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學文學系教授

A. 大同大學的知名校友

徐慕雲（1900-1974）原名徐長虞、徐州市人。著名戲劇理論家、戲曲教育家。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林迪生（1903-1997）原名林攸綿，浙江三門縣人。教育家。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專修英文。周煦良（1905-1984）安徽至德（今東至）人。著名英國文學翻譯家、教授、詩人、作家。1920年入上海大同學院。何挺穎（1905-1929）生於陝西省南鄭縣。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數學系。林淡秋（1906-1981）生於浙江省寧海縣，原名林澤榮。現代著名作家、翻譯家。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錢臨照（1906-1999）江蘇無錫人。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25-1929年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物理系。許思園（1907-1974）無錫西門外人，原名壽康，號思玄。著名學者。16歲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顧功敘（1908-1992）浙江嘉善人。地球物理學家，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和中國地震學會的發起人之一，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29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楊承宗（1911-）生於江蘇省吳江縣。中國放射化學家。1932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獲理學士學位。葛一虹（1913-2005）生於上海嘉定，原名葛曾濟，字作舟，號巨川。著名戲劇理論家、翻譯家、戲劇史家、出版家，新中國戲劇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專攻物理化學。侯毓汾 (1913-1999) 女，江蘇省無錫市人。著名的染料化學家，我國染料化學專業的創始人。1935年上海大同大學化學系畢業。於光遠（1915-）生於上海。經濟學家，1955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學部委員。1932-1934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學習。殷之文（1919-2006）江蘇吳縣人。材料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8-1939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土木系學習。徐光憲（1920-）生於浙江紹興。無機化學家和物理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9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化學系。朱維衡（1919-）浙江杭州人。電機工程專家。1942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電機系。陳敬熊（1921-）浙江鎮海（今寧波）人。電磁場與微波技術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47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錢正英（1923-）女, 生於上海。水利水電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39-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周毓麟（1923-）生於上海。計算數學家、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5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數學系。沈天慧（1923-）女，浙江嘉善人。半導體材料學專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49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化工系。查全性（1925-）生於江[3]蘇南京。著名電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2年大同附中畢業並入大同大學深造。丁石孫（1927-）江蘇鎮江人。數學家。1944-1947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學習。徐志磊（1930-）出生於上海。核武器工程設計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48-1951年上海大同大學肄業。倪嘉贊（1932-）浙江嘉興人。化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2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化學系。
此外，大同大學附中也培養了眾多傑出人才，翻譯巨匠傅雷、漫畫家華君武、錢其琛、曾培炎以及隧道與地下工程專家劉建航院士、工程熱物理學家和熱工教學家王補宣院士、天文儀器與方法專家朱能鴻院士等都曾就讀於此。

B. 山西大同大學漢語言文學老師怎麼樣

山西大同大學漢語言文學老師挺好的。
大同大學最大的專業就是漢語言文學了，招的人很多，而且文史學院是最大的學院，包括漢語言文學，新聞和歷史專業。
每個專業都會有好老師的，大同大學較好的專業老牌的專業就是英語漢語言文學了，其他都一般。

C. 梁艷萍的個人履歷

1966—1976年在故鄉完成初級學校教育。
1976—1978年在家人安排下去山西大同十里店村下版鄉插隊。權
1978—1980年考入大同市一所專門學校讀書。
1985年畢業於山西廣播電視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並留校任教。
1991年畢業於（原山西省教育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1991年至1994年在山西大同大學（原大同高專）學報編輯部任編輯。
1994年至1997年湖北大學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1997年至2001年湖北大學文學院講師
2001年湖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2003年考取華中師范大學文藝學(西方美學方向)博士研究生，師從美學家張玉能教授。
2005」高校寫作課教學改革與實踐（與三峽大學合作）項目獲得湖北省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2006—2007年前往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美學藝術學研究室做客座研究員，師從美學家西村清和教授。
2010年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1年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年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湖北省文藝論文獎。

D. 嚴濟慈是個怎樣的人

人物介紹
嚴濟慈（1901.1.23—1996.11.2），字慕光，號岸佛。浙江東陽人。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名譽校長、研究生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人們尊他為「教育宗師，科學泰斗」。 1914年就讀於東陽中學，1918年以四年均為第一的成績畢業。1918年夏參加全國六大學區高師聯考，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0年改建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是當時南方青年嚮往的最高學府。由於他是家鄉第一名考上著名大學的學生，為此，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將東陽中學列為重點中學。入學南高時初讀商業專修科，一年後轉工業專修科，再一年轉數理化部讀二年級，師從數學家何魯、熊慶來，物理學家胡剛復等人。1923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數理化部，因已修滿大學規定的學分同時獲得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理學學士學位，成為國立東南大學時期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同年南高並入東大，1927年改名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改名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大學期間自學法文，在中國科學社服務，並編著教科書《初中算術》和《幾何證題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3年大學畢業，以稿費、兼任南高東大附中及暑期學校教師的酬金和何魯、胡剛復、熊慶來三位老師的資助，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僅用一年時間，就考得巴黎大學三門主科——普通物理學、微積分學和理論力學的證書，獲數理科學碩士學位，這是巴黎大學的校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備受到法國教授贊賞。此前法國並不承認中國大學畢業文憑效力，從嚴濟慈起，法國開始承認中國的大學畢業文憑與法國大學畢業文憑具有同等效力。之後師從物理學家夏爾.法布里（C. Fabry）。1927年，剛剛當選法國科學院院士的導師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的法國科學院的例會上，宣讀的論文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他的指導下由嚴濟慈完成的博士論文《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這是法國科學院第一次宣讀一位中國人的論文。嚴濟慈因此成果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精確測定石英壓電定律「反現象」的科學家，也成為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 1927年回國，在上海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和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今東南大學和南京大學）擔任物理學、數學教授，陸學善、錢臨照、顧功敘、余瑞璜、吳學藺等人就是這一時期的學生。1928年冬，攜夫人張宗英再次赴法國從事研究工作，期間到居里夫人（Curie）的實驗室幫助安裝調試顯微光度計並用以進行測試研究。1930年底回北平，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一年後又兼任鐳學研究所所長。在連續光譜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32年參與創建中國物理學會。1935年與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Joliot Curie）、蘇聯科學家卡皮察（Π．Л．Kaпицa）同時當選為法國物理學會理事。抗戰期間，開展救國社會活動，並在科研製造上對無線電發報機、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的生產做出了重要貢獻，1946年獲國民政府勝利勛章。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擔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北平科學工作者協會理事長。 1949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曾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主席團執行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兼任《科學通報》和《中國科學》主編。同時，1958年參與創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教授講授普通物理學6年，並兼副校長，培養了許多人才。1978年出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提出「創寰宇學府，育天下英才」的建校目標，以後任中國科技大學名譽校長。1978年創辦新中國第一個研究生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後來分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1991年被法國政府授予「榮譽軍團軍官」勛章。 嚴濟慈一生對中國教育、科技事業有重要的貢獻，為中國培養了幾代科技人才。他是中國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研製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在壓電晶體學、光譜學、大氣物理學、壓力對照相乳膠感光的效應以及光學儀器研製等方面成就卓著。 嚴濟慈夫人張宗英，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今東南大學和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20年考入南京高師，是中國最早一級男女同校的八位女大學生之一，為曾任兩江師范學堂（1914年改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習的老教育家張鶴齡之女。有嚴又光、嚴雙光、嚴四光、嚴武光、嚴陸光五子。
主要論著
《普通物理學》（正中書局，1947） 《熱力學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 《嚴濟慈科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6） 《電磁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嚴濟慈科技言論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言論
作為一個科學家，如果你發表的論文，10年之內沒有人引用過──因為科學研究總是有連續性的，這就是說，你這個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有可無的，與整個科學絲毫沒有發生關系。 一個科學家成為雜志、報紙上的新聞人物並不難，但要成為一個書本人物，至少是幾十年，書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果，這就很不容易。......對於這些對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愈淺顯的教科書愈是提到他們的名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做學問的人不能滿足於做新聞人物，而要扎扎實實做研究工作，對科學的發展做出成績來，爭取做一個書本人物。
嚴濟慈鮮為人知的故事
嚴濟慈(1900－1996)字慕光，浙江東陽人。1923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東南大學並獲學士學位。後留學巴黎大學，專攻物理，1927年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同年歸國，擔任中央大學等校教授、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光學造詣精深。歷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及名譽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譽主席。 嚴濟慈自幼聰穎好學，小學、中學畢業考試，他是全校、全縣第一名；浙江省教育廳舉行全國6所高等師范學校聯合入學考試，他是全省第一；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錄取後復試時，他還是第一。這一年是1918年，嚴濟慈18歲。 嚴濟慈跨入這所與北大齊名——時人好以「北大南高」並稱——高等學府，先進商業專修科，一年後轉到工業專修科。1920年又轉到數理化部二年級學習，受教於熊慶來、何魯等名家，並受這兩位留法教授的影響，開始學習法文。當時的南高師在留美博士郭秉文、劉伯明、陶行知的主持下，分出一部分系科成立了我國第二所國立大學——東南大學，其餘系科仍歸南高師辦理，雙軌並行，直到1923年高師歸並大學。嚴濟慈在轉入高師數理化部(後改為文理科)之後，還同時兼修東南大學學分，所以當他1923年6月從南高師畢業時，也同時拿到了東大的畢業證書並獲學士學位。很有意思的是，南高師與東大的「雙軌制」，使嚴濟慈成了南高師的「末代弟子」和東大的「首屆學生」。 求學期間，才華過人、勤奮異常的嚴濟慈在熊慶來、何魯等教授的指導下，編寫並出版了《初中算術》和《幾何證題法》兩部著作。後來他去法國留學的費用主要就是靠的這兩本書的稿酬。 出類拔萃、品學兼優的嚴濟慈不僅獲得了老師的贊賞、同學的欽佩，還贏得了一位美麗嫻淑的姑娘的青睞。她就是東南大學學生、後來成為嚴濟慈終身伴侶的張佩英。 嚴濟慈留學法國僅僅一年，就獲得了數理碩士學位，這在巴黎大學歷史上是很罕見的，被傳頌一時。兩年後，他又以創造性的研究大大突破了導師法布里原先為他擬定的博士論文課題，以《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的畢業論文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法布里在當選為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後舉行的儀式上，自豪地宣讀了他的這位中國學生的論文。第二天，《巴黎晨報》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法布里和嚴濟慈的大幅照片。一時間，嚴濟慈名聲大振，成為巴黎學界的新聞人物。對此，許多旅法華人都倍受鼓舞。在分享這一榮譽的中國人中，就有在國立巴黎最高美術學校學習、後來成為大藝術家的徐悲鴻。 1927年夏，嚴濟慈學成歸國。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比他年長三、五歲的同胞，那人熱情地向他打招呼：「您好，嚴濟慈博士，我在《晨報》上看到過您的玉照和大名。對了，我叫徐悲鴻。」兩人雖是初遇，卻是一見如故，特別投緣。途中，徐悲鴻為嚴濟慈畫了一張肖像素描，並寫了一行法文小字：「科學之光，1927年，徐悲鴻」。這既寓含著嚴濟慈研究的光學和他的字型大小(字慕光)，又表達了徐悲鴻希望嚴濟慈成為科學之光，去照亮黑暗的中國的心願。 回國後，他倆又先後受聘為中央大學的教授，嚴濟慈在物理系，徐悲鴻在藝術科(系)。從此以後，倆人的關系更加密切了。

E. 山西大同大學漢語言專業實習的學校

摘要 親！

F. 李白為什麼被「賜金放還」 /范作升

李白為什麼被「賜金放還」 作者：范作升 李白第二次入長安，他終於盼來了大展宏圖的機會，當玄宗下旨徵召。他揮衣撫袖「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在長安李白受到了非同尋常的待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這可以說是很高的禮遇了。在長安李白乾謁王侯，賀知章為他「解龜換酒」。呼為「謫仙人」,從此李白在長安聲名鵲起。由於唐玄宗對李白的禮遇，第一次入長安時那些瞧不起李白的人此時也對他另眼相看。可以說玄宗給足了李白面子，長安城也給了李白應有的自尊，李白二入長安的這段經歷成為他一生的光輝歲月。「長安宮闕九重天，此地曾經為近臣。」這對於李白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是不會輕易放棄的，那麼李白為什麼會被「賜金放還」呢？關於這個問題不少學者已經對此做過詳細的解釋，在這里筆者將進行一些有根據的猜想，不一定具備嚴謹的學術精神。李白的人生悲劇是性格悲劇，李白被「賜金放還」也得從他的性格說起。裴斐在《李白性格論》中提出了李白「反中庸」的觀點。我想李白的這一性格特點使他形成了與那個社會的對立。中國人的性格從漢代儒學被定位一尊開始，中庸思想就深深地扎到中國人的骨子裡去了，即使魏晉南北朝有所松動、唐朝社會比較開放仍不能免俗。社會當中絕大多數人還是中庸的，而李白的反中庸就意味著他在思想和行動上的偏激。其實這來源於對自己的高度自信，來源於李白思想中莊子和孟子與天合一，內心無比充盈的生命理念。這種充實、飽滿、膨脹使李白的形象升華出一種高度的自尊、自信，這使得李白具有了反中庸的內在底氣，因而他自比大鵬藐視一切小動物。沒有底氣的人是不可能具有反中庸的行動的。因為反中庸意味著需要承受的太多太多……李白飽滿健碩的精神理念散發著氣有浩然的光彩。這一理念照亮了李白的個性，也在不經意間養成了李白的傲慢習氣。或許在李白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因為在他看來這種所謂的「傲慢」無非是大鵬對於蜩與學鳩的嘲弄。但是客觀地說這對李白的從政生涯是極為不利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李白在安陸的境況看出來。李白在安陸是有本家親戚的，後來他又娶了安陸許圉師的孫女，許圉師是前朝宰相，是當地的望族，盡管他已經衰敗了。而李白是作為贅婿的身份入贅到許家的。但是李白並沒有感到什麼壓抑，這可能與李白受西域少數民族的影響有關在此不作探討。所以在安陸李白既有親戚的照顧，又是相門之後的贅婿，再加上李白的一身才華，在安陸李白應該混得開才對。但是事實證明李白在安陸混得並不好。所以李白自己也說「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我想這與李白的性格有很大的關系，後來許氏去世之後李白在安陸就很難生存了。李白也只好另投他處。從李白在安陸的事情來看，李白在社會上特別是官場上並不得人緣。李白二入長安，宮里的景象比安陸更復雜，那麼李白能不能處理好呢？李白在長安風光無限，在這期間有關於李白與高力士和楊貴妃矛盾關系的傳說，再加上李白與張洎之間本身存在著種種矛盾，這些傳說不管是真是假卻反映了李白性格的真實。我們可以猜測李白在此期間很有可能是沉浸於勝利的幻想之中而得意忘形。無意中樹敵不少，這些人可能是當時的大臣，也可能是皇帝身邊的人，但不一定就非得鎖定到某幾個人身上，因為李白的性格是普遍的持續的。所以我猜測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間無意中會惹惱一些人。以上所談是李白在社會關繫上極有可能因為性格的原因得罪權貴。下面談一下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間具體是怎樣工作的。供奉翰林或曰翰林待詔說白了就是一個文學弄臣，與翰林學士有本質的區別。翰林待詔只不過是點綴盛世的御用文人。在此期間李白的詩一方面說自己如何起草詔書，與皇帝如何親近；另一方面又老以怨婦宮女自比，抒發懷才不遇。李白從事這個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應該會明白他所從事工作的具體含義，這與他「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寰曲大定、海縣清一」的理想是背道而馳的。這自然會招致李白的挫折感和憤懣。這使李白陷入了新的痛苦，如果說李白前期的痛苦是見不到皇帝，那麼李白現在的痛苦就是由徹底的失望而帶來的痛苦。所以李白的工作態度就出現問題了，每次玄宗召見李白都要輾轉多地才能找到。一般情況下是這樣的，他在酒店裡喝的酩酊大醉，太監們找到他用水把他潑醒然後帶回宮中。李白的工作態度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他對權貴的傲視，另一個則是他對這份工作的厭倦，對於這份工作李白已經不想幹了……試想李白如果真的是懷著當初的偉大抱負來大展宏圖的話他是不可能這樣的。那麼對於這個問題玄宗又會怎麼想呢？玄宗的想法也是兩個，一是李白小子很傲慢，李白不適合官場上的工作；二是李白工作不認真，不聽話，不是自己人。我想以上所述是李白被賜金放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不管怎麼說，李白是皇帝身邊非常親近的人，他是有機會見到皇帝的。皇帝的言行舉止甚至皇帝的私生活都逃不過李白的眼底。比如《清平調》三首寫的不就是玄宗與楊玉環賞花的事情嗎？現在問題就出來了，李白會不會酒後口無遮攔呢？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還有待專家考證。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皇帝需要的是聽話的人，老實的人，「忠誠」的人，是有「奴性」的人。而李白不是這種人，他追求的是「不屈己，不幹人」、「平交王侯」。李白是追求獨立性格的人，他不適合宮廷生活。因為在宮廷里所有的人都是作為皇帝的附屬品而存在的。這種等級森嚴的宮廷氣氛會壓得李白喘不過氣來。所以基於這樣一種雙向選擇，李白極有可能自己提出辭呈。而李白的工作態度對於玄宗來說無異於是一種「罷工」。所以李白的「賜金放還」充分照顧了雙方的意見，是一種性格自然發展的結果。有學者還指出，李白之所以被免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們認為李白的政治身份有問題。這表現在李白兩次就婚相府，入贅成親。許圉師和宗楚客都是武韋時期的重臣。他們曾經數度出任宰相。而對於唐玄宗來說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排除異己、鞏固皇權。而玄宗登基時的主要異己就是武韋重臣。李白私下裡多次寫詩贊美宗楚客、許圉師之流，盡管他們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並不光彩。那麼李白會不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呢？李白的「賜金放還」還有很多的原因。有李白自身的原因，也有玄宗的原因。但歸根到底還是李白的性格惹的禍。李白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 范作升,山東高密人。就讀於大同大學文史學院漢語言文學系,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喜歡做美學和思想方面的探討。早年在全國、省、市等徵文比賽中多次獲獎。喜歡書法,曾獲國際青少年「千禧龍杯」書畫大獎賽銅獎,擔任山西大同大學書法文化研究會主席,做過學生社團工作。然學書路上多有曲折,至今尚無所成。

G. 大同大學的中國知識分子創辦的大同大學

馬學強（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本文是為紀念上海大同大學創辦100周年所撰）
◎1912年3月，胡敦復等人在上海創辦大同學院，到如今，大同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在其四十年的大學歷史中，大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國私立大學中的翹楚，素有「北有南開、南有大同」之說。
◎1920年代的教育部報告稱：「綜合言之，此次視察六校（復旦、滬江、大同、大夏、光華、暨南），……據視察結果，辦學精神，極為貫注者，為大同、滬江二校。理學院 辦理較有成績者，亦為滬江、大同二校。……」
◎1922年大同學院正式立案並改稱大同大學。經過第二次立案後，私立大同大學的行政體系逐步完善，院系設置基本成型，進入繁榮時期。
◎1928年起，大同大學已經成為中國第一流私立大學，大學科有文學院、理學院與商學院，下設九系，普通科有高中、初中兩部，全校佔地90畝，大的建築物15座，有學生八百餘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同大學毅然創辦工學院，下設電機、土木、化工三系，1948年添設機械工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學部學生已逾2700人，中學部學生逾2500人，為滬上私立大學榜首。從1941年至1952年，工學院共畢業學生2228人，這些人後來成了國家建設的棟梁之才。從大同學校走出來的兩院院士就有39位。
◎1952年，大同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並 ，大學部分被並入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學校，僅中學部分在繼續發展。1952年以後的大同中學，隨著時代的波濤蜿蜒向前。
民國學校的類型多樣，創辦人的教育背景與社會經歷亦各異。上海大同大學是一所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創辦的學府。大同大學的創立，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與人文積淀，以胡敦復為首的大同創始者，大多源自江南世家、詩禮之族，潛移默化，傳承沿襲，秉承悠久的士大夫辦學傳統；但同時也彰顯了時代的演進，他們中大多數人有出海留洋、就讀於歐美名校的經歷，頗具世界視野，深得西方辦學的精髓。出入中西之間，兼通新舊之學，所以自辦的大同大學，格局與氣象非同一般。 清王朝覆滅，民國創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民國元年（1912），在上海陸續涌現了一些新式學校，大同學院（1922年改稱大同大學）即為其中的一所。大同學院創辦之前，上海已經有不少各類性質的學校。翻閱商務印書館所編、民國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其中列舉了7所「大學校」，分別是：南洋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公學、震旦大學院、神州大學、聖約翰大學堂、浸會大學堂。還有一批中學校、師范學校、小學堂、幼稚園、女學校及其他各類學校。這一時期上海的學校，一般可分為兩類：一由傳教士或其他外國僑民開辦的學校；二由中國人自己所辦的學校。國人自辦的各類學校中，又有公立與私立之分，所謂公立學校，「是指公款籌辦並直接受上海地區教育局管轄的學校」。而私立學校，在經費上均需自給，但也要受教育局的監督。1912年3月胡敦復等人在上海南市創辦的大同學院，就是一所由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據吳在淵的《大同大學創辦記》記載：「大同經費，向持不募捐款，不取官中津貼之旨，故全恃立達之補助，立達則仰給於社員。」
大同的創辦與一個叫「立達學社」的學術團體密切相關。1911年夏，在清華學堂任教的胡敦復與一批主要來自江南地區的教員朱香晚、華綰言、顧養吾、吳在淵、顧珊臣（丞）、周潤初、張季源、平海瀾、趙師曾、郁少華諸人，有鑒於其時教育尚未發達，決定取《論語·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成立「立達」學社，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為宗旨，推舉胡敦復為社長。
立達學社成立後，社員們講學勵志，非常關注時局，尤其關心通商都會上海的動態。由於游美學務處和清華學堂的一些事務均受制於美國公使館，在教學方式與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員之間也多有隔閡與差距。1911年秋，因不滿清華學堂外國主事者的辦學方式，胡敦復以不能遵辦辭職，離開清華來到上海。不久，武昌起義爆發，上海響應光復。立達學社其他社員相繼離京，與胡敦復會合於上海，他們在這里積極籌建新學校。
胡敦復抵滬後，受老師馬相伯先生的特聘，赴復旦公學擔任教務長，同時，與立達學社成員保持密切聯系。後因一瑣事引發復旦學生罷課，復旦校董會重組校務，胡敦復藉此離開，與立達學社成員專心致志籌辦自己的學院。經數次商討，立達學社同仁決定創辦大同學院，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為校銘。為何定「大同」為校名？據郁少華在《大同大學校史》中的記載，「系取義禮記禮運篇，揭大同之意」。（《禮運·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
在大同學院開辦前的1912年2月，立達學社存有224.548元。學校開辦後，費用上升，1912年7月，有一項「特別捐」即達1961元。此後，社員們投入的錢不斷增加，用於大同學院不斷增加的各筆開支。立達學社社員繳納的社費（社金）成為大同辦學初期資金的主要來源，對此，立達學社社員郁少華後來回憶：「（大同）所有任教任職，均不支薪，其在他埠服務者，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二十，為立達學社之經費，亦即為大同之經費，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一，為社員應繳之社費，其在大同任職，同時在他處兼職者，所得之薪水亦如之。」社員們還把在其他地方其他學校任職的薪水拿出來作為立達學社的經費，也就是大同學院的經費。
從北京到上海，立達學社成就的最大一項事業就是創辦大同。早期立達學社的社員大多年富力強，最大的是朱香晚，44歲，最小的是顧珊臣，僅24歲。他們懷抱理想，准備在上海一展宏圖。立達學社的同仁一致推選胡敦復為校長，「資其學廣聞多，擘畫周密，以遂其素所志（主）張分科崇實之志」；而推年長的華綰言為教務、庶務員，「資其以身作則，德化諸生，以遂其素所主張以誠感人之道。」立達與大同密不可分，初期大同學院的教師，實際上大多數也就是立達學社的社員。 無論是立達學社的組建還是大同學校的發展，其核心人物無疑是胡敦復。胡敦復長期兼任立達學社社長與大同校長，其地位可想而知。
胡敦復，來自江蘇無錫有著深厚人文底蘊的江南世家，其先祖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蘇泰州）人，北宋名儒，也是一位教育家，世稱安定先生。宋景佑年間，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經范仲淹的引薦，胡瑗以布衣身份，得到仁宗召見，被授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時，被舉薦為丹州（今宜川縣）推官。後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在地方重教興學，卓有成效，名聲遠播。曾為太子中舍。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後胡氏一支就定居於無錫。
胡瑗後代秉承家風，崇文重教。至胡瑗的第二十九世孫胡和梅，幼承家學，稟性仁厚，操行至清，急公好義。曾以恩貢生任桃源縣（今江蘇泗陽）教諭，清末被舉為江蘇咨議局議員。有子四，其中長子爾平（後改名壹修），次子爾霖（字雨人），三子爾洽（字合如），四子保如。胡壹修即為胡敦復之父。
在家族中，對胡敦復影響較大的是他的仲叔胡雨人。胡雨人生於同治丁卯（1867），光緒十七年（1891）中秀才。後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曾參加同盟會。回國後歷任北京女子師范學堂校長、江陰南菁書院院長、無錫公益工商中學、常州中學、宜興中學等校校長，並在家鄉創辦胡氏公學及圖書館。妻王氏於結婚三年後病故，繼娶王氏表妹周韞玉為妻。周韞玉亦熱心教育，曾任教於麗則女校和蘇州振華女校，舉凡修身、國文、歷史、地理均能勝任代課。光緒三十四年（1908）秋，協助雨人在北京創立女子師范學堂，以齋務長兼教修身，曾赴日考察女子師范學校。有二子一女：憲生、健生，女兒胡卓。按胡敦復之子胡新南的說法：胡雨人「在教育界和馬相伯、吳稚暉都是同一時代的人，而且和他們齊名。因此家中的教育工作，所有子侄輩包括媳婦在內，都由雨人公負責帶領」。
胡壹修、胡雨人兄弟重視教育，始自家庭。所以胡家子弟，入學較早。胡敦復的啟蒙教育，受教於叔叔胡雨人。1897年，當胡敦復12歲時，南洋公學開辦，胡雨人即讓侄兒考入學習。後進入震旦學院，師從馬相伯、蔡元培、吳稚暉等諸名士，並學習拉丁文。後在胡雨人的鼓勵下，與大妹胡彬夏同赴南京參加「江寧學務所」舉辦的官費留學考試，雙雙考取。家族重教育的傳統，使胡氏子弟無論在延續舊學抑或接受新式教育方面均「捷足先登」，受惠良多。尤其提及「女子教育」，胡家也是開風氣之先。後來大同學院創辦，招收女生，與胡氏的家族傳統不無關聯。
胡氏家族與大同的關系，從立達學社的成員構成與演變中也可窺知一二。自立達學社成立以來，雖陸續吸收了一些新社員，但選擇頗嚴，故入社者甚少。其社員變動情況如下：1912年，有王君宜、陳士辛、吳步雲、曹梁廈（惠群）4人加入。1913年加入者，僅顧勗哉一人。以後十餘年，並無人加入。直至1927年，追認胡明復為社員，並延請葉上之、胡憲生、胡剛復，及胡范若4人為社員。1937年又公議延請胡卓為社員。同年，還延請關實之、陶慰孫為社員。此後，無新社員加入。
四十餘年來，入社者總計只有24位，其中11位為最早一批社員，後陸續加入的僅13位，其中來自胡敦復家族的有：胡明復、胡剛復、胡憲生、胡范若、胡卓5人，連胡敦復在內共6位。換言之，立達學社24位社員中，胡氏家族成員佔了四分之一。其中，胡明復、胡剛復為胡敦復弟弟，胡范若為胡敦復妹妹；胡憲生、胡卓為胡雨人的子女，即胡敦復的堂弟、堂妹。敦復、明復、剛復與憲生等，曾相繼留學海外，而胡家的女兒如胡范若、胡卓等，也「均留學日本、美國，有聲於時」。
胡氏家族中的不少成員與子弟，或執教於大同，或就讀於大同。以1927年為例，胡敦復主持大同大學，成立校董會，推馬相伯為第一任董事長，呈請國民政府立案，當時文學院院長由胡憲生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由胡卓擔任，理學院院長為胡剛復，下設數學系，主任胡剛復兼，哲學教育系，則由胡敦復自任，其他家族成員也各有職務。此時大同大學，「規模大具，校謄蒸蒸日上」（楊愷齡：《胡敦復先生行述》，載無錫村前版《胡氏宗譜》，1998年刊印）。胡敦復、胡剛復、胡憲生的子女也大多就讀於大同。據胡新南回憶：「小學畢業後我就跟父親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大同大學附中念初一。……我在大同高中畢業以後，也想去報考公立大學。記得那時我向繼母要錢去報名，她問我要錢做什麼用？我說要去報考清華大學，正在這時候，父親剛好走過來，問說：『他要錢做什麼？』母親說：『他要去考清華。』父親聽了就說：『不要給他錢！』又很嚴肅地對我說：『我自己辦的學校你不念，誰還去念？』被父親這么一說，我也就沒去成清華了，於是進入大同大學化學系就讀。」胡氏家族不少子弟的經歷與胡新南相似。這體現出胡敦復辦學的自信。
無錫胡氏家族與上海大同大學的創辦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郁少華在《大同大學校史》中提到：「此締造艱難之大同，經數十年之經營努力，對於社會，略有貢獻。雖由於創辦人不辭勞瘁，培養孕育此赤子，然亦有賴於校內教職員之同心一德，及熱心贊助本校，如馬相伯及吳稚暉先生等指示提攜之功，並穆、竹二君協助之力也。」文中提到的馬相伯、吳稚暉，曾先後擔任大同大學校董會董事長，而「穆、竹二君」，穆指的是穆湘瑤（字恕齋），竹指的是竹淼生，他本身是大同學生，後任大同大學校董。
要辦好一所學校，背後的「社會資源」非常重要。隨著新資料的不斷發現，與大同辦學有關的人與事，其內在聯系也逐漸被揭示出來。從立達學社社員尤其是胡氏三兄弟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社會經歷可以梳理出多條脈絡：
其一，近代上海學校發展的脈絡。胡敦復從小隨其叔胡雨人讀書，12歲到上海，先後從馬相伯、蔡元培諸名師游，相繼就讀於南洋公學（後改稱交通大學）、震旦學院、復旦公學等，並在徐匯公學從馬相伯學拉丁文。胡敦復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豐富的社會經歷，「故中英文、數學之根基深厚，新舊學無所不通」（楊愷齡：《胡敦復先生行述》）。明復、剛復也在很小的時候來到上海，均曾在南洋公學學習。後剛復入震旦，以「震旦預科」通過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入哈佛大學。胡氏兄弟在上海所接受的這段教育，與晚清上海教育的格局有關，既有教會學校，也有國人自辦的學校，從徐匯公學到震旦學院，從南洋公學到復旦公學，這是上海早期新式教育涉及的幾所重要學校。胡氏兄弟從上海起步，相繼赴美國留學，其中胡敦復早些時候即獲得康奈爾大學學士學位，而明復、剛復後均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三兄弟先後回到上海，從事他們的辦學活動和教學研究工作。他們在自辦大同大學的同時，後皆任交通大學教授。其中，胡敦復一度任復旦公學教務長，後兼任交通大學數學系教授、系主任，在交大任職長達15年（1930-1945年）。從某種程度上說，胡氏兄弟的經歷較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上海學校發展的軌跡與歷程。
其二，近代留學生的脈絡。胡敦復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天文、數學等學科。此時，正值清政府外務部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之錢款成立「游美學務處」（總辦為周自齊），並創辦「游美肄業館」（後更名「清華學堂」），招收優秀學生資送留美深造。胡敦復先是在「游美肄業館」任教，後受聘為「游美學務處」（設於北京清華園）教務長，負責招生事宜。不久，「游美學務處」借北京清華園故址自辦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成立後，胡敦復接任教務長。宣統元年（1909）八月，招考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對象為二十歲以下的高中生，在美先讀一年預科，而後再去各大學就讀。這一批共錄取程義法、梅貽琦、程義藻、王琎、胡剛復、徐佩璜、張廷金等47名學子先行資送放洋赴美留學，胡敦復還陪同前去安排他們入學。第二批在宣統二年（1910）七月舉行，考取趙元任、竺可楨、胡適、胡達（明復）、胡憲生、過探先、周象賢等70人，同年赴美留學。第三批是在宣統三年（1911）八月考試，考取梅光迪、陳長蘅、姜立夫、王賡、衛挺生、王求定等63位赴美深造。這些品學兼優的菁英，在美取得學位後回國，很多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科技各學術領域的開拓者或領導人。清華的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胡剛復、胡明復為胡敦復的弟弟，胡憲生為胡敦復堂弟，過探先娶胡敦復堂妹胡竟英為妻，姜立夫娶胡敦復妹妹胡芷華為妻，他們與胡敦復關系緊密自不必說。而其他的一些留美學生，不少人與胡敦復也一直保持密切聯系。
無論是近代上海學校的傳承體系，還是與胡氏兄弟有關聯的那個留學生網路，均與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聯系。
以大同大學校董會為例。1928年至1952年，大同共有校董35位，仔細分析其構成，有幾類：一為立達學社社員與胡氏家屬成員，如胡敦復、朱香晚、吳在淵、平海瀾、曹惠群、郁少華、華綰言、胡憲生、胡剛復、王志莘（胡敦復的妹夫，胡六英之夫）等；二為胡敦復早年在上海就讀時的老師，如馬相伯、蔡元培、吳稚暉等；三為清華的早年留學生，如竺可楨等；四為大同的校友，這是大同創辦以後發展衍生出來的，如竹淼生，大同大學新閘路校舍，「乃得校友竹君淼生之協助，在新閘路質得基地五畝許，自建四層樓新校舍，於民國二十八年秋季落成，即於八月間遷入。」五為社會名流，如宋漢章等。
再以幾位具體人物為例。1897年10月，胡敦復入上海南洋公學剛設立的外院學習。1898年春，南洋公學成立中院，他即考入中院學習，至1901年中院畢業。時值南洋公學新設特班招生，胡敦復又被選入。其時，蔡元培為南洋公學特班教習。1903年，在南洋公學執教的蔡元培商請在徐匯公學的馬相伯開辦學校，教授西學。「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字，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會童蒙設法，因襲成規，徑迂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乃邀約同志胡敦復炳生貝季眉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至是，先生以來求學者眾，……」（《上海各界追悼馬公相伯大會特刊》，「馬相伯先生百歲年譜」，1940年刊印）從這些資料來看，胡敦復與馬相伯、蔡元培等先生等早已相熟。1903年，64歲的馬相伯聯合南洋公學師生數人創辦震旦學院。隨後，胡敦復也轉入震旦公學讀書。在《震旦校友》中記載：胡敦復，學年癸卯（1903），後為大同大學校長。1905年，馬相伯創辦震旦未久，即因「外籍教授（南從周等）以耶穌會派之教育統治學校，以陶冶宗教意志為主旨，關於訓練則採取嚴厲干涉主義，與初創學院時養成自治之風不同」（盛成中：《馬相伯先生榮哀錄》），於是率領學生離校，於吳淞另創一校，這就是復旦公學。胡敦復追隨馬相伯，又成了復旦公學的學生。1911年胡敦復在辭去清華學校的教務後，因老師馬相伯的邀請，曾一度主持復旦教務。在了解這段歷史後，就知道了胡敦復與馬相伯、蔡元培等人之間的淵源。
作為胡敦復參與的清華考選留美學生，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獲得多個學位，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與胡適一起留學的還有胡明復，1910-1914年間，兩人均有一段康奈爾大學的共同經歷。後來，胡適來滬，曾幾次拜會胡敦復、胡明復兄弟。1926年3月，值大同建校十五周年，胡敦復還曾邀請胡適來校演講。
除胡敦復兄弟外，其他立達學社的社員，均有一定的社會交遊與關系網路。大同辦學的社會資源豐富，與海外著名高校，以及國內的主要大學、學術機構如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等都有密切聯系，大同的不少教師本身就是這些大學的教授，他們共同為近代中國新知識傳播、新學科構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H. 「鋼琴聖手」顧聖嬰一一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

1967年的那一天，有一戶人家自殺了……

母親、女兒，兒子都在家中開煤氣共赴黃泉。

他們是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秦慎儀，女兒叫顧聖嬰，兒子名顧握奇。

秦慎儀的丈夫名叫顧高地。他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鍇將軍的秘書。

顧高地，1908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望族世家，他的祖上顧雍，曾是三國時期孫權的丞相。

顧高地出身於書香門第，從小飽讀詩書。

長大後的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學，他的妻子秦慎儀，也就讀於大同大學西洋文學系，後赴東京女子音樂學院深造。

這對夫妻婚後甜蜜幸福，他們育有了一雙兒女。

1937年7月2日的上海，顧高地的女兒顧聖嬰出生了。

小時候的顧聖嬰就顯現出音樂天賦。

每次顧聖嬰一哭鬧，母親總會播發音樂，小聖嬰只要聽到音樂，就立刻安靜了下來。

這個孩子彷彿就是為了音樂而生的。

女兒的音樂天賦讓父母欣喜萬分，他們決定好好培養這個孩子。

抗戰勝利後，顧高地辭去軍職，回歸家庭，專心培養自己的兒女。

在顧聖嬰3歲的時候，她開始學習鋼琴。

在顧聖嬰5歲的時候，她進入中西女中附小鋼琴科學習。

那時候的顧聖嬰生活過得無憂無慮，她得到了琴科主任印貞藹的輔導。

天資聰穎的顧聖嬰學習刻苦，琴藝大進。

顧聖嬰在小學三年級時就獲得了上海市鋼琴比賽第一名。

顧高地對女兒的才華大加贊賞，他彷彿看到了女兒在音樂領域的驕人成績。

顧聖嬰是如此的痴迷於音樂，在她的世界中沒有痛苦，只有甜美；沒有邪惡，只有善良。

從小優越的家庭條件讓顧聖嬰不知人間憂愁，她每天都快快樂樂地彈著鋼琴。

小時候的顧聖嬰長得很瘦弱，但她在學習鋼琴上卻是拚命三娘，一首樂譜，只要有一個細節未處理好，她都不吃不喝，非要練到自己滿意為止。

顧聖嬰就是這樣一個完美主義者，這對她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

這個世界是復雜的，這個世界沒有完美。

1949年全國解放了，顧高地選擇全家留在大陸，他們愛音樂，更愛自己的國家。

1953年，16歲的顧聖嬰，第一次登上音樂舞台，她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肖邦 《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 。

台下的觀眾無不被這個小女孩美妙的音樂所打動，顧聖嬰沉浸在掌聲與鮮花之中。

顧聖嬰不僅精通鋼琴，她對書法、繪畫及文學都有造詣。

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楓曾經感嘆一一

顧聖嬰准備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時候，她的父親出事了！

1955年，受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事件的影響，顧聖嬰的父親顧聖地，在家中突然被抓走了。

顧高地的突然被抓了起來，讓顧聖嬰一家不知所措。

不過他們相信自己的親人是好人，他是被冤枉的。

顧高地被抓走的第四天，顧聖嬰人生的第一場獨奏音樂會開始了。

顧聖嬰強忍著淚水，孤獨地彈著鋼琴，她是這樣的失落。

一個和睦美滿的家庭不在了，顧聖嬰的世界撕裂了。

1957年，顧聖嬰考入莫斯科中央音樂學院，師從蘇聯著名鋼琴家塔圖良和克拉甫琴科。

據克拉甫琴科所說一一

痛苦中的顧聖嬰唯一的安慰只有音樂，只要還有音樂她就能生存下去。

父親被抓走後，母親急病了，弟弟還年幼，顧聖嬰獨自一人承擔起家庭的重任。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海外報道稱傅聰、劉詩昆、顧聖嬰、李名強、殷承宗為「中國鋼琴五聖手」

劉詩昆的「狂」（剽悍）、顧聖嬰的「秀」（溫婉）、李名強的「木」（本色）、殷承宗的「死」（用功）和鮑蕙蕎的「嬌」（嫵媚），聲名遠播，海外皆知。

顧聖嬰在這六人當中，獨領風騷，被公認為最有才華的一位。

只是縱然才華出眾，依然烏雲密布，不見彩虹。

1958年，顧高地被判20年，發配青海改造。

顧聖嬰一家千等萬等，還是等不回親人的歸來。

殘酷的現實讓顧聖嬰悲痛不已，她更加沉浸在自己的音樂世界中了。

顧聖嬰的生活中沒有愛情，沒有幸福，只有音樂。

在那個年代，誰肯與一個異類談戀愛呢？

顧聖嬰早己斷了婚姻的念想，她把自己嫁給了音樂。

可是，有一天，音樂也不屬於她了……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了。

祖國大地，打砸搶燒，一片混亂。

顧聖嬰的世界又一次被撕裂了，這次毀滅的如此徹底。

顧聖嬰最為熟悉的傅雷叔叔及他的妻子朱阿姨，不甘其辱，雙雙自殺身亡。

敏感的顧聖嬰知道這一次自己在劫難逃……

1967年1月31日，顧聖嬰作為反革命分子的女兒，被造反派揪到樂團的舞台上，當著全體員工的面，她被打耳光，揪頭發，並強迫跪在毛公像前「請罪」。

顧聖嬰的世界徹底崩潰了……

昏昏沉沉回到家中的顧聖嬰垂淚無聲，她的母親則目光呆滯，她的弟弟重病纏身。

這個世界是如此的讓人絕望，天地之大竟無容身之處。

父親入獄，母親沒有工作，弟弟握奇又患病，顧聖嬰實在是太累了，太苦了。

音樂家的靈魂是單純的，也是脆弱的。

這個世界沒有溫暖，沒有善良，沒有是非，只有冷漠，只有殘忍。

生無可戀，無須苟活，天不容情，人生苦短。

「明天的批鬥我不去了！」

顧聖嬰向母親與弟弟表達了赴死的決心，而她的母親與弟弟也不願再受屈辱，他們決定與顧聖嬰一同赴死。

母子三人就這樣，在家中開煤氣，自殺身亡了。

顧聖嬰與母親、弟弟一起赴死後，沒有舉行任何的儀式，就被匆匆地火化了。

1975年8月29日，顧高地終於「刑滿釋放」，他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卻再也見不到自己的親人了。

妻子、女兒，兒子陰陽相隔，世間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加殘忍的嗎？

悲忿的顧高地一夜白頭，他不明白蒼天為何如此無情！

顧高地在青海艱難求生，支持他的唯有家人，可現在他回家了，家人卻離他而去。

顧高地一個人呆在家裡，思念著妻子與孩子。

家中空盪盪的，人心冷冰冰的。

再到後來，顧高地的冤案，獲得了平反，但逝去的光陰，與失去的親人，永遠不會回來了。

妻兒子女都走了，這樣的平反有何意義！

顧高地只有靠回憶度過自己孤獨寂寞的餘生。

滿臉風霜的顧高地想為妻兒辦一場追思會，可他四處奔波，卻找不到親人的骨灰，這位老人只有痛哭失聲。

顧高地只能買了三隻空的骨灰盒，為讓那屈死的妻子、女兒，兒子補辦了追思會。

1990年10月15日，顧高地因患肺癌離世。那一年，他82歲。

顧聖嬰，一個天才的鋼琴家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現在的人們還有幾個知道她的名字呢？

作者簡介一一婉兒（婉㚥）：一個喜歡讀書，痴迷歷史的女子，愛寫文章的小女子。什麼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寫文章就是寫自己想說的話，想寫的事。這就是我，一個塵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蘭自飄香！

I. 顧聖嬰簡介

顧聖嬰 (1937～1967)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之家（父親顧高地是愛國將領、曾任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秘書，母親秦慎儀是原上海大同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高材生），祖籍江蘇無錫。5歲入開設鋼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學，自三年級起獲歷屆比賽第一名。她先後師從邱貞藹、楊嘉仁、李嘉祿教授，成績斐然。她還從馬革順學理論，沈知白學音樂史，文學受惠於傅雷的影響。顧聖嬰勤學深思，博覽中外文藝作品，善於從各門類之術中汲取營養。1953年，少年顧聖嬰開始登上音樂舞台，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肖邦《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和貝多芬《B大調鋼琴協奏曲》大獲成功，第二年即擔任上海交響樂團鋼琴獨奏演員。1955的年首次在上海舉行獨奏音樂會，備受贊譽。1956年後，開始師從蘇聯著名鋼琴家塔圖良及查克、塔·克拉芙琴柯，使她的琴藝日趨精進，漸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鋼琴演奏家。
1957年，年僅19歲的顧聖嬰在第六屆莫斯科國際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中榮獲金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在國際音樂比賽中奪得的第一枚金質獎章，四十多位評委一致認為她的演奏「是一個奇跡」。1958年10月，她又在有36個國家一百多位選手參加的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女子鋼琴最高獎（著名鋼琴家波利尼與RONALDTURINI並列男子鋼琴最高獎），在西方音樂界引起強烈反響，瑞士國家電台、國家電視台分別向全歐洲轉播頒獎音樂會的實況。1964年，她又在頗具國際影響的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後國際鋼琴比賽中再次獲獎，從而使她成為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女鋼琴家。從50年代至60年代，顧聖嬰作為新中國的音樂使者，曾先後到蘇聯、瑞士、比利時、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等十多個國家和香港、澳門等地區訓問演出，引起了巨大反響。匈牙利的評論家說:「她給貝多芬的樂曲注入了魅力和詩意，在聽眾面前表現了巴赫的嚴肅、舒曼的豐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優美」。保加利亞的評論家說：「她的演奏著重詩意和發自內心的感受……肖邦的樂曲在她的手下呈現了不可再得的美」。更有國際權威評論稱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鋼琴詩人」，是「高度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驚奇的結合」。
顧聖嬰的演奏風格有著強烈的個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詩情，又有端莊含蓄的魅力。她那秀麗澄明的音色，帶給人以一種清純的美的享受，她那輕巧快速的觸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盤。
作為一位中國鋼琴家，顧聖嬰全身心傾情於祖國的鋼琴音樂事業，1963年曾在上海舉行「中國作品鋼琴獨奏音樂會」。在我國和世界音樂舞台上，她滿懷激情地介紹過許多中國作曲家的鋼琴音樂作品。
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顧聖嬰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赤誠的愛國心，即使在遭到排斥和含冤的日子裡，她常常身在海外，心繫祖國親人。她在前往異國參賽的途中，曾滿懷激情地在日記中寫道：「為了我的祖國，為了我的人民，我一定要拼搏，直至走向高高的領獎台——」。她的一生冰清玉潤、志高行潔，那寬廣而博愛的情懷及對藝術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永遠是廣大中國藝術家的楷模。

J. 中國的偉人在成功後沒有忘記自己的老師

師生情：過去老師救陳毅，如今陳毅救老師

陳毅將釋放、安置肖純錦一事，以及與肖20年來深厚友情，一一向毛澤東主席詳告。毛主席頷首道：這位肖先生，看來與我們交情非淺，幫助不小，過去救了你陳毅，又援助了

新四軍，現在你仁義救他，也是應該，應該。

陳毅急電江西省委

1953年3月上旬的一天，春日融融。由上海市委、市政府聯合召開的上海市各民主黨派、社會名流、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在漢口路江西路口的市政府大廈三樓舉行。這是一次黨與各界知名人士共謀建設新上海方針大計的會議，陳毅親自主持會議。陳毅向會場掃視了一遍，然後詢問道：「肖純錦先生來了沒有？」見會場上無人回話，陳毅轉向工作人員聲音略高地問道：「肖教授為什麼沒有來？他應該來的。」

肖純錦先生是上海城明文學院、大同大學的教授，但他為何沒有到會，卻是不詳其由的。座談會結束，有一個人從會場出來，到大街上叫了一輛 計程車，此人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肖純錦的好友王造時，他要去的地方正是肖純錦家。王造時見了肖純錦夫人程孝福，沒說上幾句，肖夫人淚水直掉說：肖先生在前些天已被家鄉江西永新縣公安部門來人捉回去了，罪名有兩項——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官僚、永新封建派別總後台。王造時大為驚訝，對肖夫人說：「嫂夫人，這事耽誤不得，你不妨快去找陳毅市長，請他救肖先生。眼下，也只有他才能救肖先生了。」

是日下午，程孝福在市政府見到陳毅，告之肖純錦被捉回永新的情況。陳毅也覺得情形非常嚴重，對程孝福說：「肖師母，你等等，我這就給江西去電話。」說完，拿起桌上的紅色電話機。江西的電話接通了，陳毅問明對方是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說道：「正人同志，你省的肖純錦是個高級知識分子，一貫正直高傲，在民主革命時期為我們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尤其對新四軍幫助很大。現在被家鄉永新縣當作國民黨官僚捉回去了，據說要殺頭。我建議啊，肖純錦不能殺，因為他於革命有大的功勞，我們不能勝利了就忘掉人家的幫助。請省委趕快過問，立即釋放，並賠禮道歉，護送他到上海來。」

陳毅放下電話，又用毛筆寫了同樣內容的特急專函，囑秘書速從機要郵線送走。忙完了這些後，陳毅說：「肖師母，你看這樣行嗎？」陳毅毫不遲疑的刀下救人的舉動，程孝福是親見親聞，怎能不叫她萬分感激呢？她的眼角溢出了激動的淚水。

一段難忘的師生情

陳毅為何火燒火燎般地救肖純錦？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這關連到陳毅與肖純錦20多年來的生死友情。

1921年11月，陳毅與其他103名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學，被北洋政府駐法公使勾結法國

當局，以「參加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罪名，驅逐回中國。他們抵達上海的當天夜晚，陳毅作為「被迫歸國留法學生團」的代表，連夜敲開上海各家報館的門，投送《我們在法國的非人遭遇》一稿，見報之後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關注。曾留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時年29歲的肖純錦正在大學執教，對被驅逐回國的留法學生深表同情。11月25日下午，他專程來到小客棧看望陳毅等人。通過幾個小時的交往，肖純錦認定陳毅才華過人，年輕有為，遂有意資助他進入東南大學學習。陳毅辭謝了肖的盛情相助，說要回四川為被逐留法學生的權益請願。肖純錦感其斗爭決心，翌日又來到小客棧看望，並贈給他100元銀洋作路費。

1921年12月12日，陳毅乘輪船從上海返回四川，肖純錦趕到碼頭送行。陳毅上船前恭敬地向肖行禮致謝，兩人依依惜別。沒想到，相隔大半年之後，陳毅又在北京遇上了肖純錦。當時，北洋政府迫於全國各地留法學生代表的不斷請願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籌辦了一所中法大學，收容被迫回國的留法學生，陳毅是在這種情形下帶著一批四川籍留法同學來到北京的。當時，中法大學沒有專職教師，講課都是請 北京大學的教師。肖純錦是同年8月離滬來到北京大學擔任教授、教務長的，因此常被邀請到西山授課，這樣又見到了陳毅，而且有了師生的名份。中法大學的學生們生活很清苦，自己種菜輪流辦伙食，肖純錦曾多次將陳毅和蔡和森、肖振聲等同學帶到家裡過星期天，改善他們的伙食。

1925年冬，24歲的陳毅在中法大學文學系學習期滿。肖純錦對陳毅說：「你的學習成績那麼優異，繼續讀下去是很有前途的，我幫你聯繫到北大插班吧。」陳毅對肖說：「先生的好意我領了，我還是要回四川。」肖純錦當然不會知道，已是中共黨員的陳毅奉組織之命回川開展黨的工作。肖純錦留陳不住，遂在家裡設宴，邀請同事李大釗教授作陪，為陳毅餞行。

危難將臨智救陳毅

光陰荏苒，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南方8省的游擊隊也奉命出山開赴抗日前線。在粵贛邊界領導游擊戰爭的陳毅，代表中央蘇區的紅軍游擊隊，於8月22日來到贛州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指派的首席代表進行談判。而這位首席代表，竟然是回贛擔任省政府農林廳長的肖純錦！陳毅與肖純錦在贛南

專署的客廳相見，都是不勝驚喜，當下摒去旁人，在客廳里交談了很久。

肖純錦是懷著抗日救亡的願望應邀回贛服務的，可想而知，他對粵贛邊大油山的紅軍游擊隊下山抗日是極力成全的，加上遇到陳毅，那種暗中相助的意思自不必說。肖是省府的首席談判代表，可以拍板定事，因此，整個談判進行得較為順利，雙方達成了 國民黨軍隊從紅軍游擊區撤走、釋放政治犯、紅軍游擊隊不再進行軍事擾擊、下山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的協議。

陳毅對於肖純錦在這次談判中有意成全我方的情形，是深為明了的，曾向項英作了反映，項英也對肖的舉動稱贊有加。而在另一方面，熊式輝對肖純錦卻有責怪之意，埋怨讓共產黨在談判中佔了大便宜，蔣介石更是在電話中責罵熊式輝，熊只得多方解釋擔當責任，並未牽扯到肖純錦，因為肖是他指名從北京要來的。

同年10月上旬，陳毅代表中央從贛南油山來到湘贛邊界的武功山，聯絡譚余保領導的游擊隊出山參加改編。但南京政府暗中仍沒有放棄誘殲紅軍游擊隊的圖謀，陳毅到了武功山的消息被國民黨招募專員——前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大叛徒陳洪時手下的特務偵悉，密報到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熊斌遂在省政府主持召開軍事會議，部署調兵前往武功山捉拿陳毅。肖純錦的親家、省政府政務秘書處主任秘書李中襄參加了會議。會後，李到肖家說：「熊參謀長召開軍事會議，研究調兵圍殲安福武功山，要捉拿陳毅。」肖純錦一怔，說道：「不是簽訂了協議，怎麼又要動兵去打人家，豈不是背信棄義？」李中襄苦笑一下，回道：「唉，大概是上峰的旨意吧。」

李中襄離開後，肖純錦對准備就寢的程孝福輕聲地交待一番。翌日一早，程孝福從南昌搭乘汽車到了吉安，又雇馬車趕往安福。第二天，已是便裝的程孝福請人帶路，步行來到了武功山，被駐守的游擊隊班哨攔住，押到山腰的一座舊廟里，陳毅從廟中走出來，驚喜地喊道：「肖師母，原來是你……！」

三天之後，國民黨駐吉安的兩個團連同從省城急運而來的省保安司令部三個大隊，連夜秘密開入武功山，封鎖了進出道路，以一個團直撲游擊隊的營地,然而，紅軍游擊隊早在兩天前就離開這里。

為新四軍供糧解危

1941年，擔任省農林廳廳長兼農業院院長的肖純錦，又多了一項顯赫的官銜：江西省督導糧食生產委員會主任委員，直接負責全省農業生產，供給抗日前線軍糧的工作，並於1940年隨江西省政府遷移到泰和縣城。

1941年3月底的一天，正在辦公的肖純錦接報，說有兩位中學教員自稱是他的朋友前來相見。肖出去一看，來人竟是多年未見而時下名聲很大的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此時此地相見，雙方都非常激動。肖純錦將陳毅帶到樓上房間，關門交談了一個多小時。原來，陳毅此行化裝冒險前來泰和，是專門找肖純錦求援的。重整的新四軍在皖南糧食緊缺，處境危困，只有請這位掌管著供糧大權的老友相助。

肖純錦聽陳毅講了來由之後，心裡十分明白在這種情形下給新四軍供糧的危險性和艱難性，但還是答應下來。當日，陳毅與同來的參謀宿於肖純錦家，仔細商議如何供糧的辦法。次日清晨，肖純錦親自護送著陳毅和參謀兩人離開泰和縣城，一直送到安全地帶。

肖純錦利用所掌管的職權，按照與陳毅秘密計議的辦法，開始向新四軍供給糧食。具體方法是第三戰區供給部的官員持了函件前來購糧，肖純錦陪同來到浮梁、婺源、德興等地，從那幾個縣調撥糧食，以水路船運到九江、安慶。因為持有江西省糧食生產委員會的公文函件，加上第三戰區長官部出具了證件，大批軍糧水運得非常順利。這些糧食運到安慶後即由新四軍的地下後勤人員組織運到了部隊。

盡管肖純錦在向新四軍供糧的過程中行動小心，半年後，還是有人向江西省政府密告此事。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命令調查了一個多月，雖然查無實證，但也看出了不少破綻。1941年11月，肖純錦的省督導糧食生產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被解除，在受到排擠和冷遇中過了幾年。1947年春，肖純錦辭去了省政府委員、省農林廳長兼農業院院長等職，回到上海，在誠明文學院、大同大學擔任教授。

得到毛澤東的嘉許

江西方面,陳正人在接到陳毅自上海打來的電話後，立即打電話給吉安地委書記朱繼先，將肖純錦的情況講了，朱繼先不敢耽誤，立即電告永新縣委書記馬健，馬在電話里說：「好在上級通知得早，再遲就晚了！」朱繼先立即催促：「你這就告訴公安局，千萬不可亂來，我明天趕到永新。」第二天中午，朱繼先驅車來到永新將肖純錦接出，於晚上設宴壓驚，

說明情況。陳正人在接到了陳毅的親筆信函後，又從省委派出專人趕到永新，讓永新縣委派人護送肖純錦回上海。

這天，接到電話的陳毅親自到車站迎接，加以慰問。當晚，陳毅設宴款待肖純錦夫婦。數日後，陳毅就肖純錦的安排與上海市委統戰部、組織部作了商議，決定安排肖去 復旦大學任教，同時推舉肖為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委員。

陳毅就是陳毅，知道肖純錦一事不可小覷。不久後他到了北京，在見到毛澤東主席後，將釋放、安置一事及與肖20年來深厚友情，一一詳告。毛澤東在聽完之後，頷首道：「你陳毅辦事，算是有板有眼。這位肖先生，看來與我們交情非淺，幫助不小，過去救了你陳毅，又援助了新四軍，現在你仁義救他，也是應該，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