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呂新雨教授

『壹』 紀錄片的主要社會功能定位紀錄片和故事化的關系 模擬在線在紀錄片中的作用和定位

紀錄片的主要社會功能定位

知識功能、審美功能、娛樂功能

紀錄片和故事化的關系

在真實紀錄的前提下，借用電影故事化、電視劇創作中的一些故事化、娛樂化藝術元素，使我們講述的真實的故事對娛樂和資訊豐富的當今觀眾更具吸引力和影響力。紀錄片與故事片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故事性，而是故事本身的「虛構還是非虛構」。如果因為保持與故事片的距離而丟棄故事性，無疑是為了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倒掉了。

。「紀錄片故事化」也是當今國際、國內紀錄片界藝術創作走向的主要潮流之一，這也是全球關注的社會、人文、自然等三大類紀錄片類型的創作中普遍採用的藝術表現手法。在社會類紀錄片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創作者將人們生活中的故事用影視藝術的手法真實再現，使故事更生動、更感動、更打動人心、更具說服力和影響力；在歷史人文類紀錄片中，由於使用了「故事化」表述手法，使原本過去了的歷史故事、歷史知識、歷史文獻變得不再乏味而生動有趣，使消逝了的文明重新再現耀眼的光芒；使自然類紀錄片所反映的各種動植物生靈的神秘面紗得以揭開；使各種深奧而枯燥的自然科學知識變得形象、通俗、易懂，滿足了人們渴望親近大自然和探索發現的心理需求和求知慾望。總之，紀錄片的故事化使原本真實的故事更生動、更典型、更打動人心、更具說服力和影響力，這種創作傾向將紀錄片的知識、資訊、教育、傳播等功能與大眾娛樂功能相結合，從而真正達到「寓教於樂」和提高紀錄片觀眾收視率的效果，這也是解決紀錄片生存與發展的有效方式。

模擬在線在紀錄片中的作用和定位？

就是讓電視紀錄片在面對歷史題材的時候也能夠堅持「讓畫面說話」。對缺失影像的往事的敘述，運用「情景再現」不僅彌補了影像資料的不足，更是為了強化作品的故事性。因此在多數創作者看來，只要不違背紀錄片真實的原則，就應當大膽地利用各種藝術表現手段。
真實是紀錄片的最後一道防線

前些時候，有媒體曾尖銳地指出，紀錄片《唐山大地震》中大量的「情景再現」和三維動畫鏡頭，雖然從宏觀上表現了這場災難的慘烈，不過把這些演出來的「假鏡頭」穿插在部分真實的影像資料中，卻難免混淆視聽，讓觀眾一頭霧水。他們認為，紀錄片缺乏「再現」標識，雖然今天觀眾還能分出真假，但以後勢必會給後人造成「真實」的陷阱。

日前，在上海文廣傳媒集團紀實頻道舉行的紀錄片創作多元化研討會上，復旦大學教授呂新雨表示，紀錄片中關鍵性的場面是不能「再現」的，創作者對歷史要有一種敬重感。她認為，Discovery的自我定位就是娛樂性紀錄片，它可能極大地滿足了我們觀看的愉悅，但犧牲掉的可能是歷史的真實性。這種商業性娛樂片特別能迎合中國電視市場化的需求，因為它特別能以簡單的方式滿足我們的慾望，所以我們才需要更加警惕。

人們之所以在真實性上斤斤計較，就是因為真實是這類作品的靈魂。選擇看紀錄片而不是看電視劇，就是看中了它客觀反映現實的真實性。一旦「情景再現」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出了問題，誤導了觀眾，就是從根本上顛覆了紀錄片的文獻價值和觀賞價值。

對於「情景再現」在紀錄片中的大行其道，甚至有學者指出，這一潮流將對紀錄片的真實性產生嚴重挑戰，並疾呼「真實是紀錄片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把「情景再現」這一功能無限放大，就會淡化跟蹤拍攝的紀錄精神，紀錄片也會由此走入絕境。

讓紀錄片變得好看是娛樂化的時代需求

簡單地說，「情景再現」就是讓電視紀錄片在面對歷史題材的時候也能夠堅持「讓畫面說話」。對缺失影像的往事的敘述，運用「情景再現」不僅彌補了影像資料的不足，更是為了強化作品的故事性。因此在多數創作者看來，只要不違背紀錄片真實的原則，就應當大膽地利用各種藝術表現手段。

紀錄片編導李曉認為，以前的紀錄片一般是口述歷史，採用圖片和現有的影像資料。如今紀錄片紛紛進行「情景再現」的嘗試，不僅是因為這一手段在世界紀錄片創作中已經被廣泛運用，而且也反映了紀錄片創作觀念的一種轉變。「只有緊緊抓住觀眾的手，強化紀錄片的故事性和觀賞性，紀錄片的生存發展才會有更大的空間」。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認為，越來越多的紀錄片追求故事化和體驗性，有時候還會還原過去人的想像和情感。這種方式，搞歷史的人可能會覺得有失嚴謹，但電視常常考慮到大眾的接受。

中國紀錄片學會副會長時間說，「情景再現」的出現，主要目的是為了讓紀錄片變得更好看，這是娛樂化的時代需求。在國外，這一手段也十分流行，美國的《南北戰爭》就運用過，但這些僅是輔助手段，動搖不了紀錄片本質的真實。

中國紀錄片面臨生存問題

紀實頻道主編應啟明表示，紀錄片面臨生存問題，花5年10年實拍一部能在國際上獲獎的紀錄片，可能讓專家叫好，但這種模式在電視檯面對收視率壓力時是難以持久的。國際上有70％到80％的紀錄片採用的是「情景再現」和三維特技等手段，而事實也證明這樣的紀錄片更能「籠絡人心」、擁有高收視率。

「情景再現」是否就是當下紀錄片的一條生路？

當我們的紀錄片界還在為「情景再現」的手法是否可行而爭論不休的時候，國外的紀錄片已經大膽地把藝術的各種門類用於紀錄片的表現手法之中。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頻道製作的節目，可以說在技術上是無所不用其極。從畫面上我們就能看出其影像別致而工整，多處使用超大廣角、顯微鏡頭、航拍、水下攝影和高速攝影等手段。

「紀錄片是講求故事性的，應該如實地把一個故事的思想內涵表達得生動而完整，我覺得中國的紀錄片還應該朝這方面努力。」2005中國國際紀錄片大會評委會主席米歇爾·諾爾如此寄語中國的紀錄片。而楊瀾對中國紀錄片現狀的評價則更加直白：「現在中國紀錄片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就是主題單一、手法單一，缺乏想像力，還處在一種自然主義的純紀錄的狀態。」

「情景再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情景再現」再現的到底應該是什麼？是否只是簡單逼真地「再造」、「模擬」一段段歷史的場景和情節呢？在應用手段上應該有怎樣的制約和尺度？再現和特技怎樣處理才易於讓觀眾接受？它們又如何能夠區別於電影、電視劇，使再現的內容能夠呼應紀錄片整體的風格和特點，而不顯突兀和虛假？

盡管「情景再現」在細節的處理上慎之又慎，但歷史的細節浩如煙海，即使考證再嚴密也難免百密一疏。有業內人士認為，與其在那些永遠說不清的歷史細節中糾纏，倒不如避實就虛，用氛圍說話。

以系列片《失落的文明》中的「情景再現」為例，如龐貝古城的消亡，是用幾個人奔逃的腳步，打碎的器皿，驚慌的面部特寫來渲染。虛實結合，使一種遙遠而神秘的歷史氣息撲面而來。

再如，《故宮》在表現搬運石料這一史實時，就使用數字特技在宏觀鏡頭上描繪出了浩浩盪盪的搬運隊伍，而在微觀鏡頭的處理上則使用車輪、馬蹄等局部特寫指代那些拿不準的影像細節。如此處理，並不會留給歷史學家考據的把柄，算是在真實和再現之間找到了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隨著影像傳播樣式的日益豐富，字幕、動畫、flash、數碼特技、電影化的演員扮演等等都紛紛在紀錄片的「情景再現」中粉墨登場。然而，多數「情景再現」大都還停留在光影、意境、演員的走位和動作設計這類細節的雕琢中，而如何更好地服務於紀錄片的整體創作，「情景再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貳』 考研理科生想考文科類的有什麼注意事項

大二有點早，具體看你要考的學校，如果是清華北大之類，那現在就應該准備。
一般來說，如果想學的輕松，從容不迫的考上研，從大三下學期准備就可以：
1。寒假回來後，買上要考學校要考專業的專業書，抽時間看。英語不要拉下，一天半小時看英語
2，大三的暑假可以去要考的學校了解下情況，有條件見下導師，了解下他的研究項目。或報個考研班學一下
3，9-11月 ，綜合階段，英語為重，主要做真題；政治要點掌握
4，12-1月 ，英語寫作，政治背時事，大題
這樣如不出以外，考個好大學好專業還是可以的

『叄』 紀錄片有哪四種功能定位

社會功能、經濟功能、娛樂功能和審美功能。

1、社會功能

紀錄片作為大眾媒介和傳播工具，它承擔著大眾媒介的使命。這就要求紀錄片必須有社會責任意識。它不是精英受眾的專利，而是要面向全體；

它不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表達，而是肩負著記錄社會動向、設置大眾議題、參與社會討論、推進社會發展的使命

2、經濟功能

在遵循國家政策法規的基礎上，去爭取商業利潤、實現經濟效益。

3、娛樂功能

給受眾提供娛樂消遣和精神食糧，向人們傳播著自然、科技、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知識，豐富著人類的認知和體驗。

4、審美功能

培育受眾的審美情趣，從而提高人們的心理、情感、精神等綜合素養。

分類：

1、政論

運用真實形象進行論證的紀錄片。它充分發揮電影的技術優勢和藝術優勢，運用可視材料進行論證,顯示出形象性與思辨性相輔相成的特點。運用的素材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歷史的，不受時間的限制；

以《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為例，其素材來源可以是中方的、印方的、英方的，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因此，也不受事件本身序列的限制。除了材料的真實性、論證的嚴密性、觀點的鮮明性這樣一些基本要求外，政論紀錄片尤其注重形象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2、時事報道片

指報道新近發生的新聞事件的紀錄像片，它的性質與新聞片相同。但報道的范圍不限於一時一事，結構也比較完整。如報道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活動的《歷史的紀念》、報道女排比賽的《拼搏》等。

3、歷史

指再現過去時代的歷史事件的紀錄像片。它所表現的人物和事件須准確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不能違反歷史的真實，不能用演員扮演。

可以運用歷史影片數據、歷史照片、文物、遺跡或美術作品進行拍攝。影片應具有文獻價值。如《辛亥風雲》、《兩種命運的決戰》、《淮海千秋》等。

4、傳記

指紀錄人物生平或某一時期經歷的紀錄像片。它與一般時事報導片或歷史紀錄片的區別在於以特定的人物為中心，不允許用演員扮演，也不可有虛構的情節和人物。

如《詩人杜甫》、《偉大的孫中山》、《革命老人何香凝》、《毛澤東》、《葉劍英》等。僅表現某一人物的某一側面的人物肖像片、人物速寫片等也屬於此類。

5、生活

指記錄人們現實生活的各種情況及狀態的記錄像片。這是有別於其它紀錄片的，因為內容完全是不需要演員參加演出的，而是反映了活生生的真人與真事。

『肆』 赫魯曉夫傳玉米什麼意思

玉米運動是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進行改革時發動的一場運動。 據說赫魯曉夫想學習美國，大面積種植玉米，不顧及蘇聯的地理氣候因素，赫魯曉夫決定全蘇聯種植玉米。但由於蘇聯地理條件（主要是氣溫和光照）實在太差，玉米幾乎不結「棒子」，加上國家機構人員腐敗，從國外購進大「棒子」愚弄赫魯曉夫，玉米運動終究失敗。
農業問題一直是蘇聯戰後初期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由於長期執行「斯大林模式」，片面發展重工業，蘇聯農業長期發展緩慢，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糧食產量甚至低於帝俄時期。1949年，赫魯曉夫根據烏克蘭農民傳統玉米種植經驗，採用「方形穴播法」，讓當地農民一次性擴種了200萬公頃玉米，結果大獲豐收。這讓赫魯曉夫振奮不已，從此對玉米刮目相看。同年底，赫魯曉夫調任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莫斯科第一書記。一上任，他便打算推廣種植玉米。為此，他首先在自家菜園進行了兩次試驗，都取得了成功。1953年，他在自家周邊的農庄播種玉米，使該農庄一下由「過去搞得很糟」成了「全國最先進和最贏利的農庄之一。」這些成功經歷沖昏了赫魯曉夫的頭腦，使他萌發了在蘇聯全國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9月，赫魯曉夫被任命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當月，赫魯曉夫就正式提出了應該大面積播種玉米的倡議。以後，只要逮到機會，赫魯曉夫都為推廣玉米種植鼓吹一番。在赫魯曉夫看來，擺脫蘇聯農業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發展畜牧業，而「畜產品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沒有足夠的糧食」，玉米的奇跡效應無疑是解決該問題的良葯。

1959年9月，赫魯曉夫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邀請訪美。在訪問期間，他特地參觀了以種植玉米而馳名於世的加斯特農場，目睹了北美洲的遼闊大平原一望無際的玉米豐收景象，赫魯曉夫嘖嘖稱贊。這次美國之行更加堅定了赫魯曉夫在蘇聯大力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為推廣玉米種植，赫魯曉夫經常下基層，親自向基層農業領導人灌輸「玉米思想」。

古古魯沙

蘇聯玉米種植面積僅350萬公頃，在赫魯曉夫的大力推動下，到1955年，玉米的種植面積已達約1800萬公頃，但赫魯曉夫仍對此仍感到不滿意，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種植面積達到2800萬公頃。
在推廣玉米種植過程中，赫魯曉夫忽略了最基本的東西———玉米生長的自然環境。蘇聯地域遼闊，氣候差異較大。適合在烏克蘭種植的玉米難以在西伯利亞的冰原生長。赫魯曉夫卻從不考慮這些。一些地方的農業領導人為完成上面下達的不可能完成的種植玉米的硬性任務，不惜作假，掀起一股浮誇風。甚至一些國家機構人員，從國外購進大「棒子」，謊報收成，愚弄上級領導，赫魯曉夫對此也有所察覺。1958年1月，他在莫斯科州舉行的農業工作者會議上表示：「在莫斯科州，玉米的收成往往很低，而有時在報告材料上卻能對付過去。莫斯科州人搞這一套是很有一手的。有時收成不怎麼好，他們就找一些豐產田，根據豐產田求出平均數字……」然而，他沒有深入地思考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只是把浮誇風泛濫歸罪於地方農業負責人的失職，因此繼續不切實際地推行玉米種植運動。

蘇聯大部分地區不具備美國「玉米帶」那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因此，不少地方農民播種的玉米一無所獲。這不僅無法為牲畜提供充足的飼料，而且由於玉米的種植擠掉了其他作物，連人的口糧都受到威脅，而以玉米秸稈作青貯飼料，比蘇聯傳統的青貯飼料三葉草、牧場草等成本高出兩倍多。赫魯曉夫的政策遭到了現實的「無情打擊」，「玉米熱」因此冷卻下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玉米熱成了赫魯曉夫的笑柄，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古古魯沙」，即俄文「кукуруза」，意為「玉米棒子」。
1963年，即赫魯曉夫改革後期，蘇聯糧食出現嚴重危機，導致蘇聯第一次不得不進口西方的糧食。究其原因，與赫魯曉夫迷信「美國式道路」、大力推廣玉米種植不無關系。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呂新雨也曾經在《赫魯曉夫與勃涅日涅夫時代的農業問題》中對赫魯曉夫的玉米政策作出評價：「赫魯曉夫農業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對 『美國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廣玉米種植，作為發展畜牧業的經驗，結果卻以失敗而告終。1955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他在《關於增加畜牧業產品生產》的報告中，就極力鼓吹美國用擴大玉米種植來增加畜牧業的經驗。這一年他派遣代表團去美國衣阿華州玉米帶考察，被衣阿華的大農場主羅斯韋爾·加斯特（Roswell Garst）游說去參觀他的大農場。結果是這個衣阿華玉米商後來成了赫魯曉夫的座上賓，多次訪問蘇聯，還賣了4500噸玉米種子給蘇聯。赫魯曉夫1959年轟動世界的美國之行中，去戴維營與艾森豪威爾見面之前，特別去衣阿華州加斯特的大農場做客並討論玉米種植問題，加斯特和赫魯曉夫手拿玉米棒子的電影鏡頭和照片一時間傳遍美國。但是，強力推行玉米種植的結果是：玉米並不適合在蘇聯推廣，產量不高，其經濟效益比其他飼料作物要差，而且擴大的玉米種植擠掉了冬小麥種植的面積，影響了穀物的增產，這導致他的畜牧業發展計劃嚴重受挫。其標志性事件是，梁贊州的黨委書記為了迎合他的畜牧業要趕超美國的壯志，虛報指標，為此梁贊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並且在全國采購肉來完成任務，還是遠遠完不成指標。欺詐敗露，該黨委書記自殺，這一事件成為著名的丑聞。開墾荒地運動與強制擴大玉米種植面積，都是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現代化『美國式』農業道路的體現。」

『伍』 呂新雨的介紹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1987年獲安徽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士學位；1990年獲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1993年獲復旦大學文藝美學專業博士學位。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學會紀錄片學術委員會理事。

『陸』 真不明白，那些整天拿柴靜抽煙開車說話的人什麼心態

《穹頂之下》在互聯中國上產生了爆炸性影響。 首先當然是如約而至的一片贊美聲。 最直接的朋友圈反應是：比起和香港人吵架，這才是重要的事情，我們該為霧霾治理做點什麼了，買空氣進化器沒用，我們要拿出行動。這是經常激盪於虛擬空間的「公民行動精神」。 知乎上的環境系男生同樣表達了這種欽佩，批評自己一直耽於行動，怕得罪人。「我想柴靜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作為一個學了七年環保的人，(只知道)那個出門帶口罩的方法，人家的作為勇敢，就是一陣號角，號召你要醒過來。」 許許多多的普通人被感動了，許多人表示准備行動。柴靜給出的個人行動方案主要就是舉報，以及少開一點車。所以相關部門要准備好了，可能會像微博隨手拍解救流浪兒童那陣子一樣，短期內會收到好多投訴中國。 更全面更專業的贊揚當然也已經提前准備好。視頻甫一發布，騰訊大家、南都評論、人民中國等就幾乎同時推出了評論、訪談、回顧文章。 南都記者汪濤，一直專注大氣和環境健康領域報道。他回顧了視頻發布前夕的心情： 在環保部的一次會議上我遇到柴靜，互留了聯系方式後，她時常和我探討一些大氣污染的問題，要一些專家的聯系方式。我沒有對別人說起柴靜在關注霧霾的話題，後來聽說她當了媽媽後，對於環境和食品安全問題越發關注。我很欣慰。只是覺得她太認真了，大氣污染的各個領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沒看到報道。直到二0一5年一月，我被邀請去給他的演講提意見是，我才明白柴靜為何要花一年時間，為何要采訪那麼多人。」「在柴靜的片子中，最觸動我的場景便是她的小女兒，扎著倆小辮，伏在窗前，看著霧霾籠罩的世界。」 人民中國專訪柴靜，談及母親的身份，記者坦言「覺得特別親切」，柴靜說正是對孩子健康的擔憂，成為她一年以來行動的「基本動機」，這樣的人之常情更讓記者對這一年以來的行動「不僅理解，而且能夠強烈地帶著情感感受到。」更在官微中呼籲：「穹頂之下別讓柴靜太孤單」。 原《焦點訪談》主編庄永志將柴靜的這次行動看作「互聯中國時代的公民調查」，「目力所及，這是非機構、非記者所做的信源最權威、信息最立體、視野最開闊、手段最豐富、最有行動感的霧霾調查……她居於調查的動員，將引發新一輪的、更廣泛的從立法完善到公共政策調整再到公民個人作為的治霾行動。」「她以個人、市民而不是機構雇員的身份了解大氣污染的危害以及污染治理的立法、戰略規劃和能源政策的制訂與實施，可以從信息公開和民主決策的視角考察其間的得失、權衡國外同類決策的可否借鑒。中國民不必居於渠道信任，而是出於對傳播者個人魅力的贊賞和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對社會議題的重視而上中國觀看《穹頂之下》……《穹頂之下》，僅僅是中國民參與的開始。」 可想而知，微博上的大V們也紛紛送上支持。崔永元、五嶽散人、姚晨、李佳佳、袁莉、羅昌平等等都表示了對柴靜的敬意和對污染的關注。 和菜頭則特別強調了柴靜的互聯中國思維及其對環保產品的推動。「我花了一0年時間才終於意識到問題所在，終於採取了應對行動。那麼對於海量的大眾來說，也許要花更長的時間，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讓足夠多人正確認識到霧霾的危害，這已經很不容易了。可是，僅僅是認知是不夠的，還需要讓人們行動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柴靜的《穹頂之下》動員了社交媒體上的各種力量，讓數千萬乃至上億人認識到霧霾的危害，知道自己可以採取的應對措施，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在許多人還在熱衷討論什麼是「新媒體」、「互聯中國思維」的時候，柴靜和她的團隊們已經悄然做出了他們的新媒體產品，而且免費發布到了全中國。在我看來，這件事情甚至要比《穹頂之下》本身更重要。」和菜頭更大膽預測：波瀾壯闊的霧霾公關攻防戰這才揭開序幕而已。 著名財經人士江南就此奉勸筆者：少羅嗦，趕緊多買一點環保題材股票。 然而，柴靜隱退的一年，也正是微博退潮，各種專業意見媒體興起的時期。在專業人士和獨立思考者越來越多的時代，即便是柴靜，也不再像過去一樣收獲一邊倒的贊美。 贊美每每相似，批評和擔憂卻多種多樣。 紀錄片的製作和傳播方式最容易引起批評。關於嬰兒的橋段最先引起不滿。嬰兒的腫瘤病和霧霾到底有無關系，紀錄片是否煽情過度失去客觀態度？有圈內媒體人在微博上表示：柴美女是資深煙民，加上高齡產婦，這些對孩子的健康影響可能更大。呼籲柴靜戒煙的中國民不在少數。但許多煙民表示：不戒煙也可以生好孩子，孩子有良性腫瘤是偶然事件，治好就行，健康就好，大家都別拿這說事。此外，柴靜開的車也被吐槽排量太大。 一位匿名中國友表示：要把故事講成這樣，其實很簡單——拜羅永浩為師。這部片子，從第一眼我就覺得有濃重的羅氏脫口秀風格，果然，最後的特別鳴謝名單裡面，頭一位就是羅永浩。 有關新聞傳播體制的更深層擔心來自兩位新聞學院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呂新雨教授與庄永志商確道：崔永元和柴靜都是自出百萬來做調查性報道，這一名人現象值得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公民新聞其實是名人新聞。柴的報道在兩會前上線也是看點。這些報道具有所有名人效應的優勢，以及問題。調查性新聞在體制內的沒落，社會對此種新聞的飢渴，也是此類新聞能夠有影響的社會基礎。這些都是值得分析的新現象。失去新聞生產體制對新聞客觀性的保證，以名人效應為公眾信仼的基礎，這一轉變後面的隱患很值得探究，也為隱性資本操控留下空間，它可以構成新的壓力政治的模式。名人生產新聞的橫出與體制性新聞生產的危機在今天中國是一對互相關聯的問題。 有中國友則稱這部紀錄片聲勢浩大地推出，是中國式游說集團甚至綠黨的誕生。但是有新華社的朋友不同意：這個是不了解敝國新聞體制，哪有啥壓力政治？人民中國是誰辦的？這明顯是部門利益支持的動作，時機也拿捏得非常講政治，新部長履新、兩會前夕。 北大吳靖教授認為：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名人自費拍攝新聞調查是一種包裝成公共行為的商業行為，生產和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市場化的算計。這種算計在柴靜紀錄片的完成品從內容到形式每個細節中都可以找到。從莫須有的霧霾導致嬰兒腫瘤的敘事策略開始，到再次搬出幼兒和母愛來遮蔽數據漏洞和邏輯混亂的結尾。包裝、姿態、煽情、自我展演的商品邏輯幾乎全程覆蓋真實、理性、深入、質疑、論辨的公共對話邏輯。 媒體人西坡的觀點比較婉轉：因為有了當母親和照顧孩子的經歷，所以在面對霧霾時更不能忍，所以發起「一個人的戰斗」。公共言說目的就是調動公眾，拿個人經歷做引子，搞些小煽情(采訪小女孩有沒有看過藍天)、小金句(「有義務沒權力」)都是正常的手段，視頻整體還是克制的，主要以援引專家、機構的觀點和數據為說服力。對於一直關注霧霾新聞的人來說，《穹頂之下》沒有太多新料，但對普羅大眾來講，這是一次系統、靠譜的霧霾知識普及。 但片中的專家、機構觀點和數據是否有說服力，受到了更大的挑戰： 從事財稅行業的不願具名中國友W告訴筆者：關鍵她的結論就是錯的。以天然氣和新能源取代燃煤燃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秀良心有用嗎？一是中國的能源結構決定的(煤儲量巨大)，二是因為燃煤燃油只要適當集中處理，應用合適的技術，污染並不嚴重，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北京的所謂霧霾十年二十年之內不難解決的原因。憎惡大工業是中國環保主義的最大誤區，事實上以大工業取代小工業才是實現環境友好的唯一途徑。中石油中石化加起來大約佔全國成品油市場的漆0%，剩下是各種地方煉油和民營煉油企業。中石化與地方煉油企業、民營煉油企比，那個污染大，哪個品質好？開車遇到兩個加油站，一個是中石油加油站一個是雜牌加油站，放心去哪個？ 資深環境報道記者李靖雲表示：我國的油氣儲量和可開采儲量是兩回事，大量的點狀分布，開采非常困難，成本很高。過去搞過石油大進軍，到處搞油田，結果是什麼可以去查紀錄。至少前些年川渝中小型油氣井出的那一系列悲慘事故足夠觸目驚心了。如果遍地開花式開發，污染會呈什麼樣水平？ 一位不具名中國友說：錯誤太多，說幾條一眼掃到的：一、引用陳竺的數據未必就權威，上海的闞海東和環科院王金南應該有相關數據，你們誰拿到了；二、在吸煙率這么高的現實中，肺癌數據沒啥意義，充其量也就是有一定的相關性，而且，拜託你們分清楚發病率和死亡率； 如何解決霧霾？指望開發天然氣和減少汽車可行嗎？《大目標》作者任沖昊表示，「還是修核電站靠譜，北京都有核電站，我們大熱河省先來倆。」 重陽金融研究院賈晉京研究員的看法獨樹一幟：如果是要藍天的話，柴靜還沒有涉及霧霾的核心問題。霧霾的最重要的成分其實是水蒸氣。是水蒸氣導致幾百種各類成分結合成氣溶膠，成為觀感很差的霧霾。要減少霧霾，關鍵是減少水蒸氣。要減少水蒸氣，只有減少水的使用以及人口量。要是為了健康，那確實要按柴靜說的減少汽車尾氣、工業污染排放。但是這里有個問題：這不會減少霧霾。再概括一下：減少水蒸氣會帶來藍天，美國之所以有藍天就是這個原因。但這並沒有減輕環境中的可吸入顆粒物，只是水溶膠少了罷了。減少工業排放，會有利於健康，但不會減少霧霾，不會帶來藍天。 看完這些批評，筆者覺得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感覺《穹頂之下》也確實只是一部個人的紀錄片，雖然盡力做到數據翔實，但還是有諸多不嚴謹。但是這樣的紀錄片畢竟給很多人帶來希望和熱情。西坡就表示：同樣作為媒體人，我很敬佩柴靜，同時感到一絲慚愧。暗下決心向柴靜學習多做扎實工作。 引起中產階級欽佩的柴靜式行動，也引起了另一個層面的警惕。 比如吳靖教授表示： 要呼籲公民責任，卻只挑相對而言最容易最高姿態的打中國報警投訴排放超標，輕輕說句少開點兒車，對於最實際但也是最困難最不討好的公共政策選擇卻不置一辭，這些選擇包括：提高入城費，提高限行天數甚至單雙號限行，控制大排量汽車，繼續嚴格的搖號限號政策等。這些都會引起相當多城市中產的埋怨。看來對霧霾的恨還是沒有超過對成為中產階級知性女神的愛。而當談到能源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就完全不顧中國的歷史、地理和實際狀況，忙不迭在完全沒有數據沒有論據的情況下把所有罪過都扣到所謂的國家能源壟斷頭上，為能源的私有化搖旗吶喊，為資本瓜分能源市場鼓噪，至於私人資本的進入如何就能迅速轉變中國的能源結構，如何可能不計成本在中國各地探查天然氣並在全國建設穩定安全的輸氣中國絡，柴靜抒情之餘估計沒有氣力去論述、論證和論辨了。 中戲教師「樹上的男爵」也批評了柴靜紀錄片的中產階級保守心理： 說到空氣污染，北京人動不動就罵河北，說河北的鋼鐵廠水泥廠是北京霧霾的罪魁禍首。春節期間包括北京人民在內的大都市中產階級開車自駕到大理，把小小大理堵了個水泄不通，春節期間PM二.5指數飆升。如果關閉了河北的鋼鐵廠水泥廠，河北人民就會下崗失業，而北京人少開點車，頂多就是生活不太方便而已。我想說的是：治理空氣污染，那些充分享受著現代生活便利的大都市中產階級理應承擔更大的責任。一邊控訴著空氣污染，說不許燒煤不許搞水泥廠鋼鐵廠，但卻絲毫不提自己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只想著別人為自己犧牲而自己壓根沒打算負責任。環境污染毫無疑問應該治理，但治理方式不應該是去砸那些正在發展道路上苦苦經營的欠達地區人民的飯碗，相反，應該充分反思並有效約束中產階級們美其名曰「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西坡也擔心環保的代價由誰承擔： 霧霾並不是這兩年的新生事物，只是這兩年才引起注意罷了。而最關注霧霾的，顯然並不是農民、富士康員工乃至環衛工大爺，而是城市中產、文藝青年、富豪老闆(鋼廠老闆等除外)。後者是這個時代民間最有話語權的，他們脫離溫飽階段，不管有沒有戶口都已將雙腳邁進了城市大門，但他們也只是為自己代言。製造霧霾的「落後產能」及附著其上的人群，在輿論場並沒有屬於自己的話筒。不說話不代表他們不存在。但沒有話語權就意味著他們有可能以「為時代讓步」的名義被犧牲掉。 無論如何，柴靜喚起了新一輪關注環保的熱情。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如何正確關注環境問題。 長期關注環境問題的記者李靖雲告訴筆者： 這是個政策問題，我最擔心就是政治化，那是立場問題。既然在中國就得面對中國的環境治理。我不關心紀錄片是否有利於建立民主自由或者有利於黨國改善治理。中國目前社會抗議增長最快的就是環境問題，據中國環境科學會的數據，從一99陸年開始年增長二9%。所以那句「喚醒民眾」實際多餘。第一，准確的數據。柴靜的紀錄片最大的意義估計是介紹了馬軍老師長期的環境第三方監控數據，沒有數據一切都是空談。第二，能源政策和格局明晰化，中國的能源過去現在未來都必須靠煤，公眾必須要了解這一基本事實，問題可以簡化為如何對燃煤做環境處理。第三，減少污染源所必需的代價，這點必須講清楚。限制大城市人口，發展中小城鎮必然增加碳排放和污染。反對垃圾集中處理，反對核電，反PX實際在鼓勵污染。數據指示基本狀態，確定你需要付出的代價。不要總是反問過去，歷史也不是階段性和重復性的，而是現實性的。其實看看我們現在做的能源環境報道比如南方能源觀察和財經無所不能，就知道柴靜基本才入行。 南京大學周雷博士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他認為應當怎樣研究污染問題： 柴靜是很良善的記者，但是她用調查數據、歸因和解析來重新闡述常識，並將其系統化，造成一種相信和感同身受效果。所以她的調查和崔永元自費調查，因為受制於知識觀和認知模式，都無法進行真正認知意義的突破和突圍。雖然，崔永元更是一個有人格魅力的人。提到煤的污染，她說到洗煤，卻沒有深究洗煤水的可能後果；提到能耗和油耗，她分析行業內幕和總量，卻沒有分析這些能耗的生成細節，哪些人主導了哪些消費並實現了何種污染擴散？中國的污染與世界經濟的關聯？中國現有污染機制的原因，它是學來的？還是內生的？在沒有弄清楚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之前，她在海外的調查幾乎全是盲人摸象式數據。她提到倫敦的幾百萬污染行業工人轉型，倫敦現有的環保模式，但卻沒有意識到整個西方，甚至整個人類都在外包和異化自己的認知。當那些污染行業從自身國家逐步淘汰，大氣開始朗清，似乎就覺得問題解決了。柴靜采訪了一些老北京，說到兒時的記憶，似乎存在一個曾經有效和環保的北京style。這種邏輯和認知模式錯得非常離譜。研究污染，從來應該多線並進，但不是用小分隊調查的方式，而是能尋找到癥候的發生機制。 然而，對於批評的反批評也已經出現。 李華芳在微博發表文章認為：批評柴靜的學者那是因為「軸」和「酸」，學界游戲規則是占據知識山頭，媒體游戲規則是靠故事煽動情感。你搞學術影響力人家搞媒體影響力彼此彼此啊。但重要的是，搞政治運動的人要學習柴靜的動員能力，不然怎麼煽動革命？至於普通人那就是搭便車的，「革命」不需要你們。 環球時報肯定會認為李華芳這是一廂情願把柴靜當作「革命」工具。雖然今天沒有發表文章，但環球時報官方微博連續發聲：「請那些不認同柴靜的人，先好好看完那個紀錄片。裡面的干貨很多，而且都來自於環保部門的專家和官員，給人感覺跟像是中國環保部門的一次集體控訴。那些糾結於柴靜本人的人，你們應該看得更廣一些，更高一些。」「其實如果大家看了這個片子，就會發現這個片子的主角並不是柴靜，而是那些在我國各地，感到各種無力感的環保局的幹部們。柴靜只是一個記錄者，她記錄下的是環保立法和執法的種種無奈。如果看這個片子的最後，是去對柴靜品頭論足，那麼你恐怕並沒有看懂這個片子到底在說什麼。」 崔永元顯然比環球時報悲觀，他對澎湃新聞表示：《穹頂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啟蒙，但對於國家霧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計。你可以推斷一下，假如柴靜拍了一個深入淺出的紀錄片，讓所有人都明白了霧霾的原因是什麼，從而導致霧霾被徹底治理，那你說我們要那些部門幹嘛用啊？ 要看得更廣一些，更高一些。對柴靜紀錄片比較持中的看法來自春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陳平教授：這樣的紀錄片推動形成公民環保意識可幫助環保執法。應當鼓勵。但同時要讓大家理解：環保水平只能逐步改善，否則導致去工業化，造成嚴重就業危機和社會問題。 最後，筆者看到有朋友說：「霧霾越來越嚴重/人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長，這個邏輯也是白金/藍黑啊。」這個點評給人的撫慰程度真是比的上柴靜紀錄片給人的震動程度啊

『柒』 認識紀錄片是什麼課

紀錄片主要是紀錄某一事件或事物的電影，它主要以事實為基礎，一般都是真實可信的。

紀錄片美學觀的奠基者：維爾托夫、弗拉哈迪。其中維爾托夫開創了「電影眼睛派」，提倡鏡頭如同人眼一樣「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對人為的扮演，甚至反對帶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

而弗拉哈迪的開山之作《北方的納努克》卻是由納努克「真實」扮演而成，最後由現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納努克甚至因為缺乏過冬食物而死。同為紀錄片的先驅，他們的風格卻迥異，這也成為日後紀錄片流派紛爭的源頭。

「紀錄」一般只做名詞用，指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以內記載下來的最高成績，如打破紀錄，創造新紀錄等。「紀錄」有兩個意思，一是指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某方面的最好成績。另一個意思是指對有新聞價值的事件的記載。

『捌』 有哪些優秀的國產紀錄片

鐵西區、紀錄片故宮、歸途列車，沿江而上、比較火的舌尖

轉一個貼知乎上的

紀錄片課老師呂新雨教授的列表，初始出處不詳。http://www.hu.com/question/21099408

『玖』 中國紀錄片交流周的第三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

第三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The 3rd China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Forum）於2006年4月18日至22日在中國合肥舉辦，本次活動由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和北京現象工作室聯合舉辦。
來自法國馬賽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等著名電影機構的負責人和選片人將出席本屆交流周，與國內業內人士展開深入交流。中國優秀紀錄片作者吳文光、王兵、黃文海、鄢雨、季丹等導演將出席本次活動，著名的紀錄片學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呂新雨、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同道、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張獻民等也將來參加研討，部分學者還將開展講座。
本屆交流周採用放映、講座、研討等多種形式，分優秀紀錄片展映、學者講座、導演闡述與觀眾互動等三個階段舉行。搭建組織者和製作人之間、觀眾和創作者之間、研究者和創作者之間良好溝通互動的平台，創造更多的機會讓普通的公民都能看到自身表達的願望和權利，是新一屆影展追求的一種新的嘗試和目標。
在持續5天的活動時間內，將陸續首映近一年多來中國本土的最優秀的紀錄片。導演沈曉閩的《798》、導演賀崢《青龍路十九號》、導演舒浩侖《鄉愁》等二十多部紀錄片將在安徽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分別放映。沈曉閩等部分紀錄片導演屆時將與現場觀眾做導演闡述並回答觀眾提問。
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協調人濱治佳，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創辦人之一金智爽、法國馬賽國際電影節主席讓-皮埃爾·里姆將主要對本國紀錄片電影節方面的情況向與會者作深入介紹。
講座分作者講座與學者講座兩種不同類型並列舉行。《流浪北京》、《江湖》製作人吳文光，《渡口》、《遷鎮》導演郭熙志，《鐵西區》導演王兵，《淹沒》導演鄢雨，《好死不如賴活著》導演陳為軍，《食指》、《片刻》導演蔣志以及《喧囂的塵土》、《夢游》導演黃文海等七位紀錄片作者將就紀錄片的創作方面深入闡述個人體會。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呂新雨、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同道、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等三位學者將著重就中國紀錄片現狀與與會者交流探討。
紀錄片(Documentary Film)被稱為是「最有文化的電影」，也被認為是「最真實的電影」，或者是「最有價值的電影」。因為其忠實的紀錄作用，紀錄片越來越被看作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最重要的紀錄方式，也是歷史變化的重要見證。由於歷史和體制的原因，中國的紀錄片特別是獨立紀錄片還是非常缺乏播出平台。一直到今天，國內也很少有觀眾真正從電視上看到我國的獨立紀錄片的面目。在文化產業發達的國家，比如美國、歐洲和日本，紀錄片一直為商業團體和觀眾所重視。類似BBC和NHK很早之前就把紀錄片製作的觸覺伸到我國，利用我國的資源和人才進行紀錄片的創作。
中國的紀錄片創作和市場正在經歷著重要的變革。隨著DV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獨立製作人員加入紀錄片的創作隊伍，紀錄片產生的數量在近幾年中不斷遞增。同時，中國上下五千年的豐厚的歷史文化和縱橫五千里的廣袤地域的差別性，給紀錄片題材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也意味著這個土地上的紀錄片市場有著無限可能。

『拾』 呂新雨的主要著作

《神話·悲劇·<詩學>——對古希臘詩學傳統的重新認識》，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紀錄中國——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4月；《書寫與遮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另有論文六十五餘篇。1997年第四屆全國電視紀錄片學術獎和第十六屆中國電視「金鷹獎」紀錄片獎評委。擔任的課程有：《馬克思主義新聞原著選讀》、《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與實踐》、《紀錄片理論與實踐》、《廣告美學》、《文學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