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教授

❶ 陳鋒的學術簡介

研究專來長
財政史 經濟史 清史
在國內源外學術機構任職情況
曾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同志社大學商學部、台灣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
承擔的重要科研項目（2003-2008）
15—20世紀長江流域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教育部重大項目
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晚清財政說明書，國家清史項目
《清史·典志·鹽政》，國家清史項目主要論著（最具代表性的三部）
《清代鹽政與鹽稅》，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清代軍費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代表性論文
清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歷史研究》1997年5期
清代前期奏銷制度與政策演變，《歷史研究》2000年2期
清代財政制度的近代化，《東瀛求索》第11號；日本東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2000年4月
清末民國年間日本對華調查報告中的財政與經濟資料，《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近百年來清代鹽政研究述評，台灣《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
獲獎情況
《清代經濟政策研究》系列論文，1988年獲湖北省青年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

❷ 日本給武漢捐贈了那麼多物資，代表中日關系在變好嗎

「北京-東京論壇」今年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日好感度不斷上升，達到45%的高位，但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卻降到了10%的新低。中日民眾感情出現反差，這一問題值得重視和深思。

日本外務省每年在中國花多少錢營銷，這就是成果，錢沒白花。資助了超級多的文化交流協會之類的。

在日本的看看他們的媒體經常報道中國的是什麼新聞，就明白為什麼日本人的好感度那麼低了，就沒出現過正面新聞，我們國家但凡說日本一點不好，就跳出多少人罵，但是日本從來沒報道過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卻不說話了。

這類調查看看就好，牽扯的面很多。疫情前大家出國玩，更多的還是受到歡迎，愉快的旅行。日本對華好感不高，但旅遊體驗很好。對華好感內幾個國家，旅遊體驗一言難盡。

我們為什麼要糾結哪國最近更喜歡或更不喜歡我們了呢，希望中國人能走出以外國人的評價作為自我評價的標尺之一。

❸ 楊曾文的人物年表

1939年12月7日生，山東即墨市人。1953年-1959年，就讀於北京第26中學。
1959年-1964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
1964年9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工作。
1979年，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82年1月-4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招聘學者」。
1985年，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教授）、佛教研究室主任。
1985年9月-12日，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1988年，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導教師。
1991年4月，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學者」。
1991年10月-1992年10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
1997年10月－12月，日本駒澤大學研究員。
199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2003 年 4 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❹ 張中良的介紹

張中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筆名秦弓，男，1955年2月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先後畢業於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91年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委。專業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

❺ 岸邊成雄的人物簡介

岸邊成雄（1912.6.16-2005.1.4），日本音樂學家。1912年 6月16日生於東京。193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受教於田邊尚雄。1961年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獲得日本學士院獎。翌年任該校教授。1973年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同時兼任帝京大學教授。1980年前在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授課30年，曾三度赴美國講學。他擔任過東京國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和東洋音樂學會會長，1977年後是國際民間音樂理事會和國際音樂學學會的領導成員，此外還是日本平凡社《音樂大事典》的編委。岸邊成雄是將比較音樂學介紹到日本的主要學者。一直從事東方音樂、日本音樂的研究。其重要著作有《東方的樂器及其歷史》（1948）、《音樂向西方流播》（1952）、《唐代音樂的歷史研究》（2卷，1961～1962）、《日本的傳統音樂》（1965）等。此外有研究東方音樂和日本音樂的論文等140餘篇，並翻譯了比較音樂學的重要著作，如R.拉赫曼的《東方的音樂》、C.薩克斯的《節奏與速度》等。岸邊成雄是中國音樂學界的良師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的一生.據<；九十大壽紀念·岸邊成雄博士業績目錄>；的統計，岸邊成雄先生的主要成果有：著書（含譯著）23冊，論文137篇，短論、報告、解說167篇，監修、編輯、參與撰寫條目的辭典、講座64部，監修、編輯、撰寫解說的唱片76套，書評79篇，唱片評論13篇，演奏會節目單解說127篇，隨想等167篇，被翻譯為英文的著作1種，翻譯為中文的著作、論文41種.其中，《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一書是岸邊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在學術界影響巨大。中國藝術研究院項陽研究員明確指出：「制度對音樂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確實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如果大家能夠認同這一點，就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路。回顧中國音樂史的研究，這種方法為許多學者局部運用，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對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是從制度進行考量的一個範例。從他的引文與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出，黃現璠①先生的《唐代社會概略》對社會制度的探討是其探究唐代音樂史的基礎，其研究方法，論點、論據給後學以相當的啟示②。」
註：
①黃現璠1935年冬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1936年3月出版《唐代社會概略》。岸邊成雄193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
②項陽：《論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的關系--兼論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三），載《音樂研究》第18～29頁，2004年第1期。

❻ 原廣司的生平簡介

原廣司
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系，並於東京大學研究所建築系獲取博士學位。歷任東洋大學助教、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助教，現為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教授。

❼ 黃仕忠的學術交流

2001年至2002年，日本創價大學 訪問研究
2007年10-11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訪問研究
2008年2-3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訪問研究
2008年11-12月；2009年11-12 ，日本早稻田大學 訪問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學外研究員；早稻田大學訪問教授。另有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四人，分別在京都大學、東北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一年，一人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問學習一年；四人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合作研究數月。

❽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作者簡介

朱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所長，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理事長、教育部高等學校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等職。曾任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主要研究辛亥革命史、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
魏文享，歷史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

❾ 濱下武志簡介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日〕濱下武志，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濱下武志，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任中國商務印書館的《中國學術》的學術委員會委員。曾任東洋文庫、一橋大學、東京大學的研究員、教授。1996-1998曾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所所長。

1984年5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濱下武志教授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學者一起,在日本社會經濟史學會全國大會上以「近代亞洲貿易圈的形成和結構——以19世紀後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為中心」作為共同論題,向大會提交了系列論文並作了會議發言。次年,這些論文作為專題論文集中發表在《社會經濟史學》雜志上。這是「亞洲經濟圈」理論在日本學術界的正式提出。此後,這一理論就以其一系列全新而又富於挑戰性的觀點在日本學術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論爭,成為日本史學界最近二三十年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引起爭議的學術觀點。隨著日本國內和國際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對「亞洲經濟圈」理論的關注,這個理論在各國學者尤其是在研究中國和亞洲的學者中同樣引起了重大反響。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一書是以濱下武志教授70年代以來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為基礎的集大成著作,也是闡述「亞洲經濟圈」理論並以此理論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代表作。濱下武志教授的「亞洲經濟圈」理論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從亞洲觀察歐洲——視角、框架和方法

長期以來,統治東亞史尤其是中國史研究的理論,是美國學者費正清於本世紀50年代提出的沖擊—反應理論。沖擊—反應理論的核心,是把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看成是一個基本處於停滯狀態,長期在低水平上循環往復,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的社會,認為只有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才打破了這種停滯不前的狀態,使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向近代社會演變。因而19世紀西方的沖擊,也就成為激發中國和亞洲發生變化的決定性的動力和活力。無疑,這種沖擊—反應論是「西方中心論」在學術領域中的某種反映。從70年代後期開始,這種理論越來越受到東西方學者的質疑和挑戰。但真正能以自己的理論取而代之或拿出有說服力的研究著作的學者,目前還不能說有很多。在此意義上講,濱下武志教授的《契機》一書,無疑是向「西方中心論」挑戰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濱下武志教授 「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基本構想,是「把握亞洲內在的紐帶,並以此為基礎進而描畫亞洲的近代面貌」,基本視角則是「將歷來觀察問題的方法逆轉,從亞洲的角度觀察西歐」。也就是說,要「從歷史上形成並顯示出來的亞洲區域內的國際秩序、國際交易關系全體的內在變化之中,去把握作為亞洲歷史繼承形態的近代亞洲」。這種構想,在《契機》一書中表述得最為清楚和完整。書名中所說的「國際契機」,並非是指近代西方的外壓和沖擊,而是指環繞近代中國的國際環境。這一點,從濱下武志教授以「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作為書的副標題就可以看出來。

但是,在本書對此進行探討時,『國際契機』卻並非僅限於歐洲對亞洲的關系。這里,首先是從東亞和中國、東南亞和中國的關系之中,即從中國與亞洲的關系方面進行探討。這是因為,歷史上亞洲區域內的各種關系,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系、朝貢貿易關系中形成的。這種關系的內在變化,不僅是中國近代的內容,而且也是影響和延及東亞、東南亞近代內在關系的緣由」。他明確指出,《契機》一書,是從廣闊對應的地域關系的角度,來揭示近代中國在發展進程中發揮作用的國際契機。這就需要一方面探討在以中國為中心構成的朝貢關系和朝貢貿易關系中,亞洲內部所形成的各種關系。同時又根據這種既有的關系,對歷史上的中國以及亞洲與歐洲的關系從新的角度進行理解。也就是說,應當從歐洲是如何加入到亞洲既有關系的角度,來觀察從亞洲所看到的對歐洲關系。顯然,他在這里提出了研究視角轉換的問題,即對過去研究西方――東方關系時主客顛倒的狀況進行了批判,從而提出了「從亞洲的角度進行觀察」的命題。

二、以亞洲為中心:亞洲的內在紐帶和原動力

顯然,要把歷來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視角轉變為以亞洲為中心進行研究,關鍵是要尋找到把亞洲連結在一起的內在紐帶和亞洲發展的原動力。基於對此命題的課題意識,構成濱下武志教授《契機》一書各章的標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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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近代亞洲史研究的課題

第一章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

第二章 近代亞洲貿易圈中的白銀流通

第三章 銀價騰貴和外國貿易結構的變化

第四章 英國銀行資本在中國的擴張過程

第五章 英帝國經濟與中國和香港

第六章 近代中國的「亞洲和歐洲觀」

結 語 現代中國和近代史研究

序章和第一、第二章,是作者從制度的側面、市場的側面去尋求和推導亞洲內在紐帶的嘗試。在序章中,濱下武志教授首先對過去研究亞洲史和中國近代史的情況進行回顧和評論。他指出,歷來對亞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把亞洲和近代歐洲的接觸作為亞洲近代的開始,在這里,歐洲扮演的都是主動者的角色,亞洲扮演的都是被動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將亞洲史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把握,以及尋求亞洲史內在的連結紐帶和推導出亞洲發展的內在的原動力,有必要把關注的目光從歐洲轉向亞洲。濱下武志教授認為,歷史上的亞洲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系和朝貢貿易關系,並以這種關系為基礎形成了「亞洲經濟圈」即「前近代亞洲市場」。這個市場的特點是,以中國和印度為兩軸,以東南亞為媒介,以東亞朝貢貿易圈和亞洲區域內相對獨立的白銀流通圈為基礎形成的、有著自身規律和特點的亞洲區域內市場。

當歐洲接觸和進入亞洲時,雖然它對亞洲形成了「沖擊」,但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在它進入之前即已形成了的、以整個亞洲為規模的、按照自身規律運行的亞洲經濟圈即前近代亞洲市場的「反沖擊」。此後,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將這個市場逐步納入世界市場之中時,這個「前近代亞洲市場」除了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相應的位置外,還保留和繼承了自己的歷史延續性。這些歷史延續性在亞洲茶葉出口市場的重組、亞洲白銀貨幣圈的延續、契約勞工貿易的開始和亞洲區域內匯款網路的形成等等方面得到了體現。

濱下武志教授認為,「以中國為核心的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系的朝貢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朝貢貿易關系,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惟一的歷史體系」。這個看法,是形成和貫穿濱下教授「亞洲經濟圈」理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因而成為第一章重點探討的問題。濱下武志教授認為,朝貢關系從政治方面看,是中國統治者將中央與地方的統治關系擴大到外圍和四邊,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貢諸國—互市諸國的順序排列,按鄰接的中心—周邊關系的同心圓的方式交錯產生的一種體系,這種體系在16、17世紀逐漸成熟。濱下教授認為,這個朝貢體系的重要之處更表現在它的經濟方面,因為,在這個由朝貢關系促發和推動的亞洲各國各地區的交易活動中,產生了連接亞洲各地的交易網路、交易中心地、匯兌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這些因素「形成了朝貢貿易關系的交易網路」。這個交易網路不僅在與外部世界進行商品交換的同時,對亞洲和中國市場的價格動向發揮一定的制約機能,更重要的是,它成為西方國家面對東方時不能不受到制約的「沖擊」。而且,日本工業化的發生也與朝貢體系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二章重點探討歷來在近代史研究中不被重視的以帆船貿易為中心的亞洲區域貿易圈的形成、擴大以及亞洲區域貿易圈之間的白銀流通、白銀結算體系,還有以亞洲白銀流通為前提的殖民地銀行的機能,進而分析了亞洲區域內華僑和印度商人等超越國境的經濟活動,以及相伴產生的各地區經濟間的相互聯系,由此而形成的貿易結算機構、金銀關系、銀銀關系、銀錢關系等等具有多重結構的白銀流通圈。同時還分析了亞洲區域內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區,分析了這些具有地域經濟圈中樞地位的國家和地區所具有的金融中樞地功能,以及這種功能在擴大亞洲區域貿易中的作用。實際上,該章探討或提出的問題,就是如何把握亞洲前近代和近代的跨國境的、或者說是同時超越若干國境的地域經濟圈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與亞洲區域內自身形成的、相對獨立的白銀流通圈分不開。

第三章和第四章以中國對外貿易為中心,特別是以歐美商人、銀行是怎樣加入中國貿易體系為中心,進而追尋貿易金融、投資行為的變化軌跡。這兩章實際上是作者

用歷史事實對自己的論點進行論證。第三章探討19世紀後半期的銀價騰貴、貿易過剩和白銀不足,以及由此產生的英國棉製品和中國茶葉貿易之間出現的「現貨貿易」和「現貨結算」的方式。第四章以「1850年代圍繞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連接和擴大,成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轉換期」為中心,探討這個時期英國殖民地銀行進入中國的過程,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大和亞洲貿易結構重組中的問題,以及通過政治、軍事借款導致中國對列強產生的金融依賴關系等問題。

濱下教授認為,歷史上的亞洲,不是以一個平面體的方式存在,而是由多個中心－周邊關系的復合體方式交錯構成,這種狀況,必然形成「連接各地域的、具有網路中介作用的中樞地」。新加坡、馬六甲、琉球、香港等就是具有這種中介作用的中樞地。第五章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香港對外關系置於英國和亞洲貿易圈中考察。通過貿易、金融、勞動力移動等方面的統計,探討香港作為中樞地所具有的經濟機能。

第六章探討的實際是一個總的視角問題,也就是濱下教授從序章開始至第五章所關心的各種問題的視角問題,或者說是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歷史意識。他在序言中明確指出,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需尋求的視野,是立體的多層次的視野,他應當在意識到自身是歷史認識主體的同時,去描繪出同時代人的時代認識,並將其與現代的認識主體的課題意識進行對比和質疑,由此去辨別歷史現象中所包含的紛繁復雜的脈絡,從而在此基礎上完成歷史面貌再構成的任務」。濱下教授以「序章開始到第五章為止的歷史分析的綜合視點」,對圍繞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和歐洲間的關系,以及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間對亞洲與歐洲的認識方面的差異進行了分析與探討。在這一章中,比起經濟史的分析方法來,濱下教授更多地採用了歷史的方法論來探討中國對西洋的認識,探討從洋務、變法論中反映出來的對亞洲的認識,以及西方通過通商、外交關系和基督教傳教等活動對中國的認識等等。

在結語部分,濱下武志教授從「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與對象,在現代史研究中也有連續性表現」的角度出發,對現代中國的地域社會進行了研究。他通過重點考察「合股」「合資」這種在中國民間經濟活動史上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共同出資興辦事業的方式,結合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中民間農業、農村工業、商業、手工業和金融業等等領域中煥發顯示出來的活力,力圖去探討歷史的連續性和內在的聯系。他指出,在近代史研究中,對現代史和現代社會的關心,對於提供研究近代史的視角和問題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濱下武志教授對中國國內民間經濟活動和諸種關系的分析,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把握方法論去探討經濟發展內在契機方面所做的努力。

統觀全書,這本以中國和亞洲近現代歷史為探討對象的著作,根本的立足點和思路與以往同類著作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從亞洲出發進行思考」,而並非僅僅停留於「思考亞洲」本身。因此,本書的視野開闊就是一個突出的特點。

正是在對諸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的把握中,濱下武志教授的重要研究結論之一是:19世紀中葉以來形成的亞洲近代市場,並非是在近代西歐資本主義迫使亞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形成的,而只不過是西歐加入了亞洲早已形成的貿易網路,加入了亞洲原有的市場和這個市場在新形勢下發生了變化。那麼,研究進行到這里,問題實際又集中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上,即原來的亞洲貿易網路和亞洲市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特徵又表現在什麼方面?可以說,「亞洲經濟圈」理論正是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反復探討才得以最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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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塊基石:朝貢貿易和地域經濟圈

通過對亞洲歷史全貌進行的探討,濱下武志教授認為,亞洲的近代史,應當是作為「一個有機關聯的歷史體」和在「統一的亞洲面貌」之下來進行探討。正是在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和以亞洲的整體規模來設定問題的過程中,濱下武志教授注意到了亞洲區域內存在的既相互獨立又密切聯系的「朝貢貿易體系」和「地域經濟圈」這兩個紐帶,並高度重視前述結論,即:「以中國為核心的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系的朝貢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朝貢貿易關系,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惟一的歷史體系」。

「朝貢貿易體系」對理解亞洲與歐洲關系的意義在於,因為西歐在進入亞洲時首先要面對一個按照自身規律運行的亞洲朝貢貿易體系的存在,所以西洋諸國一方面採取了加入朝貢網路的方式,另一方面則試圖介入朝貢關系的一角,並力圖使其改變。由此也說明,對於西洋,亞洲並沒有從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立場出發,單槍匹馬地與之對應,而是不斷通過各自加入的、構成整體一部分的朝貢貿易體系的中介,顯見地或潛在地進行對應。

由於西歐進入亞洲是遵循和利用朝貢貿易體系形成的途徑和網路,因而即使到了近代,一方面,以朝貢貿易體系為基礎的亞洲區域貿易圈,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規定著西洋「進入」和「沖擊」亞洲的內容;另一方面,西洋進入後締結的各種條約,很多方面實質上也是按照朝貢關系中的方式來處理的。在對朝貢貿易體系的理念、形態、結構和相關的一系列問題進行研究後,濱下武志教授認為,「以亞洲各國、各地區為整體共同構成的朝貢貿易體系,已是既成的歷史事實,與西洋發生的新的關系,頂多隻能算是亞洲歷史發展的契機或手段而已。」從這個認識出發,濱下教授關於亞洲近代史何時開始的看法,與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主張，在研究亞洲近代史尤其是亞洲近代經濟史時,應當把亞洲歷史上的經濟活動方式作為固有的研究對象,並以其結構為前提,從西歐經濟在哪些方面與之發生接觸這一視角來進行探討。從這個角度出發,決不能忽視對亞洲歷史上形成的朝貢貿易體系的研究。也就是說,必須從朝貢貿易體系這一視角出發去推導亞洲史的內在聯系,因為這一體系不僅是以地域圈的規模構成亞洲近現代史的前提,其機制和功能也規定和制約著亞洲近代史開始的途徑和方式。甚至在現代史中,也存在以此歷史過程為背景顯現出來的事件。

與此同時,濱下武志教授十分強調地域經濟圈的作用,他認為,過去在追求新的國際統合觀念方面,歷來都是將「國家」以及由「國家」組成的「國際」來作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這種分析框架進而又成為演出種種史實的舞台。但是,在「國家」和「國際」之間可稱之為「地域圈」的領域卻難以包容進去。因而如何把握具有復合和多重色彩的實態「地域圈」的內在紐帶就成為一個問題。特別是在研究經濟史時,把處於「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媒介地位的「地域經濟圈」納入研究視野是十分必要的。同樣,在把握亞洲區域內在關系的時候,並非僅僅存在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還存在地區之間的關系,這就是在歷史上發揮機能作用的實體——地域圈。近代亞洲史不應被視為西歐近代發展階段所規定的對象,而應探求如何在亞洲歷史上的地域圈內的各種關系中,亦即從對亞洲自身的認識中去尋找亞洲的歷史。

而地域圈內各地區的結合,必然形成發揮網路中介作用的中樞地。這些中樞地在近代亞洲的人、財、物流動的歷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些地域圈與朝貢貿易圈相互重合或互為表裡,形成既有區別又聯系緊密的亞洲經濟圈。

因而,朝貢貿易和地域經濟圈也就成為濱下武志教授「亞洲經濟圈」即「前近代亞洲市場」理論的兩塊基石。

四、「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影響

在《契機》一書出版後的幾年,濱下武志教授又獨自撰寫和與他人合作編著出版了一系列與「亞洲經濟圈」理論有關的論文和著作,其中主要有1991年與川勝平太教授合編的論文集《亞洲經濟圈與日本工業化》、1994年與溝口雄三等主編的7卷本論文集《從亞洲進行的思考》、1996年出版的著作《香港——亞洲的網路都市》、1997年出版的著作《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等等。這些著作和論文的出版,進一步在學術界擴大了「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影響,帶動和影響了更多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產生興趣,並且形成了范圍廣泛的學術圈。

濱下武志教授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觀點,尤其是觀察思考這些問題的視角、框架和方法,在日本學術界進而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目。《契機》一書也因產生重大影響而於1992年榮獲讀賣新聞社「亞洲太平洋學術大獎」。正因為這個理論提出了許多與過去被視為定論的學術觀點不同的看法,它在日本學術界引起爭論和批評也就是勢所必然。這些爭論和批評涉及基本理論和具體觀點,范圍相當廣泛。例如,對「亞洲經濟圈」所用「亞洲」一詞的概念和用法首先就出現爭議。有學者指出,過去慣用的「亞洲」一詞,一般是指西歐從西洋方面觀察亞洲地區時所使用的,是一個總括的地理概念,而在「亞洲經濟圈」論中,「亞洲」一詞並非單純的地區稱呼,更多的是作為帶有統一體色彩的詞語及理論前提所使用的,而這種使用是有問題的。進而,有學者對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各地域有機聯系的亞洲體制提出懷疑,認為「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前提是亞洲存在一個有機的體制,即有一個統一的亞洲體存在,但是存在一個統一的亞洲體,僅僅只是一種構想和假設,其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論證的研究課題。如果說亞洲存在著某些地域經濟的聯合體,也可能只是存在幾個不一定有有機聯系的個別地域經濟的集合或綜合體。問題在於,對把亞洲各地區結合在一起的經濟紐帶,也就是形成有機體制的論證,並非僅僅從人、財、物的流動或移動方面進行論證就可以了;或者說,即使存在一個有機的體制,但是維系其作為基本的自立的地域經濟紐帶的基礎到底是什麼?也有學者指出,濱下武志等人關於從前近代開始到20世紀都存在一個亞洲經濟圈,並且發揮著強有力影響的說法,只不過是一種假設,在具體內容的論證方面卻明顯薄弱,例如「亞洲經濟圈」論者強調亞洲在貿易方面有著連續性,但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亞洲的貿易卻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中國沿海地區可說是迎來了一個貿易的新時代,這種變化的非連續性十分明顯。還有的學者認為,「亞洲經濟圈」論者在把握亞洲經濟圈的前近代和近代的連續性時,強調朝貢貿易圈的作用,但同時對歐洲比其他地區發展更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產業革命帶來的變革作用,似乎過分輕視。另外,在關於地域圈作用的評價、日本工業化的動力與朝貢體制的關系等等方面,同樣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

總起來看,雖然目前濱下武志教授的理論和觀點並不為所有同仁認可,而且在某些觀點上還引起了持續的爭論,但可以說,即使是不同意濱下武志教授看法的學者,也認為「亞洲經濟圈」理論的提出很有意義,特別是關於亞洲是一個有機體制的假定,以及亞洲是一個統一體的構想,對於亞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具有相當的意義。

「亞洲經濟圈」理論出現後激起的持續爭論,是正常的學術現象。也就是說,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學者對學術的貢獻往往並不表現在他的觀點在多大范圍和多大程度上被人接受,而在於他的研究和探討是否能夠引起廣泛的注意,並將這個領域和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向前大大推進。從這個意義上說,濱下武志教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提出的理論及其觀點的影響將是廣泛和深遠的,正如一位哲人在評論某位學問家學術觀點的影響時所說:「你可以不同意他,甚至反對他,但你卻無法避開他。」我們相信,今後在研究近代亞洲、近代亞洲與歐洲關系和亞洲現代化等問題時,濱下武志教授都會以他獨創性的見解和扎扎實實的研究,站在這個「無法避開」的地位上。

摘自朱蔭貴，《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經濟圈——評濱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歷史研究》，1999年2期。

❿ 李遠國的人物簡介

李遠國，男，1950年10月生於中國成都
現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教授、碩士生導師，四川大學、山東大學兼職教授。為四川省學術與技術帶頭人，四川省政協第六屆、七屆、八屆、九屆委員，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成都市道教協會副會長。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日本國際傳統醫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香港道教學院客座教授、《氣功與環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