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工科大學教授
1. 後藤新平的滿鐵總裁
1906年，受兒玉源太郎的舉薦，後藤新平出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期間更以「舉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提出「文裝的武備」這一殖民主義統治政策。使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經營擴張一步步發展起來。
籌建滿鐵時，日本政府曾規定滿鐵受關東都督監督，同時還要受外交大臣的指揮，政府和現地軍部均可干預其業務。對此，後藤新平強烈反對，他要求滿鐵兼任關東都督顧問，政府不幹涉選任滿鐵副總裁和各理事，得到日本政府許可，總攬了日本在我東北的殖民統治大權。為更有效地掌握地方行政大權，他要求日本政府任命滿鐵副總裁為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當時，滿鐵本社設在大連，關東都督府設於旅順，日本政府偏重經營大連，默認了後藤新平的要求，確立了以大連為中心發展滿鐵事業的方針。由於設在旅順的關東都督府由軍部把持，軍部到處設立「陸軍用地」、「海軍用地」的界牌，後藤新平指責旅順患了「軍人病」，提出「旅順解放論」與軍部相對抗。1908年，他又進一步提出「舉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的殖民政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發展殖民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以征服人心，構成潛在軍備。大連的病院、旅順工科大學、滿鐵中央試驗所以及新聞機構等設施，都是他的殖民政策的產物。此後，滿鐵以大連為殖民擴張軸心，把投資重點放在大連，扶植南滿鐵路的運營，續建、擴建大連港口，大力發展工業，開展貿易，興辦教育，使大連按照他設計的殖民地模式發展起來。 1904年初日俄戰爭爆發前，後藤新平從德國一著名鋼鐵廠重金獎賞的論文「國家與性格」中得到了某種啟示。該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如果德國與法國反目，將會削弱歐洲；趁機而入的不是俄羅斯，而是美國。因此德國在強化陸軍參謀部之機，要准備應對越發激烈的經濟戰爭，設立綜合的經濟參謀部，與法國攜手重振歐洲，抵禦美國」。此篇文章給後藤新平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其拓展殖民統治，加大日本經濟勢力的野心由此再次得到膨脹。因而其迫不及待的把該文全篇譯出，送給了當時的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應當說，兒玉源太郎通過該篇文章對後藤新平有了更新的認識。而當日俄戰爭的硝煙還在彌漫於遼東半島的上空的時候，後藤新平受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的指派來到日本滿洲軍參謀部慰問兒玉源太郎。席間，二人的話題重點談論了戰後經營中國遼東半島一事，後藤新平堅決的主張：「必須重點經營鐵路，要從全局出發……，准備與俄國進行再次的交戰。」
兒玉源太郎在後來談論這次面談的事情時無不感慨地講到，他從來沒有聽到能像後藤新平這樣「從勝敗得失中來談論如何經營滿洲的方針 ，並且是如此的翔實周密」。後藤新平向兒玉源太郎面議經營滿洲的方針，概括起來主要是以下四點：第一，經營鐵路；第二，開發煤礦；第三，移民；第四，發展畜牧業。後藤新平的這種「滿洲經營論」後來又進一步演變成「對滿洲文治的軍備論」。
後藤新平的「滿洲經營論」與日本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可謂是一拍即合。還在日俄戰爭進行之中，日本政府就已積極策劃開始對遼南和大連地區進行軍事管制式的行政統治。1904年4月17日，日本東京大本營設置滿洲軍政委員會。該軍政委員會的出籠，是戰時的大連地區進入到邊戰邊管的軍政合一的統治時期。1906年1月，日本西園寺公望內閣為了加快對中國遼南地區的經濟開發，由外交、財政、郵電等部門合議組成「滿洲經營調查委員會」，曾在日俄戰爭時期擔任日本滿洲軍總參謀長的兒玉源太郎出任該委員會的委員長。「滿洲經營調查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謀劃對中國東北（重點是遼南及大連地區）的殖民擴張、經濟掠奪的戰略計劃及施政方案和政策。日俄戰爭的結束，讓日本政府已經充分地認識到，加速對中國東北地區豐富資源的開發，以滿足日本國內日益貧乏的資源的需求，是至關重要的。要完成這樣一個龐大的計劃，僅有一個指導機關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具體的實施部門來加以完成。而此時後藤新平所一貫堅持的：經營和開發滿洲需以鐵路為中心的主張，隨著日俄媾和條約的簽定，沙俄將從長春寬城子至旅順的鐵路和一切支路、鐵路內所附屬的一切權利與財產、鐵路內所附屬的一切煤礦，不受補償以中國清政府允許為名全部轉讓給日本，從而使日本取得南滿鐵路的壟斷事實，在日本朝野上下得到共鳴。而在20世紀的初葉，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境內修築了諸多的鐵路，如沙俄在東北所建的東清鐵路，德國在山東修建的膠濟鐵路，英國在雲南修建的連結緬甸的滇緬鐵路，法國在雲南、廣東至越南間修建的滇越鐵路等，這些鐵路「決非僅圖交通之便利」。猶如一根根吸血管，在吮吸掠奪著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這些都對日本政府進一步堅定其在中國東北的經濟掠奪起到了彰顯的作用。
在對南滿鐵路如何經營的問題上，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極力主張給予「官營」。這可在由 兒玉源太郎委託後藤新平擬訂的《經營滿洲策略概要》一書中得到明確的答案：「經營滿洲唯一的秘訣就是表面上裝做經營鐵路，暗地裡則需要充實各種設施。根據這一秘訣，租借地內的統治機構和經營鐵路機構要截然分開，經營鐵路的機構必須裝做除鐵路之外，與政治、軍事全然無關。……作為經營鐵路的機構要另立滿洲鐵道廳，把它作為政治的直轄機構，負責經營鐵路，守備路線，開采礦山，獎勵移民，建立地方警察，改良農工，與俄國、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軍事情報工作，平時監管培訓鐵路人員的技術教育」。此種建議一經提出，即刻遭到來自外務省和大藏省的強烈反對。他們竭力主張以「民營」的方式為妥，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來經營滿洲鐵路。他們認為：根據《朴茨茅斯和約》和《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中的規定，南滿鐵路「僅限於為工商業目的經營」。因此，以私營公司的名義經營更適宜，而不應以政府的名義採取官營方式來加以經營。否則，明目張膽地違反國際條約，很可能要遭到美英等債權國的干涉，中國政府也可能會借機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採取公司形式經營滿洲鐵路，還可以避免聳動中國和各國的視聽，有利於取得所謂「中日合作經營滿洲」的實效，避免將來發生變故時被當成國有財產而遭到佔領沒收，並能避免議會的干涉，保持會計的獨立。
在經過爭辯以後，日本政府最終綜合了雙方的意見，決定滿鐵在採取以公司形式出現的同時，實行以經營鐵路為中心，綜合經營其它各種事業的方針。遂於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以142號敕令，公布了設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文件，該文件共計22條款項。7月13日又成立了以兒玉源太郎為委員長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由於兒玉源太郎一直把後藤新平所建議的經營滿洲的方略牢記於心中，因此他也就力薦後藤新平為滿鐵總裁的最佳人選。7月22日晚，兒玉源太郎約見後藤新平，進行說服。23日下午，後藤新平離開兒玉源太郎的府宅。當晚兒玉源太郎突然暴死。聽到消息，此時的後藤新平頓有大廈將傾的感覺。出於他狡詐的心態便迫不及待地向兒玉源太郎的繼任者寺內正毅拋出以「滿鐵總裁隸屬關東都督府之下，同時作為都督府顧問，在外務大臣監督下，參與都督府的一切行政」為條件，答應出任滿鐵首任總裁一職。
1906年8月1日，就在後藤新平答應出任滿鐵總裁之後，日本政府遞信大臣山縣伊三郎、大藏大臣阪谷芳郎、外務大臣林董以秘鐵第14號文件向滿鐵設立委員會發布了命令書。在這部命令書中將142號敕令里所不宜表述的重要內容做了詳盡的描述。1906年8月10日，滿鐵設立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章程。11月11日，正式任命後藤新平為首任總裁。11月26 日在日本東京召開了成立大會。1907年3月5日滿鐵總部由日本東京遷到大連。4月1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正式開始營業。
後藤新平作為滿鐵的首任總裁到其卸任（1908年7月）總計不足二年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中，他以一個「殖民地經營家」的角色，制定了滿鐵的基本發展方向，同時他也參與制定了大連城市的建設發展規劃。
依據滿鐵公司章程規定，滿鐵最初的資本總額為2億元，共分1百萬股。非中日兩國政府及人士不得認購入股，其中日本政府認購50萬股，合計1億元。但實際上日本政府並沒有掏出一分錢，而是以沙俄在日俄戰爭失敗後交給日本的鐵路經營權、礦山開采權及附屬地的一切財產充之。另1億元，以2000萬元招募股份，8000萬元發行招募「滿鐵」債券來解決。其中招募的股份每股200元，共10萬股。但在日本政府的操作下，這10萬股的民間股東人數多達10912人。 這樣以來，就使得民間股東難以集成力量行使股東權，從而為日本政府行使對「滿鐵」的絕對控制權提供了最為安全的保障。今天，人們從其資本運營及日本政府的命令和滿鐵公司章程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雖然在表面上是一個「民營公司性的組織」但絕非是自由的企業。它是一個要嚴格按照國家特殊要求和規定來予以運做的強有力公司。是非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在滿鐵組織內的每一個細胞中都體現出它是代表日本政府意志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大陸政策」的「國策會社」，是日本侵華的重要機構。後藤新平就更是非常露骨狂妄地宣稱，要把滿鐵建成「帝國殖民政策和我（日本）帝國發展的先鋒隊」
後藤新平主政滿鐵之後，立即全面實施發展計劃，在堅持以鐵路為主的前提下，將其經營觸角迅速地伸延到海港的經營、海運的經營、旅館服務的經營、煤礦的經營、電氣的經營以及瓦斯和鐵路沿線城市市政建設等方面上來。而且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豐厚的經濟效益。其中尤以鐵路的收益頗豐。滿鐵公司最初接手的鐵路有長大、安奉兩大幹線。到了1911年時，僅安奉一線就累計運送乘客569 599人，運送貨物654 431噸，總收入達1 284 437元。僅鐵路運輸一項收入就達到了19 907 456元，贏利12 060534元，與滿鐵成立之日形成天壤之別。 有資料統計，在滿鐵經營的當年其總收入就達到12 543 116元；第二年總收入達到了17 615 683元，此後滿鐵公司的收入逐年得到遞增。 後藤新平在就任滿鐵總裁一職後，根據自己在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的經驗，竭力主張對中國東北全境的社會風俗習慣、農工商特點、交通和歷史地理狀況進行調查，以便制定出更加符合日本「經營滿洲」的侵略政策。在他的親自主持下，成立了「滿鐵調查部」。這一機構最終演變成為滿鐵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調查部在創立之初 ，工作的重點是放在對「經營滿鐵所需要的舊習調查及關東軍事地誌」的調查上。而後隨著滿鐵業務領域的不斷拓寬和發展，其調查范圍有了更大的擴展，已經涉及到社會調查、情報搜集、資源調查、政策研究、歷史地理以及當時中國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研究等方面。可以說他們的觸角已經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後藤新平一方面在大連的滿鐵總部設立了「調查部」，同時，又在東京的分公司設置了「東亞經濟調查局」。成立這一機構的目的是，「要解決日本及滿蒙的經濟問題，就必須要研究它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有的位置」。關於這一點，滿鐵總部的梟首們曾經於1914年以「絕密」的形式，下發了一份僅限於公司內部傳閱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發展芻議》的文件，在這部文件中，對調查局的未來作用就有了更進一步的闡述：一、研究西洋文明國家的殖民政策及經濟社會的各種問題，不僅給滿鐵而且也要為本國政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並且也可以和各國銀行及企業交換研究資料。二、向世界各國介紹日本的殖民政策，如果外國對日本政策有所誤解，調查局應負責解釋；如果外國人提出質疑，該局要負責給予答復，藉以加強互相了解。東京分部「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發展，可謂是一路高歌，最終被人們稱其是「滿鐵的外務省」，甚至「顯示出是日本的戰略研究所的作用」。
2. 1946年蘇聯軍隊為什麼撤出東北
原因：
1、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在莫斯科和蘇聯簽定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戰後東北的主權移交於國民政府；
2、蘇軍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星期內開始撤退，三個月撤完。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積極准備接收東北。1945年8月29日，蔣介石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代理秘書長陳誠，提出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六條。
3. 郝景盛的人物經歷
郝景盛，字健君，1903年6月18日出生於直隸省（今河北省）正定縣西柏棠村一個農民家庭。幼時讀過兩年私塾，後務農到17歲，才到縣城上高小。不久升入河北省立第七中學。1924年由校長推薦到日本佔領下的旅順工科大學。為求強國富民之道，他選學造船。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參加反日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驅逐出境」，遞解到天津。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入生物系（該系停辦期間一度人地質系），為該系第一班學生。
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1929年，郝景盛在國立北平研究院劉慎諤教授指引下到植物研究所參加研究和考察。1930年4月參加中瑞（典）科學考察團，由重慶沿嘉陵江、白龍江到甘肅南部和青海湖、阿尼瑪卿山一帶考察和採集標本。1931年5月參加中法西北考察團。不久，因在內蒙沙漠中受到法方團員無理侮辱，與北平記者周寶韓一起宣布退出考察團。他倆在嚴寒的沙漠中奔波一天一夜，才脫離險境，經包頭返北平，並在北平報紙上揭露了法方行徑。1931年7月由北京大學生物系畢業後，郝景盛正式到植物所任助理員。1932年郝景盛由北平研究院派到河北、山東、河南、陝西採集植物標本。
郝景盛這一時期的研究領域是植物分類學，但他的興趣集中在木本植物，除了發表若干新種外，還系統研究了中國的楊屬、柳屬、接骨木屬植物，完成了有關的科、屬志。他關於中國裸子植物和木本植物屬志的研究工作，一直繼續到抗日戰爭時期。
1933年，郝景盛考取河北省公費留美，同年與趙為楣女士結婚。後改去德國，於1934年春偕同夫人到柏林，他先後入柏林大學理學院和愛北瓦林業專科大學（FrostlischeHochschule Eberswalde）攻讀博士學位。他在柏林大學研究植物地理和植物生理，並以氣候學為副專業，1937年以論文「青海植物地理」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38年6月在愛北瓦林業專科大學獲林學博士學位，是該校百年歷史中所授予的第21位博士，也是獲此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學者。他的博士論文《用生物化學方法斷定林木種子發芽率之研究》所建議的手段，能在30分鍾之內判斷種子是否發芽，回答過去涉旬月才能解決的問題，後為德、波等國採用。郝景盛取得學位後曾短期在普魯士林業局任技師。
1939年初，郝景盛夫婦攜兩幼子經香港、河內到達昆明，在雲南省建設廳林務處任技正，並兼中山大學林學教授。1940年由梁希推薦，到重慶中央大學森林系任教授，講授造林學、樹木學、森林立地學等課程。他寫的《造林學》一書，到1952年出第四版，後來還曾在台灣印行。1941年參加西北考察團，到川北、甘南、洮河上游一帶考察，並且觀察了9月21日日全蝕期間的生物行為。
從1943年夏開始，郝景盛應重慶北碚設治局長盧子英的邀請，住到北碚指導造林，同時任昆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和所長。生活雖然清苦，卻得以安心著述。這一時期成為他寫書最多的年代，《中國林業建設》、《森林萬能論》、《中國木本植物屬志》、《林學概論》、《普通植物學》和《中國裸子植物志》等書都是在北碚定稿的。
抗日戰爭勝利，一心嚮往東北森林的郝景盛接受東北大學聘請，出任森林系教授兼農學院院長，1946年到達沈陽。1947年因保護進步學生與校長意見不合，旋被解聘，失業3個月。1947年底回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郝景盛在植物研究所內成立森林植物組，多次參加森林調查（察北綏東森林調查，永定河中下游地區調查，冀西沙荒造林調查等），並兼任山西省林業顧問，1954年10月，被調任中央林業部總工程師，技術委員會主任，參加籌組中國林業代表團，准備出席世界林業會議。短短幾年中，郝景盛得以施展抱負，成為他為人民貢獻知識和才華的最愉快時期。
4. 一個工科大學教授一年的科研經費500萬，他自己可以賺多少
國內不清楚，但是美國一般一個教授申請的管外渠道的經費一半交給學校（大學提供版場地和研發的一部分權東西），自己能拿20%,剩下的30%才是額外的研發需要和發工資給你的研究生。所以如果你要能申請到500萬美金作為研發經費，你能堂堂正正的拿走10萬美金，但是這10萬美金是你這幾年研發的收入（學校發給你的工資除外），當然你每年還可以申請增加科研經費，只要嘴皮子利和PPT做的好。
5. 工科男 大學教授專門科研 收入高嗎
收入高。
1、工科大學教授科研直接工資不會太高，但是福利很好，科研人員可能會有額外收入。
2、比如企業會有一些橫向項目和大學教授合作，這種額外收入會很高。
6. 日本漢學家丸山升和伊藤虎丸的主要研究成就，及其論著。
伊藤虎丸，1927年生於東京。1944年到中國，進旅順工科大學預科，1947年回國，1953年考入東京教育大學東洋文學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禮，1957年起先後在東京教育大學和東京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碩士課程，1963年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中退以後，歷任廣島大學等校講師．副教授、教授，學校法人和平學院院長、理事長。2003年1月病逝。主要著作有《魯迅與終末論》（龍溪書舍，1975年），《創造社研究》（亞細亞出版社，1979年）、《魯迅與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委員．譯者。
《辛亥革命與其挫折》丸山升
此文試圖處理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後兩年間的經歷。丸山升一反竹內好的判斷，不認為魯迅在北京抄古碑時期是魯迅回心的關鍵，而是認為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後遭遇的挫折，才是魯迅成為魯迅的轉捩點。與竹內好認為啟蒙者魯迅（政治）包圍著文學者魯迅不同，丸山升認為革命問題（政治）才是貫穿魯迅的核心。而對魯迅來說，人的精神解救等魯迅的主題其實和政治問題一開始就糾纏在一起。不可分開
《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魯迅》
從題目來看，此文應該是論述魯迅在革命文學論戰期間的行動及思想。但丸山升的著眼點卻在魯迅如何以主體的姿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接受理論的同時，始終不忘記承擔中國的現實。第一、二部分，即以此立論，並與日本學界對話。第三部分強調魯迅始終認為革命必須帶著現存的民眾（雖然愚昧）前進。第四部分則強調魯迅重視平凡的現實，而拒絕空談。第四部分最精彩，反對在政治與文學的框架中闡釋魯迅（竹內好），而在思想與行動；理論與現實的框架中把握魯迅。亦即強調魯迅不斷紮根在現實中。很明顯此文針對日本學界風氣發言，但中國讀者來說，也有振聾發聵之效。理論固然精彩，但如果不結合中國現實，則理論的精彩也永遠只是理論上的，既不能改造現實也不能解釋現實。
有關兩個口號問題的三篇論文
作為日本學者，在文革正在進行的時刻，以有限的資料對兩個口號論爭做出自己的判斷，並反過來批駁文革中的中國學者的言論，這無疑讓人感佩！而我也正是在這些文章中，意識到丸山升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作為今天的讀者來說，丸山升花那麼大的精力批駁文革言論，咋看上去會覺得他有些大題小做，因為文革在今天似乎已經無需批駁，它本身就被妖魔化，成為罪惡的淵藪。不過丸山升卻從對文革的批判中，意識到在面對歷史問題的時候，不能用某種理念來套在歷史事實上，而是應該還原到當時的現實，在更為復雜的關系中處理歷史。而他對毛澤東的態度，即把毛澤東思想視為在與同時代人共同切磋、磨礪中產生，而不是有個固定的永遠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與其他異端思想作戰（所謂兩條路線）。這一觀點今天看來並不新鮮，但丸山升能在文革初期就能加以提煉，還是讓人欽佩。
《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丸山升
丸山升的論文給人感覺都像是資料考證，但內部則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他的對話對象是文革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破的方面來說，他反對用某種路線來解釋30年代的文學現象，把一切文學現象闡釋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從立的方面來說，則是要求研究者回到歷史之中，在復雜的關系中判斷當時的人、事以及關系。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可能是老生常談。但研究界顯然還不時掉入丸山升批判的邏輯中而不自知。尤其是丸山升拒絕以個人的品性或權力欲來解釋事件的唯物主義態度（今天我們不斷看到有類似傾向的論文），是我們要特別加以學習的。
《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丸山升
以大部分篇幅進行資料考證，但立論的核心仍是以唯物主義的態度，歷史的處理文學史上的人、事，拒絕任何先驗的判斷和理論。並由此「思考歷史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和現實的歷史發展道路的意義」。
繼續對丸山升的文章做筆記顯得有些繁瑣。在其扎實考證的下面，我發現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實事求是的操守。值得中國知識界重視的恐怕不是丸山升所考證的事實，而是他對待研究的態度。在文革最酷烈的時候，丸山升拒絕認同極左言論，堅持歷史的態度看待魯迅。而當文革結束，中國人開始以拒絕反思的態度開始反思，以相反的話語再次重復文革邏輯的時候，丸山升則指出「在現存社會主義的不少、而且是嚴重的弱點被暴露出來，對其批評甚至已成為流行的今天，這樣做究竟有多大意義」（285頁）。丸山升的態度無疑需要我們深思
7. 丁文濤如何
丁文濤（1901～1931） 曾用名丁濤，字松山。出生於營城子（今大連市甘井子區營城子鎮營城子村）貧困儒生家庭。自幼才智聰敏，雖上學較晚，但幾經跳級，於1919年由南滿中學畢業，考入旅順工科大學。1923年工科畢業後，又去沈陽就讀東北大學。學業未滿，輟學就業。
丁文濤才華橫溢，且擅長礦業，為人精明干練。1930年中東鐵路理事會欲恢復扎齎諾爾煤礦的生產，並於同年9月委派俄人捷久凱維奇為該礦礦長，丁文濤任副礦長。丁文濤接任後，積極謀劃籌備，於1931年5月攜眷前往礦區，親臨監督恢復工作。當時，俄方雖同意恢復扎礦的生產，但態度曖昧，不予以充分款項，並且主張扎礦煤的開采量供中東鐵路所需半數為限，其餘由俄煤礦供給。丁文濤與俄方據理力爭，主張應當允許扎礦充分開采，除供中東鐵路之用外，余者亦可外銷，且能照顧失業的華人礦工。其憂國憂民之心可見一斑。當時扎礦工人對丁文濤的評價是：「丁副廠長自到扎礦赴任以來，將及一載，對於礦務之進行，可謂竭盡全力，上為國家挽回權力，下為困苦工人維持生計，雨露之恩普及全市工商各界，莫不愛戴」。
8. 丁文濤的介紹
丁文濤（1901～1931） 曾用名丁濤，字松山。出生於營城子（今大連市甘井子區營城子鎮營城子村）貧困儒生家庭。自幼才智聰敏，雖上學較晚，但幾經跳級，於1919年由南滿中學畢業，考入旅順工科大學。1923年工科畢業後，又去沈陽就讀東北大學。學業未滿，輟學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