？
5、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唯有獲取權力或金錢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敗、墮落、茫然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
6、肆無忌憚地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掠奪，幾近瘋狂。這樣奢靡、浪費的生活方式，需要幾個地球？

H. 中國未來經濟是什麼樣子的

3月20日，200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以下為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H.帕金斯演講實錄。 我想今晚在座的各位對於來自中國的競爭並不是很感興趣，因為韓國在許多方面都領先於中國。我想今晚在座各位感興趣的是中國經濟的繁榮是否可以長久，且時間會有多長，這是我今晚想談論的基本問題。我想補充的是我在韓國渡過的許多年當中一直都在談論和研究韓國的經濟，而不是中國的經濟。我從多年的調查研究中所獲得的最大收獲之一就是了解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一國的經濟才能得到快速的增長。我認為韓國的經驗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經濟的展望：基礎層面 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前景是什麼？未來十年當中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又將會怎樣？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於韓國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總體上意味著什麼？ 要討論以上問題，必須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 (a)第一個層面我把它稱為是「發展的基石」。我一會兒將討論的問題在當前情況下很明顯是有利的，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否會變得對中國不利？ (b)第二個層面涉及對具體的經濟問題進行調查。這些經濟問題會導致破壞這些基石的危機的發生。 (c)第三個層面是中國經濟運行所必須的社會結構體系。這一結構體系在被解體時其方式是否會阻礙經濟的增長？ 在基礎層面上，要回答是什麼原因使中國的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答案一點也不復雜。23年前，我預測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可能會保持在每年6-8%的水平，這主要是因為某些基礎層面已經到位，且在過去的20年當中，盡管中國推行的經濟政策同其推行的國家方針和政策一樣錯誤，但中國的經濟仍然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在大躍進時期(1958-1960)和文革期間(1966-1976)，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破壞的政策不勝枚舉，從設計極其簡陋的家庭煉鋼爐，到關閉學校允許學生毆打老師等等。任何提倡使用外國技術尤其是進口技術的人員均會遭到嚴厲的批判，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這樣的情況。如果中國能夠停止犯以上錯誤中的一些，中國經濟一定會得到改善。那麼，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會產生正面影響的基礎層面是什麼呢？他們包括： (a)中國投資比率佔GDP的比重非常之高。1978-1979年國內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平均為37%，並且在未來的20年間一直保持這一水平或略高的水平。在2001年這一比重達到38%，並且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別上升至39%和43%。盡管這些資本並沒有被很高效地使用，但還是產生了顯著的增長勢頭，至少在容易做出選擇的早期階段。之所以說比較容易做出選擇是因為在早期階段，這些欠發展國家知道他們必須從紡織、鞋和玩具開始著手，這對於他們來說一點也不復雜或是輕車熟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或即將涉及技術領域時，就不能簡單地遵循走在你前面的國家。你必須進行自主創新，而在新領域的創新經常是錯誤和成功並舉。 (b)中國的人力資本一直都保持著非常快速的提高和增長。盡管在文革時期這一勢頭被打斷，但中國數千年的儒家文化都非常重視教育的重要性。小學和初中目前是強制性義務教育，盡管在一些貧窮的鄉村並沒有得以執行。中國成年人的文盲率為16%，而印度為43%。在高等教育領域，大學的入學人數超過800萬(2003年)並且還在快速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將達到1100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精英在美國都是一流的人才，因為他們都非常精通先進的科學和工程技術。在小學和中學教育方面中國遠遠領先於印度。 (c)在中國的鄉村有一隻巨大的低生產力勞動大軍，這支勞動力大軍可以轉移至城鎮從事較高生產力的工作，而不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嚴重流失。有大約49%的勞動力仍然在從事農業，而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數字達到70%以上(1970年末超過80%)。在中國仍然有3.65億農民，但在中國現有的技術條件外加很少農業機械化設備的情況下，中國可能只需要不足1億的農民。這種勞動力資源從農業向更高生產力產業(比如工業和服務業)的轉化本身就會對GDP每年貢獻大約百分之一的增長率。 (d)另外一個對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貢獻指標是一個國家使用其要素輸入的效率。在中國，像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都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六七十年代前蘇聯計劃經濟的低效率甚至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早期那種曲折發展的道路。得到改進的關鍵因素是： ①中國穩步地消除了計劃經濟體制並且日益依賴市場力量來調節。如今幾乎任何輸入均是通過市場來進行分配，且市場價格不再被嚴重扭曲。比如對於絕大多數進口產品都降低了關稅(盡管也有一些例外)，並且世界貿易組織將實施消除許多其他扭曲市場體系的措施。 ②消極的一面是，許多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關鍵制度仍然很薄弱或缺乏。尤其是法律體系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政府部門可以不理會法院的判決，並且政黨可以否決這些判決。這樣同其他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部門相比，政府的執行部門過多地干預市場，並且這些干預更多地是出於政治和尋租方面的考慮。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很弱，因為權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必須向上級行政管理部門上訴請求干預而不是依靠法院的判決，盡管在某些情況下會得到有利的判決。決定對某一特定的知識產權是否採取保護措施的行政管理部門在制定決策時通常不是出於保護知識產權是否會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是出於採取保護措施是否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可以肯定的是，對知識產權缺乏應有的尊重不僅會對中國現階段經濟的增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中國創新技術也會遇到如何加以保護的問題。我曾經在一次午宴上遇到一位非常有名氣的中國作家，她抱怨說由於盜版圖書的銷售而使她損失了很大一筆版權費的收入。由於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而受到傷害的群體達到一定的數量時，執行就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同知識產權相比，有形財產的權利發展更加迅速，但是即使是在今天，土地所有權和資本所有權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在農村尤其是這樣，農民仍然無法買賣他們的土地。 ③同「亞洲四虎」一樣，中國也非常重視製造業的出口，並且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程度遠遠勝於許多其他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日本、韓國和台灣省，在早期的發展階段甚至是在現在，已經嘗試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商榷的是在中國外國投資者比國內投資者享受的待遇更好。許多改革措施都是用來取悅和吸引外國投資者，然後才是國內投資者。 ④為消極的一面，中國的腐敗問題仍然很嚴重。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話，仍然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執照和許可證，並且政府官員會出於其狹隘的目的而對決策橫加干涉，這些干涉都會對商業造成危害。 概括本次簡短的討論那就是在未來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內，基本層面不會對經濟的高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這之後的問題將會來自於一個孩子的政策和老年人壽命的不斷提高，特別是撫養比率的激增，即非工作人口占工作人口比例的激增。然而，這些趨勢並不是直接迫切的問題。 可能會導致高速增長率脫軌的更多迫切問題 盡管基礎層面的影響力很強，但是一些非常重要和直接的經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也會在短期內甚至是長期內對經濟產生破壞。諸如此類的主要問題包括： (a)未能持續奉行完全市場體系的政策。中國是否會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日本／台灣推行的體制下停滯不前呢？我所說的這種體制是，對於一國的經濟，盡管貨物是在市場上進行買賣，但是政府仍然會做出許多重要的投資決定並處理很多重要的經濟糾紛--這就如同日本的經濟體制，通產省會做出許多重要的決策；或在韓國，藍宮會做出許多這樣的決定。如果中國也推行這種干涉主義政策，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也會同樣面臨著與伴隨著這種體制並存的尋租和政治化長期做斗爭的局面。 東亞經濟界的許多觀察家並沒有充分意識到使這種體制高效運轉的困難程度以及在韓國總統朴正熙執政的時代或在20世紀50、60年代日本通產省時代使這些政策得以推行的特殊條件。甚至很少觀察家能夠意識到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體制下，如果一些關鍵因素無法推行，比如用來處理經濟事務的一套強有力的獨立司法體系，一旦深陷其中再擺脫這種體制的困難程度。甚至韓國在1998-1999年期間也未能建立起這種司法體系，再加上希望重新改組韓國財閥的願望都表明藍宮對行業政策的干涉太深了。 不是讓市場來決定誰將破產，或誰來剝離同其業務相關的某些部門以及誰和誰合並，政府的執行部門使用其對銀行的控制權來干涉這些決定以強迫執行其目標。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多數這些決定都是由銀行和公司來做出，無需政府的參與。一個獨立和有法定資格的司法部門會執行由司法機構制定的規則來完成上述交易。如果韓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話，那麼在中國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中國的司法體系更加不健全且在進行行業決策時政治干預的色彩更濃。 (b)在社會前沿也存在一些問題會在很大程度上擾亂這種體制進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經濟造成破壞。 許多分析家已經對沿海和內陸城市之間不斷加大的差距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但是在我看來，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在農村收入的增長相對處於停滯狀態，並且對如何將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保持在每年3%以上沒有任何可行的辦法(在最近幾年當中農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已經略微低於3%，並且來自農業的收入其增長速度略低或略高於這一數字，這主要取決於農業收購價格的情況)。

I. 你認為奧巴馬在哈佛大學的演講20年後,中國將會成為最窮國家正確嗎請尋找材料

首先奧巴馬他是一個西方人，所以他的骨子裡面就瞧不起中國，而且我覺得完全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對待社會主義的一種蔑視的一種觀點所以是完全錯誤的，現在你看一下我們的社會經濟是非常的發達的，而且快速的發展，所以他這種觀點只是藐視中國，輕視 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