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張炯

❶ 張炯的介紹

張炯，福建福安人，中共黨員。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48年參加中共福州市城工部地下工作，歷任閩浙贛人民游擊隊二縱三支隊政治委員，解放軍第十兵團、福建軍區司令部幹部，北京大學年級學生會主席，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紅旗》雜志文化組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主任、主任、副研究員，《文學評論》副主編、主編，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員。

❷ 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的發展歷程

近年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迅猛發展，走綜合性大學的道路已成為高校發展的必然趨勢。湖南大學領導高瞻遠矚，周密計劃，果斷決策，很快設置了「漢語言文學」專業，並於2001年招收了第一屆本科生共72人，被中斷了近50年的傳統重新接續起來。它傳達給人們的，是湖南大學重振傳統文科的決心與信心，是令人振奮的希望與號角。
在湖南大學各級領導和職能部門的關懷與支持下，在全體教師的共同努力下，「漢語言文學」專業設置一年多來，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立「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的條件業已基本成熟。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領導經過反復研究和論證，決定於2002年10月31日正式掛牌成立，並特聘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張炯教授擔任湖南大學文學院的首任院長。

❸ 中國古代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差異性

參考

張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總格局下，各個民族的獨特文化傳統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在經濟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斷加速的現代化過程中，文化不斷拓新，既守護和繼承傳統又背離傳統、走向現代的雙向逆反運動，正構成當今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演變的一大奇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實際反映了人類文化發展的深刻規律。

文化是人類智慧和勞動創造的產物，也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和自己的主觀世界的產物。廣義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狹義的文化僅指精神文化，它涵蓋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科學技術、道德倫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學美學和風俗習慣等。在古代，由於交通的隔絕和交往的罕少，人群依氏族、部落分居各地，其後逐漸融合為較大的民族。他們創造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相應也創造了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狀態和共同的風俗習慣，以及種種共同的規章制度，從他們的生存方式包括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還升華出他們的宗教、哲學、美學和科學技術。精神文化又可分為帶社會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如政法制度、道德倫理、宗教哲學和大部分文學藝術等，它們因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而或遲或早地產生相應的變動；另一類是不帶社會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如語言文字、科學技術和相當部分的風俗習慣與部分文學藝術（像音樂、舞蹈、美術、雕塑、建築、雜技、書法及文學中的山水詩、愛情詩中的很大部分），它們雖也因時代的前進而有所變化，卻不隨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文學藝術由於能夠為後人繼續提供審美的魅力，往往具有更恆久的生命力。在討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時，注意到上述兩類文化的區分是很重要的。因為後者的傳統比前者更為穩固。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更多表現為文化積累中的並存狀態。而前者在文化發展中則更多表現為現代文化對於傳統文化的揚棄與超越。

一般來說，傳統文化是在不斷創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斷創造中被突破和創新而走向現代的。在這過程中，滯後的文化總要被先進的文化所取代，古老的傳統總會在現代的競爭中被刷新。在一定意義上，現代化就是先進化。這種先進性是在歷史縱向與全球橫向的雙重比較中被識別和確定的。普列哈諾夫當年談到世界各國文學的相互影響時曾指出，後進的民族的文學總是向先進的民族的文學學習。例如俄羅斯文學曾向法國文學學習。而當時歐洲的文學卻很少向非洲的文學學習。實際上整個文化的推陳出新的過程中，後進的民族和國家也總是向先進的民族和國家學習的。我國的歷史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我們的祖先曾創造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在古代的東亞文化圈中，日本曾長期向中國的先進文化學習；而到了近代，我國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和閉關鎖國的錯誤政策，使我們的文化落後了。從而產生了民族生存的深刻危機，被列強所宰割所欺凌。於是從鴉片戰爭之後，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從魏源、林則徐介紹世界各國的風土地理，洪秀全、洪仁玕撰著《資政新編》，曾國藩、張之洞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可以說，我們從文化的各個層面都一步步向西方的先進國家學習。日本由於先向西方學習，它的文化曾比中國先進，所以中國也從對日本文化的學習中獲得許多益處。「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更表明我國文化大規模地向現代化邁進。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之接受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正是這種現代化選擇的重要部分。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現代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使國家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包括文化的深刻而廣泛的變化。這都說明現代文化的建設或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向外國外民族先進文化學習的重要性。

但是每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文化總有自己的優長，而且這種傳統文化還是特定國家和民族存在的歷史標志，也是發展現代文化的前進基礎。忽視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也是不對的。我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並非沒有曲折。「五四」時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就包含徹底否定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砸爛封資修黑貨」，更把前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國創造的傳統文化不問青紅皂白都一概否定了。以致一次曾產生新文化建設中的「全盤西化」的傾向，後一次則產生了類似當年蘇聯存在過的「無產階級文化派」那種幼稚傾向：妄圖在空白平地上去創造新文化。實踐表明，這些傾向都是錯誤的，導致文化傳統在一兩代人中出現斷裂，使我們的文化建設走了很大的彎路，。其實，傳統文化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在文化「推陳出新」、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如毛澤東早就說過的，我們應該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實際上，傳統文化有的不僅過時，而且腐朽有害，必須堅決淘汰；有的至今仍然有用，必須加以繼承，吸納進新的文化中來；還有的雖然舊了，雖不能構成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卻可作為先人所創造的傳統文化的歷史標志，為體現文化積累的展現，仍然需要加以維護和保存。文學藝術中的情況也如此。如我國傳統的戲曲，那些宣揚封建迷信和荒淫色情的，就要淘汰；有些翻新的劇目，具有積極的思想內容和有所創新的傳統藝術形式，就可納為社會主義戲劇的一部分；還有許多傳統優秀劇目和技藝作為祖先的創造，就要作為「國粹」加以保存，即使將來沒有多少觀眾。「五四」後有人對傳統「京劇」一律罵倒；「文化大革命」中對舊的戲曲劇目一律禁演，都是對傳統文化缺乏分析的錯誤做法。這個教訓，今天一定要很好吸取。

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對於我國今天正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十分重要的。這種文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我們認為，這樣的文化體現著當代文化的先進方向。因此，在今天，我們既要十分重視在批判地繼承的基礎上去保存和發揚我國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又要十分虛心地繼續向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據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需要，去創造能夠引導未來的的、符合科學規律的、富於民族特色的、又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需求並提升他們整體素質的文化。也就是說，我們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把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統一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反對全盤否定傳統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和「全盤西化」的傾向，同時我們也要反對「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這種盲目復古主義和盲目排外主義的傾向。我們認為，無論對傳統文化還是外國外民族文化都需要加以分析，看看那些東西確實是優秀的、是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吸納的；而那些東西又是腐朽有害的，是我們今天必須加以揚棄的；還有那些東西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又必須加以保藏並傳諸後代的，一定要分別採取不同的態度。一切先進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決學來為我所用；一切落後的東西，我們理所當然也要堅決加以淘汰和屏棄。該學的不學、不堅決「拿來」，該丟的不丟，把癰疽繼續當寶貝，都一定不利於我們建設新的先進的文化。而該保藏的歷史文化遺存如果不善加保藏，甚至隨意加以毀壞，那也就成為人類文化的罪人了。

我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由於自然條件和歷史原因，東部和西部、城市和鄉村在文化發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異。因而要把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在建設中統一起來，肯定需要有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因為文化的發展還必須有個前提條件，即經濟的發展。一個國家、民族或地區，都必須有經濟的發展才能有文化的發展。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國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化的發展也非常之快。但各地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又非常不平衡。因此，要使我國的文化全面走向現代，從各個層次和方面都走向世界先進文化的前列，無疑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既要使各民族的文化繼續各具特色，又必須揚長補短，升優汰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廣泛參照中，堅決把人家先進的東西「請進來」。只有這樣做才能使我們的文化更豐富多彩並在科學技術方面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我國又是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祖先曾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中國人民，在文化上無疑也應當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只有當我們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處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又勇於吸納世界上的一切先進的文化，並在此基礎上自主創新，這樣才能使我們建成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更多更廣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發出應有的光輝。我們一定要不懈地為此做出艱巨的努力。

http://..com/question/11074602.html?si=1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思考

關於文化，有廣義、狹義兩種解釋。其廣義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切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總和。其狹義解釋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我們所論的文化,主要是指狹義的解釋。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類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類文化凝結而成的我國傳統文化具有如此的強力結構性，以致子兩千多年來，我國雖經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我國傳統文化經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沖擊，盡管今天所見到的現代文化與兩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區別，但是與我國傳統文化形成與興盛時期相比，其質與核卻未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是為什麼呢？ 認識這一問題，首先應該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沿革與流變。這種沿革與流變曾五次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戰爭頻仍，隨著各諸侯國政治、經濟、軍事、風俗的發展，加之我國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而各種哲學文化也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自從孔丘編詩經、理春秋、興教肓，創立儒學以來，中國文化開始定位。同時老莊哲學以及法、墨、名、陰陽等也熠熠生輝。後經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諸學，開始獨家顯榮。
兩漢之際，印度佛教東漸。魏晉時期佛教逐漸產生巨大影響，這是第一次外來文化的沖擊。佛教與其他宗教一樣，在人們還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運的情況，通過宗教虛構和詭辯，製造出「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神不滅」的相當嚴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說教和神學唯心主義哲學。它把現實生活作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個極樂凈土和悲難地獄的神秘世界，啟渡人們以佛為最高境界，來超脫輪回，投身凈土，進入天國。這種神學唯心主義非常符合魏晉時期地主階級和門閥制度的需要，這些在政治上腐敗、生活上墮落、且不學無術的君臣們，為了解釋和維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滅說、三世輪回和因果報應的理論恰恰成了他們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權合理性的借口。他們現世所以榮華富貴，都是前世行善積德的結果。而勞動人民受苦受難，也因前世不積德行善。因此，這些豪貴們無不信仰和宣揚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蕭衍宣布「唯佛道為正道」，以佛為國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給寺廟，三次被大臣們花了很多錢從寺廟中贖回。一時間佛教迅速發展。佛教的鼎盛時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統一中國，為了麻痹人民的鬥志，防止農民再起革命，維護自己的統治，也極力提倡佛教神學。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時，就向佛許願，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派玄奘西天取經，而且大倡佛教。武則天就被佛教徒說成是「彌勒佛轉生」，利用迷信為自己做皇帝製造輿論；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頂。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續看成是因果報應。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現了一大批僧侶貴族，或被稱為「國師」，或受封領地，或做了官僚。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宣揚與提倡，佛教達到了空前隆盛時期。在佛教東進、發展、以致於隆盛的過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國土生土長的儒道等文化逐漸摻進捏合。特別是由周敦頤、邵雍濫觴，經過張載的重要發展過程，由二程完成體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學，將儒、釋、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厭世、出世、超脫塵寰的佛學精神揉和進儒家等級森嚴、聽天由命和道家虛靜無為、避世忘時的文化范疇中去，改變了以往「獨尊儒術」的文化傳統。唐宋元明時期三教並行，儒學居首，從此．我國民族文化進入一個相對超穩恆時期。①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次沖擊，是16世紀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為宗旨的耶穌會成立，起而與新教抗衡，為了從深得民心的新教那裡爭取群眾 耶穌會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亞洲以及我國發展勢力。1583年（萬曆11年）傳教士利瑪竇和羅明堅來到中國，著名的還有義大利的龍華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華方濟、傅訊濟，德國的湯若望，西班牙的龐迪我，葡萄牙的鄧玉函，法國的金尼閣等。他們帶來了與中國文化特徵迥異的西方文化，一種異質的高勢能文化猛烈沖擊我們超穩恆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新的倫理綱常對宋明理學以有力的挑戰。篤信西學的禮部尚書徐光啟，光祿少卿李之藻等大膽認為有必要融容西學以「補儒易佛」。西方的「神權至上」與儒家「君權獨尊」截然相反，基督倫理強調「天主」至上，「凡我人類，皆親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違反了理學的宗法倫理准則。所謂君臣「皆以友道處之」，將會破壞尊卑有別的等級秩序。「國中男女配偶，上自國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婦，無嬪妃姬妾」，不就淆亂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壞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倫理法則？這種西學東漸時緩時急，時毀時興，勢力漸強，持續了200多年，雖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我國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國傳統文化遍體鱗傷，顯現出我國封建倫理文化的捉襟見肘。與佛教東進相比，其勢遜於佛教，但其作用則大於佛教。佛教被儒學不斷同化，它也屈就於儒學，自覺與之同化，為封建階級所利用，加強了封建文化意識。而西方人文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則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潰。
清統治階級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機，對可能動搖其思想文化、倫理綱常的異端邪說展開空前圍剿。他們關閉國門，嚴厲禁教，進一步加強以族長權力為核心，以家譜、族規、祠堂、族田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處搜查、追捕異族教徒。漢學雖盛極一時，但只流行於少數知識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顯；長期流布民間的佛、道也日漸衰微，應者寥寥。在這樣一個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開方便之門，對我國傳統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沖擊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對我國民族文化的第三大沖擊，是伴隨著異族侵略和民族壓迫而來的。1840年，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從此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西方文化的強行灌輸下，我國傳統文化的柔弱無力立即顯示出來。「與外界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②正是在這木乃伊式的粉蝕中，中華民族文化才有獲得重新排列組合、再振雄風的契機。在嚴復那裡，中西文化對立已涇渭分明。他說：「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西人重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方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居，而西方務發舒；中國尚文節，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說來嚴復時代，中西文化的對立，「實未敢遽分其優絀」，那麼到了譚嗣同，飲恨菜市口，孫中山卻讓石頭城才認識到制度的變革何等艱難，這才從制度認識到文化意識的重要。在陳獨秀、吳虞力倡「最後之覺悟」的年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落後意識已成為新文化戰士不共戴天的仇敵。「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後之覺悟」的文化鋪墊，五四時期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才敢於挺進孔家店。「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⑤在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下，肇始於19世紀中葉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終於深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隨著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傳統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意識開始坍塌，一場嶄新的文化革命運動正在醞釀，即將爆發。
第四次文化沖擊的浪潮——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席捲而來。
五四文化革命運動的高潮，表示傳統文化已經無方「保存我們」，這恰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意識通過各種方式影響不斷擴大的必然結果。五四運動斗爭的焦點是批判孔學，口號是「打倒孔家店」，是關系著繼續變革中國古代封建文化，以適應社會發展的大問題，同時也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問題。陳獨秀說：「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為本位，以實和為本位，東方民族以情感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⑥這幾乎是差不多的先進的知識分子的共識，他們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論武器主要是西方的進化論，肯定人類社會是進化的，國家制度、道德觀念，都應世移時異變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永恆准則，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化是同社會進化論相悖逆的。但是社會進化的規律是什麼，進化論是無法作出正確的回答的，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所謂「西學」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就不僅僅是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湧入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更包括馬克思主義以及其它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這就由原來的古今中西文化之爭，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封建復古思想、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及其它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在斗爭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開始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使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空前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第四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是以前任何一次都無法比擬的。第一，它響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第二，馬克思主義在斗爭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中國近代哲學實現由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使文化運動產生了質的飛躍；第三，為我黨的成立准備了充分的條件，孕育了新中國的誕生。從此，文化運動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國後，由於缺乏經驗和後來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極的極左思潮的影響，我國又牢牢關閉了開放的大門，不敢於正視西方文化，甚至對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全面的理解，科學的認識和辯證的對待。當我們驀然回首，西方的物質文明建設和人們生活的富裕，我們與之不可同日而語時，才幡然醒悟。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市場經濟，加入世貿組織，與國際社會接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更是第五次文化沖擊的結果，也為文化的進—步交流准備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根據。第五次文化沖擊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為標志的。在當今世界大發展趨勢下，文化的撞擊、滲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為一種勢能，強力的向低勢的傾斜與流淌是不可阻擋的。唯一正確的科學態度是正視現實和因勢利導，疏浚它們流通貫注的渠道，借東風，為我所用，來發展自己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次文化沖擊與歷次文化沖擊皆是不同的。第一，這次文化沖擊是完全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的，是自覺的引進；第二，第一次以國家組織形式，有組織、有計劃地提出、號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規模更是無以倫比的，自上而下，東西南北中形成強大的陣勢，而且這僅僅是一個兆頭；第四，是伴隨著經濟體制、經濟管理的改革而進行的。因此，必然會帶來我國各個方面的重大變革，其中包括政治體制的變化。然而，盡管如此，我國的傳統文化還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的。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與發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這兩個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如此凝結力，也正因為此，地域環境和人的智力結構，為中華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誕生准備了主客觀條件，各個階層根據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獨立的類文化，但是人類以及個人對文化的需要不是單一的、純粹的；而是多層次、多角度、立體的。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與同一，而這一整合與同一的中國傳統文化恰恰適應了人們的需要，同時也有了整合與同一的可能，堡壘式的我國傳統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如果我國傳統文化具備了整一的可能，那麼，它整一的「需要」是什麼呢？從根本上講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為階級統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選擇適合維護自己統治的思想文化，該儒則儒、應佛則佛，應該黃老之學就黃老之學。漢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認識到，秦統一天下，急功近利，嚴刑峻法，以保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使他們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務勝不休」，造成「無所不為而無所為」的嚴重後果，迫使無賴英主劉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採取了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的「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長久之術。黃老之學應運而生了，這是秦漢之交歷史的必然．也是漢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現。然而，這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無所不為」已不是純粹的「老莊哲學」，它融鑄了儒家積極入世思想和法家陰賊險狠的手段。陸賈本來就是一個大儒，他提出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是融儒家「仁義」於道家「無為」之中，以積極的「仁義」來改造道家消極的「無為」。實質上，所謂黃老之學是以老莊哲學為基礎。吸收儒、法學說而形成的漢初統治思想。說得再明白些是：表黃老之學而里為儒法並道。即該儒則儒，該法則法，應黃老之學則黃老之學。
然而，經過七十年與民休養，漢朝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雄厚而不可一世，顯然曾有積極意義而很消極的黃老之學已不適應漢武帝擴張皇權的多欲政治。為王霸天下，漢武帝統治集團迫切需要一個適應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學與文化。漢武帝意氣昂揚，對繁文隆禮，講求事功的儒學大感興趣，任用儒者，尊儒興學。制度教化，去開辟自己的鴻業。武帝令三公、侯王薦賢良、舉孝能，網路人才，重定國策，儒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思想，立即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推行。漢武帝罷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專立儒學之五經。把秦的博士之業的《詩》《書》和「百家之言」分開，使得儒學赫然卓立。本質講孔孟儒學的產生就是出於維護統治階級的需要，只不過經過漫長的認識過程，才發現它金光閃閃的價值。儒學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也確實對維護兩千年來的封建統治發揮著無與倫比的作用。儒家學說不斷發展壯大，與歷代統治階級所需和它的強力推行有著必然的聯系。
歷朝歷代明智的統治階級未有不根據自己的統治的需要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哲學文化，這就極有力地促使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凝結。
作為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是這樣，而作為人的個體也是這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類文化是作為個體心理調節劑深入到一個人的潛意識中，被不時地選擇著而凝聚於個體身上。作為個體，儒、釋、道各種類文化因子並存於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條件下，其一種文化側面為主要矛盾方面，來決定事物的性質。陶淵明一開始也並不完全想「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積極入世的儒家精神到處碰壁，不容於時下的門閥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頭向佛、向道，返璞歸真，來尋求自己的心理解脫和生理調節，縱觀陶淵明的三仕三隱無不如此。現實生活中，陶淵明以行之在心，外無形狀的超然態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與表象。努力追求一種恬然自適的情趣，實質上是一種老莊哲學的體現，莊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於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的超世之境，這是一種物我一體，天道合一，達到忘我的境界。顯然陶淵明超然率真、嚮往自然的生活態度深受莊子的「順天從性」的影響。然而，他卻以平常心體味非常心，把淡泊樸素的鄉居生活引入心與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莊子任性逍遙的真諦。假如陶淵明在積極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羈，不達目的仍然去撞南牆勢必會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機體的病變，導致他的悲劇命運。然而「陶淵明道家曠達任放的『真』和儒家坦盪固窮的『善』合而為『美』，統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時俗求得個體生命的自由發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歷程。達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這正是陶淵明淡泊而充實、深厚且光輝的人格價值所在。」⑦
人的文化抉擇、整一、凝結有著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觀實在的。

❹ 《廢都》的作者是誰

1、《廢都》作者是賈平凹。
2、人物簡介
賈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於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棣花鎮，當代作家。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82年發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創刊《美文》。1993年創作《廢都》。1997年憑借《滿月兒》，獲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2003年，先後擔任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學院院長。 2008年憑借《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1年憑借《古爐》 ，獲得施耐庵文學獎 。
3、作品簡介
《廢都》是賈平凹最著名的爭議小說，由於大量的性描寫在國內遭禁16年，卻在外國贏得聲譽，1997年賈平凹憑《廢都》獲得法國著名的費米娜文學獎。被禁16年之後，《廢都》2009年再度出版，並與《浮躁》、《秦腔》組成《賈平凹三部》。

❺ 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大學哪所學校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

湖南大學。湖南大學既是211還是985。中南雖然也是，但是偏向理工科一點。師大雖然偏文科但不是985，就專業而言湖大和師大差不多，

❻ 共和國文學60年總評價（包括成就啊，還有存在的問題啦）

共和國文學６０年的評價問題 發布時間：2009-12-25 作者：張炯 2009年迎來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對60年共和國文學如何評價,這是文學研究界正在熱烈討論的問題。 對於新中國文學,西方不少學者曾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那隻是宣傳,而非文學。我國有些學者受到影響,也跟著對新中國文學,特別是前三十年文學橫加否定。甚至以中國作家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由來否定我們的文學。自然,這些學者有自己的標准,不過,那是不客觀的。文學當然是宣傳,但正如魯迅所指出,卻並非宣傳皆文學。文學之所以為文學,自有它的本質所在。即它不但是語言的藝術,還是審美意識形態和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盡管對文學的評價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標准和視點。我以為在文學評價上,有三個視點尤必須特別關注:第一,文學的審美感染力怎樣,它是否很好地滿足了人民的審美需求;第二,文學的思想導向怎樣,它是否促進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的崇高、進步和豐富;第三,文學的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拓新怎樣,它是否以自己的拓新,為文學的發展和水平的提高做出新的貢獻。至於對於歷史的評價,有兩條也必須堅持:這就是與人民的關系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的意義。自然,今天我們評價文學,同樣需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如劉勰所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在這個意義上,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是不可重復的。它代表自己時代的作家與後代對話。它深深根植於自己的社會歷史土壤,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自己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歷史精神。但每個時代都有大量平庸的、甚至拙劣的作家和作品,而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的總是最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在當今,這些作家和作品的進步意義正與它跟人民的關系密切相關,也跟它的審美感染力的強弱和思想導向的是否先進密切相關,當然,與文學題材、主題、形式、風格是否有廣泛的開拓和創新也密切相關。在共和國60年文學的評價上,我們固然要區分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對文學的影響,但與人民關系的尺度,真善美的尺度,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的尺度,正是我們不能不加以格外重視的。對於所有的作品,我以為都應該以上述尺度去衡量。 曾有人特別否定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文學,因為它的生態環境出現了政治對於文學的多次橫加干預,如幾次政治批判運動,乃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對文學的摧殘,那時的文學又強調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題材、主題受到限制,形式、風格不夠多樣,有很多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等等。但幾經討論,人們又覺得那時產生的一系列被號稱「紅色經典」的作品,還是不應該否定,因為,我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歷來就密切,從屈原到魯迅都如此。問題在於代表什麼樣的政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還是反人民利益的政治。所謂「紅色經典」,代表的正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它們確有很高的文學性和審美性,相當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歷史風貌和民族精神,開拓了前人沒有寫過的題材、主題,塑造了前人不曾刻畫過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創造了不少新的文學形式和風格。比如,郭小川、賀敬之、聞捷、公劉、李瑛等人的詩歌在反映時代精神、探索詩歌形式和創造明朗歡快,或奔放或蘊蓄的不同藝術風格上,其影響迄今尚無人能相比。至如孫犁的《風雲初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楊益言和羅廣斌等的《紅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等長篇小說,胡可的《戰斗里成長》、老舍的《茶館》、田漢的《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膽劍篇》等話劇,在發展我國文學的宏大敘事,寫前人之所未寫的題材和主題,以及在創造新的形式和風格方面,也都各有自己的貢獻。這些作家和詩人,大多成長於「五四」後新文學的環境中,不少還是新文學的締造者。他們多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和過人的才華,更有深厚的生活積累,許多長篇小說都是十年磨一劍的反復修改、精益求精之作。因而,出版或演出後即以自己強烈的審美感染力,獲得廣大讀者和觀眾的歡迎。許多作品再版了幾百萬冊。即如「文化大革命」後曾受到鄙視的所謂「革命樣板戲」,也需要做具體的分析,不宜一古腦兒否定。因為其中有許多是文化大革命前產生的優秀作品。如《沙家浜》本是滬劇《蘆盪火種》加工修改而成,《紅燈記》則是話劇《革命自有後來人》改編而成,《智取威虎山》更從名作《林海雪原》改編,等等。這些作品經過反復修改,實事求是地說,藝術上是更加精緻了。不能因為江青插過手,就否定參與創作的許多作家藝術家的貢獻。前三十年的創作,平心而論,描寫革命史,描寫戰爭和農村的作品,比描寫現實的城市和工業題材的作品成就更高,作家的生活積累也更豐厚。那時的作品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自然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優點,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弱點。就文學的整體而言,由於受到政治的制約,對社會的負面現象反映不足。有些作品還人為地渲染現實中已經弱化或不再存在的「階級斗爭」。至於「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當時極左路線影響的作品顛倒是非黑白,自然應該否定。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個前三十年優秀作品所達到的文學成就與所作出的歷史貢獻。 也曾有人否定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的文學,認為這時期的文學粗製濫造,思想低劣,道德落坡,恬不知恥的性描寫泛濫,作品雖多而受到人民歡迎的佳作卻很少。我以為這也是偏頗之論。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由於社會各領域、包括思想領域都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在這樣的新的歷史土壤上自然不可能再產生像前三十年那樣的文學。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經濟基礎產生了從社會主義公有制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並存;加上這時期中西文化的大規模交流與撞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藝術觀念都產生了多元的趨向。而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也把文學藝術推向市場,成為不能不遵從市場法則追求利潤的一種產品。但這個過程是逐步發展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相當的時間里文學與政治仍然關系密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的遞嬗,便說明作家政治意識對文學的影響。反思歷史上左傾錯誤的危害,尋找改革發展的新路,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文學主題;提倡恢復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傳統,成為當時文壇最主要的潮流。其後,才出現了以朦朧詩、意識流小說和探索性戲劇為代表的現代主義的影響和以先鋒派、新寫實主義、新狀態小說以及新生代詩歌,乃至「慾望寫作」和「下半身寫作」等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但現實主義作為文壇主流的地位仍不可動搖。90年代以來,不但先鋒派作家蘇童、余華和新寫實主義作家方方、池莉、劉恆、劉震雲等回歸現實主義,更出現了以談歌、何申、關仁山、劉醒龍、劉慶邦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新世紀「打工文學」和「底層文學」的興起,更是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傳統的進一步發揚。這三十年文學在描寫社會光明面的同時更多地揭示了社會的落後面,像「社會問題報告文學」和「新官場小說」所揭露的各種社會負面缺陷和腐敗現象;在反映社會各種矛盾與沖突的同時,對人性、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描寫比過去更加深入了;在繼續發展宏觀敘事的同時,在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開拓創新方面是更加自覺了;無論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領域都出現了喜人的「百花齊放」的局面。粗製濫造、思想低劣、道德落坡、恬不知恥的作品也確實存在,更有許多平庸之作。但這三十年同樣也涌現了大批優秀的作品。在各種獎項中獲獎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都是經過層層篩選和多名評委閱讀審定的,即有個別作品可能難稱佳作,大多作品還都具有較高的思想和藝術水平。以茅盾文學獎所評出的歷屆獲獎作品而論,有許多作品都在題材、主題、形式、風格開拓和創造上做出新的貢獻,並具有經得起歷史考驗和讀者歡迎的審美魅力。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魏巍的《東方》、李凖的《黃河東流去》、李國文的《冬天裡的春天》、劉心武的《鍾鼓樓》、凌力的《少年天子》、徐興業的《金甌缺》、阿來的《塵埃落定》、陳忠實的《白鹿原》、王安憶的《長恨歌》、張潔的《無字》、熊召政的《張居正》等。實際上,有些長篇小說雖然沒有獲得茅盾文學獎,也都達到相當高的思想和藝術水平。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楊度》、鄧一光的《我是太陽》、項小米的《英雄無語》等。這三十年文學的繁榮超過以往的任何三十年,不僅創作眾多,作家如雲。由於網路文學的興起,使文學的作者和讀者都空前增多,文學更加深入了廣大的人民群眾。許多作家在這一時期都創作了數百萬言的作品。如李爾重、季羨林、王朝聞等均出版有全集二十多卷。其中,僅李爾重的長篇小說《新戰爭與和平》便達8卷,計580萬字。此外,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11卷、周而復完成《上海的早晨》後3卷、《長城萬里圖》6卷和長詩《周恩來》,王蒙在出版了12卷文集後後又創作了長篇小說季節系列三卷和其它著作多種。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共13卷。鐵凝、蔣子龍、馮驥才、莫言、賈平凹、張平、梁曉聲、殘雪、陸天明、張抗抗、周梅森、張煒、張承志等諸多卓有風格的作家也都出版了多卷文集或出版長篇小說多部。這時期長篇小說創作中成就最突出的應是歷史題材小說,反映社會矛盾錯綜復雜,人物形象塑造生動而眾多,故事情節引人入勝,風格凝重恢弘而語言典美講究。報告文學在彰揚先進,鞭撻落後方面,在反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回顧歷史重大事件與人物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多種多樣的散文,從內涵厚重的大散文到獨抒性靈的小散文,還有學者的文化散文,學術小品、雜感和各種傳記散文等,其成就也不可低估。尤足稱道的是,這時期我國文學地圖產生很大的變化,不僅內地,包括邊疆地區的各少數民族也都涌現自己的作家群,使本民族的文學得到長足的發展。像蒙古族的巴·布林貝赫、瑪拉沁夫、扎拉嘎胡,維吾爾族的鐵依甫江、克尤木·吐爾迪,哈薩克族的艾克拜爾·米吉提,彝族的吉狄馬加,藏族的扎西達娃,白族的曉雪、壯族的陸地,朝鮮族的金哲,土家族的孫健忠、回族的霍達、馬瑞芳,鄂溫克族的烏熱爾圖等眾多的少數民族作家和詩人,都在這個時期獲得了全國影響。各地像「晉軍」、「陝軍」、「豫軍」、「湘軍」、「川軍」和齊魯、吳越、三楚、南粵、遼吉等作家群,都創作實力雄厚,名家輩出。至今,「80後」的作家中也產生不少具有全國影響的作品。因而輕言這時期創作缺乏成就,更是不符合實際。這三十年顯著的文學成就,自然與同期社會的安定、政治的穩定和經濟、文化的繁榮分不開,也與黨在克服左傾錯誤後所採取的正確的文藝政策分不開,更與大多作家擁有更多的文學經驗和修養,更豐富的生活閱歷和體驗,並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更自覺地發揮主體的創造性分不開。 我以為,60年共和國文學盡管道路曲折,成就還是相當輝煌。它的劃時代性的貢獻至少有三個方面:第一,它根本改變了文學與人民的關系,使文學真正成了為人民而創作,為人民所欣賞的文學。它日益鮮明地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審視一切,批判一切,並努力創造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以人為本的作品。第二,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地反映了不同歷史時代的矛盾和斗爭,描寫了不同階層的眾多人物形象和典型,特別是創造了一系列新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展示了廣闊的歷史圖卷和豐富多彩的人物畫廊,並把文學的思想性提到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標志的新的先進的高度。第三,它在多樣的藝術探索中廣泛借鑒,先是從前蘇聯文學和西方19世紀前的文學汲取了許多寶貴的文學觀念和表現手法,後又從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和拉美的20世紀作家的創作中汲取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新的表現手段和藝術視角,從而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的體裁、樣式和方法,並在文學的民族化、大眾化和民族風格的創造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明顯進步。對六十年間沿著崎嶇而曲折的道路努力創作並取得豐碩成就的作家,我們不能不懷著深深的敬意。在歷史的比較中,不同時期文學所存在的缺陷和教訓,我們也應該認真加以研究和汲取,求得在未來文學的發展中能沿著更廣闊和健康的道路去創造新的輝煌! （文章來源於《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轉自張炯新浪博客）

❼ 語言論文開題報告

語言論文開題報告

開頭報告是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下面就是為大家整理的語言論文開題報告，歡迎大家閱讀！

語言論文開題報告

一、研究或設計的目的和意義

《金瓶梅》作為是中國的第1奇書，自問世以後，就為中國的世情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並且把我國長篇小說的發展劃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為題材描摹世態的及以社會生活為題材、用諷刺筆法來暴露的兩大派系。而《紅樓夢》在批判的繼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說的創作經驗後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為了世情小說最偉大的作品。在「54」文學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評價，魯迅等闡述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傑出成就後，使《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得以回歸。直到現在，《紅樓夢》、《金瓶梅》仍是許多作家永遠讀不完、永遠值得讀的好書。成為中國作家創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鑒品。然而，探討兩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的悲劇性，可以對兩大名著中的社會悲劇，人類悲劇，男人悲劇更好的認識和了解，以供後人借鑒。從而啟發後世的世情小說的創作，使今後的世情小說創作中的人物悲劇性達到1個更高的巔峰。

二、研究和設計的國內外現狀和發展趨勢：

中國的兩大世情小說《紅樓夢》、《金瓶梅》。對他們的.研究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中的兩大學術熱點。被稱為中國第1奇書的《金瓶梅》從106世紀末問世後，研究者1開始不是很多，但是隨著中國學術的從古典向現代轉型，隨著小說價值觀念的變革與更新。對《金瓶梅》的研究漸漸的由微入深，被學術界稱為「金學」。並受到國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現如今的外文譯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蘭、俄、日、朝、越、蒙等10幾多種文種。對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並稱其為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1個偉大的創新。國內外的眾多評論者並對其的創作時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會矛盾和小說中所剖視扭曲的人性、悲劇性，性的描寫，人物性格的刻畫，語言的運用，並對其形成的網狀結構做出了大量的歸納和探究。《紅樓夢》與《金瓶梅》之間有著10分明顯的繼承和發展的關系。《紅樓夢》是《金瓶梅》的1個重大的突破。引起了眾多的人對《紅樓夢》的評論和研究的興趣，並形成了1種專門的學問——紅學。《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紅樓夢》在國外有多種的譯本：英、法、日等10幾種語種的譯本。並且國內外眾多的評論者對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會悲劇，人生悲劇，愛情悲劇，人物性格，個性化的文學語言，寫實與詩化的融合，渾融1體的網狀結構做出了大量的歸納和探究。然而，賈寶玉與西門慶作為是《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兩位男主人公。國內外的眾多評論者都對其2人的人物形象，語言風格，現實原型，性格內涵，性的體驗，個人悲劇等都做出了歸納和探究。《紅樓夢》作為是《金瓶梅》的1個延續、1個發展，它的男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有著1定的聯系，對其2人的研究在今後應趨向於2人的社會悲劇，人類悲劇，男人悲劇的詮釋及分析。

三、主要研究或設計內容，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和思路：

(1)總論

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從《紅樓夢》與《金瓶梅》題材類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論點。

(2)分論

全文分3個部分

第1部分：闡述西門慶的悲劇性

西門慶1個市井無賴、流氓、淫棍，1個精明的商人，靠著他對金錢的佔有肆意的揮霍、放縱，以自我為中心來實現他對放縱，及其通過金錢獲得了強大的權利，隨意的鄙棄人間，在此背後所體現出的社會的黑暗、。構成了其特有的社會悲劇、人類悲劇、男人的悲劇。 第2部分：闡述賈寶玉的悲劇性

賈寶玉1塊晶瑩剔透的寶玉1個顯耀的貴族，他的個性、他的自我、他對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與封建傳統相背道。他作為榮國府的唯1繼承人，他肩負著榮國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點，使他成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論證傳統的價值觀、傳統的倫理觀與賈寶玉、西門慶的悲劇性

傳統的價值觀、傳統的倫理觀，在賈寶玉與西門慶的行為中被肆意的踐踏，新興的與傳統的極大的對立，但是封建的舊勢力是無比強大的，最終，賈寶玉是失敗的，西門慶是失敗的，形成1個永恆的悲劇。

四、完成畢業論文(設計)所必須具備的工作條件及解決的方法：

1. 在圖書館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

2. 利用網路上網搜索最新相關信息。

3. 在指導老師的幫助下最終完成畢業論文。

五、工作的主要階段、進度與時間安排：

1、論文的選題：20XX年1月

2、完成論文的開題報告：20XX年1月

3、完成論文的提綱：20XX年1月

4、撰寫論文：20XX年2-3月

5、修改論文：20XX年4月

6、完成定稿：20XX年4月

六、閱讀的主要參考文獻及資料名稱：

[1]管曙光編:《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蘭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譯：《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張秀楓主編：《紅樓夢》，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楊國祥、楊德宏主編：《紅樓夢》，長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張國星編：《魯迅胡適等解讀〈金瓶梅〉》，遼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與晚明文化》，華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嚴明、田曉春等編著：《中國古代文學史(2)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第3、4卷，華藝出版社，1997年版.

[10]張國星編：《胡適魯迅王國維解讀〈紅樓夢〉》，遼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與欲》，遼海出版社，2005年版.

[12]張業敏著：《〈金瓶梅〉的藝術美》，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13]張國風著：《〈紅樓夢〉趣談與索解》，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5]朱玄編：《金瓶梅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6]王蒙著：《王蒙話說〈紅樓夢〉》，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❽ 中國原子彈之父是誰

中國原子彈之父是錢三強。

一、錢三強（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錢秉穹 ，核物理學家。原籍浙江湖州，生於浙江紹興，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創始人，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中國科學院院士。

二、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39年錢三強完成了博士論文——《α粒子與質子的碰撞》。1946年底，榮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

1948年，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1980年7月24日，錢三強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為題講課。

三、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9歲。

(8)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張炯擴展閱讀：

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說法

1、第一種觀點認為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在社會上的認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後，「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廣為傳播，主要有三條路徑。

一條路徑是通過報告文學這一特殊載體而傳播。在1970年代末的報告文學熱中，錢三強成為重點宣傳對象。1978年9月26日，《文匯報》發表《熱風吹雨灑江天——訪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一文，公開提到「中國原子彈之父」。

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國科學院黨委合作出版《科學的春天》，這是中國科學院部分著名科學家的報告文學集，書中收錄了作家張炯采寫的《向光明的中國前進——記錢三強》。

1987年10月27日，《科學報》發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記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奉獻》。1990年1月，王春江著寫的《裂變之光——記錢三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隨後，《文匯報》、《北京晚報》進行連載，影響甚大。

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錢三強算得上是中國報告文學界的「寵兒」，「曝光」率非常高。「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也伴隨著這種高密度的正面宣傳，變得廣為人知。

第二條路徑是官方媒介的認可和宣傳，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媒體旗幟鮮明地提出和論證了「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錢三強：「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文，這是中國最權威的官方媒體首次正面回應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問題。《人民日報》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認可。

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傳教育局編寫的《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的建設者》一書出版，該書為國慶五十周年而作，記錄了建國以來各條戰線上的模範人物數十位，其中就有《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一文，而對鄧稼先的定位則是「兩彈元勛」。此後，《人民日報（海外版）》於2007年和2009年兩次沿用了「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

第三條路徑則是大眾化的、民間的研究和傳播。包括學術界、科普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出版的書籍、報刊之中，涉及「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內容非常多，這也是當前的主流觀點。

2、第二種觀點認為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此說亦影響甚大。作為傑出的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為中國「兩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張愛萍生前就稱其為「兩彈」元勛。

1986年，在鄧稼先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的事跡經過官方媒體的披露和宣傳開始為人所知；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和獎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病逝。

由於國內媒體大量的宣傳報道，特別是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鄧稼先的充分肯定，有關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於1980年代末開始傳播，至今不時見於書籍與報章之中。

3、第三種觀點認為聶榮臻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最早見於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一書，該書作者是英國人克萊爾•霍林沃思，不過書中並未對此觀點進行深入說明和闡述。

1999年王君編著的《我們的共和國叢書•九天攬月•建設卷》，從聶榮臻統攬全局，領導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角度，認為聶榮臻「不愧為我國的『原子彈之父』」。

此說雖有新意，但卻與人們心目中的「中國原子彈之父」差異很大，因而影響有限。其實，作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傑出領導人，對聶榮臻的評價應當是超越「之父」說的。

4、第四種觀點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一個群體。此說於1980年代中期產生，影響也比較大。1987年，軍旅作家董濱的報告文學《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書出版，該書用7個故事概述了中國原子彈製造過程中，從戰士到將軍，從技術員到科學家，不同行業人們的貢獻。

該書認為：「他們是那樣浩大的一個陣容，即使是七十個故事也難盡述！但是，如果把他們的英名鐫刻在共和國核工業發展的史冊上，那隻需要七個字便可概括——中國原子彈之父。」該書內容較為單薄，還存在不少勘誤之處，客觀地講質量並不高，但由於成書於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冊，主題鮮明，引人注目，還是有一定的影響。這一說法也被張開善先生發揚光大。

2006年，張開善在《中共黨史資料》上發表《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記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功勛科學家》一文，細數王淦昌、鄧稼先、錢三強、郭永懷、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程開甲、彭桓武等科學家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中的貢獻，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學家，而是一個卓越科學家群體」。

此文一經發表，其觀點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體轉載，引起較大反響。

5、第五種觀點認為不存在「中國原子彈之父」。2011年，陶純、陳懷國著《國家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秘密歷程》一書出版，由此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於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影響甚大。

該書著者認為，「當代科學的發展早已不是愛迪生時代，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是一項十分宏大的系統工程，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中國的核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著萬千人的奮斗和創造，輝煌和光榮不屬於哪一個人，卻屬於每一個人，屬於每一個在這條戰線上埋頭苦乾的無名英雄。」

其實，這一觀點與第四種觀點一樣，都強調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結晶。

❾ 湖南大學的文學院怎麼樣

湖南大學的前身「嶽麓書院」，素以培養文史方面的人才而著稱於世。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國立湖南大學文學院擁有如國學大師楊樹達先生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培養了如著名語言學家郭錫良教授等許多優秀的畢業生，在國內高校中享有盛譽。後來由於院校調整，包括文學院在內的純文科被分離出去，大量高水平的教師和珍貴的圖書資料流往外校。
近年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迅猛發展，走綜合性大學的道路已成為高校發展的必然趨勢。湖南大學領導高瞻遠矚，周密計劃，果斷決策，很快設置了「漢語言文學」專業，並於2001年招收了第一屆本科生共72人，被中斷了近50年的傳統重新接續起來。它傳達給人們的，是湖南大學重振傳統文科的決心與信心，是令人振奮的希望與號角。
在湖南大學各級領導和職能部門的關懷與支持下，在全體教師的共同努力下，「漢語言文學」專業設置一年多來，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立「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的條件業已基本成熟。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領導經過反復研究和論證，決定於2002年10月31日正式掛牌成立，並特聘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張炯教授擔任湖南大學文學院的首任院長。

❿ 陝西文科581能上西北大學，吉林大學，湖南大學哪個比較好一些啊（緊急

吉林大學。。。
湖南大學是以工科為主的高校
西北大學是省屬院校，級別比其他兩所低
吉大是部屬、985、211、珠峰工程、全國重點，經常綜合排名在全國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