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師大大學王中老師
A. 王中的介紹
王中,女,1978年9月生,安徽無為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生導師。2000年畢業於安徽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獲學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安徽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獲碩士學位。2006年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2007年至2009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流動站工作。

B. 安徽師范大學教授王中結手機號
這我老師,我來找找
C. 晉劇院1團演員有誰
大同晉劇院一團的幾個主要演員
閆繼紅:主攻小旦,演唱老道,表演成熟,唱腔婉轉,能聽出杜玉梅唱腔老師的一些味道。
王中壁:主攻青衣,據說在大同當地很受歡迎。
盧彥鋒:主攻老生,表演激情投入,細膩逼真,嗓音高亢激越,大開大合,酣暢淋漓.
劉美英:主攻青衣\老旦.走山一折學習牛派唱腔別有韻味,唱腔圓潤大氣,表演規范認真.
梁小雲:主攻小生,唱腔激越奔放.1963年12月生,國家二級演員。
李喜平:主攻須生,張鳴琴樣的風格,演唱豪放灑脫.
:主攻花臉 ,演唱吐字清晰,洪亮含情.
導演:李銀柱
D. 王思任的人物生平
萬曆三年(1575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時出生於北京西江米巷葯鋪中。因其出生時其母唐氏夢有金星入懷,故小名叫金星。時年其父東海老人四十六歲。
萬曆四年(1576年),春,王思任出痘,不葯而愈
萬曆六年(1578年),王思任已經能識上百字了。
萬曆七年(1579年),王思任的父親補太醫院醫生,奉禮部尚書之命去巡診邊軍。秋,王思任入私塾,取名王思任,字季重,師從姚江毛先生,甚得先生喜愛。
萬曆八年(1580年),王思任的父親被分配到刑部任醫官,治療獄囚,所以舉家遷到貫城。
萬曆九年(1581年),王思任的家搬到了石駙馬大街,往西三家就當時的吏部尚書王國光的府邸。這一年,王思任讀完了《四書》,開始學習《五經》。
萬曆十年(1582年),王思任的父親任江西益王府醫官,王思任隨父親順道回鄉掃墓。秋,父子經過潞河,王思任喜歡河水清冽,於是寫了一首詩。
萬曆十一年(1583年),王思任與父親到旴江,住在金斗窠。夜裡有強盜,王思任的父親起身要開門去捉賊。王思任對父親說:不可冒險,我們先呼叫捉賊,待四面有回應了,賊人受驚嚇。我們再開門捉賊。王思任拜臨川吳聞所為師,學習行文。
萬曆十二年(1584年),王任跟隨益州教授、處州衛人易文學習《易經》。三個月後,易文對王思任的父親說:我教了他三個月,感覺沒什麼可以教他的了。你有這樣的兒子,還當什麼王府的屬官。註:易文,處州人,貢生,時任益州教授。
萬曆十三年(1585年),王思任已經讀完《左傳》、《史記》、《漢書》、《語國》等書。吳聞所以不能勝任,辭別王思任。王思任讀這一年江西鄉試解元熊尚文的試卷,不意後來二人成為同榜進士。
萬曆十四年(1586年),王思任讀會員袁宗道的試卷,經教諭新昌的俞公講解,對八股文有了新的認識。
萬曆十五年(1587年),王思任的父親辭去益王府醫官的職務,帶著王思任游歷江西。在經過鄱陽湖小孤山的時候遇險,王母唐氏拜小孤山神,才有驚無險的通過。後來王思任出任江州兵備僉事,路過小孤山,想起往事,不由潸然淚下。
萬曆十六年(1588年),王思任在京師受到橋李人右春坊右庶子黃洪憲的賞識,以四匹綺十兩銀子聘王思任為其子王承昊的伴讀,受教於山陰人漏坦之先生。讀書期間,王思任受到當時的名士董其昌、李光縉、王衡等指點。
萬曆十七年(1589年),王思任借籍順天府宛平縣中秀才,受到落榜童生的攻擊,但是宛平縣令徐啟東喜歡王思任才學把他薦給順天府尹孫旬,孫旬當場考校王思任才學,覺得王思任才學不凡准許他入順天府府學。後來王思任在每月的月考中胡亂做題,韜光養晦才躲過那些人的糾纏。這一年,王思任常到京西罕山寺廟中讀書去。
萬曆十八年(1590年),禮部的李復陽欣賞王思任,聘其為次子李東炅的伴讀。同年,李復陽丁憂推薦王思任跟隨王世貞的兒子禮部主事王士騏學習,為其子王慶長的伴讀。但是王思任深感王慶長讀書懈怠,而且對他的書僮態度倨傲尤其感到恚怒,於是向老師王士騏辭去伴讀之職。
萬曆十九年(1591年),萬曆四年的江西解元王命爵,河南解元楊鳳欣賞王思任文章,對他贊賞有加。這年,王思任父兄的好友王一言任職刑部,王思任常隨他們去探訪。秋,王思任參加順天鄉試,落榜。但結交到好友巢士洪、阮漢聞、張民表,作呂有《阿育王寺夜坐》詩。
萬曆二十年(1592年),春,館試交《貢天馬行》,補北京國子監監生。山東參政坤欲招王思任為婿,中書舍人楊東明上門說媒。但王思任的母親覺得這事突然,恐有有妥,不同意這樁婚事。秋,王思任隨四兄大然到京西黑山靈福寺去讀書。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在靈福寺讀書,看六子、漢、魏、李杜詩集及王世貞、汪道昆所著詩文。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秋,王思任中順天府鄉試第七名,主考官為左庶子蕭良有、太子洗馬劉應秋,易房同考官胡琳。除夕,王思任的父親東海老人有感兒子遂平生願望,給王思任取號「遂東」。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春,王思任中會試第二百九十二名,主考官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學士張位、吏部侍郎掌詹事府劉元震,房師為易三房同考試官翰林編修黃輝。殿試,王思任中三甲第二百一十九名。戶部尚書楊俊民做媒,王思任娶正德時期狀元楊維聰的孫女、制誥勅房中書舍人楊文裕的女兒楊氏為妻。秋,王思任的母親唐氏思鄉,王思任隨母親回山陰省親。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春,王思任在鄉掃墓,事畢,其父令王思任回京選官,王思任以母親病未愈,不肯回京。九月,王思任作《先後游吾越諸勝記》。十月,王思任別母親,入京謁選為興平縣令。王思任北上過京口之際,與同年吳化、李潤予、徐如珂等共游金山。王思任初臨興平任,嚴謀誡吏胥,懲辦頑民,斷案如神,政績不凡。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王思任政聲更盛,處事、辦案更老練,被調為富平縣令。王思任母親的卜告到了,王思任辭官守制。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王思任丁母憂,在京侍奉父親起居。王思任命其去山寺講計律令,所以王思任精通法律。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王思任在罕山松寺讀書,手書王衡的游記,邀請老師漏仲容、兄大然共游,著《游西山諸名勝記》。王思任與同年徐嶧陽、須之彥等同游京西名勝,寫有《記京西舊事》詩十二首。十月,王思任除服,補太平府當塗縣令。十二月,王思任至當塗縣姑孰。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太監邢隆奉旨開礦,過姑孰,縣丞等人阿諛奉承,只有王思任戲謔以對,讓邢隆不得不改變在當塗開礦的想法。王思任政績卓越,獲得太平府知府牛應元的稱贊。王思任為同鄉劉世儒編次《劉雪湖梅譜》,刻於姑孰官邸,並為之作序。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王思任當塗任上,頗有建樹,娶妾石氏。春,王思任游齊山,作《游齊山記》。
萬曆三十年(1602年),王思任主持縣試,所錄取的人員出類拔萃,先後有祝可仕、曹履吉、鍾斗、彭伯龍等人成為進士。中書程守訓要在當塗開礦,被王思任嚴詞駁斥。刑隆再來當塗開礦,王思任機智應對,讓當塗百姓躲過災禍。上級官府要來收採石稅,又被王思任以計脫困。四月,王思任游池州府敬亭山,並寫有游記。六月,王思任與兄大然、老師漏坦之、弟子張仲濠、王中履一同游九華山,寫《游九華山記》。王思任因為一句戲言得罪蕪湖縣令勞永嘉,當時勞永嘉的父親勞王事在勞永嘉那住了兩晚,就回家了,王思任戲言:此所雲勞於王事而不得善父母也。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春,朝廷敕封王思任的父親為文林郎,母親唐氏贈孺人,妻楊氏為孺人。秋,王思任被聘為應天鄉試房考官,取中解元王納諫等十一人為舉人,後來中進士的有王志堅、姚之騏、張汝懋。王思任代其它考官閱卷中取中了庄廷臣、沈有則。九月九日,王思任游龍山。王思任在當塗縣令任上為官清明,屢破奇案,釋放了被冤為強盜的孫清,也設計擒獲了真正的大盜趙光爛。王思任游滁縣醉翁亭,寫下游記,完成自己的一個心願。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王思任考績得到卓異的評價。王思任拜訪同年崔養蒙回來順道拜訪了漕運總督李三才,因為沒有對李三才持弟子之禮,引起了李三才的不滿。王思任至維揚娶妾孫氏。王思任初到當塗縣,時任太平知府王繼明視王思任為子弟,而後的繼任者鄧思啟與王思任不和。句容名士孔貞運拜在王思任門下。王思任判姑孰奔女一案,判得合理合法合情,被世人稱道。左副都御史詹沂的兒子販私鹽被王思任捕獲,又得罪了詹沂。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王思任的當塗縣令六年任滿,因為任職期間考績優秀,多次得到各部嘉獎,擬升王思任到北京兵部任職。但詹沂和李三才反對王思任的升遷,李三才更是以王思任是「冒籍」來說事,考功郎馬大儒駁斥了李三才的說法,為王思任力爭得到南京刑部主事的職位。冬,王思任赴同年舉人唐世清的邀請,與謝肇淛游燕子磯。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焦竑邀請王思任游燕子磯、達磨洞,其間有柳應芳來訪,有詩詞唱和。二月,王思任納陳氏為妾。三月,王思任出任湖廣清吏司。因為王思任執法嚴明,斷案精準,被太常寺卿丁實和兵部尚書孫鏣贊賞。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王思任曾經任職的當塗縣百姓想起他的好處,於是在採石給他建祠。六月一日,王思任游杭州,有游記《游杭州諸勝記》。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王思任去處州探訪自己的老師易文,同時與友人同游天台、雁盪山,寫有多篇詩賦,集作成《游喚》。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十六日,王思任至京口,與好友方承郁、劉伯純游焦山,作《游焦山記》。九月,王思任到固安。十月,王思任降職為山西按察司知事,取道紫荊閣。十二月,王思任抵達太原。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王思任出差順道游覽五台山,有《游五台山記》。三月,王思任上京,會試的會元韓敬來訪,稱起中式論中用王思任的《治岐》文作起語。有精通算命者來訪王思任,稱王思任將生病而且會把罷官,其它人都信以為真,只有同年蔡復一每天都來探視王思任,並好言安慰。八月,王思任升青浦縣令。九月,王思任離京赴任。十月,王思任至鎮江,與好友劉伯純、兄大然、侄兒王吉三、王緘三游北固山。十二月,王思任歸家安葬亡母唐氏於鎖泗橋,然後再去赴任。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王思任在青浦縣令任上,用行幫助巡撫徐民式完成均役之事,並為《均役全書》作序。期間結識了董其昌、陳繼儒。
萬曆四十年(1612年),王思任在浙江山陰購置新居,是鈕給諫的芳樹園,即讀書佳山水樓。王思任在新居中挑選時文,作《壬癸合轍》。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這年春察,彭端吾因為懷恨王思任,對其大肆攻擊,最後王思任被罷官。十月,王思任與同年俞思沖、李澹湖、汪若水、陳少山游洞庭。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春,王思任去白岳山還願,居住在鄭於榮家。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王思任到故里三槐堂讀書。秋,娶杭州姚氏為妾。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王思任因為父親年事已高,沒有入京補官。長子王槐起出生。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四月,王思任在父親的催促和同年胡汝政的勸告下補山東照磨。六月,王思任僑居歷山書院內,與山東巡撫同年李長庚暢飲。六月二十四日,王思任登泰山。六月二十八日,王思任拜謁孔林及孟廟。新野的馬之駿為王思任作《讀書佳山水歌為王季重先生賦》。王思任接到家書,四子在六月出痘病亡。王思任在京娶趙氏為妾。十二月二十四日,王思任的妻子楊氏病逝。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王思任居住在山陰故里。八月,王思任被授官袁州府推官,以父親年事已高,沒有赴任。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春察,王思任本山東照磨赴選,彭端吾對考功郎許鼎臣饞言:此人常用筆殺人,於是王思任落選。
泰昌元年(1620年),春,王思任應方應明之邀到鄞縣,居住在屠隆的娑羅園,又結識了豐文仲。
天啟元年(1621年),春,王思任幫張岱檢校《徐文長逸稿》。
天啟二年(1622年),七月十七日,王思任的父親承德公病逝。十二月十二日丑時,王思任把父母合葬。
天啟三年(1623年),王思任丁父憂。冬至前,王思任在清暈閣評點《玉茗堂還魂記》。
天啟四年(1624年),王思任在家讀《禮》。三月十五,為會稽縣「瑞花台」奇事作記。
天啟五年(1625年),除服,王思任赴江西盱江觀音庵還母親的願。王思任弔唁王一言、湯顯祖、張位三人前輩,與他們的後人及羅汝芳的孫子、益定王朱由本一起遊玩。同年蔡復一任川黔總督,宴請王思任於騰王閣。同年御史梁應澤宴請王思任於能仁寺。夏,王思任與友人沈叔賢、陸務滋同游廬山東林寺,後又同游陶淵明舊里,梁應澤的二兒子梁若水隨侍在旁,對王思任執弟子之禮。
天啟六年(1626年),春,王思任應同年周應秋之邀北上,北上之前王思任到罕山讀書舊地探松,贈詩給寺僧幻林上人。四月十七日,王思任宿蘇州虎丘。
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五日,王思任得子王鼎起,讓此子給無嗣的兄長王思任為嗣子。
崇禎元年(1628年),王思任得禮部尚書施鳳來、浙江巡撫張廷登、吏部侍郎王祚遠舉薦以推官職位出仕。秋,王思任作《颶風操》。
崇禎二年(1629年),閏四月十五日,王思任待詔京師,居住在山寺中,作《古月臨松賦》,內侄唐九經隨侍在旁。五月,為山東招遠縣重修文廟作記。仲夏,門生孔貞運來訪,賦詩兩首贈王思任。秋,同年禮部尚書何如寵、門生詹事府少詹事孔運貞以王思任在當塗、青浦惠政保薦王思任,當受當時溫體仁與錢謙益的黨爭,最終沒有授官。八月,王思任被授松江教授。
崇禎三年(1630年),王思任在松江教授任上,頗受松江知府方岳貢的禮遇。四月,王思任升國子監的助教,王思任在京師為鞏永固、襄城伯李守錡講《禮》,國子監祭酒林釺、國子監司業陳仁錫皆向王思任請教。冬,雪夜會晤袁繼咸,後來為袁氏作序。
崇禎四年(1631年),立春前六日,王思任生第八子。二月,王思任升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六月,至白下任職,與工部尚書靳於中、侍郎徐良彥交善。九月九日,與趙履吾、李奇玉等攜酒登雨花台。十一月,王思任赴榷關。
崇禎五年(1632年),王思任榷關蕪湖,政績不凡,卻因此得罪了戶部尚書鄭三俊。巡按御史龔一程、遲大成對王思任評價甚高。王思任在蕪湖榷關修八角亭,取名識舟亭,又修繕縣學宮。冬,無為的季孟蓮來訪,王思任覺得季孟蓮是個奇人。阮大鋮過蕪湖來訪王思任。
崇禎六年(1633年),王思任以榷關回南京工部,登燕子磯。四月六日,為長子王槐起娶州守陳鶴沙的長女。禮部尚書李孫宸、山東巡撫張廷登、同年李長庚都欲聘王思任主持鄉試,但王思任都沒有回復。王思任轉任工部屯田,又勸年過七十的尚書靳於中激流勇退。秋,王思任與李孫宸、李遇知、李曉湘、王錫袞游白下郊寺。十月,王思任任江州兵備僉事。
崇禎七年(1634年),二月,王思任游齊山歸來,遇到熟人宋鳳鳴來為其母求詩賀壽。三月,王思任兵備江州,過小孤山,想起了幼年時驚魂母親求佛的往事,不由流下了眼淚。三月十一日,王思任到任,重修江州大能仁寺寶塔,並作記。巡撫解學龍重修騰王閣,請王思任寫記。長江之上,鄱陽湖一帶盜賊橫行,殺人越貨,而以前的江防之法不得當,於是王思任重新制訂了新的江防策略,漸漸的把這些賊盜之事平息下來。十一月,農民軍將到,王思任運籌帷幄,應對得當。十二月初六,夢俠客馬雲,醒來後為之作傳。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農民軍攻陷鳳陽,圍困黃州,前大同巡撫石昆玉寫信求援,王思任手下的將吏都說不能越界剿寇,只有王思任認為朝廷封疆,不分彼此。二月初七,王思任自潯陽統兵一萬往黃州,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終於解黃州之圍,黃州人民感念王思任的恩德在北門給他立祀廟,且上書朝廷,請求邑隸九江。三月,立夏之夜,王思任題所居的潯陽兵府居室為「禿影庵」。
崇禎九年(1636年),春,王思任至南京,料理舊居歸燕堂。七月,為次子王壽起娶妻商氏。
崇禎十年(1637年),王思任聽聞座師劉應秋之子劉同升狀元及第,高興之餘作詩相賀。七月,王思任至南京,與范景文、蔡思充、范鳳翼、俞彥、阮大鋮、王鐸宴飲。
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王思任歸山陰為三子王寶起娶妻金氏。紹興知府王期升修學宮,請王思任作記。王思任為姻親金谷生家藏書稿作序。
崇禎十二年(1639年),王思任送第四子王魁起入贅吳氏。王思任開始為第五子起講《易》。王思任分家產與諸子,開始寫《自敘年譜》。
崇禎十三年(1640年),一月十七日,王思任賞雪,作《空雪賦》。
崇禎十四年(1641年),王思任延請自己的學生翁文潤為第五子王鼎起的老師。王思任作《一彈指頃賦》。
崇禎十五年(1642年),王思任驚聞友人張民表抗賊而死。
崇禎十六年(1643年),王思任賦閑在家佳山水樓讀書。八月十五,王思任與兒師吳竟宇、翁文潤、門人趙孟遷及兒子王槐起賞月。八月十八日,徐人龍、姜逢元、呂華池來王思任的讀書佳山水樓喝酒。
弘光元年(1645年),夏,馬士英聲言護太後,逃往紹興,王思任以才名起復,任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上書太後,痛數馬士英之罪,請斬之,又去信馬士英,責起酒色逢君,拒其入越地。其中「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一語,傳為千古佳話。
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紹興城破,王思任屏居山林,依祖墓建孤竹庵。清巡按御史王應昌請王思任出山,王思任手札一封稱要保全身體以歸父母,拒不剃發降清。王思任為長子王槐起書信一封,述自己的亂世之志。九月,王思任絕食。九月二十二日,王思任絕食數天而死,臨死前三呼高皇帝。

E. 山東外貿職業學院的發展歷程
山東外貿職業學院地處氣候宜人、風景秀麗的海濱城市—青島,2002年月經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職業學院,隸屬於山東省商務廳,前身是創建於1964年的山東省對外經濟貿易學校和創建於1984年的山東省對外經濟貿易職工大學。學院以實施高等職業教育為主,同時兼顧成人網路教育和各種培訓;具備外國留學生招生資格;是山東省重點服務外包人才培訓機構和培訓基地,山東省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先進單位;全國外經貿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外語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單位;山東省德育教育優秀學校。
現有青島北校區、青島南校區、以及泰安校區,南校區位於青島市市南區江西路62號,距離青島市政府和五四廣場不到一公里;北校區位於青島市李滄區巨峰路201號,處於著名的李村商圈。青島兩個校區均位於市區核心位置,風景宜人,交通方便,商貿氣氛濃郁,非常有利於學生的學習、社會實踐和就業。泰安校區坐落在舉世聞名、聯合國認定的自然與文化雙遺產的泰山腳下,泰安市岱嶽區東岳大街497號。
作為山東省外經貿類專業辦學歷史最悠久的公辦院校,在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學院始終立足於外經貿行業辦學,秉承「德能並重,知行合一」的校訓,堅持「以學生為中心、以質量求生存、以特色謀發展、以創新上水平」的辦學方針,為山東省、特別是青島市培養了大批「基礎知識扎實、外語應用熟練、職業能力強、人文素養高」的外經貿行業高端技能型人才,成為全省外經貿行業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學院面向區域外向型經濟和現代服務業,以打造精品高職院校為目標,控規模、抓特色、強內涵,逐步形成了以國際貿易、財會金融、商務外語、電子信息(服務外包)、物流管理和旅遊管理等六大專業群布局。截至2012年,共建成國際貿易實務、會計、商務英語、軟體技術等25個專業及方向。其中,國際貿易實務、商務英語、會計和軟體技術為省級特色專業,國際貿易實務、會計為中央財政重點支持專業,商務英語為青島市財政重點支持專業。擁有《外貿英語函電》、《國際貿易法》、《VB程序設計》、《C語言程序設計》、《國際貿易實務》和《報關實務》等6門省級精品課程和1門省級籌備精品課。
學院現有教職工400餘人,其中,專任教師的比例佔全院教職工的66%以上,高級職稱佔20%以上,雙師型教師佔80%以上。學院重視師資隊伍建設,積極鼓勵教師到國內外知名院校學習、進修以及到專業公司實踐,提高自身專業素質和實踐教學能力;從專業公司及有關院校聘請大批一線專家、教授來校任教,壯大雙師素質隊伍;先後有7名教師獲得歐盟翻譯總司的同聲傳譯譯員資格,常年聘請外籍教師任教;多名教師為國家商務部、人社部國際商務師資格考試命題專家和山東省高級國際商務師評審專家;商務英語和國際貿易實務兩個專業教學團隊相繼被評為省級教學團隊。2010年,在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1000多所高校,近萬名教師直接參與的首屆全國大學英語教學大賽中,劉玲老師脫穎而出,榮獲「綜合課程」組一等獎和總決賽特等獎 。2011年,王燕老師榮獲 「第三屆全國高職高專英語課堂教學大賽」一等獎;2012年,王中老師被評為青島市首屆教學名師。
學院重視實踐教學,已建成涵蓋所有專業的校內實訓室50餘個,學院利用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地平台,通過「校中企」、 「企中校」等靈活的校企合作模式,對部分專業的學生為企業實施訂單式培養,先後與海信集團、新華錦集團等百餘家知名大型企業合作設立校外實習實訓基地,對學生進行定向專業實習和培養;學院還在校內設立大學生創業園,為學生將來創業先行「熱身」,豐富實踐經驗。
學院以提升學生職業能力為目標,按照職業崗位的任職要求,改革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常年聘請各行業專家審定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努力實現以「工學結合」為核心的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全面推進「教、學、做」一體化教學模式改革,努力實現專業與產業、課程內容與職業標准、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職業教育與終身學習的無縫對接。
學院積極指導學生參加各類職業技能競賽。近幾年來,榮獲全國、省、市等職業技能競賽的特等獎和一等獎的學生有近30名,並多次獲得團體一等獎。
學院遵循「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教育理念,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特別是人文素質的培養。從學生入學的心理健康教育到黨建進公寓,從每年暑期的「三下鄉」社會實踐到選修課、講座、社會義工和志願者服務,從德育教學到德育實踐,全力營造大德育格局,豐富學生的社會知識、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水平、鍛煉學生的才幹。2012年,國際貿易系2009級學生李勤美被評為「山東省高校十大優秀學生」並榮獲團中央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提名獎。
學院還為在校學生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助學貸款、勤工助學機會及貧困生費用減免等補助,各類補助措施按國家規定要求規范到位。海程邦達、如隆集團等多家企業在學院設立「企業獎學金」,為獎學、助學、就業開啟直通車。
學院致力於大學文化建設,努力實現環境育人。在積極構建文化育人環境的同時,定期舉辦大學生文化藝術節、外語文化節、讀書節、宿舍文化節、創業大賽、青春歌會等大型校園文化活動,全院各類學生社團50餘個,參加學生3000多人。
學院注重強化社會服務功能,是山東省外派勞務培訓基地、青島海關山東報關協會培訓基地、中國航空運輸協會山東培訓基地;長期為省內外商務幹部、企業員工等開辦相關業務培訓班,培訓各類學員萬餘人次;積極開展成人網路教育,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國內名牌高校建立了合作關系。學院編印的《商務研究》期刊和撰寫的《山東對外貿易形勢報告》季刊,是省領導和各地市領導商務工作的重要決策參考資料;在山東省、青島市的許多重大外事活動中,學院外語教師承擔了大量的口譯工作。
學院與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泰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許多同類大學簽訂了合作協議,並保持友好校際交往。旨在為學生求知、擇業提供全球性的廣闊空間。2009年,經省教育廳批准,我院獲得接受外國留學生資格。
准確的定位、明確的培養目標、嚴格的教學質量管理、優秀的師資以及良好的生源,保證了畢業生在嚴峻就業環境中的競爭優勢,保持了每年95%以上的就業率。堅實的專業基礎、良好的職業素養、熟練的動手操作能力以及扎實肯乾的工作態度,使學生在畢業後較短的時間內就能成為業務骨幹,或走上自主創業的道路,並在企業中贏得了「上手快、能力強、外語好、素質高」的美譽。就業率高,就業去向好,職業發展前景廣闊,使畢業生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

F. 人的一生到底要去往哪裡
今天想講一個關於傳承的故事。這個故事和我直接相關,我也相信,你們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紛紜的說辭,駁雜的觀點,是今天評價傳統媒體的常態。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怎樣向死而生,也是普遍的焦慮。兵荒馬亂里,一些至簡的東西卻遭到忽略。
一如陳虻對柴靜說,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先輩做人與治學的風范,穿透歷史的迷霧,給予我們的警醒可能也是:如今的真理不再需要赴湯蹈火,但堅持自認為對的事,方能求得一己的自由。
所謂思想自由,不惟是知識版圖的疆域,同樣也指涉對質朴真理的執著。譬如永遠對世界保持好奇,譬如縱歷厄難不出虛言,譬如在頹衰頹的大環境里認定個體的小目標。
在隨波逐流的年代,咬准長久不變的常識,哪怕日拱一卒,也是可貴的安穩。可惜,人心浮動,滿以為是追求自在,卻每每落進無所適從的窠臼。
現在每天看2、3小時書,堅持寫2、3000字,無關偉業,不過是私心。於我而言,寫作是通向真理和自由必經之路。光陰流逝使我心安的,除了寫作,別無他途。起初我以為這是成熟,而今卻發現更隱秘的關聯。彷彿是王中先生和李老師的投影,我們從哪裡來,往往決定了我們到哪裡去。
我深信,在通向自由的路上,你們也會有自己的王中先生和李老師。借用紀念冊扉頁的話:致敬,直到永遠。
這樣看世界有點意思,微信公眾號:傅踢踢 微信id:futeetee
G. 求教:去同行的優秀飼料廠參觀要注意些什麼
去優秀的飼料廠,可能去六和的比較多,最近,海大的老闆薛華就帶隊又去學習了一下。如果是六和,那麼它是一個基本開放的工廠,可以拍照(一般情況下)。當然,如果想學到更多的東西,不妨如此:1、多看、少問,因為很多東西完全可以看得明白,在沒有把對方搞煩之前盡量少問;2、對自己工作中有困惑的環節一定要問,一定要看;3、不妨帶一隻錄音筆,在問的時候錄下來,打開後裝在上衣口袋裡即可,但最好不要用手機錄,有的手機一來電,會中斷錄音;4、不要看熱鬧,要看邏輯,為什麼要這樣做?它的因果關系是什麼?5、對帶隊的和解說的表示友善,包括笑容,這樣,他會給你很多便利;6、參觀完立即把重要的感悟寫下來,這樣才不會忘記,可以努力回憶一下要點;7、留下關鍵人物的電話和QQ,對不懂的地方可以回去後繼續問;
H. 央美城市設計學院那個系好
哈嘍!親,你好。這個分怎麼看,在國內比較硬的話城院的空間學部很厲害。他們的老師王中不錯。現在也是院長。國家和政府的很多項目都在城院空間學部完成的。比如著名的上海世博觀光輪方案什麼的。 影像學部的動畫二工,就是出《低頭人生》這部片子的,你查查就懂了。特效專業也不錯的,老師直接推薦到base fx去實習的。就是做捉妖,變4的那家公司,非常屌,獲過3個艾美獎。信息學部的繪本專業也比較牛,老師有田宇,美院附中出來的。新生代,作品和教學都很贊的。看你喜歡什麼了,什麼吊人都有的,不受專業限制。當然每個能出好東西的專業都有不喜歡那個專業的同學,有的也不會上心,每個人因人而異。 有什麼不明白的再問
I. 當代傳播研究的主要發展
應該是從傳播內容研究:結合結構主義、文本與話語分析方法、意識形態研究幾個方面;傳播效果研究:槍彈論、有限效果論、宏大效果論等階段,並指出不同階段中幾個標志性的效果研究成果,比如兩級傳播、教養理論等;
受眾研究:使用與滿足理論、批判學派的受眾觀傳播方法研究:可以參看袁方或風笑天的方法書。
論中國的當代傳播學研究
論述中國的當代傳播學研究,理應包括祖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澳門。這不僅是因其具有同文、同種、同國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傳播學研究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研究歷程、研究范圍、研究傾向和一些必須共同重視的問題。本文擬從縱向勾勒出傳播學在引進——研究——創新方面的三個艱難歷程,從橫向描繪出它在研究范圍上的特色、缺口及不平衡,並從歷史過程和現存態勢揭示其存在的依賴性、實證性和實用性三個研究傾向,進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對策和值得重視的問題。
「古老的傳播論,年輕的傳播學。」用這句話來形容中國悠久的傳播現象研究和新興的傳播理論研究,可以說是十分貼切的。作為對人類傳播現象的論述,中國的傳播論大約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而作為對一門學科的研究,從拉斯韋爾等人在《宣傳、傳播和輿論》(1946)一書中首次提出「大眾傳播學」(The Sci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這一名詞算起,美國傳播學的歷史只有50年,而中國傳播學的歷史更短。中國學術界引進西方傳播學,若從「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一詞的首次漢譯算起,距今只有40年的歷史;若從「大眾傳播學」一詞的首次漢譯起算,距今只有18年的歷史。
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編輯出版的《新聞學譯叢》,1956年總第三輯《拆穿自由、獨立報紙的西洋鏡》的譯文中,譯者劉同舜將英文「大眾傳播」譯為「群眾交通」,認為「群眾交通機構是一種大企業,它們的老闆就是大企業家。」鄭北渭在同輯《美國報紙的職能》之譯文中,又將其譯為:「群眾思想交通」。譯文寫道:「報紙是『群眾思想交通』(Mass Communication)工具之一。其它主要的『群眾思想交通』工具有:雜志、廣播、電影等。」從196o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先後內部編印了六冊《批判資產階級新聞學資料》,張隆棟在摘譯威廉·愛琳的《大眾傳播研究》(1958)中的一篇文章時,又譯為「公眾通訊」。又據1993年丁淦林教授介紹,我國著名的新聞學家王中教授十分注意學習和運用新知識,他在講課中引用的事例,大都是新鮮的。1957年初,他就引用了大眾傳播學的有關知識。丁淦林教授的《中國的新聞學研究》(1991)一文又說:「但是,(中國)傳播學的研究過了二十年之後才真正開始。」這是指l 978年7月,鄭北渭教授在復旦大學新聞系內部編印的《外國新聞事業資料》第1期所發表的他編譯的《公共傳播學的研究》和《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學》兩篇文章,二文皆引起了新聞學界的興趣。同年9月,復旦大學新聞系在高年級學生中開設了介紹傳播學的選修課;1983年9月,陳韻昭教授把賽弗林和坦卡特的《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一書的譯稿,作為《西方傳播學介紹》選修課的教材印發給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輯出版的《國際新聞界》從1979年第2期開始。連續三期連載了張隆棟教授所譯的希伯特的《公眾通訊的過程、制度和效果》的著作,在北方進一步推波助瀾。接著,《新聞大學》於1981年、《國際新聞界》於1982年、《新聞戰線》於1983年開始。分別連載陳韻昭的《傳播學講座》、張隆棟的《美國大眾傳播學簡述》、鄭北謂的《傳播學簡介》等系列文章。1982年,《新聞學會通訊》連續發表在北京講學的宣偉伯(施拉姆)的《傳學與新聞及其它》、《傳學的發展概況》兩文和余也魯的《在祖國進行傳學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轟動。《新聞學論集》、《新聞廣播電視研究》、《復旦學報》、《新聞研究》(陝西)等媒介亦不甘落後,都開始陸續發表傳播方面的譯作和論文。1981年6月,在中國大陸撰寫首篇《美國傳播理論研究》碩士論文的復旦大學新聞系研究生居延安通過論文答辯。1982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並決定以後每二到三年召開一次。第二年,該所編輯出版了《傳播學簡介》一書,書中收集匯編了明安香、徐耀魁、張黎、范東生等人寫的西方傳播研究情況介紹和書籍評介、譯文共10篇,這是風行一時的普及性讀物。在此前後,人民大學新聞系翻譯的《報刊的四種理論》(1980)、李啟等人翻譯的《傳播學概論》(1984)、陳韻昭翻譯的《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1985)、余也魯譯述的《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1985)等一批西方傳播學著作相繼在大陸出版發行,從而將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由引進與介紹階段很快地推向了評介與研究
在評介與研究階段,中國大陸的傳播學者依據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提出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的研究原則,圍繞1986年6月在安徽黃山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提出的「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的目標,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傳播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方面開展大規模的全國的或地方的大眾傳播效果調查和民意調查、受眾調查(詳見陳崇山、弭秀玲主編的《中國傳播效果透視》一書),以及一系列專題調查(見趙水福主編的《中國社會心理的軌跡:亞運會宣傳效果調查報告集》,1991;張帆、柯惠新的《廣播電視「海灣戰爭」報道效果調查》,1991);另一方面,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西方傳播學理論進行匯集梳理、分析研究,弄清來龍去脈,辨明是非得失,而後寫成著作出版。
在祖國大陸,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居延安的《信息·溝通·傳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龔偉的《傳播學原理與應用》(1988),范東生、張雅賓的《傳播學原理》(1990)l周曉明的《人類交流與傳播》(1990),張詠華的《大眾傳播學》(1992),張隆棟主編的《大眾傳播學總論》(1993),李彬的《傳播學引論》(1993),徐耀魁的《大眾傳播學》(1993),等等。在台灣。其傳播學進入評介與研究階段明顯早於祖國大陸,且實力雄厚,成果豐碩,主要著作有:徐佳士的《大眾傳播理論》(1966).石永貴的《大眾傳播短簡》(1971),祝振華的《口頭傳播學》(1973)、祝基熒的《大眾傳播學》(1973),王洪鈞的《大眾傳播與現代社會》(1975),鄭貞銘的《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1978),楊春榮的《傳播社會學》(1979),李金銓的《大眾傳播理論》(1982),李瞻的《國際傳播》(1984),彭芸的《國際傳播與科技》(1986),李茂政的《大眾傳播新論》(1986),等等。在香港,其引進和研究傳播學可能早於祖國大陸而晚於台灣,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在整體上(個別學者除外)不及祖國大陸和台灣.而且有的學者用英文寫作,然後在國外出版和刊載,而在西方學術的汪洋大海中要尋找並辨清香港學者的傳播學研究成果,又談何容易。在香港的傳播學家中,余也魯教授是最令人欽佩、最引人矚目的。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期間,不僅積極履行主任職責,將當地傳播學教學與研究推向一個新的台階,而且與宣偉伯教授在祖國大陸廣為宣講傳播學知識,積極推動大陸的傳播學研究,並且還幫助安排青年學者出國進修傳播學,甚至退休後仍在為國內外高校間傳播學教學與研究上的合作與交流牽線搭橋,為一些高校建立新聞傳播系募集資金,為傳播學研究的「中國化」奔走呼號並身體力行。如果說宣偉伯(施拉姆)是美國傳播學的完善者,那麼,我們要說,余也魯是中國傳播學的播種者,而且是辛勤的播種者!余也魯教授的著述豐碩,頗有特色。除譯述的《傳學概論》(1983)之外,還著有《門內門外——與現代青年談現代傳播》(1980)、《傳播、教育、現代化》(1988,合著)、《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1994,主編)等。其他香港學者的著作有:王京的《政治傳播——理論與實務》(1984)、鄭鏡彬的《新聞傳播學》(1988)等。這些著作與台灣學者的著作風格與特點大同小異。
值得指出的是,傳播學在祖國大陸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一波三折,充滿艱辛的。不論是40年前還是16年前,傳播學都曾被當作「資產階級新聞學」加以批判性介紹。好在一切都已過去,現今的情況正像陳韻昭教授1988年在《傳播學原理與應用》一文的序言所描述的那樣:「不僅開設傳播學的大學日見增多,還有傳播學專業、傳播學研究所亦相繼建立。」許多讀者拿著書單四處尋購傳播學書籍。「就連個別懷疑過這門學科,或更提出過責問的同志,現今亦已不滿足於僅僅知曉一點傳播學ABC,而發奮地鑽研起傳播學的xYZ來了。」在陳韻昭教授寫下這段話後,中國傳播學研究又走了8年的路程。張隆棟教授1993年5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指出:「現在可以說,我國正在從分析譯介外國傳播學理論的階段,結合中國國情進行研究,向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體系的階段邁進。」
觀照、審視、評估中國傳播學界在探索與創新及建立新體系階段的學術成果,我們明顯感到:低水平的重復勞動仍在進行,學術探索步履蹣珊、無援無助、十分艱難,而自主創新也猶如誇父追日,跟不上迅猛發展的傳播實踐;傳播理論的滯後性固然讓人憂心如焚,但商品經濟的諸多誘惑更不可忽視。中國傳播學研究缺乏那種爭先恐後、萬馬奔騰的競爭態勢,更缺乏一種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和執著的探討求索精神。但是,我們並不想否定一些中青年傳播學者的樂觀看法,不想低估祖國大陸的《當代傳播學叢書》、《跨世紀傳播研究叢書》和台灣的《新聞與傳播學叢書》、《大眾傳播學叢書》對面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推進作用。的確,我們見到了一批有深度的傳播學研究專著。其中在祖國大陸有沙蓮香主編的《傳播學》(1990);戴元光主編的《現代宣傳學概論》(1992);張學洪主編的《輿論傳播學》(1992);吳予敏的《無形的網路——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1988);邵培仁主編的《經濟傳播學》(1990)、《政治傳播學》(1991)、《藝術傳播學》(1992)、《教育傳播學》(1992)、《傳播社會學》(1994),及邵培仁和葉亞東的《新聞傳播學》(1995);在台灣有李茂政的《傳播學:再見!宣偉伯》(1992);彭芸的《新聞媒介與政治》(1992)和《政治廣告與選舉》(1992);潘家慶的《新聞媒介·社會責任》(1984)。這些著作不是照搬西方傳播學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模式,也不是「言必稱希臘」,處處在西方學術中尋找理論依據,而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以中國國情為坐標,整合了許多學科的知識,採用了科學合理的研究方法,緊緊聯系實際,努力服務於實踐,從而展示了中國傳播學者的開拓勇氣和創新精神
在回顧了中國傳播學研究中引進——研究——創新的三個歷程之後,我們再來分析它的研究范圍、研究傾向以及必須注意的問題。
在中國傳播學的研究范圍上,若依據內容和主題來劃分,其成果形態主要表現在如下20個方面:(1)傳播學原理;(2)大眾傳播學;(3)組織傳播學;(4)人際傳播學;(5)跨國傳播學。在這五個方面,傳播學和大眾傳播學、人際傳播學方面已積累了許多成果,出版了許多著作,甚至有點過多過濫和低水平重復,現在需要花大力氣,爭取在理論上至少上一個台階。在組織傳播學和跨國傳播學研究方面,除了鄭瑞城的《組織傳播》(1983)和李瞻、彭芸的著作之外,尚無有新意的著作,整個國內國際形勢要求傳播學界加強這方面研究,拿出有學術價值的成果。此外是(6)政治傳播學;(7)經濟傳播學(含廣告傳播學、公關傳播學、行銷傳播學、經濟信息學);(8)藝術傳播學(含文學傳播學);(9)教育傳播學;(10)新聞傳播學;(11)文化傳播學;(12)輿論傳播學。這幾個方面的著作都有了,但除了《新聞傳播學》和《教育傳播學》有三部、《政治傳播學》有兩部之外,其餘一般只有一部,如邵培仁主編的《經濟傳播學》(1990)、《藝術傳播學》(1992),汪琪的《文化與傳播》(1984),張學洪主編的《輿論傳播學》(1992)。這告訴我們:不要都一齊去搞傳播學的基礎研究,也不要只搞分支研究,而要注意研究的均衡性,努力使傳播學基礎研究和各個分支學科研究齊頭並進。再有(13)傳播社會學;(14)傳播心理學;(15)傳播教育學;(16)傳播語義學。這屬於傳播學的邊緣交叉學科的研究,如楊孝榮的《傳播社會學》(1979),陳亞敏的《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1989),鄭貞銘主編的《大眾傳播教育》(1984),張慈涵的《大眾傳播心理學》(1975),韓向前的《傳播心理學》(1989),彭家發的《傳播語意學》(1989)。已有的學科研究尚需加強,而諸如傳播經濟學、傳播科技學、傳播法學、傳播美學等邊緣學科則需大力開發,尤其是祖國大陸傳播學者更應奮起直追;最後是(17)傳播與發展;(18)傳播與現代化;(19)傳播與兒童;(20)傳播與婦女。前兩個方面實際是發展傳播學,最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各國政府的重視,其實用性也最強,投入研究經費也最多。在「八五」期間,我國政府針對《新聞事業與現代化建設》的巨型課題投入大量經費,組織全國專家學者進行研究,其中包括了20多個子課題,部分成果已收入《新聞事業與中國現代化》(1992)一書。這方面成果還有潘家慶的《傳播與國家發展》(1983),末增補的論文集《傳播與現代化》(19的)和朱立、陳蹈文編輯的兩岸三地論文集《傳播與社會發展》(1986)等。在中國,發展傳播學的研究遠不及印度學術界,而且缺乏傳播與農村發展方面的專門研究,而這恰恰是更為重要的。在傳播與兒童、婦女的研究方面,卜衛和楊瑞明曾作過系列調查和研究,發表過一些較有影響的論文,但長篇巨著尚未見面世。還有一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十分重視的傳播學課題——傳播與青年、跨文化溝通以及傳播與生活等,似乎尚未進入中國傳播學者的研究視野。
在回顧與總結了中國傳播學的研究歷程、研究內容之後,筆者認為:中國傳播學存在著三個研究傾向,即依賴的傾向、實證的傾向和實用的傾向。
中國傳播學研究對美國傳播學著作有很大的依賴性。其主要表現為:(1)移植或套用美國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模式,而很少有新的構想和思路。不論是台港還是祖國大陸,多少年來都少有突破由傳播者、信息、媒介、受傳者、效果等要素構成的「過程架構」或由內在感知、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跨國傳播等主題組成的「層級框架」,甚至連傳播學的課程設置和安排也是參照美國大學的課程。(2)跟蹤或追隨美國的研究步伐和研究方向,而很少有自己的超前研究和特色研究。(3)參考或引用美國的傳播學著作和觀點,而很少有人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寶庫中吸取營養和尋找理論依據。(4)羅列或堆砌美國的研究成果和實驗數據,.而很少有人進行批判性分析和對國人的傳播研究成果予以足夠的重視。
中國傳播學研究中的實證方法也正漸占上風。這就是逐漸拋棄初期的人文主義的傳統,不再以邏輯推論由已知導出未知,而逐步採取的是一種主要以使用人的感覺器官(如視覺、聽覺等)來獲得研究證據,以通過理性分析從經驗層次達到理論層次。運用實證方法,的確具有較高的科學性,能使人們產生一種信賴感。但是,如果濫用或不當使用,也可能事與願違。卜衛(1994)曾對我國傳播學實證研究的情況作過分析,認為除了台港兩地,祖國大陸偏重於抽樣調查方法,而觀察和訪問的方法尚未重視,文獻研究和模型手段,也未合理開發,實驗研究還無人問津,同時還不善於綜合運用多種手段,而且即使抽樣調查方法的使用也有些稚抽和不夠成熟。所以,雖然實證方法逐年看好,但問題依然存在,而且不會很快得到解決。
重實用而輕學術,這是近年中國傳播學研究中的又一傾向,這在研究報告和論文中以及在台港兩地表現得更為明顯。傳播學比較看重傳播問題的探討,要通過研究解決傳播中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問題,這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要因此而輕視或放棄學術探討和批判精神,不要據此決定是否對某一課題給予資助,不要依此評判某項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價值。事實證明,這一擔心並非無中生有和多餘。其實,實證的傾向和實用的傾向,這並不是傳播學者置身其中而看不見,或看到了卻故意為之,而實在是因為社會需求的驅使和委託單位的左右,也就是說有時傳播學者「研究什麼」和「怎樣研究」不是由研究者決定的,而是由出資者決定的,而出資者都是講究「實惠」的。所以,在金錢的壓力下,不要奢望實證的和實用的傾向會有大的改變。
當然,我們說當代傳播學研究有依賴的、實證的和實用的傾向,只是就其研究中的一些苗頭、動向和走勢而言,並不是說整個的當代傳播學研究呈現的就是這樣的持征,而且這些傾向(如實用的傾向)也並非都要否定,只是指出來旨在提醒人們加以注意。無論如何,我們不應低估中國當代傳播學在其短暫的歷史進程中所作出的巨大業績和貢獻。筆者認為,只要我們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遵循「系統了解,博採眾長。以我為主,超越創新」的原則,聯系中國實際,適應中國國情,突出傳播學研究的中國特色,我們就一定能躋身於世界傳播學研究之林,成為世界傳播學研究中的強者。
引自——《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4/23/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