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教授劉昉

㈠ 四川大學2010年機械工程學院研究生錄取名單

摘要 四川大學機械工程系成立於1954年，由成都工學院機械工程系機械製造工藝及設備專業發展變革而來，2009年7月由製造科學與工程學院的機械製造及其自動化系、機械設計及信息工程系和汽車及機械電子工程系合並組建而成。本專業學科1981年獲准為碩士學位授予點，1990年獲准為博士學位授予點，1999年和2005年「機械工程」先後被評為四川省重點學科和國家一級學科，2003年「機械工程」設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現擁有機械製造及其自動化、機械設計及理論、機械電子工程、車輛工程四個博士點，以及「先進製造技術」和「人機系統及仿生工程」兩個四川省重點實驗室。有教師47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21人，講師16人，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30人。

㈡ 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心學者

中心學術顧問：
（按姓氏筆畫）
丁長清 南開大學教授
王子今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冉光榮 四川大學教授
劉 淼 蘇州大學教授
陳 鋒 武漢大學教授
陳慈華 四川省鹽業總公司總經理
吳天穎 北京經貿大學教授
鄭學檬 廈門大學教授
凌耀倫 四川大學教授
隗瀛濤 四川大學教授
彭久松 四川師范大學教授
董志華 中國鹽業協會會長
戴 魯 武漢大學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會
主 任：曾黃麟 四川理工學院院長、教授、博士
副 主 任：楊天宏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
副 主 任：林文勛 雲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博士
副 主 任：宋良曦 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國際鹽史委員會委員
副 主 任：曾凡英 四川理工學院教授
秘 書 長：曾凡英 四川理工學院教授（兼）
校外委員：
楊天宏：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
段 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林文勛：雲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博士
劉經華：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
鮮於浩：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
侯德礎：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院長、教授
蔡東洲：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史繼剛：西南財經大學經濟系教授、博士
彭通湖：四川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傅剛義：四川久大鹽業（集團）公司董事長、高級工程師
宋良曦：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國際鹽史委員會委員
校內委員：
曾黃麟：四川理工學院院長、教授、博士
曾凡英：四川理工學院教授
吳 斌： 四川理工學院教授
何 凡： 四川理工學院教授、博士
中心管理委員會
主 任：曾凡英 四川理工學院教授
副主任：黃 健 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
副主任：鄧 昱 四川久大鹽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
副主任：邱仲平 四川理工學院政法系主任、副教授
辦公室：萬吉瓊 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 楊宗蘭 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
學術部：吳 斌 四川理工學院教授
編輯部：曾紹倫 四川理工學院 博士
信息部：胡 進 四川理工學院

㈢ 請問四川大學細胞生物學教授有哪些

宋旭 魏於全 王亞軍 鄒方東 胡火珍 楊春蕾 李靜 李沁桐 童英 林蘋 蔣揚富 畢鋒 朱文 王艷萍 趙瀛蘭 吳曉華 黃燦華 鄧洪新 梁淑芳 聶春來 楊金亮 楊莉 文艷君 李炯 吳揚 莫顯明 龔玉萍 周光前 解慧琪 鄧 力 周 欽 王修傑 李華順 姜長安 魯青 朱紅艷 劉瑾 聶春來 肖波 李華順 姜長安 岑小波 文富強 石桂秀 唐承薇 馬用信 肖恆儀 陳儀 馬用信 鄧洪新 聶春來。。。。。。。。。。

㈣ 體質人類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戰國時代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該書記載了不同地域人類的體質特徵，骨骼和內臟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資料。漢代以後，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中國文獻中對不同體質特徵的人群記載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對人類體質特徵的初步觀察。北宋時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其所鑄造的經絡銅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體模型。劉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書》最早記錄了先天性畸形的資料。南宋末年，宋慈（約1247年）的《洗冤集錄》包含有體質人類學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義編寫的《三才圖會》記載有對人類五官形態的分類。這些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但卻是對人類體質研究的早期萌芽。
現代體質人類學是在19、20世紀之交開始從國外傳入我國的。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的百年發展歷史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既19、20世紀之交至20世紀20 年代末的傳入和接受時期，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時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發展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縱深發展時期。 （19、20世紀之交至20世紀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論》和達爾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的中譯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後在中國出版。這兩本著作對於進化論和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意義。1918年，陳映璜的《人類學》一書出版。該書包括人種的特徵分類、分布，人類的起源、進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內容。1924年出版了顧壽白的《人類學大意》。該書包括人類概說、人類性質、人類由來、人種分類法與差別、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內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開設人類學講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設立人類學組，添設人類學科目。由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類學的種子，使得許多人到國外攻讀人類學，成為我國最早期的人類學家。
1920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了中國人類學與解剖學會，同年7月出版了博醫會報。在此期間，出版了許多人類學專著，如黃新民的《世界人種問題》（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頭蓋骨發現之經過》（1929年）等。
在20世紀20年代末之前，中國的古人類學和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主要是由外國學者做的，同時也開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龍骨山一處50萬年前的洞穴堆積物中發現幾片石英片後，留下助手師丹斯基（Otto Zdensky）繼續發掘，當年發現了一枚古人類牙齒化石。1926年夏，師丹斯基在瑞典的實驗室中從由周口店運去的含化石的堆積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類牙齒化石。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達生（D. Black）將這些古人類化石命名為北京中國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稱為中國猿人北京種。1927年起，步達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在周口店進行發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中國猿人頭蓋骨。
在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魯門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對一具中國人頭骨的描述。據劉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約174具中國人頭骨被人類學家研究過，這些工作都是外國學者做的。在19世紀20年代，美國的人類學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訪問期間測量了700個中國學生。1920年，在博醫會報中報道了300名中國人的顱骨測量數據和388例中國人的身高、體重、胸圍等指標。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大量東方人頭骨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構成蒙古人種或黃種人的大部分，雖然漢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國的朝鮮族在頭骨的構造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完全的種族組。1929年，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問題統計研究雜志上發表了從長骨推測身高公式的人種差異。
在台灣，17世紀初隨荷蘭的殖民佔領，荷蘭軍醫曾對台灣原住民進行過身高測量。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有多位日本人類學家在台灣進行過體質人類學研究。鳥居龍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灣做過四次體質人類學調查。他認為，台灣原住民是由菲律賓群島、波里尼西亞群島和馬來半島遷移而來。在此之後，日本學者津崎孝道、安達島次等人陸續發表了有關台灣原住民頭骨、椎骨、牙齒等的人類學研究報告。這些研究都對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發展產生了影響。 （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
在這段時期，中國第一代體質人類學家和古人類學學家已經成長起來，吳定良、李濟、劉咸等體質人類學家開展了中國早期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楊鍾健、裴文中、賈蘭坡等古人類學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發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吳定良在英國獲人類學博士學位後於1935 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研究員。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終年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體質調查，並積極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他發表了10多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如1942年在英國皇家學會人類學雜志發表了中國南方壩苗的體質特徵。另外，吳定良還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雜志，對中國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吳定良在中國人類學雜志第二冊報道了華北平原中國人之體質測量，測量了各種指數190項。 1947年9月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與人類學研究所，吳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長。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他還兼任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體質人類學科研人員和師資。1948年，吳定良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濟在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攻讀人類學專業並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主要進行考古學研究，同時也進行過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1937年，劉咸根據體質特徵將中國人分為三種類型，即華北人（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華中人（分布在長江流域）和華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灣）。劉咸還進行過海南島黎族的體質研究。此外，吳金鼎進行過山東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在古人類學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於日本侵略戰爭被迫停止為止，共發現了大約40個猿人個體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證據和一百多種脊椎動物化石，其中哺乳動物接近100種。魏敦瑞（F. Weidenreich）對已發現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當詳細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頂洞還發現了包括3具完整頭骨在內的代表8-10 個個體的古人類骨骼化石。根據伴生動物化石推斷，北京猿人（現稱為北京直立人）和山頂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別為大約50萬年前和1萬年前至3萬年前。這些古人類化石除了在瑞典的烏普薩（Uppsala）保存的戰前運去的3顆猿人牙齒外，都在1941年日美開戰初期失蹤。
在台灣，1936年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解剖學教室設有兩個與體質人類學有關的講座，分別由日本學者森於菟和金關丈夫任教。前者主要進行台灣各種族之皮膚色調及蒙古斑（兒斑）等研究，後者則從事活體測量、骨骼測量、血型、手足紋理、軟部人類學和各種族學童身體發育等研究。
在此期間，中國的多所大學設立了人類學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培養了一批人類學方面的人才。同時出版了一批體質人類學的譯著和專著，如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的《化石人類學》，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學》，長谷部言的《自然人類學概論》，西村真次的《人類學泛論》等。專著有吳敬恆、蔡元培、王雲五主編的《世界人種志》，葉為耽的《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們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這一階段，古人類學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形勢的變化，古人類學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響。對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類研究方面，發現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瑪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質工作者在雲南開遠發現五枚森林古猿牙齒。1957年在雲南開遠又發現五枚拉瑪古猿牙齒，年代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雲南祿豐發現了拉瑪古猿的一些上、下頜骨和40多枚單獨的牙齒，年代為第三紀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廣西大新縣一個山洞中發現了3枚巨猿牙齒。同年，在廣西柳城的山洞中又發現了一個巨猿下頜骨，年代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廣西和廣東還發現了47枚巨猿的牙齒，但確切地點不明。1965年在廣西武鳴一個山洞中發現了12枚巨猿牙齒。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發現了新的巨猿化石地點和250多枚巨猿牙齒，年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廣西巴馬縣又發現一個巨猿牙齒，大新、武鳴和巴馬發現的巨猿化石的地質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發現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幾枚牙齒，被認為是類似南方古猿的類型。
直立人階段的古人類化石包括在雲南元謀發現的元謀猿人，在陝西發現的藍田猿人，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鄖縣和鄖西縣發現的猿人牙齒。 1965年5月在雲南發現的元謀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內側門齒各一枚，地質年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170萬年前。藍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的下頜骨化石和1964年在藍田公王嶺發現的頭蓋骨和部分面骨化石。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發現了5枚猿人牙齒和2段肢骨。1958年，發現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頜骨。1966年發現一個頭蓋骨的額骨和枕骨部分，與 1934年發現的2塊頭骨碎片可合拼成一個非常完整的頭蓋骨。另外，在周口店還發現了單獨的一枚猿人牙齒，大量舊石器，用火的證據和多種哺乳動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馬壩人、長陽人、丁村人和許家窯人等。馬壩人是1958年在廣東曲江馬壩獅子岩發現的一個頭蓋骨。長陽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長陽發現的，是一塊左側上頜骨斷片連同2枚牙齒。丁村人遺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發現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舊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內側門齒，上外側門齒和下第二臼齒，全是右側的，同屬於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發現了一塊大約兩歲幼兒的右頂骨的後上部。許家窯遺址在1976、1977年被大規模發掘，古人類化石包括較完整的頂骨三塊，枕骨兩塊，左上頜骨一塊（附連部分牙齒）和一些頂骨碎片和牙齒，分別屬於十多個個體。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資陽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廣西柳江縣的一個岩洞發現的，材料包括一個完整的頭骨（缺下頜），兩段股骨和一右髖骨、骶骨、椎骨，屬於一個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屬於另一個女人。資陽人是1951年在四川資陽的一處橋墩工程中發現的一個老年婦人的頭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內蒙古烏審旗發現的古人類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塊右頂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灣的台南縣左鎮發現了一些晚期智人的頭骨碎片和牙齒，被稱為左鎮人。
這段時期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寥寥無幾。在中國大陸，只有董悌忱的廣西僮族體質的人類學研究。在台灣，1950年後開始有中國學者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台灣大學醫學院的蔡錫圭等在1960年進行過布農族人骨的測量研究。出版的與體質人類學有關的專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樣變成人》，賈蘭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國猿人》、《骨骼人類學綱要》、《中國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楊鍾健等的《中國人類化石的發現與研究》，劉鹹的《猴與猿》、武況甫編譯的《猿類的生活史》等。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體質人類學逐漸向縱深方向發展，在古人類學、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以及相關的應用學科取得了很大進步。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各省文管會、博物館等相配合，成為中國古人類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又有一批古人類化石出土。直立人階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縣發現的和縣猿人，1993年在南京湯山發現的南京人，1994年在遼寧營口發現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階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陝西大荔發現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縣發現的巢縣人等。這個階段的古人類學研究較注意新理論和新技術的應用。在理論分析時廣泛運用古生態學、埋藏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人類的進化過程。氨基酸年齡測定法、熱釋光斷代法、石製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術也在古人類研究中得到應用。
在這段時期，多所大學新設或重建了人類學系，成為體質人類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人類學系，主要研究文化人類學，但也介紹體質人類學的一些內容。1981年中山大學復辦人類學系，1984年廈門大學成立人類學系，1999年雲南大學成立人類學系。這些大學都開設有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課程並進行相關研究。另外，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館等單位也進行體質人類學的教學或研究。1982年台灣大學的考古人類學系改名為人類學系。1999年台灣慈濟大學成立了人類學研究所，從事體質人類學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另外，各醫學院校人體解剖學和公共衛生學方面的學者也成為體質人類學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這段時期，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方面的特點是研究范圍擴大，注重應用性研究，研究技術向微觀和分子水平發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辦了兩期全國人體測量訓練班，1984年和1985年先後出版了吳汝康等的《人體測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體測量手冊》。這些為中國各民族的人體測量和觀察研究奠定了基礎，因此，全國各少數民族的人體測量和觀察研究大規模開展起來，到目前為止，已對全國43個少數民族的體質特徵進行過測量和觀察研究。人體測量學技術還被廣泛應用於各民族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的研究和體育運動的研究等。 Heath-Carter體型法也在少數民族、運動員的體質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還涉及靈長類的解剖和生態，人類生理特徵的遺傳與變異，各少數民族正常膚紋，各種遺傳病患者的膚紋，各民族包括紅細胞血型抗原、補體成分、各種酶、耵聹類型、苯硫脲嘗味、色盲、結合珠蛋白等遺傳性狀在內的遺傳多態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態性，主要是線粒體 DNA和Y染色體DNA被用於人類群體的親緣關系、進化和遷徙等研究。此外，人類工效學（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醫人類學（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學和醫學人類學等與體質人類學關系密切的應用學科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在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後已經比較成熟，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距離。在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體質人類學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

㈤ 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哪個老師好

教授及來其研究方向

文楚源安：美國文學、翻譯

王蜀豫：日本文學與文化

馮澤輝：英美加文學

王曉路:近現代英美文學、比較文學

石 堅：美國文學與文化

何 平：歐洲文化

龍 葵：英語教學

劉利民：心理語言學、外語教學心理學

朱 徽：英美文學與翻譯

易 丹：歐洲美國文化

吳顯洪：英語教學

李 郊：英美文學

馬立泰：英語教學

楊武能：德國文學與文化

陳忠榮：英語教學

肖安溥：文學翻譯

邱望生：英語教學

周光亞：英語語言學

林必果：歐美文化與文學

羅悌倫：德國文學與文化

柯吉貴：英語教學

敖 凡：文學、語言學

塗尚銀：俄羅斯文學

袁德成：英國文學

程錫麟：美國文學、文學批評

㈥ 生命關懷與審美超越:災難文學研討會

一、災難文學：概念、內涵及意義
1、災難文學應該包括天災和人禍（羅鳴，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災難文學是否只是針對天災（自然災害）？凡對人類社會帶來重大損失或造成悲劇結果的都可稱為災難。自然災難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災難文學應該包括天災和人禍兩個部分。人的本質是社會的，離開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抽象談人與自然的關系沒有意義。針對災難的認識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在宗教里，災難並非壞事，比如基督教認為災難是上帝對人的救贖和恩典，因為人有原罪，上帝通過災難的方式來提升人。中國的「多難興邦」是不是也含有這種意思？但世俗理解災難是絕對的壞事，能躲則躲，不能躲則粉飾麻痹，接著是盡快遺忘。魯迅說過，「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我們現在做不到這種境界。所以巴老的建立文革博物館的願望至今都未實現。如果災難文學仍然按照這種災難觀去研究，不如不要研究。中國是缺乏宗教的國家，不會認為災難是救贖，是反省提升自己的方式，沒有這種思維，對所有災難我們都只是被動承受和主動遺忘。美國越戰後搞了個越戰牆，刻上所有在越戰中陣亡的人員名單。越戰對美國而言並非一件好事，它失敗了，但它還是弄了這面牆，這就是美國的反思，美國的災難文學。以色列的哭牆也是這樣。但我們沒有。所以首先要釐清災難觀，否則就是褻瀆災難文學。

2、災難是文學的題中之義（吳野，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5.12大地震的驚惶過去後，大家很快就意識到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要從文學這個特殊的視角來觀察、再現這場災難。災難文學是文學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是題中應有之義。文學關注的是人的生命，是人性。生命的堅強與脆弱，人性中令人感動的美和丑惡、猙獰的一面，在災難中都會以各種最刺目的形式表現出來。生命、人性中許多復雜問題，也會在災難中得到展現，引起我們深沉的思考，甚至可以促進我們文學的變革。我認為災難文學有可能出現史詩式的作品（當然，那需要過個幾年去消化、提煉），因為中外文學中的經典作品都跟描寫人類大災難有關。《舊約》就是一部史詩，寫的就是人類的災難。洪水來了，生靈塗炭，上帝派出諾亞方舟拯救人類，如何出埃及，如何找到水草之地安居等等。中國的古典文學從《詩經》、《尚書》開始，也記錄了許多人類的災難。所以災難文學是個大題目，是個關乎文學本性的題目，是一個可能出現史詩式作品的題目。

3、災難文學和文學有內在一致性（李明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文學的根源要追溯文學反映生活的狀態選擇。文學反映的不是常態化的平常生活，更多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動態化的、極端化的、災難化的生活。現代社會的四大關系無法迴避，也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災難文學和文學本身有很多內在一致的地方。根據傳統理論，文學就是把矛盾、沖突、非常態的、極端的、人的本質的東西加以集中放大、集中表現。災難恰好是一個偶然性的典型的集中爆發的事件，更能把人的心性、情感、價值觀念反映出來，把人性放大，把美、丑到放到極致，這就是文學最大的魅力。很多作品為什麼缺乏感動的審美超越的東西，就在於它在平常生活的表現中矛盾沖突、故事性不強，而這些在災難文學中能表現得很好。

4、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應有反思（向寶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災難文學既包括自然災害，也包括社會、人為苦難。我們中國文學缺乏的就是苦難敘事。中國反映戰爭的文學作品很多，但都是看重戰爭的結果、性質，不像前蘇聯還有《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這樣的作品。災難文學地震文學有幾個好處，一是提醒我們的文學/詩歌對社會的重返。近幾年詩歌不能引起重視，只能裸體誦詩才吸引大家的注意。二是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遠遠還沒有完成。自然災害也不完全是偶發的、非人為的，也牽涉了很多因素。為什麼倒塌的是教室？這些都要進入我們的反思。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應有反思。哪裡有反思，哪裡就有拯救。現在我們還沒有足夠大的反思空間，但未來一定會出現，這也是我們文學藝術家的責任。

5、危機就能產生轉機（蔣迎西，四川新聞網文藝創作室主任）
我站在記者角度說幾點感受。第一，這次大地震讓我們的靈魂得到了一次洗禮，主要是把我們人性中善的一面放大了。現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很多人是又不要臉又不要命，但這次地震，各方面的關注和投入體現出了我們民族的偉大，我被感動了。第二，天災毀滅了很多文明，但同時也催生了很多文明，並且使很多文明得到了升華。我們四川盆地的神話傳說「杜鵑啼血」，反映的就是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遭遇的災難。李白詩中的「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鉤連」實際上提到的也是災難。第三，天災是人類的另類賜予。四川盆地為什麼被稱為「天府之國」，就是由許多次地震造成的。青藏高原、橫斷山脈、九寨黃龍等優美景色都是地震造成的。我個人認為這次地震能夠產生文藝巨作。好萊塢的大片之所以能夠風靡全世界，就是因為把各種矛盾沖突推到極致。汶川大地震也是把各方面的因素都放大了，危機就能產生轉機。但目前不能，因為有些真相我們現在還不能反映。

二、審美超越：生命意識與人文關懷
1、審美超越必須考慮人和自然的關系（曾永成，成都大學教授）
說到生命關懷，首先指人的生命。有個記者在災後一個多月到了北川，在廢墟上看到一條小狗，一直守在那兒。他無法想像那條小狗是怎麼活下來的，而且看到人後就跟著他們走了很遠。他很想把它抱出來，但又擔心無法通過防疫檢查，只有戀戀不舍地和小狗告別了。從今天生態人類學的觀念來看，即使是條小狗，也是我們應該珍惜的生命。但在現實條件面前，你無可奈何，想要援助也不可能。人在面對自然的時候，平時很樂觀。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確實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生態代價這個概念對許多人而言還很陌生，改造者只想著取得了什麼，沒想到失去了什麼。《中國地理雜志》在地震後出過一期專號，地質專家解釋說大山裡面的開發建設有個普遍現象，就是切掉山腳，靠著大山修房子、建廠房。山腳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安息角，用來保持穩定的。挖了安息角，來了地動，山就垮了，當然無處可逃。人不去，就不叫惡劣的自然條件。人去了，才叫惡劣的自然條件。人在自然面前，究竟該如何面對自然？這個問題立刻就凸現出來了。
多年來我一直研究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一直有個觀點：我們向來的馬克思主義闡釋、社會理論包括文藝理論，都遮蔽了一個人類所面對的重要現實——自然，遮蔽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研究這個問題。都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認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但我理解不同，這個觀點其實是費爾巴哈的。費爾巴哈說的是一男一女所形成的自然的社會關系，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說的是人在實踐中形成的歷史具體的社會關系。而實踐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才是我們社會存在所面臨的第一位的關系。
經過這一次的災難，我們文藝圈子包括世界觀、自然觀、歷史觀都需要深刻調整。一個主題，就是怎樣面對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與自然界的生命是血脈相通的。馬克思說過，自然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不僅是物質糧食，也是精神糧食。所以我覺得這次災難後的理論、審美超越都必須往這個方向走。必須把人和自然的關系嚴肅地擺在面前。人與人的不同首先就體現在人對生態資源的佔有情況不同。有些人躲得過災難，有些人躲不過，說到底就是因為對生態資源的佔有不一樣。這從根本上把我們人分開了。
另外，災難肯定是悲劇。怎樣認識自然災難造成的悲劇也是個問題。從布留洛夫的畫來看，表現了人們的驚恐，同時也相互維護，比如婦女把小孩摟在懷里。當然整個畫面還是一種無奈。米開朗基羅的《先知耶利米》據說畫的就是耶利米思考龐貝城悲劇的情景。我們也需要深入地思考一下。恩格斯對歷史悲劇所下的定義也應擴展。放到人與自然的關繫上來，自然界也有很多它自身生存的必然規律，這種必然性不可能實現，就造成了人與自然的悲劇性沖突。那麼我們就要思考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珍愛生命，審美超越，這絕不是辯證法就能解決的問題。我們也不能沉溺在把壞事變成好事這種膚淺、空洞的想法上。這次災難當然和過去不一樣，在英雄主義、團結互助宣揚的同時，我們有更多悲憫、更多對生命本身的珍惜，比如在救人時，是能救則救，救援人員的生命必須先保住。按照我們過去的做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那就是另一種場景了，這也看出我們整個社會在觀念上的巨大進步。對悲劇的反思，我們要正視它，要嚴肅地對待。

2、審美超越應當反省（向寶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我的觀點是審美超越應當反省。不管是災難文學，還是20世紀的文學整體都缺乏深度，原因在哪裡？災難文學或災害文學有兩種敘事方式，我歸結為頌歌式敘事和苦難敘事。到今天為止，我們事實上還在頌歌敘事的層面。我們的感動實際上不是被英雄事跡感動，而是被我們自己感動。大家可能還沒意識到，我們是被自己的感動所感動了。據災區前線回來的人講，災區的實際情況比我們描述的更慘烈。到目前為止，我們對災區情況的反映還僅僅是整體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因此，目前我們對災區的所有反映就是一種頌歌式的審美反應。這是不夠的。這就是導致我們的文學缺乏深度、力度的原因。泰奧多·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次有首詩《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和阿多諾相反的是200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凱爾泰斯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只能寫奧斯維辛的詩。」凱爾泰斯的話恰恰和我們中國新時期文學歷程相似。粉碎四人幫之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歸來作家、知青作家，他們的寫作如果不反思歷史，不對歷史進行苦難書寫就不被人認可。實際上阿多諾用的是他特有的否定，他也說過只有在文學之中才能看到苦難的聲音和苦味。他認為膚淺的感傷式的苦難書寫是對文學的否定，這種詩才是野蠻的。汶川大地震後有沒有野蠻的詩人？有，至少有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
苦難文學敘事有三個層面：書寫苦難、反思歷史、批判現實。現在我們要求汶川大地震文學達到深度、力度太性急了，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也是如此。最開始還是天安門詩抄。我界定目前為止的汶川地震詩歌就相當於天安門詩抄階段，還沒走到傷痕文學階段。現在對汶川大地震的反省基本上就是這種審美傾向。這些文學作品給我的感動、震撼遠不及圖片。我看到的影視作品《震撼世界的七日》也不好。這個時候的文學是非常無力的，我寧願看報紙、新聞紀錄也不願意看那些文學作品，很虛假。如果我們要直面災難，與其說是審美超越，不如說是生死超越。地震中出現的「范跑跑」引起了很大爭論。但是經香港衛視討論後，就出現了很多同情理解的聲音。為什麼？語境發生了變化。當一種行為選擇變成學術思考後，他的行為就獲得了合理性。「范跑跑」和我們這個話題的相關性在於：本來人是一個血性的存在，而到了「范跑跑」那裡就變成了理性的存在。譚千秋等老師的救人行為究竟是道德底線還是道德高標？我們陷入了被動。如果教師救人是道德底線，那麼譚千秋等老師的行為就不值得我們歌頌。如果是道德高標，那麼「范跑跑」就不該受到我們譴責。在那樣一種情境下，那些超越了生死的人成為了一種宗教性的存在，而我們世俗的人沒有超越性，就是一種世俗的存在。所以我們敬佩譚千秋，但理性思考下也可以理解「范跑跑」。

3、災難拯救中的宗教審美維度（蘇寧，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蘇寧研究員認為，按照法國年鑒歷史學派的方法論，人類精神生活史在「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三個不同的時間尺度中表現為不同的面目。它們可以分別表述為，「結構」、「情勢」和「事件」。通過不同的時間維度來考察一種具有時間跨度的社會文化現象，如災難現象，我們可以將其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系起來。災難文學的「長時段史」可以追溯到神話時期，原始宗教時期。這種持續性的結構從歷史某個時期來看，常出現「中時段」的轉移。它可能給災難史帶來異樣的表達方式，但中時段的歷史情勢阻擋不了向長時段結構的回歸。從這個意義看，災難文學在結構上，是民族性的宏大敘事，是幾千年災難母題的神話傳統，英雄情結、宏大敘事構成了傳統。從「短時段」看，個人心靈體驗式的「事件」出現了，災難爆發時短時段激發的美會放大，但不長久，它和現實真實的殘酷性之間會形成落差。這是存在意義的美，有可能阻斷傳統帶來新的問題，帶來新的美學表達方式。

三、災難文學創作現狀與批評
1、不要把災難「慶典化」（何開四，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正因為有此岸的災難才有彼岸，救贖與詛咒是無限循環的。幽默地說，上帝懲罰人類有很多種方式，可以用微軟，可以用地震，可以用海嘯，甚至還可以給人類降生一個非常糟糕的領導者來把國家搞亂，人類當然也不能忍氣吞聲。先賢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古時候的先賢無法應對災難，只能藉助想像，於是誕生了宗教和神話故事，比如大禹治水、精衛填海等等。《聖經》中的洪水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既是道也是器。比如摩西出埃及，考古、田野調查已經證實了其中有些東西是事實存在的。至於人與自然的關系，按照錢鍾書的說法，夫「學與術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勝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人來自於自然，脫離自然後，最初敬畏、效法、模仿自然（「法天」），接著工業革命後，想「勝天」，災難就出現了。最終該回到的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是最聰明的，也是最愚昧的。我有個觀點是「空間大於時間」，就是說一地發生了災難，而另一地的人即使知道了這個災難，也永遠不會吸取教訓。中國最終還是會以環境為代價。災難文學涉及的面很廣。我們的世界是人的對象化世界，人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疊合的。人的劣根性決定了很多災難的必然性。現代社會是「人類不仁，以天地為芻狗」。天地會加倍報復人類。比如金融海嘯，這個詞既有天災也有人禍。一切敘事都該是審美敘事。現在我們的災難敘事是把災難「慶典化」、「廣場藝術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這恰恰不是文學敘事、審美敘事。在目前語境下，國家、人都要正視災難。我們這個民族比較健忘。現在要求不要過分渲染災難的恐怖可怕，其實第一步就應用文學的方式把災難的可怕展示出來。如果沒有感性的、具有沖擊性的、讓人刻骨銘心的敘事，就不是災難文學。另外，要有反思。中國沒有大文學家出現，實際原因是沒有大思想家出現。

2、中國文學藝術中似乎沒有災難的影子（曾永成，成都大學教授）
災難文學這個概念只有外國文學中有個「災難悲劇」。我印象深刻的是19世紀俄國畫家布留洛夫的作品《龐貝城的末日》，跟我們這次地震災難可以對應的一個作品。網上有許多龐貝城廢墟的圖片，包括從地下、火山灰中挖出的骷髏。有個骷髏的頭部還挺立著望向天空，可以想見火山灰是瞬間罩住了他們。在歐洲幾百年間流行過的黑死病，也是人類遭遇的巨大災難。還有冰海沉船。我們所說的災難，大都是自然災難，人為的比如戰爭、社會制度造成的災難似乎在這個話題之外。我們主要面對的是人類無法抗拒的、無法預測的突來橫禍式的災難。中國的文學藝術中似乎沒有災難的影子，不過羿射十日和這個有些關系。長期以來，文學藝術和災難擦肩而過。我們中國文學表現出來的這種疏遠隔膜，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自然氣候條件比較好，過去沒有遭受過巨大的災難。我們的社會、戰爭連綿不斷，矛盾尖銳，就掩蓋了這種災難，遮蔽了文學家藝術家的視線。我們中國人對天特別崇拜，認為不可言說，就不去說。5.12大地震把這種災難一下子推到我們面前。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我整個的心態就是無奈。我多年以來研究生態學，但在這種無法預測的災難面前，有什麼用？文學能做什麼？生態美學又能做什麼？這個會議，也可以說是痛定思痛。

3、天災文學具有必然的膚淺性（黎風，四川大學教授）
我把災難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天災，一種偶發性的東西，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必然性，比如地震、雪災。自然災難是偶發性的，文學一般不反映偶發性的事件，文學關注的是人禍。人禍能產生大文學。自然災難不具有文學所表現的本質性的東西，它具有新聞性、偶然性。60年代的自然災難，也有很大的人禍因素，四川死了很多人，但沒留下多少能讓人記住的文學作品。路遙的中篇小說《在艱難的日子裡》寫的就是這個，是為他的《平凡的世界》打底的一部作品。我認為，這次災難的文學作品只能表現出文學對社會的關注，人文關懷，但直接體現這次災難的文學作品不能代表文學本身，不能產生經典的作品。我個人懷疑這次大地震是否能直接為中國文學提供一個跟這個題材相關的東西。感人的故事很多，但能否構成真正的文學發展的方向，我很懷疑。我看了馮小寧的《超級台風》後，就感覺這種天災帶來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具有必然的膚淺性。紀實性、及時性很強，反映的此時此景，一個是應對災難，一個是突出政治英雄。盡管它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災難片。英國的泰坦尼克電影反映的就只是自然災難，美國的泰坦尼克電影就變成了災難只是背景，主要反映男女主角的生死愛情。所以這種有關天災的文學作品，當時可能反應很大，但過去半年後，人就開始麻木。我舉個小例子。最近我們接到捐衣物的通知，但最開始踴躍捐錢的老師們反應都很冷淡。這說明中國人遺忘天災很快。
http://www.8dou.net/html/article_show_50097.shtml

㈦ 四川經濟學教授

杜肯堂，男，1935年生，四川省樂山市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規劃經濟學科組成員、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顧問、四川省科技顧問團顧問、四川省區域經濟研究會名譽會長、區域經濟與現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區域可持續發展、區域發展戰略。
周春，男，1927年2月生，天津市人。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四川大學經濟系主任，總支書記，經濟研究所所長。歷任四川省價格學會副會長，四川省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價格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資本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價格理論與實踐」等領域頗有研究。
楊繼瑞，男，1954年10月生，四川省井研縣人。經濟學博士。西南財大黨委副書記。原四川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7年被國家教育部評為跨世紀優秀人才、國家國土資源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兼任四川省土地學會副會長、四川省財政學會副會長、四川省發展經濟學會副會長、四川省稅務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土地估價師協會副會長、四川省科技顧問團顧問、成都市科技顧問團顧問等職。主要研究領域：城鎮土地開發、房地產開發、企業管理、經濟理論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教育部社科基金科研項目10餘項。
廖君沛，男，1939年8月生，四川省隆昌縣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經管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宏觀經濟管理教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分析。
文富德，男，1950年6月生，四川省資陽市人。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南亞學會副會長，中國亞太學會副會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南亞經濟研究。承擔並完成中華社科基金、國家教委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課題各1項，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2項。

㈧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教授捐款1億，他為何會這么做

相信大家最近都能夠看到這樣一個新聞：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一位教授，向醫院用個人的名義，捐出了一億的資金。看到這么大的數額，相信很多人是非常驚訝的，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普通人奮斗一輩子都得不到的錢，更別說捐款了。因此，也有非常多的人，想要知道為什麼這位教授要向醫院捐出自己的一億元。那麼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不得不說，能夠像文章中提到的教授那樣的人，中國還是很缺乏的。因此，我們鼓勵更多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不妨為國家的建設，多付出一點力量。

㈨ 四川大學工科實驗班機械及其自動化怎麼樣

四川大學工科實驗班機械及其自動化專業好在：

1、師資力量深厚：有教師47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21人，講師16人，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30人。四川大學傑出教授7人，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23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課題負責人4人；國家創新人才推進計劃「中青年科技創新領軍人才」2人。

2、對外交流頻繁：選派優秀專業學生到國際一流大學訪學交流，並給予經費支持、學分認定政策和相關獎勵等政策。開設「國際課程周」（UIP），邀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名師來校開展為期兩周全英文課程教學。

3、小班化」 教學：建立了以學為中心，「探究式-小班化」教學。按25人編班，全面開展高水平互動式、小班化課堂教學改革。教授100%為本科生上課。

(9)四川大學教授劉昉擴展閱讀：

四川大學工科實驗班機械及其自動化專業主要學習機械設計與製造的基礎理論，學習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和信息處理技術的基本知識，受到現代機械工程師的基本訓練，具有進行機械產品設計、製造及設備控制、生產組織管理的基本能力。

培養能在工業生產第一線從事機械製造領域內的設計製造、科技開發、應用研究、運行管理和經營銷售等方面工作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