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包剛升
Ⅰ 政治學入門書籍
現代人都忙，書單很多，能看完的人很少，如果你只想看一本政治學入門書，那我就推薦復旦大學包剛升的《政治學通識》，主要是因為這本最通俗、最全面的介紹了整個政治學知識。
讀完這本通俗作品還想深入了解，可以選擇一本經典教材，口碑最好的是海伍德的《政治學》，我覺得學科入門一定要讀一本該學科的主流經典教材，才知道該學科的主流共識是什麼，才不至於走偏。
全面認識之後，我們可以從上面提到的四個方面逐漸入手：
2、美國研究
對於美國研究，我了解很少，我自己從「民主」和「自由」兩個關鍵詞入手，民主的話，劉瑜的《民主的細節》是非常好的一部通俗作者，而且是專欄文章合集較為好讀。
如果要系統了解，還是推薦包剛升的新書《民主的邏輯》，可以說介紹了最全面的民主相關知識，尤其是民主轉型與當下民主危機，本書上市前被召回銷毀，修改之後又重新出版，不容易。
自由的話，推薦北京大學李強的《自由主義》，系統的梳理自由主義的歷史，稍微深一點，但是我覺得比穆勒《論自由》通俗，也更接近當下。
3、比較政治學
比較政治學的范圍比較廣，對於中國的政治研究就屬於比較政治學里的「中國研究」，研究中國的著作讀到兩本非常好的作品，一本是美國學者李侃如《治理中國》，古代史部分講述比較簡單，但是進入近現代史就非常精彩了，分析也非常深刻，尺度也很大，對於理解當下中國為什麼會是這樣非常有幫助。
另外，如果要了解中國體制和運作邏輯，了解體制可以看景躍進《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比較全面，尺度也挺大，缺點就是教材味濃點。了解運作邏輯一定要看周雪光的《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豆瓣9.2分，尤其是韋伯官僚體制的運營和運動型治理機制的分析非常深刻，讀完這本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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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本書是作者在復旦大學政治學課程講義的基礎上修改潤色而成的。本書力求成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政治學普及入門讀物。這部書正是為那些對政治和公共事務感興趣的讀者朋友們而寫的。通過本書，作者希望能夠幫助讀者加深對中國政治與世界政治的認知，幫助讀者理解政治學領域的重大議題、主要理論與基本方法，幫助讀者養成健全與系統的政治思考能力。
Ⅲ 民主是自由之敵還是自由之友
包剛升：民主是自由之敵還是自由之友？
包剛升（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副教授）
民主論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民主與政治諸要素之間的關系，比如民主與自由、民主與法治、民主與平等、民主與市場、民主與國家，等等。解讀政治諸要素的關系，構成了理解現代民主的一個重要視角。
1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民主與自由的關系從來都是政治哲學領域的熱門話題。過去一個常見的說法是：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這個觀點反映出價值排序的優先性，即自由具有更高的價值。但這只是考察兩者關系的一個視角。
自由女神像，是法國於1876年為紀念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美法聯盟贈送給美國的禮物。
若深入思考，就會發現民主與自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邏輯。第一種是兩者互相沖突的邏輯，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按照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說法，自由就是免於強制。英國近代哲學家約翰·洛克把社會成員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得到確定無疑的保護視為自由問題的核心。根據這種觀點，一個人來到世界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投票，而是這些基礎性的自由權利能否得到確定的保障。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則認為，自由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在只跟自己有關的事務上是完全的、絕對的主權者，而只有涉及他人時才需要對社會交代負責。
約翰·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時，社會契約才會成立。
根據這些觀點，自由的道理與民主的道理是兩回事。有人甚至擔心，民主可能侵犯自由。在政治決策中，民主高度依賴於多數規則，但多數規則下不見得會做出尊重自由的決定。如果一個由多數規則做出的政治決定是侵犯自由的，那麼此時的民主就是反自由的。自由派確實有理由擔心：當民主規則意味著多數派做決定時，少數派的權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呢？進一步說，這種多數決定規則是否可能導致多數暴政呢？若自由派篤定認為，自由才是優先價值，那麼只有當民主保障自由時，這種民主才是令人嚮往的；當民主侵犯自由時，這種民主就不再是理想的統治秩序了。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
第二種邏輯恰恰相反，即兩者互相兼容的邏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教義是：統治應該基於被治者的同意。這既是約翰·洛克闡述的政治原則，也是美國《獨立宣言》的基本思想。按照這一經典教義，有人會問：「既然統治應該基於被治者的同意，那麼被治者如何同意呢？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制度與程序來確保這種被治者的同意呢？」依此原則，迄今為止的人類統治秩序中，只有一種與之對應的統治形式，那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政體，才有可能落實「統治應該基於被治者同意」的原則。所以，這是從自由原則推導出民主規則的一種邏輯。
美國獨立宣言
此外，民主固然可能侵害自由，但這里還有一個相反的問題：與民主相比，非民主政體是否更能促進自由呢？顯然，這個問題無法給出肯定的回答。或許，在民主化時代之前的歐洲，符合立憲原則的非民主政體有可能保障自由。但除此之外，亞非拉地區的非民主政體通常都是自由的破壞者。從概率上看，與非民主政體相比，民主政體當然更有可能是自由的捍衛者。
2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
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同樣重要。北京大學潘維教授曾出版過一部書，名叫《法治與「民主迷信」》，其核心觀點是：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法治，而非民主。他甚至把很多人比較堅定的民主信念稱為「民主迷信」。這一派學者主張「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不妨稱之為「法治優先派」。他們大致是說，只要有法治，即便無民主，善治可期；但如果只有民主而無法治，則容易淪為多數暴政。
從全球經驗來看，歐洲法治與民主史可以作為這種觀點的佐證。以英國為例，英格蘭1215年簽署了《大憲章》，1258年又簽署了《牛津條約》，由此國王的權力受到了約束，同時一個貴族會議得以創建並最終進化為後來的英國議會。但在相當長時間里，英國（1832年之前）擁有投票權的人不足5%。所以，英國直到19世紀中葉都不算是嚴格的民主政體，而是一種少數人擁有投票權的競爭性精英政體。但是，這種統治尊重英國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與慣例，政府發號施令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英國作為一個案例似乎可以證明，只要有法治，即便民主程度不足，亦有可能實現一種優良的統治秩序。
約翰王簽署《大憲章》的場景。
然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並非都是英國或歐洲國家。「民主優先派」對此的一個質疑是，優良的法治傳統主要存在於歐洲。如果沒有優良的法治傳統，再加上沒有民主來約束統治者，這樣的國家能夠實現善治嗎？尤其是，如果統治者傾向於制定惡法或破壞法治，這個社會若同時缺少民主對統治者的控制，那麼善治如何可能實現呢？對於歐洲文明之外缺少法治傳統的國家來說，如果民主缺位，統治者是無法被約束的。
因此，「民主優先派」認為，民主是實現善治的必要條件。其實，這一派很難說是真正主張民主優先論，他們通常強調民主與法治需要攜手並進，但他們確定無疑地反對只要法治而認為民主可有可無的觀點。
3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政治平等？
民主與平等的關系，也是經久不衰的議題。民主能夠促進平等嗎？或者，民主能夠實現何種政治平等？羅伯特·達爾《論政治平等》一書強化了他關於政治平等的觀點，表明他更堅定地站在了左派陣營。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開國之父們對基本政治平等之上的其他平等並不是那麼重視。達爾則試圖尋求某種實質性的平等。在他的框架中，權力就是影響力，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平等就是每個公民獲得相當的或同等的政治影響力。當然，很多人認為這種主張是一種政治幻想。這如何可能呢？
羅伯特·達爾的著作《論政治平等》
如果說民主至少意味著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這是很多不同思想流派都樂意接受的觀點。美國《獨立宣言》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所有人生而平等。這是某種基礎性的政治平等，亦即政治權利的平等或形式上的政治平等。當然，如果放到歷史長河中去考察，這種基礎性的政治平等其實也來之不易，可以算人類政治史上的一種偉大創造。在過去數千年中，全球范圍內的大部分國家、文明和政治體都沒有辦法實現這種基本的政治平等。相反，這主要是最近二百多年的事情。
但有人覺得僅有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投票權的平等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還不能令人滿意。他們期待民主能增進一個社會的實質性政治平等。然而，幾乎所有社會中都存在著貧富差距。不同職業、行業、教育水平、家庭出身的人，收入和財富水平的差距往往是巨大的。在被視為現代民主典範的美國，有的500強CEO年收入高達數千萬美元，很多普通人一年薪水則不足4萬美元。此外，不同人的政治影響力也是不同的。統治精英、高級官僚、跨國公司高管、公共知識分子、演藝明星的政治影響力通常都比較大，而普通公民的政治影響力則相當有限。如果理想中的政治平等意味著政治影響力的相當，那麼保守派會認為這是無法做到的。
芬蘭的國會大廈，這里是最先實行了普選權利的地區和國家之一。
大家關心的是，一個社會到底能夠實現什麼樣的民主或平等呢？平民主義民主論和精英主義民主論在這方面的分歧很大。達爾期待的是尋求實質性平等的民主。麥迪遜和熊彼特等人則認為，最多能夠實現的是大眾統治與精英治理相結合的民主，但毫無疑問，精英仍然會比平民擁有更高的社會階層和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在他們看來，完全意義上的實質性平等，則是任何社會難以企及的。
4民主與市場：朋友還是對手？
有人還關心，民主和市場是什麼關系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佔領者聲稱：他們是99%的普通人，而華爾街那些貪婪的金融寡頭與投機者正在剝削整個美國。這個例子似乎預示著，代表「民主力量」的多數普通人對不受節制的市場力量——至少是對金融市場——感到不滿和厭惡。
2011年，美國長達近兩個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那麼，民主反對市場嗎？似乎並非如此。今天，歐美發達國家的標准制度配置，就是自由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模式的組合。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莫不如此。但問題是，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之間一定是朋友嗎？或者，它們還可能是對手？
一種可能是民主和市場的相互強化。一方面，放眼全球，自由民主政體通常都致力於保護產權，其政府是責任政府。產權保護和責任政府，一般都有利於市場經濟的成長發育。否則，如果政治權力不受約束或胡作非為，市場經濟就難以獲得充分的成長空間。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革》中講過一個故事，近代法國南部曾經有一個發達市場，後來法國國王不知節制，開始對該市場徵收高額的稅費，結果這個市場就慢慢衰落了。
道格拉斯·諾思的著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革》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更容易造就經濟繁榮，同時有利於培育一個社會的多元力量。從經驗上看，只有市場經濟模式，才會造就持久的經濟繁榮。此外，由於資本掌握在不同人和不同企業的手中，市場經濟是典型的多元化經濟，這也有助於孕育多元的社會力量。如果一個社會既富有又多元，當然更有可能促成民主的興起與鞏固。
簡而言之，民主政體保護產權、塑造責任政府，有助於促進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創造經濟繁榮、維系多元社會，有助於強化民主，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經驗告訴我們，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兩大強國——英國和美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這種自由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模式的結合。
另一種可能是民主和市場的互相削弱。一方面，民主可能要求更多地干預市場及推行再分配政策。民主政府的慣常做法是更多的政府幹預、更大的政府規模、更高的所得稅率以及更積極的再分配政策。這些政策最初往往來自普通民眾對民主政府的施壓。然而，市場經濟要求資源根據效率原則進行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所以，民主政府的政策措施可能會跟市場經濟模式相沖突，或者會削弱市場的力量。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與結果可能也會削弱民主的力量。市場承認貧富差距（注意作者這里用的不是「加劇」，因為非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貧富分化可能更嚴重），市場還會強化資本力量。在一個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民主政體往往更難維系，原因在於窮人容易產生革命性的要求，富人則由於不安全感而傾向於反對民主。此外，資本力量若過於強大，可能會試圖控制政治過程。美國允許政治捐款，但國會立法給每場選舉中針對一個候選人的政治捐款設定了上限，就是希望抑制資本對政治的過大影響力。這種立法的背後，也是民主體制對資本力量的擔憂。
簡而言之，民主政府有可能強化政府幹預和再分配政策，結果就會削弱市場力量；市場承認貧富差距並強化資本力量，可能反過來削弱民主政體的社會基礎，兩者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潛在的對抗邏輯。
5被啟蒙傳統忽略的國家
最後一個重要問題是民主與國家的關系。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把國家視為一種「必要的惡」，政治上的實際做法則是限制國家。這套限制國家的標准配置，包括憲政、法治、民主、有限政府和分權制衡等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政治觀念的主要傾向是防止國家干壞事。這里有一個流行的美國小故事，正好對應了這種國家觀。
聖誕節快要到了，美國有個小男孩想得到一份聖誕節禮物。他決定向上帝求助，他寄給上帝的明信片上寫著：「親愛的上帝，聖誕節馬上就到了，你能否賜予我100美元作為聖誕節禮物？感謝上帝！」郵遞員由於找不到上帝，就把這張明信片寄到了白宮。幾天之後，美國總統收到這張本來要寄給上帝的明信片。其實，總統秘書不過是想讓總統開心一下。讀到小男孩的信後，這位總統慷慨地從錢包里抽出50美元，委託秘書把錢寄出去。這樣，幾天後小男孩就收到了從白宮寄來的50美元。
白宮
又過了一些天，這位好心的總統收到了小男孩寫給上帝的回信。上面寫著：「親愛的上帝，感謝您給我寄來錢作為聖誕節禮物。可是，當您的錢經過白宮時，被那幫狗娘養的剋扣了50美元，所以我只收到了50美元。再次感謝上帝！」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小男孩對國家權力都抱有深刻的警惕。的確，防止國家干壞事很重要，但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國家有能力做好事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可能更需要國家有能力做好事。比如，作為總理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在1947年印度獨立時，他看到的是印度的人均GDP不足100美金及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鴻溝。作為領導人的尼赫魯有很大的沖動，要把印度這個新生的國家帶上一條現代化的道路。那麼，「印度國家」能夠勝任這一任務嗎？
尼赫魯家族，最左上方是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右上左二是日後的第一位印度女性總理英迪拉·甘地。
這里首要的問題是國家本身，即國家能完成有效的構建嗎？相反的例子是，有些國家在獨立建國後不久就面臨著國家垮塌與解體的危機。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奈及利亞在獨立後不久即陷入內戰。再比如，蘇丹自獨立以來一直內亂不斷，最後不得不分裂為蘇丹和南蘇丹。對這樣的社會來說，國家構建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如果國家構建的任務基本完成，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國家能力或政府效能的塑造。美國建國之初同樣面臨著這樣的挑戰，即能否塑造一個有效能的聯邦政府。在《聯邦黨人文集》這部討論分權制衡的經典作品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反復論述塑造有效聯邦政府或政府效能的重要性。當然，經濟學家通常不喜歡討論國家能力的問題。一位很有名望的經濟學家在微信上跟我討論，他也認為國家能力是一個誤導性的概念。但是，從政治學角度看，國家能力還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當國家能力不足時，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宗教或族群分裂程度很高的社會——隨時可能會面臨國家失敗的風險。
《聯邦黨人文集》一個早期版本的封面
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國家構建：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一書認為，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國家做壞事太多的問題，而是國家沒有能力做好事的問題。所以，國家構建與國家效能應該成為政治學和民主研究的重要議題。在最近的政治秩序作品中，福山更是強化了這一觀點，他把「有效國家」視為「政治現代化菜單」的三大要素之一，另外兩大要素是法治與民主問責制。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斯·蒂利則認為，國家不僅有政體類型的區分，即民主國家和不民主國家，而且還有國家能力的區分，即高能力國家和低能力國家。在蒂利看來，只有民主與有效的國家能力相結合，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善治。所以，高能力的民主國家，才稱得上人類優良統治秩序的典範。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討論了與民主有關的很多理論問題，那麼民主作為一種政治上的人造物是如何起源的呢？它後來又經歷了怎樣的演進？敬請繼續關注本系列。（作者：包剛升；編輯：鬍子華；配圖來自網路。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包剛升，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博士，作品有《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政治學通識》和《被誤解的民主》等，其中《民主崩潰的政治學》獲評「《新京報》2014年度社科書」與「《紐約時報》2014年19本中文好書」；《政治學通識》獲評「《南方都市報》編輯部評選之2015年度十大好書」；專欄評論「被誤解的民主」（《東方早報》）一文獲評「網易2014華語新媒體傳播大獎之年度評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