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學歷史學教授

『壹』 研究辛亥革命的歷史學家有哪些

章開沅等。
新中國成立以後，最早研究辛亥革命並有論著發表者應推陳旭麓、李時岳版，權而李澤厚、張磊在孫中山研究方面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已經漸露鋒芒。
章開沅教授說，自己所起的作用，無非是建議並參與籌備首次全國辛亥革命學術會議而已。胡繩武、金沖及、龔書鐸、李文海、楊天石等一大批卓越學者，都與他共同為新中國的辛亥革命研究奠基，而一批批中青年才俊把辛亥革命研究推進到更高水平。
章開沅教授常說，後死者應該在回憶往事時有所自律。此次，他提及已故的林增平。兩人曾共同主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由於出版最早受到各方贊譽。「為這120萬字巨著所費心血最多的是他而並非是我，因為我從事國際學術交流佔去不少時間，而且在編寫初期一度為高血壓所困擾。他與我合作最久，情如手足，我不能埋沒他的勞績。」章開沅教授說，死者雖然無言，但事實客觀存在，在追述往事時必須觸摸一下自己的良心。

（摘自荊楚網）

『貳』 請問，誰知道暨南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怎麼樣

暨南大學的歷史地理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建國前，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曾在本校文學院工作，講授中國沿革地理。建國後，又有李長傅、陳代光、湯開建、陳偉明教授等繼承不絕。近年來，學校又先後引進系出歷史地理名門的王元林、王頲、郭聲波、吳宏岐等博士、教授，初步形成一支年富力強的科研教學隊伍，在民族與邊疆歷史地理、社會與環境歷史地理、中外交通歷史地理、城市與經濟歷史地理四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一、民族與邊疆歷史地理研究
暨南大學關於民族與邊疆歷史地理的研究，發軔於上世紀朱傑勤、湯開建教授對西域南海、西北邊疆民族史地的探索，近年則大力開展古代西南、中南民族地理及東南沿海港澳台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形成特色。郭聲波教授在國家及教育部項目《唐宋羈縻府州研究》、《青藏高原歷史地理研究》、《彝族歷史地理研究》的支持下，運用多學科綜合研究手段，對西南地區數百個長期以來為學術界深感棘手的唐宋羈縻府州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會經濟文化、交通與地望及相關的帝國西部邊界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僅在《民族研究》、《中國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就有20多篇，受到國內外同行關注。王頲教授對遼、金、蒙古國政區地理的研究，也多有成果問世。
暨南大學以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為核心，已形成一支力量較強的民族與邊疆歷史地理研究隊伍，出版著作《完顏金行政地理》、論文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民族與邊疆歷史地理》等多部，在《中國史研究》、《中國藏學》、《西域研究》等核心學術刊物發表有關學術論文70多篇，在研國家及省部級項目7項，學術骨幹多次參加國內外有關學術會議並作報告。
二、社會與環境歷史地理研究
早年李龍潛、唐森教授等曾在嶺南社會與環境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近年，本方向研究不僅在空間上拓展到中南、西南、西北地區，並且運用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等特殊社會集團的生產、生活、文化心理特徵及相關的自然、人文環境進行全方位考察，闡釋了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陳偉明教授主持《全方位與多功能——歷史時期嶺南交通地理》、《歷史時期華南少數民族生態學研究》等省部項目，出版《明清澳門與內地移民》等專著3部，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30多篇有關澳門城市移民、閩粵海商、華南少數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農工商貿、社會文化地理等方面的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學科前沿報告給予了較高評價。吳宏岐教授對歷史社會地理的理論問題有所發明，主編《黃河文化叢書·住行卷》。王頲、郭聲波教授對華東、四川某些地區的環境變遷，有比較精到的研究。王元林教授的新著《涇洛流域自然環境變遷研究》更是這方面的力作。劉正剛教授對南方移民問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開發問題也有論著。
目前，本方向研究隊伍承擔了國家及省部級科研課題8項，出版學術著作5部，在《中國史研究》、《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90多篇。
三、中外交通歷史地理研究
由於著名中外關系史專家朱傑勤教授的倡導和培養，長期以來，就是我校學者認真從事的學術點面之一。早年以嶺南與南洋史地研究為特色，如李長傅、盧葦教授等，著有若干論文揭櫫南粵。近5年來，承擔《從中國走向世界：16世紀中葉至20世紀的粵商海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廣東的傳播及興衰》等6項國家及省部級有關課題，出版了《古代中外交通史略》、《鴐澤摶雲——中外關系史地研究》等6部教材、著作和論文集，在《文史》、《中國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80多篇。
本方向研究在傳統學科西域南海史地、中西交通史方面有較強優勢。王頲教授對古代西域南海史地的研究成果比較突出，在《中國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發表有論文多篇，或以典籍所載異域地名的勘同，或以動物、生態為切入點，多所發明，其後收入《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一書中。紀宗安教授對清代中英俄在中亞的領土爭奪及三角關系進行了細致研究，新意勃發;王元林教授對嶺南沿海外貿港口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發表有系列研究論文，並出版了專著《國家祭祀與海上絲路遺跡——廣州南海神廟研究》。總之，暨南大學中外交通歷史地理的總體研究水平在全國屬一流，在國外也有較大影響。
四、城市與經濟歷史地理研究，
在城市地理方面，陳代光教授著有《廣州城市發展史》，為其代表作。郭聲波教授曾對唐代長安水利有過深入研究。吳宏岐教授承擔《中國北方城鄉居民生活史研究》、《近1000年來黃土高原地區小城鎮發展與環境影響因素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內部空間結構演變及其規律研究》、《中國歷史城市地理》等國家及省部項目，在城市與社會歷史地理方面取得了在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科研成果，推出了新著《西安歷史地理研究》，顯示了深厚的研究功力，現在又開始對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歷史城市地理進行研究。
在歷史經濟地理方面，郭聲波、吳宏岐教授均曾從事過歷史農業、工礦業地理研究，出版了專著《四川歷史農業地理》、《元代農業地理》等，在學術界受到較高評價，被認為在歷史農業地理研究領域具有示範性作用，前者獲得了國家教委首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顯示了堅強的研究實力和影響力。
本方向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核心期刊上已發表論文20多篇，承擔國家和省級項目3項。
在教學上，以歷史系歷史地理教研室為核心，已有歷史地理學博士點和碩士點。2005年3月，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本中心以專職科研教學人員郭聲波教授、吳宏岐教授、陳偉明教授、王頲教授、王元林教授等為骨幹，另有勾利軍教授、趙善德副教授等兼職授課教師數人，郭聲波教授任主任，吳宏岐教授任副主任。已招收歷史地理專業碩士生三屆，共31名。招收專門史專業邊疆與民族史地方向博士生3屆，共6名;2007年開始招收歷史地理專業博士生。

『叄』 《殷商史》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殷商史》（胡厚宣）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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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殷商史

作者：胡厚宣

豆瓣評分：7.9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3

頁數：663

內容簡介：

《殷商史》充分體現了著名甲骨學、古文字學專家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成果，對處於中國歷史遠古時期的殷商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系統、詳細、深入的考釋與闡述。1995年，胡先生不幸辭世，其子胡振宇先生乃繼承父業，歷經數載踵事增華，終於完成了胡先生這部未竟之作。

作者簡介：

胡厚宣（1911—1995），河北省望都縣人。1934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參加殷墟發掘和整理出土的甲骨文字。1940年後，為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大學部教授，並先後任中文系主任及中國歷史社會學系主任。1947年，轉上海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還兼任暨南大學教授。1956年奉調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等職。著作有《甲骨學商史論叢》四集、《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殷墟發掘》及《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並主持編纂《甲骨文合集》，以及發表論文百餘篇。

胡振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文化》雜志常務編輯、製作策劃。從事中國上古史及古文字研究，整理《甲骨續補編》（甲編），著有《甲骨文與神話傳說》；另發表論文近百篇。

『肆』 哪些學校有歷史學碩士點

一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前身溯源於1902年建立的三江師范學堂國史科。1952年院系調整時，由原中央大學歷史系、邊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學歷史系合並而成。90餘年來，一批史學大師和著名學者先後在此任教，如柳詒徵、朱希祖、賀昌群、雷海宗、羅爾綱、韓儒林、白壽彝、陳恭祿等，奠定了南大歷史系的學科構架、基本特色及發展基礎。
1995年，被確定為國家教育部直屬的文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1996年，經國家人事部評審建立博士後流動站，並成為首批進入國家「211」工程的單位。1998年，經國務院學位辦評審，獲准按歷史學一級學科招收博士生。

全系設有歷史學、考古學2個本科生專業，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國際關系史）、考古學5個博士點（含碩士點）。世界地區、國別史為國家重點學科，中國近現代史為江蘇省重點學科。

二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歷史學系是北京師范大學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第二類分科演變而來，1912年稱北京高師史地部，1928年單獨設系，1952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歷史系並入後辦學規模得到進一步擴大，師資力量得到進一步充實。在百年的歷史發展中，一批享譽海內外的學者如李大釗、錢玄同、鄧之誠、方國瑜、朱希祖、張星烺、楊秀峰、楚圖南、陳垣、侯外廬、蔡德賡、白壽彝等先後在此辛勤耕耘，奠定了北師大歷史學系堅實的基礎。

目前北師大歷史學系師資力量雄厚，其中既有國內外知名的教授何茲全、龔書鐸、劉家和等，也有一批嶄露才華的中青年學者。由白壽彝教授任總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壓軸之作」，被譯成英、法、日、俄、西班牙等多國文字。顧誠教授的專著《南明史》獲得國家圖書最高獎。

北師大歷史學系是全國高校中最早設立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和最早獲得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之一，也是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之一。

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始建於1899年秋（時稱京師大學堂史學堂），是近代中國最早建立的史學教育科系。1981年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地區國別史、世界近現代史和考古學（當時屬歷史學系）5個學科點獲得首批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1987年中國古代史、世界近現代史被批准為第一批國家級重點學科。1992年歷史學系被評為全國高校歷史學科第一家博士後流動站。1994年被評為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本科）培養基地。1998年獲得國家首批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2000年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被評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2001年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史再次被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本科設有：歷史學、世界史2個專業。碩士研究生設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歷史地理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7個專業。博士研究生生設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歷史地理學5個專業。

四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始建於1925年，是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之一。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譚其驤、周予同、蔡尚思、楊寬等曾在該系任教。

該系為國內有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的單位之一。全系設有1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5個博士點，7個碩士點，歷史學、旅遊管理2個本科專業。

五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1919年南開大學創建伊始，即設置有歷史學門。20世紀20年代初期，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歷史學家梁啟超來南開大學講學，在歷史班授課，著名的《歷史研究法》一書，就是在其授課講義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1923年，南開大學正式建立歷史系。1994年，歷史系被國家教委確定為首批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研基地。1996年，歷史學科更被國家教委確定為「211」工程首批立項建設的單位。

目前，歷史學院擁有8個二級學科，它們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考古與博物館學、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下轄20個專業，9個博士點，20個碩士點，基本上涵蓋了史學領域的各個方面。

六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直接前身為1902年建立的四川存古學堂史學科，迄今已逾百載。學院現轄歷史系、考古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博物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藏學研究所等系所和城市所、東西方社會文化比較研究中心、長江文明研究中心、三國文化研究中心等科研機構。系國家教育部首批博士與碩士授予單位、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及歷史學博士、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擁有專門史國家重點學科。

現有歷史學、考古學、博物館學3個本科專業，擁有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門史、世界史等10個二級學科博士點和碩士點以及歷史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七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前身為1942年成立的華北聯合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何干之、尚鉞、戴逸、李文海等教授曾先後主持歷史系工作。現為教育部正式批準的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現設有歷史學專業，有5個碩士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有3個博士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還有1個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

八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

1988年廈門大學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被評為全國重點學科，這是目前我國惟一的國家級專門史重點學科，有權接收博士後。1995年歷史學系經國家教委批准建立國家歷史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現擁有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下設3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8個碩士學位授予點，1個學士學位授予點（涵蓋歷史學和考古學2個本科專業）。

九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成立於1956年。1989年經國家民委批准，中國民族史專業被確定為重點學科。1995年1月，經原國家教委批准，被確定為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基地，2002年通過文科基地驗收。現在有中國民族史博士後流動站。

歷史系師資力量雄厚，許多著名學者、資深教授如吳文藻、費孝通、潘光旦、翁獨健、林耀華、傅樂煥等都曾先後在此任教。現有著名的中國民族史、清史和滿族史專家王鍾翰教授，有中國民族史專家胡紹華、李桂芝、姚念慈、達力扎布教授等。

設有歷史學、中國民族史、中國歷史、滿文清史、文化旅遊等5個本科、專科專業，現招收歷史學（基地班）、歷史學與旅遊管理雙學士學位班等2個本科專業，擁有專門史、中國少數民族史、考古學與博物館、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5個碩士學位授予點及專門史、中國少數民族史2個博士學位授予點。

十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創建於1949年，是我國歷史教學、科研與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著名歷史學家林志純、朱寰教授等一大批學者為歷史系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1995年，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被確定為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保護基地。1996年，世界歷史學科成為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2000年，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被確定為全國高等院校世界歷史學科惟一的重點研究基地，創辦有國內第一個英文專業研究雜志《古代文明》和中文雜志《文明比較研究》。

設有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世界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3個博士點和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世界近現代史、地區國別史、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5個碩士點，形成了完備的高學歷教育體系。

十一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

歷史學系前身是1928年8月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創設的史學與政治學系（l936年改稱史地系）。1951年夏，浙江大學與浙江省文教廳合辦浙江師范專科學校，以原浙江大學史地系部分教師為骨幹建立歷史專科。1952年院系調整，浙江師范專科學校歷史專科並入浙江師范學院，改稱歷史學系。1958年，杭州大學與浙江師范學院合並，設杭州大學歷史學系。曾有一批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如張蔭麟、陳樂素、譚其驤、向達、賀昌群、劉節等先生先後在此執教，為歷史學系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l994年被國家教委批准為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設有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代史2個博士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3個碩士點，現有歷史學、文物與博物館學、檔案學和圖書館學4個本科專業。

十二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自1927年建系以來，先後曾有周谷城、許德珩、鄭振鐸、金應熙、陳樂素、朱傑勤等大師執教，在中外關系史、華僑華人、宋元明清史、港澳台等方面具有優勢，中外關系史和華僑華人研究被列入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華僑華人研究基地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科研基地之一。

歷史學系設有中外關系史和中國古代史2個博士點，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中國古代史、歷史地理和歷史文獻學5個碩士點，本科專業為歷史學。

十三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1901年山東大學堂創建時，即開設歷史課程，1950年初創建歷史系，不久又匯集了齊魯大學國學院歷史系等各方力量，成為當時國內綜合性大學同類系中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系科之一。楊向奎、趙紀彬、童書業、王仲犖、趙儷生、孫思白、龐朴、丁山等一大批飲譽海內外的學者，均曾在此任教，他們以《文史哲》為基地，組織發起了一系列轟動史學界的重大學術問題討論，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創造了該院五、六十年代的輝煌。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同北京大學的中國古代研究曾經被學術界譽為「中古史研究的兩大重鎮」。1996年7月，以原歷史系為基礎，組建了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工作繼續保持著傳統優勢。近五年來，該院多次重要考古發掘轟動海內外學術界，並有三次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擁有歷史學、世界歷史、考古學、檔案學、文化產業管理5個本科專業，有2個博士點，6個碩士點。

十四 蘭州大學歷史系

1946年，蘭州大學歷史系正式成立。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史念海等人當時曾在系內執教。解放後，歷史系蓬勃發展，先後有趙儷生、張孟倫等一批著名學者在此工作。1995年1月，申報首批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獲得成功，1998年申報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點成功，1999年申報教育部歷史文獻學文科研究基地成功，2000年申報教育部西北少數民族重點研究基地成功。

現設有歷史學、世界史、民族學3個本科專業，有民族學、歷史文獻學2個博士點，民族學、中國古代史、史學史、歷史文獻學、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中國少數民族史等7個碩士點。

『伍』 劉志偉再談如何走向「人的歷史」

原文
【編者按】2014年年底，劉志偉、孫歌合作的《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於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由香港的大家良友書局出版，篇幅雖然不大，但很快引起學界的重視和討論。2016年9月，該書由東方出版中心推出簡體字版。對談集中，劉志偉提出要從「國家的歷史」走向「人的歷史」，孫歌也提出呼應的說法——「人人」。但同時，他們又強調，「人的歷史」並非底層的歷史、社會生活史。究竟什麼是「人的歷史」？「人人」與「人民」有何不同？
2016年11月，劉志偉教授在上海召集了一群做明清財政問題研究的青年學者開會。14日晚飯後，劉老師和部分與會的青年學者在一間咖啡店外聚談了近兩個小時，直到咖啡店打烊後仍繼續交流，相談甚歡。趙思淵表示他把讀這本書時產生的疑問都提出來請教劉老師，「感到很滿足」。當晚討論涉及的問題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理解「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由此引申出歷史書寫、施堅雅理論、明清的延續和斷裂，以及宗族、科舉等問題。總之，那是一個回憶起來頗感溫馨的夜晚。參與當晚討論的有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系）、侯鵬（蘇州科技大學歷史系）、趙思淵（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申斌（北京大學歷史系）、周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李義瓊（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黃忠鑫（暨南大學歷史系）、郭永欽（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計量經濟史中心）、饒佳榮（澎湃新聞）。
這里整理出來的基本上是實錄，當然劉老師、趙思淵和申斌在整理稿的基礎上做了一些修訂和補充。
2017-01-06 10:15:50來源: 澎湃新聞網(上海)
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
所謂「人的歷史」，不局限於撰寫具體人的活動的歷史，而是要從人的行動邏輯出發書寫一切歷史話題。歷史學要社會科學化，就要與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一樣，從人的行為出發去理解社會和國家。
饒佳榮：劉老師，您和孫歌老師的對談《在歷史中尋找中國》很多讀者都很關注，其中您倡導的「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對於操作層面，大家好像又有很多疑惑，具體應該怎麼著手才算是「人的歷史」？
劉志偉：這不是我首先提出來的。我們歷史學實際的研究，大家做的其實已經是這樣的。所謂「人的歷史」，並不是我真正要講的東西，但是如果不從這里講起，我後面要講的普遍性想像、制度史、中心與邊緣、局部與整體等問題都帶不出來。這些都是我講了二十幾年的內容。我是一個喜歡講課而不喜歡寫文章的人，所以這些並不是什麼新東西。
我其實很想看看我比較熟悉的幾位青年學者的反應。這本書2014年就出版了，很多人都看過，但是我覺得好像還是會把它理解為講人還是講國家，特別是大家習慣講的下層、小人物啊，或者有人的活動啊，有人的故事啊，這確實是中國史學的一個特點。但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整套理論的邏輯，認識的邏輯，毫無疑問，都是從人出發的。我在書裡面好像也談到，經濟學是從人的理性行為出發，形成對市場、對社會、對國家的解釋；人類學更簡單，就是從人的生育行為出發，絕對不會說是從國家出發，從國家衍生出或演繹出人的行為。我們歷史學現在即使做人的研究，還是從國家出發，因為人是從國家演繹出來的，把國家看成一個行為主體，人只是這個主體的一個部分、一個代表或一個象徵，所以還是國家的歷史。
在古代，史本來就是一個國家范疇，從一開始，史官記錄的就是國家的活動，為國家的行為提供一種認知、一套說辭。所以，（中國）歷史本來是一套從國家的角度出發的知識。如果把「歷史」動詞化，它的主語就是國家，而不是人。但如果對經濟學家、人類學家講這個，他們會認為這些都是廢話。我們一直很糾結的一個問題是，歷史學是否要社會科學化，是否要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來研究歷史，如果回答是要的話，就需要回到這些學科的出發點上，從人的行為出發去理解社會和國家。
「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是我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對歷史學這個行當、這個學科的一個反省，但這樣一種反省，對於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我自己讀書和求學，從事學術研究，是從經濟學入門的，所以對我來講，進入歷史學領域的時候，對於以國家為主體的這種認知方式，其實是很敏感的。我最早讀的一些書，比如馬克思的歷史著作，像《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樣的歷史書，毫無疑問就是講人的歷史，我覺得非常精彩，這個對我的歷史觀影響非常深。如果你一開始是這樣踏入所謂史學之門，那麼走向「人的歷史」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在做關於「人的歷史」的講座的時候，我會提到所謂眼光向下的歷史、勞動大眾的歷史、人民群眾的歷史、下層社會的歷史、底層的歷史，我是把所有這些范疇當作自我反省的對象，我覺得這些都是國家的歷史范疇。所謂下層的、人民的、基層的、地方社會的，所有這些語言，其實是一套國家話語，所以我們首先要把「國家」擱置起來，回到有肉體的生命，這是我所謂的認識論的起點。
我在這本書《尾續語》里說明了談這個題目的三點理由：
第一，「尋找中國」，意味著我的研究不以「中國」為一個不言而喻的歷史主體，這是對談前面我要表達的立場；第二，既然中國不是一個不言而喻的歷史主體，那麼，我們深入其中去尋找「中國」的那個「歷史」，邏輯上就不是「中國」的歷史，而是由人的行為建構的歷史，中國必須在這個歷史中才能夠被認識；第三，既然「中國」是通過歷史來認識的，那麼，不管這個歷史是國家的歷史還是地方或區域的歷史，都是一樣重要的，整體還是局部也都有著同樣的意義，不會因為把中國當作整體，就要把區域看作局部，在這樣的角度，普遍性問題和整體性問題都可以帶出來了。
這是我一直堅持的立場。我自己從來沒寫過（一般習慣上認為的）人的歷史。但是我認為我講的制度史，是從人的行為出發去理解制度的運作及其演變機制，從而明白這個制度的。所以我說的「人的歷史」，不局限在撰寫具體人的活動的歷史，而是要從人的行動邏輯出發書寫一切歷史話題。
我在討論時常常喜歡引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句話，我認為那是歷史唯物主義最核心的內容，只有從這句話出發才能明白所謂物質條件的意思：「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我認為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最基本的原理。由此出發，才有所謂吃、穿、住的問題。接下來：「任何歷史記載都應該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這就是我理解的從人出發的歷史。
「人的歷史」的操作問題
如果要說對史學範式的追求，我們和呂思勉、岸本美緒確實是有同樣的追求的。在認識論上來說，是以結構來認識歷史，而不是以權力關系來認識歷史。
饒佳榮：我注意到，您說這些內容您在課堂上講了二十多年了。我想追問的時候，「人的歷史」這個概念背後的學術史脈絡是怎樣的？
劉志偉：從梁啟超提出要打破帝王將相的新史學來說，提倡要做人民的歷史、民眾的歷史，但是這個層面跟我所強調的不太一樣。提倡人民的歷史、民眾的歷史，強調的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到了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盛行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把它轉換成是英雄的歷史還是奴隸的歷史的問題，聽起來好像是不一樣的，但我以為其實是一樣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倡研究勞動人民的歷史，在我看來，實際上是要做帝王將相的勞動人民的歷史，到了我們講眼光向下的歷史，就轉成了寫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歷史，也就是我們中國講社會史的那種取向。問題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歷史，是講他們怎麼吃飯、怎麼穿衣，是一種社會生活史——社會生活史當然是有意義的，但這個意義必須回到這樣一個層面：它有助於我們認識一個大的歷史，即所謂社會事實是什麼。社會事實並不是我們喝咖啡還是喝白開水，當我們喝咖啡或白開水的時候，我們作為行動者，是在一個結構裡面的，作為能動者的概念。我對能動者這個概念有興趣，是想追溯能動者所處的結構。
趙思淵：王家范老師在紀念呂思勉先生的時候，認為呂先生是真正實踐了梁啟超的新史學，他特別強調呂思勉有一本《中國社會史》，這本書是很怪的，它既叫《中國社會史》又叫《中國制度史》。也就是說，在呂思勉的框架里，制度史和社會史是一回事。而社會史和制度史之所以能是一回事，是因為他認為，制度是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做出來的一套東西。這有點像我們今晚討論的，在認識論上是以結構來認識歷史，而不是以權力關系來認識歷史。
劉志偉：回到「制度」這個詞的一種英文意思也許很容易理解，system，這個「制度」不是我們傳統制度史意義上的制度，它其實就是一個體制，在這個層面上，制度史與社會史可以是相通的。
趙思淵：所以王老師給我們講呂思勉的時候，就非常強調這本書。
劉志偉：呂思勉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史家。其實我的宗族研究的一個學術淵源就來自呂思勉《中國家族制度小史》，我覺得——可能是有一點誇張——中國學界對中國宗族制度的認識沒有超過他，哪怕是一百多年過去了。他的書裡面講得非常精彩，我們講的東西其實他都講過。如果說我們有超過他的東西，無非是我們有一些田野調查啊，但是在最基本的、原理性的解釋模式方面，我們並沒有超過他。
趙思淵：但是麻煩的是，呂思勉的東西既不能納入傳統的史學……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既不能納入孟森先生寫明清史的那種方法，也不能納入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那套。
劉志偉：跟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某些地方可以連接得上，但是他的成就其實不止於此，他超過了我們五六十年代流行的那種馬克思主義史學。
周健：關於「人的歷史」的提出，我2014年最早看到的時候，就跟梁敏玲討論，我們都感到這個提法是很有沖擊性的，我們倆都不約而同想到岸本美緒老師主張的「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她可能更強調「主觀」和「秩序」，而您是更強調實際操作這一回事，強調「機制」，但是從「人」這個角度所作的認識論上的反思，我覺得這裡面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劉志偉：你（按：指趙思淵）提呂思勉，你提岸本美緒，其實我們都是從同樣的……如果要說對史學範式的追求，我們確實是有同樣的追求的。「機制」當然要講「秩序」，「秩序」也需要「機制」，兩者確實存在相通的地方。我用的那個「結構過程」，其實也是在這個層面講的。為什麼我們不用「建構」？就在於，這個東西不是人們建造房子那樣的意思。
不過那句話不能擴大了理解，我還是覺得這是我們作為歷史學者，反省歷史學範式的轉變的一個方向。而不是客觀上有一個由什麼歷史到什麼歷史的轉變，更多的是我們對史學範式的反省，以及我們對未來的史學研究的追求。
回到剛才說的實際操作層面，其實很簡單的，就是歷史學社會科學化。只要你真正是社會科學的方法，就肯定要採用以人為邏輯起點的方法。這是我剛才說的社會科學的基本的理論框架，肯定不是以國家為行為主體的。具體一點說，就是你看到任何一個制度，首先要問的是這個制度是怎麼出來的，那些人面對怎樣的處境要解決什麼問題，達到什麼目的，為此他們採取了什麼方法，為什麼他們覺得這個方法能成功，他們在既有的規定下面、結構下面能做成一個事情。他們能做成一個事情，就會造成一種新的情境。只要這樣去想，肯定就是人的歷史。我們針對的國家歷史，是不講制度是怎樣形成的，不講中國人的行為造成了哪些改變，不講那套機制，那個過程，只講制度規定和規定下面人們怎麼執行或抗拒，那個是國家的歷史。
趙思淵：我想說在操作層面的意思是，比如說，制度史研究、經濟史研究，我們並不天然地預設這些人一定要組織成我們已知的組織形態，而是，我們只是想知道他們要做某一件事的時候，他們要成立一個怎樣的組織或採取怎樣的方法完成這件事。在完成這件事情的過程中，他們自然會形成某種結構（和制度）。
劉志偉：前面那句話有問題。不預設他們的組織形式。道理上好像是對的，從政治正確的立場看是對的，但是這個預設是必須有的。因為沒有這個預設，我們整個社會科學就垮掉了。社會科學其實就立足於這個預設。如果沒有這個預設，就變成純粹講故事了，也就沒有「結構」了。
趙思淵：對。我的理解是，如果講成國家的歷史，從國家的立場來看的歷史的話，它的問題在於，它預設了人天然地就是要組織成那個樣子，然後去行動的。
劉志偉：不是組織成什麼樣子，我們不預設。其實一定會組織成一個樣子，這是一定的。而且一定是有結構在的。
趙思淵：這是社會科學的預設。但是，傳統的歷史學裡面所講的國家，一定是有某種組織形態的，這是不證自明的，而這個是我們要「破」掉的，不知道我這個理解對不對。
劉志偉：你一直用的是「某種」，「某種」是我們必須預設的，具體的這一種那一種我們不能預設。
侯鵬：國家是天然的合法性的代表，好像離開了國家之後，歷史就無從寫起。這樣就制約了我們的想像力。對於國家的看法，彷彿構成了我們歷史的全部意義，除此之外，人都是沒有意義的。
劉志偉：對。比如我選擇你作為我的研究對象，意味著你對於我認識這個國家，認識這個國家下面的部分或某個環節是有作用的。比如《王氏之死》，那是一個非常清楚的預設，他不是隨便選一個人的。問題在於，我們現在一講到人，還是會聯想到個人的生命史、生活史，這個只是一個具象的說法。其實像我剛才說的，我從來不做個人史研究，也不寫個人故事，甚至沒有個人出現，但我認為我做的還是人的歷史。
趙思淵：很多時候，審稿人或編輯會問你這個案例的代表性。這裡面暗含的邏輯是，你之所以要做這個研究，是因為這個個案在既有的國家歷史裡面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你才去做它。
劉志偉：如果你說這個是特例，那就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你說是人的歷史，有生命的、有肉體的人，他創造出來的環境也好，關系也好，結構也好，來看他們怎麼活動，那麼我認識的就不是國家，而是由人的活動形成一種關系、一種結構，國家只是這類關系或結構中的一種。反過來，國家是一個在我們頭上無所不在的存在，但這個無所不在，我們不需要由它來演繹出來。相反，我從這些人來演繹出國家，注意，我不是說歸納，而是演繹，我們很大的分歧是我們要從不同的活動去歸納，但是我認為這里是個演繹。
趙思淵：這就是科（大衛）老師反復批評的，我們不是要做很多區域的研究，然後一加一等於二，然後尋找最大公約數。
侯鵬：劉老師說這個觀念的轉變問題，他一說，我們都清楚。但是，對我們想做這方面研究的人來說呢，最重要的，我們是做實證研究。所有實證主義的研究，它最基本的一個理念，就是要把握它的社會事實，包括你對人本主義的關心，必須要還原成某種可以研究的社會事實，所以做制度史的、做區域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本主義還原成一項社會事實。（劉志偉：只有這樣才是社會科學呀。）包括區域，岸本美緒說過，區域有方法論的一面。當我們從方法上談論區域的時候，我們更多研究的是人的觀念和實踐。
劉志偉：對。所以，我那個對談的邏輯是從這里出發，所以我說這個出發點不是最重要的，我更關心的是怎樣以這樣一種認識論路徑，去認識中國。這個尋找，不是研究了很多很多區域，然後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如果只是追尋最大公約數，最後會很失望的。因為結果是沒有。你找到任何一個（最大公約數），我都可以舉出反例。
趙思淵：我的理解，在操作面上，當我們做個案研究的時候，提問的起點是，我們想要理解某一群人如何組成一個結構，或者如何運作一個結構，這是我們做一個個案的起點。這是我們跟那些將個案研究作為中國研究之案例的做法的最大區別。
劉志偉：所以我後面講到，我們所做的東西每一個都是整體，這樣你自己就不用糾結研究對象是不是一個整體的問題。比如說，紫禁城是不是一個整體？你們質疑定我們研究一個村子來認識中國，為什麼不質疑通過研究紫禁城來了解中國？紫禁城各方面都是特例，並不具有所謂代表性。我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申斌：我覺得您裡面講國家的歷史和人的歷史，要想讓讀者理解得更清楚的話，可能國家的歷史對這種認知論的批評需要區分出兩個層次。剛才侯老師和思淵分別講到這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指，從我們史學或歷史書寫的發展來看，它始終是以國家權力為支撐的一套書寫體系，那麼必然也就要依託國家這樣的集體行動者來確認它在這個價值體系梯度上的位置（和意義），這是一個層面。但是，比這個更深的一個層面是，剛才思淵提到，我們假定所有的人只有在這一種結構裡面，只有依託（國家）這個集體行動者，才可以被定義、被書寫、被研究。大家現在比較能明白的是第一個層面，就是，歷史原來就是國家權力的一個體現。現在我們「破」掉這個就可以。但是，第二個層面必須單獨拿出來強調。為什麼？如果不強調第二個層面，即使「破」掉國家這個集體行動者，但其他的集體行動者也會被拿出來當作一個不言而喻的書寫對象，比如說宗族。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某一個特定的集體行動者作為分析個人行動的不言而喻的（邏輯起點）。
劉志偉：這個我不太同意。集體行動者也好，個體行動者也好，政府也好，國家也好，村莊也好，或者社團也好，這些都可以。
趙思淵：我揣測申斌的意思是說，在傳統的歷史學裡面，在操作面上選擇一個題材，要不要做這個題材，取決於他認為這個題材在歷史脈絡里權力關系的重要性的大小。當然，到底哪一種權力關系在某個時代是最重要的，在不同的時代是不一樣的，比如可以認為是國家，可以認為是婦女，也可以是勞工大眾，這是可以變的，但問題在於，它並不把國家或勞工或婦女當作一種結構，而是當作權力關系。假設說，今天大家認為婦女是這些權力關系中最重要的一種權力關系，那麼所有跟婦女有關的題材就具有了先天的重要性。但是在傳統時代，一般認為國家是最重要的一種權力關系，所以，所有講到王朝的歷史，都會認為只有跟王朝政治搭邊，這個題材才具有先天的重要性。
劉志偉：但是……我不太質疑這個，比如說，婦女題材的重要性。
趙思淵：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提問的起點是從權力關系出發，還是從結構出發。
申斌：形成結構的那個人的行為。
劉志偉：我認為我用施堅雅的例子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但是好像沒有人注意我講施堅雅。
趙思淵：您的意思是指史學界誤讀了施堅雅。
劉志偉：當然，中國史學界百分百誤讀。
趙思淵：他們從施堅雅那裡讀出來的，就是科老師百分百批判的東西。
劉志偉：他們從施堅雅那裡讀出來的，就是冀朝鼎的那套區域模式，就是把王朝分成若乾地區，經濟區是王朝根據自然條件劃分的，然後王朝設置不同行政區的管轄機構。不能說這個理解是錯的。但這是很典型的國家歷史的一套邏輯。施堅雅其實不是這樣的，他是從每一個人的行為出發，當然他所指的人是理性的經濟人。其實施堅雅最重要的是他的沙灘理論，而這個在中國史學界幾乎都不提及。（趙思淵：陳春聲老師給我們講施堅雅的時候，就是講這個。）如果不明白他的沙灘理論，是不可能明白施堅雅的邏輯的。不然就會以為，施堅雅把某個區域分成九個層級的市場。施堅雅的沙灘理論，其實是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方法，就是把所有條件都純粹化、均質化——沙灘都是均質的嘛，在沙灘上活動的人也是均質分布的嘛，假定我們每一個人都很理性的話，我跟你不認識，我不會太靠近你，但也不會太靠近他，所以一定會取一個恰當的位置，這樣一定是均衡分布的。在均衡分布的情況下，這邊來了一個老太太賣冰棍，那邊來了一個老太太賣冰棍，兩個老太太為了爭奪市場，就會發生向哪邊移動的問題，但肯定會再出現一種均衡分布的局面。施堅雅六角形蜂窩狀的市場網路是從這樣的邏輯出來的。這是很典型的，從人的行為出發，建立起一個關系或結構出來。施堅雅最重要的貢獻在這里，這個不是他的原創，是他從地理學借鑒過來的，拿它來建構關於中國的大一統的解釋，是他的貢獻。
我上個月剛剛去了他做調查的那個地方，走了走就更明白了那裡真的是這樣的。他的好處呢，是把復雜的環境，比如水網啊、河口啊、山區啊，只有把這些地方都均質化，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抽象的模型。他跑到成都平原那個地方，剛好那個地方就是這個「鬼樣」。所以他很自然將人類學一個實證的田野觀察到的狀況，跟這個抽象模型就聯起來了。所以，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從人的行為出發的歷史解釋。這是我講課講了二十年的內容，現在是忍不住要把它講出來。也感謝孫歌，她一直逼著我寫，我說我這個人喜歡講不喜歡寫，所以她就說：那我來跟你談吧。
申斌：我覺得，談論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如果區分兩個層次，可能會更便於大家理解。第一個，您講「到人的歷史」，其實是在哲學層面來講的；第二個，更加趨近方法論的層面。在社會科學裡面，有兩個路徑，一個是新古典經濟學或韋伯的社會學，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從某個結構環境下有自由意志的能動者出發；另外一個就是塗爾干，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強調社會事實不能還原成行動者的個體心理，只能從社會事實來解釋無論哪個路徑，都是合乎您主張的「從人的行為出發」的歷史的。
劉志偉：「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這個標題可能容易引起誤解。這個只是我作為歷史學者的反省，我們應該從國家的歷史走回到人的歷史，並不是指認識上或方法上的邏輯。我反省的是，我們從入門開始，學到的都是作為國家的歷史。
趙思淵：傳統歷史書寫圍繞的核心就是權力關系，而不是結構。
申斌：更不是形成結構的那些人。
劉志偉：如果能講清楚做事情的那套機制，為什麼那套機制重要，你就要明白人是怎樣把那件事情做成的，以及人在那套機制下把什麼事情做成什麼樣。（趙思淵：人類學者是不會問為什麼要研究村子這種問題的。）所以，「機制」這個詞在國家歷史里是不會提的，因為它不需要從我們的個人行為出發，去了解結構。我之所以跟你們一談，感覺我們是同路人，其實不管你們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反正你們要理解這套制度，一定會想這個事情是怎麼做的。

『陸』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的學術研究

2004年以來，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教師共承擔科研項目93項（其中國家級21項、省部級39項），出版學術專著128部，發表學術論文1115篇，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獎勵30餘項。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獲批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4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暨南大學科研培育與創新基金項目（暨南跨越計劃）1項，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校區科研起步計劃項目獲批10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項，國家海洋局項目1項，暨南大學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教學研究和改革項目1項。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主辦綜合性刊物《廣州華苑》和學術季刊《華文教學與研究》。
主持編創了《中文》（48本）、《中文》（初中版）（24本）、《華文》（36本）、《華語修辭》、《華語語法》、《初級華語》網路教材等。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設有海外華語研究中心、華文教育研究所兩個研究所。 與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共建「海外華語研究中心」；
此外，還有暨南大學華文教育研究院。 截止到2009年，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設有應用語言學系、華文教育系、海外華語研究中心、華文教育研究所、預科部、函授部、網路與教育技術中心八個系、所、中心建制的教學科研單位。 此外，暨南大學華文學院還設有動漫設計與製作、人力資源管理、行政管理、商務管理、會計學、商務英語、金融管理等自考專業。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開設有「漢語言」、「對外漢語」和「華文教育」三個本科專業，另設有漢語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漢語速成班、商貿漢語班、粵語班、短期漢語班及各種類型的夏（冬）令營班，為海外學子提供多層次、多形式的漢語言文化學習和教育的途徑；並招收、培養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方向的碩士學位研究生。預科教育開設有半年制A班、一年制B、C班、二年制D班、中級班和初級班。A、B班直升考試合格可直升本科，C班參加兩校聯招和全國聯招考試可升讀國內高校。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有國家重點學科1個（文藝學）、省部級重點學科3個（漢語言文字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學科建設在國內同類高校中位居前列，特別是文藝學、漢語方言學、港澳台及海外華文文學、港澳研究、華僑華人研究等學科在國內和港澳台學術界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開設的「對外漢語」本科專業獲廣東省名牌專業。
文學院是暨南大學最早舉辦研究生教育的學院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有宋史、文藝學、世界文學、現代漢語、中國古代史、專門史（中外關系史）等專業獲得碩士點。擁有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2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和漢語言文字學、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3個二級學科博士點；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2個一級學科碩士點和美學二級學科碩士點。有博士生導師23人，碩士生導師39人。在校研究生610人，其中：博士生150人、碩士生341人、專業學位研究生班119人，博士生和碩士生中港澳台僑學生46人。 截止到2009年，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有教職工203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5人、博碩導師10人、講師46人、博士21人、碩士62人、在讀博士7人。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專任教師101人，其中：
36歲以下22人，佔21.8%；36－45歲共36人，佔35.6%；46—55歲共34人，佔33.7%；56歲以上9人，佔8.9%。
具有博士學位66人，佔65.3%；具有碩士學位25人，佔24.8%，兩者共91人，占教師總數的90.1%。
有教授41人，副教授37人，講師20人，助教3人，教授和副教授共78人，佔77.2%。
在學緣結構方面，從本科、碩士到博士有外校學習經歷的教師共92人，佔91.1%。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教師中，有2人獲得暨南大學「終身貢獻獎」榮譽稱號，有1人擔任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有2人被評為廣東省「南粵優秀教師」，有2人被評為國務院僑辦優秀教師，有1人為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有3人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有7人被評為暨南大學「十佳授課教師」。 文學院現設有漢語言文學、戲劇影視文學、歷史學3個本科專業，共有在校本科生354人，其中港澳台僑學生146人，約占學生總數的41%。1995年1月，經國家教委批准，中文系被確立為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基地。2002年，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被廣東省教育廳批准為廣東省高校名牌專業。
文學院圍繞「宏教澤而系僑情」的辦學宗旨和「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辦學方針，堅持以中文、歷史人文學科的專業特色和優勢為辦學基礎，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才培養需求，深入思考和探討學院未來的發展方向和辦學目標，積極推進專業建設與教學改革，不斷提高辦學質量與水平。

『柒』 求暨南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考試具體詳情

暨南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府，是中國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是目前全國境外生最多的大學，將近一半學生來自海外，是中國大陸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學，是國家「211工程」重點綜合性大學，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領導。暨大因其學科健全、優勢學科明顯，同時具備「國際性」、「外向型」的特點。學校名牌專業以新聞，經管為主，麥可思公司發布的「2008年度大學就業能力排行榜」顯示其畢業生就業能力和薪酬在全國排名第十三。1995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在台灣復校。 從此暨南大學在海峽兩岸開始了共同發展之路。

學校主頁： http://www.jnu.e.cn

中文名： 暨南大學
外文名： Jinan University
簡稱： 暨大，國立暨南
校訓： 忠信篤敬
創辦時間： 1906年
類別： 華僑學府，國立大學
學校類型： 綜合
主管部門：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學校屬性： 211工程
現任校長： 胡軍
知名校友： 李嵐清，吳學謙，李光前
所屬地區： 廣東
主要院系： 新聞與傳播學院，管理學院，國際學院，經濟學院，華文學院
碩士點： 134個
博士點： 45個
院士： 5人
主要獎項： 華僑最高學府
首批211工程大學
廣東第一所百年老校
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大學

暨大新聞學院
六十年薪火鑄就華南第一 新聞發布會上多是暨南人暨大管院
學科亮點 MBA中心生科院暨大法學院廣東對暨大的支持其它相關信息
領導致語 僑校文化 「四大家族」當校董 暨大與港澳回歸 「暨大首創」多元文化
吃在暨大 玩在暨大近年暨南大學錄取分數線 展開 編輯本段歷史變遷
暨南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府，是中國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
是目前全國境外生最多的大學，是國家首批「211工程」重點綜合性大學，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領導。「暨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將中華文化遠播到五洲四海。學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創立於南京的暨南學堂。後遷至上海，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抗日戰爭期間，遷址福建建陽。1946年遷回上海。1949年8月合並於復旦、交通等大學。1958年在廣州重建。 位於台灣南投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亦簡稱暨南大學，且與大陸暨南大學同根同源，共同為中華僑教作出巨大的貢獻。[1] 「暨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意即面向南，將中華文化遠遠傳播到五洲四海。學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朝政府創立於南京的暨南學堂。1906年，「暨南學堂」創始於南京；後遷滬上，1927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國立暨南大學是民國時期重要的國立大學，培養名流無數；抗日戰爭起，轉徙上海租界和閩北建陽；1946年復歸上海；1949年8月與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合並；1958年重建於廣州；「文化大革命」間停辦八載；1978年再復於原址；1996年進入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行列，成為全國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的大學。鍾山黃浦，武夷珠水。斗轉星移，百年已逝，2006年11月，「華僑最高學府」——暨南大學迎來她的世紀慶典。百年歷程，曲折而不凡；百年奮斗，可歌而可賀。 暨南大學
歷史上暨南大學的教師隊伍中曾有過馬寅初，鄭振鐸、梁實秋、王亞南、周谷城、錢鍾書、周建人、夏衍、許德珩、胡愈之、嚴濟慈、楚圖南、黃賓虹、潘天壽等一大批著名學者。現今學校師資力量雄厚，有專職教師1707人，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1人，中國工程院院士4人，博士生導師230人，教授381人，副教授584人。 目前，在校全日制學生25290人， 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6448人，本科生18000多人 。在校的華僑、港澳台和外國學生達12561人。學校學風濃郁，人文薈萃。其中前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 、李嵐清，知名人士江上青(1933畢業)，國立英士大學校長、中國奧委會主 同學鄧傳楷徐亨黃開祿楊叔蓀袁叢美鄧明治
席鄧傳楷(1933畢業)，中華奧委會主席、僑領徐亨(1934畢業)，著名僑領、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李光前，前泰國議會主席、副總理許敦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前會長陳共存，「終身成就獎」得主、著名導演袁叢美(1935年畢業)，台灣大學歷史學教授余乃述(1945年春畢業於暨大歷史地理系)，著名教育家、實業家王乃昌(1949年畢業)，以及近年來內地和港澳地區的王學萍、徐樂義、鍾陽勝、佀志廣、馬有恆等許多政府、工商及文教界著名人士均是暨南大學不同時期的傑出校友。可謂人才輩出，享譽中外。 21世紀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世紀，肩負著為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台地區 海外華僑
培養人才光榮使命的暨南大學更加任重道遠。在新的世紀，全體師生員工和廣大海內外校友將繼續弘揚「愛國愛校，團結奮進」的暨南精神，樹立「國際化、現代化、綜合化」的辦學理念，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為實施「僑校+名校」的發展戰略，為建設海內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奮斗。 （數據更新至2008年11月4日）

暨南大學設有20個學院，49個系，101個研究機構和80個實驗室，68個本科專業；134個碩士學位授權學科，6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39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58個招收和培養博 暨南大學珠海校區
士的專業；是招收和培養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工商管理碩士（MBA）、會計學碩士（MPAcc）、法律碩士（JM）、臨床醫學碩士、口腔醫學碩士 、工程碩士、公共管理碩士（MPA）單位；同時也是全國試辦高水平運動隊的學校。學校擁有9個博士後流動站（應用經濟學、臨床醫學、中國語言文學、生物學、工商管理、新聞傳播學、歷史學、生物醫學工程、中西醫結合），1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廣州<暨南>生物醫葯研究開發基地），4個國家級重點學科（產業經濟學、水生生物學、金融學和文藝學）、8個國務院僑辦重點學科、2個廣東省一級學科重點學科，10個廣東省二級學科重點學科，有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僑華人）、教育部中國語言文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基地、暨南大學

『捌』 蔡銘澤的介紹

蔡銘澤，男，1956年11月出生，湖南嶽陽人。暨南大學教授。本科和研究生畢業於湘潭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和法學碩士學位；博士研究生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獲法學（新聞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湘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廣州師范學院任教。2000年3月至2006年9月，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現任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暨南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文學分委員會主席。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新聞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新聞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廣播電視協會副會長。

『玖』 中國國學大師排名前十的是哪些人

1 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我國近代享有國際盛譽的著名學者。他中過秀才，早年學習英、日文，研究哲學、文學受到德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和文藝思想的影響，其成果在我國近代文化學術事業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903年起，任通州、蘇州等地師范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邏輯學，著有《靜安文集》。1907年起，任學部圖書局編輯，從事中國戲曲史和詞曲的研究，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開創了研究戲曲史的風氣，對當時文藝界頗有影響，辛亥革命後以清室遺老自居。1913年起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先後致力於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註疏工作。他治史嚴謹，考證精湛，信而有徵，不囿成見，主張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多能發前人所未發，對史學界有開一代學風的影響，1925年任清華研究院教授，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深的顫栗和遺憾，也留下了難解之謎。
王國維的學術著作，以史學為最多，文學為最深，文字學為最基本，並涉及其他許多方面。換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戲曲史、古文字學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過了同時代學者的。
2 錢鍾書

錢鍾書(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號槐聚。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教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和無錫仁中學。1933年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35年與楊絛結婚，同赴英國留學。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副博士學位。又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1938年秋歸國，先後任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親時，因淪陷而羈居上海，寫了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圍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語譯本。散文大都收入《寫在人生邊上》—書。《談藝錄》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中西比較詩論。與此同時，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中央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執教或任職。1953年後，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所著多卷本《管錐編》，對中國著名的經史子古籍進行考釋，並從中西文化和文學的比較上闡發、辨析。
3 胡適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馬辛）、嗣糜、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學者，歷史學、文學家，哲學家。以倡導「五四」文學革命著聞於世。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
4 魯迅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沒落的封建家庭。中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代表作有：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並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中篇小說《阿Q正傳》，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說集《吶喊》《彷徨》等。
5 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別署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我國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學者。
6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孑民，號孑農，紹興山陰(今越城區)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蔡元培也很重視勞動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學辦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蔡元培對近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7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范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8 陳寅恪

陳寅恪（1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
9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又名郭鼎堂。四川樂山人。作家、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1941年皖南事變後，創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膽》等歷史劇和戰斗詩篇《戰聲集》。
10 馮友蘭

馮友蘭(1895一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國現代哲學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馮友蘭於1912年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頂科部，開始對邏輯學發出興趣，由此激發了他學習哲學的志向。1915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校期間主要研習中國哲學。1919年考取公費留學生資格，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專業。馮友蘭為學早期陸王"心學"和美國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影響，中年以後轉向程朱理學和英國羅素哲學。三十年代他發表的《中國哲學史》，採用黑格爾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馮友蘭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繼續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從階級的觀點和民族的觀點的統一分析和評價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
骨文等，吳梅則為曲詞第一人，研究並不同於王，隨後為學界正統，堪為一代大宗師。）

「國學」是對中國學術的簡稱，「大師」系指人們對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造詣者的尊稱，「國學大師」則是指其學問在「國學」研究之范圍內屬於出類拔萃者。同時，「國學大師」不能光看其學問，還要看其道德即人品、文品，看其文品與人品是否統一，即是否屬於融人品與文品於一體的「道德文章」者流。以此衡量，近現代的「國學大師」 當首推梁啟超、章太炎、馬一浮、陳寅恪、錢穆和錢鍾書。另外也有同名軟體《國學大師》，古典圖書集成《國學大師》集成古典圖書2萬種28萬卷約24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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