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湖北教授

⑴ 誰有李四光的簡介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貫地：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回龍山香爐灣 家人：父親李卓侯，姐姐李希賢，夫人許淑彬，女兒李林（中國科學院院士）身份：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
李四光，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

⑵ 王偉的代表作品

⑴ 2000年參編衛生部規劃教材《衛生學》第五版，本人編寫萬字，2001年9月出版,人民衛生出版社
⑵ 2002年參編衛生部規劃教材《衛生學》第五版的配套教材《衛生學習題集》，本人編寫4萬字，2002年9月出版,人民衛生出版社
⑶ 王偉等：生命質量測定方法在計劃生育工作中的應用
《數理醫葯學雜志》 2000,13(5)： 454-455
⑷ 王偉等：住院費用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分析
《中國醫院統計》 1999；6(2)：72-73
⑸ 王偉等：建立回歸方程應注意避免多重共線性
《數理醫葯學雜志》 1999；12(2)：309-310
王偉（北京大學軟體學院數字藝術系動畫教授）
王偉先生是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數字藝術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大型CG動漫插畫刊物[幻想藝術]藝術總監，連環畫藝術家，動畫家和油畫家，動畫美術教育家，王偉先生在[幻想藝術]開辟動漫畫基礎教學欄目，從基本功的詳盡講解到藝術學上的大問題，深入淺出而系統地為動漫初學者和愛好者提供入門課程；為動漫從業者鞏固學識，加強基礎。
北京大學王偉教授為湖北工業大學工程技術學院動畫專業學生作專題講座2007年5月12日，我院影視游戲動畫教研組邀請了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數字藝術系教授王偉老師為動畫專業的師生進行了一次專題講座。講座的內容主要涉及「動畫繪畫的三維意識」、「連環畫構圖與影視鏡頭的關系」、「場景設計與風景素材的運用」。
王偉教授不僅是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數字藝術系碩士生導師、還是連環畫藝術家、動畫家、油畫家，並擔任「幻想藝術」雜志社藝術總監，在「幻想藝術」 雜志社開辟了風靡全國動漫畫基礎教學欄目「王偉教學課堂」，在動漫界影響深遠。
王偉教授的講課嚴謹又不失生動，靈活而講究章法，扎實的繪畫基本功和熟練的繪畫技法，征服了到場的所有師生。在講座結束前，王偉教授還與參加講座的同學們進行了很好的交流互動，王偉教授就同學們提出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全面，透徹的解答。
通過這次講座，同學們普遍對動畫藝術的三維意識、連環畫構圖與影視鏡頭的關系、場景設計與風景素材的運用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明白了影視動畫與連環畫構圖，動漫造型與連環畫形象塑造都離不開扎實的手繪功底，也使同學們開闊了視野，激發了學習的熱情和藝術創作的激情！
馮聯傑副院長、方安吉教授和多位藝術設計學院的老師，也參加了這次講座，並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王偉（杭州市西湖小學教育集團數學教師）男，1981年6月出生，中共黨員。2002年至今一直擔任杭州市西湖小學教育集團數學老師。杭州市教壇新秀，杭州市教改之星，西湖區教壇新秀，曾多次別評為西湖區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西湖區優秀團員，西湖區現代教育技術優秀工作者。多次在市、區級評優課上獲得一等獎，撰寫的教育教學論文也多次獲得區、市級獎項，發表於國家、省、市報刊。是一名素質全面發展的教師。

⑶ 北京大學教授全部名單

1、廖維

戰略管理體系實踐專家 管理學碩士，專著：《先學半個華為》 深圳市慧為方略管理咨詢首席管理顧問 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大等多所高校總裁班特聘講師 江蘇省、吉林省省委組織部科技企業培訓專家庫成員 曾任華為公司管理變革專家，現任多家上市企業管理顧問

2、呂延傑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聯通獨立董事

6、宋敏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7、陳志武

華人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金融學教授，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席教授

8、孫祁祥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兼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主任,兼任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常務理事、中國保險學會理事

⑷ 北京大學哲學系是否有李祥海這位教授是否

自己去哲學系官網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⑸ 陳浩武怎麼成了北大教授

北大邀請的。根據查詢相關信息顯示陳浩武成北大教授是由北大官方在2018年6月出面邀請進入北大當教授的。陳浩武，1952年6月出生，男，湖北黃陂人。畢業於湖北省金融專科學校，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

⑹ 羅新的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男，1963年生，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昆侖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昆侖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於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閑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於》，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綉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日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9月，第247-258頁。
80.《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頁。
81.《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與李泉匯合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頁。
82.《一曲風高奏古宮——讀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國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誌》，載台灣政治大學編《中原與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與葉煒合著）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
《殺人石猜想》，中華書局，2010年5月。
《歷史的高原游牧》，中華書局，2011年1月。 《吳簡研究》第三輯（羅新、宋少華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里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致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范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范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准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復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致，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發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征」，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麼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范圍聯系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盡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志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系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復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復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⑺ 海國虎，藝名筆耕，湖北省洪湖市人，國家一級美術師，一級書法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博士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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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石瑛的人物生平

1905年，他參加了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同盟會，並在英國組織同盟會歐洲支部，為辛亥同盟會元老。
石瑛回國後，歷任大學教授、江漢大學校長、武昌大學校長、武漢大學工學院院長、湖北省建設廳廳長、浙江省建設廳廳長、南京市市長、銓敘部部長、湖北省臨時參議會等職。
石瑛 ，字蘅青，名順松，出生於陽新縣燕廈（今通山縣燕廈鄉新莊坪），祖籍湖北興國州永福里朱家畈(今為陽新縣王英鎮)，為石氏登公裔第八十四世；祖父石凌雲,父親石懷澍，均為儒學書香世第。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
曾任國立武昌大學校長。中國中國同盟會會員，民國官員，曾任國民黨一大中央委員、南京市市長等。被譽為「民國第一清官」、「湖北三傑」。少時，讀書過目成誦。1897年補博士弟子員。1903年，參加湖北鄉試中舉。後游學省城，與田桐、居正等結為盟兄弟。
1904年，石公費赴歐留學。初至比利時，後入法國海軍學校學習海船製造與駕駛專業。與摯友向國華取學校秘藏圖籍，攜至比利時拍照被法國驅逐，又去倫敦大學主修鐵道工程。後回國經田桐介紹，與孫中山建立聯系，不久轉赴英國，以工資讀，學習海軍軍械製造。1905年，與吳稚暉等接受孫中山指示，在英國組成同盟會歐洲支部。
辛亥革命後，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石奉召加國任秘書，總辦禁煙事宜，親自起草禁煙法規。孫中山辭職後，石奉派回鄂主持同盟會湖北支部，並轉為國民黨員，當先湖北省議會議員與國會眾議會院議員。袁世凱竊國。石上萬言書罵袁，名在捕牒中。二次革命失敗後再次赴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礦冶，獲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教授，常與李四光、王世傑等精心研討治術政論之學。1923年任武昌高等師范校長。1924年1月現上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遷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11月，參加北平西山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認為容納共產黨人跨黨參加國民黨，將必使國民黨形成有名無實之軀殼，公開聲明聯俄，不免開罪西方國家，在外交方面亦非明智之策。1926年夏，辭去委員職，赴粵任廣東石井兵工廠工程師。1927年秋，轉任上海龍華兵工廠廠長，為除積弊，增收節支，所產機關槍、迫擊炮同德國克虜伯兵工廠產品不相上下。1928年，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與民政廳廳長嚴重、財政廳廳長張難先意氣相投，合稱湖北三怪。任內主持修築襄（陽）花（園）、漢（口）宜（昌）公路，整頓武漢輪渡。陽新縣韋源口至海口段江堤，十年九潰。石批准列為干堤，由國家撥款修固。1929年冬，任武漢大學工學院院長。1930年12月，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辭退報酬甚巨而無所事事外籍水利、警察顧問數人，矯正盲目崇外陋習，籌建錢塘江大橋與杭州電廠。1932年3月，擢任南京市長。就任之日，避開歡迎儀仗隊，手拎舊提箱，著布衣布鞋入市府，得布衣市長雅號。任內精簡機構，裁汰冗員；嚴格財經手續；多築平民住宅，舉辦平民貸款；扶持舊有緞業，大力提倡國貨；增設校舍，普及小學教育；禁煙、禁賭、禁娼，整飭社會風氣。1933年4月，兼任管理中荷庚款水利經費董事長。1935年4月，日本《朝日新聞》訪華代表團抵南京，汪精衛令市府官員齊到機場迎接，石以有辱國格，憤然辭去市長職。7月，任考試院銓敘部長。平時乘火車坐三等車廂，乘輪船坐統艙，雖為中央委員、市長、部長仍不改三等車主義。家人亦節衣縮食。
1937年4月，石再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努力搶修公路，並籌劃指揮省府西遷。親訪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主任董必武，在應城區縣湯池舉辦湖北農村合作人員訓練班，由共產黨人陶鑄、許子威、沈德純等分管教務與事務。1938年6月辭職，移居建始縣城，組建棉麻生產合作社與糧食加工合作社。
1939年夏，當選湖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通電聲討汪精衛投日叛國罪行。1940秋，陳誠回鄂任省主席，擬逮捕中共地下黨員董冰如（省議員），石巧為周旋，使董安全離開恩施。共產黨員石克繼在宣恩被捕入獄，身患重病，石力保其獄外就醫。陳誠對石多方庇護共產黨人不滿，於省議會上試探，謂恩施中共地下活動頻繁，石老先生看如何處理為宜？石慨然道：胡宗鐸、陶鈞在湖北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人，使湖北元氣大傷。希望辭修主席以保存湖北元氣為宜！董必武電請石設法保護入獄中共鄂西特委書記何功偉，石一再斡旋。陳誠當面唯唯，背後卻密令將何殺害。
1941年春，石抱病主持會議，歷時10餘日，精力久耗，宿疾日深。兼之平時飲食粗劣，胃病更趨嚴重。1943年1月就醫重慶，12月4日病逝。抗戰勝利後，靈柩從重慶歌樂山麓遷葬武昌九峰山。其講話、文稿匯編《石蘅青先生言論集》。

⑼ 李四光的生平簡介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黃岡人，蒙古族，地質學家、教育家、音樂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和奠基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為新中國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元勛，2009年當選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畢業於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1911年，出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1年4月，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952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8年9月，任中國科協主席；1969年4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0年8月，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李四光創立了地質力學，並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年對蜓科化石及其地層分層意義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和「構造體系」概念，建立了「構造體系」的概念，創建了地質力學學派。

他還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三個沉降帶有廣闊找油遠景的認識，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

(9)北京大學的湖北教授擴展閱讀：

人們為了紀念他的貢獻，還做了以下事情：

1、吉林大學前衛校區綠樹成蔭的小路上，依然能夠看到大師的「身影」：一座灰白色雅緻的四層教學樓赫然矗立著，上面印著「李四光樓」四個大字，樓內擺放著先生的塑像。

這不僅僅是一種紀念，更是深深的敬仰。每年的清明節、校慶，學生們都會帶著鮮花，在大師的塑像前深深地鞠躬致敬，祭掃追思。

2、2009年，為了更好地宣揚李四光先生無私忘我的愛國情懷，傳承他對科學一絲不苟、勇於創新的精神，培養更多的地球物理大師級人才，吉林大學地學部成立了「李四光實驗班」。

「李四光實驗班」一改過去單一的以掌握技能、適應社會需要為教學目的，而更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科學素質，每班都會配備國家千人計劃特聘教授或者雙職院士擔任班主任。吉林大學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就曾經是「李四光實驗班」的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