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中文系印教授

Ⅰ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是誰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是陳望道。

1919年冬，受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經李漢俊校閱、陳獨秀審定之後，於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

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初版，既沒有精美裝幀，也沒有採用優質紙張，但在那個年代卻猶如一面旗幟，指引著革命者前行。毛澤東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就包括其在1920年夏秋讀到的《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中國的出版，不僅使當時中國思想先進人士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堅定了他們追求共產主義的信念，而且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備，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革命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已存世極少，目前所知國內僅存寥寥數冊，非常珍貴。

(1)復旦大學中文系印教授擴展閱讀

陳望道畢生從事文化教育和語文研究工作，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辭學發凡》出版於1932年，全書共分12篇，分別講述修辭學的各個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豐富。所引用的書約250部，單篇論文約170篇，方言、白話各種文體兼收並蓄。

二是歸納系統，闡釋詳明。該書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對漢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作了系統而詳盡的分析歸納。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為辭格、辭趣兩種。

辭格歸納為38格，每格又分若乾式,對漢語文中的修辭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陳望道是中國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帶進漢語修辭領域的學者。

Ⅱ 張建武的基本資料

字金戈，好亦文，別署靜愚軒，大專文化程度，原為江蘇省淮安市工人文化宮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江蘇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淮陰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中學時代，愛好書法篆刻。1976年2月應征入伍，在上海警備區服役，師從著名篆刻家張寒月、高式熊、趙林（三老均為西泠印社社員）先生研究篆刻藝術。師從柳曾符（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先生研習書法藝術。先後入上海市第二屆書法篆刻進修班。1987年加入上海市書法家協會。1989年4月轉業至江蘇省淮陰市工人文化宮。1989年4月加入江蘇省書法家協會。1990年結業於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班，1999年10月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

Ⅲ 傅東華的人物經歷

1920年，在北京加入文學研究會。此後，在上海大學、上海中國公學任教並從事著譯。一度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
1932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33年7月，與鄭振鐸主編生活書店印行的大型月刊《文學》，同時為商務印書館編撰《基本初中國文》、《復興初中國文》、《復興高中國文》3套各6冊，發行全國。
1935年春，任暨南大學國文教授。
1936年，發起組織文藝家協會，號召文藝家共赴國難。八一三事變後，參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任《救亡日報》編委，參與翻譯斯諾《西行漫記》。上海被日本侵略軍佔領後，翻譯《飄》、《業障》等，編輯出版叢書《孤島閑書》。
1942年夏，應暨南大學聘請攜家眷赴福建建陽，途經金華時被日本侵略軍俘虜，押至杭州日偽敵工總部。
1942年9月，由漢奸傅式說保釋，主編汪偽《東南月刊》。次年，隱居上海從事著翻譯及語言文字研究。
建國後，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編審、《辭海》編輯委員會委員、語辭學科主編。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政協特邀委員。參加《資治通鑒》標點本清樣校注，標點《漢書》等。

Ⅳ 推薦5本經典好看的書籍

有時間就多閱讀一些經典的書籍，享受更多閱讀的美好與快樂。下面是由我給大家帶來關於5本經典好看的書籍，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5本經典好看的書籍
1、《藏書票札記》

子安 著

三聯書店

藏書票被譽為「紙上寶石」「書中蝴蝶」，它不僅僅是版畫藝術品，而且具有豐富的歷史意義和社會 文化 史意義。作者自2001年在歐洲開始 收藏 書票，藏品已達數千枚，本書精選作者近年來發表的藏書票品鑒 文章 ，從藏書票大師芬格斯坦、麥綏萊勒、肯特，到票主狄更斯、蕭伯納、里爾克、理查德·施特勞斯，乃至羅斯福、、墨索里尼……暢談藏書票與名人們的不解之緣，其背後的文化與歷史內涵。

2、《歡迎來到猴子館》

(美)馮內古特 著 王宇光 譯

楚塵文化

這是美國黑色幽默大師馮內古特的科幻短篇小說集，囊括了從戰爭史詩到未來主義驚悚小說等類型，是一部「後人類」的末世寓言。 故事 秉承了馮內古特一貫的反諷，用危險的笑話，講述著現代社會與復雜的都市中，人們最隱秘又悲哀的心聲。這本小說在美國影響源遠流長，有許多搖滾樂隊都在自己的創作中融入了這本小說的元素，以對馮內古特致敬。

3、《三十年細說從頭》

李翰祥 著

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這本書集結了自李翰祥導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東方日報》連載的同名專欄，內容涵蓋其從影三十年的心得雜感，兩岸三地影壇的掌故見聞，老北京 民俗文化 的五行八作等。口語鮮活，敘事生動，亂燉方言黑話洋文於一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次恰逢李翰祥導演誕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二十周年，經過重新增補、整理，附上難得一見的家庭珍藏照，同時推出精裝限量典藏版和平裝版，以表紀念。

4、《醉酒的植物學家》

艾米·斯圖爾特 著 劉夙 譯

商務印書館

在《醉酒的植物學家》這本書中，艾米·斯圖爾特考察了許多能讓人暈眩的花草、樹木、果實和真菌，幾千年來，人類用他們的才智和激情，不顧一切地把這些植物轉化成酒精。在所有被發酵和蒸餾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植物中，有些是危險的，有些極為古怪，還有一種和恐龍一樣古老——但是每一 種植 物都為全球的飲酒傳統和人類歷史做出了獨特的文化貢獻。這是一部融生物學、化學、歷史、詞源和調酒術於一體的迷人著作，其中還有50多種調酒配方和可供園藝 愛好 者參考的種植訣竅。

5、《莫言作品全編》

莫言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這套書是莫言迄今為止已發表作品的全部結集，內容經過詳細審校修訂，是莫言親自認可的「定稿版」。叢書收入長篇小說11種和中短篇小說集5種，此外還有新編 散文 集、演講集、劇作集、對話集等十餘種。
好看的優秀書籍
1.《桶的故事 書的戰爭》

作者：[英]喬納森·斯威夫特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6年10月

內容簡介：早在1704年，《桶的故事》與《書的戰爭》就在倫敦出版，《桶的故事》對當時各式各樣的教會進行了諷刺，對宗教進行了無情的攻擊，以至於後來他想在英格蘭獲得任何一個____神職職位都不可能。《書的戰爭》對迂腐學究諷刺挖苦得淋漓盡致，其內容主要描述古代和現代書籍為爭奪希臘神話中的文藝之山帕爾納索斯而進行的戰斗，插有一個關於古代蜜蜂和現代蜘蛛的寓言，並提出，用自己的排泄物 編織 蛛網的蜘蛛更高尚?還是生產蜂蜜和蜂蠟為人類提供甜蜜和光明的蜜蜂?

推薦理由：

1. 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是英國諷刺文學大師。《桶的故事 書的戰爭》是他的早期作品，也使得他一舉成名。

2. 書中有不少經典諷刺，比如「戰爭是傲慢的孩子，傲慢是財富的女兒」，還說「沒有知識的智慧是一種乳酪，技藝嫻熟的人也許很快將其攪拌成泡沫，可是除去泡沫，剩下的只配喂豬」。

3. 這本書還收入了《別克斯達夫文集》節選、《一個小小的建議》、《布商的信》第一封信和第四封信等，其中不少篇目是第一次譯介。

2.《趙景深文存》

作者：趙景深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12月

內容簡介：趙景深從1930年開始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同時兼任北新書局總編輯，出版了很多魯迅的作品，同時在魯迅和鄭振鐸的影響下，主攻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和通俗文學，一生致力於古代戲曲及小說研究，並竭力搜球古代戲曲、小說、民歌、鼓詞等文學資料。「文存」選輯他二十餘種戲曲、小說研究專著中的代表性文章而成，對中國戲曲、小說研究中的眾多關節性問題，有具體入微，而又觀點鮮明地論證;對中國戲曲、小說中的主要故事素材，又詳加爬梳，考證故事源流、剝析情節演變。

推薦理由：

1. 「文存」體現了趙景深先生考證翔實、立論嚴謹、探索求新的優良學風。

2. 書中還附錄趙景深之子的懷念文章，披露趙景深生平交友諸多細節，還原當年歷史景象。

3. 趙景深二十五歲時就與魯迅相識，曾寫《魯迅的祝福》，受到魯迅的稱贊。後來魯迅還參加了趙景深與李希同的婚禮。
優秀經典的書籍
《別讓未來的你，討厭今天的自己》

編輯推薦

我們有太多需要改變的缺點，卻只有一丁點決心;

我們有太多不得不面對的困難，卻沒有同樣強大的能力;

我們有太多事需要馬上做，卻克服不了惰性和畏懼;

我們有太多不滿和抱怨，卻找不到動力和激情;

我們有太多認識的人，卻不知什麼是真正的友誼;

我們有太多喜歡的事物，卻只和不喜歡的一切將就著生活……

將來的你，一定會痛恨這樣的自己!

這是一本幫助你走出舒適區、擺脫未來迷茫感的人生啟智書，別等到遍體鱗傷，才明白這些道理。

內容提要

本書以深刻的故事和說理，幫助你真正認清當下的自己，清楚那些可能毀掉未來人生的種種壞習慣，同時給出改變現狀的思路和 方法 ，讓每一個站在人生起跑線和十字路口的人，獲得改變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學會思考，改變方向，整理生活，修正習慣，提升自我，根除負能量。

章節試讀

的確，手機提供的便利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善於利用手機的功能，能夠極大限度地節約時間，提高效率，調整生活狀態，我們的確應該感謝科技帶來的一切。可是，這只是理想化狀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合理地利用手機，只把手機當作生活的輔助工具，事實上，不少人把手機當成了生活的重心，日常生活就是圍著手機轉。在公車、地鐵、火車上，看吧，所有人都在低頭玩手機，有幾個人正用手機談公事?大多數人正在刷網頁、看微博、玩游戲、讀快餐小說、聊天。他們會立刻反駁說，這是為了「打發時間」，時間那麼寶貴，是用來「打發」的嗎?有人做過社會調查，發現很多人的生活離不開手機，離開三小時已是極限，一旦摸不到手機，就會沒來由地心慌，認為有什麼事沒做好，認為自己錯過了重要消息，認為耽誤了游戲進度，認為自己冷落了朋友……總之，他們會找很多借口來證明自己必須看一眼手機，當然，有第一眼就會有第二眼、第三眼。過度沉迷手機的危害，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新聞，溜號，發呆，精神狀態差，不能集中精力，這已經不算大事，有些人開車聊手機，走路看手機，工作時也想著手機，他們有的傷害了別人，有的耽誤了自己，有的被人乘虛而入損失了錢財甚至更多。手機控和手機綜合症相伴而生，心理上的成癮很難戒斷，約會時看手機、吃飯時看手機、開會時看手機，這些行為極大地影響著他人的觀感，讓人覺得此人不專心、不禮貌，素質和教養都有問題。手機對身體的傷害更加明顯，長時間做低頭族，頸椎損傷，視力下降，健康受損，這些都是「手機後遺症」。在沒看到特別明顯的後遺症之前，人們總是自信滿滿，認為自己只是「玩一會兒」、「看一下」、「我心裡有數」，然後又在不知不覺中把時間、精力與健康消耗在手機上。人不能過於高估自己的自製力，聖人尚且「吾日三省吾身」，何況我們只是面對種種誘惑的凡人?想要節約生命，先要重新審視一下時間的一大敵人：那個時不時綁架我們的手機。針對手機，一所高校發起了「21天不玩手機」活動，參與者戴上寫著 警示語 的手環，竭力剋制玩手機的沖動，持續21天。很多人堅持不到三天，堅持下來的人認為這種活動大有意義，而且，他們切身感受到遠離手機帶來的注意力集中、效率加倍、生活更有意義，以及抬起頭來的神清氣爽。21天可以養成一個新的習慣，試著21天遠離手機，做個「抬頭族」，你會發現離開手機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難受，反而給你帶來不少契機。記住，手機只應該是一個工具，不應是生活的全部。

專業點評

我們有太多需要改變的缺點，卻只有一丁點決心;我們有太多不得不面對的困難，卻沒有同樣強大的能力;我們有太多事需要馬上做，卻克服不了惰性和畏懼;我們有太多不滿和抱怨，卻找不到動力和激情;我們有太多認識的人，卻不知什麼是真正的友誼;我們有太多喜歡的事物，卻只和不喜歡的一切將就著生活……將來的你，一定會痛恨這樣的自己!這是一本幫助你走出舒適區、擺脫未來迷茫感的人生啟智書，別等到遍體鱗傷，才明白這些道理。

猜你喜歡：

1. 一生必讀的100本經典書籍

2. 人一生必讀的經典好書

3. 大學生推薦閱讀的100本經典書籍

4. 人生必讀的30本經典書籍以及推薦理由

5. 一生必讀的好書籍推薦

Ⅳ 張世祿的人物年表

1902生於浙江浦江。
1926年畢業於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獲文學學士。
1928年至1932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員，兼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校語言文字學教授。
1940年至1947年先後任教於昆明雲南大學、坪石中山大學、桂林師范學院、貴州大夏大學、重慶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
1947年到中央大學任教授。
1949年後歷任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952年到上海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

Ⅵ 李笠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21年夏，曾與同鄉金嶸軒、周予同、伍叔儻、薛祀光、李孟楚、洪特民、陳逸人、林煒然、林鏡平等創立「知行社」，聯絡青年知識分子，進行教育普及工作。1930年，在瑞安縣城建立藏書樓「橫經室」，藏書達5萬冊以上。1933年11月，與陳謐、林慶雲、池志澄、林損、孫延釗、李翹、宋慈抱、張揚（以上瑞安）、劉紹寬、王理孚（以上平陽人）、黃武蘇、高誼（以上樂清人）、梅冷生（永嘉人）等16人在瑞安利濟醫學院求志堂發起組織「甌風社」，並編輯出版《甌風雜志》。他曾躋身於「瑞安十大才子」（洪錦龍、薛鍾斗、周予同、李笠、宋慈抱、李孟楚、伍叔儻、鄭劍西、許達初、陳逸人）和「永嘉七子」（薛鍾斗、宋慈抱、李笠、李翹、陳仲陶、夏承燾和李薏園）之列。
學識淵博，著作等身。畢生致力於語言文字、校勘、訓詁學的研究與教學，還涉及古漢語文獻目錄學、史學和經學等范圍。對《史記》之研究，更是畢其一生。1925年，曾以木刻版出版《史記訂補》八卷，受到當時學術界的重視。之後數十年，又廣為研究考訂，陸續發表《史記》研究專著多部。200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初版了由李繼芬（李笠之女）整理的《廣史記補訂》，該書是根據李笠1925年出版的木刻本史記訂補及以後陸續發表之《史記訂補二續》、《史記訂補之餘》、《史記訂補札余》與有關手稿整理而成的。亦愛好古詩文創作。2008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李笠詩文選集》。 《史記訂補》（八卷），1925年自刻本
《定本墨子間詁校補》（二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初版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北平朴社1927年初版，1931年再版
《中國文學述評》，上海雅宬學社，1928年
《中國目錄學綱要》，武漢大學印刷，民國19年（1930）
《校勘學》，中山大學出版部，民國25年（1936）
《韓愈文選》，李笠選注，上海北新書局，民國26年（1937）
《殷契探釋》（甲編），中山大學研究院語文專刊，民國29年（1940）
《文學概論講義》，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國文科的函授教材，無出版日期
《顏氏家訓廣注》，廈門大學
《尚書偽古文斟注》，中山大學出版部
《漢書藝文志箋評》，武漢大學印刷
《韓非子集解校注》
《墨經集解》（稿本） 《墨辨止義辨》，載於《東方雜志》第21卷5期，1924年3月
《國學用書概要》，載於《東方雜志》第21卷9-10期，1924年5月
《史記訂補敘例》，載於《東方雜志》第22卷6期，1925年3月
《評宋墨庵<書籀庼遺文後>》，1925年10月石印本
《讀文心雕籠講疏》，載於《圖書館學季刊》（北京）第1卷2期，1926年6月
《由文字的意符研究「孝」字之根據》，署名李雁晴，載於《廈大周刊》1928年
《中國文字學發凡》，載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民國18年（1929）
《圖書目錄之緣起》，載於《圖書館學季刊》第5卷2期，1930年6月
《史記訂補之餘》，載於《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1卷1期，1930年1-3月
《目錄學之名稱及其內涵》，載於《中國文學會集刊》第1期，民國22年（1933），該刊由之江文理學院中國文學會編輯。
《校勘學之旨趣》，載於《文瀾學報》（杭州）第1卷1期，1935年
《論編制中國目錄學史之重要及困難》，載於《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1卷2期，1936年4-6月
《校勘材料之鑒別》，載於《文瀾學報》第2卷2期，1936年
《廣段玉裁論校書之難》，載於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後收入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校勘編·附錄》，齊魯書社1998年出版。
《史記訂補二續》，載於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第1卷第3期，1937年6月
《誤文之原因》，載於《讀書通訊》第2卷45期，1942年
《誤文之偽裝》，載於《讀書通訊》（重慶）第3卷63期，1943年4月
《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篇疏證》，載於《國文月刊》（昆明）第22期，1943年7月。
《中國語文的反訓現象》，載於《廈門大學學報》，民國32年（1943）
《卜辭字例隅釋》，載於《嶺南學報》第7卷第2期，民國35年（1947）
《我對朴學大師孫仲容先生的認識》，載於浙江省圖書館《圖書展望》復刊第5期「孫仲容先生百年紀念專輯」，1947年10月；又見《文史周刊》第3期，1947年1月31日。
還有《誤文之種類及其孳乳》、《誤文之影響》、《叢書子目索引》、《漢語詞彙發展史》、《讀<文心雕龍講疏>》、《文選難字音釋》、《爾雅字源》等論文。 《飛雲渡》：「渡口日斜渡客喧，輕舟搖曳望江村；劃開白浪亞亞櫓，飛去黃雲滾滾源；高義千秋懷佛子，慈航萬古濟王孫；低回小立亭邊路，對此茫茫感正繁。」（飛雲渡位於瑞安飛雲江下游）
《登探花樓》：「探花何處所，我上探花樓。細雨牛蹄滑，微風鳥語柔。伊人空渺渺，吾恨自悠悠。試問飛雲浦，狂瀾何日休。」（探花樓今位於瑞安中學內）

Ⅶ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中文系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前身是復旦大學國文部，國文部時期，中文如同英語，是全校各系的必修課程，並非專門研究語言文學的科系。 1925年秋，改部為系後中國語言文學系正式誕生。從那時起，中國語言文學系和復旦大學一道，共同走過了曲折而又漫長的歷史。
1902年春，馬相伯先生創立的震旦學院，雖然用外文教學，但對國文也相當重視。1905年 9月，震旦改名復旦公學。 此時的復旦沒有文科，作用為「政法科，商科大學之預備」， 下設倫理、國學、法文、英文、歷史、地理、數學、倫理、心理、理財、 法學、簿記學、 體操、音樂、拉丁文等課程。 當時校章規定： 「凡投考者， 次中西文俱優為最合格……， 惟中文差者隨時屏斥」；「本公學於考取學生時，皆取文筆業已通達者。」 1912年，復旦進入私立公學時期，李登輝先生任校長，規定無論大學預科還是中學部，均需修習國文，並另設國文部。當時教授國文的教師有： 蔣兆嬰、楊昌、邵聞泰、趙玉森等》。 1917年．復旦公學開辦大學本科，改名復旦大學。復旦進入私立大學時期，李登輝先生仍任校長，學校擴大後，更重視國文教育，這在當時的校章與入學規定中可見一斑。當時校章規定：「其國文一科，以尊重國學，故特設專部教授。」入學規定：「試驗作文一篇，以辭句通順，綴字無訛者為合格。」此時教授國文的老師有：葉楚倫、 於定、 陸冠春、陳望道、殷章瑞、何憲琦、葛豫夫、郭祖根、劉大白、陳傳德、陸曾沂等。1924年夏，前國文部主任邵仲輝先生向本大學行政院提議改國文部為中國文學科。
1925年秋．實行改部為科，中國語言文學系正式產生。當時設系的三個宗旨為：（一）順時代之趨向，整理研究中國文學。（二）滿足青年學生學習文學之需求。1929年，系科改組，文學院成立，原文科外國文學系、史學系、中國文學科的中國文學系、社會學科的社會學系，組成復旦大學文學院，並增設新聞系、教育系。1933年，系大綱規定設系之主要目的為：「以現代眼光，研究歷代文學，以世界眼光，創造本國文學」。確立施教方針為。「1、養成學生有探討整理本國文學之能力。2、能創作本國文藝。3，能理解世界文藝思潮。」並規定本系的必修課有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文選、詩選、修辭學、文字學、詩歌原理、小說原理、戲劇原理、文學批評、文藝思潮、藝術論，本系學生非習完之，不得畢業。可見中文系的課程已形成一個理論性、基礎性較強，涉及面亦較廣泛的系統。 1935年,復旦誕辰30周年，中文系對十年的發展狀況進行總結。當此時，本系學科已相當完備，成績也已十分可觀。1937年10月，日寇侵略上海。本校大部分師生內遷於重慶，留在上海的李校長與留滬教師在租界辦滬校。1938年6月，滬校改稱復旦大學補習部，文科院照常運作。1946年10月，重慶部與上海補習部合並於上海江灣，兩部中文系也合並一處，教師陣容得到增強。 1947年元旦，為抗議美國士兵的暴行，本校37位教授聯名發表《正告美國政府的意見》，指出美國政府已拋棄了抗戰時較為正確的政策，揭露了美國視中國為半殖民地的事實，認為中國，學生的抗暴行動，「按之正義與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確，應予聲援」。這些教授中中文系教授有：方令孺、陳子展、吳劍嵐、章靳以、余遂辛、馬宗融、胡文淑等。 解放前（1925—1949）中文系歷任系主任有：葉楚倫（1925）、劉大白（1926）、陳望道（1927至1948）、孫良工（193 1）、謝六逸（1932至193 7）、陳子展（1938至1948）、應功九（上海補習部）、郭紹虞（1949）。
旭日和風 茁壯成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時復旦大學有文、理、法、商。農五院，中國文學系是文學院所屬五個系之一。7月，包括陳望道等17人的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8月，同濟大學文學院、暨南大學的有關院系、中國新聞專科學校與復旦大學文學院合並，部分師生轉入復旦中文系；中文系開始分為文學組和典籍組。 1951年，中文系成立「文學史」和「語文」兩個教學小組，並出版油印刊物——《中文系刊》。 1952年9月，華東地區院系調整，取消文學院，中文系成為獨立的系科。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等院校的中文系師生調整來系。10月，院系調整工作完成，奠定了中文系的教學格局。同時，中文系建立起教學組織，分設語言、寫作實習、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四個教學小組。1953年5月至6月，中文系教務處制定並公布了教務會議條例、系工作條例、教研組條例等，進一步加強系的領導，鞏固教學組織。確定專業培養目標為：1、培養高校語文系助教和中等學校語文老師；2、培養關於中國語言文學和初級科學研究人才；3、培養文化部門工作幹部。1954年6月至7月，中文系建立起資料室。改「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舊名為「漢語言文學專業」，以便在適當時候增設兄弟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左為陳望道先生）
身陷浩劫 痴心不改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對胡風的批判，復旦中文系與外文系聯合座談批判胡風思想。許多教授被迫撰文批判胡風的時候，與胡風關系密切的賈植芳教授卻挺身而出，對這種批判表示不能接受，5月15日，賈教授被「停職檢查，交代問題」，隨即送公安局關押。 1957年，招收副博士研究生4人。 1958年，設立文學研究室，並將陳望道校長於1956年創設的語法邏輯研究室改名為語言研究室，同時掛靠在中文系。分設語言和文學兩個專業。1959年，舉辦語文夜大學，將語言、文學兩個專業重新改為專門化，取消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專門化。確定培養目標為：「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能勝任教學和語文研究的工作者。」1960年，3月底開始新的一輪「大躍進」，在全校文科師生學習中文系三年級的過程中提出搞「文學革命」。在此號召下，中文、外文、新聞的部分師生開始批判蔣孔陽先生的所謂「修正主義美學觀」開設幹部專修班。1964年，由於「備戰」需要，中文系根據學校安排，在青浦縣三灣隊征地造屋，准備一旦作戰，即行搬遷。一、二年級大部分學生及部分教師，於1964年至 1966年在該處一邊勞動，一邊上課。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開始，「文革小組」替代學校掌管行政工作，黨組織停止領導。中文系學生，教師分別成立「戰斗組」，興起「停課鬧革命」和全國性的「革命大串聯」，在一片「造反」聲中，許多教授學者及少數學生被打成「牛鬼蛇神」，備受折磨，喪失人身自由。停止招生，畢業生暫緩分配。1967年，「軍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中文系。1968年8月18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中文系，開始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並成立「革命委員會」，正式替代原有行政單位，並徹底改變原來的教研組織。1969年9月，「五·七」文科試點班開學。1971年，中文系恢復招生。設文學評論專業，學制為三年。原來被停止活動的語言教研室恢復建制，開展科研活動。1972年，中文系增設文藝創作專業。1976年，中文系增設漢語專業開始撥亂反正，「文革」中被取消的文學研究室恢復建制，系資料室也開始正常工作；由學校創設的魯迅研究室下放掛靠在中文系。 春去春回 再創輝煌
1981年，增設一個外國留學生教學研究和圖書資料室。6月中國文學語言研究所成立。1983年，中文系本科中國文學專業和漢語學專業。開始招收秘書幹部班，學制二年。
1988年，新聞系書刊編輯專業轉入中文系，並增設秘書學和文化事業管理兩個專修學科。 1989年，增設比較文學教研室。1990年，中國文學和漢語言學兩個專業，同時招收秘書專業和文化事業管理專業的專科生。1993年，台港文學研究所掛靠在中文系。這以後中文系繼續保持全方位高速發展，不斷繁榮壯大。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草創於困境之中，經歷了戰爭炮火，政治風暴的重重考驗，終於發展成今天人才輩出，師資雄厚，成果顯赫的大系，相信在未知的歲月中，中文系定能長青不衰，為中國語言文學事業撐出一片綠蔭！ 中文系於 1925年秋在國文部的基礎上擴充建立，歸屬文學院。當時設系的宗旨有三：（一）順時代之趨向，整理研究中國文學；（二）應青年學生學習文學之要求；（三）使全校學生除學習一般應用課程外，在文學藝術方面有精修博選的機會，以改進學校國文教學狀況。
至30年代初，中文系已發展完備，頗具規模，課程亦逐漸豐富完善，並趨向系統化，授課名師如雲，其中有劉大白、陳望道、謝六逸、夏丏尊、應照倫、傅樂華、鄭振鐸、田漢、趙景深、曹聚仁、洪深、梁實秋、馮沅君和葉紹等。1937年 10月，復旦內遷至重慶，部分留滬教師在租界辦復旦大學補習部，也設中文科。1946年 10月學校復員回滬，補習部中文科回歸中文系。1949年8月，同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暨南大學文法商學院奉命停辦並入復旦，並劃歸中文系，中文系由此分設文學組和典籍組。至1951年，又改為文學史和語文兩個教學小組。1952年9月全國院系調整，中文系從文學院中獨立出來，同時因滬江、聖約翰、東吳、大同、震旦 諸大學及上海學院等校的中文系師生和設備調整來系，據此，中文系組成新的教學組織格局，即分設若干考古組具體實施教學任務，1954年，中文系建立起資料室。1958年，又設立文學研究室，並將由陳望道校長於1956年創設的語法修辭邏輯研究室改名為語言研究室，同時掛靠在中文系。文革初期，中文系曾一度停止招生，至 1971年始有恢復。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中文系開始撥亂反正，恢復正常教學秩序。 1977年，全國統一高考恢復，中文系的教學秩序隨之進一步得到恢復、調整和穩定。 1981年又增設了外國留學生教學研究室。同年6月，文學、語言兩研究室合並擴充為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成為與中文系平等的機構，行政上由中文系辦公室統一管理。中文系的教學組織調整為現當代文學、古典文學、文藝理論、寫作、漢語和比較文學等六個教研室，另設語音實驗室、近代文學研究室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室。 1989年新成立的台港文學研究所也掛靠在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則設有中國文學批評史、現當代文學、語法修辭學、吳方言、理論語言學和美學6個研究室。
中文系的學制，解放初為4年制本科，設中國語言文學專業。1955年起，本科改為5年制。1958年起分設語言和文學兩個專業。文革期間；學制3年，設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兩個專業。 1988年，學校將新聞系書刊編輯專業轉入中文系，並增設秘書學和文化事業管理兩個專修科。 1990年本科設中國文學和漢語言學兩個專業，同時招收秘書學專業和文化事業管理專業的專科生。中文系在文革前已開始招收研究生，文革後國家實行研究生學位制以來，中文系又正式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本系共有碩士點12個（民俗學、文藝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藝術人類學與民間文學、現代漢語語言學、電影學），博士點11個（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藝術人類學與民間文學、現代漢語語言學、影視文學），中文學科的博士後流動站也於 1995年正式建立。復旦大學中文系自成立以來，經歷了曲折前進、不斷發展的不尋常歷程，已形成專業門類全、師資力量雄厚的系科，因此被確定為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本科學科點。
中文系（含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在編的教職工共92人，其中教授33人（博士生導師 27人），副教授31人，副研究員6人。長期以來，中文系的教師在教學和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績，僅以改革開放以來的近十幾年為例，本系教師共獲得國家和上海市教學和教材獎16項，出版教材和學術專著300多部，發表學術論文數千篇，獲得國家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獎90多項。

Ⅷ 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

【馮友蘭自題聯】

闡舊邦以輔新命；
極高明而道中庸。
——馮友蘭集句自題座右銘
（此聯約寫於1987年。時作者已92歲，視力與精力均已不濟；但仍奮力向前，依靠助手完成《中國哲學中新編》。「闡舊邦以輔新命」句，語出《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關於此句作者曾在《康有為『公國上書』書後》中寫道：「我把這兩句詩簡化為『舊邦新命』。這四個字，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足以當之。」「舊邦」，指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闡舊邦以輔新命」是作者平生志向。「極高明而道中庸」句，語出《中庸》第27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高明」，謂性格高亢明爽。「中庸」，謂不偏叫中，不變叫庸。儒家以中庸為最高的道德標准。此句為作者平生追求之境界。此聯集前人句，工穩自然，而恰切地描繪作者之形象，極佳。）

Ⅸ 龔斌的學術專著

《鬼神奇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鬼神世界》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0年7月
《宮廷文化》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3年10月
《陶淵明集校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2月
《中國詩歌史話》 黃山書社 1997年6月
《中國人的休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5月
《中國近代散文精粹類編·諷喻篇》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0年6月
《陶淵明傳論》 華東師大出版社 2001年3 月
《情有千千結—青樓文化與中國文學研究》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1年12月
《北里瑣話》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3年7月
《圖說青樓》 雲南美術出版社 2003年12月
《慧遠法師傳》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4月
《世說新語校釋》(上中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3月
《鳩摩羅什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
《中國人的休閑》北京文津出版社 2013年4月
附一： 集大成的《世說新語校釋》 日期：2013-04-15 作者：駱玉明 來源：文匯報集大成的《世說新語校釋》
駱玉明
《世說新語》的箋疏、校釋一類工作自古以來就吸引了諸多研究者的注意。現代學者全面系統的考釋工作始於余嘉錫先生的《世說新語箋疏》，其後不斷有學者以各自的專長介入。香港中文大學楊勇教授的《世說新語校箋》開始有意識地廣羅眾家之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華東師范大學龔斌教授的《世說新語校釋》，從集大成而臻於完善的意義上說，達到了目前的最高水準。
《世說新語》是關於魏晉歷史與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一代人物風流，玄談旨趣，盡載於此。但這也是一部不容易讀的書。它所記多為逸事傳聞，作為史料而言真實性如何難以判斷；人物的事跡往往只是片言只語，所牽連的政治背景和人物關系有待費心追尋；玄妙的談論大抵言簡旨遠，有時則未免雲籠霧罩。加上年代久遠，名物制度，每有疏隔，傳寫訛誤，在所難免，口語俗諺，不易索解，幾乎每一條都需要考證辨析。
正因如此，《世說新語》的箋疏、校釋一類工作自古以來就吸引了諸多研究者的注意。現代學者全面系統的考釋工作始於余嘉錫先生的《世說新語箋疏》，這部始於抗戰時期的著述到1983年才出版，以功力深厚而著稱。其後不斷有學者以各自的專長介入，成果越來越豐富，使得《世說》研究有了自成一門專學的規模。香港中文大學楊勇教授的《世說新語校箋》開始有意識地廣羅眾家之說，到2000年的修訂版大致形成一種集大成的面目。楊書取材豐富，但校箋較為簡約。書中大量以己意改動原文，似乎要做成一種終結性的新版本，而事實上許多改動毫無必要且不無失誤，頗為可惜。
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華東師范大學龔斌教授的《世說新語校釋》，是《世說》研究的新成果。它和楊勇先生的書一樣，是個人研究心得與博採眾人之長的結合，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在我看來，從集大成而臻於完善的意義上說，它達到了目前的最高水準。《世說》研究群賢所聚，於此佔一席之地殊為不易。龔斌教授不喜熱鬧，除學問之道別無所好，潛心十年，乃有今日的成就。
龔書的顯著特點是詳贍和全備。它的篇幅在余嘉錫書與楊勇書的兩倍以上，即約略可知。《世說》本文及劉孝標注的有些內容，看上去好像很平易，仔細考察，卻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譬如《德行》之十三，述「華歆與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慾依附，歆輒難之」，是一個有名的故事。「難之」習慣上理解為「對此表示為難」，這確實也說得過去。龔書則引《尚書·舜典》之孔傳：「難，拒也」，認為此處「難之」應是拒絕之意。當然，龔注雖於義為順，卻也並不是說習慣的理解完全不成立。我特地選這個很小的例子，是想說明龔書考察特別細致深入的特點，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對讀者有很大的幫助。
龔書的另一個重要的長處是對各家之說的取捨與辯證。古今眾多學者在《世說》的校釋、考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見解，或見於專書，或見於報刊論文，或見於雜著。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倘能匯其菁華，不僅為讀者提供了方便，更是一種學術總結。但一人之見得失相參，各家之說彼此9牾，乃是常事。勤於搜討、精心爬梳固然重要，在各家意見中明鑒是非、確定取捨，補充不足，更需要高明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龔書的做法，不是簡單地於諸說中擇取一種，而是盡可能深入考察，是者以更多的材料證其所是，誤者以細致的考辨論其所誤。取一例來說，《世說》中以職銜稱王羲之為「王右軍」，人所習知。但「右軍」為省稱，具體而言是何官職，由於不同史籍記載有出入，導致混亂。姚鼐《惜抱軒筆記》認為「王羲之是右將軍，而本傳誤作右軍將軍」。楊勇贊同其說，並將《言語》之六十二劉注引《文字志》中「右軍將軍」四字改為「右將軍」。龔書詳證「右軍將軍」與「右將軍」是不同的官職，而「右軍」只能是前者的省稱，「右將軍」則不能省為「右軍」，其論堅確不移。凡此種種，實際上是對以往的《世說》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統的清理，於將來研究工作的推進大有助益。
《世說》的記載產生於中國歷史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學者往往藉此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重大問題申發自己的認識。陳寅恪先生論王導江東事業，湯用彤先生論玄學的思辨精神，宗白華先生論晉人人格之美，皆見識遠大，啟發後人。我對余嘉錫先生深懷崇仰，讀其《箋疏》，於其以儒者立場痛斥魏晉人物的虛誕，既覺未免苛嚴，又能確切感受先生於民族危亡之際慷慨的情懷。要之，談《世說》而局限於考定史實、辨校語辭，總不能使人滿足。而龔書的第三個特色，正是有意承諸前輩之緒，研求幽邃，及於宏通，努力揭示魏晉時代的精神創造及其歷史意義。雖然所謂「微言大義」的發揮總有見仁見智之異，但作者尊重前人而不為所囿，以成一家之言，正是學者的精神。
《世說新語校釋》是一部規模宏大的著作。一二缺失或許難免，某些議論也頗可商榷。如山濤舉嵇紹出仕，自顧炎武、余嘉錫皆嚴厲斥責，龔書亦指為「陷人於不義」，我以為這裡面種種復雜的因素，人情的委曲，以「不義」一言蔽之，未必妥切。但讀者只要通觀全書，對其用力的辛勤，內涵的宏富，識斷的精確，是能夠看得清楚的。
這些年來人心浮躁，學術有荒疏之象，端賴一二君子遠離世俗，不辭勞苦，維持其不墜。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附二： 信道篤而自知明 日期：2014-01-06 作者：閻誠駿 來源：文匯報信道篤而自知明 ——讀龔斌《慧遠法師傳》和《鳩摩羅什傳》
□閻誠駿
去年，讀了龔斌教授的《慧遠法師傳》（江西人民出版社）以後，很有些感慨。前不久，又讀了他撰寫的《鳩摩羅什傳》（上海古籍出版社），掩卷而思，似乎更有些話想說說。
慧遠和鳩摩羅什這兩位中國佛教史上的高僧，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不了解他們，就很難透徹地理解中國文化。而這兩位大德法師的史跡很多，在枝枝蔓蔓的史料中，能夠刪繁就簡，擇善而從，使讀者盡得其妙義，已屬不易；由於兩位高僧的事跡又涉及到眾多佛經和佛理奧義，作者也抓住精要，解釋得清晰而明白，更屬難能可貴。
法師與佛經
眾所周知，佛教起源於古印度，其創始人為釋迦牟尼。釋迦牟尼本名喬達摩·悉達多，是古印度迦毗羅國（現尼泊爾境內）凈飯王之子，約生於公元前565年，卒於公元前485年，與我國孔子所處的時代相當。傳說他一生下來就能說會走，渾身呈金黃色，更有32種異相，「悉達多」這個名字，意思就是「奇異吉祥」。29歲（一說19歲）時，悉達多放棄王位，離家出走，歷經千辛萬苦，終於悟出解除人間「生、老、病、死」痛苦的真理，也即佛教說的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了。
釋迦牟尼悟道之後，就開始收徒傳法。起初，他到鹿野苑（今波羅奈城）去度化曾經跟著他苦修、後又離開的憍陳如等5人，途中，釋迦牟尼接受了幾個商人的供養和皈依，這些商人是佛陀的第一批未出家的信徒。到鹿野苑以後，憍陳如等聽了釋迦牟尼的說法，大為感動，心悅誠服，也皈依了佛陀。這樣，歷史上的第一個佛教團體便建立了起來。接著，釋迦牟尼「初轉法輪」，宣傳他已證悟的「四聖諦」、「十二因緣」等佛法。此時，佛教一切宗派都承認的「三寶」（三皈依），即「佛、法、僧」，已具備。「佛」就是釋迦牟尼、「法」就是「四聖諦」等佛法，「僧」就是憍陳如等信徒。於是，佛教作為一個宗教就正式創立了。
釋迦牟尼成佛的年齡，史書上有不同的記載，有的說30歲，有的說35歲。此後50年中，直到他80歲逝世前，足跡所至，從未間斷過向大眾宣示他自己證悟的真理。
但是，釋迦牟尼一生宣示佛法，卻從未用文字把他自己說的經、律、論用文字記錄下來。現存所有經典，相傳都是他的弟子們在佛逝世後記誦出來的。其弟子結集經、律，均由阿難和優波離、摩訶迦葉誦出。所以一般認為佛經開卷（如《金剛經》、《無量壽經》）有「如是我聞」的句子，即是阿難親自誦念的佛經，後來也有不是阿難誦出的佛經也冠以此句，表示取信。
佛教史上共有4次重大的結集，第一次結集，是釋迦牟尼圓寂後不久，由佛的大弟子摩訶迦葉主持。第二次結集是在佛圓寂百年後。第三次結集在佛圓寂235年後的阿育王時代。第四次結集在佛圓寂後400年，大約公元1世紀左右。所謂結集，就是整理編輯的意思，參加者都是學德兼優的僧眾。
現在我們見到的漢語佛經，就是從印度梵文、巴利文翻譯過來的。佛經之難讀，在於佛教術語多，語法文體又是古印度式的，最大的障礙在於不易明白其背景。其次，很多佛經以講宗教信仰的道理為主，講道理的部分，又有很多潛台詞，弄不懂其內容，甚至會越看越糊塗。
我之所以推崇龔斌教授的《慧遠法師傳》和《鳩摩羅什傳》，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兩本書文史並重，關鍵是把與慧遠法師和鳩摩羅什法師有關的佛經都作了明白的介紹，對他們所持的佛教觀點更是詮釋得清清楚楚，使讀者起碼能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體會到佛教的文化內涵和人文意義。
慧遠以玄證佛的凈土思想
慧遠是東晉時期佛教界的著名領袖，他隱居廬山東林寺30餘年，由於他在佛學造詣和學問、品行方面的吸引力，許多人慕名而至。久而久之，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人，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從而自然地形成了一個研究、宣揚佛教的團體，使廬山成為當時江南的佛教中心。
從《慧遠法師傳》中，我們可以看到，慧遠從小就學習儒家經典和老莊之學，博通六經。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戰亂、分裂的年代，人們的生存狀態處在一個特殊的無奈境地中。正是這種信仰無常、人生無常的時代，催發出歷史上被稱為「魏晉玄學」的思想花朵。玄學繼承儒家和老莊經典，直接追究起宇宙之根本，當時上流社會的士族顯官、文士學人，莫不競相學習、詮釋、發揮、辯論、成為一種風尚。
慧遠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走上一條從儒學到玄學再到佛學的道路。因此，以玄證佛便成為他凈土思想的基本特點。
慧遠從研習儒學到崇尚玄學、雜引儒道之言入於佛學，更多的還是從玄學中尋找依據。玄學探討宇宙的本體究竟是「有」還是「無」，並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慧遠出於老莊對人生短促的感嘆，把玄學的「本無」觀引來闡述他的「因果報應」說，以此解釋人生的痛苦、煩惱及解脫的出路，即信奉阿彌陀佛，往生阿彌陀凈土。為此，他還約了100多人組織「蓮社」，來提倡推行。正如龔斌教授所說：「慧遠弘揚的凈土法門，在中國佛教史上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凈土宗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因此被奉為『蓮宗初祖』。」（見《慧遠法師傳》第134頁）
慧遠開創的凈土宗這一佛教宗派，到了唐朝盛行起來，直到今天，仍然信徒眾多。阿彌陀佛流傳眾口，名聲甚至高過釋迦佛。阿是無，彌陀是量，合起來就是無量，阿彌陀佛也稱做無量壽佛。據說，若有人口念他的佛號，他必知道，又說，臨終者若一心念他的佛號，他必接引此人去西天佛國，就是往生凈土。
除了奠定凈土宗的基本思想理論之外，讓佛教真正合法地進入中國社會，慧遠的貢獻也是莫大的，這源於他千古傳頌的護教之作《沙門不敬王者論》。有關這篇文章的背景，《慧遠法師傳》交代得非常清楚，並且立出專章，作了重點闡述。《沙門不敬王者論》共分5個部分：在家，出家，求宗不順化，體極不兼應，形盡神不滅。第五部分「形盡神不滅」是全文的核心，在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史上影響巨大。尤其是以「薪火之喻」來說明形盡神不滅，顯示出慧遠的博學和縝密的邏輯辯駁才能。「薪火」一詞，在佛教典籍屢有言及，但慧遠的「薪火」之喻，則采之《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起盡也。」意思是說，薪有燃盡之時，火卻一直傳下去，不會窮盡。
總之，慧遠以自己的飽學，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很多思想與源於印度的佛教思想糅合起來，創立了自己的佛學理論，不愧為一代高僧，讀者若讀一讀《慧遠法師傳》，自會明白。
鳩摩羅什譯經之虔誠
翻開龔斌《鳩摩羅什傳》，開篇看到的是古代西域地區我國境內的景象。這樣的寫法，既具文學色彩，也符合歷史真實。因為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先是東傳西域，然後再傳入我國中原（見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
鳩摩羅什就是西域龜茲（qiūcí）（今新疆庫車縣一帶）人。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可以說是一個帶傳奇色彩的人物。傳說鳩摩羅什7歲就跟著母親剃度出家，9歲學經，12歲開座說法，20歲時，名聲遠播以至驚動了遠在中原的前秦王苻堅。公元383年，苻堅派手下將領率7萬大軍破龜茲，目的竟然只是為了得到鳩摩羅什。可惜短短一兩年後，苻堅就和他的前秦迅速消亡成歷史，取而代之的是羌族人姚萇建立的後秦。討伐龜茲的大將呂光在回中原的途中駐扎於涼州，並登基稱帝，鳩摩羅什只得做了史稱後涼的子民。可惜呂光等人並不器重他的佛學造詣，但是鳩摩羅什並沒有荒廢歲月，在涼州的10多年裡，他通曉了漢語，學習了大量中國歷史典籍。
又過了將近20年，後秦大敗後涼。公元401年，崇佛的姚興（姚萇之子）終於在長安迎來了兩代人朝思暮想的已經58歲的鳩摩羅什。從此，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出面支持並組織的宏偉的佛經翻譯，拉開了帷幕。
從公元401年開始到413年圓寂，鳩摩羅什和他的弟子們一共翻譯了大小乘經、律、論35部，294卷。其中主要有《法華經》、《大品般若（bōrě）經》、《阿彌陀經》、《維摩訶所說經》、《金剛經》以及《百論》、《中論》、《大智度論》等。由於他佛學造詣精深，又精通漢語，弟子中又有一批傑出人才，所以他主持翻譯的佛教經論，質量非常高，其中部分經論成為世代流傳的譯本，佛教很多宗派的寶典，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他翻譯的《法華經》，又稱《妙法蓮華經》，內容豐富，文筆優美，日後成為天台宗的立宗之本。其中有一章（一品）專講觀世音菩薩的神跡。菩薩都是男身，但觀世音菩薩常顯女像而顯得慈悲，經中說他聞聲救苦，危難中念他的名號，他就來救苦救難。因此在民間流傳廣遠。這部《法華經》和《維摩訶經》等，為歷代文人所喜愛，不但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
從歷史上的記載來看，鳩摩羅什翻譯佛法，是以極其虔誠認真的態度進行的。每譯一經，他總是先當眾解析，然後以西域本口譯為漢語，另有一僧人覽閱譯本核對，如果西域本有謬誤，再用天竺梵本校正，並且反復斟酌漢語字義，直至數百人詳加審定後才筆錄下來，最後全面校正一遍，方才定稿。為了保證譯本的質量，他甚至在眾人面前發誓：「若所傳無謬，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後來在他圓寂後果然應驗了生前的誓語，現存甘肅武威的羅什寺塔，便是葬其舌頭的地方。
鳩摩羅什的這種宗教精神、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一種敬業精神。這種精神，《鳩摩羅什傳》第二十一章「形碎舌存」作了詳盡的敘述，讀來令人感動不已，慨嘆萬千。
有學者說，中國佛教是從鳩摩羅什才真正開始。從某種意義上，我以為並不為過。讀完《鳩摩羅什傳》，也許會有人認同這樣的觀點。
「名僧」與「高僧」之別
南朝梁代的慧皎在《高僧傳·序》中說：「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失時，則名而不高。」
現代著名佛教史家湯用彤先生針對這段話解釋說：「蓋名僧者和同風氣，依傍時代以步趨，往往只使佛法燦爛於當時。高僧者特立獨行，釋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澤繼被於來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則其德其行其學識獨步一世，而又能為釋教開辟一新世紀。」（《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先生精闢地、具體地指出了「名僧」與「高僧」之別，尤其強調「高僧」是「特立獨行」，能夠為佛教開辟新世紀的人物。根據湯先生的見解，《高僧傳》里的慧遠和鳩摩羅什，正是「佛教史上不數見」，能創宗立派，使佛教文化流光於後世的人物。
龔斌教授的《慧遠法師傳》和《鳩摩羅什傳》，用豐富的史料，明白曉暢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了這兩位高僧的生平和思想，德行和學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慧遠既是一位高僧，又是當時的一個大名士，其學問和人格，得到東晉時代上自帝王貴胄，下至學人釋子一致的推崇。而鳩摩羅什則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奇人，他才華橫溢，崇佛敬業，所翻譯的佛經准確達意。對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由於生活在同一時代，雖然一在南方，一在北方，這兩位高僧互相交流佛法學術，更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廣泛流傳，成為佛教史上的佳話。從他們的事跡來看，不愧為湯用彤先生所贊譽的「特立獨行」的大德高僧。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韓愈在《伯夷頌》里的一段話：「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慧遠、鳩摩羅什不正是這樣「信道篤」而「特立獨行」的先哲嗎！
龔斌教授青年時代就深愛中國文學，還寫得一手好詩。從教後，專治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數十年裡，他不改初衷，「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蘇氏文集序》）。不管世風如何浮躁，終日勞筋苦骨，矻矻於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世說新語校釋》三大卷、陶淵明研究等專著，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一致好評。當他把目光轉向東晉十六國時代的兩位佛教人物時，他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六朝散文般的文采、通暢准確的語言所描繪出的栩栩如生的世態和人物形象，以及其中傳遞出來的濃濃的人文氣息，再次令我感動，因而不揣淺陋，匆匆寫些文字，供讀者參考。

Ⅹ 柳詒徵長孫，復旦大學教授柳曾符隸書對聯，真跡

柳詒徵長孫，復旦大學教授柳曾符隸書對聯

鈐「柳曾符印」、「長壽」等印

柳曾符，字申耆，1932-2005，江蘇鎮江人，國學大師柳詒徵先生長孫。生前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書協書法培訓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