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迎新演講

㈠ 饒毅教授在北大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以下為演講全文：

在祝福裹著告誡呼嘯而來的畢業季，請原諒我不敢祝願每一位畢業生都成功、都幸福；因為歷史不幸地記載著：有人的成功代價是喪失良知；有人的幸福代價是損害他人。

從物理學來說，無機的原子逆熱力學第二定律出現生物是奇跡；從生物學來說，按進化規律產生遺傳信息指導組裝人類是奇跡。

超越化學反應結果的每一位畢業生都是值得珍惜的奇跡；超越動物慾望總和的每一位畢業生都應做自己尊重的人。

過去、現在、將來，能夠完全知道個人行為和思想的只有自己；世界上很多文化藉助宗教信仰來指導人們生活的信念和世俗行為；而對於無神論者——也就是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自我尊重是重要的正道。

在你們加入社會後看到各種離奇現象，知道自己更多弱點和缺陷，可能還遇到小難大災後，如何在誘惑和艱難中保持人性的尊嚴、贏得自己的尊重並非易事，卻很值得。

這不是：自戀、自大、自負、自誇、自欺、自閉、自憐，而是：自信、自豪、自量、自知、自省、自贖、自勉、自強。

自尊支撐自由的精神、自主的工作、自在的生活。

我祝願：退休之日，你覺得職業中的自己值得尊重；遲暮之年，你感到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不要問我如何做到，50年後返校時告訴母校你如何做到：在你所含全部原子再度按熱力學第二定律回歸自然之前，它們既經歷過物性的神奇，也產生過人性的可愛。

㈡ 讓我們一起去聽來自北京大學的李教授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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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原文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學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

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

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懼？

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於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求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盪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

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

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

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

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幾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

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

至於同學共處一室，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勖，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苟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已雖規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

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

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已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

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採，無虞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3)北京大學教授迎新演講擴展閱讀：

作者簡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他早年參加反清朝帝制的斗爭，民國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 。

㈣ 洪謙的維也納學派

洪謙與維也納學派——紀念我的老師洪謙教授
高宣揚教授
在北大哲學系「紀念洪謙先生誕辰10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洪謙教授是我在1957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與研究生班就讀期間的老師。使我感到榮幸的是，從那以後，直到洪謙先生逝世為止，洪老師始終都沒有中斷過對我的指導，他那寧靜安詳的風度，雍穆而又和易的儀態，嚴謹而又扎實的治學精神，連同他的諄諄，猶長縈腦際，已慢慢地構成為我的一個精神財富；師恩浩盪，在紀念他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使我倍感珍貴和親切！
洪謙老師對我的教育和交往過程，簡單地說，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1957年至1962年，當時我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學生，不僅受教於洪謙老師，選修他開設的課程，而且經常抱著崇敬的心情，到他在燕東園的寓所，多次拜訪他，並在他家裡接受他對我個人的親切教導，給予我學術上的特殊指導。在畢業論文寫作期間，我除了得到齊良驥教授的親自指導以外，洪謙先生還多次耐心地更正我的「論康德的『統覺』概念」的論文，鼓勵我在本科畢業後繼續報考研究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1962年暑假，我才決定報考當鄭昕先生的研究生。
第二時期，是1962年至1966年，我作為鄭昕教授指導的研究生，攻讀康德哲學。當時，我一方面繼續經常到洪老師家中直接受到他的教誨，另一方面也在鄭昕老師家裡，同時地受到鄭昕與洪謙兩位老師的指導。鄭昕老師與洪謙老師是好朋友，洪謙多次在鄭昕家中與鄭昕老師一起向我講授康德哲學，也向我講述他們在德國留學時期的經歷和感受。
第三時期，是1978年我出國後直到洪謙老師去世為止。在這段時期內，不論我在香港，還是在巴黎和台北，洪謙老師都很關心我，不只是在學術思想上給予指導，而且也在我個人的生活方面給予關懷。我在這一時期連續給他發了許多信件，也反復多次與他在國內和在國外見面。洪謙老師給我寫了十多封信，包括兩次推薦我到明尼索達大學受教於費戈爾教授，以及在牛津大學聆聽他的演講。 維也納學派的一個重要成員
當我剛踏入北大校門的時候，洪老師才四十八歲；但他作為維也納學派在中國哲學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早已使他列入了第一流的名教授之列，深受我年青一代的崇愛和尊敬。
1957年9月，我在北京大學哲學樓的一零一號階梯教室，參加了由哲學系學生會和系辦公室主辦的「迎新晚會」。我和其它七十多名哲學系學生，以非常激動的心情，等候著教授們一一入座。當時的北大哲學系，集中了三十多名哲學教授。據我們的學長學姐們介紹，在1952年底所進行的中國大陸大專院校的「院系調整」中，政府決定把原全國各大學的哲學教授，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便於集中地進行「思想改造」。因此，從那以後，一直到反右派斗爭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師資最強的教學研究基地；除了洪謙專長邏輯實證主義和經驗論哲學以外，還有中國哲學史權威馮友蘭；數理邏輯專家王憲均；西方美學專家朱光潛；希臘哲學專家任華、汪子嵩；康德哲學專家鄭昕、齊良驥；黑格爾哲學專家賀麟、張世英；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任繼愈、黃子通、朱伯昆；佛學權威熊十力、馬一浮、湯用彤、湯一介；西方倫理史家周輔成；美學家宗白華；萊布尼茨專家陳修齊；西方哲學史料學家王太慶；存在主義專家熊偉；日本美學史家馬采；日本哲學史家朱謙之；希臘哲學專家方書春以及形式邏輯專家李世繁等等。
晚上七點左右，迎新晚會開始前幾分鍾，教授們一一步入會場。洪謙教授同當時的系主任鄭昕教授一起來，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洪老師看上去身材略瘦，戴一副近視眼鏡，個子稍高，身子骨仍然很結實，文質彬彬，研究氣十足。洪老師當時與任華教授共同負責西方哲學史教研室的工作，一起同時指導研究生陳啟偉等人。
迎新會上，鄭昕教授逐一向新生介紹到會的所有的老師；當介紹到洪老師時，鄭昕教授對學生們說：洪謙先生是維也納學派的專家，是石里克的學生，卡爾納普的同學。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表示對他的尊重和敬仰。 傳承經驗論 推崇康德和休謨
我在北大哲學系本科和研究生期間，洪老師住在北大東校門外的燕東園內。我和班上幾位同學，經常去拜訪洪老師。燕東園內到處是茂密的樹木，翠綠的枝葉，鬱郁蔥蔥，生機勃勃，是教授們恬靜地安家度日和著述立說的好處所，我們學生稱之為「世外桃源」。
我第一次拜訪洪謙教授，是在1958年元旦。為了向他拜年，我與同窗三人，來到燕東園。洪師母開門以後，親切地把我們引進到客廳中。
洪老師很高興地在客廳中接待我們，並很親切地問我們，作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學習外國哲學史有什麼困難。那次談話，給我留下了兩個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洪老師向我們強調了經驗論哲學的重要意義；第二，強調學習外語和閱讀原著的重要性。
關於經驗論哲學的重要性，是從客廳牆上掛著康德畫像和休謨畫像談起的。洪老師說，他很推崇康德和休謨。康德的貢獻在於開創了科學的知識論的研究基礎，奠定了以准確的數學和物理學作為依據進行知識論研究的基本原則；休謨的貢獻在於使經驗論系統化和貫徹到底，使現代哲學有可能徹底擺脫形而上學傳統的影響，集中地探討了「意義的經驗證實」的基本問題。
洪老師在談到經驗論的基本原則時，當然也同時強調休謨的傳統經驗論與邏輯實證論的經驗論的區別。在他看來，僅僅指出經驗論的基本原則，是不夠的，因為傳統的經驗論正是由於未能克服普通經驗的個別性、零碎性，過於執著於個人的經驗感覺，才在認識論問題上無法達到真正普遍性的、具有哲學意義的實在性。洪謙先生指出：石里克的貢獻，恰正在於扭轉了經驗論的基本問題的方向，指明了哲學上的「實在」與日常生活中的「實在」的根本區別，突出了科學知識的真正靈魂就在於它在公認的實驗中的可檢驗性！
為此，洪老師一再要我們記住石里克的那句名言：「命題的意義就在於它的證實方法。」
洪老師關於經驗論以及關於邏輯實證主義的寥寥數語，點名了方向，使我們晚輩從一開始踏入深奧的哲學領域，便明確問題的真諦。從那以後，每當我面臨分析哲學的難題，便記起洪老師的這番教導，從最基本的思想觀點出發，進一步深入思索各種問題，常有迎刃而解之效。
洪老師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論傳統的精湛理解，使他在同我們的談話和講課中，始終突出「經驗」在對實際作出判斷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記得在大學三年級時，洪老師為我們上了一堂邏輯實證主義的課，他從一開頭就強調說，邏輯實證主義把哲學研究奠定在「經驗」之上，是因為僅有「經驗」才能對於實際有所判斷。邏輯實證主義並不絕對排斥理性思維的重要作用，但思維在知識理論中的作用，僅僅是「以同語反復的變式」去敘述關於「實在」的判斷。
對於我們這些晚輩來說，當時是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是理性在關於實際的判斷中所起的「同語反復」的作用。記得洪老師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寫出了「同語反復」的德語原文die Tautologie，並作了解釋。由於當時我們的學識有限，未能完全明白洪老師關於經驗論的基本思想的論述，但他對於「同語反復」的解釋，使我們清楚地區分開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形式真理和經驗真理；形式真理是以分析命題為依據，而分析命題之為先天性，乃是因為數學、邏輯等分析科學都以純粹形式定義的假定為基礎。所以，在各個演繹推理中，結論的論據總是已經包含在前提之內。這些分析命題，充其量也只是敘述同值詞句的純粹形式的變換，是與經驗無關緊要的，對於事實也就自然地無所表達，因此分析命題是屬於先驗性的。
但是，邏輯實證主義所立足於其上的經驗真理，其真實性就不能單靠命題體系內的前後一貫性或不矛盾性，如上述形式真理那樣；而是要證實命題與「實在」的一致性，就要接受觀察與經驗的檢驗。因此，只有對「實在」有所指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對「實在」無所指的形而上學命題，是無意義的。同時，只有可以通過經驗觀察才能確證和證實的有關實在的命題，才有資格被稱為經驗的真理。現代物理學中的科學命題，便是屬於這種經驗真理。
如果說，石里克反復強調「問題的意義就在於它的證實方法」的話，那末，更深一層地說，問題的意義就在於它所表達和所敘述的事實，能否經得起經驗性的觀察和實驗的檢驗，能否獲致「是」與「不是」的明確答案。 談到精讀原著的問題，洪老師和師母何玉貞女士首先強調學習英語和德語的重要性。師母對我們說，洪老師從維也納到英國牛津的初期，為了盡快把握英語，訓練聽力、會話和文字表達能力，洪老師幾乎天天到電影院看電影，有時連續好幾場不離開電影院，硬要聽懂內容。洪老師說，學習西方哲學，不能靠翻譯，一定要看原文原典，而且要精讀，反復推敲，不要『圖快嚼不爛』，要句句琢磨，前後分析。洪老師特別批評有些學生好高騖遠，只滿足於一知半解的學習態度。洪老師說，學習外國哲學，不懂外文，看不懂原文原典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生學習時期，經常到我的指導教授鄭昕先生家中請教和討論問題。鄭昕老師住在燕南園，與我們研究生宿舍29齋，只有一牆之隔。我往往是通過燕南園角上的一個小木門，經過馮友蘭老師家門前的小路，去找鄭昕老師。
鄭昕教授是康德哲學專家，精通德語和康德哲學原著。洪謙和鄭昕是好朋友，我經常在鄭昕教授家中遇到洪謙教授。他們經常以德語交談和討論哲學問題。他們倆都是從20世紀20年代起便留學德國，倆人又同是安徽人，一個研究康德和新康德主義，一個研究邏輯實證主義。也許是由於他們經歷相似，又在對待「經驗」的問題上，倆人有某些共同的觀點，使他們情誼融洽。
我在鄭昕家中請教時，正好手捧康德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言》的德語原本。洪老師和鄭老師便你一言我一語地用德語討論這本書，並耐心地向我逐句解釋。洪老師對我說，要下苦功夫精讀康德的原著，一句一句地看。他還親自擇讀其中數句，要我當場翻譯出來，親切地指出譯句之不足就在於生吞活剝地硬譯，把句中虛擬式所要表達的那種帶有精確情緒的語態和文風，給沖刷得無影無蹤。
這種手把手的教導，又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同學李步樓兄每周兩次到王太慶教授的宿舍，請他一句一句地領讀文德爾斑著《哲學史教程》德文版。王太慶教授和洪謙教授及鄭昕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們都非常細心地指導我們看原文原典，使我們晚輩受益良多。
有一天在鄭昕教授家中，鄭昕老師還順便同洪謙老師談及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鄭老師有所感慨地說，哈特曼在晚期居然從實在論觀點研究認識論問題，以致認為本體論的研究仍應與認識論研究相平行。鄭昕先生認為，這是對新康德主義和經驗論哲學的背棄。因此，鄭老師說，當他在哈勒大學聽完哈特曼的一場演講後，便氣沖沖地返回馬堡，在中途換車時也因氣惱未平而迷路。說到此，鄭老師、洪老師和我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
洪老師還對我說，學習和研究外國哲學，除了要下苦功夫精讀原著以外，還要同時了解西方各國的文化歷史背景，懂得各個哲學家的個人思索風格同他所屬的民族文化傳統的關系。因此，他說，學好外國哲學，一般地說，最好的方式是親自去留學，就地學習和體會。
我在1978年離開中國大陸出國僑居前夕，洪老師熱情地邀我去北京新僑飯店吃晚飯席間，他不時地提醒我，出國後不要分散精力，要集中研究一兩個重要問題，深入下去。他還特別推薦我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學去找費格爾(Herbert Feigl, 1902-1988)，因為費格爾是洪老師在維也納時期的老同學，又是當時美國分析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洪老師在談到費格爾時，強調要首先認真地閱讀他的那部論精神和身體的專著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我到香港以後，曾特地訂購並閱讀了這本書，雖然我後來沒有去成美國，但他在這部書中所闡述的「精神和身體的同一論」，對我教益甚大，使我在法國研究摩里斯·梅洛·龐蒂的身心現象學理論時，受到深刻的啟發。
由於洪老師對原著和原典的重視，他親自倡導編譯了四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第一卷《古希臘羅馬哲學》、第二卷《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三卷《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第四卷《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都由商務印書館印刷發行，使我們這一代年青的哲學工作者獲益不淺。我們在大學時期，這些西方哲學原著選輯，成為了我們最基本和最原初的主要參考資料，為我們進一步深入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78年我離開中國大陸，經香港到法國定居以後，洪老師不時來信指導，並多次在信中提及當代西方分析哲學的動向。1980年和1982年，洪老師又兩次去維也納和牛津，分別參加關於維特根斯坦和關於石里克-紐拉特百年壽辰紀念討論會，並在與會期間給我來信希望能與我見面，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老師對我的關懷，也使我有幸獲得重新學習的好機會，最使我難忘的，是在1982年春在牛津三一學院與洪老師的會面。
洪老師在1980年初兩次重訪牛津是意味深長的。洪謙教授在牛津三一學院接待我內人許敦煌女士、小女高寧和我三個人的時候，很慷慨激動地說，能在牛津相會，使他想起四、五十年前他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半個世紀不算長，但對比一下維也納和牛津的兩個時代，恍惚如在夢中。雖然昔日的維也納李比希巷和柏茲曼巷，他在1928年至1936年受教於石里克教授時期經常出入的地方，依然如舊，石里克領導的哲學研究所和周四討論會的所在地依舊佇立不動，但年華流逝，氣氛已大不一樣。而牛津這個聞名的大學小鎮，街頭上林立的學院建築物、圖書館和教堂，也顯示了同雜訊震耳的車水馬龍現代化交通、川流不息的遊客群的極端不協調。洪老師邀我們在三一學院內寂靜的院子里散步欣賞春意盎然的花木，邊走邊談他半個世紀來從維也納到牛津所走過的道路，談到他同石里克、卡爾納普、魏斯曼、艾耶爾和維特根斯坦的關系，也談到他這次路過倫敦石與卡爾·波普爵士的會見。正是通過這次在牛津三一學院同洪老師的長時間安靜的談話，我才更深入地了解這位我早已認識而崇敬的老一輩學者的為人和淵博學識。
洪老師是在1927年十八歲那年，經國學大師梁啟超的推薦，在安徽同鄉會的資助下，留學德國柏林和耶拿的。正是在柏林學習物理、數學和哲學期間，他受到萊辛巴赫的提示，決心到維也納去報考石里克。
1928年起，洪老師在維也納研究哲學，他說，石里克從一開始就建議洪老師學自然科學，首先把握數學和物理學，並建議洪老師去聽卡爾納普的數理邏輯課。洪老師問及我到法國後的哲學研究方向時，他一再提示我：即使不研究科學哲學，也不能忽視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成果及其方法論對於哲學發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洪老師在牛津三一學院的庭院里，慢慢地談起了他在1945年初來牛津時的情景。他很欽佩維特根斯坦；在洪老師看來，要深入研究當代的邏輯實證主義，不研究維特根斯坦是不行的。洪老師在四十多年前在牛津時，正是維特根斯坦的鼎盛期。我由於寫過一本《羅素傳》（1980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和1991年台北遠流出版社新版），所以也藉此機會與洪老師討論了羅素與維特根斯坦的關系。洪老師很欽佩維特根斯坦之為人：他寧願放棄萬貫家產，不領受巨額遺產，自食其力，先在奧地利的基爾希堡小鎮當一名小學教師，然後到修道院當園丁，又到倫敦一家醫院當實驗室的一名助手。即使後來他被聘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哲學教授，成為他的老師羅素的老師以後，他也為了更專心於哲學研究，毅然辭去教職。
洪老師覺得，維特根斯坦的重要地位在於突出了邏輯結構和語言分析的重要性。洪老師為此向我復述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哲學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邏輯上澄清。」這就使我想起我在北大研究生時期，洪老師對他所指導的研究生李步樓所提出的學習要求，這個要求對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也使我心明眼亮。洪老師要求李步樓專心研究和精讀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因為正是在這本書中，維特根斯坦明確指出：為了消除哲學的難點，必須研究語言的邏輯結構。洪老師在牛津談及維特根斯坦時，特地送給我一本剛剛出版的維特根斯坦關於哲學與文化的文集。 《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的出版
洪老師一直關心我的學習和研究，時時通過信件指導我。使我感到榮幸的是，1988年當我決定在港台主編的《西方文化叢書》（由香港三聯書店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同時出版發行）的時候，洪老師不僅欣然答應同梁漱溟先生一起，成為我所主編《西方文化叢書》的顧問，而且還身體力行，親自將他近年來所寫的一系列重要論文託付給我，讓我將這些論文以《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的書名，編入叢書之中，使這套叢書增添光輝。洪老師為此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前言》。
他在《前言》中說：「高宣揚先生主編的《西方文化叢書》，對於了解和研究當代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新思潮來說，的確是很有意義的。我作為他的老師和朋友，應當為他的這一盛舉做點什麼，這是義不容辭的。……前幾年，我的學生和朋友們曾經建議我講四十多年來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和講稿編成《洪謙文集》。我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已著手做了一些准備工作。但是，為了對《西方文化叢書》盡一點力量，我決定放棄原來的計劃，從已經搜集好的材料中選出有關的部分，編成這一本《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作為這套叢書中的一種，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教。」洪老師的勉勵，給了我和叢書的作者們以及編輯們很大的鼓舞。
由於洪老師的這本《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包括了洪老師近年來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報告，在國外一些大學的學術講演稿以及為國外重要哲學雜志或叢書寫的論文，具有深刻的學術理論價值，所以，這篇論文集發表以後，立即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和理論界的重視，對於研究維也納學派的思想發展史，是一篇很珍貴的歷史文獻。
為了充分肯定洪老師在發揚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方面的卓越貢獻，我在1984至1986年，應法國國際哲學研究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院長賈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之聘請，在國際哲學研究院領導主持中國當代哲學討論會(Seminaire sur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上，對洪老師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參閱法國國際哲學研究院1985、1986年討論會提綱文集Osiris出版社法文版）。
從1989年起，我在台灣唐山出版社主編《研究與批判叢書》。洪謙老師再一次誠摯地支持我的出版計劃，並答應我將他早年出版過的《維也納學派哲學》編入《研究與批判叢書》。這本《維也納學派哲學》系統地總結了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方法及其發展過程。
洪謙教授希望這本書在台北的出版會有助於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並有益於加強對維也納哲學的研究。因此，洪謙還曾建議在原大陸版的基礎上，補充他所寫的四篇短文：《邏輯經驗主義概述》、《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艾耶爾河維也納學派》及《評石里克的〈哲學問題及相互關系〉》，以便更詳盡地論述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理論。
令人惋惜的是，洪謙教授未見到本書在台北的出版，於1992年初春突發重病，搶救醫治無效，於2月27日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八十二歲。據洪師母告知，即使身躺病榻期間，洪謙也念念不忘本書在台的排印出版，時時提及務必加緊進行。

㈤ 蔡元培的北大就職演講對現今社會的學生有怎樣的啟示意義

蔡元培的北大就職演講對現會社會的學生很有啟發，在名校北大，這個高等學府中，人才輩出，潛心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將來為祖國貢獻出自己的畢生精力

㈥ 北京大學的一名知名英語教授將來你校演講,你是一名學生幹部,請用英語寫個書面

我是一名學生幹部
I am a student cadre
I am a student cadre

㈦ 就任北京大學的演說 蔡元培 你怎樣理解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下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盪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鎔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苛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勵，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苛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已雖規行矩步，亦莫能辯，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採，無漠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點評】

蔡元培（1868—1940），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字鶴卿，號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17歲考取秀才，18歲設館教書。武昌起義後回國，1912年1月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在1924、1926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入選中央監察委員會。1927年，除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監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外，並倡議成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被任為大學院院長。1928年辭去各行政職務，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名譽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是20世紀初中國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創造者。他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大學的性質在於研究高深學問。他提倡學術自由，科學民主。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將「學年制」改為「學分制」，實行「選科制」，積極改進教學方法，精簡課程，力主自學，校內實行學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這些主張和措施，在北京大學推行之後，影響全國，以至有人稱他為自由主義教育家。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蔡元培先生的演講開宗明義，作為一所大學首先要明確它的性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而不是人們陞官發財的階梯。作為學生在學校中應該關注的是知識的學習而不應該片面的注重分數的高低。在研究學問之外砥礪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質和修養也是大學生所必須的。而作為學校之主體的師生應該建立一種互敬互愛、互相勸勉的關系。所有這些舉措都為北京大學「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可以說，正是這篇簡短的演說為北大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

㈧ 高一語文必修2《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課文解讀

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從內容到形式,從語言選用到情感表達,一切合乎時宜，這是本課最為語文的東西。下面是我給大家帶來的高一語文必修2《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課文解讀，希望對你有幫助。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課文解讀

五年前，嚴幾道①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同校。諸君多自預科②畢業而來，想必聞知。(①嚴幾道：即嚴復，1853—1940年，幾道是他的字，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後的第一任校長。②預科：當時北大設文、法、理、工科和預科。預科相當於北大的附屬高中，學制先為三年，後改兩年，畢業後可免試升入本科。)士別三日，刮目相見①，況時閱數載②，諸君較昔當必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③，請更④以三事為諸君告：(①士別三日，刮目相見：見，原為“待”，又寫作“看”，語出《三國志》。吳國將領呂蒙，很有軍事才能，但文化水平低，後來在孫權的啟發下，刻苦學習。有一次，魯肅和他交談，發現大有長進，於是贊嘆說：“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呂蒙聽了也幽默地回答說：“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後來，人們便用呂蒙此語來表示別人已大有進步，不能再用老眼光看人。②時閱數載：時間經歷了幾年。閱，經過、經歷。載，zǎi，年。③長斯校：任本校校長。長，zhǎnɡ，校長，這里用如動詞。斯，這。④更：再。)

這是演講的開場白，先簡單回顧自己五年來與北大的淵源，肯定大家的進步，藉以拉近和聽眾的距離，便於開展師生間的對話，然後立即徑奔演講主題，以校長的身份開門見山，直截了當提出“更以三事為諸君告”。語言簡明扼要，沒有過多斯文客套。演講這樣開頭，顯示了演講者的魄力，能迅速凝聚聽眾注意。

一曰抱定宗旨。[段首開宗明義，點明中心。蔡元培把“抱定宗旨”作為首要期望提出，反映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之始，最先思考的問題就是北大的辦學方向，即北大應該改革和建設成為什麼樣的大學，北大的學生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學生。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問題，也是他對莘莘學子的最重要期望。]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蔡元培認為要明確大學宗旨、辦學方向，就必須先明確大學的性質，端正人們入大學的目的;而要端正人們入大學的目的，也就必須先端正人們對大學的觀念。蔡元培在這里運用連鎖推理的方法，說明認知大學性質的重要。這反映了蔡元培的又一個重要思想，即觀念決定一切，人們的思想決定了人們的行動。因此，他下車伊始，便從端正觀念入手。]今人肄業①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①肄業：在這里是就學的意思。肄，yì。)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的性質是什麼?蔡元培將大學和專門學校對比分析，專門學校是“學成任事”，學了以後出去做官發財，大學則不是這樣，“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是最高的文化科學研究中心，入大學的目的是為了研究高深學問。這是蔡元培對大學教育的新認識，是他對舊北大深刻反思的結果。蔡元培認為舊北大之舊，就“舊”在辦學宗旨、辦學觀念“太腐敗”，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全不以學問為念。蔡元培對大學的這個認識是他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思想的具體體現。]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①，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②之終南捷徑③也。(①腐敗：這里是指思想陳舊過時。②干祿：求取功名利祿。干，追求，求取，舊指追求職位俸祿。祿，古代官吏的俸給。③終南捷徑：比喻達到目的的便捷途徑。語出《資治通鑒》，唐睿宗李旦召見天台山道人司馬承禎請教陰陽之術，想留他在身邊，隨時討論請教，但司馬承禎執意要回天台山。尚書左丞盧藏曾經隱居在終南山，武則天時候應召做官，於是，他指著終南山對司馬承禎說：“這山裡有許多好地方，先生何必再回天台山呢?”司馬承禎平靜地說：“在我看來，這終南山不過是入世做官的捷徑罷了。”盧藏聽了不覺臉上發燒。終南山，簡稱南山，是秦嶺山脈的一段，西起陝西武功，東至陝西藍田。)[舊北大由於辦學思想腐敗，觀念陳舊落後，帶來種種弊端。這里列舉的是弊端之一：“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這是從入學時專業的選擇看其弊端。讀這段文字，要體會作者的說話藝術，列舉腐敗表現時，不正面直指，而是借外人之口間接批評，使自己與學生始終站在同一立場，保持平等對話，沒有任何訓斥的口吻，這樣就易為大家接受。]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這是弊端之二：“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這是從入校後對教員的態度看其弊端。]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這是弊端之三：學生畢業後只想做官，不想做學問，“專任教授者甚少”。這是從畢業後的就業看其弊端。]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①。(①姑不具論：姑且不作詳細討論。具，全面、詳細。)然弭謗莫如自修①，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損?(①弭謗莫如自修：與其禁止他人譏議，不如加強自身修養。弭謗，禁止謗言。弭，mǐ，禁止，平息。謗，公開指責別人的過失。)[這幾句話是對上文的歸結，既起到前後照應的作用，又能啟發學生自我反省，語重心長。以上用事實有力地證明舊北大辦學宗旨腐敗，以陞官發財為入學目的造成許多弊病，從反面說明大學的性質不應該是“學成任事”，即做官發財。]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作者前已明確，專門學校“學成任事”，而大學則“研究高深學問”，這里用一個反問句進一步強調如果進大學也如專門學校一樣是為了“學成任事”，那末大學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在前文論述的基礎上，作者水到渠成正式提出自己的觀點。先從正面講，後從反面講，論述全面具體。]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光陰，孜孜①求學，則其造詣②，容有底止③。(①孜孜：zīzī，勤謹，不懈怠。②造詣：學業、專門技術等達到的水平、境地。這里是指學業。③容有底止，或許能有好的結果。容，或許、大概、也許。底止，休止的地方、結局。)[“宗旨既定，自趨正軌”，有了正大宗旨，愛惜光陰，孜孜求學，那麼學問造詣，“容有底止”。從正面說明正大宗旨的好處。]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①，趨向自異。(①乖：ɡuāi，謬誤，反常。)平時則放盪冶遊①，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②，毫不過問，敷衍③三四年，潦草塞責④，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①冶遊：同“遊冶”。四處遊玩。②束之高閣：原指把東西捆起來，放在高架子上面。後喻人或器物，棄置不用。語出《晉書·庾翼傳》：“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束，捆紮起來。高閣，放東西的高架子。③敷衍：fūyǎn，表面應付，這兒指學習不認真。④塞責：sèzé，做事不認真,敷衍了事。)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如果宗旨不正，志在做官發財，則會放盪遊冶，光陰虛度，敷衍塞責，學問毫無，這是自毀前程。從反面說明宗旨不正的危害。“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這個反問句強調上述行為與“求學”的本意完全相反，本意是來求學，但來了卻全不學，可見這是誤己之道，並非出自本意，從邏輯上揭露舊宗旨的荒謬。以上從個人的角度，論述宗旨不正對自己的危害，下面換一個角度，用一“且”字引出下一層，論述宗旨不正對別人對國家的危害。]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①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①當軸：舊指當政大臣，比喻居於政要地位。語出《宋史·蘇軾傳》：“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恨。”)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①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①貽誤：錯誤引領，使入歧途。貽，yí，遺留、留下。)是誤人也。誤已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那麼，將來“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深刻論述了其“誤人”“誤國”的道理。誤己，非本心所願，前有論述。為什麼說誤人誤國，也非本心所願呢?作者說，我們大家因為清廷官吏腐敗誤國，所以革它的命;我們也因為現在當權者腐敗誤國，所以多有不滿，如此說來，我們怎麼願意自己重蹈覆轍，也腐敗誤國呢?蔡元培就這樣不斷地啟發學生的良知，啟發他們內心的正義感、使命感，引導他們自省自查自覺，循循善誘，諄諄教誨，苦口婆心，耳提面命，使聽眾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古人說，文如其人。這篇文章也生動地反映了蔡元培的人格。據蔡元培好友任鴻雋稱，蔡先生“對人接物，似乎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或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處理”。蔡元培的演說，正是這段話的最好注釋。]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最後回應段首，可以說是空谷足音，如雷貫耳。]

本段文字作者論述辦學宗旨。作者說，求學必有宗旨，而欲知宗旨必知大學性質，由此引出他對大學的全新觀念：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不是做官發財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這一觀點刺中了舊北大的要害。當時可以說振聾發聵。接著作者列舉舊宗旨的種種表現，分析它誤己誤人誤國的危害，諄諄勸勉來北大求學的青年學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珍惜大好光陰，孜孜苦讀，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底子。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蔡元培對青年學子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謂切中肯綮。

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讀書就是為了陞官發財。蔡元培能在20世紀初沖破這個思想束縛，明確提出：“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讀周春岳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頁)，專門學校的培養目標是讓生徒“學成任事”，而“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入大學者“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雖然這個說法尚未完全擺脫封建傳統的教育觀念，但在當時，確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是蔡元培“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思想的具體體現。

二曰砥礪①德行。(①砥礪：dǐlì，本指磨刀石，引伸為磨煉。)[蔡元培把德行列為第二，這是因為他非常重視道德素質，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另一個基本點，學校不僅教書，而且育人;學生不僅求學，而且礪德，他曾首倡德、智、體、美四育共同發展，以“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方今風俗日偷①，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②不為流俗③所染。(①日偷：越來越苟且敷衍，只顧眼前。偷，苟且。②鮮：xiǎn，少。③流俗：世俗,一般的風俗習慣。)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這是本段第一層，說明為什麼現在要特別提出砥礪德行。五四運動之前的中國社會，極端無序和混亂。辛亥革命的不徹底，致使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以後又經過歷次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北洋軍閥統治了當時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時，正是皖、直、奉三大軍閥派系混戰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在思想領域，人們失去了舊有的道德規范，而新的又未曾確立，在道德失范的狀況下，許多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底線。作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敗成風，“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風氣使然，一般人鮮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所以，蔡元培期望學生砥礪德行，束身自愛，潔身自好，這是有的放矢，是切中時弊的重要舉措。]然國家之興替①，視風俗之厚薄②。(①興替：興盛衰落。替，廢棄、衰微。②厚薄：這里是“好壞”的意思。)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①。(①頹俗：敗壞的風俗。頹，消沉，委靡。)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①，責無旁貸②，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①肩此重任：肩負力矯時弊的重大責任。②責無旁貸：自己應盡的責任,不能推卸給旁人。責，責任;貸，推卸。)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①，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①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賓語前置句，即“不修德，不講學”。修德，修養德行;講學，研究學問。)[這是本段第二層，從國家興衰的高度說明大學生為什麼尤其要修德講學。蔡元培先申說社會風氣的好壞，事關國家興衰，如果風氣敗壞，國家前途就不堪設想，因為風氣如此重要，所以卓絕之士必“以身作則，力矯頹俗”。接著說明大學生乃民族精英，以天下為己任，責無旁貨應當擔負起矯正頹敗風氣的歷史責任，不惟自己身體力行，而且要用自己的高尚品格影響他人。最後從反面說明，如果不修德講學，與腐敗的風氣同流合污，那就只會被人輕視，遭時代唾棄。這段話起點高、立意深，很能激發學生的愛國之情，自重自尊之心。]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營營①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①營營：形容辛勤勞碌。)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①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①庶：但願，或許。表示對希望發生或出現某事，進行推測。)[這是本段第三層，蔡元培提出通過正當的娛樂活動陶冶高尚的情操。此節文字也同樣最能體現蔡元培事事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高尚品格，他的教誨既嚴肅又體貼入微，使聽者倍感關愛之情。蔡先生不只口頭上這么說，行動上也是這么做。為改變學生中間的不良風氣，蔡元培積極提倡在學生中間成立進德會，入會的人都要遵守不賭博、不飲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條。另外，他還積極促成體育會、音樂會、繪畫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業余研究機構，目的就是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養他們的正當趣味。當時進德會在校內頗有影響，入會的人很多，對於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了較好的影響。]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這是本段第四層，從校規的角度說明砥礪德行的必要，以啟發學生自覺。]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最後回應段首，煞住本段演講。]

本段文字先從現今社會風俗、大學生社會責任角度，說明為什麼要提出砥礪德行的問題，接著提出通過正當娛樂修身養德，說明怎樣砥礪德行，最後從學校規則的角度啟發學生自覺。論述全面，說理透徹，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蔡先生不僅要求學生砥礪德行，自己更是這方面的楷模。既言教，又身教。先生身居高位，一生廉潔，自奉儉朴，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賃房屋居住，他酷愛的書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沒有一個歸攏庋藏的地方。蔡元培成立“進德會”，要求學生“三不”;自己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蔡元培的高尚人格受到世人普遍贊譽，毛澤東尊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三曰敬愛師友。[敬師愛友，對個人來說是修養，對一個學校來說卻是創建和諧校風的首要條件。蔡元培突出這一條，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又一個基本點，必須高度重視校風的建設。]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這是本段第一層，“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僅以一言概述了教職員工的崇高目的，由此說明為什麼應該敬師。]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①之效。(①切磋：qiēcuō，器物加工的工藝名稱，比喻道德學問方面相互研討勉勵。語出《詩·衛風·淇奧》：“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惟開誠布公①，更宜道義相勖②，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苟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③，己雖規行矩步④，亦莫能辯，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①開誠布公：指以誠心待人，坦白無私。開誠：敞開胸懷，顯示誠意。語出《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評》：“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②相勖：相互勉勵。勖，xù。③訾詈：zǐlì，指責、詆毀、謾罵。④規行矩步：指嚴格按照規矩辦事，毫不苟且。規、矩，圓規和角尺，引伸為准則。步，用腳走。)[這是本段第二層，說明什麼是愛友，為什麼要愛友。愛友之第一層是“相親”，因為只有相親，在學問和道德上，方可開誠布公，收到“切磋之效”。愛友之第二層是“相勖”，因為“同處此校，毀譽共之”。作者如此深刻論述，大大激發了學生的集體榮譽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這是本段第三層，以自己在德國的親身經歷，論述良好道德的培養需從小事做起。“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待人接物，常在一舉手、一投足，一個微笑、一聲問侯、一次讓座，於己無關大旨，於人足以啟心扉，撫心靈，潤心田，豈可疏乎!“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既有對比，又用反問，再次激發學生的使命感，語意深長。]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以上三段文字都是段首提出主旨，段末回應段首，煞住說詞。層次清楚，結構分明，聽眾容易把握。]

本段論述敬師愛友，先說為何敬師，再說為何愛友，然後以親歷見聞為例，說明人際交往不可忽視小節，敬師愛友應從小處著手，充分表達了長者的殷殷期盼。

余到校視事①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①視事：舊時指官吏到職辦公。茲，現在、此時。)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①實用。(①裨：彌補、補助。)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採①，無虞①缺乏矣。(①旁稽博採：廣泛地搜集查證。稽，考核，查證。采，採集、搜集。①虞：憂慮，憂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①可也。(①商榷：商量。榷，qu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