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講授中華文明

1. 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附錄二

（一）
在清華大學早年實施「通才教育」、創辦綜合大學的歷史上（1925-1952年），相繼成立過文、理、工、法（商）、農等多科學院，藝術作為獨立學科卻是清華大學學科設置的空白。2001年出版的《清華大學志》將清華大學的藝術教育列入「體育與校園文化」專章，包括音樂、舞蹈、戲劇、美術、攝影等門類，通過一般的課程設置與校園文化活動來實現美育。然而，這遠非清華大學藝術教育與藝術學科歷史的全部。
1947年至1950年間，圍繞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主題，清華大學整合校內研究力量（人才、機構、資金、研究對象等方面），先後進行組織「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創設藝術系、組建文物館等一系列實踐，由此開啟清華大學收藏、整理與研究並重的藝術史傳統。重審這段歷史，是對清華大學人文藝術學科設置起源的必要延伸，揭示創設藝術史學科的歷程，同樣有利於充分認識藝術史研究與人文、科學的內在同一性，領會陳夢家、梁思成等一批清華學術大家的科學人文精神與文化使命。 清華大學組建藝術系的動意，源自中國藝術的國際地位與國內現實的強烈反差。晚清民國的動盪造成1920年代以來中國古物大量流失海外，歐美各大博物館多設有遠東部，以搜集展覽中國古物，一些歐美大學開設課程講授中國藝術史。1947年4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周年舉辦東方學術國際會議，其中「藝術考古組」以中國的銅器、繪畫和建築為主題。這促使與會的清華大學教授陳夢家、梁思成、馮友蘭思考中國學界與社會如何擔當研究與傳承中國藝術的使命。他們認識到中國藝術品是溝通中西文化的最佳媒介，贏得世界的尊重在於其蘊含的民族精神，國勢積弱之時重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有賴於此，中國大學與學者亟需擔當起保存與研究中國藝術的使命。
然而，當時國內大學或囿於對中國藝術價值的片面認識，或限於經費不足，或缺乏專門人才，尚未組建專門機構從事中國藝術研究。在大學中設立藝術系，創辦大學博物館，成為中國藝術研究的必要途徑。清華大學應憑借其獨特的人才與資金優勢，開創國內的藝術史研究風氣。1947年4月至1948年9月間，清華大學籌設藝術系的各項工作就此展開。 清華大學籌設藝術系基於對學校已有資源的科學規劃與重組，通過整合教授成立專業指導委員會，調整資金使用方向購置文物建立文物陳列室，籌措藝術研究基金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構建藝術史研究的學術體系。
1、成立「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
清華大學教授中，梁思成專精中國建築，鄧以蟄擅長中國書畫，陳夢家深味鍾鼎彝器，在1940年代皆負盛名。由於他們分屬清華大學營建系、中文系和歷史系，共有的中國藝術專長未得充分發揮，造成研究分散未能集中，學生有修業興趣卻沒有條件獲得統一的指導。1947年11月，梁思成與鄧以蟄共同倡議成立清華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分別聘請中國文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地質、社會學、外國語文等系教授十人組成，負責籌設藝術系的工作。12月，梁思成、鄧以蟄、陳夢家三位教授聯名起草「設立藝術(史)系及研究室計劃書」，正式提請校方審議：
其一，設立藝術(史)系，「就校內原有之人才，匯聚一處，合作研究。在校內使一般學生同受中國藝術之薰陶，知所以保存與敬重固有之文物；對外則負宣揚與提倡中國文化之責任。」其二，在設立藝術(史)系條件尚未完備之前，先成立藝術史研究室，作為「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下設的研究機構，它是「同人工作之中心，同時為小班講堂和實習、閱（覽）之處。」在籌備文物陳列室期間，研究室暫時兼理陳列工作。其三，重新整合分散於各系的藝術史相關課程，形成藝術史課程體系，「使有志斯學者得選習此類課程之全套」。其四，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中增設藝術史部，招收該校及其它專門藝術學校的畢業生，為其創造出國深造的機會，培養鑒賞與研究中國藝術的專門人才。1947年12月18日清華大學校評議會議決：「原則通過為促進中國藝術史研究，該校籌設藝術史研究室，並由有關系商設選修學程，以增進學生對於藝術之欣賞。」
2、購書特款移購文物與「文物陳列室」的成立
建立大學博物館，是組建藝術系進行藝術史研究的必備條件。「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在整體籌劃清華大學藝術系成立的同時，籌措資金、利用各種渠道充實文物收藏。清華大學授予各系和圖書館的美金購書特款，是購置文物的主要資金來源，參與藝術史研究的各系可利用購書特款「移購富有示範作用之歷代古物」。中文系率先提出三千美金特款購置古物，「備籌設該校美術考古學陳列室，供中文系、歷史學系、人類學系教課及研究參考之用。」1947年12月15日朱自清就此事函請校方。各系及圖書館亦陸續出資購辦，如社會學系吳澤霖教授委託京城振德興劉仁政從紐約代購「乾隆御用大織造佛像」兩幅。
陳夢家利用曾在歐美游學和收藏的舊識，聯系美方捐贈文物。例如紐約最大的古董商盧芹齋將在美國的銅簋選出數件贈予清華；美國西海岸最大的東西方藝術品公司舊金山GUMP』s公司經理來信，願將大批近代西方藝術手工藝製品贈送清華。
大學博物館旨在匯集示範器物用作教學標本和研究對象，因此尤其注重各個時期、不同地域、各種器物、不同形式的示範意義。由於購置文物的款項有限，不能專求精品，但求可供示範的佳品。經過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清華大學所有的文物已初具規模，其中商周銅器122件，玉器15件，石器29件，陶器73件，骨器（包括一大宗私藏甲骨）730件，瓷器4件，木器8件，雜器（漆器鉛器等）10件，共計1000件，漢代以後的磁木瓦器亦分門採集。據四十年代歐美諸國收藏中國古物的博物館記載，當時大學博物館或自成研究機關的博物館還不多，其中以美國哈佛大學伏克博物館最著名，賓夕法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等皆設有美術館，收藏中國古物，不過數量較少。就當時清華大學的收藏，較歐美中等博物院所藏中國古物已無遜色。
隨即於1948年4月29日清華第37個校慶日，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正式成立，馮友蘭任主席，展室設在清華大學圖書館第二閱覽室。作為藝術系成立的必備條件之一，文物陳列室的成立標志著清華大學文物收藏與藝術史研究事業「從此發軔，漸圖開拓」。1948年5月21日，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校評議會上報告「該校成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及由該會籌設文物陳列室經過」，陳夢家向媒體撰文介紹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的成立經過，力圖喚起全社會文物意識的覺醒。
3、唐仲明藝術基金
籌設清華大學藝術系的同時，還積極籌措藝術發展基金、設立藝術獎學金。1926級清華留美學子唐亮（字仲明）美術成就卓著，四十年代逝世後唐氏遺族將其一部分書畫遺作捐贈母校，設立「唐仲明藝術基金」。為此，清華大學組織「唐仲明畫品遺作保管委員會」，制定「唐仲明遺作保管辦法」，計劃時局平定、幣制穩定後，陸續出售部分唐氏作品，所得款項全部作為「唐仲明紀念獎學金」。「紀念畫家唐仲明獎學基金保管原則」規定：「獎學金之收集除妥為保存外，並期於最短期內集成相當數目以資應用；獎學金之分發限於有志於美術之貧寒學生」，「獎學金由母校培植未來有志於藝術者」。這些規定無不顯示出基金設立者與管理者對於發展中國藝術的執著之情。
（二）
在清華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的運籌下，組建藝術系的相關各系、教授密切配合，不到半年時間文物陳列室正式成立。通過專業人才、學術指導機構、學術組織、配套基金等實質性工作的展開，設立清華大學藝術系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大學規程，清華大學籌設藝術系隸屬文學院，以「非為注重技術之訓練，實欲增進青年對於吾國古有文化之了解與青年性格之陶冶」為宗旨。藝術系下設藝術史、考古、音樂三組，藝術史組為教學與研究的核心，與考古組密切合作，擴展校內原有音樂室為音樂組，「訓練音樂人才，普及校內美育」。鑒於當時國內藝術學院以藝術品創作為中心而忽視對歷代藝術的研究，藝術史組專注於「研究中國藝術史之發展，對於歷代藝術作品作學術研究，以養成此方面之專家及中外博物館所需此方面之人才。」這是清華大學藝術系開創國內藝術史研究風氣的關鍵所在。
藝術史的課程設置，「教授藝術史、考古學及藝術品之鑒別與欣賞，注重歷史的及理論的研究。本系以研究中國藝術為主，但為明了中國藝術在全世界藝術中之地位起見，必需與西洋藝術及初民藝術作比較研究，故亦兼授與此兩方面有關之課程。」顯然，籌設清華大學藝術系在於對中國藝術進行歷史的、學術的研究，地域上兼及西方藝術，時代上遠溯初民藝術，通過跨時空、跨文化的比較，真正獲得對中國藝術的理性認知和審美鑒賞。
清華大學藝術史研究工作注重中外交流，從研究材料或展覽交流，到延請國外專家講學，招收研習中國藝術的留學生。清華大學藝術系的籌設者深信，隨著中國藝術史研究工作的展開，「必能引起國外之重大注視，將來尋求各方之資助，或非甚為困難之事也。」在有效整合校內已有藝術史研究力量的基礎上，對於清華大學，增設藝術系需要做的是「在該校經費中不過增加十餘名教員名額，而其效則可訓練此項專門人才，且使該校他院系學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當之陶冶，當屬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華大學就增設藝術系事宜呈請國民政府教育部。11月5日，教育部函復：「應就現有院系力求充實，所請未便照準。」盡管清華大學設立藝術系已具備了必要的條件，但是最終未能獲得國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後，發展國防、軍事工業作為國民政府的戰略重點，高等教育密切圍繞這一戰略展開。此間，教育部照準清華大學農學院增設四個系(1947.6.28)，資源委員會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國產工程材料試驗室(1947.8.13)、北平水泥研究試驗室(1948.1.10)，國防科學委員會委託清華大學就煤之氫化、一般食物之除水、士兵營養、穿甲力學、強大電力微波、強力可塑體、輕合金、彈性物體之空氣動力學等九項專題進行研究(1948.8.10)。由此看來，藝術史研究之迫切很難納入國民政府主導發展的專業范疇，設立清華大學藝術系最終難以超離當時的政治語境和社會語境而被擱置。
清華大學文物館：藝術史研究在轉向中繼續
新中國成立將被擱置的清華大學藝術史研究重新啟動，通過組建清華大學文物館，將藝術品收藏和藝術史研究同各系教學相結合，增強了文物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可利用性。1949年9月7日，清華大學第22次校委會決議成立「文物館籌備委員會」，由解放前「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改組而成，梁思成為召集人。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文物館籌備委員會」分別召開四次會議，籌備館舍、經費、組織、人員等各項工作，並成立臨時工作組籌辦配合新中國成立的展覽。1950年7月，「文物館委員會」正式成立，解放前「文物陳列室」的收藏、結余經費、原有工作等一概並入文物館。「文物館委員會」成為清華大學常設的學術委員會之一。
1、功能與組織
清華大學文物館是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及形象教學的統一領導機構。《文物館委員會組織條例》明確其組織構成：文物館委員會由梁思成、潘光旦、金岳霖、吳晗、袁復禮、鄧以蟄、吳澤霖、邵循正、費孝通、陳夢家、王遜11位教授組成，主席梁思成。常務委員會由主席和各研究組(室)主任組成，負責處理實際事務。文物館委員會下設考古組、民族組、民俗藝術組、檔案整理組和綜合研究室。原屬於清華大學各部門的文物，以不打亂原部門為原則，統一納入文物館，分別劃歸五個專業組室：
「考古組包括原有的文物陳列室及地學系有關考古的一部分；
民族組包括現在社會系之西南少數民族、蒙藏及高山族各部分文物收藏；
民俗藝術組包括現在社會系之各項民俗藝術的收藏（屬於少數民族者除外）及營建系收藏之一部分；
檔案整理組包括歷史系徵集之檔案，並接受圖書館整理圖片拓本之委託；
綜合研究室集中過去各系（尤以哲學系及營建系）購置之各種有關考古及美術史的圖籍及必要參考書，並將哲學系徵集之各種圖片加入。經常作中國美術史及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並供全館或有關各系各課之參考、研究及教學。」
與清華大學文物館直接相關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社會系、人類學系、地學系、營建系、圖書館，共同參加文物館的工作，是文物館與全校各系合作的基礎。清華大學文物館在於配合學校的教學研究，「它是有目的地搜集某一類研究資料，經過研究與整理，作有秩序的排列，以作示例的教材。它使學生得直接從實物上看到製作、藝術、制度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記錄。它是用來考驗我們理論上的或由書本知識所得到的推論之實物的證明。」
2、研究計劃與日常工作
根據文物館的收藏，結合當時的研究和教學重點，文物館的近期研究計劃集中在兩方面：
其一，整理研究八十餘箱地質及考古採集品，作為文物館的首要工作。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清華大學地質系袁復禮教授與同人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外科學團體的考察活動，歷年在山西、河南、陝西、綏遠、寧夏、甘肅、新疆等地採集到地質及考古材料共約八十餘箱，廣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但因時間、空間、人力所限，未能整理與研究，抗戰中遺失詳細的底冊和記錄。有鑒於此，整理八十箱地質考古資料實已刻不容緩，清華大學文物館重新啟動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予以協助。
其二，繼續整理研究社會發展史的形象教材。當時文物館進行「歷代農村經濟主要生產工具的研究」，包括農具和紡織工具，附帶研究貨幣以說明各時代的一般經濟狀況。文物館制定了詳盡的研究計劃，盡可能搜集古今一切有關的形象資料，例如甲骨、金石文字中所表現的耕織工具、工作情形，漢代畫像石、唐宋以來歷代繪畫以及元明清木刻圖籍（例如各種農書）中的耕織圖像等，搜集相關實物標本，如各種紡織品標本、仍在使用的耕織工具標本。對於體積龐大或不易獲得實物的標本，通過仿製模型、模繪或攝影來保存形象資料。1950年下半年，文物館綜合研究室以此為中心工作，與社會系、歷史系合作進行。待此項工作完成後，將繼續社會發展史其他方面的重點研究。此外，個人可以自行擬定與教學相輔的研究。
文物館的研究計劃透露出一些藝術史研究信息：例如通過「歷代農村經濟主要生產工具的研究」闡釋社會發展史，從各種形式的文物中探尋歷代生產工具的演變，從歷代藝術品中探尋人類文明進步的足跡，這是文物館綜合研究室「經常作中國美術史及物質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過，由於清華大學文物館定位於全校形象教學的領導機構，以形象教學配合一般教學，研究重點轉向適應新中國成立的現實文化需求——通過文物藝術闡釋社會發展。顯然，1950年文物館的藝術史研究已不同於籌設藝術系時期的藝術史研究，清華大學「暫於哲學系內設立藝術哲學組，並與其它各系所開有關課程配合，以造就藝術史人材。」這樣的安排僅維持到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前。
清華大學文物館圍繞新中國成立的文化宣傳，舉辦各種有現實性的專題陳列及展覽。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術學院大禮堂，清華大學文物館舉辦西南少數民族及台灣高山族文物展覽，觀眾達四千餘人，京津各主要媒體皆有報導，《光明日報》特發專刊報導。1950年在清華校內文物館先後舉辦年畫、手工藝、早期社會發展史、石像雕刻等多種專題展覽，同時開放西南少數民族、高山族、西藏三個文物陳列室。
3、文物館發展的阻滯
清華大學文物館的經費來源於學校劃撥的文物購置費，已非此前用購書特款移購文物。文物購置費一般維持原狀不做增減，如有特殊需要，向校委會申請「特別補助」。文物的收藏與維護是一項經常性的巨大開支，加上解放之初清華大學物力、財力的緊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館的發展。據清華大學文物館成立時各部門收藏文物統計，文物陳列室已有文物2880件，較1948年成立之初1000件藏品擴充了近三倍；社會系各陳列室收藏文物共計5647件，包括民俗藝術文物4228件，人類學及少數民族文物1239件；地學系考古和地質部分藏品有80餘箱。在經費拮據的情況下，文物館作為全校性機構，盡管將分散於各系的文物納入統一管理，卻缺少相應的館址集中保存與展示，藏品分散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和二院各處。文物館委員會積極向校委會申請館舍，力求逐步將文物館建成擁有房舍、設備、事務管理與技術人員的完備而有形的機構。
然而，隨著1952年開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由綜合大學轉為多科性工業大學，與清華文物館密切相關的歷史系、社會系、地學系、哲學系、人類學系以及文物館委員會委員絕大多數在調整中被調出清華，文物館的各項工作不得不終止。惟文物委員會主席梁思成作為建築系主任主持清華大學建築系工作，從籌設藝術繫到組建文物館一直倡導的藝術史研究思想，亦隨著梁思成、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後三人曾任文物委員會民俗藝術組成員）諸位教授融入建築系之建築美術、建築歷史專業的教學研究中。

2. 華夏文明上下5000年，易中天卻說只有3700年，你覺得這個說法靠譜嗎

我覺得易中天這樣說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有一定道理。

從小我就喜歡看百家講壇，從百家講壇上我真的學到了許多歷史知識，因此自己初中高中的歷史是學得非常扎實的，這都要得益於百家講壇，記得自己那時候最喜歡的教授就是易中天教授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觀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認為易中天教授他的這個說法也許有一定的道理的。

3. 清華大學副教授演講引熱議，是精英們勸普通人認命嗎

十年河東轉河西！教獸中的精英們！小的時候又是個啥樣子啊？現在不過是得意於一時罷了！

4.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薦書：五本值得讀的傳統文化書單

■推薦人簡介：侯旭東，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史，兼及秦漢史。先後從事東晉南朝經濟史、北朝民眾佛教信仰與北朝鄉村社會的研究。後兩方面的研究以資料豐富、視角新穎在國內外學界產生廣泛影響。

一、《喪家狗：我讀〈論語〉》（修訂版）

李零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推薦理由：不神化，不回護，文獻學家眼中的真實孔子。

內容簡介：孔子不是聖，只是人，一個出身卑賤，卻以古代貴族（真君子）為立身標準的人；一個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傳遞古代文化，教人閱讀經典的人；一個有道德學問，卻無權無勢，敢於批評當世權貴的人；一個四處游說，替統治者操心，拚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一個古道熱腸，夢想恢復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讀他的書，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講，他是個堂吉訶德。《論語》有個優點，就是沒有後人的那種虛偽勁兒。書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罵，毫不遮掩。誰說偉大導師就得高大全，聖門弟子就得身披光芒？他們師生在一塊兒，學生頂老師，老師罵學生，都被記下來。

我讀《論語》，是讀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麼，要看原書。我的一切結論，是用孔子本人的話來講話——不跟知識分子起鬨，也不給人民群眾拍馬屁。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其實，衣食足了，也未必知榮辱。學《論語》，有兩條最難學，一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二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現在，哭著鬧著學《論語》的，不忍先學這兩條，試試看！

二、《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孫機著，中華書局

推薦理由：大家手筆，深入淺出，圖文並茂，一卷在手，神遊古人生活世界。

內容簡介：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基本國情，本應成為常識，家喻戶曉。孫機先生以大家的底蘊、曉暢的文筆，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基本知識，系統地呈現在這部書里。

三、《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許宏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推薦理由：沒有文獻，沒有文字，考古學家透物見人，書寫中國古史關鍵期的力作。

內容簡介：公元前2000年，在以傳世文獻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 推定上，是 個便於記憶的數字。公元前2000年，在所謂的夏王朝前夕，考古發現 中看不到與傳世文 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帶開始發生一系列事件 ，為隨後以二里頭 為先導的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飛躍奠定了基礎。公元前2000年—中國文明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 。

許宏所著的《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 景)》從考古材料入手，從考古學家的角度，解讀從 神話到歷史的進程， 講述早期中國的故事。

四、《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展開》

許倬雲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推薦理由：尺幅千里，視野宏闊，把握中國歷史的精要之作。

內容簡介：在世界文明存在與變化的劇烈大潮之中，中國如何自處，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與文化？中國從何處來，中國文化從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

這本《萬古江河》即心懷中國文化的著名史家許倬雲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為今天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為中國文化的成長發展作的一部傳記。

許先生圍繞國家體制與時代特色，思想、宗教與文化變遷，農業、手工業與經濟網路，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互動，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與生活資源，民間社會與信仰世界，文化、科學技術的進步轉變，對外關系及與他者文明的比較互動等一系列主題展開，講述著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多彩鮮活的成長故事。

五、《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

侯旭東 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推薦理由：這是一項參照社會學、人類學展開的具體歷史研究，帶你重返歷史現場，重新梳理西漢歷史。

簡介：本文以西漢為例，具體到每個皇帝統治考察圍繞此關系產生的建立、維持、廢止與重構的過程，解釋了此關系長存的背景與動因、來源與根基，以及此關系所激發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領西漢歷史。

文中力圖圍繞日常互動中呈現的君臣關系，重返歷史現場，捕捉當時人的不同感覺，重新梳理西漢歷史。嘗試從「關系過程」與「關系的關系」兩個角度增加一種認識中國歷史的新思路，為超越史學中碎片化的實證研究與抽象的結構分析及兩者間的疏離與對立提供一種可能的出路。

5.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呢

祝福是當時流行的觀念，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祖先眼裡，神和人一樣，都是氣場，可能會有訴求。

從巫術時代到神話時代，古代中國人不再滿足於被動地祈求神靈，不再聽天由命。他們想在諸神面前顯示自己的主動性，他們希望用人類的力量，比如想像力來影響天空。因此，當時的人們創造了許多世界上找不到的神話，並用它來祝福和幫助人們。

《樂記》曰：“禮與人心，樂與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與樂以罰政，四以達而不矛盾，則王道已備。”他還說：“所以要用禮來表達自己的願望，要用音樂來調和自己的聲音，要用政治來跟隨自己的行動，要用懲罰來防止自己被強奸。禮樂刑，其一也是極；所以也和人心一樣。”禮、樂、政、刑相結合，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政治策略。

6. 歷劫不死的中華文明，一口氣讀完5000年世界史 誰寫的

歷劫不死的中華文明，一口氣讀完5000年世界史 誰寫的？
搜狐上註明了來源是：華爾街觀察
id：huaerjiegc

7. 說漢字乃中國落後之根本的教授，引起哪種輿論

民國時期，中國雖然脫離了封建王朝的統治，但是由於長期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以及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中華民族舉步維艱。

漢字是教化的手段，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它比任何一種語言都要完善，這些民國學者竟然妄圖用幾年的時間挑戰傳承2000多年的漢字，實在是異想天開！

8. 中國不管怎麼發展，都不能丟掉古代禮儀

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中國古代有「五禮」之說，祭祀之事為吉禮，冠婚之事為嘉禮，賓客之事為賓禮，軍旅之事為軍禮，喪葬之事為凶禮。背後體現的是中國傳統的忠、孝、仁、智、信等品德。

但不能否認，當下提到中國傳統禮儀有人會認為是封建、四舊，在不少人印象中，古代禮儀更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工具，特別是跪拜禮，總能刺激大眾神經。

3.很多人提到古代的禮儀認為是封建、復古，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說古代禮儀是封建、四舊、做古代人，其實是一種誤解，我們不可能回到周朝，回到過去。但一些禮儀文化，比如鄉射禮，只是被時間埋沒了，我們把它挖出來古為今用，向全世界展示我們的文明。把鄉射禮重新搬出來，不是回到周代，也不是做古人。

現在我們研究古代禮儀，就是要把原汁原味的東西做出來，研究哪些是核心元素，哪些東西可以不要，這樣可以做出一套適合現代人的新禮儀。

9. 瞿秋白提議漢字改為拼音，趙元任寫出96字奇文反對，結果怎樣

地球上文明古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梁啟超

美國的麥克高希在創作《世界文明史》的時候，提出了我們都很熟悉的「五大文明的概念」的概念，即世界文明史上，人類文明有五個古老的起源地：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還有中國。1900年，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歌中，導入了文明古國的概念，被世界各地的人們一直認可並沿用至今。

這篇奇文，名字叫做《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若用拉丁文書寫，那麼全文就成了只有「shi」一個讀音，讓人不明所以的廢話，但是換成中文，卻成了一個人物、地點、故事俱全，收尾勾連，因果明白的故事，將漢字的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讓人拍案叫絕。

10. 如何衡量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2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和中國科普研究所主辦的「科學文化譯叢」新書發布會，在中國科技會堂舉行。發布會上，多位學者就科學文化的起源與興起，科學文化與啟蒙運動，工業啟蒙與科學文化的關系等問題做了探討。鳳凰網主筆張弘整理。

不要把科學視為正確

李斌（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科學和文化這兩個詞，在我們的語言中比較寬泛和模糊，詞義變遷也比較頻繁，外延隨著不同的語境和不同的人群有變化，甚至內涵在不同的時代也會發生一些變化。

從1912年開始到今天大概有100本字詞典，科學的詞義，在工具書中基本上保持一定的穩定。詞義包含三個要素，第一個是關注自然、社會、思維，第二反映的是客觀規律，第三必須是知識體系。1912年民國的新詞典，前面兩個要素有，但是沒有客觀規律這一條，1956年的新華詞典基本上具備這三個要素。今天對於科學，在工具書中一般都強調這三個要素。

考察科學作為形容詞的用法，對判斷科學一詞在社會上的使用和影響，有一定的意義。1927年左派的作家就開始寫了這樣的話：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這可能是較早把科學當作形容詞使用的例子。毛澤東在1929年《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1933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都把科學作為形容詞來使用。1971年，《新華詞典》明確的出現了形容詞的釋意。當前對科學形容詞詞義的使用可能很多，比如說你的方法不科學，要科學地看問題，等等，這些用法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經驗的。

有科學家在批評中國民眾科學觀的時候，說民眾總是將科學視為正確，但是科學界應該沒有多少人認為正確是科學詞義的選項，科學做的是有關真假的事實判斷，詞典也沒有出現過正確這樣一個譯項，這種批評是因為不同人群對詞義理解不同。為了讓討論和批評有效，就有必要在最基礎的地方形成共識。

對於文化，我比較認同較為明確和可操作的定義，那就是價值觀念及其在社會系統當中的制度化表達。人們心目當中的價值觀念，如果不能制度化，便不能夠成為文化。相應的，科學文化就是科學的價值觀念及其在社會系統當中制度化的表達。

科學的價值觀念，核心就是探求真理，揭示普通自然法則。這是它核心的價值理念，其次增進人類福祉，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慾，以及作為一個體面的職業等等。求真的價值理念核心，盡管在古希臘已經出現，但是第一次真正形成制度化表達，卻是在17世紀的英格蘭。雖然科學知識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學文化卻具有鮮明的地域性，這是因為不同的地域對於科學的價值理念的認知各有側重。同時，不同的社會系統也是千差萬別，在不同的社會系統當中，其制度化的表達肯定會呈現出特色各異的科學文化。

至於科學文化與工業啟蒙的關系，有學者認為工業革命系科學文化擴張的結果，正是科學文化的積淀，孕育出了一批連接科學興趣和工業導向的地方性社團或研發組織，從而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大幕。我翻譯的《工業啟蒙》這本書，就是對這個觀點的理論重構。這本書描述了工業啟蒙這一概念，它是美國的一個經濟學家提出，是指兩種有用知識，及其二者關系發生根本性轉變的社會變遷過程，這一過程孕育了工業革命。

使用工業啟蒙的概念有幾個好處，它打破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無用的紛爭，採取了對工業發展有用的命題知識和指令知識的概念，著重突出了兩種知識的作用。第二點是，藉助於這樣一個工業的視角，打破了科學文化以自然哲學家為主的編史路線，採取了工匠和製造商的編史概念。第三是藉助知識獲取成本，打破了科學文化框架下，知識向中下階層擴散這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採取了更符合經濟發展和中下層的需求視角，突出了知識獲取方式的重大變化。第四點是藉助於啟蒙運動這樣的一個理論視角，打破了科學文化理論資源不足，逐漸走向自我封閉的傾向，採取了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來整合啟蒙運動已有的研究成果，著力突出工業啟蒙運動在英格蘭啟蒙運動中發揮的作用。

對於科學文化，擺脫東西方的兩分法

李正風（清華大學教授）：第一個，我們要把作為社會亞文化形態的科學文化，和我們一般意義上所講的科學當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或者是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對於科學的發展可能有利的這種文化因素，適度區別開來。科學文化本身作為社會亞文化的出現，實際上和科學建制化的過程非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是我們16、17世紀以來科學知識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這個歷史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從這些書裡面也可以看到，國外關於文化探討有名的著作，大多不約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了16、17世紀近代科學革命之後歷史的分析，這個歷史可以延續到更久遠的時代，也可以延伸到未來，但是實際上它是和我們近代科學建制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理解科學文化的時候，有個比較明確的目標，就是怎麼樣使這種更適宜現代的科學知識生產方式，能夠和我們文化的建制有機融合起來。

第二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走向知識化，是人類發展的共同趨向。這個過程當中，現代科學建制的出現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出現，盡管發源於西歐，但實際上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對於科學文化的理解，要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東方和西方，中國和外國之間的這種簡單的兩分法。

其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同國家和民族會在不同的時期，對於人類知識進步做出各有特色的貢獻，相互的學習是非常必要的。增強文化自信，不是要論證我們古代文化中有多少現代科學的因素，不是去論證我們古代曾經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來了多麼重要的輝煌（這個是一個方面），更重要是在未來科學發展過程和科學建制化過程當中，我們如何做出對世界有重要貢獻的新成就。

宋以後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比較弱

張大慶（北京大學教授）：我們原來嚮往美國，認為美國是主張自由和平公正引領未來的，但是現在它不太願意再引領了，要收縮，這個也是蠻有意思的反省。這和科學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其實科學文化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比如說在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的科學史家就提出來，科學文化將會是未來人類文化的引領，但是經過了二戰以後，再經過了七八十年代的發展，我們的確看到了人類非常宏偉的全球化，但是目前又出現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要各顧各的。比如說環境問題關繫到人類未來的發展，現在很多大國開始不願意付更多的責任。

剛才提到了一帶一路，我在去年10月份參加了摩洛哥一個科學史的會議，他們問中國為什麼在1000年前引領了世界後來落後了？而阿拉伯問在中世紀的1000年，世界文明的導向在哪裡？他說在他們那裡，現在我們又要問，未來的1000年或者是未來的幾百年，人類的文明向何處生？

中國在五四以後提倡新文化，就是科學文化，包括陳獨秀先生講科學要傳播，但是至今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好。比如說現在傳統和創新的問題，一直在兩邊走，北京大學講了守正創新，什麼叫做守正，其實解釋是不一樣的。怎麼守正？

還有，中華文明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我們怎麼衡量？我們的四大發明，甚至講五大發明，是宋代以前的貢獻。在宋以後，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比較弱的。只有很好的科學文化建設氛圍，才能夠為科學創新提供堅實的基礎。

科學文化成就如何來衡量，如何來評價，在人類歷史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到現在反而模糊了。現在我們對科學成就的評價，變成了數量化的統計，變成了SCI影響因子的評價，這是非常搞笑的問題，你做出來了一個大家都認為是好的貢獻，但是在評價的時候，要去統計數據。這就是科學文化的問題。

科學文化建制化的三個條件

王春法：這套書的跨度有八九個世紀，從歷史發展來講，科學革命、啟蒙、現代科學的發展，從縱向的維度上展現了近代文化興起的過程。第二，理論和實際結合的比較好，遴選這套書的過程當中，我們不但選擇了對學術界的科學文化理性探討相關的著作，比如說《現代科學的起源》、《科學文化的興起》等等，也有一些操作性的。第三，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模式，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方，進入到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以來，對社會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全面深入。科學文化的認知功能和創造功能、整合功能、滲透功能體現得越來越充分，而且在教育模式、思維方式諸多方面，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科學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更具有決定意義，因為只有把價值理念固化在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制度規范之中，才能通過一定標准識別、評價和指導科學活動參與者的科研行為和交往方式，並通過一定的教化、規訓程序，使新進入者理解並身體力行科學活動的要求，進而有效調節和規范科學活動的認知行為和社會行為，保證科學文化以至科學活動作為整體的延續性。

一般來說，科學文化的制度規范，是多層面、多維度制度的總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規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為規則。一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制度規范，包括對科學家科研過程和結果的要求，比如觀察的可靠性、推理的嚴密性、結果的可檢驗性等等，這些要求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進一步細化為對實驗設計的規定、對實驗過程的規范、對重復試驗的強調等等。

二是關於科學家之間合作、交流、評價、監督的行為規范，包括關於科學知識共享的安排，同行評議的質量保障機制，優先權的確認，科學獎勵制度等等。

三是關於科學共同體與社會之間的制度規范，包括國家對科學活動的法律規定，如憲法保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專業機構的特殊組織原則，如把研究和人才培養結合起來的大學制度等等。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科學文化在價值理念層面的內容，往往具有總括性、模糊性、多義性，不可能通過條理清晰、整齊劃一的制度充分表達出來，有關科學活動的各種制度規范，並不完全是從科學文化的價值理念中簡單推演出來的，也不是來自某些聰明人的整體設計，而是在科學實踐中不斷試錯、改進而來的，至今仍處於調整完善之中。正因為如此，科學文化的制度規范，不能完全代替科學文化的價值理念，對科學文化的踐行不僅包括遵循制度規范，同時也包括對價值理念的理解把握。這些價值理念和制度規范共同構成了科技界必須遵守的普遍規則，具有廣泛的行為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