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歷史系老一輩教授樑

⑴ 有沒有人知道陳序經老先生的事跡

文化學派大師陳序經
曹煥旭

在南開大學的聲譽和成就中，凝聚著各學科的創建人及不同歷史時期學術帶頭人的辛勤勞動和奉獻，陳序經教授就是這些人中，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一位。

一

陳序經（1903－1967），廣東（今海南）文昌縣人，現代著名的社會文化學大師，社會歷史學家、教育家。他出生於華僑商人家庭，早年先後就學於海南文昌致遠小學、新加坡育英小學、廣東嶺南中學、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1925年發表《讀志隨筆》，同年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社會學，1926年獲碩士學位，1927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現代主權論》）。1928年學成回國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1929年與嶺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班學生黃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結婚，後同赴德國繼續深造，先在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主權論及社會學，後轉到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院研究國際公法。為了便於廣泛的搜集資料，深入開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這期間又學習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計劃在德國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後，繼續到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學習考察，因1913年父親病重，放棄在歐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國繼續任教於嶺南大學，兼領中山大學的教席。
陳序經1934年接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聘請，任研究教授主持該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參與籌建北大、清華、南開聯合建立的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又隨校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兼法商學院院長，同時還兼領已內遷到達重慶北碚的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聯大結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復校為止。其間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應邀赴美講學一年，前半年到美國各地講中美關系和國共合作，後半年在耶魯大學主將主權論。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學院院長及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復校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嶺南大學校長。但每年仍回南開從事三四個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時，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並，陳序經任中山大學籌委會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主持籌建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為中山大學副校長，1962年暨南大學在廣州復校後兼任該校校長。1964年8月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7年2月19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南開大學逝世，享年64歲。

二

陳序經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東南亞史專家和民族史專家。他從社會學家的視角出發，利用現代社會學的科學方法，研究民族歷史和現狀，取得了多項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他的《暹羅與中國》一書；1948年《南洋與中國》中文本由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嶺南大學又出版了他寫的《越南問題》；解放以後寫成《匈奴史稿》、《東南亞古史研究八種》及《西雙版納歷史釋補》。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擬出近百萬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過部分修訂，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序經教授對匈奴史的關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學時期，他聽勞師提到對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國還是個空白，匈奴西遷的去向是一個歷史的謎點，於是就立志解開這個謎，填補這個空白。他所到之處都注意搜集有關匈奴史的資料，特別是在德國留學期間，搜集到西方學者對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關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紹了有關匈奴歷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過深入的研究，描繪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環境、經濟生活、宗教意識、語言和政俗、文化觀念等各個方面，論述了匈奴族的興起、強盛、遷移與衰亡的全過程，是到目前為止有關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資料最多、涉及面最廣、學術水平最高的一部專著。該書出版發行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92年獲國家授予的古籍研究與出版獎。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下兩冊，1992年由台灣、香港商務印書館與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聯合出版，同時在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發行。這是陳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從事東南亞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東南亞古史初論》、《越南史料初輯》、《林邑史初編》、《扶南史初探》、《猛族諸國初考》、《禪泰古史初稿》、《藏緬古國初釋》、《馬來亞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種。其中七種60年代曾經在香港內部出版發送。各書內容大體包括各古國的歷史沿革、地理方位、種族源流、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對外關系等方面。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早有往來，中國古籍中對東南亞的記載，史不絕書。陳序經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書中挖掘寶貴的資料，以此為主幹，輔以當地的有關資料和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結合自身對東南亞各地的多次實地考察，進行綜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寫出這八部富有特色、頗有創見的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學術界全面研究東南亞古史的開拓者，受到歷史學界的普遍贊譽和尊敬。

三

陳序經對文化學和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他在十幾年中，廣泛搜集中外史料，運用現代社會學的科學分析方法，構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一套系統的文化學理論，以此為基礎對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力排眾議，全力提倡學習西方，是我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盤西化論」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學術界對於文化問題的討論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類文化現象，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國家昌盛以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這樣一些問題成為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陳序經教授生逢其時，在我國現代全面接受東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學者中，又有自己獨特的經歷，這就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全面而深入的接受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國讀書時便對文化問題尤為注意，在德求學期間，就寫了一篇洋洋大觀德《東西文化觀》，接過了胡適1929年首先舉起來但隨後又表示放棄了的「全盤西化」的旗幟，沖入中西文化辯論的中心戰場。
1931年底，陳序經先生在《東西文化觀》的基礎上增訂補序，寫出8萬字的《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由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了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在南方思想界引發出一場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論。剛滿30歲的陳序經，初入學術界就引起人們的關注。為了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1934年8月陳序經來到當時已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南開經濟研究所。1935年出版《鄉村建設評議》一書。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納松、武堉平、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墉、薩孟武、樊仲雲等十教授，聯名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重要文章，強調要加強「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對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西化」主張。陳序經以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身份寫了《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指出「十教授對於文化的意義，簡直尚未弄明白」，對「文化」的概念混亂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骨子裡則是「復古與守舊」。全國文化思想界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規模的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設方向的大論戰。
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地處比較安定的後方，少有交往應酬，陳序經正是利用這個時機，對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關文化學的材料及論戰中所積累的心得，進行了集中整理，深入開展對文化學的材料及論戰中所積累的心得，進行了集中整理，深入開展對文化學的研究工作。在聯大社會學系，陳序經還正式開設了「文化學」課，這是在我國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學列入大學課程。1944年陳序經又利用赴美的機會，繼續搜集文化學方面的材料。回國後對在聯大開文化課的講稿進行整理，寫出《文化學概觀》由商務印書館於1947年出版。
陳序經對社會文化學的深入研究，確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正如《南開今日》上所指出的：「陳先生的研究工作……現在最成功的還是文化問題的研究」，「陳先生講授社會學特別著重文化，如果我們說清華的社會學是正統學派（吳澤霖先生講），北大的社會學是唯物學派（許德珩先生講），那麼南開該是文化學派。以社會學而論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陳序經教授是我國現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可以1952年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他堅持教育救國，提倡全面學習西方；後一階段執行的是社會主義教育方針。
早在30年代，陳序經就提出「教育是各種建設的根本問題」，積極撰寫文章宣傳自己要全面學習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還是一位嶺南大學29歲的副教授，就在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上發表了題為《對大學教育方針的商榷》的文章，對廣州教育專家在中山大學開會提出的關於「停辦文科，或減少數量，同時多設職業學校，以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的有關議案提出質疑，認為「大學教育是為學問而學問的，職業教育是為致用而學問的」，兩者都應當提倡，不應顧此失彼；辦教育應當文、理、工、農、醫合理安排，同時並舉。
1935年或1936年陳序經在給南開大學學生出版的刊物上寫的一篇《讀書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學生讀書做學問要做到「口到」：要讀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聽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腳到」：利用腳力去做實際調查工作。抗日戰爭中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寫的一篇《釋現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學校要培養的是適應現代生活的專門人才，這就「要有強壯的身體」去「振興民族與捍衛國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講究學問」，獲得「豐富的經驗與高超的知識」，「也要有強壯的身體」。
1947年下半年，針對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提出的，發展中國大學十年計劃與對記者發表的關於學術獨立的談話，陳序經先後發表了《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公論耶？私論耶？》、《論發展學術的計劃》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適先生建議的那樣少派留學生，用省下來的錢重點支持五所大學，而應當從別處籌款重點支持所有大學中辦得好、水平高得學院或系科；留學生還應該堅持派赴，而且應多向西方派留學生。還提出大學或系科得設置不能過於集中到平、津、滬等少數地區，應從實際出發，根據條件和需要在全國進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學校都是為社會培養人才，應當鼓勵和支持私立學校辦學。
解放以後，特別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陳序經認真學習共產黨得教育方針，努力工作，堅持進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專長，用於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建設上，參與制定教育規劃和學校工作條例，為國家做出了新的貢獻，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開「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難於提高；政治、財經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於提高水平。認為辦包括文、理、農、工、醫的綜合性大學的方向沒有錯誤，應當堅持。1962年他在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對於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見》，系統地闡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視基礎理論教育；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要充分認識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寬專業基礎，提倡文科學生選一兩門理科課程，了可學生也要學習文科知識，以拓寬視野，能從不同角度觀察與思考問題，提高整體素質和水平；要保證教師與科研人員必要地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時間；允許教師在有餘力的時候從事學校規定之外的學術研究工作。

五

陳序經教授為人正派，治學嚴禁，有許多優良作風和高貴品質，是後人應當學習的。
陳序經堅守自己的信念，不趨炎附勢。解放前他奉派出國前，上級指示他加入國民黨，被斷然拒絕。上學時因堅持不入宗教，寧願轉出教會所辦的學校；就是在做了教會學校校長時，他仍堅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後他在政協會議上，積極參政議政，及時參政議政，及時提出自己的意見，供領導決策參考。
陳序經重視從實際出發，注意作社會調查。1934年到南開以後，頭一項工作就是規劃主持「工業發展對社會影響的調查」，親自帶人去河北高陽、廣東順德等地調查。抗日戰爭爆發時，他還在順德調查現場，直到順德陷落，他才與同仁倉促離去。他到歐美、東南亞各地及祖國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機會考察所到之處的社會方方面面。他積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會文化學、歷史學及教育學上的研究，得益匪淺。愛護珍惜圖書，刻苦勤奮，這是有成就的學者的共同特點，而在陳序經身上顯得尤為突出。早年在德國留學時，就在和自己的藏書一起照的一張照片旁寫上「寧當窮鬼，不售此書！」在中山大學工作時，有人動員他讓出一部分線裝書，他說：「我的書是不賣的！」他兼職多，社會活動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點到7點的讀書寫作一直雷打不動，從不間斷。抗日戰爭時在昆明，工作教書的空隙之中他又寫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文化學專著，同仁友好對他勤奮刻苦的精神無不深表欽佩。
陳序經關心別人助人為樂的事跡很多。他對教授們說：「我這個校長是為你們教授服務的。」他說到做到，耐心接待來訪；資助有困難的教師、師生直至馬路邊討飯患病的女孩；認真為同事調解家務、關照病人，有的幹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幫助找大夫診治。此類的事情舉不勝舉。他對自己和家人，一向嚴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與言教下成長起來的一子四女都已經成為國家的專業技術人才。
陳序經先生謙虛克己，始終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學者，但當有人稱贊他所寫的東南亞古史的時候，他仍謙遜地說：「我主要是作為一個東南亞古史研究的資料員，先把有關方面的資料整理一下，作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參考。作為一個資料員，我也沒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擬出來以後，他多方徵求史學專家的意見，准備修訂，可惜他過早地去世。
陳序經教授終生獻身於祖國地教育文化事業，使他成為我國現代社會文化學界歐美學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師級地名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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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歷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廣東順德縣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游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余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余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志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余審》、《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顧頡剛
(1893～1980)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無悔、天游、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勞育、康爾典、周、武興國等。江蘇蘇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國哲學門，1920年畢業留校，以助教名義任圖書館編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與王鍾麒（伯祥）合編《新學制本國史教科書》，與葉聖陶合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回北京大學，任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先後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以後，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顧頡剛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傳」、「紀」不可信的思想來自崔述，「經」不可盡信的思想來自姚際恆，治學要融會貫通的思想來自鄭樵。他用歷史進化論的尋求事物演變線索的治學方法學自胡適，對今、古文家的看法則受之於錢玄同。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給他深刻的影響，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壞偽古史。1909年，他有志於考辨偽古史，從事資料搜集、積累。1914年始作筆記，記錄讀書心得，終生不輟，計約二百冊，四百餘萬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冊，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計劃推翻偽古史。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史學界的激烈爭論。以後，將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辯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八冊。
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上所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①打破民族出於一統的觀念；②打破地域向來一同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把崔述的「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之說發展為系統的理論認識，為考辨古史傳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國辨偽史上劃時代的發展。
他對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許多種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並到一起,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禹貢》的九州 《堯典》的流放四罪之處、《史記》的黃帝所到的四方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個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他以為研究古代地理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作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為了促使史地學者鑽研中國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於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在他領導下，學術研究成績卓著，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稱之為《禹貢》派。
他把考定古書著作的時代作為研究古代神話、傳說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為此,他對《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墨經》、《山海經》、《穆天子傳》、《戰國策》等書的著作時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訂。他在觀看各種戲劇和搜集整理歌謠時，注意到小說、戲劇、歌謠中故事的隨時隨地變化性，認為研究這一變化過程可以印證古史傳說的變遷。他對吳歌、孟姜女故事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香會、廟宇、神道、婚喪禮節等也作了調查研究。他又熱心於創辦研究民俗的團體和刊物，1926年在廈大創立風俗調查會，1927年創辦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民俗周刊》，編印《民俗學會叢書》。1936年又在北平創辦風謠學會。此外,他亦重視邊疆問題的研究1938年為昆明益世報編《邊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創立中國邊疆學會。同時,他又先後主編學術刊物《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和《文史雜志》。
1949年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書》,作成《周公東征考證》和《校釋譯論》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極富，已出版的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略》）、《三皇考》、《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吳歌甲集》、《蘇州史志筆記》、《西北考察日記》、《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顧頡剛選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等。

何茲全
(1911～ )
[] 中國歷史學家。山東菏澤人。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去日本留學，翌年因病回國。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資助，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並在該系講授「中國通史」課。1941～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審。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7年赴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受霍普金大學資助，協助法蘭西斯教授將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翻譯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後回國，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茲全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表《魏晉時期庄園制的芻形》、《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時期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論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依附關系的出現和盛行。以後，他又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魏晉封建說的主張。此外，他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80年代，他又發表《佛教經律中關於寺院財產的規定》和《佛教經律中關於僧尼私有財產的規定》兩文，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創見,對世兵制魏晉中軍孫吳兵制十六國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諸問題，他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會及古代向中世紀演變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部分,對西周封建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和亞細亞型東方社會說提出不同意見，並就「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同與異」發表獨到見解。
作為訪問學者，他於1987～1988年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
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和北京史學會的理事、副會長和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兼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西方文化研究》主編。他發表的論文，一部分已收入《讀史集》和《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

侯外廬
(1903～1987)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平遙縣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於北京。出身於書香人家，自幼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求學，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1930年，侯外廬經莫斯科回國。初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回到關內，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一面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面從事學術研究，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侯外廬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對上下幾千年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體系，開創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其主要特點是：①注重對歷史做整體的、動態的研究。②依據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社會的發展路徑。指出「亞細亞的古代」不同於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於後者是國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則是國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維新）。而氏族制的遺留，規定了國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於倫理道德的賢人作風；舊傳統遂又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巨大惰力。③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國有制）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以及定於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會根源。④與土地權力相聯系，皇族地主占據了封建社會整個階梯的頂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權的一面，又有對抗皇權的一面。庶族地主則更多地擁護皇權。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彼此勢力之消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會不同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⑤對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維護封建主義的正宗思想，更注重發掘不為人所重視的「異端」思想和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⑥強調以法典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是以秦漢之際一系列法律形式為標志；唐代的兩稅法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標志，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志。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下卷)、《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合著，五卷）、《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宋明理學史》（上、下卷）、《韌的追求》（回憶錄）等。
侯外廬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晚年，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等。他還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譚其驤
(1911～1992)
[] 中國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生於奉天府(今遼寧沈陽)。1930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1932年起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同年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他又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任理事,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部由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權威最精確最詳細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他主持編纂《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這將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個專題的綜合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長期從事中國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開設過中國通史斷代史史學史、文化史、專著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名著選讀歷史地理研究法等課程，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代疆域政區、都市、河流湖泊的變遷，海陸變遷，人口、民族的分布和遷徙，文化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古籍注釋，地理學史、遼史及歷史人物等方面。已發表的百餘篇論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的結論，其中如對秦漢政區、晉永嘉之亂後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貴州古代楊保族的歷史、徐霞客（見徐弘祖）的學術貢獻、西漢前黃河變遷史、東漢以後黃河安流的原因、雲夢和雲夢澤的變遷、上海的海陸變遷和開拓過程、馬王堆出土古地圖研究、《漢書地理志》選釋、《山海經》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2年前的主要論著已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還主編有《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等。此外，譚其驤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並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系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復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考著有氏編鍾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李學勤
(1933～ )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該所副所長。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1985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李學勤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他從1975年起先後參加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竹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李學勤曾多次前往歐美澳、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考察研究當地公私收藏的中國古代文物,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國所藏甲骨集》,同時准備出版有關歐洲所藏青銅器的專著。已出版的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中國青銅器的奧秘(1980)《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學初階》(1985)、《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主編,1985～1986)等,論文迄今已發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論殷代親族制度(1957)《戰國題銘概述》（1959）、《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1977)、《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1981)、《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1983)、《對古書的反思》(1986)等。

⑶ 章文欽的人物生平

1951年10月27日 生於廣東省汕頭市
1959年9月至1970年7月 汕頭市讀小學、中學
1970年9月至1978年9月 韶關制葯葯廠工人、幹部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 中山大學歷史系讀大學，獲學士學位
1982年8月至1988年9月 擔任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戴裔煊教授的學術助手，直到戴先生去世
1985年6月至1991年4月 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
1991年5月至1999年6月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99年6月至現在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1998年至2003年 中山大學歷史繫世界古代教研室主任

⑷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名家小傳

1924年孫中山先生創辦國立廣東大學。學校初設之初，即設有文科、理科、法科、農科四個科，及預科（設文、法、理、工、農5科組）。原國立廣東師范高等學校分設為文科和理科。文科共設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史學、哲學四學系。史學系（1935年5月史學系改稱歷史系）是國立廣東大學最早設立的系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史學界著名的學術大師。1926年受聘於中山大學，1928年1月，傅斯年教授創辦的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成立，此為全國的首創，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是以該所為班底籌備而成立的。1928年11月，傅斯年教授離開中山大學。
顧頡剛（1893——1980），史學界名家。1927年4 月來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11月顧頡剛教授發起成立民俗學會，此為中國第一個成立的民俗學會。在中山大學期間，顧頡剛教授完成了他有名的民俗學叢書《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9年顧頡剛教授遷返北平。
陳功甫（1890—1942），中國歷史學家。1920年夏始，先後在中山大學前身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大學主教中國史學史，1926年始，任中山大學文史教授兼史學系主任，1931年，繼續任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著力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近代史學科教研先驅。
楊成志（1902——1991），1928年起到中大史學系任教，1935年任研究院秘書長文研所和人類學部主任。1946年取消學校研究院後，1947年成立了歷史學研究所，設歷史學部和人類學部，楊成志教授以歷史系兼人類學部主任，並於1948年8月以人類學部為基礎，創辦了人類學系並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由楊教授帶隊，人類學系調往北京並入中央民族學院。
朱謙之（1899——1972），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1932年8月，正式受聘為中山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1952年調任北大哲學系教授。
岑仲勉（1886——1961），以隋唐史和西北史地最具影響。1935年6月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1948年7月被聘為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是50年代全校為數不多的二級教授之一。此後岑仲勉先生一直在中大任教直至逝世。
劉節（1901——1977），我國古史研究的著名學者。1946年入中山大學任歷史學教授終其身。1956年在全國教授評級時，被定為二級教授。任教中大時，一度擔任史學系主任和古物館主任。
戴裔煊（1908——1988），主要學術領域集中在民族學和歷史學，並為中葡關系和澳門史研究的著名先驅。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學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繼續擔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錫祺（1912——2007），1946年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工作。1979年春，參與組建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1986年升格為研究所），並任主任。陳教授為孫中山先生研究專家。
蔣相澤（1916——2006），1951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終其身。蔣教授長期從事世界史特別是國際關系史和中美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1982年蔣教授被美國達特瑪斯學院授予蒙哥馬里研究員稱號，1955年被美國傳記學會授予國際文化榮譽證書。
陳寅恪（1890——1969），一代史學宗師，對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學、史學方法等方向作出了重要貢獻。1944年被聘為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1949年到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與中大合並，陳寅恪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梁方仲（1908——1970）為中國著名經濟史學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院系調整後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直至逝世。
楊榮國（1907——1978），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專家和歷史學家，1953年院系調整時，楊榮國教授隨湖南大學歷史系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歷史系中國史教研組主任。1956年度任歷史學系主任。1960年復辦的哲學系開始招生，楊榮國被任命為系主任，把原歷史系中國思想史教研組原班人馬轉歸哲學系。
陳勝粦（1937——2003），1958年留校中山大學，1985年晉升為教授。1983年至1995年為歷史系主任，1991年至2003年為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陳勝粦教授聯合多方重要學術力量，主持創辦了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並成功爭取愛國華僑姚美良先生捐資1200萬元人民幣建起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大樓「永芳堂」。1991年起被評為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⑸ 吳滔的簡介

貫籍：浙江省杭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入選廣東省高等學校「千百十工程」第四批培養對象（校級），2011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2年，入選廣東省高等學校「千百十工程」第七批培養對象（省級）。
教育經歷：
1987.9－1991.7 蘇州鐵道師范學院歷史學學士
1993.9－1996.7 南京農業大學農學碩士
2000.9－2003.6 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
學位（專業）：歷史地理學博士
工作簡歷：1991.8－2000.8 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
2003.7－2005.6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2005 .7-2010.12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10.12-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⑹ 江應梁的人物生平

江應梁先生幼年坎坷，家境貧寒。但他好學上進，於1925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學預科，次年升入本科。大學期間，江先生博覽群書，並撰文投稿，發表了不少文章。1932年大學畢業後留暨南大學附中教書，兼任暨大南洋文化事業編輯部幹事。1936年，江先生憑論文《研究西南民族計劃》考入中山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組，師承朱謙之和楊成志先生。在中山大學研究院學習期間，江應梁先後到粵北瑤山、海南島五指山、雲南德宏傣族地區作田野調查，考察研究瑤族、傣族及黎苗關系問題，他在雲南徵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拍攝了許多資料照片，撰寫了《雲南西部的「擺夷」研究》等多篇論文。他徵集的民族文物和拍攝的照片在廣州、香港展出後，受到學界和社會的一致好評；撰寫的《雲南西部的「擺夷」研究》作為畢業論文參加答辯並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講授中國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課程。
抗日戰爭爆發後，江應梁為中山文化教育館撰寫的《抗戰中的西南民族問題》一書，作為該館抗戰叢書第53種出版。中山大學遷到雲南徵江後，江先生也遷居徵江，此間他多次帶學生到徵江、昆明、路南、武定等地作少數民族田野調查。1940年中山大學遷回廣東，江應梁留在雲南並接受了三個任務：一是到重慶為民國政府教育部開辦的邊疆民族訓練班和邊疆學校教授3個月的中國民族史；二是入大涼山調查彝族社會；三是調查西雙版納傣族。江應梁不畏艱險，深入大涼山腹地和西雙版納地區考察，順利地完成了這三項任務。1947年2月，江應梁回到廣州，受聘為中山大學、珠海大學教授，並兼任珠海大學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間，他根據多年的調查整理並出版了《西南邊疆民族論叢》、《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擺夷的生活文化》等三部專著。後兩部書成為研究彝族、傣族歷史文化的經典之作，現被不少大學列為人類學、民族學和民族史專業的研究生必讀教材。
1948年10月，江應梁受雲南大學聘請，任雲南大學教授，先後教授文化人類學、傣族史、彝族史、彝族社會、暹羅史、中國民族史、民族史等專業課程。江先生上課以調查所得的事例為題材，內容翔實，講解生動，深受學生歡迎和喜愛。同時，他還深入滇南進行民族調查，根據豐富的調查資料寫成了《滇南沙甸回族農村調查》。
1950年江應梁參加了中央民族訪問團並任團委，到雲南武定、麗江、維西、芒市等地訪問；1951年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1953年雲南大學院系調整後，江先生轉而研究民族史。他把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與民族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發表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結合》、《人類學的起源及其在我國的發展》等文，出版了《百夷傳校注》、《明代雲南境內的土官與土司》等兩部著作。「文革」期間，江應梁被誣為「牛鬼蛇神」而曾遭迫害。 1979年江應梁參與籌建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歷史研究所並任所長。1984年，江先生被聘為雲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帶出了一批優秀的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我省第一位研究民族史的女博士方慧教授。同時他的巨著《傣族史》出版。該書是他長期從事傣族研究的結晶，榮獲雲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晚年以來，江應梁先生不顧年邁體弱，在他的學生林超民博士等人的協助下，從已經發表的百餘篇文章中挑出22篇經典論文整理成《江應梁民族研究文集》。同時，他還組織編寫《中國民族史》。終因積勞成疾，於1988年12月與世長辭，享年79歲。江應梁一生教書育人，筆耕不輟，為雲南大學培育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師，對中國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⑺ 誰有陳寅恪的資料

陳寅恪生平簡介

陳寅恪（1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准確破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志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⑻ 中山大學的介紹太不準了吧 沒有一個院士

歷史上有多少名院士就不講了，中大現任院士如下：
中國科學院院士：
計亮年專 許寧生 蘇鏘 陳小屬明 曾益新 孔祥復 石鍾慈 陳新滋 鄭度 徐至展 黃榮輝
中國工程院院士：
林浩然 孫玉

⑼ 謝湜的簡介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本科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讀博士，於2009年獲博士學位，由中山大學「百人計劃」引進至歷史學系任教。入選中央組織部「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和中山大學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基地刊物《歷史人類學學刊》執行主編，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講授《中國古代史（下）》、《中國歷史地理》、《中國環境史》、《區域歷史地理》等課程，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明清史、社會經濟史等領域的研究。

⑽ 仙逝是什麼意思（著名歷史學家蔡鴻生先生仙逝）

南都記者從相關方面獲悉，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蔡鴻生先生於2月5日16時30分左右仙逝，享年88歲。

蔡鴻生教授生前與恩師陳寅恪先生雕像合影。他曾著有《仰望陳寅恪》。

多位專家學者表示沉痛哀悼

蔡先生仙逝的消息傳出後，多位專家學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沉痛哀悼。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黃仕忠先生在朋友圈發文哀悼：「蔡先生把學而優書店當做自家書房，每天至少一趟。哲人其逝，唯留背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榮新江先生在朋友圈發圖文哀悼：

上海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堅先生在朋友圈發文哀悼：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王馗先生在朋友圈發文哀悼：

曾受教於陳寅恪、岑仲勉二先生

蔡鴻生先生於1933年在廣東省汕頭市出生，是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長期從事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最突出的史學成就聚焦在中外文化交流領域，包括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嶺南佛教；廣州與海洋文明以及歷史研究的學理與方法等。

蔡鴻生先生是中山大學中外關系史學科的資深教授，曾受教於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岑仲勉等先生。蔡鴻生先生在中國與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關系等領域，進行過廣泛而具體的研究，多有創獲，形成了鮮明的治學風格。

蔡鴻生先生代表作之一《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季羨林先生作序，顧廷龍先生題簽。

蔡鴻生先生生前為人謙和低調。他曾經說過，「學問是一個望不到邊際的認識領域，有起點而無終點。即使是大師巨子，也不敢宣稱自己什麼時候到頂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學海無涯』『學無止境』一類話，作為古代學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時代依然保持著它的棒喝作用，但願不會被當作耳邊風。」

南都記者周佩文 朱蓉婷