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生育

Ⅰ 李明啟老師有幾個兒子

李明啟只有一個兒子
中文名：王雋
民族：漢族
國籍：中國
1979年—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本科，
1985年—1987年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
工作經歷：
1983年07月—1985年07月鐵路運輸高級法院，
1987年09月—1996年03月石油大學，
1996年03月—2009年01月北京市建元律師事務所，
2009年02月—至今 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
相關資質：律師資格(1989)、獨立董事資格(2008)，
專業領域：訴訟仲裁、公司、知識產權。
工作語言：中文、英文
簡介：
第八屆北京市律師協會副會長；第七屆北京市律師協會理事；第六屆北京市律師協會常務理事；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專家庫成員；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西城區人民法院特邀監督員；
西城區第十四屆人大代表。
成就
代表性學術論文和專著：
組織翻譯、編輯、出版律師事務所管理方面的專著——《律師事務所管理》；
主編了國內首本律師事務所管理方面的論文集《律師事務所管理前沿》；
撰寫了《北京市律師事務所管理評價標准體系及評估指南》；
成果
發表文章：
《律師行業加強勞動合同管理迫在眉睫》、《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律師》，
《正確處理律師事務所總所和分所的關系》、《建立專職管理合夥人制度》，
《關於特殊的普通合夥制的相關問題》、《論律師事務所的文化建設》，
《如何選擇律師營銷模式》、《合夥人關系六面談》、《論如何正確處理合夥人關系》，
《談律師的職業榮譽感》、《律師事務所團隊合作的實務性探討》，
《如何開始你的律師生涯》，
《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的運營機制和分配問題初探（下）》，
《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的運營機制和分配問題初探（上）》，
《論合夥律師事務所的規范化管理》、《律師轉所：必須面對的緊迫問題》。

Ⅱ 不生二胎降工資

若不生二胎，則不能領取生育基金。
二胎，究竟生還是不生？這本就是我們生活中糾結的一個話題，不僅如此，中國政法大學的胡繼曄教授還提出，不僅要設立生育基金，還要徵收丁克稅。

Ⅲ 羅翔一共有幾任妻子

1任。
羅翔一共有1任妻子，羅翔和妻子相識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校園，擁有著甜蜜的愛情、幸福的婚姻。
羅翔是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

Ⅳ 專家如何催你生二胎

邯鄲市復興區民政局這幾天大概很尷尬。他們給新人發的小冊子被曬了出來，裡面滿是歧視女性的內容。我瀏覽了一部分，懷疑它抄襲了「女德班」講義。後來這個民政局回應了，稱小冊子是別人捐的。我猜他們沒仔細看內容，看著「家和萬事興」的標題挺「正能量」，就一拍腦袋發給來領證的新人了。也太不過腦不走心了。

人之所以為人，就不可能只講實用目的，不論精神追求。道理就這么簡單。

Ⅳ 設立生育基金對丁克征稅真能刺激生娃嗎

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似乎越來越不再是夫妻的家庭規劃了。

這幾天，先是河南省柘城縣召開社會撫養費徵收動員會，決定向三孩及以上家庭徵收一年純收入三倍的社會撫養費；福建省福州市一個街道將被催繳2次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對象納入「個人徵信黑名單」。不管是為強化計劃生育，還是為收取社會撫養費，其控制生育的政策用意顯而易見。

再者，這筆基金如何徵收？誰來徵收？按照什麼標准徵收？哪一個機構負責管理？我們能不能信任其管理這筆註定十分龐大的基金？這些都是問題，且至少在目前看，很難有一個妥善的、大家都能信賴的辦法。基金的管理從來都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難題。即便是目前已運行幾十年、相對比較成熟的養老金，也難免出現一些引發爭議之處，更不要說與計生部門業務有關聯的一個新設基金了。若是弄成變相的收費，未免勞民傷財。

至於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的設想，純粹是腦洞大開，甚至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權利，不值一哂。

其實，生與不生，說到底是夫妻的自由選擇和家庭的專屬權利。爸媽可以催催催，那畢竟是出於親情，出於傳宗接代的規訓與文化，兒女們可以選擇順從，也可以選擇軟磨硬抗，但國家機器大可不必剛性介入。

這樣講，並不是說國家不能夠提倡生育，而是說，國家也好，地方政府也罷，還是應該從政府治理層面著手，加強公共產品的供給，提高社會的便利程度，降低老百姓生娃養娃的成本，這樣，生育意願自然會提高，而不至於陷入「低生育陷阱」。

與收費相比，有關部門、專家是不是更應該將關注點放在奶粉、疫苗、上學難、上學貴、房價高等等「市井小事」上？須知，若這些「小事」解決不好，動不動就打收費的歪主意，則生育大計註定無解。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Ⅵ 中國政法大學許傳璽教授什麼時候結的婚啊

中國政法大學許傳璽教授2012年結的婚。許傳璽，男，1965年1月生，漢族，山東日照人，1986年12月入黨，1990年2月參加工作，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專業、哈佛大學法律專業研究生畢業，哲學博士、職業法律博士，教授。

許傳璽的求學之路可以說是堪稱傳奇，因為從大學開始所就讀的學校基本上都是頂級學校，他1965年出生於山東日照，本科就讀於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所學的是英語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後繼續留在北大讀研，只是將專業換成了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

其妻子應該也同樣是學術能力很強的科研人才，同時是一位相當優秀的女子，不僅顏值在線，還很有才，完全配得上「才貌雙全」這四個字，她就是主持人蔡紫。

其他：

妻子蔡紫：1986年8月18日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獲得媒體策劃與運營專業碩士學位，中國內地女主持人、歌手、演員 。

2007年，參加並進入第五屆CCTV電視節目主持人大賽32強。2008年5月，赴汶川地震災區采訪報道，並擔任慈善節目《大愛中華行》主持人。2010年，先後開始主持北京電視台高中生智力競賽節目《SK狀元榜》和中外文化交流節目《北京客》。

2014年，蔡紫擔任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甘泉公益基金形象大使」；6月，與劉秋宏、金巍共同作為愛心大使領航「為明天一起·善行」北京站活動。

以上內容參考：蔡紫-網路

Ⅶ 超生款的專家觀點

「准確地說，計劃生育是謀小康家庭的財，害貧寒家庭的命，但對富人是毫無辦法的，因為富人可以選擇境外生子，對其徵收社會撫養費不過是只紙老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並被征24萬巨額社會撫養費的楊支柱表示。
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個別省改為「社會撫養費」，這主要是政府認識到計劃生育是一種倡導性義務，對於超計劃生育不宜給予行政處罰。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社會撫養費明確地規定下來。
「社會撫養費究竟是行政罰款，還是用於補償社會資源的行政收費，這個問題法律、法規一直沒有界定清楚。」楊支柱對《投資者報》說，「以前直接叫超生罰款，後來為了『入世』，應對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問題的指責，慢慢改為『社會撫養費』，形式上表示對公民生育權利的尊重。」
「實質上還是罰款的性質，而且比以前罰得更厲害，要不然怎麼解釋生三胎按照二胎社會撫養費標准加倍徵收，難道第三個孩子比第二個孩子要多佔用一倍的社會資源？」
「計劃生育可以倡導，但不能強制，公民的生育權利應當屬於基本人權，所以違法生育的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徵收社會撫養費沒有正當依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勛表示。
談及田亮夫婦在港生二胎事件楊支柱認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佔用你什麼資源了呢，陝西計生委的行為很荒謬。」
「以社會撫養費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會的負擔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假設之上。」著名反計劃生育學者易富賢表示，「實際上絕大多數人的一生中所創造的價值總是大於他的消費！」
他認為，田亮夫婦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選擇。「田亮作為運動員身體素質好，符合優生條件，他們將本來可以購買豪宅、名車的財富，用來多養育一個孩子，不但延續了家庭血脈，也是對社會做貢獻。他們的選擇是經得住『生命核算』的。」

Ⅷ 什麼叫社會撫養費，為什麼要徵收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是指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徵收的費用。社會撫養費屬於行政性收費，具有補償性和強制性的特點。
關於為什麼徵收社會撫養費，國家計生委新聞發言人的解釋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我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說「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那麼首先就要對「多出生人口」下一個定義：什麼叫「多出生人口」？從人口學上來說，下一代的人口數量要與上一代保持不變，平均每對夫婦要生2.1個孩子，也就是說：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從人口學上來說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現在很多的「社會撫養費」卻是針對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來說，假定生第二胎確實屬於「多出生人口」，那麼，丁克家庭連一個孩子也沒有，為國家節省下的那部分「社會撫養費」，國家是否應該返還給丁克家庭呢？
第三，按照徵收社會撫養費的邏輯，如果一個中國人移居國外，等於是放棄了在中國的原本屬於他的那份社會公共資源。那麼，國家是否應該對移居國外的中國人給予獎勵？
第四，什麼叫「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如果說超生嬰兒「侵佔了社會公共資源」，那麼非超生嬰兒也一樣「侵佔了社會公共資源」；如果說超生嬰兒「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難道超生嬰兒所使用的「社會公共資源」是社會免費提供的嗎？他們吃的、穿的、用的東西不是父母花錢買的嗎？如果硬要說超生嬰兒「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那麼外國旅遊者及其他外國在華人員也「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要不要對外國在華人員徵收「社會撫養費」？
第五，自然資源和社會公共資源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每個人的，一個富人佔有的自然資源和社會公共資源比一個窮人多幾倍甚至幾十倍。如果說因為「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就要徵收「社會撫養費」，那麼這個「社會撫養費」應該向富人徵收才對，但現在很多的「社會撫養費」是向窮人徵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不知侵佔了多少「社會公共資源」，但從來沒聽說過向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徵收「社會撫養費」！
第六，人不僅僅是消費者，也是創造者，而且通常來說，人的一生中創造的價值大於他消費的價值，也就是說，人的價值是正數而不是負數。「超生嬰兒」長大後，也一樣為國家、為社會貢獻稅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出生嬰兒都有補貼；而「社會撫養費」卻把嬰兒的奶粉錢也要搶走！對超生者進行罰款或徵收「社會撫養費」，這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可以說這是中國的一大發明！
第七，農村地區實行「一孩半」政策，如果一個家庭有一兒一女，並且是先生女兒後生兒子，就不算「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這個家庭不用繳納「社會撫養費」；另一個家庭也是一兒一女，只不過是先生兒子後生女兒，難道就是「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必須向這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
第八，現在「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對象，並不僅僅是針對「超生嬰兒」，而且還包括沒有「准生證」的第一胎嬰兒。同樣是第一胎，難道沒有「准生證」的嬰兒比有「准生證」的嬰兒佔用更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嗎？
第九，很多地方的計生條例都規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基數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徵收的社會撫養費是5萬元，則超生第三胎徵收的社會撫養費是10萬元。同樣是這個家庭的孩子，難道第三胎佔用的社會公共資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嗎？
第十，社會撫養費究竟屬於行政罰款還是行政收費？如果社會撫養費屬於行政罰款，那麼根據《行政處罰法》第29條的規定：「違法行為在二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也就是說，如果超生兩年後未被發現，就不能再徵收社會撫養費了。如果社會撫養費屬於行政收費，那麼超生就不是一種違法行為，計生委官員所說的「黨員幹部、社會公眾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這種說法就站不住腳了。

Ⅸ 巨額社會撫養費去向

近日，體育明星田亮夫婦在港生「二胎」事件引發輿論關注。4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稱陝西省計生委已針對田亮夫婦生二胎展開調查，而田亮人事關系所在的陝西省體育局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承認計生委工作人員已來到體育局了解情況，大約一周內會有結果。

據《陝西省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實施辦法》規定，如果認定超生，將以當事人所在地公布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基數，一次性徵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本人實際收入超過基數的，應當加收超過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依田亮夫婦現在的年收入估計，這個罰款很有可能達到幾百萬元。

長期研究計劃生育的獨立學者何亞福對《投資者報》表示，「從1980年到現在，若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徵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由此可以計算得出：1.5億至2億超生人口的超生罰款總額是1.5萬億至2萬億元。」

「准確地說，計劃生育是謀小康家庭的財，害貧寒家庭的命，但對富人是毫無辦法的，因為富人可以選擇境外生子，對其徵收社會撫養費不過是只紙老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並被征24萬巨額社會撫養費的楊支柱對《投資者報》表示。

近年來，「社會撫養費」這個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利器」正在成為公眾關注和爭議的對象。

名不正言不順的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從它誕生那天開始就是不合時宜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22，遠低於我們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過低，我們要做的應該是鼓勵生育，哪裡還需要用社會撫養費來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資者報》記者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校園見到因生二胎被該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個女兒，被海淀區計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徵收社會撫養費，共24萬余元。他曾兩次向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均認定海淀區徵收決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銀行卡兩個月之後，已採取強制措施劃走了卡內的相應額度的錢款。

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訴記者, 他研究計劃生育已經二十多年了，當時還沒有結婚。今日「遭此搶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長期批判計劃生育並且拒絕妥協惹的禍。」

「生第二個小孩不是為了抗議計劃生育，但我認為懷了孩子墮胎是滅絕人倫的，所以堅持要把孩子生下來。」面臨學校解聘，計生委催逼「罰款」，他曾試圖賣身交罰款，但從來沒有為生二胎後悔。

徵收社會撫養費的理由是什麼？國家計生委的官方解釋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考察社會撫養費的歷史演變，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個別省改為「社會撫養費」，這主要是政府認識到計劃生育是一種倡導性義務，對於超計劃生育不宜給予行政處罰。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社會撫養費明確地規定下來。

「社會撫養費究竟是行政罰款，還是用於補償社會資源的行政收費，這個問題法律、法規一直沒有界定清楚。」楊支柱對《投資者報》說，「以前直接叫超生罰款，後來為了『入世』，應對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問題的指責，慢慢改為『社會撫養費』，形式上表示對公民生育權利的尊重。」

「實質上還是罰款的性質，而且比以前罰得更厲害，要不然怎麼解釋生三胎按照二胎社會撫養費標准加倍徵收，難道第三個孩子比第二個孩子要多佔用一倍的社會資源？」

「計劃生育可以倡導，但不能強制，公民的生育權利應當屬於基本人權，所以違法生育的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徵收社會撫養費沒有正當依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勛對《投資者報》表示。

談及田亮夫婦在港生二胎事件楊支柱認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佔用你什麼資源了呢，陝西計生委的行為很荒謬。」

「以社會撫養費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會的負擔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假設之上。」著名反計劃生育學者易富賢對《投資者報》表示，「實際上絕大多數人的一生中所創造的價值總是大於他的消費！」

他認為，田亮夫婦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選擇。「田亮作為運動員身體素質好，符合優生條件，他們將本來可以購買豪宅、名車的財富，用來多養育一個孩子，不但延續了家庭血脈，也是對社會做貢獻。他們的選擇是經得住『生命核算』的。」

Ⅹ 政法大學教授如何解釋「丁克稅」

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的署名文章，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盡量實現二孩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隨後，又有媒體報道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

該報道中，胡繼曄表示，發達國家為了鼓勵生育都會對生育進行補貼，因此建議設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應該交生育基金。過去中國採取計劃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但是未來鼓勵生育，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征稅」。

「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征稅」的觀點，再次推動話題受到熱議。8月17日下午，紅星新聞記者聯繫到中國政法大學胡繼曄教授。他說，上述報道並非其真實觀點表達，屬於誤讀。他認為，國家應當設立鼓勵生育的基金，但錢應該由過去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等來負擔，而絕不是讓大家來交。

「原先的計生罰款，罰了好多錢，都哪兒去了？」胡繼曄解釋，設立鼓勵生育基金的觀點不是他提出的，是《新華日報》刊發的相關署名文章作者提出的。對於文中提到的「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的做法，他自己堅決反對，這個觀點是不對的。

「張藝謀就交了700多萬的社會撫養費，這些錢用到哪裡去了？設立生育基金應該由這些錢來負擔,不足部分可以財政補貼。」胡繼曄說。

記者查詢到，2014年2月7日，無錫濱湖區委宣傳部通過官方微博宣布，當天中午，濱湖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收到了陳婷、張藝謀繳納的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費7487854元。根據國家相關規定，無錫市濱湖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將上述款項已上繳國庫。

無法設立專門的「丁克稅」

對於丁克家庭，胡繼曄說，無法設立專門的「丁克稅」，但可以從個稅抵扣的部分實現對其「懲罰」或「不鼓勵」。「如若丁克家庭沒有撫養的小孩或老人，其抵扣就少，交的個稅自然就比別人多；養孩子比較多的家庭，養孩子的費用通過抵扣後其交稅就少。養老人多的家庭，其交稅也應該少。」胡繼曄表示，他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不是因為聽到罵聲才改口的。

在熱議中，有網友提出，在治理相關問題時，不應該總將視線盯住百姓的口袋。

對此，胡繼曄解釋，徵收個人所得稅已實施多年，對於不同撫養負擔的家庭本就應該區別對待。不養孩子的比養孩子的多交點個稅是正常的。個稅法的修改草案也提出了「專項扣除」概念，包括教育支出。

生孩子意願低在於成本收益考慮

為什麼大家缺乏多生孩子的意願？胡繼曄分析認為，根本原因是在成本收益方面的顧慮。大家相對來說都比較理性，生孩子馬上要花錢，買奶粉、尿不濕等，不久還要上幼兒園，如果這部分開支由國家來承擔，那麼很多人就願意生了。

「將來的收益到底是什麼？不知道。因為等到長大以後，還有太多不確定性，但是成本是現實的，收益卻是不確定的，這就是年輕人經過成本收益分析後不願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胡繼曄表示，因此，我們要一方面進行鼓勵，另一方面在個稅問題上進行「不鼓勵」，鼓勵多生，不鼓勵少生。減少養孩子的成本，就可以鼓勵多生孩子。

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